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章在对全书主要观点进行总结的基础上，分析本书研究的局限性和不足之处，并对产品内国际分工的后续研究提出初步设想。

本书综合国际贸易、国际投资、产业组织等理论关于产品内国际分工的相关研究成果，力图寻求产品内国际分工成因的较为完整的解释；通过全球价值链理论的应用，探索产品内国际分工的微观基础和运行机理；在对我国参与产品内国际分工的现实条件、发展态势进行样本分析的基础上，寻找提升我国产品内国际分工地位的对策和思路。

通过上述研究，本书的初步结论如下：

（1）在全球价值链动力机制的研究中，无论是经典的“二元动力机制”还是“三元动力机制”，都是以完整的产品或产业为研究对象的。但是，以整体产业的驱动力为研究对象通常过于抽象，从而影响了其解释力。如果进一步地研究整体价值链中不同生产环节的驱动力，我们发现，不同产业的全球价值链体系链节之间具有非对称性，一些产业的全球价值链体系中出现了许多具有某种程度进入壁垒的“枢纽环节”，这些环节往往凭借其所占据的垄断优势而对与其相连的价值链节具有驱动力。因此，我们仍然能够运用“二元动力机制”理论，将该环节称为“生产者驱动”或“采购者驱动”的“价值链片段”。

（2）价值链转移是产品“生命周期”现象在产品内国际分工环境下产业转移的一种新形态，传统的伴随产品生命周期转移的“产品”开始向“工序”转变。当新产品开始出现时，整个产品的生产营销都在发达国家，伴随技术的成熟，一些制造环节开始转向发展中国家。这一转移过程是漫长的，短期内，虽然发达国家退出的生产领域越来越多，但是在全球价值链中它们仍然牢牢掌控着那些高附加值环节。高附加值环节虽然在全球产品链中只占据了很小一部分，但是，这些环节往往集中了整条价值链一半以上的附加值，把握这些环节就获得了控制整个产业链的能力。当产品进入衰退期时，营销环节乃至整个产业都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全球价值链驱动力从生产者驱动模式向采购者驱动模式转变的过程，正是产品从“创新阶段”向“衰退阶段”的演化过程。在产品内国际分工条件下，产品的“分工序”转移拉长了产品的转移过程，从而使发达国家在该产品上获得了更多的利益。

（3）全球价值链体系结构不是一成不变的，由价值链节的进入壁垒决定，不同的价值链节存在分工地位稳定性的差异。一般来说，“战略环节”中的厂商较少，并且又具有较高的进入壁垒，因此，其地位相对稳定。而“非战略环节”由于进入壁垒较低，其分工基础是脆弱的，容易造成产业的“空心化”和“边缘化”，并且，由于可替代性较强，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竞争优势是很不稳定的。当前，全球产品内国际分工体系中，一些发展中国家往往承担了价值链的一些“非战略环节”，由于长期的低端环节定位具有不可持续性，如果已经加入产品内国际分工体系中的国家不能在研发、服务等“战略环节”中占据一定的位置，必将在竞争中丧失优势，最终被全球产品内国际分工体系“边缘化”。

（4）产品内国际分工实际上就是将比较优势深化到每一个生产链节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价值链”会随着新的具有比较优势环节的被“发现”而不断“裂化”，“产品”裂化为诸多的“流程”，而“流程”又被裂化为更小的“工序”。全球价值链的动力机制立足于产品内国际分工的运行，因此产品内国际分工的任何新变化、新动向都会影响到动力机制。

（5）作为一种崭新的国际分工方式，产品内国际分工为全球资源提供了更为灵活、多样的配置方式，也将更多国家的企业卷入全球分工体系中，因此，无论从分工规模和深度上都超过了以往的国际分工方式。产品内国际分工又是以跨国公司为主体的国际分工，也促进了国际分工主体的多元化和复杂化。产品内国际分工为发达国家提供了配置全球资源的渠道，也使发展中国家得以进入全球生产体系，这些国家在分享新的发展机遇的同时，由产品内国际分工对全球就业、收入分配、技术转移、产业转移所产生的巨大影响，也对全球各国经济发展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6）国际产业转移是产业转移的国际化，是世界经济发展历程中一种长期、动态的趋势，一般通过资本的国际流动和国际投资实现。产业国际转移与国际分工之间存在密切联系，在产业间和产业内国际分工条件下，发达国家一般将本国不具有比较优势的“边际产业”整体转移给发展中国家。而在产品内国际分工条件下，国际产业转移发生深刻变化，国际产业逐步深入至生产工序层面从而演化成为一种国际产业转移新模式，即“产业片段”转移模式。(www.daowen.com)

（7）在产品内国际分工条件下，一个国家或地区与外部环境发生物质、资金、技术和信息的广泛交流，其产业结构的维系与演进不仅受到国内相关因素的影响，同时也受到国外因素的影响。国外的需求结构与供给结构的变动，科技、知识的扩散与溢出，都会通过种种传导机制传递到国内来，最终促进本国产业结构的升级。中国巨大的市场、廉价的劳动力等比较优势促进了中国加入产品内国际分工网络的步伐，然而，由于我国生产力发展水平具有多层次性和不平衡性，且受制于资本积累能力和技术创新能力的限制，在参与产品内国际分工时，大多接收来料加工，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低端环节，这种产品内国际分工地位将对我国的经济安全构成严重威胁。因此，在如何将产品内国际分工条件下，改变我国“制造车间”的低端国际分工地位，实现产业的升级，是当前值得密切关注的重要课题。

（8）我国在产品内国际分工中的低端环节定位，主要是凭借劳动力等资源的价格优势。除此以外，各地方政府在“竞争外资”过程中产生的低安全标准、低劳动保障、低环保标准等因素，也推动了国际高污染、高能耗的低端生产环节向我国转移。这种产品内国际分工低端环节定位，从长期看具有不可持续性，如果我国不能在研发、服务等高端环节中占据一定的位置，最终将在国际分工竞争中丧失优势。随着我国剩余劳动力的释放，我国正在逐渐丧失原有的劳动力成本优势，低端的分工环节逐渐会被印度、越南等其他发展中国家所取代。当我国生产制造优势已丧失，而研发、服务等方面又无法与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竞争之时，我国企业将会在产品内国际分工中“进退维谷”，面临更加严峻的挑战。因此，我国目前定位于制造环节，只是向研发、服务等高端环节过渡的切入点；在长期发展中，我国应发挥制造环节的比较优势，逐渐确立领先地位，并以此为基础推动研发创新，实现我国国际分工地位的提升。

（9）从经济发展史来看，不同时期的工业化模式因国际环境、资源禀赋、市场规模等条件的不同而存在差异，近年来，产品内国际分工的发展使中国实现工业化面临的时代背景发生了深刻变化。因此，应该认真分析我国在国际分工中的态势，进一步制定切实可行的开放发展战略，与利用外资战略、产业升级战略相互配合、相互促进，在深度参与产品内国际分工的前提下，促进技术进步与产业结构升级，提高我国已经“嵌入”产品内国际分工体系内企业的国内采购率与增值率，推动产业的国内延伸，提高我国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和国际分工地位，最终促进新型工业化。

产品内国际分工研究内容涵盖面广，近年来，虽然吸引了国内外诸多学者的关注，也取得了许多极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但总体上看，该理论的许多问题的研究尚未得出一致的结论，一些成型的理论也需要接受实践的考验。本书尽管在理论视角等方面作出了一些尝试性的探索，但是限于时间、知识结构等诸多条件，不免会有许多不足之处。展望未来，对于产品内国际分工问题的研究，笔者认为，还需要在以下方面作更进一步的深入探索：

（1）产品内国际分工运行机制的动态演化过程和趋势。

（2）产品内国际分工与产业集群之间的关系和作用机理。

（3）产品内国际分工理论的政策含义问题等。

限于笔者的研究能力，本书尚留下很多重要问题没有解决，实属遗憾，只好寄希望于未来，期待日后能够做进一步的深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