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祖述建安——太康文风的新变

嘉平元年（249），司马懿发动了高平陵政变，曹爽集团覆灭，玄学名士被送上绞刑架，正始文风随之消歇。曹魏政权被司马氏取而代之，政治走向已经十分明朗了。西晋的文风走向虽然还不十分明朗，还在徘徊、摸索，尚未形成自家的面目。但傅玄、张华等西晋第一代文士明显走了不同于正始文风的另一条路，即祖述建安。

建安文学的特点，刘勰在《文心雕龙·时序篇》总结为“故梗概而多气也。”⁽¹⁵⁾正是建安诗人“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¹⁶⁾艺术创造的结果。建安时期的理论家曹丕就明确提出了“文以气为主”（《典论·论文》）的艺术纲领。“气”的概念十分复杂，抽象。气是文学艺术上显现出的人的生命力。“（气）是由作者的品格、气概，所给与作品中力的、刚性的感觉。”⁽¹⁷⁾建安文学有“气力”“气势”“骨气”之称，“骨”比“气”就具体形象多了。“骨”与“气”的关系，“由力感刚性之气所形成的骨。”⁽¹⁸⁾“骨”有两层意义：一是技巧性的骨。《文心雕龙·风骨篇》：“结言端直，则文骨成焉”，这是由字句凝练所形成的。二是精神性、整体性的骨。《文心雕龙·风骨篇》：“昔潘勖锡魏，思摹经典，群才韬笔，乃其骨髓峻也。”这“已由技巧性进而为思想性、或精神性；由局部性进而为全体性，以形成为统一的文体的骨。”⁽¹⁹⁾建安文学的精神正是来自于诗人们的救世情怀，慷慨激昂的浪漫悲歌。建安文学作品中显示出宏大器局，正如刘师培先生所云：“建安文学，革易前型，迁蜕之由，可得而说：两汉之世，户习《七经》，虽及子家，必缘经术。魏武治国，颇杂刑名，文体因之，渐趋清峻。一也。建武以还，士民秉礼。迨及建安，渐尚通侻，侻则侈陈哀乐，通则渐藻玄思。二也。献帝之初，诸方棋峙，乘时之士，颇慕纵横，骋词之风，肇端与此。三也。又汉之灵帝，颇好俳词，下习其风，益尚华靡；虽迄魏初，其风未革。四也。”⁽²⁰⁾鲁迅先生曰：“归纳起来，汉末，魏初的文章，可以是：‘清峻，通脱，华丽，壮大。’”⁽²¹⁾“清峻与通脱”来自于建安文士的解放精神、革新精神和创造精神，即“气”。正是建安时代成熟的大精神“气”，才形成了“华丽，壮大”的文章器局，即“造怀指事，不求纤密之巧；驱辞逐貌，唯取昭晰之能。”⁽²²⁾正是有这样成熟的大技巧，建安文章才表现出阔大的器局骨架。这对于西晋的泰始、太康文学风气影响极大。傅玄、张华等西晋第一代文士祖述建安，缘气入情。

祖述建安的第一个表现，重视乐府文体，继续开掘文学的“审美娱乐”功能。文学观念的新变，往往是从文体的断裂中涌现出来的。傅玄、张华在诗歌体裁上选择乐府诗，“用乐府来追踪前贤，展示才华，抒发情感，成为当时诗坛的一种时尚，乐府成为诗人们的首选诗体。”⁽²³⁾建安时期诗人多选择乐府这种文体，尤其是曹操。曹丕、曹植有一半以上的诗，都是乐府诗。乐府诗的发源很早，乐府诗被定位在“雅、颂”诗教传统之上。汉武帝时期国家政府设立乐府机构，《汉书·礼乐志》：“至武帝定郊祀之礼，祀太一于甘泉，就乾位也。祭后土于汾阴，泽中方丘也。乃立乐府，采诗夜诵，有赵、代、秦之讴，以李延年为协律都尉，多举司马相如等数十人造为诗赋，略论律吕，以合八音之调，作十九章之歌。”设立乐府机构的目的是为了祭天地，还有一个目的是采集民间歌曲，供宫廷娱乐。到建安时代，文士们发现了乐府的抒情功能。《文心雕龙·乐府》：“至于魏之三祖，气爽才丽，宰割辞调，音靡节平。观其北上众引，秋风列篇，或述酣宴，或伤羁戍，志不出于淫荡，辞不离哀思，虽三调之正声，实韶夏之郑曲也。”⁽²⁴⁾刘勰从正统观念出发，批评建安的乐府诗。正好说明建安乐府诗失去了政教功能，开掘了乐府的“抒情”功能。傅玄现存完整的诗作130首中，乐府诗数量最多。《乐府诗集》中收傅玄乐府诗87首。傅玄的乐府诗分为两类：一是叙事抒情之作；二是宗庙乐章。叙事抒情的乐府诗中，又可以分三类：一是借故题咏古事，有《惟汉行》《秋胡行》二首、《秦女休行》《艳歌行》《西长安行》《美女篇》《有女篇》等。二是借古题写时事，有《苦相篇》《明月篇》《历九秋篇》《放歌行》《短歌行》《白杨行》等。三是自创新体之作。⁽²⁵⁾由于傅玄的叙事抒情类的乐府诗，较宫廷乐章有文学性，多为研究者所注意。上述的叙事抒情之作，有祖述建安而且有向汉乐府民歌回归的倾向。建安乐府诗最大的特征就是“曲调的沿袭，歌辞内容的创新”。⁽²⁶⁾清沈德潜《古诗源》卷五中，就揭示了曹操乐府诗的特征，说“借古乐写时事，始于曹公”。傅玄的叙事抒情之作中，就有借古题写时事的诗作。傅玄的宫廷乐章类的乐府诗多被忽视。而刘勰恰恰看重此类乐府诗，在《文心雕龙·乐府》中说：“逮于晋世，则傅玄晓音，创定雅歌，以咏祖宗。”⁽²⁷⁾这些作品有明显的政治礼仪功能，诗的“颂世”性很强，但缺乏“志不出于淫荡，辞不离哀思”个人性的情感。这与建安乐府文学的精神好像背离了，但仔细思考，其实还是建安文学观念的继承。因为建安时代，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提出“文以气为主”的同时，又看重文章的政治教化功能。“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文学观念刚刚自觉，少不了夹缠着传统的政教功能。如同孩子有了自我意识后，一面欣赏着自己的容貌的同时，一面强调着自己与他人的认同。建安诗歌在文学自身的审美功能与政教功能之间形成了可贵的张力感。傅玄的乐府诗，一方面通过“新温婉丽，善言儿女”的乐府诗，向诗的内质进军，一方面通过郊庙歌辞，向礼乐教化靠拢。(www.daowen.com)

祖述建安的第二个表现，缘慷慨之气入盛世之情。傅玄、张华将耿介之气、慷慨之气融入深情之中。如傅玄在《惟汉行》中歌颂了汉将樊哙英勇神武的气概，抒发了“健儿实可慕，腐儒安足叹”的建功立业的志向情怀。傅玄在《长歌行》中想象着晋军所向披靡，战士们“闻贼如见仇。投身效知己，徒生心所羞。鹰隼厉爪翼，耻与燕雀游”的英雄气概。后世批评家多看到傅玄“新温婉丽，善言儿女”之情，忽视了傅玄作品中存在的慷慨之气。傅玄在泰始年间奉命写的五组郊庙乐歌，《晋郊祭歌五首》《晋天地郊明堂歌五首》《晋宗庙歌十一首》《晋四厢乐歌三首》《晋鼓吹曲二十二首》，此类作品非一般人所能为也。傅玄不仅“晓音”，而且对司马氏政权有着非同寻常的情感认同。傅玄将自己的耿介慷慨之气融入对西晋司马氏政权的盛世再造赞美和祝福之中。

张华的《壮士篇》中激荡着一种高亢的英雄之气，“壮士怀愤激，安能守虚冲”，“慷慨成素霓，啸吒起清风。震响骇八荒，奋威蚋四戎。濯鳞沧海畔，驰骋大漠中。”将此诗混入建安诗文中，很难区分。此诗格调上颇似曹植《白马篇》。此类诗还有《博陵王宫侠曲二首》《游侠篇》《励志诗》等。这些诗作不同于“其体华艳，兴托不奇”的《情诗》，其中回荡着这一时代难得的慷慨激昂之气。张华的诗作中“风云之气”比起建安文学是少了些，缺乏建安诗人们的“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悲慨之气。张华诗中的“风云之气”正是受“建安气力”的影响。傅玄、张华祖述建安文学的同时，追求着新变。“情多而气少”是他们新变的结果。他们的诗作普遍缺乏建安诗的阔大的器局。不再像建安诗人追求的“造怀指事，不求纤密之巧；驱辞逐貌，唯取昭晰之能”，⁽²⁸⁾一变为追求诗歌内部的情感的细腻饱满、文字的工巧，正如钟嵘所说的“巧用文字，务为妍冶”。⁽²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