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产品内国际分工条件下，一个国家或地区与外部环境发生物质、资金、技术和信息的广泛交流，其产业结构的维系与演进不仅受到国内相关因素的影响，而且也受到国外因素的影响。国外的需求结构与供给结构的变动，科技、知识的扩散与溢出，都会通过种种传导机制传递到国内来，最终促进本国产业结构的升级。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廉价的劳动力以及巨大的潜在市场等因素，加快了中国融入产品内国际分工网络的步伐，然而，由于我国生产力发展水平具有多层次性和不平衡性，且受制于资本积累能力和技术创新能力较低的限制，在参与产品内国际分工时，大多接收来料加工，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低端环节，这种产品内国际分工地位对我国的经济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因此，如何在产品内国际分工条件下，改变我国“制造车间”的低端国际分工地位，实现产业的升级，是当前值得密切关注的重要课题。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利用外资和国际贸易规模的不断扩大，中国产业发展外向型特征日益显著，融入全球生产体系的步伐不断加快。19世纪80年代后，产品内国际分工逐渐成为国际分工的典型形态，我国也凭借初级生产要素的禀赋优势，深入到产品内国际分工的全球生产网络之中，并发展成为全球低端加工与组装性生产环节的基地。在本节，我们将深入剖析我国参与产品内国际分工的现实形态和发展现状。

一、加工贸易是我国参与产品内国际分工的重要方式

在过去20多年里，我国国际贸易总量及其占GDP比率的大幅度上升与全球范围内的产品内国际分工生产方式密切相关：一方面，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将一些产品的中间品提供、组装等初级生产工序“外包”给像中国这样的劳动力成本比较低的国家，从而在过去的20多年里，推动了以“来料加工”为特色的贸易方式的变革。另一方面，在中国本身的出口产品中，又要以别国的原材料、中间品或半成品为“来料”，也就是说，中国进口品中有相当部分以后又会再出口。

上述的这些由产品生产工序或流程的国际化“分散化”生产所带来的国际贸易便是加工贸易，所谓加工贸易通常是指两头在外中间在内的贸易方式，即从国外进口原料或零部件，在国内进行加工装配，制成品出口到国外市场。伴随着我国对外开放度的加大和外贸体制改革的深化，加工贸易业务从小到大，由食品、纺织品等少数简单品种发展到高技术、高附加值的化工、机械、电子等深加工产品，从事加工贸易的地区从福建、广东沿海省市扩大到内陆省市，业务往来从我国港澳地区发展到日本、西欧、北美地区。加工贸易的迅速崛起，大大丰富了我国对外经济交往的内容和形式，促进了我国企业融入产品内国际分工网络的步伐，目前，加工贸易已经成为我国参与产品内国际分工的重要方式。

二、中国参与产品内国际分工程度不断加深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课题组（2005）按照Hummels等学者（2001）提出的I－O方法，测量表征产品内国际分工参与程度的垂直专业化（VS）比重（见表6－1）。课题组的研究结果显示：在1992～2003年的12年间，在中国的总出口当中，垂直专业化程度已经从1992年的14．7%增加到2003年的21．8%，垂直化程度提高了将近50%。[1]我国在12年内的垂直专业化程度上升进程，大致同OECD国家20年左右时间的垂直专业化程度上升过程相当（见表6－2），即从20世纪70年代初至90年代初，OECD的主要国家的出口贸易中的垂直专业化程度从16．5%上升到21．1%。

表6－1　中国与OECD国家VS比率变化　　单位：%

续表

资料来源：Hummels David，Rapoport Dana．Vertical Specialization and the Changing Nature of World Trade［J］．Economic Policy Review，1998（2）．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课题组：《垂直专门化、产业内贸易与中美贸易关系》，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Report No．C2005005），2005年。

表6－2　世界多国总出口中的VS比率及其变化

注：分组1：OECD 10国和爱尔兰、韩国、墨西哥、中国台湾。
分组2：分组1再加上中国内地、中国香港、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
资料来源：Hummels David，Ishii Jun，Kei－Mu Yi．The nature and growth of vertical specialization in world trade［J］．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2001（1）．

三、我国参与产品内国际分工的国别（地区）结构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抓住参与产品内国际分工的有利时机，利用自身的劳动力优势，迅速加入了产品内国际分工网络。诸多研究（Parker ＆ Lee，2001；潘悦，2002；高越，2004）表明，中国的加工贸易进口主要依赖于亚洲国家和地区，而加工贸易出口主要依赖于美国和欧盟。高越（2004）将中国加工贸易主要贸易伙伴分为三种类型：大进小出型、大进大出型、小进大出型（见表6－3）。大进小出型包括中国台湾、东盟和韩国，三地在2003年中国加工贸易进口中占46．7%，在出口中仅占11%；大进大出型包括日本，在2003年中国加工贸易进口中占20．1%，在出口中占14．5%；小进大出型包括美国、欧盟和中国香港，三地在进口中占22%，而在出口中占65．4%。2003年与2002年相比，东盟的贸易地位得到了提高，从1999年占中国加工贸易进口的不到6%上升到2003年的15%。

表6－3　2003年主要贸易伙伴在中国加工贸易中的地位　　单位：%

资料来源：高越：《垂直专业化分工：分工基础、分工利益与中国的实践》，天津财经学院论文，2004年。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课题组（2005）的研究也表明，中国垂直专业化程度的提高（见表6－4），主要原因是来自于日本、韩国、东盟其他国家向中国提供的中间品的增加。换言之，在全球产品内国际分工网络中，中国同日本、韩国和东盟的联系最为紧密，我国的产品内国际分工“来料”基地具有明显的地域性。同时，我们也应当看到，除东盟日韩以外的其他国家对我国垂直专业化程度的贡献正在提高，说明我国在全球产品内国际分工网络中的合作者大幅增加，也表明中国参与产品内国际分工程度不断加深。

表6－4　中国总出口中的VS比率及其变化

续表

资料来源：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课题组：《垂直专门化、产业内贸易与中美贸易关系》，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Report No．C2005005），2005年。

目前，我国参与产品内国际分工的国别（地区）结构特征是：我国主要从亚洲国家和地区进口中间产品，在国内加工后再出口到欧美等发达国家（见图6－1）。由此可见，中国内地在产品内国际分工网络中的作用主要是承担装配制造的角色，大量进口中间投入品，加工装配成最终产品（主要是消费品）；从发展趋势上看，这一分工方式正在进一步加强。

图6－1　中国在全球产品内国际分工中的地位

20世纪80年代以来，伴随我国开放步伐的不断加快，我国已经成为产品内国际分工生产网络中的重要一环。为了深入分析产品内国际分工对我国产业发展的实际影响，本节建立了基于中国1980～2005年时间序列数据的计量经济模型，分别对产品内国际分工的产业结构效应、就业效应和技术升级效应进行了实证研究。

一、产业结构效应实证分析

1．变量选择

为了考察产品内国际分工对我国产业结构的影响，我们选取了产业结构、产品内国际分工参与程度、人力资本、资本存量四个变量，样本期间为1980～2005年。

（1）产业结构（Industry）。本变量为被解释变量，采用中国第二、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来表征，该变量通常被用于代表一个国家产业结构的变化，数据来源为相应年份的《中国统计年鉴》。

（2）产品内国际分工参与程度（IMT）。我们通过加工贸易占进出口贸易总额的比例来表征，通常认为，加工贸易是产品内国际分工的重要实现方式，也是我国参与产品内国际分工的主要形式，加工贸易占全部贸易量的比例越高说明我国参与产品内国际分工程度越深。加工贸易量数据来源为历年《海关统计》，进出口贸易总额来源于相应年份的《中国统计年鉴》。

（3）人力资本（Human）。该变量用人均教育水平指标来表征，参考陈钊、陆铭等人（2004）的计算方法。[2]本研究将每一种受教育水平按一定的受教育年限进行折算，然后乘以该教育水平的人数，再加总，最后除以相应的总人口，便得到人均受教育水平，数据单位为年。其中大学（及以上）以16年计，其他受教育水平的年限处理为：高中12年，初中9年，小学6年，文盲0年。数据来源为相应年份的《中国统计年鉴》。

（4）资本存量（Capital）。因我国统计部门不提供资本存量数据，我们采用固定资本投资总额来表征，数据来源为相应年份的《中国统计年鉴》。

为消除或缓解时间序列的异方差性，以上数据均取自然对数形式，图6－2给出了以上变量的时间序列图。

图6－2　各变量时序图

2．计量分析

（1）协整理论。由于我们选取的都是时间序列变量，为了防止“伪回归”现象，通常采用的计量手段是协整。协整的概念最早由Granger（1983）表述为：某两个（或几个）经济变量的时间轨迹，在长期，通常被牵制着以大致相同的速率作同向运动且不至于分岔太远，也就是说，尽管在短期有可能分岔，但经过若干期调整它们似乎又会返回原有的运动轨道。这一段文字表述隐含的意义正是这两个变量之间存在长期稳定即协整关系。协整的意义在于它揭示了一种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满足协整的经济变量之间不会相互分离太远，一次冲击只能使它们短时间内偏离均衡位置，长期会自动回复到均衡位置。

协整关系用数学语言描述就是：如果序列X1t，X2t，…，Xkt都是d阶单整，存在一个向量α＝（α1，α2，…，αk），使得Zt＝αX′t～I（d－b），其中，b＞0，Xt＝（X1t，X2t，…，Xkt）′，则认为序列X1t，X2t，…，Xkt是（d，b）阶协整，记为Xt～CI（d，b），α为协整向量。

将协整理论作为经典单方程计量经济学模型扩展的理由在于，经典的计量经济学模型是以某种经济理论或对经济行为的认识来确立模型的理论关系形式，而在这里，则是从经济变量的数据中所显示的关系出发，确定模型包含的变量和变量之间的理论关系。

（2）单位根检验。在具体应用协整理论进行时间序列分析时，首先必须检验被分析序列是否为平稳序列，进而再判别其协整性。判别平稳性常用的方法是单位根检验中的ADF（Augmented Dickey－Fuller）检验，通常对序列的ADF检验的一般形式为：

式中：Yt是待检验的时间序列；α是常数项；t为时间趋势；p是滞后值；εt是随机误差项。原假设是H0：γ＝0，备选假设是H1：γ＜0。

如果在序列无差分情况下，t统计值小于临界值，则序列无单位根，是稳定的I（0）序列；如果在序列无差分情况下不能拒绝检验，但在一阶差分情况下拒绝检验，则原序列是I（1）序列；如果在序列无差分情况下和在一阶差分情况下均不能拒绝检验，但在二阶差分情况下拒绝检验，则原序列是I（2）序列。我们采用ADF方法对产品内国际分工参与程度、就业、技术水平、工资水平四个变量进行单位根检验，结果如表6－5所示。

表6－5　各变量时间序列的单位根检验

续表

注：Δ表示变量的一阶差分形式；检验类型中的C、T分别表示带有常数项和趋势项，K为滞后阶数，其选择依据AIC和SC信息准则。

ADF检验结果表明，上述四个变量都存在单位根，即所有变量的水平序列都是非平稳的，而它们的一阶差分都是平稳的，即都是I（1）序列，可以对其进行协整检验。

（3）协整检验。前面已经检验了变量Industry、IMT、Capital、Human都是一阶单整序列，可进一步检验变量之间的协整关系。关于协整检验主要有两种方法：一是Engle和Granger提出的基于协整回归残差的ADF检验，二是Johansen和Juselius提出的一种在向量自回归（VAR）模型下利用简约矩阵的秩来检验协整并对协整向量进行极大似然估计，通常称为Johansen检验，[3]本书采用Johansen检验，同时求出变量之间的协整关系，结果见表6－6。检验结果表明，变量之间存在一个协整关系。

表6－6　Johansen协整检验结果

我们的样本容量只有25个，而需要估计的内生变量则有4个，由于Johansen检验在小样本下将会生成肥尾（Fat－tail）估计，有实质性的均值偏差，因而带来严重的问题（Hargreaves，1994）。因此，本书仅在估计协整关系的个数时才采用Johansen方法；考虑到因变量的滞后效应，对于协整方程的估计，则采用由Jorgenson（1966）提出的自回归分布滞后（Auto－regressive Distributed Lag，ADL）模型。（p，q）阶ADL模型的基本表达式如下：

式中：p、q分别为因变量和自变量的最大滞后阶数；x为由m个自变量构成的m维向量。

（4）协整方程的估计。如前所述，鉴于样本容量的限制，我们没有采用Johansen方法所估计出的协整方程，考虑到因变量的滞后效应，即我国参与产品内国际分工程度的变化对就业产生影响可能需要时间，本书建立了一个（p，q）阶自回归分布滞后模型，考虑到样本容量的限制和选用年度数据，我们选择滞后阶数p、q均为1，即：

向量x＝（IMT，Capital，Human）′为外生变量集合，μt为随机误差项。这里我们采用英国计量经济学家Hendry提出的“从一般到特殊”的建模方法对方程所代表的一般模型进行逐步简化，利用系数的T检验和Wald检验，依次剔除系数不显著的变量，并结合AIC和SC值进行模型优选，最终结果如表6－7所示。

表6－7　静态回归结果

续表

注：＊＊＊、＊＊和＊分别表示在1%、5%和10%的显著性水平上拒绝零假设。

经过模型筛选，我们选取方程4为最终模型，该模型所有变量的系数均显著。由于模型包括了因变量的滞后项作为解释变量，通常的DW统计量不再适合作为残差序列是否存在序列相关的判断依据。对于这种情形下的序列相关检验，通常可以采用适合于高阶自相关检验的拉格朗日乘数（Lagrange Multiplier，LM）方法。表6－8报告了二阶序列相关检验的结果，LM检验结果表明残差序列不存在自相关。

表6－8　LM检验结果

根据表6－6的估计结果，可以得到就业与诸解释变量之间的关系如下：

为求得变量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只需令：

将公式（6－5）代入公式（6－4），就可以得到Industry与IMT、Hu－man、Capital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

Industry＝5．6963＋0．0154IMT＋0．7720Human＋0．0475Capital（6－6）

3．实证研究结论

从实证研究的结果看，产品内国际分工参与程度、人力资本、资本存量都是产业结构的长期决定因素。其中，产品内国际分工参与程度与产业结构正相关，从而验证了本章的相关研究结论，表明产品内国际分工对我国产业结构升级产生了推动作用；人力资本与产业结构正相关，表明我国由教育、科研投入所产生的人力资本对我国产业结构调整产生了重要作用；资本存量与产业结构正相关，表明产业结构的成长需要一个资本积累的过程，也说明我国加入产品内国际分工所带来的经济发展和资本积累，为我国产业升级打下了良好的物质基础。

二、就业效应实证分析

1．变量选择

为了考察产品内国际分工对我国就业的影响，我们选取了产品内国际分工参与程度、就业、技术进步、工资水平四个变量，样本期间为1980～2005年。

（1）就业（Employment）。就业是本研究的被解释变量，采用城乡总就业量数据，数据来源于相应年份的《中国统计年鉴》。

（2）技术进步（Tech）。本变量采用全员劳动生产率来表征，全员劳动生产率＝GDP／总劳动人口，该变量通常被用于代表一个国家技术水平的变化。GDP和总劳动人口数据来源分别为相应年份的《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劳动统计年鉴》。

（3）工资水平（Wage）。采用以1980年为基期的实际工资指数来表征，数据根据2006年《中国劳动统计年鉴》实际工资环比指数计算。

产品内国际分工参与程度变量与前文相同，这里不再赘述。为消除或缓解时间序列的异方差性，以上数据均取自然对数形式，图6－3给出了以上变量的时间序列图。

2．计量分析

（1）单位根检验。我们采用ADF方法对产品内国际分工参与程度、就业、技术水平、工资水平四个变量进行单位根检验，结果如表6－9所示。

图6－3　各变量时序图

ADF检验结果表明，上述四个变量都存在单位根，即所有变量的水平序列都是非平稳的，而它们的一阶差分都是平稳的，即都是I（1）序列，可以对其进行协整检验。

表6－9　各变量时间序列的单位根检验

续表

注：Δ表示变量的一阶差分形式；检验类型中的C、T分别表示带有常数项和趋势项，K为滞后阶数，其选择依据AIC和SC信息准则。

（2）协整检验。采用Johansen检验，并同时求出变量之间的协整关系，结果见表6－10。检验结果表明，变量之间存在一个协整关系。

表6－10　Johansen协整检验结果

（3）协整方程的估计。鉴于样本容量的限制，对于协整方程的估计，采用自回归分布滞后模型，我们建立了一个（p，q）阶自回归分布滞后模型，考虑到样本容量的限制和选用年度数据，我们选择滞后阶数p、q均为1，即：

向量x＝（IMT，Wage，Tech）′为外生变量集合，μt为随机误差项。按照“从一般到特殊”的建模方法，依次剔除系数不显著的变量，并结合AIC 和SC值进行模型优选，最终结果如表6－11所示。

表6－11　静态回归结果

注：＊＊＊、＊＊和＊分别表示在1%、5%和10%的显著性水平上拒绝零假设。

经过模型筛选，我们选取方程4为最终模型，该模型所有变量的系数均显著。采用适合于高阶自相关检验的拉格朗日乘数方法，检验结果表明残差序列不存在自相关（表6－12）。

表6－12　LM检验结果

根据表6－11的估计结果，可以得到就业与诸解释变量之间的关系如下：

为求得变量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只需令：

将式（6－9）代入式（6－8），就可以得到Employment与IMT、Wage、Tech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

3．实证研究结论

从实证研究的结果看，产品内国际分工参与程度、工资、技术都是就业的长期决定因素。其中，产品内国际分工参与程度与就业正相关，从而验证了本章的研究结论，也证明产品内国际分工对我国就业产生了促进作用；工资与就业量正相关，表明我国存在大量的闲置劳动力，当工资水平提高时，劳动力供给增加，就业量增加；技术与就业负相关，表明技术的提高导致劳动力的替代，也表明伴随技术提高的产业升级，导致对劳动力需求的减少。

三、技术升级效应实证分析

1．变量选择

为了考察产品内国际分工对我国就业的影响，我们选取了产品内国际分工参与程度、就业、技术水平、工资水平四个变量，样本期间为1980～2005年。

技术水平（Technology）。本变量为被解释变量，采用工业增加值与工业从业人数的比值来表征，数据来源分别为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劳动统计年鉴》。

产品内国际分工参与程度、人力资本变量与前文相同，这里不再赘述。为消除或缓解时间序列的异方差性，以上数据均取自然对数形式，图6－4给出了以上变量的时间序列图。

图6－4　各变量时序图

2．计量分析

（1）单位根检验。为了分析序列平稳，进而再判别其协整性，我们采用ADF方法对产品内国际分工参与程度、就业、技术水平、工资水平四个变量进行单位根检验，结果如表6－13所示。

表6－13　各变量时间序列的单位根检验

续表

注：Δ表示变量的一阶差分形式；检验类型中的C、T分别表示带有常数项和趋势项，K为滞后阶数，其选择依据AIC和SC信息准则。

ADF检验结果表明，上述四个变量都存在单位根，即所有变量的水平序列都是非平稳的，而它们的一阶差分都是平稳的，即都是I（1）序列，可以对其进行协整检验。

（2）协整检验。为了分析序列协整性，本书采用Johansen检验，同时求出变量之间的协整关系，结果见表6－14。检验结果表明，变量之间存在一个协整关系。(www.daowen.com)

表6－14　Johansen协整检验结果

（3）协整方程的估计。如前所述，鉴于样本容量的限制，我们没有采用Johansen方法所估计出的协整方程，考虑到因变量的滞后效应，我们建立了一个（p，q）阶自回归分布滞后模型，考虑到样本容量的限制和选用年度数据，我们选择滞后阶数p、q均为1，即：

向量x＝（IMT，Human）′为外生变量集合，μt为随机误差项。自回归分布滞后模型的逐步简化结果如表6－15所示。

表6－15　静态回归结果

注：＊＊＊、＊＊和＊分别表示在1%、5%和10%的显著性水平上拒绝零假设。

经过模型筛选，我们选取方程3为最终模型，该模型所有变量的系数均显著，高阶自相关检验的LM检验结果表明残差序列不存在自相关（表6－16）。

表6－16　LM检验结果

根据表6－15的估计结果，可以得到人力资本与诸解释变量之间的关系如下：

为求得变量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只需令：

IMT＝IMT（－1）

将公式（6－13）代入公式（6－12），就可以得到Technology与IMT、Human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

3．实证研究结论

从实证研究的结果看，产品内国际分工参与程度、人力资本都是技术进步的长期决定因素。其中，产品内国际分工参与程度与技术进步正相关，从而验证了本章的研究结论，表明产品内国际分工对我国技术进步产生了促进作用；人力资本与技术进步正相关，说明劳动力素质的提高是技术进步的决定力量。

伴随着我国融入全球产品内国际分工步伐的不断加快，中国产业发展的外向型特征日趋明显，产品内国际分工已经成为我国产业发展的现实背景，影响着我国产业发展的方方面面。在本节，我们将深入剖析产品内国际分工对中国产业发展的现实影响和当前我国产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一、产品内国际分工条件下中国产业发展现状

1．中国产业发展的外向型特征

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跨国公司推动的产品内国际分工，开始深入到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在产品内国际分工条件下，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是联结全球资源的纽带，因此，伴随着我国加入产品内国际分工的步伐，中国产业发展的外向型特征日趋明显，外资依存度和外贸依存度[4]逐步提高（见图6－5）。1983～2007年的24年间，我国的实际利用外资从6．36亿美元增长到783．39亿美元，外资依存度从0．31增加到2．39；外贸进出口总额从436．2亿美元增长到21737．3亿美元，外贸依存度从21．4增加到66．2。

图6－5　中国外资依存度和外贸依存度

资料来源：相关年份《中国统计年鉴》。

中国外贸方式中加工贸易规模的急剧扩大是中国的外贸依存度提高的重要原因，加工贸易与一般贸易有许多不同之处，一般贸易的生产和加工要在国内完成，而加工贸易最终产品的生产需要多个国家和地区相互协作才能完成，因此，加工贸易中间品在国与国之间的多次往复传送对总贸易量产生倍增效应，从而推高了中国外贸依存度。我国对外贸易中加工贸易占总贸易额中的比重，从1983年的21．4%迅速上升到2005年的63．3%，加工贸易已经成为我国外贸增长的发动机（见图6－6）。

值得重视的是，我国外贸依存度和外资依存度的大幅提升，表明我国经济对国际市场的依赖程度日益加深。从国家经济安全的角度来看，当外贸依存度和外资依存度达到一定规模后，出口市场扩张和吸引外资的难度也随之加大，不仅容易引发国际纠纷，而且可能因外部经济的波动和危机的国际传递对我国经济带来重大的不利影响。因此，伴随着我国经济对国际市场的依赖程度的加大，我们应当高度重视其中所隐含的经济风险。

图6－6　中国加工贸易占总贸易额中的比重

资料来源：相关年份《中国统计年鉴》。

2．产品内国际分工条件下的产业升级

（1）产品内国际分工条件下的中国加工贸易产品结构优化。伴随着我国加入产品内国际分工步伐的加快，我国的出口产品结构逐渐优化，也显示出中国整体产业结构正在逐步优化。在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凭借劳动力资源充裕、成本低的比较优势，加入国际产品内国际分工网络中，这一时期我国的加工贸易以纺织、服装、玩具、鞋帽等低技术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20世纪90年代之后，伴随着我国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机电产品等资金技术密集型产品在加工贸易中的比重越来越高，最终超过纺织品成为加工贸易出口最多的产品。

如表6－17和图6－7所示，中国加工贸易出口产品中，劳动力密集型的纺织品出口所占比重逐年下降，而具有较高技术含量的机电产品和高新技术产品所占比重则逐渐上升。截至2006年，二者出口总和占加工贸易总出口的85．7%，已经成为目前我国主要的加工贸易出口产品。出口商品结构的不断优化体现出我国的产业结构也从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生产出口逐步转向技术密集型产品的生产出口，我国整体产业结构正在得到优化。

表6－17　三大产业加工贸易出口变动　　单位：万美元，%

资料来源：相关年份《海关统计年鉴》。

图6－7　我国三大产业加工贸易出口变动图

徐思嘉（2004）研究了中国部分劳动密集型产品和技术密集型产品的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Revealed Comparative Advantage，RCA），[5]得出结论：中国劳动密集型产品，如外套、玩具、运动产品等都保持着强劲的出口竞争力，但是与1992年相比，2000年绝大多数劳动密集型产品的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都有所下降；工业制成品中，收音机、计算机、通信设备等技术密集型产品都已具备了较强的出口竞争力（见表6－18）。中国产业的比较优势正处于动态转换中，目前，中国制造业的比较优势不仅体现在低成本劳动力的比较优势上，而且正在向高科技产业逐步升级。[6]

表6－18　中国部分出口产品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

资料来源：徐思嘉：《从中国产业国际竞争力转变看中国入世后制造业的全球定位》，《生产力研究》2004年第7期。

（2）产品内国际分工网络内部的阶梯递升。随着产品内国际分工的发展，产业升级还体现在本国产业在全球价值链条中的“链节”地位的提升，本书第六章已经证明价值链“链节”的获益能力与其在价值链中的地位正相关，因此加工贸易增值率成为衡量一个国家在产品内国际分工中的地位和加工贸易给本国带来多少经济利益的重要指示。加工贸易增值率＝（加工贸易出口值－加工贸易进口值）／加工贸易进口值，它反映生产加工环节的附加值程度。若加工贸易的链较长，即所需零部件和材料可由国内生产供给或加工过程中技术含量较高，则该增值系数较高；反之则低。因此，结合加工贸易增值率可大致判断出中国加工贸易的技术引进质量和对产业结构、国家竞争力提升的力度。图6－8显示了我国1989～2005年间加工贸易增值率。从中可以看出，加工贸易增值率总体上呈上升趋势，在加工贸易发展初期，由于我国企业主要从事价值少、技术低的加工组装环节，贸易方式以来料加工为主，因此，加工贸易的增值率一直比较低，1989年仅为15．3%。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加工贸易“大出大进”格局逐步改善，特别是1994～1999年间，进料加工贸易企业提高了国内料件的采购比例，加工贸易国内增值率上升速度尤为明显。加工贸易增值率的提高说明我国在产品内国际分工中的地位有所上升，加工贸易产业结构逐步升级，效益水平得到改善。

图6－8　我国加工贸易增值率变化状况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8）。

（3）加工贸易对我国产业的带动作用不断提高。我国的加工贸易包括来料加工和进料加工，前者是指由外商提供原材料、加工技术及相关设备，由国内企业按照外商提出的规格质量和技术标准加工为成品或半成品，由外商自行在海外市场销售，并按双方议定的费用标准，向外商收取加工费；后者是指由外商提供产品的图样或样品，由国内加工企业自行进口料件，加工组装后再出口的生产与贸易活动。我国加工贸易早期是以来料加工为主的，1980年，我国来料加工贸易进出口额为13．3亿美元，占当年加工贸易进出口总额的79．8%。随着加工贸易的不断发展进料加工的比重日益上升，逐步成为主要的加工贸易方式。1989年，进料加工出口额首次超过了来料加工出口额，占加工贸易出口额的53．1%。[7]此后，进料加工贸易在加工贸易出口总值中所占的比重逐年上升（见图6－9）。进料加工比重的迅速提高，一方面，说明我国国内的加工贸易企业在经过多年的发展，积累了生产能力和获取了通向国际市场的渠道之后，也开始大量从事进料加工贸易，毕竟进料加工贸易的增值空间远高于来料加工装配；另一方面，由于进料加工拓展了国内的加工产业链条，从而提高了加工贸易对我国产业的带动作用。

图6－9　我国加工贸易中的来料加工与进料加工变化

资料来源：根据海关统计资料整理计算（www．customs．gov．cn）。

二、当前中国产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加工贸易作为我国参与产品内国际分工的一种重要方式，对我国产业结构调整以及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但加工贸易在发展过程中也存在着诸多的问题，不可避免地会对我国未来产业发展带来负面影响。从根本上讲，我国产业发展中所存在的许多问题，大多与我国在产品内国际分工中所处的低端环节地位密切相关。

1．中国企业在产品内国际分工体系中处于从属地位

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加入全球产品内国际分工的步伐加快，总体上我国已经嵌入这一分工网络之中。然而，在这一进程中起到主要作用的是跨国公司，中国企业往往处于被动和从属的地位。如果我们认真分析在我国从事加工贸易主体的国别或地区属性，就会发觉中国参与全球产品内国际分工的主体主要是外资企业，国有企业或民营企业只占很小的比例。如表6－19和图6－10所示，1995年以来，外资企业在我国加工贸易中的份额不断扩大，国有企业的份额逐渐萎缩，尽管民营企业份额有所扩大，但中国企业（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总的份额也在逐渐缩小。这种参与全球产品内国际分工的间接性和被动性说明中国企业的竞争力还很弱，在全球产品内国际分工网络中的地位还不强大，也没有充分利用到国际分工对发展中国家及其企业发展的促进作用。

表6－19　各类企业在加工贸易进出口总值中所占的比例单位：亿美元，%

资料来源：根据海关统计资料整理计算（www．customs．gov．cn）。

图6－10　各类企业在加工贸易进出口总值中所占的比例变化

资料来源：海关统计资料（www．customs．gov．cn）。

2．外向型经济中的区域发展不平衡

我国在产品内国际分工中处于低端环节，从事的主要是低技术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由于我国东部地区毗邻大海贸易条件优越，因此，东部地区产业已经深入国际分工之中，而中西部地区产业参与国际分工程度则相对较低。目前，我国的加工贸易高度集中于东部地区，也带动东部地区经济快速发展，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东部沿海地区以高于全国经济50%左右的速度持续增长，创下了世界经济增长奇迹。我国目前的这种参与国际分工的方式，使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更为困难，一方面，国内资金、劳动力、人力、资源等生产要素均大量向东南沿海转移，造成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由于受到资金短缺、技术更新缓慢等因素的影响而相对缓慢；另一方面，加工贸易的过度集中也不利于中西部地区发挥其劳动力和土地成本低廉的比较优势，使东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进一步拉大。

简言之，目前，东部地区向中西部地区产业梯度转移的“涓流效应”微乎其微，相反的“虹吸效应”较为明显，最终导致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加剧，形成“断层危机”。我国经济模式中这种没有依据比较优势选择的产业结构地域分工协作体系，其结构演进将会遭受严重的升级障碍；伴随着结构升级乏力，从而使与结构扩张相应的高速增长难以实现，最终影响我国整体产业的长期发展。

表6－20　各地区在加工贸易进出口总值中所占的比例[8]单位：万美元，%

资料来源：海关统计资料（www．customs．gov．cn）。

3．产业发展中科技进步与自主技术创新能力不足

一个国家的生产要素禀赋结构是决定其国际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根本原因，要摆脱我国当前在国际分工中的不利地位，就必须首先改变我国的要素禀赋结构。通过创新提高我国产业的知识、技术密集度是优化我国禀赋结构的必然选择，从这个意义上讲，创新是实现我国价值链“攀升”的“垫脚石”，只有借助于创新才能使我们摆脱价值链低端定位的不利局面。然而，目前，我国产业发展中科技进步与自主技术创新能力不足，这主要表现在，高技术产品出口以加工贸易为主，一般贸易所占比重较低。2005年，在高技术产品出口总额中，一般贸易和来料加工装配贸易出口所占比重分别为8．1%和14．2%，而进料加工贸易的出口比重仍然高达75．1%，主导优势十分突出。可见，我国高技术产品出口始终以进料加工贸易为主要形式，并保持着较高的增长势头，而代表我国本土企业技术创新实力的一般贸易不仅所占比重较低，出口增速也明显不及加工贸易的增长速度。我国产业发展中科技进步与自主技术创新能力不足，主要由下列因素决定。

（1）定位于价值链低端的企业将会面临缺乏自主创新能力的发展难题。由于低端环节通常是低技术的劳动密集型生产环节，本身对于自主创新的需求不足，难以形成自主创新的内在动力。价值链低端环节往往获益微薄，也难以支撑科技创新的巨大资金需求。此外，为了降低成本，价值链低端环节对劳动者素质的要求不高，因此，劳动者对技术溢出的接受能力有限，难以形成对全球生产网络技术溢出的有效吸收，从而阻碍了这些企业的科技进步，更难以形成自主创新能力。

（2）转移到发展中国家的一些高端研发环节，由于受制于跨国公司的技术限制，难以推动发展中国家技术进步和形成自主创新能力。近年来，跨国公司在中国设立研发中心的数量不断增多，但内部化、独资化或控股化从事研发，将研发内容限定为针对本地市场的应用性研究的特征很突出，表明跨国公司非常注重技术的保密性。此外，外资研发中心还以良好的工作环境、工资待遇等优势条件与内资企业、国内研究机构展开创新人才的争夺，对内资企业的技术革新和自主创新产生一定的“挤出”效应。

4．我国当前在产品内国际分工中的低端定位的不可持续性

我国在产品内国际分工中的低端环节定位，主要是凭借劳动力等资源的价格优势。除此以外，各地方政府在“竞争外资”过程中产生的低安全标准、低劳动保障、低环保标准等因素，也推动了国际高污染、高能耗的低端生产环节向我国转移。这种产品内国际分工低端环节定位，从长期看具有不可持续性。

（1）国内资源紧张，污染加剧，致使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能力下降。多年来，中国加入产品内国际分工主要依靠投入大量社会资源，从事国际产业转移过来的高耗能生产环节，不仅给我国的环境、能源、运输等带来巨大压力，而且导致外需与内需资源利用矛盾日趋激烈。目前，中国每日耗水量居世界第一，污水排放量居世界第一，能源消耗和二氧化碳排放量居世界第二，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生态”“瓶颈”。更有甚者，一些地区为了招商引资吸引产业转移，对外资企业实行超国民待遇，在土地、税收等方面提供违反国家法规政策的优惠条件，不顾国家产业政策，对外资来者不拒，造成资源紧张，污染加剧，加重了我国经济“瓶颈”的压力，致使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能力下降。

（2）产品内国际分工低端环节，本身所具有的“不稳定性”，也使得我国难以长期定位于低端环节。产品内国际分工生产网络的各个生产环节，具有不同的要素需求，高端环节通常是资金、技术密集型的，而低端环节则通常是劳动密集型的。由于各种生产要素的可获得性有所不同，因此，各个生产环节的稳定性有所不同。通常，高端环节需要技术、品牌等稀缺要素，因此往往难以迁移，具有一定的稳定性；而劳动力等低级要素较易获得，往往面临劳动力丰富的国家和地区的竞争，具有的“不稳定性”。

综上，长期的低端环节定位具有不可持续性，如果我国不能在研发、服务等高端环节中占据一定的位置，最终将在国际分工竞争中丧失优势。随着我国剩余劳动力的释放，我国正在逐渐丧失原有的劳动力成本优势，低端的分工环节逐渐会被印度、越南等其他发展中国家所取代。当我国生产制造优势已丧失，而研发、服务等方面又无法与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竞争之时，我国企业将会在产品内国际分工中“进退维谷”，面临更加严峻的挑战。因此，我国目前定位于制造环节，只是向研发、服务等高端环节过渡的切入点；在长期中，我国应发挥制造环节的比较优势，逐渐确立领先地位，并以此为基础推动研发创新，实现我国国际分工地位的提升。

当今世界生产体系变革已经进入以产品内国际分工为基础的全球化生产阶段，中国经济只有“嵌入”到世界分工体系之中，才能够融入世界经济体系而分享经济全球化的利益。但是，中国企业如果长期处于低端环节，将会对本国产业发展带来一系列的负面影响，因此，只有在产品内国际分工网络中加速本国产业升级才是根本出路。产品内国际分工为我国融入全球化生产，并沿着全球化产业链条不断地由劳动密集型环节向技术密集型环节提升，进而为实现跨越式产业升级提供了一条有效而便捷的途径。然而，这一跨越发展过程并非是自然产生的，只有当我们采取鼓励创新、培育高级生产要素等产业发展战略才能最终实现。

一、促进跨区域产业关联，推动地区平衡发展

在经济活动过程中，各个产业之间广泛存在着复杂而密切的技术、经济联系，这种联系便是产业关联。产业关联中最基本的纽带是产业之间的供求关系，即每一个产业既需要其他产业的产品作为要素供给，又把自己的产品供给其他产业消费。在产品内国际分工生产网络中，各个生产环节之间也存在着紧密的产业关联关系，企业通过这种产业的前向联系（Forward Linkage）和后向联系（Backward Linkage），共同组成一个稠密的、与特定产品生产相关的企业联系网络，也促进各个生产环节内部的专业化分工和整个产品内国际分工网络各个环节之间的相互协作。

产业关联对一国经济结构优化和整体经济的增长具有很大影响，我国加入产品内国际分工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充分发挥它的联动效应，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但是，目前我国在产品内国际分工中的定位大体上处于基本组装和简单加工等低端从属环节，这一分工定位直接导致了产业关联效应难以发挥，最终导致加入产品内国际分工网络的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产业发展的不平衡。因此，我们应当促进产品内国际分工网络内的跨区域产业关联，推动地区平衡发展。

1．促进东部地区产业价值链升级，实现跨区域产业关联

在产品内国际分工网络中，处于主导地位的厂商决定着产品内国际分工的链节布局和产业发展导向，因此，提高产业关联效应就必须推动我国企业价值链升级，只有进入价值链高端，才能获得产品内国际分工网络的主导权，进而通过产业关联带动本土产业整体升级。考察韩国、中国台湾等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产业成长历程，也都无可辩驳地说明了这一点。这就是说，我国东部地区已经加入产品内国际分工的企业，不能满足于一个下游生产商的角色，而是要在积极参与国际分工的基础上，提高核心零部件的本土化生产水平，由下游生产商向上游生产商推进，强化生产环节与技术研发的相关性，并适时向产业链条的研发设计、品牌营销环节渗透，从而逐步提升在产品内国际分工中的产业主导力，进而通过跨区域产业关联，带动中西部地区产业的发展，实现我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2．积极完善产业配套能力，加快产业链条的延伸

在已经加入产品内国际分工的产业中，促进我国特别是中西部产业配套能力发展，提高生产流程中的原材料本地采购率是带动本地产业结构升级的关键。为了提高我国产业配套能力，可采取以下措施：首先，提高国产中间投入品的质量和技术水平。跨国公司对生产工艺流程、中间投入品等的要求是十分严格的，我国加工贸易进口的原材料、中间投入品，通常是我们自己不能生产的或是产品质量达不到跨国公司要求的产品。所以，提高国内料件的质量和技术含量，是解决我国加工贸易中间投入品产业薄弱的根本途径。其次，改变我国价格、投资、税收以及贷款等政策向下游最终产品倾斜的状况，为中上游产业的发展提供一定的政策支持，引导资金投入中上游产业，以便为加工贸易提供优质低价的国产原材料和中间投入品，促进加工贸易中间投入品的国产化。[9]

二、推动产业集群的发展，争取价值链发言权

在产品内国际分工网络中，各个价值环节在经济运行上是一个连续的生产过程，但是在空间上，这一完整连续的价值链条实际上是被一段段分开（片断化），并离散性地分布于全球各地，然而，分离出去的各个价值链片段一般又高度地集聚于特定区域内，呈现出“大区域离散和小地域集聚”的总体特征。这些集聚于特定区域内的价值链片段，加上一些对竞争起重要作用的、相互联系的产业和实体，便形成了产业集群（Industrial Cluster），这种产业集群实际上具有明显的外生性，因此通常将其称为外生型产业集群。

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这些产业集群的发展，对于发展中国家的企业争取价值链发言权具有重要意义。这是因为，在产品内国际分工网络中，企业的地位很大程度决定于其同其他价值环节企业的“谈判能力”（Bargaining Power），即其借以讨价还价的“资本”。由于发展中国家企业，通过产业集群实现共同发展，一方面，提高了技术和自主创新能力，有利于价值链的升级；另一方面，通过分工、协作形成“合力”，增加了其在产品内国际分工网络中的“权重”。这些都有利于发展中国家企业，提高其在产品内国际分工网络中的地位和所获收益，也有利于通过产业关联的“放大”作用，推动本地经济发展和产业升级。目前，在产品内国际分工条件下，推动我国产业集群的发展，必须做好下列工作。

1．提高产业集群的本地联系

在发达国家成功的产业集群内部，企业之间交流频繁，这种交流对于技术的创新和扩散非常重要。而发展中国家的产业集群，尤其是那些依赖海外市场的加工工业基地，由于集群内部企业众多，彼此又是争夺订单的对手，因此缺乏密切的交流与合作关系，而把注意力主要放在与海外价值链主导厂商的交流上。[10]由于依赖全球联系，缺少本地联系，导致发展中国家许多依靠出口加工的工业区经济基础脆弱，通常只能担当全球价值链中低端环节，从而丧失了产业发展的主导权。为此，发展中国家地方产业集群应该从依赖低成本竞争向依赖本地产业集群集体效率和集体学习能力的方向发展，充分利用产业集群的学习能力、技术创新能力，实现本国产业的价值链升级。

2．构建支撑外生型产业集群的功能平台

政府的作用在产业集群发展中至关重要，政府在培育外生型产业集群过程中，应当致力于构建支撑集群发展的六大功能性平台，即先进制造、技术创新、人才、融资、营销、物流平台。先进制造平台致力于为吸引高端生产环节提供空间，主要是规划建设若干区位条件良好、基础设施完善、配套服务齐全的大型开发区；创新平台致力于为产品开发提供技术和智力支撑，主要是构建完善的专业化技术服务体系；人才平台致力于为企业发展提供充足的人力资源保障，主要是推动与产业发展密切相关的高等教育与职业技术教育体系建设；融资平台致力于提供高效的金融服务，主要是建立富有活力的多层次、特色化金融体系；营销平台致力于为商品进入国内外市场提供多种渠道选择，主要是建立交通运输、配送服务、加工代理、仓储管理等功能设施完备、空间布局合理的物流网络系统。[11]

三、承接技术转移和外溢，提高自主创新能力

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其产业的成长和优化过程就是不断培育和积累竞争优势，由劳动密集的非战略环节一步步向技术密集的战略环节挺进的过程。在这一进程中，发展中国家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是其价值链升级的根本动力，换言之，身处于产品内国际分工网络中的企业只有加强创新，才能获得竞争优势，进而推动其在产品内国际分工中地位的提高。参与到产品内国际分工网络中，加强与产品内国际分工网络中核心企业的技术交流与合作，为中国企业承接来自生产网络的技术转移和外溢提供了难得的机会。目前，加入全球生产网络与跨国公司进行技术合作与交流，已经成为中国企业自身技术创新能力的一条重要途径。

1．鼓励国际生产网络中的研发环节向我国转移

近年来，随着国际市场竞争压力的增强和我国投资环境的改善，大型跨国公司越来越重视在华设立研究开发机构，将技术开发等高端环节向我国转移。虽然跨国公司在我国研发投资基本职能主要是开拓其产品在我国的消费市场，研发的层次也不是很高，但其毕竟为加速技术外溢提供了一条重要渠道。因此，政府应该因势利导，抓住机遇，促进跨国公司在华设立更多的研发机构。例如，提高政府运作的效率和透明度，增强政策的可预见性；简化外来科研人员的进入与留驻的手续；降低房地产成本和其他商务运作成本。另外，要选择条件适合的地点，按照跨国公司研发机构的特点设立研发园区，形成具有世界水平的研发集群。

2．着力提高承接技术转移和外溢的能力

来自于全球生产网络的技术转移和外溢，最终能否充分发挥其对我国经济的带动作用，还取决于我国企业的吸收、消化和再创新能力，因此，为了提高本土企业的吸收能力，需要相关的政策、法制和经济环境相配合。一要提高本土科研水平，加强其与跨国公司的联系；二要针对市场需求改革教育体制，培养适应市场需要的创新型人才，如印度针对本国软件业发展的实际需求，培养适应国际市场需要高级软件人才的经验非常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三要设立政府创新基金，构建开放型的国家创新网络，加大政府对研发的支持力度；四要提高本土企业研发能力，促进各个创新主体之间的交流与协作；五要通过推动国家、企业等投资主体设立风险投资基金、发展创业资本市场等手段，拓宽社会对研发资金投入的渠道；六要加强知识产权保护，营造良好的知识创新环境。

四、实施“走出去”战略，充分利用全球资源

我国积极参与全球产品内国际分工，虽然在促进经济增长、创造就业等方面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由于我国企业大多只从事低端的加工生产，在全球价值链中处于不利的地位，获得的利益较少，对国家增强竞争优势，促进经济发展来说作用有限。并且，如果我国长期依赖这种“两头在外”的“飞地”经济，将会形成严重的本国经济与外资经济的二元发展，并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中国企业被边缘化，产业被“片段化”，从而丧失产业协调成长的机遇。产品内国际分工下的全球型经营模式已是当代各国先进企业普遍采用的经营模式。如果我国企业不采用这种模式，只立足于国内的资源配置，必然会在全球竞争中处于劣势。因此，实施“走出去”战略，推动我国一些有实力的企业，充分利用全球资源，将某些生产环节安排在国外进行或者构建自己的全球产品内国际分工网络，对于增强中国企业的竞争优势，促进产业发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1．企业实施“走出去”的战略对策

在现代化全球企业竞争中，企业不可能完全依赖本国环境来持续它的竞争优势。企业的全球战略应借助于其他国家的资源比较优势，以提高自身的竞争优势。中国企业在实施“走出去”战略时，必然面对与以往国内经营大不相同的竞争环境，因此，必须在企业制度上进行变革。中国企业实施“走出去”战略，应采取的对策措施主要包括：①大力培养跨国经营人才，增强企业全球化意识，充分利用全球资源；②借鉴国际经验，组建实力雄厚的企业集团，增强企业竞争能力；③加强企业风险管理机制，强化海外企业的生存与发展能力；④借鉴国外的管理经验，完善企业自身的经营管理机制和企业制度，塑造充满活力的企业主体。

2．政府支持中国企业实施“走出去”的战略对策

我国政府应该参考发达国家为其本国企业制定的各种特色政策措施，为中国企业提供信息、法律、金融和政策扶持，推动中国企业顺利、健康地实施“走出去”战略。中国政府为了支持企业实施“走出去”战略，应采取的对策措施主要包括：①要健全对外投资法律法规与政策体系，并尽快制定“海外投资法”，改变中国企业从事国际化经营无法可依的局面；②在海外投资项目审批中要完善审批程序、简化审批内容和手续、提高审批效率，同时也要严格审批条件，保证境外投资项目的质量和效益；③建立和完善“走出去”促进和支持政策措施，政府应根据国家总体发展战略和经济发展的要求，对境外投资项目进行各种政策性鼓励；④加强对外投资信息服务体系建设，降低由于信息不对称所造成的投资风险；⑤进一步完善海外投资金融服务体系，特别是为企业跨国经营提供的信用担保制度。

[1]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课题组：《垂直专门化、产业内贸易与中美贸易关系》，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Report No．C2005005），2005年。

[2]陈钊、陆铭、金煜：《中国人力资本和教育发展的区域差异：对于面板数据的估算》，《世界经济》2004年第12期。

[3]李子奈、叶阿忠：《高等计量经济学》，清华大学出版社，2000年。

[4]外资依存度＝FDI实际金额／GDP×100%，外贸依存度＝国际贸易总额／GDP×100%，外资依存度和外贸依存度是显示国家经济开放水平的重要指标。

[5]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是由巴拉萨（Balassa，1965）提出的，它是指一国总出口中某类商品所占份额相对于该商品在世界贸易总额中所占比例的大小。这一指数反映了一个国家某一产业或产品的出口与世界平均出口水平的相对优势，它可以用来判定国内哪些产业（产品）更具有出口竞争力，筛选出具有竞争力优势的产业（产品）。如果RCA值小于1，表示该国在该类商品上处于比较劣势；RCA 在0．80～1．25时该产业具有中等比较优势；当RCA在1．25～2．50时该产业具有次强比较优势；当RCA数值大于2．50时该产业具有极强比较优势。

[6]徐思嘉：《从中国产业国际竞争力转变看中国入世后制造业的全球定位》，《生产力研究》2004年第7期。

[7]孙晓倩：《我国加工贸易产业升级对策研究》，东北大学论文，2005年。

[8]东、中、西部地区的划分，采用国家统计机构的划分标准。东部包括：京、津、冀、辽、沪、苏、浙、闽、鲁、粤、桂、琼；中部包括：晋、豫、湘、鄂、皖、赣、吉、黑、蒙；西部包括：渝、蜀、黔、滇、陕、甘、宁、青、新、藏。

[9]潘悦：《在全球化产业链条中加速升级换代———我国加工贸易的产业升级状况分析》，《中国工业经济》2002年第6期。

[10]王缉慈、童昕：《地方竞争优势的源泉———论全球化背景下的地方产业群》，《战略与管理》2001年第6期。

[11]王立军：《嵌入全球价值链：全球化时代的地方产业集群升级策略》，《特区经济》2004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