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随着全球范围内国际贸易和跨国投资壁垒逐渐消除，整个世界日益融合为一个规模空前的全球大市场。经济全球化加速了要素资源在各国之间的流动，来自世界范围内日趋激烈的竞争压力，也使得各国的生产者逐渐在全球范围内考虑要素资源配置，以期最大限度地降低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在这样的背景下，国际分工模式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在国际市场日益走向一体化的同时，国际分工的形式却逐渐走向非一体化，即产品制造过程中包含的不同工序和环节被分散到不同国家进行，从而形成了以工序、环节为对象的产品内国际分工（Intra－product Specialization）。产品内国际分工的出现，将国与国之间基于比较优势的分工从产品贯彻到产品内部的工序和流程，从而极大地改变了全球经济运行方式。本书致力于产品内国际分工的动因、机制与效应等基本问题的研究，并对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如何在产品内国际分工全球生产网络中实现产业升级提出相应建议。

一、选题的背景

与以往以产品为基本对象的国际分工形态相比，产品内国际分工的典型特征是某个产品生产过程所包含的不同工序和区段，被拆散后在空间上分布和展开于不同国家和地区进行，形成以工序、区段、环节为对象的国际分工体系。过去几十年间，这种国际分工的新形态，在汽车、家电、计算机、服装、玩具等诸多产业部门获得了相当普遍的发展。近年来，产品生产环节中的设计、研发等以往被认为是不可“分离”的环节，也在服务外包的潮流中加入产品内国际分工的行列。如何对产品内国际分工成因做出合理的理论解释？已经成为经济理论工作者的一项重要课题。

产品内国际分工为全球资源提供了更为灵活、多样的配置方式，也将全球各地更多的企业卷入全球分工体系中，因此，无论从分工规模还是分工深度上都超过了以往的国际分工方式。产品内国际分工是以跨国公司为主体的国际分工，这种分工形式的出现和发展也促进了国际分工主体的多元化和复杂化。产品内国际分工为发达国家提供了配置全球资源的渠道，也使发展中国家得以进入全球生产体系，从而将整个世界变为一个大“工厂”。发展中国家似乎别无选择，必须面对来自国际市场汹涌的压力和跨国公司激烈的竞争。因此积极主动地参与到产品内国际分工生产网络中，是发展中国家的必然也是唯一的选择，否则就会被全球化生产体系抛弃。正基于此，我们所要面对的一个重要的问题是，中国应该选择怎样的方式参与到产品内国际分工当中，才能有效地利用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机会和利益？

在世界产业结构大系统中，各国产业结构在参与国际分工的相互连接中形成整体性演进，各国产业结构在整体性演进中表现出不同的演化模式，反映了全球产业分工体系中的各国别分工子体系具有不同的特点和层次差别。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的不断加强和国际分工的日益深化，世界产业结构和资源正在经历着新一轮的调整和配置。中国经济只有“嵌入”到世界分工体系之中，才能够融入世界经济体系而分享经济全球化的收益。但是，中国企业如果长期处于低端环节，将会对本国产业发展带来一系列的负面影响，因此，在产品内国际分工网络中加速本国产业升级才是根本出路。产品内国际分工为我国融入全球化生产，并沿着全球化产业链条不断地由劳动密集型环节向技术密集型环节提升，进而实现跨越式产业升级提供了一条有效而便捷的途径。然而，这一跨越发展过程并非是自然产生的，如何在产品内国际分工条件下实现产业升级？已经成为当前我国必须解决的紧迫课题。

对上述这些问题的解答，必须建立在对产品内国际分工的动因、机制与效应整体把握的基础之上，这也就构成了本书研究的根本动力。

二、研究目的与意义

本书的研究目的是：在对产品内国际分工的动因、机制与效应进行深入分析的基础上，研究产品内国际分工背景下发展中国家企业的升级途径、模式和发展战略。

从当今国际化发展态势上来看，产品内国际分工研究无论从理论还是实践来讲都是很有意义的。

1．理论意义

针对产品制造过程中不同工序和环节被分散到不同国家进行，全球生产价值链切片式地分布于若干个生产环节的经济现象，早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就开始引起经济理论界的关注（Balassa，1967；Findlay，1978）。在随后的几十年中，管理学对“供应链”、“价值链”、“外包”、“代工”等问题的研究，区域经济学对于“产业集群”问题的研究，国际经济学对“国际生产系统”、“分散化生产”、“垂直分工”等问题的研究，都从各自的学科角度对这一现象进行了深入考察，也获得了不少极有价值的研究成果。

然而，从现有相关研究文献来看，对“价值链”乃至“全球价值链”的研究通常重点涉及企业的微观领域，而对“垂直专业分工”的研究往往又关注于这一现象的宏观表现与影响。本书认为，产品制造过程中不同工序和环节的跨国分散化生产，是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表现，其对全球经济运行的影响是从企业的微观层次到产业的中观层次再到国际分工的宏观层次一以贯之的，因此，过于侧重考察对象某个侧面内容的研究，不免会影响到对其综合系统的把握。本书试图将产品内国际分工运行机制的微观考察同中观的产业升级和宏观的全球生产分工结合起来，以期对产品内国际分工的系统化综合研究起到些抛砖引玉的作用。

2．政策意义

当今世界的生产体系已经进入一个以产品内国际分工为基础的全球化生产阶段，一国经济只有“嵌入”到世界分工体系之中，才能够融入世界经济体系而分享经济全球化的收益。现阶段，我国形成了具有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产品工序阶段生产的比较优势，因而，依据我国现实国情，任何不符合我国现实条件的“冒进”，只会背离我国的比较优势，错失将我国经济融入世界经济的良机，只有符合我国国情的中、低端产品内国际分工定位战略才是现阶段我国贸易和产业政策的正确抉择。

然而，从我国当前的经济发展现实上看，近年来，许多地方在融入全球生产体系过程中，出现了一些“急于求成”和“安于现状”并存的现象。前者主要表现在一些地方在“竞争外资”过程中通过低安全标准、低劳动保障、低环保标准等政策，吸引国际高污染、高能耗的低端生产环节向我国转移；后者则主要表现为，过于重视劳动密集型产业对就业和经济总量的贡献，而轻视对自主研发和推动技术进步的投入。这些情况反映出国内一些部门，对产品内国际分工这种国际分工新形态认识上的不足和片面。

从产品内国际分工的角度来分析上述问题将会得出以下结论：产品内国际分工低端环节定位，从长期看具有不可持续性，如果我国不能在研发、服务等高端环节中占据一定的位置，最终将在国际分工竞争中丧失优势。因此，我国目前定位于制造环节，只是向研发、服务等高端环节过渡的切入点；在长期中，我国应充分发挥和发掘制造环节的比较优势，逐渐确立领先地位，并以此为基础推动研发创新，实现我国国际分工地位的整体提升。

此外，目前国内也有些学者对我国产业沿全球价值链“攀升”的认识过于乐观，通常过于看重我国一些企业在“工艺升级”和“产品升级”方面的成果，而对“功能升级”和“价值链升级”上所遇到的价值链领导厂商的限制认识不足。从产品内国际分工的角度来思考我国企业在全球生产网络中所处的地位，研究适合我国企业的升级策略，将会对各级政府相关决策提供理论依据。

传统的贸易方式主要以最终产品贸易为主，经典的国际分工研究也主要以最终产品为对象。20世纪60年代，国际贸易出现了一个新的特点，即发展中国家制成品出口大幅度上升，这无疑对传统的国际贸易和分工理论提出了新挑战。一些学者（Helleiner，1973；Finger，1975）分别从“纵向一体化国际制造业的劳动密集型环节转移”和“海外组装运作”（Offshore Assembly Operation）的产品内国际分工早期形态出发，对产品内国际分工进行了开创性的研究。Vanek（1963）和Melvin（1969）较早地使用两阶段生产模型研究在一种工业制成品成为其他行业投入品的条件下，两个产业间商品流动的联动关系，这成为产品内国际分工模型的雏形。在此之后，Balassa（1965）和Corden （1966）的模型中都使用了垂直两阶段生产模型来研究中间产品的贸易模式和贸易效果。

20世纪80年代后，在国际经济领域全球外包（Global Sourcing）、海外外包（Offshore Sourcing）、转包（Sub－contracting）等产品内国际分工的不同形态陆续出现并得到飞速发展，推动了产业经济学、国际经济学等学科领域对产品内国际分工的关注和研究。Frobel、Heirichs和Kreye（1980）提出了新国际分工论（The New International Division of Labour，NIDL），该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以劳动力资源丰富为基础的低工资因素正在推动制造性活动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从而极大地改变了传统的国际分工格局。Grossman（1982）运用垂直两阶段生产模型，研究了促使在分散化生产条件下，如何有效保护本国的贸易利益。在此基础上，Dixit和Grossman（1982）建立了生产区段模型，将以往的两阶段生产模型扩展为多阶段生产（Mufti－Stage Production）的模型，从而增强了模型的说服力。利用这个模型Dixit和Grossman考察了要素结构变化和政策变化对一国比较优势的影响，得出结论：关税等政策变量的变动会对产品内国际分工产生影响。

进入20世纪90年代，对产品内国际分工的研究大量出现，许多学者分别以不同的术语来概括这一崭新的经济形态。Krugman（1994）将产品内国际分工现象描述为“分割价值链”（Slicing up the Value Chain），并分析了在全球产品内国际分工体系下，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的冲击，得出结论：产品区段全球分工生产是一个“双赢”（Win－win）的过程，发展中国家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并不会危及发达国家的经济利益。随后Krugman（1995）又重新审视了全球化产品内国际分工体系，并指出，全球贸易的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间产品贸易的迅速扩张。从以上研究结论上看，Krugman对全球范围进行的产品内分区段生产持肯定态度。此后，一些经济学家同样从产品内国际分工的视角来审视一些国际贸易问题。Bhagwati和Dehejia（1994）用“万花筒式比较优势”（Kaleidoscope Comparative Advantage，KCA）定义产品内国际分工，他们认为发达国家将产品的低技术区段放在发展中国家后，发达国家非技术工人和技术工人的工资率各自受到不同的影响。Feenstra（1996）等用了一个连续中间产品投入的生产模型来分析20世纪80年代美国非技术工人的就业率低和相对工资下降的原因，并得出结论，美国将一些产品的生产区段外包给国外企业在一定程度上引发了国内失业和工人报酬下降。其后，Feenstra （1998）等使用“生产非一体化”（Disintegration of Production）和“贸易一体化”（Integration of Trade）的概念来表述产品内国际分工盛行的现代国际贸易和全球生产的特点；并且在此框架下分析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中间产品贸易迅速扩张的现实和原因、生产全球化对非技术工人就业和工资率的影响及现实状况下世界各国贸易战略政策的调整。此外，Learner（1996）将产品内国际分工定义为“非本地化”（Delocalization），并考虑全球产品内国际分工对世界收入差距增大的效应。

20世纪90年代末，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框架下的产品内国际分工理论研究逐渐趋于成熟。Jones和Kierzkowiski（1990）把生产过程分离开来并散布到不同空间区位的分工形态称为“零散化生产”（Fragmented Production），他们的研究揭示了产品内国际分工的根本动因：服务成本随规模增大而减少，因此推动了垂直专业化的跨国分工。从产品的垂直专业化生产过程来看，一方面，由于不同生产环节在不同的国家进行，对生产活动的协调和组织将带来中间产品的运输、产品质量的控制等额外的交易成本；另一方面，各国专业化生产带来的好处能够使得各个生产环节上的生产成本之和比原来的“一站式生产”的成本大大降低。事实上，也只有生产成本的节约超过额外增加的交易成本，垂直专业化贸易分工才有可能在各国开展。随后，Deardoff（1998）在研究产品内国际分工的发生条件时，运用图形分析使我们得以非常直观地理解产品内国际分工的动因问题———垂直专业化分工在各国的开展取决于专业化技术带来的成本节约与额外资源使用成本之间的权衡（Trade－off）。

Arndt（1998）在赫克歇尔—俄林模型的框架下，利用国际贸易常规分析技术，对全球外包（Outsourcing）和转包（Sub－contracting）等产品内国际分工的效应进行了研究。他认为，当先进国家采用了垂直专业化分工的技术，将原来国内生产的环节放在其他国家进行，先进国家的工资将会上涨，产业就业和产出都会有所增加，国家的整体福利都会得到改善，对于大国而言，福利改善的效果将更加明显。接着，Deardoff（2001）给出了一系列利用传统国际贸易理论技术手法构建的模型，得出了在全球产品内国际分工体系下，各国要素非均等化的结论。随后，Kohler（2001）在一个完全竞争的两要素、两部门的开放经济贸易模型基础上，分析了产品内国际分工对国家福利和要素价格的影响，得出结论：产品内国际分工将使得原生产国的工资降低，同时收入分配效应将提高资本的收益，而对原生产国的整体福利的影响并不明了。2001年，Arndt和Kierzkowiski编著的名为《零散化———世界经济的新生产形态》的论文集系统总结了上述一些研究成果，成为产品内国际分工理论的一个重要文献和里程碑。

此外，在20世纪90年代末至21世纪初，一些经济学家还提出了一些产品内分工理论的实证分析方法。Hummel、Rapoport和Kei Mu Yi（1998）利用投入产出法度量了垂直分工（产品内国际分工）的发展程度，得出结论：90年代全球贸易的增长大部分来自垂直分工贸易（Vertical－specialization－based Trade），并指出，随着贸易壁垒的下降、交通的便利以及信息技术的发展，垂直分工贸易将成为21世纪世界贸易的主要方式。接着，Hummel、Ishii和Kei Mu Yi（2001）针对前期研究成果的不足，重新利用投入产出表，采用10 个OECD国家的数据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垂直分工的贸易出口占到这些国家总出口量的21%，1970～1990年的20年间，垂直分工贸易增长了30%，垂直分工贸易出口的增长占到了这些国家出口总量增长的30%。随后，Kei Mu Yi（2003）又通过建立模型并进行数据模拟的方法，从纵向国际分工角度解释了当代世界贸易快速增长的原因。Hanson和Slaughter（2004）利用美国跨国公司与其海外子公司层面的数据，实证检验了在跨国公司的垂直生产网络中（Vertical Production Network）影响子公司进口中间投入品用于生产加工再出口的因素，他们发现产品内贸易与贸易成本、低技术工人的工资、东道国的收入税率呈负相关的关系，说明跨国公司的垂直生产网络主要通过垂直FDI发生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以要素禀赋差异为基础的要素价格差异在其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其贸易与投资的关系是互相促进的，这与水平FDI以投资代替贸易正好相反。

进入21世纪以来，一些新贸易理论经济学家也开始研究外包现象，这也构成了产品内国际分工理论新的基石。Grossman和Helpman发表了一系列论文（2002）研究了在假设外包优于生产一体化的条件下，外包区位的选择。讨论了封闭经济条件下生产一体化和外包的相对优势，并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讨论如何在给定条件下（在一个只有一种投入品的一般均衡分析框架内），权衡FDI和外包的生产方式选择。之后，Antras和Helpman（2003）的研究遵循了以上的模型体系，这种体系我们称为G－H模型，该模型试图建立完整的跨国公司理论，把FDI贸易、外包等纳入统一的分析框架之内。在这个体系中最近研究还包括Melitz（2003），Helpman、Melitz和Yeaple （2003），Grossman和Helpinan（2003），Antras（2003），Antras和Helpman （2004），Grossman和Helpman（2004），等等。

2004年，伴随着产品内国际分工的深化，外包开始向服务业拓展，西方发达国家民众开始日渐显现出对“产业空洞化”的担忧。产品内国际分工理论的研究引发了一场“外包”对各国，特别是外包国的就业及福利影响的讨论。这场讨论尤以Samuelson（2004）同Bhagwati、Pannagariya和Srinivasan （2004）讨论最为引人注目。Samuelson（2004）建立了一个标准的2×2×1（两个国家，两种产品，一类要素）李嘉图模型，模型推理表明：从自给自足状态向基于比较优势的“外包”贸易转化过程中，两个国家将共同获得国际贸易的利益，这是传统贸易理论已经严格证明过的。然而，当一国在其出口产品生产上的生产力提高后，其向另一国出口该产品的价格将会有所降低，即另外一国从该国购买该产品将付出更小的代价，在分工不变的情况下，该国将获得利益的提升。如果某国在其进口产品（也就是另一国出口产品）生产上的生产力得到提高，并且这种提高足以平溢之前两国在此种产品上的优势差距，则另外一国在该产品生产上优势全无，随之而来的是贸易利益的丧失。由此，Samuelson得出结论，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公司将一些产品生产工序外包给中国、印度等劳动力便宜的发展中国家，将会直接引致发达国家国内就业状况的恶化，从而降低了发达国家的贸易利益；而且如果其他条件不变，这种恶化将不是短期行为，而是长期趋势。Bhagwati、Pannagariya和Srinivasan则认为，Samuelson之所以得出上述结论是因为他的模型中不准确地将外包行为在一开始的均衡状态中就设定为一种出口行为。针对这一不足，Bhagwati等人在模型的逻辑推演过程中，将外包开始的均衡状态设为“非贸易”的，而生产力进步的直接效果是将之前非贸易的服务变为可贸易的服务外包。模型分析结果表明，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外包活动确实会将一些低技能工作机会转移到海外，但是由于这种转移节约了生产成本，会使发达国家提高来自于贸易的利益；与此同时，与低技能工作机会的流失相伴随的是高技能工作机会的创造，虽然这个过程比较长，但是长期外包行为不会使发达国家整体福利受到影响。

在国内，伴随着我国经济参与产品内国际分工程度的日渐加深，一些学者从世界经济学、产业经济学、国际经济学、管理学等学科角度，在对价值链的分析（梁能，1999；汪涛，2000；张辉，2004），对国际分工深化的研究（金芳，2003；赵文丁，2003），对产业集聚的研究（文嫮、曾刚，2004），对产业模块化生产网络问题的研究（庄尚文，2002）中，都不同角度涉及并丰富了产品内国际分工的相关内容。卢锋（2004）在其《产品内分工：一个分析框架》一文中系统地讨论了产品内分工的成因、特点和利益源泉，从而引发了国内更多的研究者对该领域研究的关注。田文（2006）对产品内国际分工所带来的产品内贸易的成因、内在机理和效应都进行了认真深入的研究。金芳（2006）突破以往从贸易、投资或管理理论单一视角予以分析的传统范式，运用空间区位、所有权、交易机制三维框架，分析当代产品内国际分工的形成机理，从而极大地推进了对产品内国际分工的深入理解。

一、基本思路(www.daowen.com)

产品内国际分工是一个复杂并有着丰富内容的研究课题，其在20世纪80年代后的加速发展，已经对当今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企业运营、国际贸易、国际投资等方面产生巨大影响力。本书在消化吸收国内外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采用国际贸易理论、全球价值链理论、新制度经济学和产业结构演进理论等分析工具，力图将产品内国际分工运行机制的微观考察同中观的产业升级和宏观的全球生产分工结合起来，实现对产品内国际分工的系统把握，并以此为依据，对在当代产品内国际分工格局中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的战略进行探索。

本书以传统贸易理论、新制度经济学和计量经济学为主要分析工具，探寻产品内国际分工的内在动因；以全球价值链运行机制为主要线索，探讨产品内国际分工的内在机制；通过对全球产品内国际分工发展态势的考察和分析，找寻其对世界不同发展水平国家的不同影响；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结合我国产品内国际分工的发展状况和条件，形成提升我国产品内国际分工地位的对策思路。

二、研究方法

本书研究选题既有理论性又有现实性；既对国外的新理论进行了梳理、介绍、评论与发展，又联系实际尤其是中国的具体情况进行分析。采用的分析方法主要有：

第一，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思想方法来进行分析。产品内国际分工是一个客观事物，它产生于现实世界，符合生产力—生产关系的运动规律，其演变既有内在的动因，也有外在的影响因素，运用抽象思维分析其本质，并揭示其外在运动规律是本书的哲学基础。

第二，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的分析方法。产品内国际分工采用的垂直专业化生产方式，垂直专业化生产涉及生产组织的设计，而组织方式的选择又依据于交易费用的大小，本书将新制度经济学理论运用到对产品内国际分工组织方式的研究中。

第三，运用了以新古典经济学为基础的传统贸易理论（分工理论）分析方法。在产品内国际分工条件下，传统的比较优势理论仍然具有解释力，因此本书主要通过在传统国际分工理论中加入交易成本变量和技术因素等方法，建立了拓展李嘉图模型和拓展赫克歇尔—俄林模型，将传统贸易理论拓展到产品内国际分工的动因分析中。

第四，运用了价值链分析方法。利用全球价值链图解分析、价值链定位分析、价值链环节进入壁垒分析特别是价值链治理和价值链创新分析，来研究产品内国际分工的微观运行机制和地方产业的升级机制。

第五，运用了计量经济学为基础的实证分析方法。力图理论分析与计量分析、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相互结合、互为补充。

本书主体部分共八章（具体逻辑框架见图1－1），主要内容如下：

图1－1　研究框架

第一章，导论。内容包括研究的背景和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研究的基本思路与方法，主要内容与结构，主要创新点。

第二章，产品内国际分工概述。本章是后续各章的研究基础。首先，以科技发展为主线，对国际分工由产业间国际分工到产业内国际分工，再到产品内国际分工的发展历程进行了回顾；其次，由于国际分工理论和国际贸易理论的发展也是密不可分的，对传统国际分工（贸易）理论的回顾，有利于从理论发展的角度理清思路；再次，界定了产品内国际分工理论的内涵、生产模式和贸易模式等一些基本概念，也对与之相关的概念进行了辨析；最后，对产品内国际分工的现实形态和主要测度方法进行了分析和总结。

第三章，产品内国际分工动因分析。产品内国际分工是国际分工超越产业间分工与产业内分工而进一步深化发展的表现，其原始动力来源于第三次科技革命所带来的生产力的巨大发展。本章首先主要从技术发展、贸易自由化、投资自由化等角度，分析产品内国际分工的现实基础。其次，产品内国际分工的内在动因，是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产品内国际分工的成因，主要通过在传统国际分工理论中加入交易成本变量和技术因素的方法，将传统分工理论拓展到产品内国际分工的动因分析上。从新制度经济学理论出发，研究产品内国际分工生产网络，分析“市场—企业—混合网络”的选择以及产品内国际分工生产网络在运行过程中所出现的问题，从而揭示了产品内国际分工的制度动因。最后，构建了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计量经济模型，对本章的相关理论分析进行了实证检验。

第四章，产品内国际分工的运行机制。全球价值链的形成和发展为产品内国际分工的展开提供了运行基础，而由全球价值链运行所带来的价值链纵向控制、治理、驱动等机制为产品内国际分工的协调运行提供了保障。本章首先分析了全球价值链理论的起源与内涵，对全球价值链的空间垂直分离与一体化现象进行了分析。其次，系统阐述了全球价值链的“二元动力机制”、“三元动力机制”以及全球价值链动力机制的动态演进。再次，全球价值链的治理理论，其中包括全球价值链的治理者、价值链分工地位的非稳定性和全球价值链的治理模式。最后，论述了全球价值链创新的内涵、类型和发展规律，以此为基础，进一步分析了全球价值链治理模式与发展中国家产业升级之间的关系，为产品内国际分工条件下的发展中国家产业升级提供了理论分析框架。

第五章，产品内国际分工效应分析。产品内国际分工为发达国家提供了配置全球资源的渠道，也使发展中国家得以进入全球生产体系，这些国家在分享新的发展机遇的同时，由产品内国际分工对全球就业、收益分配、技术转移、产业转移所产生的巨大影响，也对全球各国经济发展提出了严峻的挑战。本章首先分析产品内国际分工的就业效应，主要内容包括就业效应的内在机理、国际分工就业转移的现实途径，以及国际产业转移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就业的影响。其次分析产品内国际分工的收益分配效应。建立了产品内国际分工中的收益分配模型，考察各分工环节的市场结构对其所获收益的影响，并针对笔记本电脑产业进行了案例分析。再次分析产品内国际分工的技术进步效应。主要分析了全球生产网络内部的知识扩散和产品内国际分工的技术溢出效应。最后分析产品内国际分工的国际产业转移效应。产业国际转移与国际分工之间存在密切联系，在产品内国际分工条件下，国际产业转移发生深刻变化，国际产业逐步深入至生产工序层面从而演化成为一种国际产业转移新模式，即“产业片段”转移模式。

第六章，产品内国际分工条件下的中国产业升级。本章首先深入剖析我国参与产品内国际分工的现实形态和发展现状。其次，利用中国数据建立计量模型，分别对产品内国际分工的产业结构效应、就业效应和技术升级效应进行实证分析。再次，进一步分析产品内国际分工条件下的中国产业发展现状，以及对中国产业发展的影响。最后，在上述研究基础上，对中国如何在产品内国际分工网络中，加速产业升级提出了政策建议。

第七章，产品内国际分工条件下的中国新型工业化。不同时期的工业化模式因国际环境、资源禀赋、市场规模等条件的不同而存在差异，近年来，产品内国际分工的发展使中国实现工业化面临的时代背景发生了深刻变化，本章试图在深入剖析产品内国际分工基础上探索中国新型工业化道路。首先，中国新型工业化战略简析。从产品内国际分工视角，阐释中国新型工业化的崭新背景。其次，产品内国际分工对我国新型工业化的作用。在梳理国内外现有研究成果基础上，分析产品内国际分工对我国新型工业化的作用机制。再次，产品内国际分工条件下的中国新型工业化机理。剖析“嵌入”全球生产网络的中国企业，通过承接技术和产业转移，获得价值链升级，进而推动中国产业集群和产业跨越式发展的新型工业化的作用机理。最后，产品内国际分工条件下的中国新型工业化策略。探索适合我国资源禀赋特征、符合当前全球生产组织特点的新型工业化路径，进而提出我国实现新型工业化的政策思路。

第八章，结论与后续研究展望。在前面各章分析基础上总结出本书的主要结论，并为后续研究指出方向。

一、研究视角方面

本书试图通过将产品内国际分工运行机制的微观考察同中观的产业升级和宏观的全球生产分工结合起来，建立较为全面的、内外因素相结合的研究框架。突破了以往研究中，对“价值链”、“全球价值链”的研究通常重点涉及企业的微观领域，对“垂直专业分工”的研究又往往只关注其表现与影响的传统研究思路。

二、理论方面

产品内国际分工的内在动因，是从经济学角度分析产品内国际分工的成因，本书认为：产品内国际分工是传统分工模式在交易成本降低条件下的自然演进形态，传统的贸易理论增加交易成本因素后，仍然可以用来解释产品内国际分工。因此，本书主要通过在传统国际分工理论中加入交易成本变量和技术因素的方法，建立了拓展李嘉图模型和拓展赫克歇尔—俄林模型，将传统分工理论拓展到产品内国际分工的动因分析上，从而提高了传统国际分工理论的适用性和解释力。

三、实证方面

以往关于产品内国际分工动因和效应的研究，大多是理论分析，本书构建了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和1980～2005年时间序列数据的计量经济模型，对本书的相关研究结论进行了实证检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