三、缘气入情——太康文风的熔铸

在傅玄、张华等第一代文士的努力探索下，西晋文学自己的面目慢慢地清晰了。西晋文学第二代文士如潘岳、左思、陆机、陆云、石崇等人，在“情”的世界中东征西伐，拼力拓展。所谓“情的世界”，即刘勰判断的“采缛于正始，力柔于建安”。由于地域文化的原因，西晋泰始、太康时期形成了两个不同的文学风气：即洛中文风和吴地文风。

（一）洛中文风——清丽华靡

西晋泰始、太康时期，洛阳作为政治文化中心，文士汇聚其间。傅玄于咸宁四年（278）去世，张华一跃为洛阳的文学领袖。钟嵘在《诗品》中评价张华说：“其源出于王粲。其体华艳，兴托不奇，巧用文字，务为妍冶。”⁽³⁰⁾评价潘岳说“其源出于仲宣。《翰林》叹其翩翩然如翔禽之有羽毛，衣服之有绡縠。犹浅于陆机。谢混云：‘潘诗烂若舒锦，无处不佳，陆文如披沙简金，往往见宝。’嵘谓益寿轻华，故以潘为胜。《翰林》笃论，故叹陆为深。余常言陆才如海，潘才如江。”⁽³¹⁾钟嵘将张华、潘岳诗风溯源于建安时期的王粲，而王粲“其源出于李陵”，李陵又“其源出于《楚辞》”。也就是说，张华、潘岳是《楚辞》谱系系统中的重要诗人。《文选》中，收录了潘岳《河阳县作》《在怀县作》，经过唐李善注释，我们清晰地看到潘岳受《楚辞》的影响。

洛中轻快华靡的文风取决于张华、潘岳等人对《楚辞》传统的发扬。刘勰《文心雕龙·辨骚》：“其衣被词人，非一代也。故才高者菀其鸿裁，中巧者猎其艳辞，吟讽者衔其山川，童蒙者拾其香草。若能凭轼以倚《雅》《颂》，悬辔以驭楚篇，酌奇而不失其真，玩华而不坠其实；则顾盼可以驱辞力，欬唾可以穷文致，亦不复乞灵于长卿，假宠于子渊矣。”⁽³²⁾张华、潘岳虽不属于文学长河中的“才高者”，但能“猎其艳辞”，“酌奇而不失其真，玩华而不坠其实”，故而形成轻快华靡的诗风。(www.daowen.com)

洛中轻快华美文风形成还取决于洛中文化。魏晋以来的洛阳，思想界先是受到刑名之学的洗礼，而后受到玄学的濡染。傅玄在《掌谏职上疏》说：“近者魏武好法术，而天下贵刑名，魏文慕通达，而天下贱守节，其后纲维不摄，而虚无放诞之论盈于朝野，使天下无复清议，而亡秦之病复发于今。”⁽³³⁾虽说是站在儒家立场，以批判的眼光目之，但也从客观上说明了洛中思想界的反复变迁。年轻的哲学家王弼“注《易》摈落象数而专敷玄旨”，⁽³⁴⁾对文学的影响不仅在思想上，而且在文学技巧上。汤用彤先生《魏晋玄学与文学理论》着重讨论了玄学与文学思想方面的关系，而对文学技巧上的影响尚未揭示。王弼这种“摈落象数”注《易》，实质是以简驭繁的思维方式。“以简驭繁的思维方式，也广泛体现于文学创作。”⁽³⁵⁾张华在诗歌创作上“巧用文字，务为妍冶”，实质上就是在锤字炼句上下工夫，这样就“把巨大的思想内涵，经过锤炼，高度浓缩在一个词甚至在一个字中”。⁽³⁶⁾其实，张华的思想中并非单色调儒学，张华是具有“儒玄结合的人格模式”。⁽³⁷⁾玄风大畅，促发了文学上的“清”的审美风尚。“玄学在本体论和人生观上崇尚自然，回归自然是玄学哲学思潮中公认的命题。玄学家一方面立足于哲学意义上的形上思辨，一方面凭借着对于自然山水的直观审美体验，体悟自然界山水中所包含的清的美学属性。”⁽³⁸⁾“清”具有以下几种内涵：一是与内在禀赋相联系的属于仪表、风度的内容。二是有趣味上的内涵。“不仅指性格和行为方式，也用于论学的场合。”⁽³⁹⁾三是指文辞的清新隽永。

（二）吴地文风——典雅繁缛

吴地文士上承汉代《诗经》传统，形成了典雅繁缛的文风。吴地文化士族中的陆机、陆云等诗人系“国风”系统的诗人。《诗经》作为儒学经典和文学林府，既能滋养陆机“服膺儒术”的思想，又能提升陆机的文学水准。“咀嚼英华，厌饫膏泽”是陆机对待《国风》文学精神的基本原则。只有通过“咀嚼英华，厌饫膏泽”式的拟写、化用来锻造自己的文风、诗风。特别是在《诗经》的《小雅》中汲取黍离之悲，在《大雅》中汲取贵介公子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如《辨亡论》所云“《麦秀》悲殷之思，《黍离》愍周之感”。陆机在吴国灭亡不久作《赠弟士龙诗十首》，经日本学者藤佐利行先生考察，认为是以《诗经》为基调的作品。⁽⁴⁰⁾吴地诗人郑丰与陆云的赠答诗就是模拟《诗经》体例，以四言范式展开的。吴地诗人夏靖与陆机的赠答，也属于《诗经》传统。江东武力强宗陆氏家族在汉末魏初就完成了向文化士族的演变，在西晋前期，完成了向文学士族的演变。《三国志·陆绩传》：“绩容貌雄壮，博学多识，星历算数，无不该览。……著述不废，作《浑天图》，注《易》释《玄》，皆传于世。”⁽⁴¹⁾陆逊奉儒家仁厚，以“书生”自称。他批评孙吴时臧否人物风气，劝规诸葛恪以仁厚行事。《三国志·陆逊传》：“初暨艳造营府之论，逊谏戒之，以为必祸，又谓诸葛恪曰：在我前者，吾必奉之同升，在我下者，则扶持之。今观君气陵其上，意蔑乎下，非安德之基也。”又有：“南阳谢景善刘廙先刑后礼之论，逊呵景曰：礼之长于刑久矣，廙以细辩而诡先圣之教，皆非也。君今侍东宫，宜遵仁义以彰德者，若彼之谈，不必讲也。”⁽⁴²⁾陆氏子弟多好学，《三国志·吴书·陆逊传》记载陆景“澡身好学，著书数十篇也。”《晋书·陆机传》记载陆机“伏膺儒术，非礼不动”⁽⁴³⁾。《晋书·陆云传》记载陆云“六岁能属文”。崇尚经学是吴地武力强宗已变为文化士族的标志。可见，吴地文风是与儒学经学传统有关。魏晋时代吴地学风与京洛地域的学风迥异。“魏晋期间所谓南人学问只能指以洛阳为中心的河南；其时江南自荆州学派星散之后还是继承汉儒传统，全未受什么影响，而与河北的经学传注之学相近。”⁽⁴⁴⁾陆机在东吴政权覆灭后，迫不得已退居故里。在华亭，他只有将自己的全部精力放在了诗文创作上，创作了《辨亡论》《拟古诗十二首》⁽⁴⁵⁾等一系列作品。陆机的文学成就受到西晋的政要兼文坛巨子张华赞赏。《文选·文赋》李善注引臧荣绪《晋书》：“司徒张华素重其名，如旧相识，以文录呈，天才绮练，当时独绝，新声妙句，系踪张、蔡。”⁽⁴⁶⁾在华亭的八九年间，陆机沉浸在“志不出于淫荡，辞不离哀思，虽三调之正声，实韶夏之郑曲也”⁽⁴⁷⁾的乐府诗中，重视乐府诗的“抒情”功能。陆机还醉心于汉末的古诗。可以说，陆机曾优游古诗的“丽藻”之中。陆机不仅仅在汉末古诗之中，欣赏其“彬彬之嘉藻”，而且通过模拟古诗来完成自我的情感定位和个人的前途抉择。可惜，陆机的诗文佚失很严重，少年时代的文章不可得而知之了。我们从他二十岁时写的《辨亡论》就能感觉到他的政论水平；从作于太康元年至二年（280—281）的《赠弟士龙诗十首》能感受到他很高的艺术水平。尤其，陆机在吴国灭亡后曾退居故里华亭，潜心勤学近十年之久。陆机带着振兴家族声势的理想抱负，投入到文学创作之中。他希望通过自己的文学才华，赢得仕进的机会。他时常回味国家破败、家族覆灭的痛楚，思考个人前途命运，寻找个人情感的归宿与寄托。因此，他才会“每观才士之所作”，才会“得其用心”。试想，如果陆机没有经历家族毁灭及国家灭亡的情感剧痛，没有克振家声的理想抱负，他将失去“观才士之所作”的深层心理动机；即使他能“观才士之所作，”也未必能深刻体味到才士为文的深刻“用心”。正是陆机有浓厚的家世之悲，“情”也才成为萦绕在他心头、供他反思文学的核心观念。他在体味前贤作品的时候，才能得其“用心”。即体味前代才士是如何表达积郁在心的情感、情思。在文学习染方面，陆机更多地受到儒家雅正思想的熏陶。使得陆机在诗情归于儒家雅正，艺术上更是绮丽繁缛，更贵族化。比如《拟东城一何高》，与原作之间有很大不同，原作主旨为及时行乐，以遣其空虚而无着落的苦闷和悲哀。陆机拟作多了一层，即“西山何其峻，层曲郁崔嵬”的隐居幻想。诗作中弥漫着悲凉之气。由眼前的狭邪游的听歌场景，想象到艳丽的歌女夜间抚琴，以抒苦痛之怀。进而回到眼前，在动听的歌声中，听者产生了无限的同情之心，幻想着和歌女“思为河曲鸟，双游澧水湄”。“京洛多妖丽，玉颜侔琼蕤”，弱化了狭邪游中对女性姿色的猎取，凸现歌声的高亢悲哀，符合陆机“服膺儒术”的思想，旨趣归于雅正。梁代钟嵘在《诗品》中对陆机《拟古诗十二首》评价甚高。他说：“陆机所拟诗十四首，文温以丽，意悲而远。惊心动魄，可谓几乎一字千金！”⁽⁴⁸⁾当然，陆机在华亭继承《诗经》也是有选择的，汲取了《诗经》的“典雅”诗风。陆机发挥自己的才华，形成了“绮错”文风。钟嵘《诗品》中说陆机“尚规矩，（不）贵绮错”⁽⁴⁹⁾（曹旭先生《诗品集注》中考证“不”字为衍文）。刘勰说“陆机才欲窥深，辞务索广，故思能入巧，而不制繁。”⁽⁵⁰⁾这种“繁缛”的诗风就形成于华亭时期。追求“绮错”的风气与张华“务为艳冶”的作风相近。陆机追求的“绮错”文风与张华为代表的洛中文风也颇不相同。陆机的“绮错”中更多些“润雅”。而洛中文风明显受玄学的影响，多继承《楚辞》的清丽华艳的风气。此种繁缛的文风，与洛阳一带的文士追求清省的风格形成明显的差异。张华“犹讥其作文太冶，谓曰：‘人之作文，患于才少，至子为文，乃患太多。’”⁽⁵¹⁾张华的文学观受西晋洛阳一带的玄风影响，正如陆云所说：“张公无他异，正自情（清）省无烦长，作文正尔自复佳。”⁽⁵²⁾刘勰《文心雕龙·明诗篇》云：“茂先凝其清”，又《文心雕龙·才略篇》：“张华短章，奕奕清畅。”看来，张华的文风是以简净、清丽为主。然而，张华对陆机诗文“篇篇称善”，因为陆机代表了吴地的“润雅”文风，弥补自己“风云气少”的不足，能弥补西晋洛阳清靡滑熟文风的不足。当然，他对陆机过于繁复的文风也是颇有微词的，这也是很正常的。可以说，陆机以“气志高爽”的人格精神，给西晋洛阳文学注入了刚性。陆机以“应、和、雅、艳”的审美标准为西晋洛阳文学注入了新的审美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