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内国际分工是一种特殊的生产国际化过程或展开结构，其显著特征是特定产品生产过程不同工序或区段通过空间分散化展开成跨国性的生产链条体系。在产品内国际分工全球生产网络中，产品从概念设计、生产直到报废的全生命周期中，所有创造价值的环节相互协调，互相依赖，共同构成了产品的全球价值链。全球价值链中各个价值环节虽然在价值完成上可以看作是一个连续的有机整体，但是，在全球化生产条件下，这一完整连续的价值链条在实际运行上则表现为高度的空间离散性，即片断化（Fragmentation）。从理论发展上看，全球价值链与产品内国际分工是“分散化国际生产”现象在不同学科领域的映射，是同一经济现象的“一体两面”，全球价值链理论源于管理学价值链理论，更加关注分散化国际生产的内在“微观”运行机制；产品内国际分工则主要从经济学角度关注分散化国际生产的成因、贸易表现等“宏观”特征。在本章我们以价值链理论为分析工具，通过对产品内国际分工网络所组成的全球价值链动力机制、治理机制等内容的研究，深入探悉产品内国际分工的内在运行机制。[1]

一、全球价值链理论起源与内涵

全球价值链理论来源于20世纪80年代管理学研究者提出并随后得到较快发展的价值链理论，其中最具影响的是波特的价值链理论，而Kogut的价值链理论对全球价值链理论的贡献更加重要。

（1）波特（Porter，1985）的价值链概念是在《竞争优势》一书中最早提出的。波特在分析公司行为和竞争优势的时候，认为公司的价值创造过程主要由基本活动（含生产、营销、运输和售后服务等）和支持性活动（含原材料供应、技术、人力资源和财务等）两部分完成，这些活动在公司价值创造过程中是相互联系的，由此构成公司价值创造的行为链条，这一链条就称为价值链。不仅公司内部存在价值链，一个公司价值链与其他公司的价值链也是相连的，任何公司的价值链都存在于一个由许多价值链组成的价值体系（Value System）中，而且该体系中各价值行为之间的联系对公司竞争优势的大小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波特的价值链通常被认为是传统意义上的价值链，较偏重于以单个企业的观点来分析企业的价值活动、企业与供应商和顾客可能的连接，以及企业从中获得的竞争优势。

（2）Kogut（1985）则认为：“价值链基本上就是技术与原料和劳动融合在一起形成各种投入环节的过程，然后通过组装把这些环节结合起来形成最终商品，最后通过市场交易、消费等最终完成价值循环过程。”“在这一价值不断增值的链条上，单个企业或许仅仅参与了某一环节，或者企业将整个价值增值过程都纳入了企业层级制的体系中。”Kogut认为，国家的比较优势与企业的竞争能力之间的相互作用，最终决定了国际商业战略的模式选择。其中，国家比较优势决定了整个价值链条各个环节在国家或地区之间如何进行空间配置；企业的竞争能力则决定了企业应该专注于价值链条上的哪个技术层面和环节，才能在竞争中保持竞争优势。与波特强调和关注单个企业竞争优势的价值链观点相比，Kogut的这一观点更能反映价值链的垂直整合与全球空间再配置之间的内在关系，因而对全球价值链理论的形成更为重要，也更有利于对产品内国际分工运行机制的理解。

20世纪90年代，Gereffi（1999）[2]和一些学者提出了全球商品链（Global Commodity Chain，GCC）的分析框架，将价值链的概念与产业的全球组织直接联系起来。全球商品链理论提出的时代背景是全球采购商（主要是零售商和品牌商）作为全球分离生产和分销体系中关键驱动者地位的日渐上升。换言之，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商品的生产过程被分解为不同阶段。围绕某种商品的生产形成一种跨国生产组织体系，把分布在世界各地不同规模的企业、机构组织在一个一体化的生产网络中，从而形成了全球价值链。

同一时期，一些学者在价值链理论基础上，研究了价值链在价值链条的片断化和空间重组，克鲁格曼（Krugman，1995）曾经探讨过企业将内部各个价值环节在不同地理空间进行配置的能力问题。由此，使得价值链中治理模式与产业空间转移之间的关系成为全球价值链理论中一个重要研究领域。S．Arndt．和Kierzkowski（2001）使用“片断化”（Fragmentation）来描述生产过程的分割现象，同一价值链条生产过程的各个环节通过跨国界生产网络被组织了起来，这一跨界网络既可以在一个企业内部完成，也可以由许多企业分工合作完成。“产权的分离是跨界生产组织的一个重要决定因素。如果产权分离无法实施，那么跨国公司和外国直接投资就有可能是一个首要选择。如果产权分离是可行的，那么委托加工等方式就会提上日程，而外国直接投资就不会扮演主要角色。[3]

21世纪初，一些学者开始使用全球价值链（Global Value Chain，GVC）代替全球商品链这一术语。[4]英国Sussex大学的发展研究所（Institute of Development Studies，IDS）是目前对全球价值链问题进行较广泛研究的机构，它将全球价值链定义为产品在全球范围内，从概念设计到使用直到报废的全生命周期中所有创造价值的活动范围，包括对产品的设计、生产、营销、分销以及对最终用户的支持与服务等。组成价值链的各种活动可以包含在一个企业之内，也可分散于各个企业之间；可以聚集于某个特定的地理范围之内，也可散布于全球各地。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United Nations Industrial Development Organization，UNIDO）对全球价值链的定义是：实现商品或服务价值而连接生产、销售、回收处理等过程的全球性跨企业网络组织，涉及从原料采集和运输，半成品和成品的生产和分销，直至最终消费和回收处理的整个过程。它包括所有参与者和生产销售等活动的组织及其价值利润分配。当前，散布于全球的处于全球价值链上的企业进行着从设计、产品开发、生产制造到营销、销售、消费、售后服务、最后循环利用等各种增值活动。[5]

从上述的定义中我们可以看出，全球价值链是伴随价值链空间分化和延伸所产生的，全球价值链生产方式使原来单一产品集中生产的模式开始被同一产品内部不同生产环节之间的分工所替代，由此带来的产品内国际分工开始在全球价值链内部不同的工序和流程之间展开。全球价值链的形成和发展为产品内国际分工的展开提供了基础，而由全球价值链运行所带来的价值链纵向控制、治理、驱动等机制为产品内国际分工网络的内部协调运行提供了保障。

二、全球价值链的垂直分离与产品内国际分工

按照传统的分工理论，世界经济是国别经济的汇总，无论是斯密的绝对利益理论、李嘉图的比较利益理论、俄林的价格差异理论，还是巴朗斯基的地理分工理论，这些不同的分工理论流派，虽然各自在观点上有一些差异，但都可以归结为相同或相似的观点，即国际地域分工奠定了全球产业空间分布的基本格局。

在相当长的时期里，学术界对于全球经济发生深刻变化的过程中，价值链条及其辅助体系等在全球空间范围内的再配置未曾进行过深入的研究。Dicken （1998）认为，在考虑全球化进程的时候，要认识到全球化是一个涉及方方面面的动态过程，而不是一个静止不变的过程。而且，全球化过程也不是一个线性过程，而是一个各种因素相互作用、互相影响的过程。单个产业的生产链或价值链可以被认为是一种分布于不同地理单元中的垂直组织结构，与这一产业垂直分离组织结构相切的平面是一个在空间上拓展开来的全球地理或区域地理空间。从图4－1所示的垂直角度可以看到全球产业链条发生了垂直分离，而从水平角度则可以看到全球不同的地理空间，将二者结合起来，就基本展示了在全球化过程中产品内国际分工网络全球再配置的地理分布特征。而且，价值链再配置过程实际上是按照一定的等级关系配置的。[6]

图4－1　产品内国际分工各环节在不同地理空间上的相互作用

资料来源：张辉：《全球价值链下地方产业集群转型和升级》，经济科学出版社，2006年。

全球价值链理论的一个重要观点就是：在某一产业全球价值链条的众多“价值环节”中，并不是每一个“价值环节”都创造等量价值，那么，按照各个价值环节增值能力就可以把整个价值链条划分为若干环节或片断，这就是说整个价值链条内部具有价值等级体系特征。在这一等级体系中，高附加值的价值环节一般是全球价值链上的核心环节，整个价值链条的全球治理规则也是围绕这些核心环节所展开的。按照价值增值能力不同而区分出来的各个“价值环节”，对劳动、资本、企业家能力等生产要素的地方禀赋要求和回报也是不同的。现实中，如果按照各地地方禀赋参与全球经济活动增值能力的高低排列，那么各地的比较优势也存在着一种严格的等级体系。因此，全球价值链的价值等级体系与全球各地比较优势等级体系相匹配的过程，也是产品内国际分工网络各个价值环节在全球垂直分离和空间再构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当地方比较优势决定了整个产品内国际分工网络各个环节在全球如何空间配置的时候，地方的比较优势就决定了地方应该在产品内国际分工网络上的哪个环节和技术层面上倾其所有，以便确保竞争优势。换言之，在产品内国际分工背景下，一国或地区的产业发展战略能否充分利用本地的比较优势将决定其长期绩效。[7]由此可以看出，现实世界中同一价值链条上各个地方产业集群之间之所以存在等级体系，是由价值环节的等级体系所决定的。在这一等级体系中，按照地理空间关系，可以划分为全球价值链、跨国价值链、国内价值链和地方价值链4个层级（见表4－1）。[8]

表4－1　全球价值链的空间分化和组成

资料来源：吕文栋、张辉：《全球价值链下的地方产业集群战略研究》，《中国软科学》2005年第2期。

综上，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随着海外分包网络和海外直接投资等的发展，全球价值链中各个价值环节在功能上虽然可以看作是一个连续的产品生产过程，但是这一完整连续的价值链条实际上则是被一段段分开（片断化），在空间上离散性地分布于全球各地，呈现出产品内国际分工的特征。众多研究（Gereffi ＆Korzeniewicz，1994；Lynch，1998；Arndt ＆Kierzkowski，2001；Dickenm，Kelly ＆Yung，2001；Galvin ＆Morkel，2001）都表明，虽然全球价值链的片断化导致各个价值环节在全球空间上呈现离散分布的产品内国际分工格局，但是分离出去的各个价值片段不是天女散花似的漫无边际，毫无头绪，而是依靠一定的动力机制和治理机制，通过“分散的一体化”实现产品生产的完整过程。

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产品内国际分工网络内部各个基本功能环节在地理空间上分布得越来越分散，从而形成了全球分散布局的地理特征。由于产品生产的诸多功能与流程环节散落在全球各地，为了达到产品内国际分工网络运行的有序进行，就必须依靠相应的动力机制来驱动和协调。在产品内国际分工网络内部各个功能环节中，是哪些环节决定或驱动着整个生产网络的运行？生产链运行的动力机制又是什么？关于这方面的问题，全球价值链的动力机制理论提供了较为完整的答案。

一、全球价值链的动力机制

1．全球价值链的二元动力机制

Gereffi（1994）等人根据特定全球价值链链节之间的地位差异，按照价值链中占据主导地位链节的不同，将价值链分为“生产者推动”（Producer－driven）与“采购者推动”（Buyer－driven）两种类型，这便是全球价值链的二元动力机制理论。[9]随后，Henderson（1998）在这个基础上对全球价值链的驱动力进行了更加深入的研究以后，指出生产者驱动型价值链是由生产者投资来推动市场需求，形成全球生产供应链的垂直分工体系。在生产者推动型价值链中，生产的进入壁垒很高，领先的公司通常是国际寡头，他们拥有技术优势，在协调生产网络（包括前向与后向联系）中居于中心地位，向前控制原材料和配件供应商，向后与分销零售密切联系。这种价值链在汽车、飞机、计算机、半导体及重型机械等资本技术密集行业中很典型（见图4－2）。

图4－2　生产者主导型全球价值链

Henderson同时也对采购者驱动模式进行了以下界定：拥有强大品牌优势和国内销售渠道的经济体通过全球采购和贴牌加工（OEM）等生产方式组织起来的跨国商品流通网络，能够形成强大的市场需求，拉动那些奉行出口导向战略的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如服装、鞋类、农产品等大多属于这种价值链，发展中国家企业大多参与这种类型的价值链[10]（见图4－3）。在采购者推动的价值链中，生产的低进入壁垒造成高度竞争和全球分散的工厂体系，开发和销售品牌产品的公司对生产何时、何地、如何进行以及链条上每一阶段的利润分配拥有无比的控制权。

图4－3　采购者主导型全球价值链

2．全球价值链两种动力机制的比较

既然全球价值链从驱动力上主要分为生产者和采购者，那么两种驱动类型的全球价值链又有什么区别呢？Gereffi（1999）从全球价值链的驱动要素、核心竞争力、进入壁垒、经济门类、典型产品、公司性质、网络连接、主要的网络结构8个方面，对生产者和采购者驱动型全球价值链进行了比较研究[11]（见表4－2）。

表4－2　生产者推动和采购者推动价值链的区别

资料来源：由Gary A．Gereffi，Commodity Chains Framework for Analyzing Global Industries．Working Paper for IDS，1999改制。

从全球价值链驱动力的区别上来看，两种不同的价值链类型有着不同的市场竞争规则。以产业资本为驱动力的生产者驱动全球价值链，其领导厂商的垄断来源于规模经济和技术壁垒。因此，领导厂商更加强调技术的研究与发展、生产工艺的不断改进、产品的不断更新、通过产业的垂直一体化来强化规模经济提高技术壁垒，在经营中注重加强关键设备投资等硬件条件方面；而以商业资本为驱动力的采购者驱动全球价值链，其领导厂商的垄断地位来源于范围经济。因此，领导厂商更加强调品牌建设、促进市场营销、拓展销售渠道、获得范围经济。在经营中注重加强信息沟通管理等软件环境建设。

二、全球价值链动力机制的动态演进

1．全球价值链驱动力的深化———中间动力机制

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全球价值链理论出现以来，伴随着生产者和采购者二元动力机制的研究不断深入，过于简单化的二元动力机制理论便不断受到许多学者的质疑。

二元动力论是基于全球价值链领导厂商的不同，其根源在于全球价值链相应环节所具有的垄断地位，而全球价值链不同环节的进入壁垒是造成垄断的关键因素。在全球价值链的片断化过程中，特定产业的全球价值链体系中，各个不同链节的“市场结构”存在较大差别———不同链节进入和退出的难易程度、处在同一链节的厂商数目等都有所不同。在许多产业的全球价值链体系中，出现了一些具有某种程度进入壁垒的“战略环节”（Porter，1990），这些环节往往凭借其所占据的垄断优势而对整个价值链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力，而且价值链的治理者对其控制能力也很有限。以笔记本电脑产业为例，在该产业的多个“枢纽环节”如CPU、操作系统、显示芯片、主板芯片等生产性环节，品牌营销环节都具有不同程度的进入壁垒，也就使得这些环节具有一定程度的垄断性，因此，也就很难将该产业具体地划入生产者驱动或采购者驱动价值链。可见，在现实经济中，在同一产业部门内两种动力机制是有可能共存的，以致同一产业部门内部不同价值环节的动力机制有可能完全相悖。

随着全球价值链理论研究的深入，学者们发现过于抽象的“二元动力机制”理论所暴露出来的问题越来越严重，而且也越来越难以自圆其说。甚至在原有的研究中已经被纳入“二元动力机制”的产业，在后续研究中都变得模棱两可。例如，在服装产业中，GAP是典型的没有自身生产体系采购者驱动价值链中的品牌商，然而Levi－Strauss就是有着自己垂直一体化生产体系的生产者驱动价值链中的品牌商；在汽车业中也是如此，福特就在不断朝着采购者驱动的价值链转化，但是丰田等其他主要汽车厂商仍然坚持采用生产者驱动的价值链；在半导体领域，INTEL采用的就是典型的生产者驱动模式，而ARM则是利用硅谷分包体系方式的采购者驱动模式。[12]最终，连“二元动力机制”的创始者格雷菲本人也认为，将全球价值链划分为采购者驱动和生产者驱动的二分法并不能很好地与实际经济情况相吻合。[13]

在实际经济活动的考察中，诸多学者发现，除了采购者驱动和生产者驱动的产业链条外，实际上还有许多产业处于两者之间，即同时具备了采购者驱动和生产者驱动的特征。例如笔记本电脑产业，其核心环节在于CPU和操作系统等典型的生产环节，不过IBM、HP、DELL等企业在流通环节的不俗表现，也说明了该行业中也存在采购者驱动的特征。因此，从总体上来看笔记本电脑产业是一个生产者驱动的全球产业链，但细致分析后我们发现，该产业又具有典型的采购者驱动的特征。由此可见，上文中提到的笔记本电脑产业，在驱动力方面就可以看作是一个兼备生产者驱动和采购者驱动共同特征的中间驱动类型。

张辉（2005）从驱动力上将全球价值链驱动类型划分为生产者、采购者和中间类型，并从动力根源、核心能力、进入障碍、产业分类、制造企业权属、主要产业联系、主导产业结构、辅助支撑体系、典型产业部门和典型案例10个方面对此进行了比较（见表4－3）。

表4－3　生产者、采购者和中间类型驱动的全球价值链比较

资料来源：吕文栋、张辉：《全球价值链下的地方产业集群战略研究》，《中国软科学》2005年第2期。

在经典的“二元动力机制”的划分方法（表4－2）的基础上，表4－3又引入了价值环节分离表现形式这一指标和中间类型这一新的驱动力模式，由此得到了“三元动力机制”。“三元动力机制”体现了现实中全球价值链的复杂性，从而提高了全球价值链驱动理论的解释力。笔者认为：在全球价值链的动力机制的研究中，无论是经典的“二元动力机制”还是“三元动力机制”，都是以完整的产品或产业为研究对象的。但是，以整体产业的驱动力为研究对象通常过于抽象，从而影响了其解释力。如果我们进一步研究整体价值链中不同生产环节的驱动力，将会发现，不同产业的全球价值链体系的各个不同链节存在巨大的差异性，一些产业的全球价值链体系中出现了许多具有某种程度进入壁垒的“枢纽环节”，这些环节往往凭借其所占据的垄断优势而对与其相连的价值链节具有驱动力。因此，我们仍然能够运用“二元动力机制”理论，将该环节称为“生产者驱动”或“采购者驱动”的“价值链片段”。

2．全球价值链动力机制的演进

产品内国际分工实际上就是将比较优势深化到每一个生产链节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价值链”会随着新的可供“发掘”的比较优势被“发现”而不断“裂化”，“产品”裂化为诸多的“流程”，而“流程”又被裂化为更小的“工序”。全球价值链的动力机制立足于产品内国际分工的运行，因此产品内国际分工的任何新变化、新动向都会影响到动力机制。

目前，伴随着世界范围内产品内国际分工的发展，“跨境外包”无论从广度还是深度来看，都存在着深化趋势。制造商的外包范围正在逐渐扩大，不但一些零部件分离了出去，而且供应链的物流和最终的组装，甚至一些较为关键的零组件的设计制造都分离了出去；这些产业的核心企业越来越着重市场份额、品牌推广等具有典型采购者驱动特征的全球竞争规则。这便是，全球价值链驱动力从生产者驱动模式向采购者驱动模式转变的新趋势。

造成这种全球价值链驱动力从生产者驱动模式向采购者驱动模式转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伴随着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投资条件不断改善，这些国家资源价格与发达国家之间存在巨大差额，这就使他们在制造工序中的比较优势凸显出来，造成全球价值链制造环节向发展中国家的转移趋势。其次，从全球价值链中分化出来的生产工序，往往会因自身技术进步所带来的竞争优势而成为发达国家相应环节的竞争者，生产条件的改善，也使发达国家更高端的工序继续向发展中国家转移。以电脑产业为例，起初，发达国家向中国台湾地区转移的主要是电脑机箱、电源等低端工序，而伴随着中国台湾“干中学”的技术能力提高，一些CD－ROM、硬盘的终端工序，甚至电脑主板芯片高端工序都开始转移过来，原来在个人电脑全球价值链中扮演“生产者驱动”角色的HP、IBM等企业开始将重心转向品牌营销的“采购者驱动”环节。再次，随着制造环节向发展中国家的持续转移，发达国家的全球竞争优势越来越体现在无形资产方面，而有形资产方面的优势越来越体现在发展中国家。经济全球化的这一巨大变化，对全球价值链的动力机制也产生了巨大影响。与之相对应，在很多产业生产者驱动的价值链越来越被采购者驱动的价值链所取代，也就是说品牌、销售渠道、链条管理能力等无形资产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作用正在不断上升，而制造环节的作用正在相对下降。

综观价值链的这些转移过程，我们不难发现，价值链转移是产品生命周期现象在产品内国际分工时代的一种变形，传统的伴随产品生命周期转移的“产品”向“工序”转变。当新产品开始出现时，整个产品的生产营销都在发达国家，伴随技术的成熟，一些制造环节开始转向发展中国家。这一转移过程是漫长的，短期内，虽然发达国家退出的生产领域越来越多，但是在全球价值链中它们仍然牢牢掌控着那些高附加值环节。高附加值环节虽然在全球产品链中只占据了很小一段，但是，这些环节往往集中了整条价值链一半以上的附加值，把握这些环节就获得了控制整个产业链的能力。当产品进入衰退期时，营销环节乃至整个产业都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全球价值链驱动力从生产者驱动模式向采购者驱动模式转变的过程，正是产品从“创新阶段”向“衰退阶段”的演化过程。在产品内国际分工条件下，产品的“分工序”转移拉长了产品的转移过程，从而使发达国家在该产品上获得了更多的利益。

在产品内国际分工网络内部，各个基本功能环节通过“分散的一体化”生产方式共同完成产品生产。受产品的技术特点所决定，不同的产品内国际分工网络中，各个基本功能环节之间的关系存在很大差异，往往需要不同的治理机制来协调和管理。

一、全球价值链的治理者

1．增值链的非均衡与“战略环节”

完整的全球价值链是产品在全球范围内所有创造价值的活动范围，包括对产品的设计、研发、制造、加工、营销、运输、分销以及对最终用户的支持与服务等。从功能上看，全球价值链中的每一链节都是产品内国际分工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都是产品得以顺利生产的保障，但是，全球价值链体系中各个链节之间又具有明显的收益和影响力的非对称性，分布于全球各地的不同增值环节分别获得不同的收益和影响力，并服从经验上的“V”形曲线，一种典型的全球价值链的活动分工和“V”形价值分配曲线分布如图4－4所示。

图4－4　价值链的“V”形曲线

在全球价值链的价值链条中，只有某些特定的价值环节才能凭借其影响力获得较高收益，某些辅助或支撑环节虽然也创造价值，但是由其链节分工地位所限而影响力低微，不得不接受低收益的现实。这些高附加值的价值环节一般就是全球价值链上的战略环节（Porter，1990），谁抓住了这些战略环节，谁就抓住了整个价值链，从而成为价值链的实际治理者。为了更好地识别全球价值链中的“战略环节”，一些学者提出了一些判断指标（见表4－4），其主要方法还是通过一些销售、收益、技术等指标反映相应链节在整个全球价值链中的影响力。

表4－4　如何识别全球价值链中的治理者

续表

资料来源：张辉：《全球价值链理论与我国产业发展研究》，《中国工业经济》2004年第5期。

对应于全球价值链的“二元动力机制”，这种战略环节在生产商驱动的全球价值链中一般存在于生产制造领域；而在采购商驱动的全球价值链中该环节一般会位于流通领域。例如，波音飞机公司在商用客机产业中的竞争优势，来源于其对发动机等关键部件设计制造方面的技术优势；沃尔玛和家乐福在零售业中的垄断优势则来源于其覆盖全球的强大销售和采购体系。

决定全球价值链链节定位的因素是多方面的，由禀赋所决定的比较优势在其中起着关键作用。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往往凭借本国劳动力等低级要素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所获取的价值增值大多仅仅在制造等低端中间环节，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处于从属地位，因而获利微薄。

在现实经济中，一些产业的“战略环节”也往往不止一个，如前文提到的笔记本电脑产业，就存在CPU、主板芯片、操作系统等环节，凭借其具有的某种程度上的垄断性，而成为该产业的“战略环节”。如果我们将全球价值链看作一个纵向的控制体系，上下游环节生产的顺利进行，取决于上游供给与下游需求的均衡。各个链节由进入壁垒所限，其市场结构有所不同：一些链节凭借其进入壁垒所决定的垄断性，而成为“战略环节”；而另外一些链节的进入壁垒不高，因此，厂商众多，竞争激烈，从而成为“附属环节”。对应全球价值链的“三元动力机制”理论，我们可以发现，许多高科技产业中都存在混合驱动的情况，这是因为，高科技产品所具有的技术复杂性，往往使得单一厂商难以垄断全部关键技术，这就导致了这些产业多“战略环节”的出现。

2．非战略环节的不稳定性与“边缘化”风险

全球价值链体系结构不是一成不变的，由价值链节的进入壁垒差异所决定，不同的价值链节存在分工地位稳定性的差异。一般来说，“战略环节”中的厂商较少，并且又具有较高的进入壁垒，因此，其地位相对稳定。而“非战略环节”由于进入壁垒较低，因此往往竞争激烈，尤其是那些容易被复制，面临着激烈市场竞争压力，也最容易受产业周期冲击的环节。在现实经济环境中，由于跨国公司拥有巨大的资本实力、研发优势、全球品牌与渠道等营销优势，它们处于全球价值链的核心环节———研发、设计等上游环节和营销、服务等下游环节，居于价值链的“战略环节”，而发展中国家企业往往凭借其劳动力和自然资源等低端要素优势，而处于价值链的“非战略环节”。

“非战略环节”的比较优势往往是“低价格优势”，其基础是脆弱的，容易造成产业的“空心化”和“边缘化”。由于可替代性较强，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竞争优势是很不稳定的，一旦外部环境发生变化或一些具有同样丰富资源和成本优势的新兴地区崛起，可能导致一些跨国企业的生产环节战略转移，这对发展中国家的相应产业造成的损失是非常大的。这样的情形在韩国等国家已经发生。以制鞋产业链为例，掌控全球运动鞋产业链的跨国公司———耐克公司，它只控制价值链上游的设计环节和下游的品牌、营销环节，而把中游生产制造环节放到韩国。由于前几年韩国劳动力成本优势逐渐丧失，耐克公司已经把在韩国生产的整个产业链搬至中国，使韩国制鞋企业彻底丧失竞争力。值得注意的是，同样的境遇也正在中国悄悄地发生，由于我国劳动工资的不断提高，耐克公司已经将一些生产环节转移至比中国劳动力成本更低的越南、印度等国。

当前，全球产品内国际分工体系中，一些发展中国家往往承担了价值链的一些“非战略环节”，由于长期的低端环节定位具有不可持续性，如果已经加入产品内国际分工体系中的国家不能在研发、服务等“战略环节”中占据一定的位置，必将在竞争中丧失优势，最终被全球产品内国际分工体系“边缘化”。

二、全球价值链的治理模式

1．全球价值链治理的基本内涵

治理，其英语为Governance，源于拉丁文和古希腊语，亦即控制、引导和操纵。对于治理的研究最初来源于政治学，亦指未经正式授权却能发挥作用的一系列管理机制，强调一种由共同目标所导向的活动，这种活动的主体未必是政府，也无须依靠政府的强制力量来实现。因此治理的内涵既包括政府的统治与管理机制，同时也包括非正式和非政府的协调机制，欧盟一般被认为是全球治理的典范。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西方经济学、政治学和管理学领域，对治理的研究十分流行，正如研究治理问题的专家Bob Jessop所说的那样：“过去15年来，它（治理）在许多语境中大行其道，以致成为一个可以指涉任何事物或毫无意义的‘时髦词语’。”[14]

全球价值链治理的理论来源主要有三个方面：交易费用理论、企业网络理论以及企业技术与学习能力理论（Gereffi，Humphrey，Sturgeon，2003）。起源于20世纪30年代的交易成本经济学将研究重点放在了企业与市场之间的关系上面，着重研究企业与市场之间的关系，即企业的边界在哪里，为什么会有企业存在。但这方面的研究仍未跳出企业与市场间间接协调与直接协调的两分法分析范围；发源于20世纪80年代的企业网络学说通过对企业之间相互连接的网络安排，以及如何在企业间配置各种要素等方面的分析，将研究重点放在了企业所能利用的网络关系与网络的构造方面，企业网络学说认为无论是企业内部还是市场内部，市场原则与企业原则都发挥着重要作用，从而将上述交易费用理论的市场与企业二分法拓展到市场、网络与企业的三层次分析框架（黄泰岩、牛飞亮，1999）。发端于20世纪50年代的企业技术和学习能力理论重点分析了企业为什么会宁可购买一些复杂的专业化产品或服务，也不愿意将其整合到企业内部。由于三大学说在解释全球价值链治理中各有侧重，加之全球价值链实证研究的不断进展，因而才有了一个集各家所长的全球价值链治理学说。

价值链治理是指价值链治理者通过价值链来实现公司之间的关系和制度安排，进而实现价值链内部不同经济活动和不同环节间的协调。全球价值链治理通常依靠一系列非正式的、非政府的并通过非市场关系来协调经济活动的潜规则与行为范式来实现，简单地说，就是全球价值链的治理者制订并迫使其他企业遵守的某种标准和规则的机制（Humphrey，2001），这些标准包括：生产什么（产品设计、研发、接口等）？如何生产？

2．全球价值链治理的分类

伴随着全球价值链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全球价值链治理的分类由三种类型到四种类型再到五种类型不断细化。[15]起初，一些学者（Powell，1990；Messner，Meyerstamer，2000）将价值链的治理结构分为市场、层级和网络三种组织形式（见表4－5），并从一般基础、交易方式、冲突解决方式、弹性程度、经济体中的委托数量、组织氛围、行为主体的行为选择、相似之处等方面对三种经济组织形式进行了比较（见表4－6）。

表4－5　全球价值链治理类型（Ⅰ）

资料来源：Dirk Messner and Jorj Meyer－Stamer，Governance and networks．tools to study the dynamics of clusters and global value chains［R］．paper for the IDS／INEF project．2000：25．

表4－6　治理结构三种组织形式的比较

续表

表4－7　全球价值链治理类型（Ⅱ）

资料来源：Humphrey J．，Schmitz H．governance and upgrading in global value chains［R］．University of Duisburg，2000：6．

Humphrey与Schmitz（2000）根据全球价值链治理者对价值链的控制程度，将全球价值链治理结构分成四种类型[16]（见表4－7）：①市场型（Market），在这种价值链治理结构中不存在治理者，处于价值链上的企业是一种纯粹贸易关系，彼此之间不存在任何的隶属、控制等关系。②网络型（Networks），网络型由具有互补能力的企业组成，企业之间是一种平等合作关系。各方共同定义产品，并在全球价值链中分享各自的核心能力。③准层级型（Quasi Hierarchy），在这种价值链治理结构中，价值链治理者通过规定产品的各种特征、制订工作流程等方式对其他企业实施高度控制。准层级意味着以下两类企业间的关系：一类是法律上虽然独立但要从属于其他企业的企业；另一类是在全球价值链中制订其他参与者必须遵守的规则的主导企业。④层级制（Hierarchy），这种类型的全球价值链内的企业在产权上是一体的，通常由跨国公司及其分支机构组成，主导企业对全球价值链上的某些运行环节采取直接的股权控制。在这四者之中，后三种是较为典型的形式。

在Humphrey和Schmitz分类的基础上，Gereffi、Humphrey和Sturgeon （2003）认为下列三个因素对价值链治理有重要的影响：[17]维持某一交易所需信息和知识（特别是涉及与产品或工艺相关的知识）交流的复杂程度，复杂程度越高所需治理力度越强。②信息及知识的可编码程度，可编码程度越高主导厂商越倾向于采用外包形式将非核心部分业务分配出去，相反则倾向于垂直一体化整合。③供应商能力。供应商接收相关信息的能力越强，主导企业越可能采用外包形式，反之，则倾向于采用内部整合形式。他们将全球价值链的治理模式细分为五种（见表4－8），即市场型（Market）、模块型（Modular）、关系型（Relational）、领导型（Captive）和层级制（Hierarchy）。①

表4－8　全球价值链治理类型（Ⅲ）

续表

资料来源：Gereffi Gary，Humphrey John，Sturgeon Timothy．The Governance of Global Value Chains：An Analytic Framework［J］．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2003．

图4－5　五种价值链治理模式

资料来源：Gereffi Gary，Humphrey John，Sturgeon Timothy．The Governance of Global Value Chains：An Analytic Framework［J］．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2003．

Gereffi、Humphrey和Sturgeon（2003）还指出，全球价值链治理模式并不是静态的，也不是严格与特定行业相关联的，在特定的条件下，全球价值链的治理模式之间也可能相互转换（见图4－5）。转换的原因主要包括：①当生产厂商获得了新的生产能力时，治理结构内部的权利关系可能会发生变化。②对于主导公司来说，创立和维持严格的层级型治理模式需要付出很高的成本，当主导公司从该治理模式中获取的收益不足以弥补此成本时，转换治理模式无疑是明智的选择。③在实际经营中，企业往往并不局限于一条价值链，而可能是同时在多条价值链上运营，因此有可能把从一条链上学到的能力应用到其他价值链运营之中。[18]与此同时，价值链治理模式的变化，也会导致交易复杂程度、识别交易能力、供应能力、协调和权利不对称程度等的变化。(www.daowen.com)

综上，全球价值链治理模式常见的三种分类并不存在本质差别，基本上都是将全球价值链治理分为市场、网络和科层制等不同的等级。其中，三种分类方法中的市场型和层级型基本一致，只是在网络型上后两种分类方法划分得更加细致而已。从表4－9中可以看出：从“市场型”到“网络型”再到“层级制”，价值链的治理模式体现了本地供应商与其全球采购商之间力量对比关系由松到紧、从平衡到不对称的变化过渡。与Gereffi（1999）提出的全球价值链“二元动力机制”联系起来，则“生产者主导型”与“科层制”和“准科层制”治理模式所揭示的控制甚或内部垂直一体化相对应，而“采购商主导型”则与“单纯市场关系”和“网络”治理模式相对应。

表4－9　全球价值链治理模式变化的动态因素

由于全球价值链体系结构具有非稳定性，因此，价值链中的每一个企业都身处“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的竞争环境中，在全球价值链体系之中“争上游”日益成为企业的“生存法则”。每一个身处价值链中的企业，都不可避免地面临价值链升级所造成的竞争压力。在产品内国际分工体系中，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主要风险是长期被锁定在“非战略环节”上，只能依靠牺牲环境、降低劳动力工资来换取经济的发展。这种风险对于发展中国家显得尤为沉重，这是因为发展中国家的企业绝大部分依赖低价格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参与全球市场的竞争。那些身处价值链底层的企业，由于“门槛”较低，也最容易失去竞争优势，不得不时时面对被全球价值链体系“边缘化”的风险。

一、全球价值链创新

全球价值链创新是价值链上的企业通过链接方式、制度安排等方面的创新来实现价值增值活动，也是全球价值链的升级过程。全球价值链的升级具有完全不同于一般意义上“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含义，它特指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上获取附加值能力的提升。英国苏塞克斯（University of Sussex）大学创新研究小组的学者们（Humphrey，Schmitz等，2000）将全球价值链创新分为四种类型：工艺创新、产品创新、功能创新和价值链创新（见表4－10）。

表4－10　全球价值链的创新类型

资料来源：J．Humphrey and H．Schmitz，Governance in Global Value Chains［C］．In Hubert Schmitz （ed．），Local Enterprises in the Global Economy：Issues of Governance and Upgrading，2003．

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UNIDO）的工业发展报告《通过创新和学习来参与竞争：2002～2003年》（Competing Through Innovation and Learning）认为，全球价值链中各环节上的企业、地区或国家既可以在其所处的价值链内部进行工艺创新和产品创新，以提高自身在价值链中的竞争力；也可以通过功能创新再参与其他价值链；还可以通过跨价值链创新活动将自身的业务或产业整体转移至利润更高的价值链（见图4－6）。Humphrey和Schmitz（2000）研究了不同全球价值链创新模式，得出结论不同的全球价值链创新模式其内在和外在的表现各不相同（见表4－11）。

图4－6　价值链创新轨迹

资料来源：UNIDO．Inserting local industries into global value chains and 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s：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for upgrading with a focus on Asia［R］．Vienna，2004．

表4－11　不同价值链创新模式的表现

续表

资料来源：张辉：《全球价值链下地方产业集群转型和升级》，经济科学出版社，2006年改制。

二、全球价值链创新的一般轨迹

全球价值链升级路径的相关研究，最早开始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Gereffi和Korzeniewicz（1994）对东亚服装产业进行的深入研究，他们发现：服装产业已由过去的垂直一体化转化为产品内国际分工方式。在这一变化过程中，产业中的价值重心也由生产领域逐步转移到了品牌、销售渠道等流通领域中来。香港等地服装产业在价值链上的升级过程，呈现出OEM、ODM、OBM渐次升级的模式。

在此之后，John A．Mathews和Dong－Sung Cho（2000）对全球价值链升级的路径进行了深入研究。他们认为，发展中国家应当以所掌握的不同能力为根据，来选择适合自身的参与全球价值链创新活动的发展轨迹。这种发展轨迹主要可以分为两种，它们的起点是一样的，都是从贴牌加工（OEM）开始最终实现自主品牌制造（OBM）。OBM通常是全球价值链中的“战略环节”，往往获益丰厚，但是需要更强大的市场开拓能力和技术能力。对于市场开拓能力较强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可能会始于贴牌加工（OEM），再发展到全球物流契约（Global Logistics Contracting，GLC）模式，从而使发展中国家的生产纳入全球物流体系，以实现市场扩张，最后发展到自有品牌生产（OBM）。对于技术能力相对较强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而言，可能会沿着另一种轨迹发展：首先从发展技术能力开始，从贴牌加工逐渐发展到自行设计制造（Own Design and Manufacture，ODM），等自行设计能力达到一定水平以后再提高市场开拓能力，最终实现自主品牌制造（见图4－7）。

图4－7　价值链创新的两种轨迹走向

资料来源：J．A．Mathews and D．S．Cho．Tiger technology：the creation of semiconductor industry in East Asia［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0．

随着价值链升级研究的推进，学者们逐渐将其划分为四种具体的类型，即工艺升级、产品升级、功能升级和价值链升级。众多研究（Gereffi，1999；Lee ＆Chen，2000）表明，前文所述的四种全球价值链升级方式不是相互独立的，其发展次序具有一定的规律性。通常认为，产业升级一般都依循从工艺流程升级到产品升级再到产业功能升级最后到链条升级的发展规律（见表4－12）。

表4－12　价值链升级一般轨迹

资料来源：R．Kaplinsky and M．Morris．A Handbook for Value Chain Research［M］．Prepared for the IDRC，2001．

三、产品内国际分工条件下的产业升级

产品内国际分工是跨国公司为了最大限度追求全球资源整合效率，在多国、多区域实行高度专业化分工的一体化国际生产模式。它使跨国公司减少了对单一或分散的国家资源的依赖，从而建立起一种更高效的利用并整合全球要素的分工体系。跨国公司通过产品内国际分工方式，日益渗入各国生产体系，从而对各国产业演进和升级产生多重影响。

1．产品内国际分工对发展中国家产业升级的影响

在产品内国际分工条件下，产业的外延扩大化，成为“联结”各个民族国家产业的“国际”概念。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的概念也发生了变化，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不再仅仅是简单的由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升级转换，而且还包含由同一产业内部的劳动密集型环节向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环节的升级转换（潘悦，2002）。[19]在产品内国际分工产业网络中，每一个民族国家的产业都成为全球产业网络中的一个节点。产业链的跨国分离和整合，使发展中国家有可能通过嵌入全球产业网络和承接发达国家产业转移而超越产业成长阶段，实现跨越式产业升级。产品内国际分工产业网络已经成为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产业组织新形态，对发展中国家产业升级具有重大影响。

（1）产业的独立性和完整性被打破，产业发展状况不再体现于最终产品上。在产品内国际分工产业网络中，单个国家产业的独立性和完整性被打破，除特定产业外，任何一个国家没有必要也没有可能在国内建立某个产业完整的产业链。国际范围内具有同一属性的企业往往在空间上集聚于某些地区，从事全球价值链特定环节的价值增值活动。产业的竞争力不再体现于占有整个产业链和最终产品上，而是按照本国的比较优势专注于产品生产的特定环节。产业控制力则主要表现为一国企业在全球范围内布局、协调和整合价值活动的能力，即全球价值链的控制力，这种控制力通常来源于企业所拥有的专有技术、专利、品牌等垄断资源。拥有全球价值链控制力的企业就是价值链的治理者，它们拥有整个产业的治理和控制权，也决定着产业发展的方向。如今，产业竞争力主要体现在本国企业在全球价值链治理中所占的地位：在特定行业最具竞争力的国家占据垄断性的战略环节，成为该价值链的控制者和组织者，并获得产业价值链上最多的价值增加量；具有一定竞争力的国家占据不完全竞争关键环节，成为价值链的影响者，获得一定的价值增加量，而在全球价值链中不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国家，只能占据完全竞争环节，成为价值链的参与者，获得很小的价值增加量。

（2）国际产业转移的高度化、片断化趋势有助于发展中国家实现跨越式产业升级。产业升级是国际分工和专业化深入发展的必然结果，在封闭经济条件下，发展中国家的产业升级往往受制于本国供给、需求的发展状况，呈现出从低到高依次发展的特点。在产品内国际分工条件下，全球产业结构调整的步伐加快，发展中国家的产业升级呈现出跨越发展的态势。近年来，随着发达国家经济向知识密集型产业升级，国际产业转移呈现出高度化、片断化趋势，产业转移由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为主，向劳动、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并行转移转变，由产业链整体转移，向产业片断、价值链节转移转变。发展中国家可以凭借自身特定的比较优势，发挥后发优势，同时进入劳动密集型产业、资本密集型产业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并行建立起现阶段自身没有能力发展的某些产业，甚至跨越其中若干环节提前实现产业高级化。

（3）产品内国际分工带来的国际直接投资推动发展中国家整体产业升级。国际直接投资是产品内国际分工的重要实现途径，作为国际产业转移的主要路径，直接投资不仅为发展中国家带来了产业成长所必需而发展中国家又十分缺乏的资金和技术，而且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直接进入国际市场的渠道。同时，跨国公司子公司和合资企业的存在与发展，也为发展中国家企业产生了不同程度的示范效应、溢出效应、关联效应和竞争效应，使得发展中国家得以实现比较优势的动态化、积累资金、提高技术水平和发展关联产业，从而较为迅速和有效地建立和发展现代产业。因而，发展中国家参与产品内国际分工，是切入全球生产体系，带动本国其他产业逐步由低附加值产业链条向高附加值产业链条演进的重要而便捷的途径。

2．产品内国际分工对产业发展的作用机理

产品内国际分工使得产品制造过程中所包含的不同工序和环节被分散到不同国家进行，从而带动了国际直接投资和中间品国际贸易的迅速增长，极大地拓宽了发展中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开放度，也改变了这些国家或地区的产业发展环境。

（1）产品内国际分工的生产一体化机制。产品内国际分工的出现改变了国际产业合作和转移的形态，使得以往国与国之间整体产业的分工和转移关系日益被产品价值链在国际间的分段设置及其组合所取代。传统的各投资区位（各东道国）互为独立的组织方式经历巨大变革，从其他公司购买各种产品和业务、从国外获得资源在多数行业已成为越来越重要的做法。企业通过内部控制体系将不同国家的经济活动进行分工，并有机结合，使分布于不同国别和区域的生产过程之间建立起高度依存的关系，从而构造了由设在海外各东道国的子公司和作为供应商与分包商的非跨国公司系统的其他公司相结合的跨国生产网络。这个一体化的跨国生产网成为开放经济体之间产业联动的有机载体。图4－8显示了由跨国公司主导的产品内国际分工带动各国生产体系开放、产业发展连接互动的结构和路径。[20]

图4－8　产品内国际分工与产业联动

资料来源：金芳：《世界生产体系变革的当代特征及其效应》，《世界经济研究》2007年第7期。

①产品内国际分工网络内部具有价值等级体系特征，而由各国（地区）资源禀赋决定的比较优势也存在着等级体系。因此，这两个等级体系相匹配的过程，也就是产品内国际分工网络各个价值环节在全球垂直分离和空间再构的过程。如图4－8所示，产品内国际分工网络中的每个国家或地区都凭借自身的比较优势而专业化于特定生产阶段，A国专业化于技术和市场环节，B国专业化于零部件制造环节，C国专业化于组装环节。在一定的价值链治理机制下，这些不同的环节同时运作，从而实现整个生产网络各个环节空间与时间的协调一致。

②国际分工与产业国际转移之间存在密切联系，在产品内国际分工条件下，国际产业转移方式发生了深刻变化，国际产业逐步深入至生产工序层面从而演化成为一种国际产业转移新模式，即“产业片断”转移模式。在这种产业转移环境下，知识密集的产品设计、研究开发、管理服务、营销和品牌管理等高增值环节向发达国家转移，从而导致本国或本地区产业向服务化的转型；装配、制造等低附加值环节则向发展中国家积聚，引发了承接制造转移或外包的国家和地区的产业制造化。

③在产品内国际分工条件下，一国产业在产品内国际分工链条上的升级，日渐成为推动本国产业整体升级的内在动力，产品内国际分工网络所产生的国际资金流入和技术溢出成为东道国重要的产业升级的动力源泉。

（2）产品内国际分工的资源供给增加和商品需求扩散机制。社会需求与资源供给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共同影响产业结构的变动，一方面，市场需求的供给满足，需要资源供给的保障；另一方面，特定产业产品供给的增加也要以不断扩大的市场需求为基础。产品内国际分工网络既实现了全球范围内资源的有效配置，增加了资源的有效供给，又凭借对全球市场的整合和需求扩散，拓展了产品的需求规模和市场空间。

①产品内国际分工的资源供给增加机制。产业发展的不同阶段对资源供给结构的要求是不同的，而且特定国家和地区的资源结构也往往与其产业发展状况密切联系，处于初级发展阶段的国家通常面临产业发展的资源“瓶颈”———拥有丰富的初级生产要素而缺乏高级生产要素。产品内国际分工为发展中国家，有效利用初级生产要素，加速高级生产要素积累提供了新渠道。一方面，产品内国际分工网络渗透到全球许多国家和地区，实现了全球范围内的资源有效配置，既提高了资源配置和产品生产效率，又使发展中国家的闲置资源得以开发利用，使资源的供给能力和利用效率得到空前提高；另一方面，跨国公司子公司及其供应商对当地学、研机构的合作研究需求将会更广泛地开发当地智力、技术和人力资源，激发地方创新活力，带动和刺激本地高级生产要素的积累，提高高附加值产品的供给能力。

②产品内国际分工的商品需求扩散机制。满足需求是生产的主要动因与直接目的，一切社会生产活动最终都是为了满足社会需要，社会需求规模与结构的变化必然引起产业结构的变化。由产品内国际分工产业联动所产生的需求扩散效应，既丰富和提高了全球市场的需求结构，又扩大了商品的市场规模，对于持续推动发展中国家的产业发展产生了重要的作用。一方面，产品内国际分工的发展推动了商品在全球扩散的规模与速度，如今，新型的消费品如手机、电脑等已经渗透到包括发展中国家的消费品市场，从而增加了本地企业向高端消费品生产转移的内在动力；另一方面，虽然产品内国际分工导致各个价值环节在全球空间上呈现离散分布的格局，但是分离出去的各个价值片段往往又集中于一些拥有区位优势的特定区域形成产业集群。由产业集聚产生的需求增加效应往往通过产业关联推动上、下游企业的发展，从而最终促进整个产业规模的扩展。

3．产品内国际分工下的产业升级路径：从企业能力提升到产业升级

产品内国际分工价值链的深度切割，使身在其中的企业之间的联系变得更加紧密，彼此连接成为全球一体化的“虚拟”生产网络，于是，单个企业的成长也融入到产业价值链的全球化过程中。在产品内国际分工条件下，产业升级沿着企业能力提升———产业升级的轨迹展开。企业能力提升表现为产业价值链上由低附加值环节向高附加值环节、非战略环节向战略控制环节的提升。能力提升使企业积累了资本能力、核心技术扩展能力和市场扩张能力，并通过杠杆手段利用其能力跃迁到邻近较高级产业链，最终带动整个所属产业实现升级。

在产品内国际分工条件下，原本在同一国家或地区之内生产的产品，可以通过发达的信息网络和物流体系成为全球化生产的产品，产品生产中的开发、设计、制造、组装和营销等环节可能是由分布在世界各地的在该环节生产中最具竞争优势的企业共同完成。因此，考察企业的成长和产业升级不能局限于一国或一地区之内，而要放在全球的分工体系和竞争视阈中通盘考虑。企业的成长不只取决于企业内部的价值链，从全球价值链整体来考察企业的成长性更具战略意义（袁奇，2006）。[21]

实践表明，发展中国家的企业成长和产业升级与全球价值链体系的变化有着密切联系，图4－9以图例方式演示了企业成长、产业升级与全球价值链外包体系之间的动态关系。在产品内国际分工的全球价值链网络中，跨国公司凭借其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与良好的品牌和渠道资源，占据着产业价值链的高端环节。位于价值链低端的则一般是为跨国公司提供服务的发展中国家代工厂商。其他位于产品内国际分工关键节点的中间层次环节则由具有某种竞争优势的各级供应商（或称分包商）占据。这样，产品内国际分工全球价值链网络中的诸多企业，按照技术水平、经营能力等差异，分工协作共同构成全球一体化外包生产网络。一般而言，产品内国际分工全球价值链网络中的领导厂商和关键链节的厂商，拥有专用技术和管理优势，并在协作过程中会对处于低端链节的企业产生不同程度的外溢效应，而且，创新的辐射效应往往不是单向的，领导厂商也会从专业化的各级企业那里获得大量有价值的创新。也正是这种产品内国际分工体系内的知识外溢效应和创新传递机制使产业价值链具有整体的持续成长性，即价值链整体各个环节的附加值提高了，在图4－9中显示的是产业价值链从V1上移到V2，价值链上相互关联的企业也随产业本身一道实现系统性升级。相应地，由于产品内国际分工生产网络中各个环节之间并不具有严格的界限和限制，并处于不断变化的动态过程，发展中国家企业完全可能通过产品内国际分工网络吸收技术、拓展市场、品牌建设等方法获取产业链升级的领先优势，从而带动本国相关产业实现产业升级（见表4－13）。

图4－9　企业成长与全球价值链的动态演变示意图

注：V1表示原来的价值链，V2表示提升后的价值链，T＆M表示技术和管理。
资料来源：袁奇：《当代国际分工格局下中国产业发展战略研究》，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6年。

表4－13　从企业能力提升到产业升级

续表

资料来源：梅丽霞：《基于全球价值链视角的制造业集群升级研究》，华中科技大学论文，2005年。

目前，沿着全球价值链增值路径提升产业发展层次和竞争实力已经成为不少发展中国家的选择，然而，毋庸讳言，由于受领导厂商的严格限制和封锁，嵌入全球价值链的发展中国家企业常常被锁定在制造环节，很难在产业升级上有所突破。发展中国家企业通过产业集聚，在某个价值链环节上实现能力积累，增强自身在产品内国际分工网络中的“发言权”，将有利于价值链升级，甚至进入或形成全球价值链的战略环节，从而突破全球价值链低端链节的“锁定”状态，实现产业升级。

四、全球价值链治理与发展中国家产业升级

按照全球价值链理论，诸多学者（Ernst，2002；Gereffi，1999；Humphrey ＆Schmizt，2000，2003）认为：嵌入全球价值链将会使发展中国家获得产业升级的机会。本地供应商加入全球价值链网络以后，通过网络内部的技术转移等途径，将从采购商那里学习如何改进工艺过程、提高产品质量和快速响应市场等知识，最终使本地供应商获得价值链升级所需的各种物质和技术准备。发展中国家嵌入全球价值链无疑为推动本国产业升级奠定了基础，但是，这一升级过程往往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并需要政府相应的产业政策配合。由于各个不同国家具有不同的发展背景和条件，其具体的升级路径各不相同，因此，必须针对自身条件和自身所处的不同升级阶段作出相应的政策调整。

在不同的价值链治理模式下，价值链内部企业之间的关系和制度安排有所不同，价值链内部经济活动和环节间的协调机制也不同，这就造成不同的全球价值链治理模式对发展中国家企业能力升级具有不同的影响。在全球价值链网络中，领导厂商之所以能够占据附加值相对较高的高端价值链环节，通常是因为它们控制着垄断技术、品牌等高级要素，发展中国家企业要想实现价值链升级，就必须逐步获得或创造这些高级要素，而这一过程可借助于全球生产网络中的知识转移与扩散机制得以实现。在不同的价值链治理机制中，领导厂商的技术转移动力是不同的，通常，治理机制越趋向等级制，领导厂商越愿意转移技术，但技术转移是受领导厂商控制的，以不影响领导厂商技术优势为限度，在这种治理机制下，发展中国家企业则容易受到领导厂商控制，而丧失升级的动力和机会；治理机制越趋向市场制，发展中国家企业在升级上更有动力和自主权，而领导厂商则趋向控制技术转移。接下来，我们分别考察市场型、网络型（含模块型）以及准层级型这三种全球价值链治理模式对发展中国家企业升级的影响。

1．市场型全球价值链下的产业升级

在市场型全球价值链中，价值链环节之间的联系较弱，没有正规的信息沟通、共享机制，治理机制主要依赖于价格机制。采购商往往为了保证自身的技术优势而严格控制技术转移，嵌入这种全球生产网络的供应商，往往难以从采购商获得工艺创新和产品创新所需技术。但是，由于价值链网络中企业之间的关系较为平等，采购商对供应商的控制力较弱，当供应商积累了一定技术储备之后，则可能获得功能升级甚至价值链升级的机会。Tewari（1999）对印度Ludhiana毛纺织品业的相关研究就证明了进入市场型全球价值链有助于功能升级。Ludhiana的主要毛纺织品企业一般通过与国外小型贸易商，而不是大型贸易商进行交易建立起比较对称的市场型全球价值链。当这些企业在国内市场中积累了建立品牌和开发产品经验后，通过雇用熟悉发达国家市场的设计师拓展自己的产品后，成功地将本国产品输出到发达国家，从而走出了简单加工的价值链低端，实现了功能升级。

2．网络型全球价值链下的产业升级

在网络型全球价值链中，企业间的地位比准层级治理关系更加对称，相关主体之间活动的协调主要通过协商进行，因此相互联系比市场关系更为紧密，这对双方相互学习和并行创新都有利，因此，如果发展中国家制造商能够嵌入这类全球价值链，就会处于较为理想的升级环境。在这类网络中，一方面，主体之间出于产品质量等共同目标，将会促进彼此之间的技术联系，不仅开阔了发展中国家企业的眼界，学会如何制造具有国际化竞争优势的产品，而且可以取得与国内经济的后向联系，从而有利于工艺创新和产品创新。另一方面，由于主体间的地位较为平衡，发展中国家企业受到的限制较少，有利于其功能升级，甚至是价值链升级。Ernst（2002）对台湾新竹工业园的PC产业的研究表明：处于网络型全球价值链中的台湾电子设备供应商，从为全球价值链中的主导企业提供OEM到延伸至从概念设计到模块化生产的ODM，直至最终创造自有品牌的OBM，成功地实现了从工艺创新到产品创新直至功能创新。

3．准层级（或领导型）全球价值链下的产业升级

在准层级全球价值链中，发达国家的购买者（或采购商）对制造商（或供应商）有较强的控制能力。大多数学者（Hobday，1995；Humphrey ＆Schmitz，2002）认为：在领先公司治理下的准层级型价值链中，地方产业网络虽然能够成功地实现“产品升级”、“过程升级”，但是，“功能升级”、“链的升级”却很难发生。这是因为，由于技术转移可严格控制在采购商手中，增加了其主动转移技术的动力，这样，当地制造商从全球购买者那里学到了大量的提升生产流程、提高生产连续性和产品质量，以及提高对客户订单反应速度的知识，从而推动了供应商的工艺升级和产品升级。但是，由于购买商对供应商的能力持谨慎态度，因此技术转移是有选择和有限的。并且，由于采购商对供应商具有控制力，也有利于其对垄断技术的保持。

综上所述，全球价值链治理通过全球采购商与本地供应商之间的力量和地位对比关系，影响发展中国家产业的升级。就其产生影响的主要方式而言，嵌入准等级制全球价值链为实现工艺流程和产品升级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但阻碍功能升级；如果全球价值链治理模式是市场型关系，由于升级不是由全球采购商培育，因此工艺流程和产品升级缓慢，但功能升级的前景广阔；网络型的全球价值链通常为供应商提供了较为理想的升级条件，但是这种治理模式要求本地供应商对全球采购商具有极强的互补能力，而发展中国家的供应商往往难以达到这种能力。

[1]本书认为：全球价值链是产品内国际分工的内在运行机制，从内涵上讲，产品内国际分工网络与全球价值链是等同的，因而，本书在行文中不加区别地交替使用这两个概念。本章使用已经发展相当成熟的全球价值链理论分析产品内国际分工的内在运行机制，因此，遵循现有文献习惯用法，避免引起概念歧义，我们将大量使用全球价值链这一术语。

[2]G．Gereffi，International trade and industrial upgrading in the apparel commodity chain．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J］．1999（1）．

[3]张辉：《全球价值链理论与我国产业发展》，《中国工业经济》2004年第5期。

[4]J．，Humphrey，H．Schmitz，How does insertion in global value chains affect upgrading in industrial clusters？Regional Studies［J］．2002（9）．

[5]UNIDO．Industrial Development Report 2002／2003：Competing through innovation and learning ［EB／OL］．http：／／www．unido．org，2002．

[6]张辉：《全球价值链下地方产业集群转型和升级》，经济科学出版社，2006年。

[7]林毅夫、刘明兴：《经济发展战略与中国的工业化》，《经济研究》2004年第7期。

[8]吕文栋、张辉：《全球价值链下的地方产业集群战略研究》，《中国软科学》2005年第2期。

[9]G．Gereffi，and M．Korzeniewicz，Commodity chains and global capitalism［M］．London：Praeger，1994．

[10]Henderson J．Danger and opportunity in the Asia Pacific［A］．In：Thompson G．Economic dynamism in the Asia Pacific［M］．London：Routledge，1998．

[11]G．A．Gereffi，Commodity Chains Framework for Analyzing Global Industries［M］．Durham：Duke University．1999．

[12]张辉：《全球价值链下地方产业集群转型和升级》，经济科学出版社，2006年。

[13]G．Gereffi，Shifting governance structures in global commodity chains［J］．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internet．American Behavioural Scientist，2001（10）．

[14]俞可平：《全球化：全球治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

[15]陈树文、梅丽霞、聂鸣：《全球价值链治理含义探析》，《财经科学》2005年第3期。

[16]Humphrey指出主导企业在价值链不同的环节定义三种类型参数，即生产什么、如何生产以及物流方面的参数来实现价值链治理，由此可以反映主导公司对价值链的控制程度。

[17]Gereffi的划分标准包括三个重要变量：一是交易所需知识和信息的复杂程度，特别是关于产品与过程的说明。二是知识和信息可以被整理的程度，这样，可以有效地传播，而且不需要参与交易的双方特别的投资。三是与交易需要有关的真实和潜在的供应能力。三个变量有8种可能的组合。其中5种就是产生供应链的类型。低的交易复杂性和低的信息整理能力不可能同时发生。这样排除了2种组合。如果交易复杂性低而整理能力高，低的供应能力将排除出价值链，也就不构成一种价值链的治理模式了。

[18]G．Gereffi，J．Humphrey ＆T．Sturgeon，The Governance of global value chains［J］．Fort hcoming in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2003（4）．

[19]潘悦：《在全球化产业链条中加速升级换代———我国加工贸易的产业升级状况分析》，《中国工业经济》2002年第6期。

[20]金芳：《产品内国际分工及其对上海产业发展的影响研究》，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2006年。

[21]袁奇：《当代国际分工格局下中国产业发展战略研究》，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