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想社会主义”又音译为“乌托邦社会主义”,意指缺乏科学论证和带有空想性质的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其中“乌托邦”是拉丁文Utopia的音译,源出希腊文ou(无)和topos(处所),意即“乌有之乡”。1516年,英国思想家托马斯・莫尔创作的一部最早的空想社会主义文学作品,就是以“乌托邦”命名的,描绘了一个实际上不存在的海外孤岛上人们所向往的理想社会。1839年,法国经济学家日洛姆・布朗基在他的《欧洲政治经济学史》中,首次将“乌托邦”一词同“社会主义”联系起来,用来泛指空想社会主义学派。

空想社会主义产生于16世纪,终结于19世纪30-40年代,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和成长时期剥削者与被剥削者间对立的反映,是在理论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现代无产阶级先驱者的思想体系。它分三个阶段:

16-17世纪的资本原始积累和家庭手工业阶段,是空想社会主义的早期阶段。其主要代表及著作为:英国托马斯・莫尔及所著《乌托邦》(1516),意大利康帕内拉及所著《太阳城》(1602)和德国农民起义领袖闵采尔及所著《论据充分的辩护词》。托马斯・莫尔、康帕内拉作为空想社会主义的创始人,其著作以文学游记的形式揭露了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罪恶,批判了诞生不久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种种弊端,虚幻地描绘了一个没有私有制,没有剥削和压迫,人人劳动,按“需”分配的理想社会。闵采尔则直接从革命运动中提出了自己的社会主义理论,主张通过暴力革命建立一个没有私有财产、没有阶级差别、人人平等的“千年王国”。这一时期的空想社会主义对未来的理想社会制度只作了一种文学描述;它提出了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基本原则,如公有制、人人劳动、按需分配等,但还是一个粗糙而简单的轮廓。

18世纪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的发展使空想社会主义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这一时期为空想社会主义的中期阶段,其主要代表及著作为:法国梅叶及所著《遗书》(1730年流传,1864年完整出版),摩莱里及所著《自然法典》(1755)和马布里及所著《论法制或法律的原则》(1776)。这一时期的空想社会主义突破了传统的文学游记形式,利用资产阶级理性主义和人性论,从理论上探讨社会主义的一些重大原则,并用“法典”的形式作出明确的规定,论证了社会主义的合理性。他们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探索,对私有制,特别是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批判,对私有制引起的经济上的不平等,进而导致政治上的不平等的论述,对过去所有的国家制度都是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并为富人服务的分析等等,已经接近了历史的实际;他们大多有了初步的阶级观点,不仅提出消灭阶级特权,而且主张消灭阶级差别。这期间法国平等派运动领袖巴贝夫的空想社会主义,直接从法国大革命的实践中产生,主张通过暴力革命推翻法国资产阶级政权,把革命实践同实现未来理想的社会制度结合起来,具有它独特的特点。但绝对平均主义的、苦修苦炼的、禁欲主义的共产主义是这一阶段空想社会主义的突出特点。

19世纪初,资本主义进入了一个广泛发展的新时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实现了由工场手工业向机器大工厂的过渡,工业无产阶级逐步形成起来,并展开了反对资产阶级的自发斗争。这种社会政治条件使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发展到了最重要的阶段。这一阶段的主要代表及著作为:法国圣西门及所著《论文学、哲学和实业》、《新基督教》(1825),傅立叶及所著《经济的和协作的新世界》(1829)、《论商业》(1845),英国欧文及所著《新社会观》(1812)、《致拉纳克郡报告》(1820)。这一时期的空想社会主义者猛烈抨击了资本主义制度的种种罪恶,第一次把社会主义作为新的生产关系提出来,设计了各自的理想社会的方案,以及实现的道路和方法,制定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生产和分配原则,并把批判的矛头直接指向资本主义制度。在理论上,他们提出了经济状况是政治制度的基础,私有制产生阶级和阶级剥削等观点,并用这种观点去分析历史和现状,从而预测到资本主义制度的剥削本质。在设计未来社会蓝图时,他们以大工厂为原型,完全抛弃了平均主义和苦修苦炼的禁欲主义,使社会主义成为一种具有高度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社会。19世纪30年代,还出现了法国的卡贝尔、路易・布朗基和德国的魏特林等为代表的空想共产主义。它们是工人阶级独立登上历史舞台的早期工人运动的直接产物,较重视革命的实践活动,主张用暴力革命推翻资本主义,建立共产主义。这一时期的空想社会主义被马克思、恩格斯称为“批判的空想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为他们创立科学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资料,成为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理论来源之一。

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科学评价了空想社会主义的进步意义,认为空想社会主义,尤其是19世纪的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深刻揭露了资本主义制度的许多弊病,他们注意到了资产阶级的剥削性,资本主义制度的不平等性,“抨击了现存社会的全部基础”。在无产阶级尚未负担起独立进行革命斗争的历史使命前,空想社会主义在理论上代表无产阶级,并不同程度地或参加无产阶级实践,或尝试进行社会改革,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团结无产阶级的作用,也“提供了启发工人觉悟的极为宝贵的材料”。

因此,空想社会主义从批判资本主义制度,抨击社会现实出发,从而提供了启发工人觉悟的极为宝贵材料,具体表现在:

第一,在经济方面,空想社会主义者探讨了资本主义以前的社会经济制度。他们大多认为,人类历史的起点是公有制而不是私有制,摩莱里等人就试图论证原始社会中人们共同劳动,共同享有劳动成果的必然性。同时,空想社会主义更谴责了资本主义的残酷剥削,揭露了这种新的私有制度所造成的贫富对立和无产者受奴役、受剥削的悲惨状况。莫尔揭露了资本原始积累,痛斥了剥夺农民土地的圈地运动,指出这是“羊吃人”的人间悲剧。18世纪时期,空想社会主义把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描述为“让少数人把锁链套在多数人的脖子上”的制度,是一种新型的奴隶制度。他们认为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是“富人的天堂、穷人的地狱”,是一个“充满着愚蠢和矛盾”的世界———竞争导致不择手段地、无目的和无计划地制造商品;而这种无政府的状态必然导致生产的过剩从而引起经济危机,使人类资源和财富受到灾难性的浪费……圣西门把无政府状态称作“一切灾难中最严重的灾难”,认为经济自由必然导致这一状态。傅立叶却从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中看到了“一切灾难的主要原因是生产的分散性或不协调的劳动”,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引起了竞争,竞争中产生“工业封建主义”即垄断。他从无政府状态中推论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危机是不可避免的,他把最初一次危机(1825年)就称为“多血症的危机”,即由过剩而引起的危机。傅立叶还把雇佣劳动制度称为“恢复奴隶制度”,把资本主义工厂称为“温和的监狱”。另外,他还特别出色地鞭笞了资本主义的商业。他十分熟悉资本主义商业的内幕,历数其重重罪恶。他指出资本主义商业是撒谎和欺骗的场所,是全体人民的陷阱;商人是一帮抢劫犯、强盗和海寇,“经纪人就是兜售他人谎言并添上自己谎言的人”。他讽刺当时法国盛极一时的商业骗术和小商人习气,达到了令人发噱的程度。欧文则抨击了资本主义私有制,认为私有制是社会上存在经济不平等、劳动群众受苦和犯罪的原因,是一切阶级之间纷争的根源。他揭露了资本主义制度下的阶级剥削关系,工人创造了巨量的社会财富,却被工厂主、商人、银行家、经纪人、收租者、食利者以及达官显贵所瓜分,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大多数人都沦为“工资制度的奴隶”。

第二,在政治方面,空想社会主义揭露和批判了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对人民的奴役实质,以及社会政治中各种不平等、不正义和不合理现象背后的实质。他们产生了阶级的观点,提出要消灭阶级特权,消灭阶级差别。例如,卡贝尔就揭露了资产阶级鼓吹的民主、自由、平等的虚伪性和欺骗性,指出,贵族和富人为了束缚人民便需要欺骗人民,他们在宪法里标榜什么主权属于人民,什么代议制政府,什么自由,什么人人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企图用这些空话来蒙蔽无知的人们,阻止人们起来反抗。其实,所谓主权属于人民,不过是为了掩盖一切权力属于“贵族”这一事实。所谓代议制政府,不过是“贵族”的代言人,其中没有人民自己的真正代表。所谓自由,“不过是一种事实上的奴隶状态”。所谓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过是为了使人民服从“体现贵族阶层的意志”的法律,不过是用来掩盖普遍存在的不平等。卡贝尔还指出,旧政治制度下的军队是为维护贵族利益而建立的,虽然它的士兵是从人民中召集的,但是这种军队不可避免地是贵族压迫士兵的父老兄弟的工具和压迫士兵本身的工具。所有警察、法庭、监狱,也统统都是压迫人民的工具。民团完全是为了镇压人民而组织起来的。但是,压迫只会引起反抗。“所有这些法律、警察、法庭,连同它们的那些判决、刑罚和种种镇压措施与恐怖手段,都远不能带来纪律与顺从,而只能增加不满与仇恨,激起人民更大的愤怒,迫使他们举行暴动和起义”。圣西门则认为,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是让没有才能的人管理有才能的人,道德败坏的人统治善良的人,统治者过着奢侈腐化和道德败坏的寄生生活。大财主资产的积累以牺牲穷人的利益为前提。富人把幸福建筑在穷人的痛苦之上。社会上这种不公平的现象,被看作是天经地义的,甚至被作为一条基本法则来采用。在这个社会里,国家惩罪机关为少数大盗所把持,他们从全体公民身上窃取大量财富,可是却逍遥法外。所谓大人先生们,实际上是些无知、迷信、懒惰而又阴险狡诈和极其低能之徒。这种政治制度的社会“是个是非颠倒的世界”。圣西门较早地看到了法国大革命不仅是贵族和市民等级之间的阶级斗争,而且是贵族、市民等级和无财产者之间的阶级斗争。他还特别尖锐抨击了当时的法国政府丝毫不关心改善人民的悲惨境遇。他主张对人的政治统治应当变成对物的管理和对生产过程的领导,即表达了废除国家的思想。他渴望建立一个人人都有劳动权利和义务,不受压迫和剥削,有计划地组织起来的新社会。傅立叶则指出,资产阶级的国家本质上是特殊阶层和富人的仆从,其任务是保护富人平安地享受生活,它绝对不管大多数贫穷人民的利益。“自由、平等、博爱”只是富人的实惠和虚伪的口号。他愤怒地谴责这种制度是“恢复了的奴隶制度。”

第三,在意识形态方面,空想社会主义从伦理、道德、教育等角度批判了资本主义私有制度,指出了资本主义社会是“利己主义”的基本根源。卡贝尔认为不平等的社会制度,对整个社会的舆论、风俗、习惯、文化教育都起着极其有害的影响。在不平等的社会制度下,人们享受教育的权利也是不平等的。他说:“贵族所以要垄断公共教育,目的就是为了麻痹人民,使人民永远处于无知状态”。统治阶级把教育作为阶级统治的工具,灌输统治阶级的思想意识。同时,卡贝还指责贵族统治阶级把宗教引入学校,以此作为愚弄人民的工具,宣传一些所谓上天新降的神谕和其它种种奇谈怪论。在私有制度下,不仅学校教育成为统治阶级的工具,而且家庭教育也同样浸透了统治阶级的精神。因此卡贝尔最后得出了一个正确的结论:在私有制度下,无论是学校教育还是家庭教育,都是人类社会的一种灾难。究其原因,都是那个不平等的社会制度必然导致的后果。他大声疾呼:“要诅咒这种万恶的教育制度及其万恶的根源和后果。而傅立叶指出,道德只不过是一种伪善。宗教和道德说教一唱一合,同为统治阶级服务。他说,科学正在堕落,文学只是一个卖淫妇,而婚姻好像是专为犯罪而发明的。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一个个被捏造为自私自利的“动物”。人们热衷于自己的幸福建立在他人的痛苦之上:医生希望自己的同胞患寒热病;律师希望每个家庭都发生纠纷;建筑师希望发生大火将城市的四分之一化为灰烬;安装玻璃的则希望一场冰雹打碎所有的玻璃;裁缝和鞋匠希望人们用容易褐色的料子做衣服和用坏皮子做鞋子,以便经常更换……。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毫无羞耻的名利场。

另一方面,在深刻揭露了资本主义制度的许多弊病,讽刺和鞭挞了诸多资本主义社会现象的基础之上,空想社会主义还提出了许多“关于未来社会的积极主张,例如消灭城乡对立,消灭家庭,消灭私人营利,消灭雇佣劳动,提倡社会和谐,把国家变成纯粹的生产管理机构”等,这也是具有一定进步意义的,也提供了启发工人觉悟的宝贵材料。具体表现在:

例如,圣西门非常重视组织社会生产,主张要以有计划的生产来代替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他继承了空想社会主义前辈关于劳动的思想,主张一切人都要劳动,都要把自己看成属于某一工场的工作者。在“实业制度”中,文化、教育方面的领导权交给最有才能的艺术家和学者,国务工作即财政管理大权交给大实业家。这些公职都由选举产生。傅立叶对劳动问题更有进一步的发挥,认为未来社会的劳动应是自由的和多样化的,劳动将从痛苦和谋生手段变成一种享乐,资本主义的竞争将为劳动者间的协作和竞赛所代替;他还提出了妇女权利的扩大是一切社会进步的基本原则。傅立叶和欧文都提出了消灭旧的分工制度和城乡对立的方案,提出了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主张。在欧文的合作公社的设想中,还包含着消灭工农差别、城乡差别、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差别的思想萌芽等等。(www.daowen.com)

但是,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家,由于他们的世界观是机械唯物论,他们的社会历史观总的来说是唯心主义的,他们的社会主义是从道德情感出发的社会主义,因而他们的学说既没有阐明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也无法找到实现社会主义的社会力量和现实道路。所以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是粗浅的、不成熟的、带有虚幻和空想的性质,因而不是科学的思想体系。

首先,18世纪的法国启蒙学者,是新兴的资产阶级的革命思想家,他们以理性作为衡量一切的尺度,对封建制度进行了无情的批判,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开辟了道路,为资产阶级反对封建制度的革命作了舆论准备。但是,启蒙学者的历史观是唯心主义的,他们不是把生产方式,而是把理性看作人类活动和社会结合的基础,他们所谓的理性王国也不过是资产阶级的理想化的共和国。而19世纪初期的空想社会主义学说,正是把18世纪法国启蒙学者的理性论作为自己的理论出发点。空想社会主义从理性出发批判资本主义,认为资本主义制度的不合理是因为它不符合人的理性,他们对社会主义的肯定不是因为它是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必然产物,而仅仅是因为社会主义是不依赖时间、空间和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绝对真理的体现,是人类理性的体现。这使得空想社会主义从根本上脱离了社会物质生活条件。无视社会的物质生产方式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基础地位,终究无法正确揭示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矛盾,更无法依据此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这就决定了他们的思想学说不可能发展成为一种科学的理论体系。

其次,正是由于空想社会主义学说在理论基础上把人类的“理性”作为了是社会发展的基础,因此他们才无法正确认识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他们提出的社会主义才不是对资本主义社会中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斗争考察的结果,不是社会发展的必然阶段,而是天才的头脑发现。他们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揭露和批判,不是基于对这个社会的基础和内在矛盾的科学分析,而是诉诸理性和永恒正义。在方法论上,他们以道德谴责代替科学的批判,以脱离实际的道德设计代替科学的预见,以致看不到私有财产、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进步性和历史合理性,看不到对私有制、资本主义克服的社会基础正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之中,看不到未来社会是对资本主义的积极扬弃。只进行人文主义的道德批判说到底是无力的,它既不能真正揭示出资本主义社会的深刻根源和运行机制,也不可能切实地找到超越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道路。

第三,正因如此,在超越资本主义社会实现社会主义理想的依靠力量上,空想社会主义虽然看到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对立,把无产阶级看作一个可怜的受苦最深的应当加以解放的阶级,同情无产阶级的疾苦,但是却不懂得无产阶级的历史地位和历史作用,不相信无产阶级能够自己解放自己,而是幻想统治者把解放和幸福恩赐给无产阶级,企图依靠统治阶级平分统治阶级的财产和权力。这种不了解无产阶级的历史地位和他们所承担的历史使命的缺陷,就使得空想社会主义始终无法找到埋葬旧社会,实现社会主义理想的真正可靠的社会力量。而另一方面,在实现社会主义理想的方式上,空想社会主义虽然要求改变旧的社会制度,提出理想社会的构想,但是又否定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革命,认为它只会给人类造成破坏并带来灾难,而企图通过说服教育、示范等方法来建立新的社会制度,这使他们的理论丧失了阶级基础,也使他们的学说越来越脱离实际斗争。因此,他们最终也无法找到埋葬旧社会、建设新社会的正确途径。

其实,归根到底,空想社会主义“不成熟的理论,是同不成熟的资本主义生产状况、不成熟的阶级状况相适应的”。恩格斯说得好,“空想社会主义者之所以是空想社会主义者,正是因为在资本主义生产还很不发达的时代他们只能是这样。他们不得不从头脑中构思出新社会的轮廓,因为这些轮廓在旧社会本身中还没有普遍地明显地表现出来;他们之所以限于为自己的新建筑的基本特征的理性求助,正是因为他们还不能求助于同时代的历史。”

综上所述,空想社会主义提供了启发工人觉悟的宝贵材料,但却不是科学的思想体系。

参考文献:

[1]吴易风,《空想社会主义》[M],北京:北京出版社,1980年版

[2]吴易风,《空想社会主义经济学说简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5年版

[3]李凤鸣,《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4]白东明主编,《空想社会主义者代表著作评介》[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