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文风演变、文学观念与文学氛围

在研究文学理论的过程中，考察文风及其演变，不失为一种行之有效的研究思路。所谓的“文风”，包含三个层面：一是文学风貌；二是由文学风貌呈现出的一种文学风气；三是由文学风气显现出的文学观念。文风演变研究已经逾越出文学理论的静态畛域，这种静态畛域是现代文学理论自设的樊篱。在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研究中，探讨文风变革的思想理路是清晰可寻的。可见，文风演变研究本就是中国传统文学理论的应有之义，西晋文风演变研究就成为远绍先祖的一次探寻。

文风演变不仅要勾勒演变轨迹，还要揭示演变原因。这需融合学术思想史上的“外缘影响”与“内在理路”两大范式。在20世纪学术思想史研究中，大陆学者多重视“外缘影响”研究，而海外学者重视“内在理路”研究。⁽¹⁾新世纪以来的学术思想史研究就将这两种学术范式融合起来。刘梦溪《中国现代学术要略》说：“第一，首先是学术思想内部的相生相克之态，这是学术发展的内在理路。”⁽²⁾文风演变也有自身的内在理路，即内在文学观念的演变。文学观念的形成是文风演变的关键，文学风气和文学观念互为表里。文坛上出现一种创作风气，形成一种新的文学风貌，必然是由一种新的文学观念或体系化的文学理论推动的。文学一旦形成风气，就标识着文学观念臻于成熟。梁启超说：“风气者，一时之信仰也，人鲜敢婴之，亦不乐婴之，其性质几比宗教矣。一思潮播为风气，则其成熟之时也。”⁽³⁾可以说，文风演变的内在动因，乃是一时代的作家、诗人形成了新的文学观念和审美意识。当某一种新的文学观念悄然孕育，社会上尚处于主流地位的文学观念已经暴露出种种弊端，新的文学观念因其具有新的审美趋向，必然会对旧有的主流文学观念进行革新。具有先知先觉的诗人为这种新文学观念摇旗呐喊，为之鼓之呼之，并躬身实践，其创作必然出现新的艺术因素。这些具有新的艺术因素的文学作品的整体风貌必然不同于旧有文学观念下创作出的文学风貌，这样的文学作品让信奉旧有文学观念的诗人震撼不已。不同的诗人可以有不同的反映，或弃旧从新，或誓死詈骂。但不管怎么，这种新的文学风貌让文坛波澜迭起。一旦认同的诗人越来越多的时候，这种文学观念就成为这个时代的主流观念。睿智的理论家就会对这个时代的文学观念进行理论化的提升，这就成为这个时代的文学理论。当然，不是说任何时代都能及时提炼出自己的文学理论。但是，任何时代的文学家们都一定有自己所认同的文学观念。以西晋文风演变为例来说，西晋初年作家要超越正始文学，意识到“正始文学”中的社会政治批判精神已不合时宜。他们要突围出来，但突围的方向尚不清楚，只能追溯历史，祖述建安。即使学得再好，也不是西晋文学自家的面目，何况时易势异！直到西晋元康时代，陆机提出“缘情”理论，才成为西晋文人文学创作的风标。可见，西晋文学是由“尚气”向“尚情”演变，这也是一种进步。说到底，这种进步是作家的审美意识和审美倾向转移的结果。从“内在理路”的角度揭示西晋文学观念，尚不能完全揭示西晋的文学观念和文学理论形成的全部原因，还需要从政治、思想、社会习俗、地域、家族等“外缘影响”的角度加以解释。因为，这些外缘影响的诸因素形成合力，共同构筑成了文学氛围。“文学氛围”这个概念与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所提出的“文学场”十分类似。布迪厄所谓的“文学场”是不同的资本持有者角斗的空间，一个始终烽烟四起、鏖战频频的场所。文学场由许多位置以及相互关系形成，具有不同习性和文学资本的行动者进入文学场，争夺位置的占有权。参与文学游戏的行动者不同于前结构主义的主体，他们不是一个理智主义的、全知全能的主体，而是受到文学场域和社会大场域影响的个体；行动者的文学习性、文学资本，镌刻着出身、家庭教育和成长轨迹的痕迹。布迪厄从“习性”角度提出“文学场”，从而将文学研究置于社会场域之中。在布迪厄看来，研究文学就意味着建构一系列“纸上的建筑群”，就要把文学置于社会历史的场域空间之中。不同历史时期的“纸上的建筑群”风貌是不同的。如建安文学的整体风貌好比是气势宏大的建筑群，格局阔大，明亮朗畅；而西晋文学的整体风貌则像装修富丽堂皇的建筑群那样精致华美、典则清雅。布迪厄提出“文学场”三个内在关联的环节。首先，分析文学场与权力场两个场域的关系；其次，勾画行动者或位置之间的客观关系结构。因为行动者或机构在这个场域中为占据位置而控制场域特有的合法逻辑，因相互竞争而形成关系空间；第三，还需要分析行动者的习性，即千差万别的性情系统：行动者通过将社会、经济条件内在化而获得性情系统，而习性又影响行动者的社会轨迹，形成不同的力量关系。⁽⁴⁾简而言之，文学氛围是文学风貌成长的必要环境。其内在层次很多，如权力机构的文学态度（王朝统治者是否爱好文学），社会秩序清晏与否，思想形态的一统或多元，地域文化、文风的差异与碰撞、文化中心空间的形成以及其凝聚力和辐射力的大小、文学集团或文学机构的结成，不同性格、不同才华的作家之间的亲和性游戏以及良性的竞争机制的形成。尤其是一个时代对文学功能和文学价值的认识，都将决定着文学氛围的浓淡。对西晋50年的文风演变来说，从“文学场”的角度来揭示也是十分奏效的。西晋元康时代，从文学场与权力场看，西晋元康时代形成了大大小小的文学集团。这些文学集团有一定的政治性，各个文学集团为文学创作开辟了良好的创作空间；从代际意识看，老、中、青三代诗人争奇斗艳，争夺位置的占有权。以陆机、潘岳为代表的西晋第二代诗人占据着诗坛的中心地位；从文化习性上看，西晋元康时代，以玄谈为尚的贵族士族努力运用诗歌形式来书写对玄学的体悟，这样的玄言诗歌具有“平淡”的审美特征。但“平淡”的玄言诗歌在西晋元康时代未能成为诗歌的主流。崇尚儒学的中下层文士是西晋元康时代的诗人群主体，他们渴望通过展示自己的诗文才华，赢得一定的政治权力和政治地位，他们的诗文以“缘情”为写作观念，以“绮靡”为诗歌的审美宗旨，追求华美的内质。以道家神仙思想为知识构成的下层文士如郭璞等将神仙思想的浪漫气质和想象精神熔铸入诗歌之中，发展了传统游仙文学，这也成为西晋文学的又一附翼；从地域文风的接触和碰撞看，西晋时代随着吴蜀等地的文士入洛，吴地的典则繁缛文风与以洛阳为中心的中原清丽华美文风开始接触，持有不同文学观念的两地文士形成相互竞争关系空间。最终，吴地文风得到了中原文风的认同，也促使了中原士族对吴地文士的社会认同。两种不同文风在西晋元康时代会合，形成了西晋的“缘情绮靡”的文学观念。

“知往而察今”，是研究西晋文风演变和文学氛围的终极目的。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通过考察西晋文风演变和文学氛围所获得的智慧对思考当代文学现象依然有效。就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陕西文学现象来说，陕西文学经历了文学从政治意识形态解放出来后难得的自觉的欢畅。文学的相对独立价值被确证，作家们为之振奋、为之喜悦。20世纪80年代，文学担当着新思想的第二次启蒙使命，陕西文学迎来了新的发展。进入20世纪90年代，文学的审美性被张扬的同时，文学却也遭遇了边缘化的尴尬。陕西文学氛围较其他省份十分浓厚，文学边缘化得到一定的延迟。因而，陕西文学在1993年，造成了轰动全国的文学事件——“陕军东征”。无论怎么批评这个文学事件的冠名，但至少说明，陕西文学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曾创造了文学辉煌。随着20世纪90年代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经济发展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议题。社会的关注点向经济学偏移，人们的谈论也向日常生活偏移，文学日益淡出了普通大众的视野。文学氛围变得十分稀薄，文学创作、文学评论成为圈子里的事情。作家也失去了思想启蒙的文化英雄形象，取而代之的是消费社会中的娱乐明星。1995年以后的陕西文学处境十分尴尬。陕西作家不得不调整自己的文学观念，既不能沉溺于纯审美的文学幻想之中，（如贾平凹在1992年提出了“大散文”观念），又不能将文学彻底沦为消费娱乐的平庸之中。只得将文学定位在“社会记录”之上。如贾平凹在《高兴·后记（一）》中说道：“而在这个时代的写作普遍缺乏大精神和大技巧，文学作品不可能经典，那么，就不妨把自己的作品写成一份份社会记录而留给历史。”⁽⁵⁾这样的文学观念自然影响文学作品的品第。如何重构陕西文学氛围，提升陕西文学乃至文化的影响力，是需要我们认真思考的。

【注释】

(1)如对清代思想史变迁的解释，章太炎重视政治因素，提出“反满说”，侯外庐重视经济因素，提出“市民阶级说”。参见余英时：《论戴震与章学诚》，三联书店，2000年，第323—324页。(www.daowen.com)

(2)刘梦溪：《中国现代学术要略》，三联书店，2008年，第31页。

(3)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2页。

(4)赵一凡等主编：《西方文论关键词》，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6年，第580—584页。

(5)贾平凹：《高兴》，作家出版社，2007年，第43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