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内国际分工：动因分析及效应

时间：2023-11-30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产品内国际分工是国际分工超越产业间分工与产业内分工进一步深化发展的表现，其原始动力来源于第三次科技革命所带来的生产力巨大发展。[1]科学技术是生产力最主要的决定要素，因此，科技进步是产品内国际分工产生和发展的最根本动因。换言之，如果这些组织成本没有降低到超过产品内国际分工的收益，这种分工形式便不会发生。“二战”后，伴随科技的迅猛发展，国际贸易费用大幅下降。

产品内国际分工：动因分析及效应

产品内国际分工是国际分工超越产业间分工与产业内分工进一步深化发展的表现，其原始动力来源于第三次科技革命所带来的生产力巨大发展。现代科学革命和技术革命的丰硕成果，不仅带来了社会生产力的巨大飞跃，而且对社会经济活动的各个方面都已经或正在继续产生极其深刻的影响。由技术所带来的运输和信息成本的大幅降低，推动了以国际贸易、国际投资为基础的全球化生产，也改变了跨国公司的经营理念，最终将国与国之间基于比较优势的分工活动从产品贯彻到产品内部的工序与流程，从而为产品内国际分工的产生和发展奠定了现实基础。20世纪80年代后，全球产品内国际分工的飞速发展，推动了国内外学术界对这种国际分工新模式的理论探索，一些学者分别从比较优势、规模经济、制度等角度探讨了产品内国际分工的动因。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全球产品内国际分工的格局逐渐形成，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化发展，世界生产体系逐渐演化成为以产品内国际分工为基础的全球化生产网络。产品内国际分工的迅猛发展，给学术界提出一个问题：产品内国际分工为什么会发生？产品内国际分工的现实条件是什么？本节主要从技术发展、贸易自由化、投资自由化等角度，分析产品内国际分工的现实基础。

一、技术进步带动产品内国际分工的产生和发展

“决定国际分工及其格局的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方面的原因……生产力的发展从根本上决定了国际分工的发展。”[1]科学技术是生产力最主要的决定要素，因此，科技进步是产品内国际分工产生和发展的最根本动因。科技进步对国际分工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它不仅影响了产品本身的技术特点、工艺可分性等生产因素，而且也降低了运输费用、信息交换成本等分工组织成本。

1．科学技术进步改变了产品组成和工艺可分性

企业究竟采取哪种生产组织形式，首先取决于产品本身的技术和工艺特点，这些特性保证了产品具有生产过程不同工序环节之间的空间可分离性。生产环节的空间可分离性主要由生产过程技术属性决定，例如，在无土栽培技术发展到足以普遍替代利用耕地进行农作物生产之前，耕地位置不可移动属性加上农作物生产过程与耕地不可分离的技术属性，决定了这类生产难以采用产品内国际分工方式。[2]如果产品生产的各环节在技术工艺上具有较强的不可分离性，必须将各个生产环节集中在一个企业内进行，便是垂直一体化；如果生产过程的各个环节在技术工艺上具有一定的可分离性，各个环节的生产能由不同地区的企业分别进行，这就产生了产品内国际分工。

在交易效率允许的前提下，分工就是分解和细化的问题；分得越细，专业化水平就越高，分工程度也就越高。根据新兴古典经济学的解释，分工产生的重要诱因在于制度的创新引起交易效率提高。其实，除交易效率外，技术的可行性也是实现分工的一个必要条件。[3]

产品生产环节的细化过程伴随着科技的发展而愈演愈烈，例如：波音747飞机包含450万个零部件，这些零部件由8个国家的1600个大型企业、1．5万个中小型企业协作生产，最后在美国西雅图组装。在这一过程中，要保证全球生产的零部件能够达到要求，就必须凭借生产的标准化，即零部件要按照统一的标准来进行生产，而标准化既是现代科技发展的内在要求，又会伴随科技发展而不断发展和完善。

在产品生产过程中为了保证产品质量需要及时、高效的信息沟通，而现代信息技术特别是互联网的发展，无疑为全球生产提供了现实条件。并且，科技革命极大地提高了产品技术复杂性，使一个企业、一个国家很少能独立开发新产品，因此有必要进行产品零部件开发的国际合作，从而进一步促进了产品内部的分工。

2．科学技术进步降低了国际分工的组织成本

在产品内国际分工状态下，产品的不同生产工序和流程被分散在不同国家进行，由此将会为整个分工生产网络带来信息交换、中间产品运输等一系列产品内国际分工网络的组织成本。换言之，如果这些组织成本没有降低到超过产品内国际分工的收益，这种分工形式便不会发生。因此可以说，科技革命所带来的现代化运输工具、通信技术和管理技术，为国际范围内生产专业化和协作提供了技术可能性。没有这些物质前提，生产的国际化便不可行，产品内国际分工也就无从谈起了。

（1）交通运输成本的下降。Hanson、Mataloni和Slaughter（2002）[4]运用美国跨国公司企业层面数据，考察了母公司和海外分公司之间中间投入品贸易的状况，得出结论：当交易费用下降到一个很显著的水平时，公司才会进行生产流程分割并利用不同地方的比较优势。任何一种中间商品在从一国家转移到另一国家时都会发生关税和运输成本，转移次数越多，发生的关税和运输成本也就越大。因此，降低运输成本将会产生交易成本的多重降低效应。

“二战”后，伴随科技的迅猛发展，国际贸易费用大幅下降。首先，科技发展带来了国际贸易方式的电子化。以往，世界每年花在国际贸易文件制作上的费用高达3000亿美元，而且传递时间长，容易出差错，因而增加了国际贸易活动的成本。近年来，随着计算机技术的飞速发展，电子数据交换逐渐被引进到国际贸易中来，它能通过现代通信系统传输各类数据，并对其作自动化处理，实现所谓“无纸化交易”，这就大大提高了国际贸易活动的效率。[5]其次，由于集装箱技术、卫星定位技术和大型货轮、飞机等交通工具的发展，专业物流公司的出现，国际间的交通运输在为贸易双方带来方便快捷的服务的同时，也使得运输费用大为下降。有研究（Hummels，1999）[6]表明，“二战”后随着科技水平的不断提高，国际贸易中的运输费用呈下降趋势（见图3－1）。

（2）管理手段信息化。20世纪70年代开始，随着计算机、网络、移动通信、光纤等现代信息技术的巨大发展，信息产品在性能快速提高的同时，成本也在迅速下降。90年代中期以来，信息技术开始大量应用于世界各国的商业领域。现代信息工具的运用使企业能方便快捷地进行信息的传输、存储、处理、分析、应用，企业信息化的发展有利于企业内外的信息交流和对生产过程的监控，推动了企业的全球扩展和国际分工。

图3－1　国际贸易运输费用的变化[7]

资料来源：David．Hummels，Have international transportation costs declined［EB／OL］．http：／／www．gtap．agecon．purdue．edu／resources／download／1238．pdf，1999．

跨国公司在产品内国际分工中扮演了整合生产环节的角色，它能够通过无形资产的让渡、核心技术秘诀的持有以及快速便捷的信息传递，实现公司原材料的跨国采购和产品生产的全球安排。当代通信技术［传真、电子邮件、即时通信工具（MSN、QQ）、可视会议等］的发展和进步，使信息传递成本大幅度下降，交易成本的降低也使不同地域空间企业之间的协调和监督成为可能，从而为跨国公司实现全球运作提供了物质基础。

二、全球贸易自由化政策推动产品内国际分工

产品内国际分工生产模式形成了国际市场范围内，上下游产业“链节”之间的纵向协作关系，上游生产环节与下游生产环节的协作需要通过国际贸易形式来完成。产品内国际分工与国际贸易之间存在相互促进的关系：一方面，当贸易商品从制成品转变为由产品内国际分工产生的中间产品商品时，因为这种贸易的往返效果导致贸易量急剧增加。每一种商品在到达最终目的地以前会产生更多的贸易流量，因此商品越是进行产品内国际分工生产，贸易增长越快。另一方面，国际贸易中交易成本的降低，将会推动产品内国际分工的发展。例如：更低的关税会通过多重关税削减效应，减少产品内国际分工生产商品的成本。假设关税税率降低x%，则进行n阶段产品内国际分工生产的商品成本降低了1－（1－x%）n。由于0＜x%＜1，因此0＜1－x%＜1，随着产品内国际分工生产的阶段数目的增加，当n增大，（1－x%）n不断变小，相应的1－（1－x%）n不断扩大。[8]可见，贸易成本的下降可以通过放大效应，促成贸易增长，产品内国际分工生产的成本也随之降低，从而为产品内国际分工发展提供更好的运行基础。

1．贸易自由化改革影响

产品内国际分工的交易成本，主要由各国对国际贸易设置的壁垒产生。过去几十年间，通过不同途径推进的贸易自由化改革，在制度、政策调整方面降低了产品内国际分工交易成本，成为产品内国际分工发展的重要因素。

（1）世贸组织体制内推动全球性贸易自由化。作为多边贸易组织，GATT／WTO是战后推动世界贸易自由化进程的最重要的制度构架。GATT／WTO通过7个回合多边贸易谈判，使发达国家的制成品的平均关税水平从40%左右下降到目前3%～4%，大大降低了产品内国际分工跨境交易成本，推进了全球贸易自由化进程。[9]特别是“乌拉圭回合”谈判的成功，意味着占世界贸易90%以上的国家都接受自由贸易原则和一整套规则的约束，意味着全球贸易自由化的范围进一步扩大了。如今，在WTO的推动下，现在其136个成员及要求加入的30多个国家和地区都在不同程度上推进了全球贸易自由化，可以预见，WTO将在未来贸易自由化进程中担任主角，将全球贸易自由化继续引向深入，使货物与服务在国际间自由移动变得更为便捷和高效。

（2）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内推动区域贸易自由化。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推动地区内各成员彼此间的贸易自由化。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形式不同，其贸易自由化的力度存在差异。欧盟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无关税集团，在其内部已取消关税壁垒，取消对人员和商品的过境检查，实现零关税。北美自由贸易区三国在2003年实现货物的自由移动和大部分服务贸易的自由化。亚太经合组织确定的贸易自由化目标是，发达国家到2010年取消各种关税壁垒。

除此之外，其他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也在积极地推进贸易自由化的进程。如东盟已于2002年启动自由贸易区，其内部贸易的所有关税不超过5%，平均关税将降至28．9%。1997年10月召开的东盟经济部长年会，还通过了加速实现服务自由化的“一揽子”方案：东盟所有成员国之间，最晚不超过2020年，将完全开放旅游、电信、空中和海洋运输、商业和金融领域的服务。[10]

由此可见，贸易自由化无论是在全球还是在地区范围，都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前推进，即使在经济最落后的地区，贸易自由化也已成为一种潮流。

2．各国鼓励加工贸易政策推动全球加工贸易发展

加工贸易是各国进行产品内国际分工的纽带，是各国在生产和流通领域相互依赖的重要组织形式之一。加工贸易的发展为发达国家提供了优质低价的中间产品，提高了自身的竞争力；另外，加工贸易的发展为发展中国家发展利用本国资源禀赋优势，参与国际分工提供了舞台。

（1）发达国家鼓励加工贸易政策。按照比较优势理论，发达国家在劳动密集型产品上缺乏优势，因此，通过外包策略促进企业释放自身缺乏竞争力的加工环节，将使其最终产品在世界市场上更具竞争力。因此，美国、日本、欧盟等一些发达国家或组织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鼓励加工贸易，推动专业化进入更高水平，从而使企业获得了过去无法通过贸易带来的利益，相关行业也得以更好的发展。以美国为例，1964年，美国就采取了特别的关税措施，鼓励使用美国配件的海外组装活动。美国协调关税目录（Harmonized Tariff Schedule of the United States，HTS）第98章第Ⅱ节的“生产分享项目”（Production Sharing Scheme）规定，对在国外全部或部分利用美国出口部件在经过国外组装环节返回美国（HTS 9802．00．80），或者全部或部分利用美国出口原材料在经过国外加工环节返回美国继续加工（HTS 9802．00．60）时，可以享受减免关税待遇。生产分享项目极大地促进了美国企业的海外加工贸易（见图3－2），1998年，美国进口的货物中美国附加价值达到252亿美元，占总进口的34%，符合生产分享项目减免的关税达到20亿美元。[11]

图3－2　美国进口商品中的本国成分

资料来源：USITC．Production sharing：Use of U．S．components and materials in foreign assembly operations，1995－1998［EB／OL］．http：／／dataweb．usitc．gov，1999．

（2）发展中国家鼓励出口加工政策。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中所面对的首要问题是资金、技术的匮乏，而发达国家推动的加工贸易，无疑为发展中国家在短期内获得先进的技术装备和资金提供了渠道，也使发展中国家得以进入全球生产网络，分享分工收益，因此，东亚和美洲不少发展中国家采取了不同种类的以鼓励出口加工为目标的经济政策，对产品内国际分工发挥了积极促进作用。这些政策初期主要表现为对原料和中间产品提供减免关税等财政激励，后来又发展为建立出口加工区等成套性的鼓励参与国际工序分工措施。

以中国台湾为例，20世纪50年代，台湾地区就实行出口退税政策鼓励出口加工，通过减免进口原料和中间产品关税，降低出口商的成本，鼓励企业开展出口加工。1965年，台湾设立了第一个加工出口区———高雄加工出口区，[12]为适应当时的国际分工要求，加工区主要是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如纺织、成衣、电子装配等。

1980年，为了把出口加工工业建立在先进的生产技术基础上，增强其出口产品的竞争力，台湾地区及时调整了加工贸易发展战略，从重点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转向重点发展知识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参照美国“硅谷”的经验，设立了被称为“第二代加工出口区”的新竹科学工业园区，以优惠条件吸引高新技术企业入区，从而促进了先进技术的引进和向岛内腹地的辐射。凭借加工贸易，台湾地区融入了全球产品内国际分工网络，并以此为起点，通过在全球价值链升级，推动经济快速发展。

三、国际投资自由化政策推动产品内国际分工

产品内国际分工与跨国直接投资和跨国公司密切相关。产品内国际分工的实现方式有两种：一种是在单个跨国公司内部，通过跨国公司的垂直一体化来实现；另一种是在多个公司之间，通过外部一体化来实现，在这种方式中一些核心跨国公司起着关键作用。在上述产品内国际分工的两种实现形式中，跨国公司都起着推动作用，都是整个产品内国际分工网络的中枢和关键节点。因此，在这种意义上，20世纪80年代以来，全球国际直接投资的自由化以及发展中国家对跨国公司政策的日渐开放，为产品内国际分工提供了良好的体制环境。

“二战”结束至今，外商直接投资政策随着东道国政府与外国投资者之间的关系经历了三个具有明显特征的阶段，政府对由跨国公司主导的直接投资干预程度经历了由松到紧、再放松的螺旋式发展过程，而干预的目标也从最初的支持转向限制，再到目前的激励和限制并存，并呈现出逐步向以规则为基础的投资自由化发展的趋势。[13]

第一阶段：从“二战”后到60年代是跨国公司与东道国政府关系最为和谐的时期，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受到普遍欢迎。一方面，欧洲工业化国家和日本遭受战争创伤“百废待兴”，需要大量的资金和技术输入，而国际资本和跨国公司数量却极为有限，美国企业凭借战时积累起来的经济、技术实力，凭借对欧洲和日本等国的援助计划，大举进军海外市场，并由此奠定了战后美国雄踞外国直接投资输出霸主的地位。另一方面，拉美和东亚发展中国家由于面对经济困境，也先后抛弃限制外资政策，转向吸引和鼓励外国直接投资的流入。简言之，这一阶段东道国政府对跨国公司和外商直接投资的政策基本为支持和鼓励型，跨国公司和外商直接投资也因此获得了较快发展。

第二阶段：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到80年代是跨国公司与东道国政府关系发生冲突的时期。这一时期，美苏“冷战”，并在经济、军事、政治等领域展开激烈竞争，国际局势较为动荡，跨国直接投资的风险加大。在这一阶段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纷纷独立，从政治上掌握了外资政策的主动权。出于发展民族产业的动机和对跨国公司可能主导和操纵东道国经济命脉的警惕，发展中国家对跨国公司对本国经济发展的作用普遍持怀疑态度。此外，战后崛起的西欧特别是日本的跨国公司发展壮大，并逐渐具备了向美国独霸国际投资地位提出挑战的实力，进一步加剧了发达国家跨国公司之间的竞争，而各国跨国公司之间的竞争又给东道国创造了态度强硬的条件。一些发展中国家和外国投资者之间的发展目标存在较大差异，也容易激发跨国公司与东道国（特别是发展中东道国）之间的冲突，从而使一些国家采取了较为严格的投资限制。

第三阶段：80年代中期至今是政府与跨国公司关系趋于协调，东道国直接投资政策日益自由化的时期。80年代中期以后，“冷战”结束，国际局势趋于平稳，和平、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直接投资国际环境得到极大改善。在这一时期，金融创新层出不穷，推动着金融市场一体化和金融国际化的发展，为国际直接投资的发展提供了金融保障。外国直接投资对东道国经济发展的正面效应也开始被充分认识，因此，跨国公司与东道国政府的关系开始趋缓，放松管制成为各国跨国公司政策的主要趋势。

图3－3　1990年以来历年签署的双边投资协定数量和增加额

资料来源：《世界投资报告》（2008）。

图3－4　1992年以来国际直接投资管制改革情况

资料来源：《世界投资报告》（2008）。

90年代末以后，对外商直接投资进行保护、促进的趋势有增无减。发展中国家尤其是转型经济国家对FDI采取的措施大都是减少外资进入的部门限制，或对原先限制或禁止外资进入的行业实行自由化，其中最为明显的是能源、电信、机场、制药以及银行与保险等以往严格控制的垄断性行业也开始对外资开放，外汇管制也有所减弱。

图3－5　实际FDI年流入量与年增量

资料来源：《世界投资报告》（2008）。

综上，20世纪80年代以来，全球出现了逐步向以规则为基础的投资自由化发展的趋势。全球范围出现了直接投资政策的大幅度变革，越来越多的国家（地区）参与订立投资保障与投资促进协定，承诺对直接投资的保障义务（见图3－3、图3－4），发展中国家的外资政策还出现了由严格限制外资流入向积极吸纳，甚至争夺外资的逆变。随着金融信息的开放等与贸易和投资有关的法律环境得到优化，国际投资无论从规模和覆盖范围，还是质量和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力都得到空前的发展（见图3－5）。

四、全球范围企业经营管理理念的变革

“跨境外包”是产品内国际分工的重要实现形式，它在企业经营领域内的盛行是与全球范围企业经营管理理念的变革分不开的。“跨境外包”是“外包”的一种表现形式，也是“外包”理念的发展和延续，因此，“外包”理念的产生和演进为产品内国际分工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二战”后，许多大型跨国公司为了分散风险，曾普遍采用业务多元化经营战略。但其弊端便是摊子过大或不熟悉非相关领域，导致收益降低，甚至高负债。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期，全球经济增长速度逐渐减慢，市场的增长放慢了脚步。在这一背景下，市场竞争加剧，以增加销售———提高资本周转———提高投资回报的传统扩张战略受阻，企业增收难度加大。20世纪90年代以来，面对全球化经营与竞争挑战，全球跨国公司纷纷进行“归核化”经营战略创新，由多元化扩张向核心竞争力的回归。[14]

所谓归核战略，简单而言，就是要求企业集中资源，培育其核心能力，大力发展核心主业，把主业做大、做强、做精，走集约化道路。其要旨是：把公司的业务归拢到最具竞争优势的行业上，把经营重点放在核心行业价值链上自己优势最大的环节上，强调核心能力的培养、维护和发展。

实施“归核化”战略的主要措施有并购、分拆、重组和剥离四种方式。其中剥离是指跨国公司通过撤销、出售、互换、外包等多种形式，不断将非核心业务剥离出去。其余还有长期协议、战略联盟、许可等多种介于企业与市场之间的新型纵向关系形式。

随着“归核化”经营战略的实施，众多企业纷纷将与核心能力关系不太密切的业务外包出去。对于那些在企业现有产业领域之外，在产业之间的交融处出现的新商机，企业则根据潜在商机的不同要求，同具有互补能力的企业结成动态联盟或虚拟企业，共同协作捕捉商机。这样“虚拟企业”[15]作为业务多元化经营企业的替代，成为支持企业“归核化”经营的企业组织新形式。

虚拟企业组织运营的关键是加强企业核心竞争力，把企业的有限资源集中在附加值高的部门中，在保持竞争优势的基础上，注意品质、成本等能力的平衡；并时刻注意市场动向，一旦市场利益不再存在，立即调整战略目标，调整虚拟企业组织的组合方式，以组织的高弹性适应市场快速变化。因此，“虚拟企业”可以被看做企业经营理念的第二次“归核”，即企业不仅将经营范围从多个产业回归到核心产业，而且进一步将同一产业甚至同一产品内的非核心业务外包出去，从而将企业经营回归到价值链的“核心”环节。

进入90年代以来，耐克、皮尔·卡丹等一些世界名牌企业抓住某些特定的战略环节，把生产基地纷纷搬到东南亚等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实行虚拟经营。从而在西方企业界引发了一场虚拟化的浪潮，“虚拟企业”也被认为是21世纪的企业组织发展模式。

在虚拟企业组织模式中，“外包”是连接“虚拟企业”网络的神经和脉络，核心企业与外围企业之间的供应和服务都通过外包来实现。经过十余年的发展，业务外包彻底改变了西方企业的经营管理方式，它不再仅仅出于降低成本的需要，而成为完成加快市场进入、产品质量、提高竞争力等多项目标的重要手段，从而为企业整合全球资源主要途径（见图3－6、表3－1）。

图3－6　通过外包带来的收益

资料来源：M．A．Corbett，Taking the Pulse of Outsourcing－Data and Analysis from the 2001Outsourcing World Summit［EB／OL］．http：／／www．firmbuilder．com／articles／19／42／676，2001．

表3－1　外包的优势

资料来源：徐姝：《西方业务外包研究成果评介》，《外国经济与管理》2003年第12期。

全球范围企业经营管理理念的变革，为全球范围内业务外包的发展提供了契机，全球业务外包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得到迅速发展（见图3－7），在20世纪的最后3年中增长了一倍，2001年，全球业务外包开支达3．78万亿美元，占全球商务活动总金额的14%，全球业务外包市场目前正以每年约20%的速度增长，2003年，达到了5．1万亿美元。可以认为，全球范围内业务外包的发展既是产品内国际分工的表现和结果，又为产品内国际分工的深化发展提供了更好的条件和基础。

图3－7　全球外包增长率

注：2004年数据为预测值。
资料来源：徐春艳：《国际外包业务与中国制造业的发展》，对外经济贸易大学论文，2004年。

尽管从表象上看，与传统的国际分工形式相比，产品内国际分工是一种更为细致和发达的国际分工形态。然而，产品内国际分工并未超出传统国际分工理论的适用范围，只要在传统国际分工理论框架内加入当代国际分工条件，仍然可以用于解释产品内国际分工。在本节，我们通过将交易成本变量和技术因素加入传统国际分工理论框架的方法，建立了加入交易成本因素的拓展李嘉图模型和拓展赫克歇尔—俄林模型，从而将传统分工理论拓展到产品内国际分工的动因分析上。

一、加入交易成本因素后的李嘉图模型

在国际分工理论中，李嘉图模型常用来说明比较优势在国际分工决定中的作用。笔者在Findlay和Jones（2001）建立的拓展李嘉图模型基础上加入交易成本因素，从而建立了一个加入交易成本因素的拓展李嘉图模型，用以分析产品内国际分工的动因。

1．模型的基本假定

经典李嘉图模型的基本假定包含以下四点：

（1）两个国家（本国A与外国B）生产两种商品（X，Y），并使用劳动力为唯一的生产投入。

（2）aLi与分别代表A与B两国生产一单位i产品所需投入的劳动量（亦即劳动投入系数，i＝x或y），二者为常数。

（3）劳动市场为完全竞争且充分就业，劳工可在同一国内的两个部门之间自由移动，但在国际之间则不能移动。

（4）商品市场为完全竞争市场。

我们为了将产品内国际分工纳入李嘉图模型框架，对上述假定做了拓展，该模型的基本假定包含以下几个部分：

（1）两个国家（发展中国家A与发达国家B），生产两种商品（X，Y），存在两种生产要素，劳动L与自然资源N。X商品的生产保持李嘉图模型的特征，只需投入单一生产要素劳动L，Y商品的生产需要投入劳动要素和一种二级产品[16]Z，Z由劳动L、自然资源N生产，由于运输成本、关税壁垒等交易成本T的存在，Z从一国运送到另一国将会增加Z使用的成本。

（2）L的工资率为w，自然资源收益率为rn。aLx、anz、aLz等代表要素投入产出系数，即生产一单位i产品所需投入的要素量，其中第一个下标代表投入的要素，第二个下标代表所生产的产品，例如aLx代表生产一单位X产品所需投入的劳动L的量。在本模型中，要素投入产出系数反映了A、B两国的生产技术水平。

（3）国内的要素市场为完全竞争且充分就业，要素可在同一国内的两个部门之间自由移动，但在国际之间则不能移动。商品可以自由流动，但产品Z的流动需要一定的交易成本T，假定一级产品X、Y的交易成本假定为零。[17]

（4）商品市场为完全竞争市场。

2．模型建立

按照模型假定，国内的要素市场为完全竞争并充分就业，要素也可在同一国内的两个部门之间自由移动，因此，在完全竞争市场处于均衡的条件下，存在以下等式：

式（3－3）为A、B两国的产品比较优势决定方程，该方程中，左边为生产1单位Y商品相对于生产X商品的机会成本，分别用生产1单位X所需的劳动与中间产品衡量，右边为Y商品相对于X商品的价格。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当相对价格等于机会成本时，一国两种商品都可以生产；相对价格大于机会成本时，生产Y商品；相对价格小于机会成本时，生产X商品。

我们比较A、B两国的情况，假定A国在生产Z的资源N上具有禀赋优势，因此，，这样A国便具有生产二级产品Z的比较优势，即。B国在生产Y商品具有生产效率上的比较优势，即。

接下来，我们将上述关系放入模型中进行考察。式（3－3）为一个斜截式方程，其截距为，即生产X商品和Y商品的劳动要素投入产出系数之比；斜率为azy，即用二级产品Z生产商品Y的要素投入产出系数之比。我们以为横轴，为纵轴作出一个二维坐标图，并将A、B两国的产品比较优势决定方程纳入二维坐标图（见图3－8）。图中，由于B国在生产Y商品上具有生产效率上的比较优势，即，因此，B线斜率小于A线。

图3－8　加入交易成本因素的拓展李嘉图模型

3．模型分析

（1）A、B两国各自生产Z并生产Y。在这种情况下，由于A国具有生产二级产品Z的比较优势，即。B国在生产Y商品具有生产效率上的比较优势，即。因此，按照A、B两国的产品比较优势决定方程，A、B两国生产Y产品的相对价格分别为和与两国各自的产品比较优势决定方程（A线和B线）的交点，即C、D两点。由于，D点高于C点，说明A国在产品Y生产上具有比较优势，因此，此时的国际分工为，A国生产商品Y而B国生产产品X。

（2）商品Z可以自由贸易，但交易成本过高。当商品Z可以自由贸易时，由于，商品Z从A国运送到B国并由B国生产出商品Y时存在交易成本，我们加入交易成本因素T进行考察。此时，在完全竞争市场处于均衡条件下，存在下列等式：

相应地，B国的Y产品比较优势决定方程为：

此时，交易成本因素T就成为影响B国的Y产品比较优势的关键因素，当T太高时，如图3－8中的T′，B国的Y产品生产的相对价格如M点所示。这说明，与B国自己生产二级产品Z相比，从A国进口提高了本国生产Y产品的比较优势，但是，与A国生产Y产品相比处于比较劣势。因此，原有的分工结构不变，仍然是A国生产Y产品，B国生产产品X。

（3）商品Z可以自由贸易，交易成本降低。当导致商品Z交易成本T降低的情况发生时（例如，运费降低、通信成本下降等），相对来说等于B国生产Y商品的比较优势提高了。当T下降到足够低，如图3－8中的T″，B国的Y产品生产的相对价格如E点所示。这说明，与B国自己生产二级产品Z相比，从A国进口提高了本国生产Y产品的比较优势，并且，与A国生产Y产品相比处于比较优势。此时，原有的分工结构开始发生变化，A国在X商品和Y商品的选择中，具有生产X商品的比较优势，因此，A国生产X和Z商品；Y商品的最终生产地点将由A国迁移到B国，B国从A国购买Z商品，并生产Y商品。在这种情况下，产品内国际分工得以发生。

4．模型结论

加入交易成本因素的扩大李嘉图模型分析表明，产品内国际分工的产生需要下列几个条件：

（1）当二级产品的交易费用降低到一定限度时，由比较优势决定Y商品的最终产品的生产地点是可以变动的。从B国的角度来说，Y商品的生产是由自己进行还是从A国进口，取决于Z的相对价格。在上述模型中（见图3－9），T＊是产品内国际分工得以发生的临界值，当交易成本高于T＊时，A国拥有生产Y商品的比较优势；当交易成本降低到低于T＊时，B国便拥有了Y商品的比较优势，便发生了产品内国际分工，由此可见，交易成本是影响国际分工的重要因素。

（2）A国具有生产Z商品的比较优势，而B国具有将Z生产为Y的生产效率上的比较优势，此两点缺一不可。这是由于，生产Y商品的比较优势可细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资源禀赋的优势，即生产二级商品Z的优势；另一方面是生产效率优势，即生产单位Y商品相对于生产X商品所需投入的劳动。根据原假定，A国实际只具备第一方面的优势，在第二方面与B国相比，处于比较劣势的地位。二级商品贸易使A国专业化于生产二级商品Z，因而进一步深化扩展了其比较优势的发挥，通过国际贸易与交换，A国用二级商品Z所换得的商品数量一定比完整生产Y商品所换得的商品数量要多，而B国通过进口二级商品Z生产Y商品，从而发挥了在生产Y商品上的效率优势。在图3－9中，我们假设A、B两国同时拥有资源禀赋优势和生产效率优势，将会发现，无论二级商品Z的交易成本如何变化，产品内国际分工都不会发生。

图3－9　一个国家同时拥有资源和生产效率比较优势

二、赫克歇尔—俄林模型框架下的分析

赫克歇尔—俄林的资源禀赋理论被称为新古典贸易理论，其理论模型即H－O模型。赫克歇尔—俄林模型认为，要素禀赋存在差异的两个国家，生产投入品比例不同的产品，其相对价格会显著不同，因而分工交换可能提高两国经济福利。由要素禀赋所导致的比较优势差异既是行业间、产品间国际分工贸易利益的源泉，同时也是产品内国际分工的源泉。在这一部分，我们将在赫克歇尔—俄林模型的框架下探讨产品内国际分工。

1．赫克歇尔—俄林模型下的国际分工

我们采用两个国家A国（发达国家）和B国（发展中国家），两种产品Y（资本密集型产品）和X（劳动密集型产品），两种要素资本K和劳动L的标准赫克歇尔—俄林模型。假定两国技术水平相同，规模报酬不变，完全竞争，需求偏好一致，运输成本为零，各国要素禀赋不同，商品要素密集度不同而且不随要素相对价格的变化而变化等。

图3－10表示Y和X两个产品的生产扩张线（Production Expansion Path）。生产扩张线是能够生产相同数量产品的最小化资本和劳动成本组合，是产品增加产量的实际路径，也反映某种产品的资本—劳动投入比例，即要素密集度。生产扩张线的斜率反映了产品的要素密集性质，在图3－10中，产品Y的扩张线斜率值较大，表示投入品中资本所占比例较高，具有资本密集特点；X产品则具有劳动密集特点。图中的rs和ut两条直线为A、B两国的等成本线，其斜率反映了该国的要素相对价格，即（w／r）A和（w／r）B，表明A国为资本比较丰裕的发达国家，B国分别为劳动力比较丰裕的发展中国家。

图3－10　赫克歇尔—俄林模型下的国际分工

YA、YB分别代表A、B两国产品Y的等产量线，XA、XB分别代表A、B两国产品X的等产量线。在国际分工前封闭的自给自足经济条件下，各国将在其等产量线与等成本线相切的生产均衡点组织生产，s、r、t、u点分别是A国和B国在自给自足经济下X、Y两种产品的生产均衡点。

由于A、B两国的要素禀赋不同，要素相对价格不同，Y和X两种产品的要素密集度不同，A、B两国各自的生产点就有所不同。以Y产品的生产为例，A国生产Y产品的等产量线YA高于B国的等产量线YB，也就是说，在相同的成本条件下，A国在r点的产出远大于B国在u点的产出。按照比较优势国际分工原则，当存在国际贸易时，Y产品作为资本相对密集的产品，应当在资本相对丰裕的A国进行。同理，B国就应该专业化生产劳动密集型的X产品，然后相互交换，彼此获得分工利益。

图3－10中的射线OM表示某个既定的资本和劳动的搭配比例，它通过两国等值等成本线的交点S＊点。在S＊点，无论两国生产什么产品，其资本和劳动的要素密集度是相同的，即产品的要素投入比例是相同的，两国在该点的等产量线是相交的，即相同的成本生产出相同数量的产品，产品的价格也是相等的。因此，S＊具有国际分工临界点的经济含义。进一步，我们可以把上述分析扩展到具有不同要素密集度的各种产品上。只要某产品的扩张线的斜率大于OM射线的斜率，就属于资本密集型产品，就应当在资本密集的A国组织生产，而当某产品的扩张线的斜率小于OM射线的斜率，就属于劳动密集型产品，就应当在劳动密集的B国组织生产。

2．赫克歇尔—俄林模型下的产品内国际分工

在上述传统的两产品、两要素的赫克歇尔—俄林模型中，分析要素密集度是按照最终产品的要素比例来进行的，而最终产品的要素密集度是由不同零部件要素密集度的加权平均决定的，此时，并不需要考虑该产品不同的工序阶段是否具有不同要素投入比例。

图3－11　赫克歇尔—俄林模型下的产品内国际分工

不同工序生产的不同零部件或生产活动具有不同的要素密集度，可用图3－11来说明，在图中，还是采用“二产品二要素二国家”的传统分析模型，Y为资本密集型产品，X为劳动密集型产品，A国为资本富裕国，B国为劳动富裕国。假定产品Y的生产可以分解为两个不同的生产阶段或工序i和工序j。不同工序的要素密集度分别用生产扩张线Oi与Oj表示，可见，工序i为资本密集型，工序j为劳动密集型。[18]扩张线OY表示Y产品生产的“总”要素密集度或要素投入比例，代表了两道工序各自要素密集度的加权平均（矢量相加）。

假定由于技术进步、交易费用下降等因素的发生，导致产品的不同生产阶段（工序）能够彼此分离。在这种情况下，按照赫克歇尔—俄林理论，产品A、B、i和j的生产应当按照A、B两国的各自禀赋优势进行重新分配，图3－11显示，产品i的要素投入比例中劳动所占比重远高于资本所占的比例，为劳动密集型，因此应当由B国组织生产；B国的等成本线为（w／r）2B，A国的等成本线为（w／r）2A，在相同的成本下，[19]产品j在B国生产的产量为j′超过在A国生产的产量j。此外，产品i和Y是资本密集型产品，仍然在A国生产，产品X是劳动密集型产品，在B国生产。由于Y产品生产由i、j两种产品组成，其产量由i、j两种产品的加权平均（矢量相加）决定，因此，产品Y的产量在相同的成本下，产量达到Y′较产品内国际分工以前也有所提高。可见，在产品内国际分工条件下，各国的禀赋优势可以贯彻到产品的工序和流程，从而最大限度地利用了各自的禀赋优势。

3．产品内国际分工对一国福利的影响

一个发达国家A在产品内国际分工中，将劳动相对密集的工序或零部件转移到发展中国家生产，将会减少劳动投入、提高该产业的产出水平。现在简单分析一下产品内国际分工对该国福利的影响。

在图3－12中，X＊、Y＊为初始的生产可能性边界，设初始的贸易条件为PW，此时对应的消费无差异曲线为C，A国在E点生产，在C点进行消费，市场达到均衡。

由于通过产品内国际分工，发展中国家加入了产品Y的部件j的生产，从而导致Y的产量增大（由分工前的Y＊增加到Y＊′），生产可能性曲线沿着Y轴扩展。假定A为小国，则贸易条件不变仍为PW，则新的消费无差异曲线处于C′，比原无差异曲线更高，因而国家福利得到改善。

若A国为大国，则出口产品Y的价格会上升，而进口产品X的价格会下降，新的贸易条件为PW′。此时发展中国家在更高的无差异曲线C″上进行消费，福利得到了进一步的改善。

图3－12　产品内国际分工的福利效应

资料来源：Sven W．Arndt，Super－specialization and the gains from trade［J］．Contemporary E－conomic Policy，1998，（16）．

三、制度因素分析

绝大多数的产品内国际分工全球生产网络是企业边界的一种扩张，存在公司内部、公司之间两种交易协调机制，它兼容了传统二元治理模式（公司内部治理和市场治理）的种种优点，从而使生产组织、交易更有效率，综合成本更低，这种组织形式便是混合组织。接下来我们采用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视角，研究产品内国际分工生产网络，分析市场—企业—混合网络的选择以及产品内国际分工生产网络在运行过程中所出现的问题。

1．不同治理机制下的交易成本

交易费用理论又称交易成本理论（Transaction Cost Economy，TCE），该理论打破了新古典经济学中对企业采取“技术黑箱”的处理方式，将企业作为一种治理模式进行深入的研究。

1937年，Coase在其《企业的性质》一文中首次提出了交易费用概念。[20]对于决定交易成本的因素，Coase将其概括为获得准确市场信息所需要付出的费用，以及谈判和经常性契约的费用。在他看来，市场和企业是资源配置的两种可相互替代的组织形式，采用何种模式来组织经济活动取决于交易成本的比较。Coase分别定义了市场交易费用以及企业内部交易费用，认为企业的边界最合理状态就是市场的边际交易费用等于企业内部的边际交易费用。(www.daowen.com)

在Coase的基础上，Oliver Williamson深化了交易费用的分析。[21]他认为，交易成本理论以两个行为假定为基础（Williamson，1975）。第一，有限理性（Bounded Rationality）的假定，它指的是由于信息等资源的不足以及决策者个人认知能力的限制，造成决策者对事物当前或者未来可能出现的情形无法作出准确、充分、恰当的认识、预测和决策。例如，有限理性的程度部分依赖于委托人执行掌握需求、选择适当的供应商和管理控制供应商等任务所需的知识和技能。第二，机会主义（Opportunism）的假定，它指的是由于信息的不对称以及道德风险等因素，在经济活动中人们总是尽最大能力保护和增加自己的利益，只要有机会就很可能会损人利己。例如，信息技术供应商可能会对他们的接受能力撒谎，或者利用他们的知识优势把信息技术资源卖给对自身需求和市场价格有较少经验和知识的委托人。在这一假定基础上，Williamson将交易活动维度化（Dimensionalization），利用资产专用性、不确定性和交易频率三个维度来刻画交易的水平和特征，并通过比较制度研究方法，探讨在不同交易水平和特征下的最优交易的组织形式。[22]

Williamson首先强调了资产的专用性在经济组织中的重要性。所谓专用性资产是指一种专用化投资，不能被派给其他用途，或由其他替代用户配置使用，除非付出生产价值的损失。专用性资产主要包括场地资产专用性、物质资产专用性、人力资产专用性及专项资产。专用资产导致双边依赖，一方违约将使另一方产生巨大的交易风险，从而导致合约关系复杂化。相应地，这样的投资有助于将来减少生产成本或增加收入，否则就不会有人去做。[23]Williamson认为，资产专业性对于企业到底采用何种形式组织生产起着关键性作用，并将市场制、混合制和等级制的治理成本描述为专业性资产（K）和一组外生变量的函数（见图3－13）。其中M（0）＜X（0）＜H（0），而M′＞X′＞H′＞0。

第一个不等式放映了不存在专用性资产K＝0时，各种治理模式的官僚成本。第二个不等式表示随资产专用性提高，市场模式的治理成本上升速度最快，混合制次之，而一体化最小，当资产专用性为k1时，M（k1）＝X（k1），当资产专用性为k2时，X（k2）＝H（k2）。

图3－13　资产专用性与治理模式

资料来源：威廉姆森：《治理机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

从图3－13中可以得出所有有效的治理模型都是在图中阴影部分的包络线上运作：

（1）当资产专用性K＜k1时，采用市场模式有效。

（2）k1＜K＜k2时，采用混合治理模式。

（3）K＞k2，运用一体化模式。资产专用性程度越高，越倾向于使用等级制。

交易的不确定性程度受决策者的理性程度和信息不对称程度以及交易抗扰动能力的影响。Williamson（1996）强调了调适对于交易抗扰动能力的影响。调适是经济组织对意外扰动的反应和调整能力，它是“经济组织的核心问题”，Williamson将哈耶克（Hayek，1945）和巴纳德（Barnard，1983）的调适概念进行了综合，将调适分为调适（A）和调适（C）。所谓调适（A）是指交易的单个参与者通过自发行动，对扰动做出反应，从而实现自己效应最大化，在三种组织模式中市场制的调适（A）最强。调适（C）是交易各方通过相互协调有意识地、深思熟虑地和有目的地致力于设计一种调适性内部协调机制，在三种组织模式中等级制的调适（C）最强。受调适能力的影响，在三种组织形式中混合组织对交易不确定性的反应最为敏感，这是因为，混合调整不能由单方进行（市场治理），也不能按照命令来进行（等级制），而必须相互一致同意才能进行。但是，要做到相互一致是非常困难并耗费大量时间的。这样，市场和等级制的增加及混合制的减少，将与扰动频率（上限）的提高相联系。如图3－14所示，当扰动频率达到很高水平时，混合模式很可能变得更加不合算。[24]

图3－14　组织形式对频率变化的反应

资料来源：威廉姆森：《治理机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

交易频率这个维度与交易成本密切相关：一方面，每次交易都有交易成本，因此，随着交易次数的不断增加就会导致交易成本随之增加；另一方面，交易次数的增加使得交易双方频繁接触，大大增加了交易双方沟通的机会，相互之间更加信任，增加了信息的透明度，降低了信息的不对称性，这就直接促使机会主义风险的降低，最终促使交易成本降低。交易次数与交易成本之间的关系如图3－15所示，在交易的初期，交易成本是随着交易次数的增加而增加，而在交易次数增加到一定程度后，交易双方更加互信，交易成本反而随着交易次数的增加而不断减少。

在资产专用性和交易不确定性给定的情况下，当交易成本过大时，选择外部交易是不经济的，从而企业内部治理是合理的，而低频率的交易活动由市场加以实现更为可取，因为这样，可以有效避免内部资源的“沉淀”和浪费，减少内部组织的无效性；当交易频率很高时，交易成本下降，此时采取混合组织模式是有效率的。

图3－15　交易成本与交易频率

表3－2　组织形式的分立结构分析

在交易维度化基础上，Williamson（1996）又分析了不同组织结构的激励强度差别。激励强度是“对一方可靠地占有净收入的程度的度量，这种净收入与该方的努力和决定相关联。如果一方对其净收入的量拥有清楚的权限并能容易地确定其收入的量，那么就会获得高强度的激励。而如果净收入是要被分享的，并且如果净收入的量难以确定，那么就会形成低强度激励”。[25]市场的激励强度属于高能激励，交易各方拥有完全的剩余索取权，而等级制的激励强度最弱。

2．产品内国际分工生产网络的组织方式选择

产品内国际分工生产网络包含两种组织形式：一种是发生在同一个跨国公司内部分布在不同国家子公司之间的生产协作，属于企业组织结构；另一种是不同国家不同企业之间围绕同一产品生产而开展的生产协作，属于混合组织结构。交易费用理论认为，生产组织的选择跟交易费用、抗扰动性等因素密切相关，因此，产品内国际分工中的组织选择需要对上述各种因素综合平衡。

对于产品内国际分工而言，中间投入品的生产尤其是定制部件的生产，往往需要专用性资产。资产专用性高或其他影响交易环境的因素质量较差，将会导致交易成本增加，当交易成本过高时，产品内国际分工的发起者将选择投资建立子公司的一体化的组织方式，交易成本较低时，产品内国际分工的发起者将选择采用，从企业外部购置中间投入品。

不确定性是影响产品内国际分工中的组织选择的重要变量，按照交易费用理论的分析，跨境外包作为混合性组织方式，存在抗扰动能力弱的缺点，这无疑增加了产品内国际分工的风险。在实际经济活动中，产品的各种组成结构对产品生产的影响各不相同，因此，跨国公司往往将一些对产品生产影响巨大的部件通过本企业内部的工厂完成，而一些对产品生产影响较小的部件则往往采用外包的形式来实现。

单就交易频率而言，产品内国际分工的两种组织形式安排都适合较高频率的交易。但其内在机理有所不同，跨国公司内部的产品内国际分工通过内部化来抵消较高的交易成本，而以跨境外包形式存在的产品内国际分工，往往通过长期的合作和交易，通过“信誉”建立彼此之间的信任，从而减少交易成本。

综上，在高资产专用性、低不确定性和高交易频率组合下，产品内国际分工一般采用跨境外包等混合组织形式，而高资产专用性、高不确定性和高交易频率组合情况下，跨国公司内部治理将成为实现产品内国际分工的现实选择。上述的组织模式选择主要是通过交易成本的考察着眼于组织的“效率”因素，而一个能够对各种经济组织进行透彻理解的理论分析框架（曾楚宏、林丹明，2006），不仅要考虑到效率的一面（节约交易成本），还要考虑到效益的一面（增加产出）。将组织的“效益”因素考虑在内，实际上就是将激励强度作为一个新的维度，加入到经济组织选择的考虑范围之内。在激励程度上，市场是一种高效能激励机制，而企业则是一种低效能激励机制。对于混合组织而言，由于其同时采用价格机制和科层机制对交易者的行为和产出都进行控制，一方面，它能够有效减少“偷懒”行为（价格机制的发挥作用）；另一方面，它也限制了交易者追求产出最大化的努力程度（科层机制的发挥作用），所以这种组织形式的激励程度也介于企业与市场之间，属于一种较强的激励。[26]

3．产品内国际分工的交易安排[27]

产品内国际分工存在两种实现形式，即跨国公司内部的垂直一体化和垂直非一体化。跨国公司如何在这两者之间进行选择？程进（2005）在Feenstra （2003）[28]的模型基础上，按照对跨国公司加工组装厂的所有权和原材料的购买权的不同，将这种产品内国际分工的组织安排分别在激励理论框架（IS）和产权理论框架（PR）两个框架下进行了研究。

（1）模型基本设定。Feenstra将跨国公司（f）与出口加工企业（g）的合作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双方分配组件加工企业所有权和原材料购买权；第二阶段，在企业生产过程中存在原材料的搜寻努力（e1）、对生产的尽职管理努力（e2）和对最终产品的销售努力（e3），双方在不同制度安排下对上述努力做出努力程度的理性选择；第三阶段，双方在以上基础上着手行动。

由于在不同的制度安排下，交易双方会选择不同的努力水平，因此，Feenstra将制度安排分为两种情况：①垂直一体化体制，跨国公司拥有企业的所有权和原材料的购买权，并对加工产品进行销售；②垂直分离化体制，出口加工企业和跨国公司分别拥有企业所有权和原料采购权。

（2）模型推理。假定原材料价格P＞0，加工成本A＞0，最终销售收入B＞（A＋P）＞0为外生平均值，0≤e1≤1，0≤e2≤1，0≤e3≤1对原材料价格、加工成本和最终销售收入的影响分别是：P（1－e1），A（1－e2），B（1＋λe2＋e3），0≤λ≤1，则最终的利润为：

按照一阶条件，得出最优努力水平为：

将双方前期投入的努力成本分别简化为：），那么总的剩余是：

将剩余表示为W（δ1，δ2），（δ1，δ2）的含义见表3－3。

表3－3　IS模型框架下的最大努力水平

资料来源：程进：《对国际分工垂直分离化交易安排的制度分析》，《国际经贸探索》2005年第2期。

IS模型假定双方可以对事先的投入进行合同签约，但给予前期努力的补偿是不完全的，即合同是不完美的，如果加工企业的经理事先做了相关努力投入，那么国外公司将给予T。国外公司仅能证实加工企业的经理生产准备努力水平投入为，且，在加工企业经理拥有原材料采购权的情况下，其对原材料的搜寻努力，且。

双方可以选择两种合同，雇佣合同国外公司拥有加工企业的所有权而原材料的购买权可分为外方控制和管理者控制，外包合同加工企业的经理g（λ2＝1）进行生产管理并拥有加工企业的所有权，原材料的购买权划分同上。

雇佣合同下国外公司最大化它的剩余，并事先给出另一方努力的最高水平不超过由加工企业的经理的机会成本为Yg得出参与约束：

在这种合同下小于它的最优水平。

在外包合同情况下，加工企业的经理必须内在化自身的生产管理准备的努力投入e2，在这种情况下，模型为：

在不同的交易安排下双方的努力程度如表3－4所示。

表3－4　PR模型框架下的最大努力水平

资料来源：程进：《对国际分工垂直分离化交易安排的制度分析》，《国际经贸探索》2005年第2期。

在雇佣合同情况下，由公式（3－8）可知，在国外企业同时拥有加工企业所有权和原材料购买权时W（0，0），搜寻努力进入它的剩余函数，因此最优努力水平可增加它的剩余，而将原材料购买权给予加工企业经理时，由于他的努力水平在事先已给出－e1，－e2（国外公司可以证实的），由于高出e1，e2的努力无法补偿，因此事先努力的投入不能达到最优，事后的联合生产剩余W（0，0）＞W（1，0）。而在外包合同中加工企业的经理进行生产管理并拥有加工企业的所有权，国外公司给予T，由公式（3－9）可知事先的搜寻努力e1和生产准备努力e2，不论谁拥有原材料购买权，e1要么进入到生产剩余函数（国外公司拥有），要么进入到加工企业经理的生产参与约束中，总可达到最优；而生产准备努力e2可以增加经理的收入也会达到最优，在这四种情况下产品销售都由国外公司负责，因此事先的销售努力也是最优，事后的生产剩余W（0，0）＝W（1，0）。由上述结论，可知在IS模型下W（0，0）＋W（1，1）－W（0，1）－W（1，0）＞0。

PR模型与IS模型的不同之处在于：首先，假设由于高的签约和执行成本，事先的合约无法形成，必须借助于纳什谈判对事后利润进行分配；其次，假定事先投入的努力可以通过寻找外部的交易商全部或部分地变现。

首先，由于假设事先的搜寻原材料的努力，加工企业的经理可以找到外部的交易商全部变现，而国外公司在拥有原材料的购买权时，搜寻努力内在化在它的收益函数中，那么四种条件下e1＝P，在国外公司拥有加工企业的所有权和原材料的购买权时通过解纳什均衡解得e2＝（λB＋A）／2，再假定加工企业的经理生产准备努力e2在退出与原交易商交易时只能部分转化，国外公司的营销努力e3也只能部分转化，在上述情况下成本减少均要打折扣，生产成本变为（A－＾Ae2）≥A（1－e2），0＜＾A≤A，但在交易破裂时国外厂商只能找到生产成本为A的厂商，而企业经理则可找到一家企业按（A－＾Ae2）成本生产并出售产品，因此，在国外公司拥有加工企业的所有权和经理拥有原材料的购买权时，加工企业的经理生产准备努力e2＝（λB＋A＋＾A）／2，在这两种情况下e3＝B，由于PR假设前提与IS不一致，导致结论的不一，PR模型预测W（1，0）＞W（0，0），W（l，1）＝W（0，1），所以W（1，1）＋W（0，0）－W（1，0）－W（0，1）＞0。

（3）模型结论。综合上述模型结论我们可知：IS理论的核心思想是委托人设计的合约会影响代理人的努力水平，因此如果委托人给予代理人出口加工厂的所有权，那么代理人拥有中间投入品的采购权则会使其的努力水平达到最优；PR理论认为合约存在不完全性，因此，如果将企业所有权和原材料购买权都给予同一方，便会产生“敲竹杠”问题，预计将被剥夺专用性资产租金的另一方的对专用性资产的投资激励不足，因此PR理论认为将这两项权力分给交易双方将是最优的。

与现实经济环境相比，上述模型的假定不免过于简单。但是，上述模型毕竟给予了我们一些有益的启示：产品内国际分工的交易安排十分复杂，交易双方的信息拥有状况、合约的监督成本等因素都将影响交易制度的最终选择。

在本章前面两节中，我们从国际贸易理论、新制度经济学等学科角度，对产品内国际分工动因进行了探讨。在本节我们构建了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计量经济模型，以期对上述结论进行验证。

一、样本、变量设置与数据来源

为了提高计量模型的解释力，增加样本容量，本书选取30个省份、[29]5个年度[30]的面板数据为样本，样本容量为150。

变量说明：

1．产品内国际分工水平（IPS）

该变量为模型的被解释变量。产品内国际分工同时包含了企业间和企业内分工两种形态，由于公司内的产品内国际分工主要通过公司内贸易的方式来实现，而公司内贸易的相关数据难以获得，因此，学术界一般通过跨境外包实现的企业间贸易数据来测度产品内国际分工。鉴于数据的可获得性，本书选择进料加工贸易总额来代表产品内国际分工在我国的发展状态。数据来源为国研网《对外经济贸易数据》，单位为万美元，为了与其他变量协调，我们选用《2006中国统计年鉴》中的人民币对美元年平均汇价（中间价），将其调整为万元人民币。

2．基础设施发展水平（EIF）

本书采用地方财政收入来表征地区的基础设施发展水平。地方财政收入是各省市进行各种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财源，地方财政收入能力的强弱，直接影响到地方政府的基础设施建设能力。众所周知，外商企业将生产分工网络拓展到我国，其中重要因素便是中国拥有较好的基础设施。因此，本模型用地方财政收入来表现地方的基础设施发展状况。地方财政收入数据单位为亿元人民币，数据来源为中经网数据中心《中经网统计数据库》。

3．工业发展水平（IDD）

本书采用工业增加值来表征地区的工业发展水平。工业增加值是指工业企业在报告期内以货币形式表现的工业生产活动的最终成果，是企业全部生产活动的总成果扣除了在生产过程中消耗或转移的物质产品和劳务价值后的余额，是企业生产过程中新增加的价值。我们用这一参数反映地区工业发展水平，通常，较好的工业基础是参加产品内国际分工的先决条件。工业增加值数据单位为亿元人民币，数据来源为中经网数据中心《中经网统计数据库》。

4．交易费用（TRC）

交易是指人与人之间的交互行动，交易费用则是这种交互行动所引起的成本。前文对于产品内国际分工动因的研究表明，由于采用产品内国际分工方式会发生交易行为的增多，因此，交易费用的高低直接决定了国际分工的方式。这里我们采用市内电话户数为衡量交易费用的变量，数据来源为中经网数据中心《中经网统计数据库》。

5．外商投资实际金额（FDI）

从理论上说，跨国公司在产品内国际分工类型选择中，既可以选择通过FDI实现的所有权内的产品内国际分工，又可以选择通过加工贸易方式实现的所有权外的产品内国际分工，而具体的选择取决于两种方式的交易成本的差别。外商投资实际金额单位为万美元，数据来源为中经网数据中心《中经网统计数据库》，为了与其他变量协调，我们选用《2006中国统计年鉴》中的人民币对美元年平均汇价（中间价），将其调整为万元人民币。

表3－5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续表

注：采用STATA8．0计算。

二、模型设定、检验与筛选

1．模型设定

本书使用的回归模型为：

Yit＝α＋Xitβ＋ui＋εit i＝1，2，…，N；t＝1，2，…，T　　（3－10）

式中：i代表横截面维度；t代表时间维度；α为样本的总截距；Yit为总资产负债率，Yit＝（PIMit）；Xit是一个1×k的解释变量观察值矩阵，Xit＝（GRit，IVAit，PHOit，FDIit，＿consit）；β是一个k×1的系数矩阵，β＝（β1，β2，β3，β4，β5）；设模型的复合误差项vit＝ui＋εit，其中ui为具有省份特性、在模型中被忽略的个体效应，如劳动力结构、产品市场因素等；εit为随着个体和时间变化的剩余随机扰动。在固定效应模型中，每个个体的截距可合并为fi＝α＋ui，因此可将式（3－10）改写为：

ui对于每个省份而言是不随时间而变化的常量，它与可观测的自变量X间存在相关性；在随机效应模型中，ui是一个不随时间变化，但在个体间随机分布的随机常量，它与可观测的自变量X之间不存在相关性。

2．模型的检验和筛选

（1）固定效应显著性的检验。如上文所述，固定效应模型的设定是建立在如下假设基础之上的，即我们认为个体间存在显著差异，但是对于特定的个体而言，组内不存在时间序列上的差异。但是，如果个体间（组间）的差异不明显，那么采用普通最小二乘法（OLS）对混合数据（Pooled OLS）进行估计即可。因此，为了判别模型究竟采用OLS还是FEM，通常使用固定效应显著性检验的方法。

该检验的零假设为：

即个体间（组间）的差异不明显。

检验的基本思路为，在个体效应不显著的原假设下，应当有如下关系成立：

我们可以采用F统计量来检验上述假设是否成立，

式中：u表示不受约束的模型，即我们的固定效应模型；r表示受约束的模型，即混合数据模型，仅有一个公共的常数项。我们采用STATA8．0检验本模型，得出固定效应显著性检验结果如下：

因此，我们可以拒绝固定效应不显著的原假设，从而认为相对于Pooled模型而言，固定效应模型更好一些。

（2）固定或者随机影响模型的确定。对于固定效应（Fixed Effects Model）还是随机效应（Random Effects Model）的选择，一般经验的方法是，当不能把观测个体当作从一个大总体中随机抽样的结果时，通常把截距项αi看做待估参数，使用固定效应模型；否则选择随机效应模型（Wooldridge，2000）。我国研究人员基本上都是按照这一原则建模的。实践表明这种选择方法并不完全可靠。

William H．Greene在其Econometrics Analysis（第3版，1997）一书中介绍了一种检验方法，称为Hausman检验。其基本思想是：原假设为固定效应不存在，假设E（uit｜Xit）＝0，构造统计量H为：

式中：βLSDV、βFGLS是分别利用固定效应的LSDV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的可行最小二乘法，即FGLS法得到的回归系数估计量；∑－1为LSDV模型或随机效应模型经过FGLS法估计后得到的协方差矩阵的估计。当原假设成立时，H渐进服从自由度为K的卡方分布（χ2，Chi－squared），这里K为回归量的个数。在给定的显著水平下，若统计量H的值大于临界值，则选择固定效应模型；否则采用随机效应模型。本书中，我们采用STATA8．0对模型进行了Hausman检验，检验结果如图3－16所示。

图3－16　Hausman检验结果

检验结果表明，固定效应优于随机效益。综合上述模型检验和筛选结果，我们选取固定效应变截距模型。

三、计量结果与解释分析

采用计量软件STATA8．0，得出模型的拟合结果如表3－6所示，其中固定效应模型为本书最终选定模型。由计算结果可知模型具有较强的解释能力，模型中所有解释变量高度显著，系数符号都具有预期特征，且各自t值均通过了10%的显著水平检验。

表3－6　模型回归结果

续表

注：采用STATA8．0计算，＿cons表示常数。＊、＊＊和＊＊＊分别表示10%、5%、1%显著水平。

模型拟合结果显示，除解释变量FDI系数为负以外，其他解释变量系数均为正。表明较好的工业基础、基础设施和由便捷通信设施等因素影响的低交易成本是中国吸引进料加工的重要因素。外商直接投资与进料加工贸易量直接的负相关关系表明：跨国公司主导的产品内国际分工网络向发展中国家的扩展方式具有多样性，跨国公司既可以通过FDI实现公司内产品内国际分工，又可以通过加工贸易方式实现公司间产品内国际分工，具体实现方式的选择取决于两种方式的交易成本的差别。

[1]张幼文：《世界经济学》，立信会计出版社，1999年。

[2]卢锋：《产品内国际分工：一个分析框架》，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No．C2004005），2004年。

[3]胡晓鹏：《从分工到模块化：经济系统演进的思考》，《中国工业经济》2004年第9期。

[4]G．H．Hanson，J．M．Roymond，M．J．Slaughter，Vertical specialization in multinational firms ［EB］．http：／／www．itpf．org／TNN／ITPF／itp＿lib＿pub2．nsf／0／c20da86e303dc8f386256cd90077f076／% 24FILE／XI．VertSpec%25200902．pdf，2002．

[5]张幼文：《世界经济学》，立信会计出版社，1999年。

[6]D．Hummels，Have international transportation costs declined［EB］．http：／／www．gtap．agecon．purdue．edu／resources／download／1238．pdf，1999．

[7]FOB（Free on Board）是到岸价，即在货物上船前的所有费用由卖方承担。CIF（Cost，Insurance and Freight）是包括保险费的到港价，即卖方不仅要承担到达收货人港口前的海运费陆运费，还要承担保险费。两者之间的价格差主要是运费和保险费，因此，Hummels采用CIF／FOB来表示运输费用的变化。图3－1中，相应年份的CIF／FOB值在图中用该年份的数字来表示（如97代表1997年的CIF／FOB值），图中可见国际贸易中的运输费用呈下降趋势。

[8]刘晓昶、刘志彪：《论跨国公司的垂直专业化发展趋势———兼论中国企业的竞争战略》，《江海学刊》2001年第4期。

[9]卢锋：《产品内国际分工：一个分析框架》，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No．C2004005），2004年。

[10]柯映红：《贸易自由化的发展及其利弊分析》，《中山大学学报论丛》2004年第1期。

[11]USITC．Production sharing：Use of U．S．components and materials in foreign assembly operations，1995－1998［EB／OL］．USITC Publication 3256，1999．

[12]台湾地区的“加工出口区”即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所说的“出口加工区”。

[13]金芳：《双赢游戏：外国直接投资激励政策》，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

[14]企业核心竞争力是指企业开发独特产品、发展独特技术和发展独特营销手段的能力。它一般以企业的核心技术能力为基础，通过企业战略决策、生产制造、市场营销、内部组织协调管理的交互作用而获得使企业保持持续竞争优势的能力。是企业在其发展过程中建立与发展起来的一种资产与知识的互补体系。

[15]虚拟企业组织，指为了实现某种市场机会，通过现代信息技术手段，将拥有实现这一机会所需资源的若干企业集结而成的一种网络化的动态合作经济实体。在这个经济实体中，企业在组织上突破有形的界限，虽然其有设计、制造、营销、财务等完整的功能，但企业内却没有完整执行这些功能的相应组织。

[16]当产品内国际分工不发生时，Z作为同一企业中的中间品而存在。

[17]在本模型中主要考虑二级产品Z的交易成本，而一级产品X、Y的交易成本假定为零。这种假定首先是为了模型建立和分析的方便；其次，在实际经济活动中，由于二级产品在信息沟通、标准制定、交易风险上所产生的交易成本都远远高于一级产品，因此，笔者认为这一假定是适当的。

[18]此时，由于国际分工是在最终产品层面展开的，因此，劳动密集型的工序2仍然在资本密集产业占优势的A国生产。

[19]假定，B国的等成本线和A国的等成本线代表相同的成本；假定，A、B两国都生产许多其他产品，因此，其要素价格保持不变，在图3－11中表现为和分别与和平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