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以后,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资本主义经济的高速繁荣,西方发达国家纷纷实施了广泛的社会福利政策,建立“福利国家”,形成了一套“从摇篮到坟墓”的完整的社会福利与保障制度,有人称其为“生产中的资本主义,分配中的社会主义”模式。这一制度对改善人民生活,缓和社会矛盾,保持战后资本主义社会的长期稳定,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了解这一制度的基本内容,分析这一制度产生的背景和原因,进而深入把握其本质,这对于我们正确认识和评价当代资本主义,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一)“福利国家”的由来和“福利国家”政策的内容

“福利国家”是一种通过实施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措施,国家为其公民提供综合和普遍的社会保护的社会模式。它的产生最早可以追溯到19世纪。19世纪80年代,德国首相俾斯麦将全面的社会保险计划引入社会改革,开始了“福利国家”的构架和建设。此后,西方其他国家开始效仿德国。二战前,在一些资本主义国家,有了零星的社会福利制度。但这些社会福利措施总的来看,具有一种“济贫”性质,而且项目较少,范围较窄,费用有限。二战结束前夕,在有工党参加的战时内阁授意下,英国全国失业保险委员会主席、经济学家威廉・享利・贝弗里奇提出了一份“社会保险及有关福利问题报告书”。该报告第一次正式提出了社会福利的“广泛性”原则,认为社会福利应为全社会人人享有,而不应只是“济贫”性质的。1942年英国议会通过了“家庭津贴法”。

战后,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在战后废墟上建立了现代意义的“福利国家”。1945年工党执政后,以“贝弗里奇报告”为基础,陆续制订并通过了“国民保险法”、“国民工伤保险法”、“国民保健法”、“国民救济法”。这些法案使英国基本上建成了一套全面的社会保障制度。1948年英国工党政府首相艾德礼首先宣布英国建成了“福利国家”。此后,特别是60年代,欧洲许多国家,如英国、法国、西德、意大利、荷兰、比利时、瑞士、瑞典、挪威、芬兰、丹麦、冰岛等国,都相继宣称本国是“福利国家”。随后,“福利国家”论便传播于资本主义世界。从欧洲到北美,从亚洲到大洋洲,几乎所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都宣布自己建成了“福利国家”。

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福利一般有社会保险和社会福利补助。社会保险,主要包括老年退休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事故保险等内容。这些保险一般以在职职工在工作期间每年按期交纳的部分收入、政府承担的部分财政支出与雇主承担的相应部分共同组成。当职工年老退休、失业或患病而丧失工作能力时,可领取部分津贴,以资补偿。社会福利补助主要由政府财政拨款,给低收入或无收入者以一定的经济补助,以保障他们必需的物质生活条件和一定的社会服务享受。例如,医疗保健服务、国民免费教育、交通补助、住房补助、儿童营养补助、单亲家庭补助与多子女补助等。需要提出的是西方各国的社会保险与社会福利补助的项目与分类不尽相同,某些国家的社会保险内容,可能在另外一些国家成了社会福利补助。例如,失业补助政策在美国属社会保险内容,在澳大利亚却属社会福利补助内容。这一社会福利制度,使公民的生老病死、伤残孤寡、交通、教育、住房、休假等无一不在其内。

发达国家社会福利经费的主要来源是国家税收和各种地方税收,由政府和社会保险机构向雇主、被雇佣者和个体劳动者征收的社会保险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福利开支已经占各国财政收入的1/2到2/3,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5以上。例如,美国1978年社会福利开支占其财政总支出的50%以上,1982年社会福利开支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5;1978年,德、英、法、意、荷、比利时六国政府的社会福利开支占政府总开支的64%左右;1992年瑞典社会福利开支占政府总支出的50%以上,其税收收入占国民生产总值的60%之多。

总之,经过100多年的发展,当代资本主义已建成了一套相当完美的社会福利制度。从内容上看,这些国家的社会福利由零星向“多而全”的方向发展;从享受对象的范围上看,从单个的社会救济发展成为具有一定社会规模的公民应享的权利;此外,社会福利在制度化方面也日益规范和完善,已形成了社会立法。

(二)战后西方发达国家普遍实施“福利国家”政策的原因

“福利国家”政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成为西方发达国家普遍推行的一项政策,其产生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但主要是以下几方面:

首先,战后西方国家社会生产力的高度发展,造就了资本主义经济的高度繁荣。二次大战后,以新科技革命为动力,西方资本主义经历了一段较长时间的高速发展时期,出现了自50年代至70年代长达20年左右的黄金阶段。这一阶段,社会生产力的极大发展带来了资本主义经济空前的繁荣。一方面,资产阶级要长久保持经济繁荣的发展势头,就必须改善劳动者的生活状况以激发其劳动积极性,提高劳动者的科学文化素质以适应生产劳动的新需要;另一方面,经济繁荣也使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积累了丰富的物质财富。这就使得发达国家实施高福利政策不仅必要,而且可能。因此,战后生产力的高度发展是西方发达国家实施“福利国家”政策的首要原因。

其次,劳动大众为争取各种社会权利而进行了长期不懈斗争。资本主义条件下资产阶级对劳动者的残酷剥削,使资本家积聚的财富极速膨胀,而劳动群众却极度贫穷,社会的两极分化严重。贫富悬殊的不断加剧,使社会矛盾日趋激化,劳动群众的反抗强烈。西方国家劳动大众为争取自身权利、改善物质待遇的斗争在19世纪就已风起云涌,20世纪前半期亦是如火如荼,二次大战后仍声势浩大,持续不断,从而影响到资产阶级的统治。劳动大众长期不懈的斗争,使得西方发达国家的统治阶级必须做出让步,在一定程度满足劳动大众的正当要求,以缓和社会矛盾,稳定社会秩序。因此,“福利国家”政策的实施不是资本家的恩赐,而是劳动大致长期不懈斗争的结果。

再次,来自社会主义国家的挑战。二十世纪发生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使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资本主义的薄弱环节建立。二次大战后,世界社会主义革命更是如火如荼,在亚、欧、非、拉成立了一大批社会主义国家。新建立的社会主义国家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开展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使本国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其中,人民群众不断增加的社会权利、日益改善的生活状况等使得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日益显现。这对资本主义国家形成了直接挑战。为应对社会主义的挑战,增强资本主义的吸引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开始实施或进一步完善社会福利制度,以避免自身被社会主义国家超越而走向灭亡。

最后,改良主义等思潮的盛行。战后社会改良主义、社会民主主义、“第三条道路”等思潮在西欧、北欧等国家盛行,不少国家工人党、社会民主党等左翼政党上台执政,将福利国家政策作为其施政纲领之一。“福利经济学”、“福利国家”学说及凯恩斯主义等经济理论在战后西方经济思想中占主导地位,执政者将其转化为国家经济政策,就形成了高福利制度。

(三)近年来西方“福利国家”政策的困境与改革

战后西方发达国家普遍推行的福利国家政策,在经济持续发展阶段尚无更多麻烦,但是70年代爆发“石油危机”,进而引发西方世界普遍的经济“滞胀”,西方各国经济陷入衰退危机之中,这时居高不下的社会福利开支给各国政府的财政开支造成了严重的负担,各国政府被迫举债或者寅吃卯粮,福利国家政策陷入困境。例如,瑞典政府1965年财政赤字为2000万克郎,1983年隐升到820亿克郎,相当当年GNP的50%。国家为此而举债3770亿克郎,平均每个国民负债8600克郎。同期,联邦德国财政赤字由21亿马克上升为287.6亿马克,英国财政赤字由6.1亿英镑上升为111.56亿英镑(1980年)。

为了减少政府财政赤字,西方国家政府开始推行各种改革举措。有些国家增加税收,例如,瑞典个人纳税范围扩大,税收名目比社会福利名目多,1981～1982年度,一般收入的个人所得税,几乎占了个人全部收入的60%左右,高收入者则达80%左右。有些国家则开始削减社会福利开支,将国有制经济私有化等。例如,英国的撒切尔夫人上台执政,不但削减社会福利开支,还将许多国有企业私有化,造成失业人口大量增加。80年代初,瑞典、英国等西方国家呈现的某种危机状态,被人们称作“瑞典病”与“英国病”。(www.daowen.com)

为了给政府削减财政开支,改革福利国家政策提供理论依据,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思潮应运而生,凯恩斯主义的经济理论遭受批判。里根政府推崇弗里德曼鼓吹的货币主义与供应学派的自由主义理论,大力减少政府对国民经济的干预,削减政府对福利政策的开支,以改革美国的福利国家政策。

从70年代后期开始,西方发达国家的“福利国家”政策普遍陷入困境。陷入困境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第一,70年代后,由于经济滞胀和两次石油涨价,政府税收减少,财政萎缩,而政府为摆脱经济危机所需要的财政开支急剧增加。为了维持福利制度这种钢性制度和争取选民,许多国家政府还是在愈益加重的困难中勉强撑着。第二,在新科技革命和资本全球化的压力和挑战下,资本家越来越仅从单纯成本的角度来算帐,自然希望削减社会福利。第三,随着80年代中期保守主义的回潮,“砍杀”社会福利制度成为各国当政者的重要措施。另外,福利国家的危机也与外来移民的增加、社会进入人口老龄化有关。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福利国家”政策陷入困境,但没有一个国家企图完全废除它,而是纷纷采取措施进行改革,但是。因为福利国家政策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在分配领域内的具体表现,它必然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共存。只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在全面干预国民经济之时,对福利开支的范围与大小作些适当调整,以便减轻政府财政负担,更好地宏观调控国民经济。此外,西方各国在战后的民主法制建设中,早已将社会福利制度作为公民应享有的法定权利写入宪法,要废除社会福利政策,就必须改变现存法制,这样就势必会影响到执政党的统治基础,各国主要政党的竞选纲领与施政纲领都曾将这一政策作为获得多数选民支持的内容。

目前西方国家的社会福利领域领域,英国和美国走在改革的前列,虽然取得了一些进展,但难度大、步子小,并没有也不可能“伤筋动骨”,仅限于使之更合理、更现实,许多改革都是谨小慎微,“雷声大,雨点小”,因为稍微不慎便有可能引发严重的后果,1995年的法国工人大罢工就是一例。西方福利国家制度改革的主要措施是:把国家与社会福利有关的一部分资产,如住房、医院、学校等出售给私人;将某些社会福利计划的出资和管理的责任卸给私人组织;在国家继续负担费用的同时,将一些社会服务的生产和供应交给某些谋利的私人组织负责;削减国家提供的福利,迫使居民转向私人福利;取消对社会福利的规章管制,减少国家的垄断,促进国家和私人组织之间的竞争。

(四)正确认识当代资本主义“福利国家”政策的本质

战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推行的社会福利政策,是随着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发展,在工人阶级的不懈斗争下,资本主义被迫学习社会主义的某些做法,改变剥削方式的结果。一方面,“福利国家”政策的实施,对减少社会不公、抑制两极分化从而缓和冲突与矛盾具有明显的“消解阀”作用;它增加了消费,扩大了市场,增加了就业,对经济周期进行一定的调节,等等,对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可见,当代资本主义的“福利国家”政策避免了严重的社会危机,巩固了资产阶级的统治地位,维护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稳定。另一方面,应当承认,发达国家推行社会福利政策客观上对工人阶级的生活改善也确实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它为资本主义社会中广大的低收入阶层带来了较大的实惠,改变了大多数社会成员的极端贫困状况,社会平均的生活质量有了很大的提高,不平等的状况有所改变,等等。简言之,福利制度的实施,使当代资本主义的吸引力大为增加。有鉴于此,西方资产阶级学者把资本主义说成“人间天堂”,民主社会主义者甚至把它称为“真正的社会主义社会”。可见,福利制度为资本主义剥削制度蒙上了一层美丽的面纱。它模糊了发达国家无产阶级的视线,淡化了无产阶级的革命意识。客观的说,战后“福利国家”内无产阶级变革现存资本主义制度的革命要求并不强烈,在很大程度缘于这一制度。

然而,“福利国家”政策本质上是资本主义在自身框架内的一种改良措施,它归根到底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它没有也不可能改变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和劳动的对立,更不可能改变当代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

其一,当代资本主义的社会福利制度在本质上是为稳定资本主义制度服务的。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保护生产者不过是保护资本主义生产的手段。因为,西方福利制度在本质上是为稳定资本主义制度服务的,其基本功能,不过是防止社会低收入者因社会分配不公而产生对资产阶级长远利益的破坏。西方社会保障制度的创始者、德国首相俾斯麦曾经说过,一种由国家资助的保障制度“可以使广大无产者群众产生保守主义思想”,而“一位有身份的领取官方养老金的工人再也不适合去做假革命家”。这段话,再清楚不过地道出了西方福利制度的本质。实际上,福利制度在西方国家最为盛行的时候,也就是资本家利润大幅度增长的时候。1979年,美国20%最富的人的收入比20%最穷的人高3.5倍,而90年代末已扩大到9倍。这说明,工人所创造的价值,更多地落入了资本家的手中。可见,福利国家已经成为掩盖资本主义剥削实质的外衣,成为维护资产阶级统治的最好手段。

其二,福利政策不但没有改变资本与雇佣劳动的关系,反而强化了这种关系。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福利有三个资金来源:一是劳动者(投保人)上交的保险捐,二是雇主为雇佣人员交的捐,三是政府拨的财政补贴。工人的保险捐,是直接从工资中扣除的。一个工人一生要交多少保险捐,才能领到保险费呢?法国工人要上交37年半,年满60岁退休之时才能领到相当于原来工资25%的保险费(年金)。上交不足37年半,保险年金就要打折扣。

英国工人须交156次捐,年老退休时才能领到基本年金。欧美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劳动者每年所交的社会保险捐和个人所得税,平均高达家庭收入的1/3。业主按工资比例为工人交捐,是资本家对必要劳动的直接扣除。政府财政补贴则是从增税开支的,而税又是劳动者创造的剩余价值的一部分。由此可以看出,垄断资产阶级自鸣得意、大肆宣扬的社会福利,既不是出自个人资本家,也不是出自资产阶级国家。它的唯一来源,就是雇佣劳动者的劳动,就是雇佣劳动者创造的价值。羊毛出在羊身上。哪里有什么福利呢?说穿了,不过是资本应付工人工资的一种转化形式。在这里,丝毫没有资产阶级对劳动者的恩赐或施舍,因而也谈不上资本主义剥削性质的改变问题。

其三,没有根本改变工人阶级的地位。工人生活得到某种程度的改善和提高,并不能说明工人的地位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分析人的经济地位,首先要看他对生产资料占有的状况;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划分依据,是看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而不是简单地看生活水平。西方发达国家工人通过福利制度虽然提高了生活水平,但却不能改变他们受剥削的地位。福利制度没有改变工人受剥削地位。正如马克思所说的:“吃穿好一些,待遇高一些,特有财产多一些”,只不过表明“雇佣工人为自己铸造的金锁链已经够长够重,容许把它略微放松一点”,“不会消除奴隶的从属关系和对他们剥削,同样,也不会消除雇佣工人的从属关系和对他们的剥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78页)。资产阶级从工人身上掠得一只火腿,扔给工人一根香肠。从这个意义上说,与其说福利政策是工人的福祉,毋宁说是套在他们脖子上的绳索。英国人帕・泰姆曾在《英国社会政策的由来》一书中指出:福利政策强化了工人“对国家的依赖”。工人拿工资可以自由支配,但是把工资转化为福利就要被政府左右,受到种种苛刻条件和规定的限制。谁要是不在资本的控制和操纵下老老实实地干活、规规矩矩地作奴隶,谁就没法儿活下去。

其四,福利国家制度并没有消除资本主义分配制度的弊端:它没有实现“收入均等化”和“充分就业”,没有消除贫困和两极分化,也没有消除剥削,甚至都没有减轻剥削。也没有消除贫困。在当今世界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有许多著作反映了社会存在两极分化的现实。例如:迈克・哈林顿所著《另一个美国:美国的贫穷》、里昂・凯瑟琳所著《美国的贫穷和剥夺》、奥斯卡・奥纳第所著《富裕中的贫困》、格拉德温的《美国的贫困》、威廉・奥哈拉的《美国的贫困:趋势与新模式》等等。这些著作都从不同角度深刻地揭露了资本主义“福利国家”的本质和真相。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拥有雄厚的物质基础和高度发达的生产力,如果愿意,它们完全有能力解决贫困问题和两极分化问题。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本质决定了它绝对不会解决贫富两极分化问题,相反是以此为基础的。要维持资本主义的存在和发展,就必须维持和制造不平等、不民主、失业和两极分化。在美国,据报载,90年代末,美国收入最高的1/5家庭的年收入是收入最低的1/5家庭的年收入的10倍,首都华盛顿的贫富收入差距高达27倍,而且这种收入差距在持续扩大。目前美国有3580万人口过着极其贫困的生活,占总人口的13.3%,而且饥饿和无家可归者越来越多。1999年,美国旧金山有近1.4万人无家可归,3000多万人生活在缺衣少食的家庭里。

其五,福利国家制度并没有真正稳定资本主义统治。二战后,资本主义国家的福利开支急剧上升,一般已占本国政府总开支的1/2或2/3,占本国国内生产总值的1/5以上。之后,这一制度的负面作用便开始暴露:一是政府不堪重负,却不能降低福利,否则就可能导致工人罢工,社会动荡,政府垮台。如比利时、荷兰、意大利就出现过此种现象;二是养了一批懒汉;三是一些企业由于高税率缺乏扩张的积极性,一定程度地阻碍了生产力发展。可见,福利国家制度并不是拯救资本主义的灵丹妙药,也不是无产阶级的理想家园。

总之,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推行的社会福利政策,是随着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发展,在工人阶级的不懈斗争下,资本主义被迫学习社会主义的某些做法,改变剥削方式的结果。在科学技术高度发达和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工人阶级所创造的物质财富越来越多,而“资本流向世界,利润流向西方”的利益分配格局,使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能够更多地掠夺全世界劳动人民所创造的财富。在全球工人阶级受到全球资产阶级剥削的程度越来越高的条件下,某些国家实行的福利政策改变不了资本主义全球剥削和掠夺的本质。“福利国家”政策的实行可以延缓这些国家社会主义革命的爆发,但它改变不了资本主义必将被社会主义代替的历史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