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种崭新的国际分工方式,产品内国际分工为全球资源提供了更为灵活、多样的配置方式,也将全球各地更多的企业卷入全球分工体系之中,因此,产品内国际分工无论从分工规模和深度上都超过了以往的国际分工方式。以跨国公司为主导力量的产品内国际分工推动了国际分工的深化发展,也促进了国际分工主体的多元化和复杂化。产品内国际分工为发达国家提供了配置全球资源的渠道,也使发展中国家得以进入全球生产体系,这些国家在分享新的发展机遇的同时,由产品内国际分工对全球就业、收益分配、技术转移、产业转移[1]所产生的巨大影响,也对全球各国经济发展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开放经济条件下,各国劳动就业的突出特征就是就业机会、劳动资源的分配、就业方式的变动、劳动就业的环境都受制于国际分工发展的影响。产品内国际分工的重要特征就是劳动力、资本、信息等生产要素在全球的配置更加细化,各国生产要素比较优势深入到产品生产的每一链节,于是,劳动资源配置越来越冲破原有的地域阻隔在全球范围内展开,就业机会在全球重新分配,就业地点呈现多样化的趋势。
一、产品内国际分工就业效应的内在机理
产品内国际分工可分为同一跨国公司内部和不同国家、不同公司之间两种产品内国际分工,在这两种形式中,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都是连接公司之间资源流动的重要纽带。产品内国际分工必然带来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的深化发展,产品内国际分工对全球范围内就业的影响,便是通过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两个渠道展开的。
1.国际贸易深化的就业效应
从静态的角度来分析,国际贸易深化对就业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国内生产总值的构成公式以及由此推出的贸易乘数理论公式中。在开放经济条件下,根据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基本理论,国民收入的恒等式为:
该式表明,国民收入Y是消费C、投资I、政府支出G与对外贸易差额(X-M)的总和,该式确定了对外贸易在国民经济贡献中的作用。
由公式(5-1)可得国民收入的增量公式为:
式中:ΔY、ΔC、ΔI、ΔG、ΔX、ΔM分别代表国民收入增量、边际消费倾向、投资增量、政府支出增量、出口增量和进口增量。
依据“外贸乘数理论”,一国的出口和国内投资一样是“注入”,有增加国民收入和增加就业的作用;进口则类似国内储蓄,是“漏出”,对就业和国民收入有倍减作用。并且,当商品、劳务出口时,本国从国外得到的货币收入会使出口产业部门的收入增加,本部门消费也随之增加。由于一国经济是一个相互联系的整体,因此,这必然导致其他产业部门生产、收入、就业量的增加。如此反复循环,国民收入的增加将会是出口增加量的若干倍,并且就业也会同步增长。公式表示为:
公式(5-4)中,1/(1-c)为乘数,(ΔX-ΔM)为净出口增加额,c为边际消费倾向。按照“外贸乘数理论”,当贸易出超或收支为顺差时,对外贸易才能增加一国的就业量和提高一国的国民收入量,此时,国民收入增加量将大于贸易顺差的增加量,并为后者的若干倍;同理,当贸易入超或收支为逆差时,对外贸易将会减少一国的就业量和国民收入量,此时,国民收入减少量将大于贸易逆差的增加量,并为后者的若干倍。
在产品内国际分工条件下,“外贸乘数理论”的作用机理较为复杂。从当前的经济现实来看,发展中国家由于加入产品内国际分工全球网络,一般会通过加工贸易等方式增加了自身出口,按照“外贸乘数理论”无疑增加了本国的就业。但是,实际上,产品内国际分工全球网络所生产的成品又可能进口到发展中国家,无疑又增加了发达国家的就业。
随着国际分工的不断深化,西方工业国加紧实施工业结构调整,将部分劳动力密集型工序环节转移到发展中国家。由于单位资本所吸收的劳动力更多通过加工装配方式把一些耗费劳动力较多的加工工业放在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进行,就是这种转移的一种方式。因此,如果单就就业量来看,产品内国际分工对发展中国家是有利的,产品内国际分工使得发展中国家的剩余劳动力得以就业。
2.国际投资深化的就业效应
1966年,由钱纳里和斯特劳特提出的著名的“两缺口”模型,系统地反映了在经济全球化和开放的背景下,外资对发展中国家经济体系的影响。接下来,我们借用这一模型来阐述由产品内国际分工所带来的外资对发展中国家就业的影响。“两缺口”模型表达可概括如下。开放经济条件下凯思斯主义的国民收入决定三部门模型,显示了贸易、产业增长和就业增加之间的关系:
式中:Yq、Ys、C、I、S、X、M分别代表社会总需求、社会总供给、消费、投资、储蓄、出口和进口。由于总需求恒等于总供给,则将上两式整理可得:I-S=M-X。于是,I-S为投资与储蓄之差,称为“储蓄缺口”;M-X为进口与出口之差,称为“外汇缺口”。
通常认为,发展中国家在其经济发展过程中会受到两个缺口的约束。两个缺口的存在将造成发展中国家的国内生产要素得不到最优配置,导致经济效率低下,就业率不高,从而影响经济持续增长。为此,发展中国家必须进行调节。如果国内储蓄缺口大于外汇缺口,就必须削减投资或者增加储蓄。相反,如果外汇缺口大于国内储蓄缺口,就必须削减进口或增加出口。但是,这种调节仅仅是对构成缺口的诸变量本身进行修补,属于消极调节,无益于经济发展。削减投资意味着降低发展速度,而在内部积累能力有限的情况下增加储蓄又不可能;削减进口则会延缓工业化进程,在出口结构不合理的情况下迅速增加出口也难以做到。若从缺口之外开辟财源,积极而有效地利用外资,则既能够对一国经济发展中的储蓄缺口产生影响,又能够对其外汇缺口发生作用。譬如以机器设备的形式引进外资,既不需出口来抵付,也不需国内储蓄来提供,因而可以解决由于资金和外汇紧张对经济发展的阻碍。
依据“两缺口”模型,发展中国家在国内储蓄、外汇不足的情况下,通过加入产品内国际分工网络引进外资是弥补储蓄,增加投资,扩大就业的良策。成功地引进外资,有利于提高国内收入水平和储蓄水平,刺激出口,最终实现两个缺口的平衡,使国内资源可能得到较充分的运用从而加速增长,扩大就业。
二、产品内国际分工就业转移的现实途径
1.跨国公司主导下的产品内国际分工网络与劳动就业
在产品内国际分工条件下,传统的以国家为界限的分工已明显弱化,国际分工更多地表现为跨国公司主导下全球生产网络的内部分工。跨国公司日益倾向于加强核心控制力和高附加值的环节,如产品设计、研究和开发、管理服务及营销和品牌管理等增值环节,而将更多的生产性环节分包给世界各地的合同制造商,甚至完全退出生产,成为掌控全球生产网络的“虚拟”的“无边界”企业。在这种分工形式中,跨国公司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全球资源控制能力,因此,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全球就业分布和转移。经济学家的研究表明,跨国投资对就业的影响是多重的,既有积极的效应,又有消极的效应;既有对东道国的影响,又有对投资母国的影响。这里我们就跨国投资对东道国和投资母国就业的影响分别进行分析。
表5-1 跨国公司对东道国的就业影响
资料来源:联合国跨国公司与投资司:《1994年世界投资报告》(中译本),对外经济贸易出版社,1995年。
(1)跨国公司对东道国的就业影响。跨国公司凭借其对全球生产网络的控制,对包括劳动力在内的资源组合进行重新配置。因此,当发展中国家(东道国)进入产品内国际分工网络后,其本国的劳动力资源配置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跨国公司经营活动的影响,如表5-1所示,跨国公司对东道国就业的影响主要通过以下几个渠道:①跨国公司直接就业创造效应。它是指,跨国投资本身就可以有效促进东道国就业数量的增加,主要包括跨国公司海外创建分支机构所带来的本地雇员增加。②跨国公司就业关联效应。该效应主要表现在,通过上下游产业关联带动相关产业发展,从而扩大这些产业的劳动力吸纳能力。③跨国公司知识溢出改善东道国就业结构。跨国投资通过产业关联、竞争效应、人员流动等渠道实现了技术溢出,从而提高了东道国劳动力的技术水平,为东道国就业结构的升级作出了贡献。④跨国公司就业挤出效应。跨国公司通常拥有对市场渠道、专用技术的垄断,凭借自身的这些竞争优势,跨国公司在同东道国企业竞争时,往往能够战而胜之。并且,跨国公司所拥有的高技术、高效率特点,使单位资本的劳动力吸纳量要少于本地公司,从而造成就业挤出效应。
(2)跨国投资对投资母国就业的影响。跨国公司对投资母国就业的影响较为复杂,对该问题的分析角度差别将会得出不同结果:①跨国投资对投资母国就业的正效应。首先,跨国公司本土机构人员的需求所带来的就业机会以及国内其他公司向跨国公司及其子公司提供服务所产生的就业机会;其次,跨国公司海外直接投资过程中,可以通过向海外子公司出口资本货物、中间产品及辅助产品、母公司向海外子公司提供服务等方式扩大本国出口,按照“外贸乘数理论”将增加本国就业。②跨国投资对投资母国就业的负效应。从对外投资转移就业机会的角度来看,跨国公司对外投资导致了投资母国就业机会的减少。首先,对外投资可能替代一部分原来的对外贸易,从而导致就业岗位的国际转移,即由投资国向东道国的就业转移;其次,由于资本的流出,使本可以投资国内带动就业的机会输出国外,导致投资母国就业机会的减少。
2.产业转移与就业转移
产品内国际分工直接表现为国际间的劳动分工,从长期看,国际分工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即世界性的产业结构调整和转移过程。国际产业转移的根本动力来源于科技的不断进步,以往,发达国家经济结构调整的基本脉络是不停地加速经济全球化和高技术产业化的步伐,劳动密集型产业和部分资本密集型产业会在全球化过程中转移到发展中国家。然而,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产品内国际分工带来了国际产业转移的变革,国际产业转移演变为高技术生产环节向发达国家转移,劳动密集型的低技术环节则向发展中国家积聚。由于不同的产业类型具有不同的劳动力结构特点,因此,产业转移的过程,也就是就业机会调整的过程。那么,产品内国际分工条件下的产业转移,如何影响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就业呢?
(1)国际产业转移对发达国家就业的影响。
①正效应。对发达国家来说,国际产业转移的结果是国内产业结构优化调整。这种结果可以使发达国家集中于高科技和高附加值生产环节,能够更持久地创造高技术劳动力的就业岗位。一般而言,先进国家转移到海外的生产环节多是其失去比较优势的产业环节,或者称为“边际产业环节”,即使是高技术领域产业转移的部分也只是价值增值链中技术附加值较低的部分。这样,产业转移后置换出的资本和劳动力,可以用于发展附加值高的新产业,从而为发达国家的结构升级创造了条件,也提高了高技术劳动力的就业水平,实现就业结构的“高度化”。并且,伴随发达国家科技的发展,其在传统产业上的改造也会改善因传统产业外移造成的就业机会减少问题。发达国家之间的相互投资,又会促使新兴产业在发达国家迅速扩散,进而加快了发达国家产业结构的演进速度。当然,从低技术产业向高技术产业进行的劳动力转移,需要增加培训、加强教育等诸多政策的配合才能够实现。
②负效应。先进国家转移出的产业在一定时期、一定程度上会减少国内生产,造成国内同产业就业人口失业或劳动力过剩。在产品内国际分工条件下,发达国家将大量劳动密集型生产环节转移到发展中国家,而本国主要从事资金、技术等需要较少劳动力的生产环节,这便是由产业结构本身所造成的失业。并且,在产业转移过程中,由于原有的劳动力结构不适合于新兴产业的要求,便会产生大量的转换性失业,尽管在长期中可以通过教育、培训等手段解决,但在短期仍旧会对发达国家造成巨大的就业压力。
(2)国际产业转移对发展中国家就业的影响。
①正效应。对发展中国家来说,由发达国家转移“边际生产环节”所带来的国际产业转移,有助于发展中国家产业优化和结构升级,产业转移会引起发展中国家就业结构的变化。国际产业转移对发展中国家的产业结构尤其是制造业的发展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引发外向型产业部门发展,自然会吸收一定的“闲置”劳动力就业,或从其他产业流入一定量的劳动力。由于这些产业通常是从事制成品的生产,因而雇用的劳动力一般会增加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就业比重,使一定的农业劳动力或手工劳动者进入工业部门,使一国就业结构发生变化。其变化的规模与水平取决于贸易转移要素的规模与水平,也可能取决于一国引进、消化、吸收、创新以形成新产业的规模与水平。从产业结构上看,由发达国家转移而来的大多数是劳动密集型产业,一般来说,增加劳动力就业是可能的,如果这些产业比移入国产业水平和产业等级更高,通常也会促进就业结构的变化。直接投资形成的新产业中,高级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关键工序的熟练操作工来自投资国,一般管理人员、技术人员、熟练工人由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担任,这会促进发展中国家的就业人口增加和就业结构的变化。而且,跨国投资对当地企业的产业关联效应和示范效应都有促进关联效应将带动当地企业的发展;示范效应促进当地企业竞争力的提高,不但提高了当地企业的技术水平,而且也为发展中国家产业自立发展积蓄了技术基础,同时增加了就业机会。
②负效应。在产业升级的进程中,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农业和小手工业等传统行业的劳动者也必然面临失业和改行的严峻抉择,将会造成转换性的失业。在跨国公司主导下的产品内国际分工网络中,发展中国家产业往往受制于跨国公司,发展中国家对该产业发展难以控制,失去产业发展主动权,进而影响产业竞争力,最终影响国家地位,从长远看,也不利于就业环境的改善。由于发达国家将一些高污染、高危险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会加剧这些国家本就严峻的环境问题,影响其可持续发展,进而会恶化长期就业环境。
在由跨国公司主导的产品内国际分工体系中,发达国家日益集中在高端环节,而将高竞争性的低端制造环节转移到发展中国家。这一分工结果往往使得发达国家企业在收益分配中处于主导地位获益颇丰,发展中国家企业由于所处的从属地位而收益微薄。本节对产品内国际分工中的收益分配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理论探讨,得出结论———各分工环节的市场结构决定了其所获收益,并通过对笔记本电脑产品内国际分工体系的分析进一步佐证了理论分析结果。
一、产品内国际分工收益分配模型分析
产品内国际分工是一种特殊的经济国际化过程或分工结构,其核心内涵是特定产品生产过程不同工序或区段通过空间分散化展开成跨区或跨国性的生产链条或体系。为了研究产品内国际分工现象特定需要,我们依据卢锋(2004)的分类方法把产品区分为一级产品和二级产品。一级产品(Product of the First Order)是能独立发挥某种消费和生产功能的物品。二级产品(Product of the Second Order)在自身形态上不具备独立的消费和生产功能,但是通过组装、连接或加工等程序,以原生或转换形态构成一级产品的特定组成部分。产品内国际分工形成了国际市场范围内上下游产业“链节”之间的纵向协作关系,上游企业与下游企业的协作通过二级产品来实现,二级产品的价格成为这种协作关系中收益分配的主要决定因素,而二级产品的价格又受到不同生产阶段的市场结构影响。
在现实中,产品内国际分工一般由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和发展中国家的企业来实现。当跨国公司占据上游生产环节时,它将向发展中国家的企业提供二级产品,当跨国公司占据下游生产环节时,它将从发展中国家的企业购买二级产品,为了简化模型,我们假定生产分为上下游两个阶段,上游向下游提供二级产品(中间投入品),且二级产品的世界价格主要受上下游市场结构的影响。[2]
参考Hay和Morris(1991)模型框架,假定上游企业生产并出售一种二级产品S,该产品是下游企业生产过程的投入品,下游企业生产一级产品X,一单位二级产品生产一单位一级产品;存在m家生产一级产品的企业,n家生产二级产品的企业,生产相同产品的企业都是同质的,没有合谋现象,分享相同的市场份额,市场结构反映在m与n量的大小上。
在下游的一级产品市场,反需求函数为Px=f(Q),Q=m×qx,qx是生产一级产品的每个企业的产量,cx是除二级产品外其他投入的可变成本,Fx是固定成本,则下游企业的利润函数为:
按照利润最大化的一阶条件,利润最大化时:
令εx为一级产品市场的需求弹性,将m个企业的利润最大化条件加总:
等式左边为生产一级产品的企业的边际收益,右边为生产投入的边际成本,即MR=MC,厂商达到利润最大化。为成本加成因子,m越大,市场需求弹性εx越高,价格超过成本的加成越小,在市场为完全竞争条件下,价格等于边际成本;m越小,市场需求弹性εx越低,价格超过成本的加成越大;当m=1时,独家企业获取超过成本的全部垄断利润。
对式(5-9)整理,得出下游的一级产品厂商对二级产品S的引致需求曲线:
该式说明,对上游二级产品S的需求曲线就是下游企业的边际收益曲线减去生产中投入的其他边际成本。m越大,下游市场竞争性越强,边际收益曲线越接近需求曲线,对中间投入品的需求也就越大,中间投入品的价格也就越高,在市场处于完全竞争的极限情况下,两者重合;m越小,下游市场越趋于垄断,当m=1时,市场处于完全垄断,对中间投入品的需求达到最小,且完全由一家企业决定,从而中间投入品的价格也就越低。
在二级产品部门中,反需求函数为Ps=f(Q),Q=n×qs,qs是生产二级产品的每个企业的产量,cs与Fs分别为上游企业投入的可变成本与固定成本;同时,将商品S的引致需求函数ps(Q)带入,则上游企业的利润函数为:
按照二级厂商利润最大化的一阶条件,利润最大化时:
将每个二级厂商的利润最大化条件加总,整理得出二级产品市场均衡条件:
式中:εMR为MRx(m)曲线的弹性。为成本加成因子,n越大,市场需求弹性εMR越大,价格超过成本的加成越小,在市场为完全竞争的极限情况下,价格等于边际成本;n越小,价格超过成本的加成越大,当n=1时,独家企业获取超过成本的全部垄断利润。
MMRs(n)为一级产品厂商反需求函数Px(Q)的“边际的边际”曲线,二级产品厂商的二级产品反需求函数为Ps(Q)=MRx(m)-Cx,二级产品厂商的边际收益函数为MMRs(n)-Cs,生产二级产品的厂商利润最大时MR=MC,即:
按照这一条件,得到二级产品产量Q*和均衡价格;下游的一级产品厂商的边际成本为Ps*+Cx,按照生产一级产品的厂商利润最大化条件MR=MC,即:
可以得到一级产品产量Q*(与二级产品产量相等)和均衡价格。
为了更清晰地说明两个市场之间的关系,我们对上述函数[3]作图(见图5-1)。一级产品厂商的生产者剩余为aa′b′b,一级产品厂商数量n越大,vb′[即MRx(m)]越接近反需求曲线va′[即PX(Q)],生产者剩余越小,当n足够大时,两条曲线重合,生产者剩余消失;反之,n越小,生产者剩余越大,当n=1时,生产者剩余达到极大值。
二级产品厂商的生产者剩余为kk′t′t,二级产品厂商数量m越大,曲线wt′[即MMRs(n)-Cs]越接近二级产品的引致需求曲线wk′[即ps(Q)=MRx(m)-Cx],生产者剩余越小,当m足够大时,两条曲线重合,生产者剩余消失;反之,m越小,生产者剩余越大,当m=1时,生产者剩余达到极大值。
图5-1 产品内国际分工上下游链节关系图
由模型分析可得,在产品内国际分工中,上下游环节生产的顺利进行,取决于上游供给与下游需求的均衡;而一级和二级产品市场厂商收益的高低,取决于一级和二级产品市场结构,即模型中m与n值的大小。
二、产品内国际分工收益分配的主要决定因素
产品内国际分工中的各个企业构成了一个综合设计、生产、销售、运送和管理等活动的集合体,其价值创造的过程由一系列互不相同但又相互关联的增值活动组成,如上文所述,其收益分配过程受到企业自身所处生产环节市场结构的影响。决定各生产环节市场结构,进而最终决定产品内国际分工收益分配的主要因素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规模经济
在企业追求经济效益的途径中,通过最佳生产规模和最佳经营规模实现效益递增,是一种常见的方式。因此,具备资源条件和市场条件的企业,必然通过扩大生产规模获取规模经济的效益,从而导致市场集中度的上升。特定行业的规模经济与最低经济规模(Minimum Efficient Scale,MES)的大小和各个市场的规模密切相关。产品内国际分工价值链的不同环节,由其生产技术特点所决定的最低经济规模大小和市场规模各不相同。如果市场规模小,同时该生产环节的最低经济规模大,该市场可容纳的最佳规模企业数量就少,存在于该环节的企业趋近于非完全竞争状态,企业由此获得垄断利润;反之,如果市场规模大,同时该生产环节的最低经济规模小,该市场可容纳的最佳规模企业数量就多,存在于该环节的企业趋近于完全竞争状态,企业由此获得正常利润。
2.要素稀缺性
不同性质的行业对生产要素投入的要求不同,因此,根据特定行业生产要素密集程度的差别,我们一般将其划分为知识密集型行业、技术密集型行业、劳动密集型行业和资本密集型行业。一般说来,特定行业密集使用的生产要素稀缺程度将最终影响到其市场结构。通常意义上,技术密集型行业对于技术要素的投入要求比较高,在当前的国际经济环境中技术属于稀缺要素,因而,在产品内国际分工该环节上拥有特定关键技术的企业往往较少,就会导致这些企业在产品内国际分工的收益分配中占主导地位。换言之,由于该企业拥有生产这一产品的某一环节的垄断核心技术,因而可以获得产品内国际分工价值链上特定环节的垄断利润。
3.企业核心竞争力
尽管从产品的生产过程来看,整条产品内国际分工价值链上的企业都是在为最终产品生产服务,但由于它们各自的核心能力不同,因而对产品生产的影响力和控制力并不相同,这必然导致收益分配以占据核心能力的企业为主导。由于产品内国际分工各分工环节对企业的要求各不相同,每个企业都只能在产品内国际分工的某些环节上拥有自己的比较优势。并且,产品内国际分工各分工环节在整条价值链运营中的地位各不相同,某些环节由于本身的结构特点可以成为整条价值链的主导环节。因此,优势企业往往把价值链上具有比较优势的主导环节进一步发展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从而在主导环节的竞争中打败竞争对手成为本分工环节乃至整条价值链的控制者,进而在整体收益分配中处于主导地位;其他在产品内国际分工价值链中缺乏核心能力的企业只能够从事竞争性生产环节生产,从而在产品内国际分工的整体收益分配中处于从属地位。
4.其他进入壁垒
由市场经济的基本竞争规则决定,进入壁垒最高的环节或区段,通常也是对价值链整体运行最具有影响和支配力的环节或区段,占据这些区段的厂商通常会在收益分配上处于有利地位。由于产品内国际分工各环节中的企业在收益分配中是有差异的,从理论上说,出于对企业利润最大化的追求,低收益分配的企业必然会产生向高收益生产环节移动的内在动力。然而现实中这种“迁移”的情形却并不常见,这是由于知识产权、专有技术、转换成本、政府政策、分销渠道等种种进入壁垒,往往使得企业难以进入高收益分工环节。并且,处于有利分工环节的企业,也会通过追加投资、加大科研投入、设置专利保护等方式“加高”进入壁垒,保持有利的分配地位。
综合上述影响市场结构的主要因素,特定的产品内国际分工价值链(Global Commodity Chain,GCC)存在着链节之间地位的不平等。按照价值链中占据主导地位的链节的不同,一般将价值链分为“生产者推动”(Producer-driven)与“购买者推动”(Buyer-driven)两种类型(Gereffi,1994;1999)。在生产者推动型价值链中,生产的进入壁垒很高,领先的公司通常是国际寡头,它们在协调生产网络(包括前向与后向联系)中居于中心地位,向前控制原材料和配件供应商,向后与分销零售密切联系。这种价值链在汽车、飞机、计算机、半导体及重型机械等资本技术密集行业中很典型;在购买者推动的价值链中,生产的低进入壁垒造成高度竞争和全球分散的工厂体系,开发和销售品牌产品的公司对生产何时、何地、如何进行以及链条上每一阶段的利润分配拥有无比的控制权,这种以贸易带动的产业化在劳动密集的生活消费品类产品中很常见,如服装、鞋、玩具、手工艺品及家用电器。因此,生产者推动的价值链是由在生产环节上的大制造商控制;购买者推动的价值链则掌握在处于链条上设计和零售端的企业。通常,在产品内国际分工价值链上占主导地位的企业,必然会将其在价值链控制中的垄断优势反映在收益分配中。
三、笔记本电脑产品内国际分工
1991年,苹果公司推出了PowerBook 100笔记本,它的出现开始了笔记本电脑的辉煌时代。在产业发展初期,笔记本电脑制造企业(如IBM、惠普、富士通、东芝等)囊括整个产业流程,自行进行产品创新、生产运营和客户关系管理等活动。随着笔记本电脑技术的日渐成熟,笔记本的生产开始向模块化方向发展,由于标准化组件在各地都能生产,使得集中式生产模式开始向分散式的产品内国际分工发展。
图5-2 笔记本全球制造价值链网络
经过十余年的发展,笔记本电脑生产已经形成全球化合作生产、产品内国际分工的产业模式。从整体上看,笔记本电脑产业带有“生产者推动型”价值链的显著特征,居于中心环节的是Microsoft、Intel等美国企业,Microsoft的视窗操作系统(Windows)和Intel的中央处理器(CPU)联手,形成了笔记本电脑软、硬件工业标准,具有很强的技术密集型特点。它们提出的技术架构标准已经成为引导产业发展的“指挥棒”,笔记本电脑部件和外围设备的制造商都必须依照这些工业标准设计产品,从而使Microsoft和Intel在协调价值链网络中居于中心地位,向前控制原材料和配件供应商,向后与分销零售密切联系。
在笔记本电脑产业零部件供应网络中,关键零部件如CPU、计算机芯片、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等高技术含量的产品集中在美国、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一般零部件如主板、显卡、鼠标等主要由中国内地、中国台湾等生产。
表5-2 全球笔记本电脑生产分工体系
笔记本电脑产业的销售网络由诸如戴尔、惠普、苹果、Gateway等品牌厂商领导,并有来自日本和亚洲的公司参与竞争,主要是东芝、宏基和联想。品牌厂商控制着销售渠道,主要通过直接或间接的客户关系管理来创造附加价值。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这些品牌厂商逐渐将组装外包给合同制造商(Contract Manufacturers,CM)或台资原设计制造商(Original Design Manufacture,ODM)。尽管各企业的外包程度不同,但所有企业都在增加外包的比例。目前,品牌厂商也逐步将新产品开发流程外包给台资ODM(Dedrick &Kraemer,2005)。为了提高利润,一些品牌厂商还凭借其渠道优势定制关键部件,提供给生产厂商,通过这种方式品牌厂商一定程度上控制生产网络。
笔记本电脑产业的生产网络中,除日本厂家仍然坚持自己生产部分笔记本电脑外,其他厂家大都将笔记本电脑委托中国台湾的代工厂家生产。这些CM和ODM企业将零件和外围设备供货商联系起来以满足品牌厂商的产品要求,从而成为行业生产运营的关键。2005年第二季度我国台湾企业笔记本电脑出货量达到1088万台,占全球笔记本电脑出货量的81.2%,占全球笔记本电脑代工总量的95%以上(水清木华研究中心,2006)。这些台湾地区ODM企业的总部和研发中心一般设在台北市,为了保护知识产权,提高竞争优势,大型企业积极扩大台北的研发机构,而为了降低成本,几乎所有的生产设施都位于中国长江三角洲地区(上海、昆山、苏州等地)。2005年,中国台湾地区笔记本电脑生产企业的最后一条生产线———台湾大众电脑的一条代工生产线迁到苏州工业园区,中国大陆由此取代台湾地区成为全球笔记本电脑最大的生产基地。
四、笔记本电脑产品内国际分工中的收益分配
我们选取两个指标来分别表现产品内国际分工各个生产环节中的收益分配和市场结构:①纯益率(Net Profit Margin),又称税后净利率。纯益率=(税后净利÷总收入)×100%,该比率越高,显示企业整体获利能力越强,在这里我们用这一指标来比较各个分工环节上的收益差异。②赫芬达尔—赫希曼指数(Herfindahl-Hirschman Index,HHI),简称为赫芬达尔指数。该指数常被用来衡量某一市场的集中程度,其取值范围是0≤IHH≤10000,取值越高说明该市场的集中程度越高。
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得性,我们选取了上市公司较为密集的操作系统、CPU、主板芯片、代工、存储器、LCD面板、品牌销售商7个分工环节,在这7个分工环节中又找出14家代表性企业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对IDC、MIC等市场调研机构的公开数据进行计算,[4]我们得到这7个环节的赫芬达尔指数(见表5-3);通过对14家上市公司年报的检索和整理,我们得到各企业2000~2004年5年的纯益率,[5]为了尽量减少经营状况、市场环境等干扰因素对分析的影响,我们取这5年的均值为参考指标(见表5-4)。
表5-3 笔记本电脑价值链各环节的市场结构
续表
资料来源:操作系统、CPU、主板芯片、品牌销售商数据来自市场调研机构IDC公司;笔记本电脑代工数据来自中国台湾产业研究与咨询公司MIC;存储器数据来自市场调研机构Web-Feet Research;LCD面板数据来自市场调研机构Display Search。
表5-4 笔记本电脑产业各环节纯益率与赫芬达尔指数
资料来源:由各公司年报整理得出。
通过对表5-4中14家代表性企业的5年平均纯益率和赫芬达尔指数数据的分析,我们可以了解笔记本电脑各环节市场结构与收益情况的关系:笔记本电脑各个生产环节企业的纯益率与赫芬达尔指数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经过进一步计算得出两个变量的相关系数为0.6;Microsoft和Intel的纯益率分别达到26.8和22.2,进一步验证了该产业价值链“生产者推动”的特点;在LCD面板、主板芯片和存储器存在“高技术壁垒”的生产环节,也获得了较高的收益分配;在品牌销售和代工制造者两个较低“进入壁垒”,存在激烈竞争的生产环节,企业的收益率较低。
进一步,我们以一台采用Pentium M 740为CPU的笔记本电脑为例,其采用二代SONOMA平台,15.4英寸WXGA型LCD显示屏,256MB DDR333内存,DVD刻录光驱,60G5400转硬盘,预装Windows XP。该产品出厂成本价大约为900美元,其成本结构(见表5-5)中“高技术壁垒”生产环节如CPU、软件、显示屏等占据了成本的绝大部分,而低技术、高度竞争的制造、外壳等环节只占总成本的极小一块。
表5-5 成本结构简表 单位:美元,%
资料来源:水清木华研究中心:《2005~2006年中国笔记本电脑产业研究报告》,http://www.pday.com.cn,2006。
综上所述,在笔记本电脑产品内国际分工中,垄断程度越高获益能力越强,各个生产环节的市场结构对收益分配确有影响,与上文中模型分析的结论一致。
产品内国际分工的技术进步效应,是指发展中国家由于加入产品内国际分工生产网络所导致的技术进步。产品内国际分工的技术进步效应分别由两种技术扩散过程引发,即全球生产网络内部的知识扩散和产品内国际分工的技术溢出。全球生产网络内部的知识扩散,[6]是指习惯、文化等知识层面技术在产品内国际分工体系中各个企业之间的扩散过程;产品内国际分工的技术溢出效应,是指由产品内国际分工所带来的技术的非自愿扩散而引发的发展中国家技术和生产力水平的提高,这是技术扩散的外部效应。
一、产品内国际分工全球生产网络内部的知识扩散
1.产品内国际分工全球生产网络的结构
产品内国际分工全球生产网络(简称全球生产网络)是共同生产某种特定产品的一系列企业的网络集合,是产品内国际分工的微观基础。[7]全球生产网络将分布于世界各地的价值链环节和增值活动连接起来,形成了完整的全球价值链体系。全球生产网络的治理机制属于介于传统的“企业—市场”二元治理机制之间的混合治理机制,因此,全球生产网络属于一种介于企业与市场之间的组织,即中间组织。
从全球生产网络的构成主体上看(见图5-3),全球生产网络由领导厂商(Flagship)、领导厂商所有的独资公司和合资公司、产权独立的供应商、独立承包商、独立分销商及战略伙伴联盟等组成。从企业行为上归类,全球生产网络的参与主体可以简单地分为两类:一类是在中间组织中居于核心地位的领导厂商,领导厂商往往凭借品牌、技术等垄断资源而在全球生产网络中居于网络的核心位置与主导地位,由领导厂商来进行网络内的战略制定、组织领导、管理控制等重要工作,因而对网络中的其他企业起着绝对的影响与控制作用。另一类主体被称为加工供应商,它分为高层级供应商与低层级供应商。高层级供应商介于领导厂商与其他加工供应商之间,它们直接与领导厂商接触,并凭借自身拥有的特定资源(技术、渠道)建起自己的子生产网络。在子生产网络中高层级供应商处于核心地位,但涉及全球生产网络的核心研发与整体营销战略制定等核心业务活动仍受网络领导厂商支配。低层级供应商处于附属的地位,在业务上受高层级供应商支配,一般不直接与网络的领导厂商直接接触。(www.daowen.com)
图5-3 全球生产网络的基本组织结构
资料来源:Ernst Dieter,Kim Linsu.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s,knowledge diffusion and local capability formation[J].Research Policy,2002(8).
2.产品内国际分工全球生产网络中的知识扩散渠道
全球生产网络中各个企业之间是竞争中的合作关系,因此,技术扩散对于生产网络中的每个企业都是有益的(尽管收益大小有所不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给技术下的定义:技术是制造一种产品、采用一种工艺或提供一项服务的系统知识。换言之,技术是系统知识的外在表现,技术的扩散过程往往通过知识在所有者之间的传播来实现。产品内国际分工网络内部的技术扩散也是通过知识的传播来实现的,即通过产品内国际分工网络内部关联企业之间的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的动态转化来实现。
全球生产网络中的上游企业之所以愿意向下游企业转移知识,其主要目的有两个:一是为了保证产品质量和生产的顺利进行,必须使下游企业掌握生产相关产品或零部件所必须具备的技术和管理知识;二是为了提升产品的竞争力,只有通过转移知识才能迅速提升下游企业的技术能力,才能提高整个生产网络的整体技术水平以适应产品升级需要。除上游企业对下游企业的主动性知识转移外,网络主体之间还存在着大量非主动性的知识转移。通过这些主动和非主动的知识转移,最终导致技术从上游企业到下游企业的扩散。
Polanyi’s(1962)将知识分为显性知识(Explicit Knowledge)和隐性知识(Tacit Knowledge)两种基本类型。显性知识是指那些已经正式成文和体系化的知识(编码性知识,Encoded Knowledge),这类知识能够很方便地被合并、提取、储存和转移。显性知识只有企业中的个体和组织拥有了隐性知识后才会发挥作用。隐性知识是指那些隐含于人的身体和头脑,不易编码和传播的知识,这些知识只有通过特定地点和场景下的行为关系才能被表达。隐性知识往往来源于经验,只有通过观察、操练和模仿才能够获得。隐性知识的传播需要通过手把手的传授和面对面的交流,其转移也大多需要通过人员的交流才能实现。Collins(1993)和Blackler(1995)将隐性知识划分为以下几种:内化于人类身体之中的技能(实践性知识,Embodied Knowledge);内化于头脑中的认知能力(抽象性知识,Embrained Knowledge);组织实践活动中的惯例(嵌入性知识,Embedded Knowledge);组织中培训而成的基本假定、信念和标准(文化性知识,Encultured Knowledge)。不同类型的知识与组织行为的不同方面相联系,其扩散的难易程度也各不相同。
企业中知识的创造往往需要通过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的动态转化来实现(见图5-4)。隐性知识到隐性知识的转化过程称为社会化(Socialization),当个人在培训中与他人分享隐性知识时发生;显性知识到显性知识的转化过程被称为结合(Combination),当个人或组织将分散的显性知识结合为一项新知识时发生;隐性知识到显性知识的转化过程被称为外部化(Externalization),当个人或组织能够将隐性知识编码化时发生;显性知识到隐性知识的转化过程被称为内部化(Internalization),当新的显性知识在组织和个人之间分享,并使得组织成员的隐性知识得以加深、扩充和重组时发生。知识扩散和创造的普遍规律是:随着知识转化过程中参与者数量的增加,知识扩散、创造规模和速度会不断扩大。
图5-4 显性知识与隐性知识的动态转化
全球生产网络中的上、下游组织关系是一种“委托—加工”关系,在不同产品内国际分工网络中,知识扩散的具体内容和形式可能会有所不同,但知识扩散的途径和机制却是基本一致的(Ernst Dieter,Kim Linsu,2002),具体的知识转化渠道和机制(见图5-5)包括以下几种方式。
图5-5 全球生产网络中的知识扩散
资料来源:Ernst Dieter,Kim Linsu.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s,knowledge diffusion and local capability formation[J].Research Policy,2002(8).
(1)委托企业将二级产品生产所需的产品和服务标准、生产质量手册、产品与工艺设计图纸、设备使用资料以及培训讲稿等文献移交给加工企业的相关人员,这些人员通过对显性知识的解读将其转变为自己的隐性知识(内部化)。通常,加工企业吸收这些显性知识并将其有效地应用到生产实践当中是相当困难的,这是因为,要把显性知识转变为实际操作技能还需要大量的隐性知识。
(2)委托企业为了转移隐性知识,通常会安排加工企业的相关管理和技术人员到本企业考察并接受系统培训,通过考察和培训这些加工企业人员获得了与委托企业相关人员接触和交流的机会,从而为加工企业的相关技术和管理人员直接吸收隐性知识提供了渠道,这一过程便是从隐性知识到隐性知识的转化过程(社会化)。同样,在委托加工生产的过程中,委托企业为加工企业提供的现场指导等活动,也是一种从隐性知识到隐性知识的转化过程(社会化)。
(3)加工企业将从委托企业得到的产品和服务标准、生产质量手册、产品与工艺设计图纸、设备使用资料等文献资料与本企业的相关文献资料相结合,建立一套新的技术与管理文献,这便是从显性知识到显性知识的转化过程(结合)。
(4)委托企业和加工企业的人员在生产过程中会不断地积累隐性知识,在一定的条件下,这些人员的隐性知识便会通过写工作总结、建立操作规程、完善管理制度等方式转化为显性知识(外部化)。
(5)在知识创造、扩散、转化的过程中最为重要的一环,便是企业人员的学习和实践过程。所有的外部知识都需要通过学习和实践,最终成为个人生产技能,而这些生产技能往往需要个人将显性知识转化为个人的隐性知识(内部社会化)。
3.产品内国际分工全球生产网络中的知识扩散机制
在全球生产网络中,知识的产生和转移是一个动态的过程,知识本身所具有的流动性通过组织所提供的人员规模环境得以不断放大,新的知识在流动过程中也得以不断产生。在这一生产网络中,委托企业与加工企业之间的信息、人员联系,为全球生产网络中的知识扩散提供了桥梁。正是通过委托—加工这一环节,加工企业一方面获得了与知识源(委托企业)接触的机会,获得知识扩散;另一方面加工企业加入生产网络,也使其获得“干中学”的知识积累和创造条件。
委托企业向加工企业的知识扩散,最终会导致加工企业内部的知识转化和扩散,换言之,就是加工企业从委托企业得到的并已经本地化的知识在加工企业内部的扩散。这些知识首先是由加工企业的少数管理和技术人员,通过学习资料、实地考察和接受培训等过程得到的,随着获得知识转移人员的增加和加工生产活动的开展,在加工企业内部便会产生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的相互转化,并伴随着知识的积累这一过程将会加快和深化,最终,加工企业得以逐步建立并不断完善自己的知识体系,提高自身的竞争力,进而实现在全球生产网络中角色的提升。
全球生产网络中的知识扩散不是自动完成的,知识扩散的规模和速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加工企业的吸收能力,即加工企业的知识基础和获取知识的努力程度。此外,全球生产网络中的知识扩散不是孤立过程,加工企业所在国家的经济环境、政府政策、教育水平都会对知识扩散产生重要影响。
二、产品内国际分工的技术溢出
1.产品内国际分工中的技术溢出
产品内国际分工的技术溢出效应,是指由产品内国际分工所带来技术的非自愿扩散而引发的发展中国家技术和生产力水平的提高,是技术扩散的外部效应。按照技术溢出对象的差别,产品内国际分工的技术溢出效应可分为两种情况:一是对当地竞争企业的技术创新的示范、刺激与推动,称为平行溢出;二是对当地上下游关联企业的技术进步的示范、援助与带动,称为垂直溢出。[8]
全球生产网络中的知识扩散是产品内国际分工的技术溢出的先导和重要渠道,技术转移可以被看做是知识扩散的延续和深化过程。虽然两者之间既存在着密切的联系,但在许多方面又有区别。首先,知识扩散的内涵更为宽泛,知识扩散即包含技术的转移也包括领导公司的公司文化、行为规范等知识对联系企业的影响和扩散;其次,知识扩散既包括自愿扩散又包括非自愿扩散,但以自愿扩散为主,而技术溢出则主要是非自愿的扩散;最后,知识扩散的范围主要限于全球生产网络内部,而技术溢出的范围可以辐射到东道国的其他企业和产业。
发达国家的技术扩散主要发生在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两种经济活动中,而产品内国际分工恰恰是一种将对外贸易与利用外资结合在一起的经济活动方式。由于“两头在外”和投资主体大多是先进技术携带者(跨国公司)的特点,产品内国际分工往往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一个“接触”先进技术和“干中学”的机会。对发展中国家来说,产品内国际分工的技术溢出是一个学习和模仿的过程,是发达国家企业的开发能力通过某种方式被发展中国家企业使用、吸收、复制和改进的过程。对于缺乏技术储备和技术创新能力、以外部技术来源作为技术进步主要渠道的发展中国家来说,技术溢出是其节约开发资源、缩短研制时间、降低创新成本、提高技术能力和水平,从而促进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的重要途径。
2.产品内国际分工中技术溢出的途径
产品内国际分工是一个复杂的网络体系,这一体系是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的众多企业以完成一种特定商品生产为目的所组成的一个混合经济体。在这一系统中,资金、技术、知识、信息按照混合治理的特定要求而产生的有序流动,为产品内国际分工的技术溢出提供了现实途径。
(1)市场竞争和技术示范。产品内国际分工网络是全球化的系统,其产品面向国际市场,在品质上往往超过发展中国家本国生产的产品。当这些面向国际市场设计、生产的产品在发展中国家国内市场销售时,一方面,必然会打破市场原有的均衡状态,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国内消费者对产品品质的要求,也加剧了当地的市场竞争,增加了本地企业学习先进技术的内在动力;另一方面,这些产品也向发展中国家同类产品生产企业展示了它先进的设计、工艺、管理方式以及它们的盈利性。这种展示无疑会对当地企业产生示范作用,使当地企业在对外开放中了解国外的先进技术和管理水平,增强危机感和竞争的意识,并通过模仿跨国公司使用的某些技术来提高本企业的技术水平。并且,无论发展中国家企业以何种形式进入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生产网络,都必须面对来自全球各地潜在替代者的竞争压力,激烈而残酷的生存竞争成为全球生产网络内部各企业不断提升技术能力的外在压力。
(2)产业前后向联系。不同企业或产业部门之间在生产经营活动中所发生的经济联系表现为前向关联和后向关联。无论是前向关联还是后向关联,只要其中某一个部门的技术发生了变化,都会影响到与其相联系的其他部门,迫使后者与此相适应,并对其原来的技术体系进行改造,从而通过“关联效应”带来行业间与行业内的技术外溢(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2002)。在开放经济中,在产品质量、运输成本等情况基本相同的条件下,企业更倾向于在当地采购以降低交易成本。发展中国家加入全球生产网络的企业,由于与本国企业拥有文化、习惯等因素所导致的信任关系,因此更倾向于在国内采购。并且,即便是进入本地的外资企业尽管在初期会大量从国外采购,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本地化战略的实施,当地采购率也会稳步增长。从长期来看,关联产业的发展状况关键取决于当地企业的供应能力。在通常情况下,当地采购率越高、采购产品的技术含量越大、内资企业进入配套体系越多,这些企业所联动的当地产业链条越长,则产业关联对发展中国家技术进步的积极作用和技术溢出效应就越大。
(3)人力资本的流动。人是先进技术的创造者和载体,而任何技术都必须依附于特定的人,才能最终发挥作用,因此,人才的流动必然会带来技术的流动。全球生产网络为携带技术的人力资本,提供了更为广阔的流动空间,并且,这一生产网络内部复杂生产的内在协调需求,也促进了技术与人的结合与流动。一方面,由于发展中国家人力资本的水平较低,国际生产网络中的委托加工企业为了保证产品质量,就需要对东道国的当地雇员和委托加工企业的雇员进行培训。另一方面,由于产品内国际分工网络内的企业直接面向国际市场,通常,在技术、质量、管理水平等方面均高于当地企业,其雇员通过亲身参与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了解和熟悉了产品工艺、操作技巧和国际市场对该类产品的技术标准,掌握了有关该产品的大量信息,并在“干中学”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当这些雇员由原企业流向当地其他组织(学校、企业、政府机构等)时,其在跨国公司工作时所学的专业技术和经营管理技术也随之溢出,从而对发展中国家的技术进步产生积极的促进作用。在通常情况下,这些企业技术人员、管理人员当地化比例越高、人员素质越高、人力培训状况越好、向内资企业流动越多,则技术外溢效果就越好。
3.产品内国际分工对技术进步的消极作用
在上述的论述中,我们主要说明的是产品内国际分工对技术进步的积极作用(正效应),然而,事物往往都具有两个方面,产品内国际分工对技术进步也存在消极作用(负效应),而这些消极作用是发展中国家在加入产品内国际分工中必须予以克服的。
首先,在产品内国际分工网络中,领导企业(一般是跨国公司)在整个网络中拥有支配地位。在分工网络中,领导企业与其他企业在技术扩散这个问题上的态度是不同的。领导企业的主要目的,是在保持技术垄断的前提下,获得技术创新的利润最大化。由于领导企业的垄断地位以技术垄断为前提,因此,跨国公司愿意扩散的技术都是成熟性技术,而对高端的核心技术往往严格保密。无论处在产品内国际分工链条的哪个环节,发展中国家企业都不可能获得最先进技术的扩散,因此,发展中国家单单依靠技术转移也就不可能实现产业技术的赶超。相反,在产品内国际分工网络中,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往往被定位于低技术的环节,在这些环节上技术提升的空间也非常有限。
其次,在产品内国际分工条件下,整个产业的主导权往往掌握在少数几个核心企业中,他们手中的核心技术往往主导了产品发展的方向。由于分工和专业化的发展,加入产品内国际分工国际网络中的发展中国家企业,通常只能专注于产品的特定生产环节,而其自身所获得的技术溢出一般也限于这些生产技术,这些局部的片断的技术进步往往难以左右整个产品的发展方向,并且不可避免地对核心技术具有“依附性”,难以独立发展。
综上,由于产品内国际分工对发展中国家的技术进步既有积极作用又有消极作用,因此,发展中国家应当正确对待产品内国际分工中的技术扩散效应,只有将吸收技术溢出和加强自身技术储备、自主创新结合起来才能取得最好的技术进步效果。
产业转移是指产业由于资源供给、市场需求或竞争优势的变化,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的产业空间移动现象。国际产业转移是产业转移的国际化,是世界经济发展历程中一种长期、动态的趋势,一般通过资本的国际流动和国际投资实现。产业国际转移与国际分工之间存在密切联系,在产业间和产业内国际分工条件下,发达国家一般将本国不具有比较优势的“边际产业”整体转移给发展中国家。而在产品内国际分工条件下,国际产业转移发生深刻变化,国际产业逐步深入至生产工序层面,从而演化成为一种国际产业转移新模式,即“产业片断”转移模式。
一、国际产业转移与国际分工的关系
国际产业转移是产业在国际空间中的移动现象,其根本动因是世界生产力的发展和国际分工的深化。国际分工是世界范围内生产活动的各种要素在不同国家、地区之间的空间配置,也是社会分工超越国界形成的国与国之间的分工。国际产业转移与国际分工既是生产国际化的推动因素,又是全球化的具体表现,国际产业转移与国际分工之间存在紧密的联系。
1.国际分工是国际产业转移的基础
国际分工是国与国之间在广义生产上所形成的产业分工与产品生产过程的分工,是超越国民经济疆界的社会分工,是国民生产之间的分工。[9]正是国际分工的存在才使得国与国之间存在产业类型的差异,也存在产业发展程度的差异,而国际间产业差异的存在是国际产业转移的基础;国际分工的发展促进了国际之间的商品和资金流动,从而带来了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的发展,而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为国际产业转移的实现提供了媒介和手段;科技与生产力的发展是国际分工变化的最根本原因,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随着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和发达国家高新技术产业的不断涌现,促进了国际分工格局的新变化,变化的结果又形成了新一轮的世界范围内产业转移。
2.国际产业转移促进了国际分工的深化发展
国际产业转移的发展为国际分工的延伸和拓展创造了更加有利的条件,同时,又对国际分工的方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吕政、杨丹辉,2006)。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际产业转移突破了“完整产业”的传统产业转移界限,而增加了同一产业内部价值链的国际分工环节,伴随国际分工不断深化,国际产业转移形态也随之大为改观。无论是凭借传统的垂直型分工方式,还是凭借质优价廉的智力资本,发展中国家企业都因此获得了更多参与全球创新的机会。在产品内国际分工条件下,国际产业转移促进了以商品交易为核心的国与国之间的分工向企业内部分工转化,跨国公司成为国际分工主要的微观主体。因而,随着跨国公司的全球布点和FDI的增长,传统意义上以商品贸易为基础的国际分工格局正被打破,国际分工逐步深入到了企业内部,国际分工的方式由产业间国际分工向产业内国际产品分工和产品内国际分工延伸,呈现出产业间国际分工、产业内国际分工和产品内国际分工并存的新模式。[10]
二、产品内国际分工条件下产业国际转移的新特点
1.国际产业转移由不同产业的梯度转移逐步转向产品内各“生产环节”的全球布点
以往的国际产业转移主要是发达国家向海外转移衰退产业或成熟产品的生产制造能力。在产品内国际分工环境下,一个产品(产业)的广义生产过程可分为一系列既独立又相互关联的工序或流程,即产品的研究开发、生产制造、加工组装、展览营销和营运管理等,这些工序的协作与结合最终完成产品的总增值过程。在产品内国际分工价值链条中,各个环节之间相互关联,相互影响,每个环节的成本和效益都直接影响着产品的整体竞争力。通常,产品价值链各个环节的投入要素差异很大。例如,产品开发环节是知识密集型的,所要求的主要是具有专业技术和创新精神的科技人才,宽松自由的组织环境和鼓励创新、提倡独立思考的企业文化;产品装配环节是劳动密集型的,需要大量的普通工人和严格的劳动纪律、全面质量管理和成本控制。由于各国生产要素禀赋不同,国与国之间的比较优势主要体现为在价值链上某一特定环节上的比较优势。
为了实现其全球战略的需要,跨国公司对整个产业(产品)价值链进行拆分和对产业空间进行分割,并利用自身产品生产和销售的跨国网络优势,将他们的价值链片段化、根植于全球许多国家或地区,形成全球产品内国际分工生产网络。在生产全球化的背景下,跨国公司要在全球范围内寻求资源的最佳配置,它们必然寻求在成本最低的国家或地区去组织生产。因此,把各个环节分布到能更好地实现总体战略目标的地方,实行统一的管理和控制,分别布局到具有比较优势的国家和地区实行专业化生产,然后在全球范围内实行产业整合就是跨国公司的必然选择。
在产品内国际分工条件下,国际生产中心的分布,不再仅仅局限于各国之间的资源禀赋,而是取决于产业(产品)价值链中各个环节(区段)的要素密集性的变化状况和由此导致的产品成本的高低,取决于跨国公司的全球战略定位和企业内部资源的合理配置。这样,国际产业转移由产业结构的梯度转移逐步转变为增值环节的梯度转移。
2.外包日渐成为国际产业转移的新兴主流方式
在产品内国际分工条件下,国际产业转移无论是在制造业领域还是在服务业中,都比较重视增值环节的转移,并把这种增值过程贯穿于全部阶段。外包是跨国公司将非核心的生产、营销、物流、研发、设计环节,转包给成本低的发展中国家的企业或专业化公司去完成的主要方式。正是通过这些外包活动,跨国公司成功地实现了“边际”生产环节的国际转移。伴随着跨国公司“归核”化管理理念的进行,如今,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更加注重核心业务的发展,而将非核心业务以“外包”的方式,交由其他专业公司完成,其实质在于截取价值链中的高利润环节,缩小经营范围,将有限的资源集中配置到企业的强势领域,建立垄断性的高增值价值链节,以降低企业的运营成本,突出企业的竞争优势。
通过承接外包,发展中国家获得了产业发展必需的资金、技术等宝贵要素,实现了自身产业的发展。同样,发达国家承接的研发、设计等外包活动,也加强了自身在这些领域的优势。可见,作为国际产业转移的新兴方式,“外包”正在改变着全球产业布局,一方面,加工制造等低端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另一方面,全球设计、研发等高端产业也开始在发达国家积聚。
3.国际产业转移呈现多方向性特征
20世纪80年代以前,国际产业转移具有明显的单向性特征。一般是在发达国家的主导下,按照产品生命周期各阶段的次序,依次将“边际产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例如,20世纪50年代,美国将纺织、钢铁等传统产业向日本、西德等国转移,集中力量发展半导体、通讯、电子计算机等新兴技术密集型产业。六七十年代,日本、西德等国转向发展集成电路、精密机械、精细化工、家用电器、汽车等耗能耗材少、附加价值高的技术密集型产业,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如亚洲“四小龙”等)获得了扩大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的良机,实现了由进口替代型向出口导向型经济的转变。这些产业转移都带有单向性特点,即都是从发达国家或地区向产业落后地区的单向转移。
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际产业转移不仅可以从产品内国际分工生产链条的任何环节开始,而且也不再仅局限于由产业发展水平较高的国家和地区向水平较低的国家和地区转移,而是在全球范围内寻求该产业或产业链条上特定环节最佳的投资区位。在这种情况下,国际产业转移出现了多方向性特点。也就是说,国际产业转移既包括发达国家将生产链条中劳动密集的环节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的“顺梯度”转移,又包括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转移研发环节这类“逆梯度”转移方式。[11]例如,我国的海尔在美国建立研发机构就是一种“逆梯度”国际产业转移。如今,国际产业转移已由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的单一模式演变为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共存的多方向产业转移格局。其中,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的产业转移仍保持着一定的技术梯度,发达国家→发达国家的产业转移主要集中在高技术和服务业领域,而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的转移主要由发展中国家具备一定国际竞争力的跨国公司发起。[12]
4.国际产业转移中的产业集聚效应日益突出
在产品内国际分工网络体系中,跨国公司及其战略伙伴之间形成了密切的技术、生产和市场联系。一旦跨国公司到海外投资,必然利用生产上的前后向联系和市场的关联效应,带动与其相关联的上游和下游产业(国内或国外)的企业相继进行跟进投资,通过支柱产业(龙头企业)带动相关联产业(企业)向移入国集聚的方式在投资地区形成产业集群。一方面,跨国公司在投资时更注重东道国产业的上下游配套能力,更看重企业群、现代物流等软环境的完备状况;另一方面,跨国公司会主动引导相关投资,鼓励其海外供货商到东道国投资,将相关的上下游产业转移到欠发达国家和地区。跨国公司横向联系广、社会化协作程度高,一家跨国公司的投资往往会带动一批相关行业的大量投资,常常成为地区产业集群的重要参与者。
在产品内国际分工条件下,国际产业转移的往往是一个完整产品的某一生产环节,即产业“片段”。但是通过产业集群的发展,在发展中国家的某一地区往往积聚成了一个产业。以东莞的美能达打印机、复印机为例,先是来料加工,后发现在此生产成本很低,总装厂也跟进来,并带来了更多的配套厂家,美能达在东莞的生产成本比在日本至少低30%,人工成本仅为日本的1/13。在竞争的压力下,美能达的主要竞争对手佳能、理光也陆续进入这一地区,最终在东莞形成了办公自动化产业集群。[13]
三、产品内国际分工条件下的产业转移效应
在产品内国际分工全球生产网络中,发达国家处于高附加值的高端链条,而发展中国家则处于低附加值的低端链条。较之以往的产业转移方式,产品内国际分工条件下的产业转移对于发达国家更为有利。接下来我们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两个视角来考察产品内国际分工条件下的产业转移效应。
1.产品内国际分工条件下发达国家的产业转移效应
由于发达国家具有整体产业竞争优势,在产业国际转移中处于主导地位。因此,尽管在产业国际转移的过程中会给自身带来诸如失业、产业“空心化”[14]等问题,但从长期来看,这些问题都会在发展中得到解决,因此从整体上看,产品内国际分工条件下发达国家的产业转移效应为正面效应。
首先,获得更高的利润并刺激了本国经济的发展。通过产业转移,发达国家从这些发展中国家获得了更多的廉价资源,企业所获得利润大幅增加。刘冰(2005)的研究表明,美国对印度的产业转移,美国每投入1美元,就可以从印度获得33美分的利润,大大高于在美国投入1美元而仅获得11.5美分的利润;不仅如此,在印度获得33美分的同时,美国企业在美国获得的利润会更高:直接利润高达67美分(其中58美分来自于美国投资者和消费者成本降低,5美分为美国设备和服务出口的附加,4美分为利润转回国),而间接利润至少达到45美分,来自于劳动力的再开发,如对劳动力的新培训。综上所述,对美国经济来讲,纯利润可达到1.12美元。[15]发达国家跨国公司从自身经济利益出发通常只会将相对落后技术向外转移,并同时将一部分生产要素转移到新兴产业中,从而为新兴产业发展腾出了更大空间,相关新兴产业因而拥有更为丰富的物质和技术基础,有利于自身的长期成长和国际竞争力提高。
其次,通过转出“边际”生产环节推动产业升级。与以往产业转移中转移整个产品(产业)不同,在产品内国际分工条件下的国际产业转移,转移出去的是本产业中已不具有比较优势的“边际”生产环节(工序),而本国具有比较优势的生产环节(工序)不但没有削弱反而有所提高,通过“边际”生产环节转移提高了本国该产业的整体竞争力,也推动了该产业的高级化。以美国纺织业为例,在传统的产业转移方式下,纺织服装业整体上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因此需要整体转移。而在产品内国际分工条件下的国际产业转移中,由于发达国家转出生产制造等劳动密集型生产环节,而保留设计、品牌营销等高端环节,尽管该产业的职工人数不断下降,但是整体上收益水平却在不断提高(增加值),从而保证该产业劳动效率(单位职工增加值),最终提高了美国纺织业的竞争力(见图5-6、图5-7)。
图5-6 美国纺织产业职工人数与增加值变动图
资料来源:美国经济分析局。
图5-7 美国纺织产业单位职工增加值变动图
资料来源:美国经济分析局。
最后,通过产业转移推动本国产业优化。发达国家在产业转移过程中,优化了本国的劳动力结构。由于发达国家不具有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优势,因此,劳动密集型生产环节会大量转移到发展中国家,从短期看,这会给本国带来就业压力等一系列的经济和社会问题,但从长期来看,通过相应的劳动力培训等政策可以实现本国劳动力结构的优化,从而推动产业优化升级。
产业转移后,发达国家专注于资本、技术密集型生产环节,将有助于增进相应产业的竞争,从而推动技术进一步革新。由此而带来的高科技产业的聚集,极大地推动本国产业的知识化、信息化,最终保证了发达国家高附加值产业的迅速崛起。
2.产品内国际分工条件下发展中国家的产业转移效应
比较而言,产品内国际分工条件下发展中国家的产业转移效应较为复杂,也争议颇多,接下来我们按照正面效应和负面效应分别描述。
(1)正面效应。首先,来自发达国家的产业转移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加入全球产品内国际分工生产的机会。由于缺乏资金、技术等原因,发展中国家所具有的劳动力优势往往难以发挥,来自发达国家的产业转移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这些要素,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加入产品内国际分工生产网络的机会。由产业转移所培育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大量的工作岗位,从而对提高收入、加速资本积累和促进工业化做出贡献,也为以后的产业升级打下物质基础。
其次,由产业所带来的技术溢出,提高了发展中国家的技术水平。尽管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所转移的是低技术的生产环节,但与发展中国家的已有技术相比还是具有一定的先进性,因此,这些技术转移无疑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参考和学习的样板。同样,由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转移研发环节这类“逆梯度”转移,一方面,提供了发达国家的技术溢出新渠道;另一方面,由技术提升所带来的发展中国家产品质量的提高,增强了产品竞争力,也为产业升级提供了技术、资金支持。
(2)负面效应。首先,产业转移“空间分割”使发展中国家存在产业结构“锁定”风险。产业转移“空间分割”使发展中国家成为跨国公司全球战略的一个布点,在跨国公司实行全球产业整合的趋势下,发展中国家被纳入全球经济的生产体系中,跨国公司通过充分发掘发展中国家市场的全球性价值来实现全球竞争的战略目标。同时,产业转移“空间分割”有利于控制发展中国家的产业,从而拓宽其产品的销售市场。这是因为,从事产品的某一单项环节的生产往往不能使发展中国家形成整体优势,也就难以对转移国形成较大威胁,发展中国家则需要经历较长时间才能逐步获得整套生产技术和生产能力,在此期间,不得不屈从于转移国。如果这种局面长期得不到改变,还会使发展中国家在产业结构上被“锁定”在低端环节,从而在收益分配上处于不利地位。
其次,“飞地效应”阻碍发展中国家产业升级。跨国公司只是希望利用东道国的静态比较优势,而不热衷于培育发展动态比较优势,因而有可能使比较优势固定化,难以升级。跨国公司转移到发展中国家的产业往往与本地企业和发展中国家的产业关联松散,容易变成出口“飞地”。[16]在技术、零配件、市场和合作关系上,外国企业或本地企业严重依赖于所属的跨国公司。跨国公司则对其活动强加限制,如阻止后者在其他市场销售等。对跨国公司的长期依赖可能使得发展中国家失去经济发展的自主动力,也使得相应产业失去产业升级的动力,拉美国家经济发展的教训就是前车之鉴。
最后,“候鸟型”产业转移容易造成地区产业空心化。产品内国际分工条件下的产业转移模式中,跨国公司从发达国家转出的往往是一些劳动密集型产业环节,这些产业环节对要素的要求比较低。发展中国家所具有的劳动力比较优势替代性比较强,因此往往面临其他同样拥有劳动力要素优势发展中国家的竞争。同时,这一类产业转移又比较看重地方政府提供的优惠政策,一旦外部环境发生变化或者优惠政策取消,跨国公司就会考虑迁往条件更为优厚的地方。这一类“候鸟型”产业转移所具有的短期性特点,使得发展中国家相应产业缺少长期发展潜力,而一旦产业被转出就会造成地区产业空心化,带来失业、资源浪费等一系列经济、社会问题。
[1]产品内国际分工不是个别地区、产业、部门的局部现象,而是近年来全球经济结构层面的整体特征,伴随着这种国际分工新模式的深化发展,其影响力已经深入到国际经济活动的方方面面,因此,从理论上讲,产品内国际分工的效应应当是包罗万象的,限于篇幅和本书的研究目的考虑,本章主要对产品内国际分工的就业效应、收益分配效应、技术转移效应和产业转移效应进行分析。毋庸置疑,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是产品内国际分工最直接的效应,然而,从逻辑结构上讲,一方面,国际贸易、国际投资与产品内国际分工是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双向影响”关系,而就业、收益分配、技术转移和产业转移则主要受产品内国际分工的单向“单向影响”;另一方面,产品内国际分工的就业效应、收益分配效应、技术转移效应和产业转移效应往往需要通过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间接实现,从而有别于产品内国际分工的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效应。由于产品内国际分工的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效应在本研究的许多部分都有所涉及,同时考虑到上述因素,本章在行文上不将产品内国际分工的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效应单独列出。
[2]模型简化并不影响本模型对产品内国际分工中多阶段生产关联的解释力,因为每级之间都可简化为上下游关系。
[3]为了作图的方便,笔者选用线性需求曲线。
[4]赫芬达尔指数是特定行业中所有企业的市场份额的平方和,由于LCD面板等市场份额数据是市场中主导厂商的数据,这里的某些赫芬达尔指数为近似值。赫芬达尔指数为“平方和”计算,统计“遗漏”厂商所占份额又非常小,因此,近似值与实际值相差较小。
[5]中国台湾的上市公司纯益率数据来自各公司年报,由于美国和香港股市对上市公司纯益率未作披露要求,Microsoft、Intel、NVIDIA和联想4家企业的纯益率为笔者按照其年报中的相关指标计算得出。
[6]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给技术下的定义:技术是制造一种产品、采用一种工艺或提供一项服务的系统知识。知识的概念更为宽泛,而技术只是知识的一种,我们这里使用知识扩散这一概念的目的,在于强调产品内国际分工网络内部企业之间不仅有技术的扩散,而且还有习惯、文化等知识层面的交流和扩散过程。
[7]Ernst Dieter,Kim Linsu.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s,knowledge diffusion and local capability formation[J].Research Policy,2002(8).
[8]潘悦:《加工贸易产业升级和技术进步》,《经济研究参考》2003年第11期。
[9]张幼文:《世界经济学》,立信会计出版社,1999年。
[10]吕政、杨丹辉:《国际产业转移的趋势和对策》,《经济与管理研究》2006年第4期。
[11]赵张耀、汪斌:《网络型国际产业转移模式研究》,《中国工业经济》2005年第10期。
[12]杨丹辉:《国际产业转移的动因与趋势》,《河北经贸大学学报》2006年第3期。
[13]胡俊文:《国际产业转移的基本规律及变化趋势》,《国际贸易问题》2004年第5期。
[14]现代产业空心化的主流解释,是指“由于海外直接投资的增大而带来的国内生产、投资、雇佣等的减少势态”,其实质是指制造业的空心化即“离制造业”。关于制造业空心化对发达国家的影响在学界是有争议的,笔者认为,制造业的空心化是产品内国际分工的正常状态,通过制造业的空心化提高了发达国家的整体产业竞争力,因此应当是正面效应。
[15]刘冰:《国际产业转移带来双赢效果》,《中国统计》2005年第2期。
[16]“飞地效应”是指外商投资的加工贸易活动既不使用东道国国内原材料,也不存在对东道国国内企业的示范效应和扩张效应,仅仅是利用发展中国家的优惠条件和低廉的要素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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