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50多年的发展，我国工业化建设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新型工业化战略是我国政府根据过去工业化建设中出现的实际问题提出的新时期我国工业化建设目标和要求，即“坚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路子”。不同时期的工业化模式因国际环境、资源禀赋、市场规模等条件的不同而存在差异，近年来，产品内国际分工的发展使中国实现工业化面临的时代背景发生了深刻变化，本章试图在深入剖析产品内国际分工的基础上探索中国新型工业化道路。

一、新型工业化内涵

工业化（Indusrtialization）是一个国家由生产技术落后和生产力水平低下的农业国过渡到具有先进生产技术和高度发达社会生产力先进工业国的过程，其主要表现为工业（特别是其中的制造业）或第二产业产值（或收入）在国民生产总值（或国民收入）中的比重不断上升的过程，以及工业就业人数在总就业人数中比重不断上升的过程。

纵观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工业化发展历程，工业增长主要是资金、劳动力及资源等要素高投入所推动的粗放式外延型增长，所取得GDP翻两番的骄人成绩是以资源消耗翻一番为代价获得的，这样的工业化道路再次暴露出发达国家早期工业化过程中经济效益低、资源过度耗费、环境污染严重的诸多弊端。在经济全球化、一体化迅猛发展的新时期，如何结合时代和国情特点，利用后发优势缩短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走一条资源与环境可承载的“跨越式”工业化道路成为我国今后经济发展的重点。基于此，党的十六大适时提出了我国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论断：“实现工业化仍然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艰巨的历史性任务，信息化是我国加快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必然选择。要坚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路子。”

这一论断深刻揭示了中国新型工业化的基本内涵，即新型工业化道路是在借鉴世界各国工业化进程中积累的经验和教训基础上，将我国现实的和潜在的比较优势、后发优势转化为国际竞争优势的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工业化发展道路。与传统的工业化相比，新型工业化有三个突出的特点：第一，以信息化为原动力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工业化。通过劳动者素质的提高，推进科技进步和自主创新，跨越粗放型的工业化阶段，通过产业升级与优化谋求经济快速、协调、健康发展。第二，可持续发展的工业化。促进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通过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治理环境污染，增强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能力。第三，充分发挥人力资源优势的工业化。工业化过程中尽力发挥我国人力资源丰富的优势，而避免造成大量劳动力失业，促进社会和谐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

二、我国发展新型工业化的动因

作为世界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当前中国工业化所面临的人口、资源和环境约束在人类经济发展史上是前所未有的，由此而产生的工业化艰巨性和复杂性是中国发展新型工业化的直接动因。

1．中国工业化的人口压力

中国现在人口有13亿多，占世界总人口1／5强，并且在我国工业化过程中这一数字还将增大，这是我国的最大国情。人口基数大，劳动力供给大于需求的矛盾日益突出，也使工业化发展的人均水平很难得以显著提高。未来20年，将每年新增近千万的就业人口，城镇化发展将有大约2．2亿农业人口需要转移到城镇就业，国有企业改革也使得大批的企业富余人员需要再就业，这些都使我国近年来就业压力不断增大。同时，户籍、社会保障等限制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政策一直没有得到根本改变，农业人口隐蔽性失业较为普遍。如果继续走其他国家以及中国传统工业化道路，会影响我国的资源、环境和生态的承载能力，造成人与自然关系的紧张，影响我国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

2．中国工业化的资源“瓶颈”

我国是一个人口众多、资源相对贫乏的国家，绝大多数自然资源的人均占有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中国工业化存在严峻的资源制约。中国陆地面积居世界第三位，但65%的国土面积为山地丘陵，33%的国土面积为干旱荒漠区，55%的国土面积不适宜人类的生产和生活，17%的国土面积构成世界屋脊，人均耕地仅为0．1公顷，为世界平均水平的42%；中国河流年径流量居世界第六位，但是淡水资源人均2257立方米，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27%；森林蓄积量8．9立方米，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2%；大多数矿产资源人均占有量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更为严峻的是，我国工业化发展过程中对资源的利用和管理不善，使资源遭到不应有的破坏，资源利用效率远远低于发达国家。以能源利用效率为例，能源在开采、加工转换、储运和终端利用过程中存在严重的损耗和浪费。目前中国单位产值能耗是发达国家的3～4倍，主要工业产品能量单耗比国外平均高40%；能源综合利用效率为33%，比发达国家低约10个百分点；能源系统总效率为9．3%，仅为发达国家的一半左右。

3．中国工业化的环境约束

发达国家的工业化道路大多数是以消耗能源和牺牲环境为代价的。在环境方面，我国先前的工业化进程也和其他工业化国家一样，遭遇了“废渣、废水、废气”对生存环境的严重破坏，威胁着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我国森林覆盖率由1949年的三成左右，现已下降至不足一成四，草原严重退化，水土流失面积达155万平方公里，占国土面积的16%。2007年，来自中国环境监察总站的数据显示，全国七大水系Ⅴ类和劣Ⅴ类水质占26%，国家重点监控的9个大湖泊中整体水质为Ⅴ类和劣Ⅴ类水质的就达7个。2006年，中国因环境污染造成的损失达到2830亿元人民币，达到GDP的5．8%。中国环境污染已接近底线，严峻现实尖锐地警示我们，如果沿着这条传统工业化旧路走下去，我国经济将非但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甚至连全体国民的基本生存条件都将被彻底破坏。因而，为了解决发展的“可持续性”问题，我国必须借鉴世界上可持续发展理论、循环经济理论的新观念，并结合我国在工业化发展中的经验教训，走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采用清洁生产技术的新型工业化道路。

4．中国传统工业化道路的弊端

中国的工业化是从着重发展重工业开始的，最初走的是一条典型的苏联模式的工业化道路。总体上讲，工业化成绩显著，在较短时间内建立起门类齐全的产业体系；但是，代价也相当大，国民经济比例不均衡，农轻重比例严重失调，产业层次较低；此外，经济效益低下，资源消耗严重。工业化过程中，由于片面强调经济发展的高速度，从而忽视产业结构合理化和技术进步对产业发展的基础性作用，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整体经济效益低下，产业发展严重依赖高投入达到高产出的粗放型增长方式。国际产业发展实践证明，这一模式越来越难以适应经济发展和新型工业化的内在要求。总体上看，我国的工业化进程还处于中期阶段，摆在我们面前的历史任务是，要用50年时间实现15亿～16亿人口的工业化，跨越粗放型工业化阶段，赶超发达国家奋斗两个多世纪所达到的工业化水平，任务相当艰巨。

三、当代工业化的崭新背景

从经济发展史来看，不同时期的工业化模式因国际环境、资源禀赋、市场规模等条件的不同而存在差异。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际分工中出现了一个引人注目的新现象，即产品制造过程中所包含的不同工序和环节被分散到不同国家进行，从而形成以工序、环节为对象的产品内国际分工。产品内国际分工使中国实现工业化面临的时代背景发生了深刻变化。

1．信息化推动产品内国际分工发展

在信息化背景下，世界产业的分工越来越细化，产业间分工逐渐向产业内分工、产品内分工转换。在生产领域，通过微电子、计算机和网络技术的应用，计算机辅助设计（CAD）、计算机辅助制造（CAM）、计算机辅助工艺编程计划（CAPP）、计算机辅助检测（CAT）、柔性制造系统（FMS）、计算机集成制造系统（CIMS）以及光机电一体化、数控技术等信息技术在生产中得到广泛推广，整个工业生产方式发生根本性的变革，极大提高了制造业的标准化、开放化、柔性化和集成化水平，增强了产品内工序和流程的生产可分离性，为产品内国际分工打下坚实的技术基础。此外，借助信息技术和网络技术，国际化生产与交易的成本大为降低，在提高经济效率的同时，信息化、网络化使全球经济联系越来越紧密，越来越便捷，极大地方便了国际经济活动，加速了产品内国际分工深化。

2．产品内国际分工全球生产网络的发展

信息化条件下，现代交通、通讯技术快速发展，资源、技术、信息的全球性流动增强，极大地削弱了地理空间阻碍对国际经济联系的影响。跨国公司以直接投资方式，在全球范围选择最佳的生产区位和最有利的销售市场，实现资本扩张，获取垄断赢利，国际分工传统的产业和国家边界被突破，分工与专业化延伸到产品价值链的所有增值环节，从而形成了产品内国际分工全球生产网络。在这一体系中，跨国公司通过跨国并购、承包制造、国际外包和全球采购等股权和非股权的多种经营方式和灵活机制安排，将那些加工、装配、生产、制造等低附加值的非关键性环节分包给人力、土地或其他资源禀赋比较优势突出的发展中国家，将其纳入到产品内国际分工全球生产网络之中；而发展中国家也力求通过将本国比较优势与跨国公司经营活动有机结合，从而弥补自身的资本和技术缺口，促进就业、出口和经济增长，进而通过学习模仿，推动本国技术进步和技术创新，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和工业化。

3．研发全球化、分散化

在特定产品的全球价值链中，价值的创造不仅存在于生产环节，而且包括研发、设计、营销、服务等生产以外的各个环节，其中产品的创新、市场拓展策略、管理等高知识附加值和高价值获取的部分成为全球价值链中的关键性环节。将销售、设计、研发等高附加值环节牢牢掌控于自己手中，一直是跨国公司价值链管理的关键。然而，20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着技术变革和经济全球化步伐的加快，新产品研发所涉及的知识、技术领域日渐增多，从产品的设计、研发到批量生产、市场销售和服务，产品价值链的增值环节变得越来越多，结构也日趋复杂，产品的价值链体系逐渐成为规模浩大的系统工程。一项新产品的研发环节也日渐裂化为更为细小的研发网络，研发过程已经很难能由一家企业来完成，而必须通过研发网络的研发合作来实现。跨国公司将产品价值链的各个环节进行分解，包括对研发活动进行再分解，充分利用各国的区域差异和比较优势，将研发活动的一部分进行分包，形成以研发环节为对象的产品内分工研发模式。伴随跨国公司研发外包日益增多，研发活动全球化、分散化趋势日渐明显。承接国外的研发项目外包，扩大“干中学”效应，正在成为发展中国家了解世界范围的最新技术的便捷途径。

4．知识、技术在产品内国际分工体系内部转移

工业化发展的基础是本国产业的技术进步，同时技术进步又是产业成长的核心，也是产业升级换代的重要推动力量，而技术外溢又是技术进步的直接表现结果。由于产品内国际分工网络内部的发达国家企业大多是先进技术的携带者，“嵌入”产品内国际分工体系为发展中国家企业提供了一条从发达国家学习的便捷通道，具有带来“干中学”和“技术外溢”效应的现实可能性。特别是产品内国际分工网络内部部件配套、技术培训、人员交流的存在，加速了技术、知识在网络内部的流动，客观上加速了“技术外溢”。因此，发展中国家“嵌入”产品内国际分工体系，有可能通过获取“技术外溢”获得先进技术，进而带动本国相关产业的技术进步，推动工业化。

5．国际产业“片段化”转移

一个产业的价值链由产品的研究开发、品牌经营、生产制造、加工组装、展览营销和营运管理等一系列既独立又相互关联的组成。其中，各个价值“链节”成本和效益差异很大，在产品内国际分工条件下，由于各国生产要素禀赋不同，国与国之间的比较优势通常集中在某一特定价值“链节”之上。在产业发展进程中，跨国公司为了顺应产业生命周期的需要，不断对整个产业价值链进行拆分并在地理空间上重新组合，将部分价值“链节”重新布局到具有比较优势的国家和地区，然后在全球范围内实行产业整合，这便是“片段化”国际产业转移。“片段化”国际产业转移突破了原有的整条产业链跨国界转移的模式，将发展中国家劳动力资源优势与发达国家资本技术优势相结合，为发展中国家更多的企业融入国际生产体系提供了机会。

一、国内外相关研究现状

产品内国际分工是当前国际分工的主要方式，也是中国推进工业化的现实背景，我们从产品内国际分工视角探索中国产业“跨越式”发展实现新型工业化的内在机理。国内外相关研究归纳如下：

1．国外相关研究成果

（1）以外包为载体的产品内国际分工对技术转移的影响：新型工业化经济体的开放实践是观察外包承包方企业基于外包的“反向”工程从模仿创新发展为自主创新的典型案例，反映了产品内国际分工体系内技术转移的方式和条件（金麟洙［韩］，1998）。还有学者结合需求与利润函数以及市场结构理论模型构建了外包过程中下游企业向上游企业转移技术的模型，以及影响发包企业技术转移意愿的影响因素（Howard Pack ＆Kamal Saggi，2001）。

（2）产品内国际分工体系内中间品贸易对工业化的影响：受贸易条件限制，发展中国家难以凭借传统国际贸易推动工业化，而同发达国家之间基于产品内国际分工的中间品贸易则可以绕开这些壁垒，从而成为推进工业化的动力（Sanjaya Lall，2003）。发展中国家企业可以通过加入产品内国际分工，吸收上游中间品所带来的技术溢出，推进工业化（Antonio Ciccone，2002）。中间产品的可替代性越弱，发展中国家越容易在分工网络内部获得技术转移而实现工业化，因此，中间产品的可替代性是决定工业化政策的重要因素（Masao Yamada，2004）。

（3）产品内国际分工条件下实现工业化的新模式：一些学者利用标准贸易模型探索产品内国际分工条件下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得出结论，发展中国家参与产品内国际分工的产业获得了更高的经济福利，为发展中国家工业化提供了有利的国际经济环境（Sven Arndt ＆Henryk Kierzkowski，2001）。

2．国内相关研究成果

（1）片段化生产引致的区域产业集群推动中国新型工业化进程：集群制造具有与我国新型工业化发展道路良性互动的特征（王缉慈，2004；毛艳华，2005；阎德民，2007），中国企业通过参与国际产品片段化生产，带动关联企业，促进区域产业集群，提升了区域产业竞争力，最终推动我国新型工业化发展（淡远鹏，2006）。

（2）产品内国际分工条件下的加工贸易给中国带来新型工业化机遇：加工贸易从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为我国的工业化提供了条件，在供给方面，开展加工贸易引进了资金和技术，与我国的劳动力资源相结合，形成了劳动密集型产品制造的竞争优势；在需求方面，国际市场为这些劳动密集型产品提供了有效的需求（隆国强，2003）。

（3）生产全球化背景下通过在全球价值链中升级实现新型工业化：通过产业价值链的延伸和整合，促进经济结构高度化，进而提高工业经济效益，是我国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正确选择（任保平和洪银兴，2005；张培刚、张建华等，2007）。

整体而言，国外研究主要从产品内国际分工不同表现形式着眼，在分析诸多经济因素对产业发展的影响时涉及了工业化问题，其研究重点在产品内国际分工而非工业化；而国内研究虽以新型工业化为主题，但只论述片段化生产、加工贸易、全球价值链等个别产品内国际分工现象对工业化的影响。现有的研究成果对于我国当前工业化所处国际分工环境的整体把握和综合分析仍存在不足，因此有待于细致剖析当前国际分工条件下中国新型工业化的内在机理。

产品内国际分工所导致的跨国分散化生产，是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表现，也是当前中国工业化最为重要的现实背景，其对工业化的影响是从企业的微观层次到产业的中观层次再到工业化的宏观层次一以贯之的，因此，过于侧重考察对象某个侧面内容的研究，不免会影响到对当前新型工业化机理的整体把握。因此，我们必须从政府、产业、集群、企业四个维度识别推动当代中国新型工业化的宏、中、微观因素，关注产品内国际分工、工业化、信息化三者之间的互动机理，以及产品内国际分工背景下信息化与工业化的融合创新。

二、产品内国际分工对我国新型工业化的作用

产品内国际分工是经济全球化不断深化的必然结果，从国际经验和我国过去20多年的实践来看，产品内国际分工是我国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快速推进工业化进程的一条有效途径。因此，应该认真分析我国在国际分工中的态势，进一步制定切实可行的开放发展战略，与利用外资战略、产业升级战略相互配合、相互促进，在深度参与产品内国际分工的前提下，促进技术进步与产业结构升级，提高我国已经“嵌入”产品内国际分工体系内企业的国内采购率与增值率，推动产业的国内延伸，提高我国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和国际分工地位，最终促进新型工业化。产品内国际分工对我国新型工业化的作用主要体现以下几个方面：

1．促进传统产业向国际化方向发展

产品内国际分工背景下，世界范围内的分工越来越细化，产业间贸易逐渐向产业内贸易进而向产品内贸易转变。产品内国际分工的迅速发展给我国传统产业特别是制造业提供了充分利用国际资源的可能，也为我国在某些生产环节上实现突破提供了现实可能性。传统产业应以此为契机，积极主动参与经济全球化，尤其要善于充分利用国际资源来提高自身的竞争优势，从而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更高层次上参与国际经济竞争与合作，充分利用国内外两个市场，更有效地优化资源配置，进一步拓展发展空间。只要抓住好这个机遇，我们就能把传统产业所具有的市场优势、低成本制造优势和产业基础优势与发达国家的资金优势、技术优势和管理优势充分地结合起来，加快我国新型工业化的步伐。

2．产品内国际分工环境下的区域产业集群拓展工业化发展空间

产业集群是同一特定产业或具有直接上下游产业关联的企业以及相关支撑机构为共享资源、降低成本在地理上集中在一起，所形成网络性的专业化分工现象。高度的专业化分工是产业集群形成和存在的前提与基础，集群反过来使专业化分工以一种独特的方式获得了空前发展。通常以“大而全”、“小而全”的方式存在于企业内部生产环节的分工转变为分布在不同企业之间，每个企业只做一个部件，甚至一个部件的某个环节的分工。在产品内国际分工体系中，特定产品的生产环节在功能上仍然是一个连续的产品生产过程，但是这一系列完整连续的生产链条被一段段分开，在空间上离散性地分布于全球各地，从而形成产品内国际分工。虽然产品内国际分工的各个价值环节在全球空间上呈现离散分布的特征，但是分离出去的各个价值片段绝不是天女散花似的漫无边际，隶属于不同产品内国际分工体系的性质相同生产环节，通常会积聚在特定的地理空间，并逐渐带动本地供应链、服务链配套网络的发展从而形成产业集群。

产业集群不仅促进了我国外向型经济的发展，而且作为国内外资源、技术、信息沟通的桥梁，促进了内源型经济和外源型经济良性互动。产业集群的快速发展不断增强我国产业的制造能力和配套能力，有利于我国增加出口和进一步吸引外资。改革开放以来，外向型集群制造推动了我国制造业的快速发展，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等沿海地区通过大力发展外向型产业集群迅速成为国际性的制造业生产基地和加工出口基地。此外，产业集群所具有协作和专业化分工特点，能够通过产业关联以某一种或几种产业为核心驱动区域内其他相关产业的发展，还不断吸引周边的资金、人才、资源向本地流动，促进区域综合竞争力的提高，有利地推动了中国工业化进程。产业集群既能通过吸引外来投资使本地企业获得微观经济利益，又可以促进本国城镇化建设和宏观经济发展。因此，在新型工业化建设过程中，应该依据区域比较优势，引导产业集群形成和发展，通过集群效应加速新型工业化建设。

3．承接国际产业转移是我国推进新型工业化现实选择

受禀赋条件限制，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受到生产要素不均衡的严重约束，我国劳动力资源丰富，但资金、技术要素相对短缺，由于国内市场需求难以完全吸纳劳动密集型产品，必然导致劳动力资源的闲置与浪费。产品内国际分工的发展，恰恰从承接国际产业转移方面为我国的工业化提供了条件。产品内国际分工条件下，发达国家对外产业转移不可能一次将某个产业的上下游生产环节全部转移出去，而是分步进行的价值链节转移方式。由于我国在劳动力上的比较优势，发达国家将一些劳动密集型的生产环节转移到我国，由于产品内国际分工生产体系的最终产品面向全球市场销售，这就破解了我国国内需求相对滞后对供给的约束，产品内国际分工是将中国劳动力资源优势与发达国家资本技术优势相结合的最有效的方式之一。

产品内国际分工条件下，新一轮全球生产要素优化重组快速发展，国际产业转移的规模增大、频率加快，为发展中国家的产业转型升级提供了有利的外部环境。但是，从我国目前在产品内国际分工中所处的战略地位来看，其发展趋势也对我国发展存在一定负面影响。我国利用产品内国际分工实现工业化的进程中，有陷入“比较优势陷阱”的趋势。近年来，我国能够深度参与产品内国际分工的主要原因在于我国劳动力成本低廉的比较优势，我们在产品内国际分工体系中所承担的也主要是劳动力密集的加工装配环节。

诚然，劳动密集型生产环节可以发挥我国劳动力资源丰富的比较优势，也反映了我国目前的经济发展水平。然而，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我国国内劳动生产率提高相对缓慢，生活水平提高增导致工资成本快速上升，这就必然导致我国在劳动密集型生产环节的比较优势逐渐消失，近年来人民币汇率持续升值，也使这一状况雪上加霜。因此，长期依赖劳动力价格低的优势专注于劳动密集型生产环节，虽然可以获得暂时的国际分工利益，但从长远看，由于缺乏产业升级动力，技术进步和制度创新缓慢，获取国际分工利益的成本将会越来越大，势必陷入比较优势陷阱。因此，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必须实现工业化进程的“跨越式”发展，通过承接产业转移迅速提高我国的国际分工地位，在某些新兴产业领域中占据一席之地；同时，在工业化战略中，应着眼长期的经济发展，避免陷入比较优势的陷阱。我们应当随着工业化的不断推进，适时调整经济发展目标，促进长期利益与短期利益的协调统一，从简单地推进产业升级转变为产业链条的“跨越式”发展。

4．产品内国际分工体系的“外溢效应”促进了相关企业技术进步

产品内国际分工体系内技术与管理的“外溢效应”主要通过三条途径实现：第一条途径是中间产品的引入所带来的市场竞争和技术示范。我国部分企业加入产品内国际分工体系，给国内其他企业带来了明显的市场竞争压力和技术示范效应。例如，在我国纺织服装企业参加国际分工的过程中，最早通常采取OEM方式，进入低端的劳动力密集型的制造环节。由于这些公司所生产的产品面向国际市场因此品质要求非常高，无疑会对当地其他企业产生示范效应和竞争压力。今天我国已经成为全球重要的纺织服装生产基地，随着产能的不断扩大，刺激了国内对高档纺织服装产品的需求，带动了国内一系列相关配套企业的发展，对我国的技术进步具有重要的示范和刺激作用。第二条途径是产品内国际分工体系内国外上游企业对配套企业的订货要求与技术支持。我国企业要进入跨国公司主导的产品内国际分工体系，就必须在产品质量与交货期上能够达到跨国公司的要求。由于跨国公司在技术、管理等方面与国内企业具有较大“梯度差”，跨国公司必须提供相应的技术支持，才能帮助我国企业在产品质量与交货期上能够达到跨国公司的要求，这样大大提高了国内配套企业的技术水平与产品质量，使其产品能够达到国际市场的要求。第三条途径就是产品内国际分工体系内部的人员流动，传播了先进的技术与管理知识。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是中国企业参与产品内国际分工的一个重要特点，这类企业的工人许多是从农村进城的“打工者”，企业通过生产培训将这些农村劳动力转化为适应工业化大生产的熟练劳动力。由于“嵌入”产品内国际分工体系的企业面向国际市场，技术、管理水平基本上都与国际同步，员工在企业生产经营过程中亲身体验了工业化大生产对工人的技能与纪律的要求，了解到技术、管理的国际规范。随着我国劳动力市场的不断完善，人员流动越来越普遍，当劳动力从这类企业的流出时，他们在工作期间所学习到的技能、技术、知识、意识等现代工业化文明随之迅速扩散，成为推进新型工业化的“能动”要素。

5．产品内国际分工带动农村城市化发展促进工业化

随着产品内国际分工的发展，产业链条不断深化延伸，产品内国际分工体系内部分工日益细化，使得企业与企业之间的生产协作能力加强，引起经济组织变革。经济组织的变革提高了个人与企业的专业化程度，使企业内部、企业之间、产品内国际分工体系内部各环节之间的分工得以深化，一方面引起制造业内部的分工进一步细化，另一方面则产生了大量的中间产品。

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是现阶段中国参与产品内国际分工的重要特点，我国企业加入产品内国际分工体系，可以吸纳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培养了大量的能够适应工业化大生产的熟练劳动力，加速劳动力从农村向城市流动。另一方面，当一部分打工者在完成了一定的资金积累后，返回农村创业，促进了先进理念在农村的传播，从而为农村从小农社会转向工业社会奠定基础。最终在农村与城市之间架起沟通渠道，弥补二元经济的鸿沟，促进农村城镇化发展。此外，产品内国际分工的发展，需要大量中间产品的投入，势必带动上游产业的发展，而这些上游产业又有相当大部分属于农产品深加工，这必然有助于引导农业经济走上深加工道路，从而有助于农村城镇化建设。(www.daowen.com)

一、产业“跨越式”发展是新型工业化的核心环节

考虑到我国经济发展的社会、自然条件等制约因素，发达国家曾经走过的工业化道路已经不适合当今的中国。中国新型工业化的本质是：在可持续发展思想的指导下，将社会、资源、环境问题与经济发展问题结合起来，通过工业化与信息化的互动与融合，走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路子。上述目标的实现必须以产业优化升级的“跨越式”发展为基础，只有如此才能跨越传统工业化的高能耗、高污染的粗放型增长阶段，突破中国当前的资源、环境约束，实现中国特色的新型工业化。

1．中国新型工业化是跨越式的工业化

经济发展是个自然历史进程，有其内在的演进规律，但不排除某个历史时期的某个国家或地区的超常规、“跨越式”发展。“跨越式”工业化是落后国家或地区，为了快速缩小与先进国家或地区的差距，通过直接吸收发达国家的科学技术、管理经验、体制制度等先进经济发展成果，通过实施不平衡发展战略，超越传统工业化的某些发展阶段、发展过程，快速提升工业化水平，使国家在经济、科技、文化等领域实现跨越的一种工业化方式。“跨越式”工业化打破了以往缓慢、渐进、稳步的传统经济发展顺序，是超常规发展的工业化，表现出快速、突进、跨越的整体特征，通过在较短时间内完成由较低生产形态向高级生产形态转变，使生产力水平迅速提高，进而实现社会经济整体“跨越式”发展。

伯利兹、克鲁格曼、兹东等人（Brezis，Paul Krugman，Tsiddon et al．，1993）提出的蛙跳（Leap－frogging）理论认为，先发国存在原有技术的沉淀成本、资产专用性及技术转换的机会成本，通常会延滞对新思想、新技术的采用，从而被锁定在原技术水平上；后发国由于存在后发优势及选择性政策干预，可以更好地把握新技术和机会，直接选择和采用某些处于技术生命周期成熟前阶段的技术，以高新技术为起点，在某些产业、某些领域实施技术赶超战略，可能会最终赶上甚至超过先进国家。后进国家的后发优势，不仅体现于跟随性的模仿创新，而且体现于在技术发展到一定程度、本国已有一定技术创新能力的前提下，后进国可以直接选择和采用某些处于技术生命周期成熟前阶段的技术，以高新技术为起点，在某些领域、某些产业实施技术赶超。“蛙跳效应”表明，历史既有连续性、累积性，又有跳跃性和更替性，先进与后进、发达与不发达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先发国与后发国存在兴衰交替。

发展中国家实现工业化的过程通常内含于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过程，因此，产业结构不断演进与升级是工业化过程的重要推动力量乃至核心内容。当前，中国工业化二元结构矛盾突出，既面临加速工业化和迎接信息化、知识化挑战的双重任务，又面对解决人口压力和资源、环境约束的双重压力。作为世界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当前中国工业化所面临的资源与环境约束在人类经济发展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深刻把握我国工业化的现实背景和时代特征，要求我们必须摆脱近年来高污染、高能耗的工业化方式，跨越粗放型经济发展阶段，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型工业化模式。因此，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跨越发展已成为中国工业经济持续发展的关键。目前，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国际分工的深化，产业及产业结构的变化日益加快，为后发国家产业结构跨越发展提供了契机。产业结构跨越转换的关键是利用产品内国际分工的国际经济新环境，促使国内外优势资源的耦合与互动，利用产品内国际分工体系内部的知识传递提高产业技术水平，改造和优化传统产业，促进产业升级，并通过关联效应带动产业跨越发展，实现中国特色的新型工业化。

2．中国“跨越式”工业化是以后发优势为基础的

“跨越式”发展的理论依据是后发优势理论。该理论的提出主要受到戴维·罗默年提出的“新经济增长”模型理论和世界银行总结的韩国快速追赶发达国家的模式启发。借鉴世界各国工业化进程中积累的经验和教训，中国新型工业化道路就是根据实施比较优势、后发优势并重战略的要求，结合时代和国情特点，有利于将我国现实的和潜在的比较优势、后发优势转化为国际竞争力所应走的一条有中国特色的工业化发展道路。

“跨越式”工业化的成功必须建立在充分利用后发优势的基础之上。后发优势（Late－mover advantage，Second－mover advantage，又称为次动优势、后动优势、先动劣势）是指相对于先发国，后发国由于较晚开始工业化进程而获得的较先发国不具有的潜在优势，通过观察先发国的发展及效果来减少自身面临的发展不确定性而采取相应行动，后发优势完全是与其经济的相对落后性共生的。美国经济学家列维（levy，1966）认为后发国家的现代化有五个方面的后发优势：第一，后发国家对现代化的认识要比先发国在自己开始现代化时对现代化认识丰富得多；第二，后发国家可以大量借鉴先发国成熟的计划、技术、设备以及与其相适应的组织结构；第三，后发国家可以跳越先发国家的一些必经发展阶段，特别是在技术方面；第四，由于先发国家的发展水平已达到较高阶段，可使后发国家对自己现代化前景有一定的预测；第五，后发国家可以在资本和技术上得到先发国家提供的帮助。

当然，后发优势只是一种潜在的可能性，是“跨越式”发展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后发国只有在巩固、创造和发展后发优势上下工夫，才能凭借后发优势实现“跨越式”发展。

3．产品内国际分工条件下利用后发优势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可能性

（1）产品内国际分工为利用后发优势实现“跨越式”发展提供了有利的外部环境。产品内国际分工体系内部的资本、技术与信息的内在联系，为后发地区引进先发地区的资本、技术及管理经验创造了条件。

（2）融入产品内国际分工体系为利用后发优势实现“跨越式”发展提供了前提。后发地区参与产品内国际分工是深化对外开放的一种表现，由于对外开放并不仅限于经济领域，它更是思想、意识和观念的开放。它不是单纯的参与国际分工，而是经济整体外向度的提升，是各个领域对外合作与交流的深化。后发地区通过全方位对外开放，不断学习提高，把本国经济融入全球经济体系，从而使“跨越式”发展成为可能。

（3）融入产品内国际分工体系为后发地区发挥要素禀赋后发优势提供了现实条件。不同于要素禀赋优势，它是指后发地区的自然资源、资本、劳动力等要素由于后开发引起相对稀缺而形成的后发优势，要素禀赋后发优势主要由要素报酬递减规律产生。以劳动力要素为例，由于先发国家发展水平较高，相比较而言劳动人口比后发国家少，由于存在要素报酬递减规律，而先发国家劳动力要素收益率要高于后发国家，因此工资较高。由于国际间劳动力流动受限制，后发国家劳动力难以向先发国家流动。但是在产品内国际分工条件下，后发国家通过参加劳动密集型生产环节，将要素禀赋的后发优势发挥出来。

二、在产品内国际分工体系中升级实现中国产业“跨越”发展

1．产品内国际分工引致的外部需求是实现产业“跨越式”发展的基石

对于工业化进程中的国家来说，较大的生产规模和较强的国际竞争力是任何一个支柱和主导产业的基本要求。因此，需求因素变化对于工业化的作用至关重要。源于国内市场恩格尔效应的工业化模式只能是“按部就班”的传统工业化，而“跨越式”的工业化就必须存在来自成熟市场对高级产品的有效需求。在产品内国际分工条件下，来自外部市场（包括全球生产网络）对高级产品或部件的需求，为发展中国家进入高级产业，实现产业“跨越式”发展提供了现实途径。近年来，印度高科技产业的飞速发展，无疑为上述观点提供了最好的诠释。

2．产品内国际分工网络内部的技术溢出为实现产业“跨越式”发展提供了技术储备

工业化推进的基础是本国产业以创新为核心的技术进步，同时技术进步又是信息化的核心和产业“跨越式”发展的主要推动力量，而获取发达经济体技术外溢是技术进步的重要途径。“嵌入”产品内国际分工体系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一条同发达国家技术联系的渠道，由此而产生的“技术外溢”和“干中学”效应为实现产业“跨越式”发展提供了技术储备。产品内国际分工网络的技术外溢效应主要通过三条途径实现：①产品或部件的扩散与竞争；②产品内国际分工体系内部企业之间的订货要求与技术支持；③技术与管理人员的流动，传播了先进的技术与管理知识。

3．产业转移为发展中国家产业“跨越式”发展提供了有效途径

产品内国际分工是全球化背景下将生产过程分解后设置在不同国家或不同地区的一种现代分工方式，它的出现使得以往盛行于国与国之间整体产业的分工或转移关系，日益被产品价值链在国际间的分段设置和有效组合所取代，使得控制高增值核心环节成为提升产业竞争力的重要手段。在产品内国际分工体系内部，特定产业以全球价值链形式向发展中国家进行“片段化”产业延伸和转移，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一个沿价值链梯度“跨越式”发展的机会。

4．“片段化”产业转移为发展中国家产业“跨越式”发展提供了有效途径

产品内国际分工是全球化背景下将生产过程分解后设置在不同国家或不同地区的一种现代分工方式，它的出现使得以往盛行于国与国之间整体产业的分工或转移关系，日益被产品价值链在国际间的分段设置和有效组合所取代，使得控制高增值核心环节成为提升产业竞争力的重要手段。在产品内国际分工体系内部，特定产业以全球价值链形式向发展中国家进行“片段化”产业延伸和转移，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一个沿价值链梯度“跨越式”发展的机会。

图7－1　产品内国际分工条件下的中国新型工业化机理

三、产品内国际分工条件下的新型工业化模式

如何突破目前我国经济发展中的资源与环境约束，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选择适合国情的工业化道路是现阶段经济发展中需要特别重视的问题，对实现我国经济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在中国深度参与产品内国际分工的背景下，“嵌入”全球生产网络的中国企业，利用以新型国际分工为媒介的信息化条件，通过承接技术和产业转移，获得价值链升级，进而推动中国产业集群和产业“跨越式”发展是中国实现新型工业化的重要模式。

1．企业“跨越式”发展

分工与专业化的发展是经济效率提高的重要源泉，发达国家的工业化道路也是一个分工深化的过程。目前，国际分工发展趋势是各国企业各自根据自身比较优势进一步向核心能力集中，从而形成了产品内国际分工。在产品内国际分工条件下，发达国家逐渐从制造、装配等劳动力密集环节中退出，并将其转移到发展中国家，从而为发展中国家企业提供了“生存空间”。发展中国家企业通过精简其原来的业务领域，将主要精力放在体现自身比较优势的核心业务上，从而赢得竞争优势，得以在发达国家主导的国际分工生产中取得一席之地，也为自身积累资本、技术，提升竞争力获得机会。

技术进步是发展中国家企业成长的核心，同时也是企业实现“跨越式”发展的主要推动力量。对于发展中国家企业而言，“嵌入”产品内国际分工网络，是一条推进技术进步的“捷径”。由于产品内国际分工网络中的发达国家企业多是先进技术的携带者，它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一个从先进国家学习的渠道，具有带来“技术外溢”和“干中学”效应的可能性。“嵌入”产品内国际分工网络中的发展中国家企业通过引进先进技术和设备，产业链上下游关联和人力资本的流动等途径获得技术扩散，从而减少学习成本，在技术升级的阶梯上得以提升，最终在产品内国际分工价值链条上升级，实现企业“跨越式”发展。

2．集群“跨越式”发展

“嵌入”产品内国际分工体系中的发展中国家企业，通常呈现出“专注”于特定部件生产的“片段化”结构特征，对本国产业的“前向联系”与“后向联系”被弱化，难以形成对本国产业的整体拉动。因此，优化我国“嵌入”产品内国际分工体系中企业的工业生产模式，必须通过促进形成产业集群改善同本国前、后向产业间的互动联系，才能使区域经济在结构上得以优化的同时能够带动国家整体产业发展。

从产品内国际分工的视角来看，开放型产业集群的发展是以产品内国际分工所带来片段化生产为基础的。在产品内国际分工体系中，特定产品的劳动密集型生产环节开始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当发展中国家某一地区由于自身比较优势适合发展这类生产环节时，就会吸引隶属于不同产品内国际分工体系要素密集度性质相同的生产环节向本地聚集，从而形成专注于特定生产环节的产业集群，例如，我国江苏昆山所形成的笔记本电脑组装产业集群。

产品内国际分工背景下的产业集群发展不仅要获取外部资源、注重外部联系，更要挖掘区域的内部资源、强调内部联系。全球化框架下的区域经济发展，通常表现为地方产业集群结合自身区域特色、挖掘内生增长因素，积极回应全球产业的变化。发展中国家的开放型产业集群是产品内国际分工所带来的片段化生产的结果，其最终的发展轨迹通常也是沿着产品内国际分工价值链一步步提升。“嵌入”产品内国际分工网络中的产业集群，通过与全球分工主体的灵活互动，创造、保持和捕捉技术、知识、资金等升级要素，不断提升自身在价值链中的“嵌入”位置，实现集群“跨越式”发展。

3．产业“跨越式”发展

产业结构的高度化是指产业结构随着需求结构的变化与技术进步逐步向更高一级演进的过程，在工业化发展进程中，产业结构的高度化是整体工业经济效益提高的关键。从产品内国际分工的角度来看，新型工业化的实质是发展中国家通过国际间产业链的延伸和整合所带来的产业“跨越式”发展过程，最终表现为产业结构的高度化。

首先，产业结构高度化表现为产业链延伸。产业经济活动外在形式表现为一条具有内在经济技术联系的产业链条，而内在机理则为各个经济活动在产业价值环节上的环环相扣，从产业经济活动的加工深度动态演化上来看，随着加工程度的深化，产业链条沿着产业价值链不断扩展和延伸，从低利润区不断向高利润区扩展，以获取商品价格提升带来的价值增值。其次，产业结构高度化表现为产业链整合。在当前科技进步和经济竞争日益激烈的外部环境下，为了提高产业竞争力和附加值，产业链的关联突破了行业的束缚，分别隶属于不同行业部门的产业资源和产业活动开始进行跨行业整合，从而在新的产业空间上重新构建与调整产业链环的联结状态，为经济效益的提高提供产业链基础。产业链的延伸与整合，一方面，促进了产业经济效益的提高，使工业化方式由粗放型的规模扩大转变为以集约型的质量和效率提高；另一方面，促进了区域产业结构的高度化和区域竞争优势的提高，为工业化奠定了结构基础。

在产品内国际分工条件下，产业链的延伸和整合跨越了一国的产业空间，在全球范围内展开。发展中国家通过承接发达国家产业链延伸和产品内国际分工网络内部的产业整合，可以打破自身产业发展的传统轨迹，实现自身产业的“跨越式”发展。产品内国际分工网络内部研发、生产、销售等环节之间的全球化竞争与合作，带来全球范围内电子金融、电子商务、电子信息的协调发展，从而极大地推动了全球范围内信息化的发展，这些与我国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的重大战略是高度吻合的。因此，发展中国家要实现经济“跨越式”发展，就必须依靠以信息产业为主的高新技术产业，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在参与产品内国际分工过程中，注意引进、消化、吸收国外先进技术和管理，进而扶持原始创新，提升整个产业的综合竞争力，实现工业化、信息化并进，促进产业“跨越式”发展。

产品内国际分工是当前国际分工的主要方式，也是中国推进工业化的现实背景，产品内国际分工对发展中国家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产生多方面积极影响，能够促进新型工业化的建设。从承接国际产业片段化转移、开放环境下促进工业化与信息化融合等角度，找寻产业“跨越式”发展的突破口，探索适合我国资源禀赋特征、符合当前全球生产组织特点的新型工业化路径，进而提出实现新型工业化的政策思路，是当前我国社会经济运行中需要迫切解决的历史课题。

一、顺应国际分工，发掘比较优势

在产业内国际分工条件下，国际间分工在同一产品内部不同价值链环节或工序之间展开，而不同价值链环节和工序之间的分工是各国综合比较优势外在反映。国际分工的发展已经很难从某个特定最终产品或产业来判断一国的优势所在，一国的比较优势通常体现在最终产品或产业的某个价值链环节上。以计算机产业为例，中国和美国都在该产业取得了成功，所不同的是，美国通过从事操作系统、CPU价值链环节发挥自身知识密集型的资源比较优势，而中国则通过组装、生产环节发挥自身劳动力资源比较优势。

基于传统的产业间分工模式的产业政策已无法反映产品内国际分工的整体特征，也不能有效地反映一国的比较优势。因此，我国的产业相关政策不能仅仅基于产业进行制定，更重要的是应该针对某个具体产业中的价值链环节制定，这样更能全面体现出我国的比较优势，也更符合新型工业化的内涵。我国长期以来，价格、投资、税收、贷款等政策几乎都是向下游最终产品倾斜，而基础产业包括机械、电子、化工等行业的基础材料、元器件等生产发展则相对滞后。我国产业政策过于向下游最终产品倾斜，造成了国内上游产业技术水平较低、产品质量不够稳定，阻碍了我国企业在产品内国际分工中地位的提高，导致我国企业只能停留在高消耗、高污染、低附加值的加工制造环节，从而成为中国实现新型工业化的“瓶颈”。

为了摆脱当前的不利局面，我国的产业政策应当以提升国际分工地位为核心。我国产业发展应当抓住国际产业结构调整的有利时机，充分利用国际分工，重点发展电子信息技术、生物医药、新材料等高技术上游产业；利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提高我国国际分工环节的技术含量，加工深度和附加值，促进我国企业对产品内国际分工生产体系的控制力，走新型工业化发展道路。

二、构建创新体系，促进科技交流

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科技创新是关键。由于现代科学技术具有高度的复杂性和综合性，任何个人、企业或国家都难以垄断全部科技知识从而独立完成技术创新过程，现代技术创新通常需要通过国家之间、企业之间的科技交流与合作才能完成。在信息化、全球化的推动下，跨国公司为了应对日益激烈的全球竞争压力，在全球范围内进行科技资源的优化配置以降低科技创新成本，由此形成了涉及广泛地理区域的，包含跨国公司独资公司、合资公司以及外部独立供应商、经销商、R＆D联盟和其他合作伙伴在内的产品内国际分工创新体系。

在产品内国际分工创新体系中，发达国家的大型跨国公司处于核心地位，通过支配创新过程、获得创新成果控制着产品内国际分工体系的战略性环节；发展中国家企业由于缺乏创新资源，绝大部分位于低端的制造环节，主要承担低附加值的价值链环节和增值活动。对于中国来说，完成新型工业化必须摆脱我国所处的国际分工不利地位，特别是在科技创新领域实现自主创新。因此，在当前我国深度参与产品内国际分工条件下，各级地方政府可以考虑把发挥产品内国际分工网络内创新体系纳入本地区科技发展规划，结合本地区外向型产业的发展特点，充分利用本地区的科技、产业与区位优势，有重点地选择一些产业，构筑以参与产品内国际分工创新网络为指向的产业创新体系，在科技经费投入、科研基础设施以及人才培养等方面予以适当倾斜与关注。

开放式产业创新体系的构建，是创新体系在产品内国际分工条件下的必然选择，也是我国实现自主创新的必然要求。开放式产业创新以产品内国际分工体系中的企业为主体，通过与高等院校、科研机构、中介机构等创新主体的互动作用提升企业的创新能力。开放式产业创新通过融入产品内国际分工体系，与体系中各个价值链结点的知识交流、互动，有助于整合全球科技资源实现二次创新和集成创新，并在此基础上推进原始创新，最终实现开放条件下的全方位自主创新。产品内国际分工条件下的开放式产业创新体系突破了以往的国家界限，在全球范围内整合和优化创新资源，为发展中国家实现自主创新提供了丰富的创新资源和广阔的资源途径。因此，在产品内国际分工背景下构建开放式产业创新体系是我国提高产业竞争力，推动产业升级，进而实现新型工业化的重要战略选择。

三、发展产业集群，整合全球资源

在全球化时代的工业化过程中，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国际间竞争压力日趋增大。在这一背景下，发展中国家如何将自身比较优势转化为竞争优势，是当代每一发展中国家必须解决的历史课题。产业集群作为一种为创造竞争优势而形成的产业空间组织形式，其最大的特点是成百上千同类产业和相关产业的企业集聚在一个地域，形成强大的竞争力。实践证明，产业集群是当代经济发展的新趋势，它具有成本优势、创新优势和扩张优势，也是推进新型工业化的有效途径。

通过发展开放型产业集群“嵌入”产品内国际分工体系，发展中国家土地、低技能劳动力等流动性较差或不可流动的资源，与资本、管理和技术等全球流动性资源实现了紧密结合。这一生产模式为发展中国家发挥自身比较优势、摆脱发展中存在的路径锁定、增强与国际经济的交流、实现产业跨越发展最终实现新型工业化创造了机遇。

在产品内国际分工环境下，我国发展开放型产业集群增强区域竞争优势，推动新型工业化可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①将发展产业集群作为发挥比较优势提升产业竞争力的基础。当前我国的比较优势是劳动力优势，由于劳动力在现代生产组织中的非核心地位，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国的国际分工地位，通过集群优势将劳动力资源优势转化为劳动密集型生产环节竞争优势，是发挥我国自身比较优势的重要环节。②作为参与产品内国际分工产业集群的重要构成内容，相关配套产业的发展是其“落地生根”并实现升级的重要条件。强化产业链连接意识，提高本地产业配套水平。围绕已经“嵌入”国际分工网络的企业，主动抓住产业链这一纽带，加强本地产业配套。通过配套，营造共同市场，形成命运共同体，提高产业在全球的综合竞争能力。③通过集群升级摆脱低水平竞争，提升工业化水平。通过积累知识、技术等高素质要素提高集群技术含量，走出“低成本”集聚竞争阶段，提高集群整体竞争力，提升工业化水平。

四、加强产业关联，带动国内产业

深度参与产品内国际分工为我国实现工业化提供了一个历史契机，但是我们也应当清楚地认识到，产品内国际分工只是中国工业化的一个外因，我国新型工业化的实现必须依赖国内产业的整体发展和升级。已经“嵌入”产品内国际分工网络中的国内产业与国内其他产业的关联，关系着促进国内整体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通过加强两类产业之间的关联，不但可以使我国得到静态的国际比较利益，还可以得到动态的国际比较利益。

以嵌入产品内国际分工体系全球生产网络的龙头企业为核心，广泛吸收国内相关企业建立紧密的协作关系，形成全球生产网络的配套国内生产网络。国内生产网络的培育与延伸，能够使国内企业的运营更加适应全球生产网络的需要，使得国内企业得以充分利用国内外资源，有利于国内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形成和提高。通过提高“嵌入”产品内国际分工网络中企业的国产原材料采购率，制定优惠政策引导其投资原材料工业等基础产业以及加强产品科研开发、产品设计等方面的投入，从而促进我国“嵌入”产品内国际分工网络中产业的国内延伸，增多与其他产业联系的机会，进而带动我国产业的整体发展，实现新型工业化。

加强已经“嵌入”产品内国际分工网络中产业的国内产业关联，带动国内产业的整体发展的具体措施可以考虑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①引导国内企业关注产品内国际分工网络配套原材料、零部件和设备需求动向，支持国内企业与参与产品内国际分工企业开展各种形式的合作。②出台科技、融资、税收等方面的特殊优惠政策，支持产品内国际分工生产网络中关键零部件和关键设备的开发与生产，进而鼓励其更多地使用国产原材料零部件和设备。③将为产品内国际分工全球生产网络提供装备作为装备制造业的一个重要发展方向，引导国内装备制造企业融入产品内国际分工全球生产网络，参与国际经济大循环，通过为国外厂商提供配套而间接获取知识技术传递，不断提高自身的设计制造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