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在漫长历史发展中形成的独具特色的文化传统,深深影响了古代中国,也深深影响着当代中国。在美国耶鲁大学演讲中,胡锦涛主席特别强调:“科学发展的理念,是在总结中国现代化建设经验、顺应时代潮流的基础上提出来的,也是在继承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在继承传统哲学的优秀成果的基础上,科学发展观也完成了其时代性超越。

(一)阴阳辩证与统筹兼顾

胡锦涛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指出:“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其中,统筹兼顾的根本方法是对传统哲学中阴阳辩证思维方式的继承和发展。

1.阴阳辩证思维是和谐思维

每一种类型的文化都有自己独特的哲学智慧,具有典型的东方智慧特征的阴阳辩证思维就是贯穿在上下五千年中华文明中的文化之根和文化之魂。早在殷周之际,中国最古老的典籍《易经》就提出了“阴阳”的观念。《易经》全书建立在阴(--)阳(———)两种符号的基础上。认为,组成世界的八种基本物质———八卦就由“--”爻和“———”爻构成,世界上一切事物都包含着阴阳两个方面,它们既相互对立,又相互依存、相互渗透和相互转化,由此决定着事物生生不已的变易和发展。“一阴一阳之谓道”(《易传・系辞上》),阴阳的对立统一形成了一个生生不已的和谐世界。注重和谐、平衡、互补和互济,这是阴阳辩证思维方法与西方辩证思维方法的显著不同。老子在谈到阴阳对立面时,突出的是“和”。他说:“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老子》第四十二章)这里,老子把“和”看作是阴阳二气结合的结果。《易传・系辞上》也云:“易有太极,是生两仪(阴阳)。”阴阳统一于高度和谐的太极。道教中著名的太极图更是阴中有阳,阳中有阴,两条阴阳鱼共同组成了世界上最完美最和谐的图案。

阴阳辩证思维已经成为一种中华民族“集体的无意识”,从日常的衣食住行,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从个人的荣辱沉浮进退,到国家的生死存亡安危,无一不与阴阳观念相联系。古人认为,天地、日月、昼夜、晴雨、水火等运动变化都体现阴与阳的运动变化,再继续化分又有内外、表里、冷热、男女等。阴与阳又都有其各自代表的物象与属性。“阳”代表那些与阳性相关的如天、男人、光明、正面、坚硬、强壮、外部等事物;“阴”则代表大地、女性、反面、柔弱、黑暗等事物。中国古人根据阴阳二气的变化来决定农时,根据阴阳的特性来选择对身体有益的食物,根据阴阳的向背来决定住宅的方位,根据阴阳和谐的观念来修养心性和治理国家,如此等等。作为一种精神文化“基因”,阴阳辩证思维深深影响了整个中华民族。

2.阴阳辩证思维是整体思维

阴阳概念还体现着中国人对世界的基本看法。可以说,阴阳学说是古代中国人的一种宇宙观和方法论,它影响了中国文化的方方面面,包括哲学、医学、宗教、政治、音乐及建筑风水等领域,并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学说体系。《周易》提出了整体观的初步图式,不仅道的世界(理念世界)是阴阳的世界,现实世界也是阴阳的世界。《周易》把自然与社会、人与天、主体和客体看成一个有机整体,认为世界上的事物都是一气相通、一脉相承、天人同构、一一相应的,把阴阳矛盾的对立与统一看成社会和自然发展的基础,反映出一种整体划一的思维方式。《易经》把一切自然现象和人事吉凶纳入阴阳相交所演绎的六十四卦系统之中,《易传》进一步提出“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易传・系辞上》)的整体观,以“生生之谓易”(《易传・系辞上》)、“天地之大德曰生”(《易传・系辞下》)的有机论为轴心,形成了一个“生生之易”整体论的思维模式。老子认为“天人合道”,提出“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二,二生万物”(《老子》第四十二章),把阴阳二气和合而成的道作为万物的本原,把整个世界看成一个统一于道的整体。

3.统筹兼顾对阴阳辩证思维的继承与发展

作为科学发展观的根本方法,统筹兼顾强调要“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要求”推进改革和发展,实现人与自然、人与人的最终和谐,构建和谐社会是其根本目的。“科学发展、社会和谐”作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要求,蕴涵着一种新的哲学思维即“和谐思维”和新的方法论原则即“统筹兼顾”,从而深化了人们对辩证思维本质和方法论本质的认识。“和谐”思维实质上是辩证思维的最高境界,它要求人们从有利于系统和谐发展的高度来认识事物和处理各种矛盾关系。从方法论上来看,如果说矛盾分析方法是认识事物的根本方法,那么统筹兼顾则是解决社会矛盾的根本方法。在本质上,统筹兼顾的方法论吸取了传统阴阳辩证思维的营养,尤其是充分吸取了其和谐思维和整体思维的观念,以实现人与自然、人与人的整体发展与和谐,构建和谐社会是其根本目的。以历来志士仁人心目中的社会和谐理想来说,这本来应该是兼顾社会整个大系统中的各个方面各个部分利益和要求的一种社会调适活动。

阴阳辩证思维蕴含着丰富的辩证法,是具有鲜明的中国民族特色的辩证法思想。中国古代哲学家对于阴阳矛盾中的“和谐”问题所给予的高度关注和具体细致的研究,对于阴阳和谐的内在机理及其运行的本质规律的探索,就是中国传统哲学对于辩证法发展所作的独特的贡献。阴阳辩证思维把宇宙万物看作孕育生化、相互联系的和谐整体,其中也蕴含着科学发展观可供吸纳的因素。需要指出的是,中国传统整体思维不同于现代整体思维,它是一种经验综合性的整体思维,具有朴素直观的性质,需要我们赋予它更多的时代性内涵。科学发展观中统筹兼顾的思想方法,是站在新世纪的高度,充分吸取古今中外优秀文化成果的基础上的理论创新。统筹兼顾方法突出“发展”、“人本”、“和谐”、“创新”、“统筹”等新理念,不仅是现实的需要,也是唯物辩证法自身发展的需要。科学发展观对唯物辩证法的这种深化和发展,开辟了唯物辩证法的新境界,为我们正确认识和解决社会矛盾、实现科学发展指明了方向,生动地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对以系统科学、人文科学为代表的新科学思维方式的尊重和创造性运用与发展。

(二)以民为本与以人为本

“以民为本”思想是我国古代政治哲学的核心,是早期中华人文精神的杰出代表。在政治哲学的视域中,“以民为本”的真正意涵在于确认民众是社会的主体,民众的利益、诉求应该是治国治民的基础和出发点,这一思想内涵源远流长。胡锦涛主席在美国耶鲁大学的演讲中也明确指出,“以人为本”思想源于中华文明的“以民为本”思想。

1.“以民为本”思想的提出及其内涵

殷商时期,有鉴于夏王朝的灭亡,商王朝对民众的力量便有所认识。商王盘庚说:“重我民,无尽刘。”(《尚书・盘庚上》)提出要重民、保民,不要让民众受到伤害。殷周之际,周初的统治者从灭商的战争中看到了民众是决定王朝兴衰的真正力量,认为“天命糜常。”(《诗经・大雅・文王》)天命可以通过民意得到体现,从而间接地阐发了以民为本的思想。他们认为:“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尚书・泰誓中》)“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左传・襄公三十一年》引《尚书・泰誓》佚文)春秋时期,天命神权观更加动摇,出现“重民轻神”的思想。随国大夫季梁提出“夫民,神之主也”(《左传・桓公六年》的命题,认为民是主,神是从,统治者惟有“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才能“有福”。另有东周的史嚣提出“神,依人而行”的观点,认为“国之兴,听于民”(《左传・庄公三十二年》。春秋末期,齐国政治家晏婴(前585～前500年)率先提出了“以民为本”的思想。在回答叔向“处乱世其行正曲”的问题时,晏婴说:“婴闻之:卑而不失尊,曲而不失正者,以民为本也。苟持民矣,安有遗道?苟遗民矣,安有正行焉?”《(晏子春秋》卷四《内篇问》下第二十一章)

儒家民本思想内涵丰富,在政治上,就是要爱民、重民、贵民。《尚书・夏书・五子之歌》:“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礼记・缁衣》提出:“民以君为心,君以民为体。”“君以民存,亦以民亡。”并进一步提出了“敬天保民”和“明德慎罚”的观点。孟子继承了这些观点,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荀子・王制》提出:“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唐太宗李世民把它概括为“民可以载舟,亦可以覆舟”,成为历代统治者重视民声民怨民愤的至理名言。这些思想观点,都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人民群众是一个国家的根本,统治者尊重民意民怨民心,才能维护好国家的长治久安,否则国家就会倾覆。其次,在经济上,要富民、惠民、裕民,要给民众以基木的物质生话保障和切实的利益。《管子・治国篇》认为:“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孔子主张“富民”、“教民”,孟子承接了这一思想,认为:“易其田畴,薄其税敛,民可使富也。”(《孟子・尽心下》)朱熹主张发展农业,节省开支,关注民生。“窃惟民生之本在食,足食之本在农,自然之理也。”(《劝农文》,《朱文公文集》卷九十九)陈亮则指出:“财者,天下之大命也”,只有“藏富于民”,国家才能富强。(《问古今财用出入之变》,《陈亮集》卷十四)第三,在文化上,要教民,要通过教育提高民众的道德修养,建立一个和谐的社会。孔子主张以德化民,“政者,正也。子率以正,孰敢不正?”(《论语・为政》)“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论语・颜渊》)君主和君子作为教化的主体尤其要以身作则,以道诲人。孟子强调政教结合,“善政得民财,善教得民心”(《孟子・尽心上》),要在“人伦之理”的指导下,对民众“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孟子・梁惠王上》),实行道德教化。王通认为,“仁义,其教之本乎!”(《中说・事君》)主张先德后刑,爱民厚生,用仁义教化百姓。这些思想相互联系,一起构成了较为突出和完整的儒家的民本思想。

2.“以人为本”对“以民为本”思想的继承和创新

以人为本是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思想的本质体现,以民为本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具有积极意义的可贵说法。今天我们提倡“以人为本”与“以民为本”,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批判地继承了文化遗产,是中华文明一时代精神的完美结合。“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是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态度对先秦儒家的重民、爱民、富民、教民的“民本”思想进行批判地继承的结果,汲取了其肯定民众地位和作用、满足人民群众的利益和要求的合理因索,体现了先秦儒家民本思想在当代的价值之所在。胡锦涛同志在演讲中指出:“中华文明历来注重以民为本,尊重人的尊严和价值。早在千百年前,中国人就提出‘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天地之间,莫贵于人’,强调要利民、裕民、养民、惠民。今天,我们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关注人的价值、权益和自由,关注人的生活质量、发展潜能和幸福指数,最终是为了实现人的全面发展。”这一精辟论述,准确地界定了我们今天所强调的“以人为本”思想的科学内涵及其与中华文明中“以民为本”思想的关系。

传统等级制度下的民本思想,是统治阶级对政治生活中民众力量的一种认知,实质上是“使民之道”。民本思想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性存在着内在的矛盾,民本思想的阶级实质与人民群众是相互对立,相互排斥的,又统一于民本思想之中,构成了民本思想的内在矛盾。民本论最终还是一种“君本”论,“民本”,不是真正的“民”,而是“君本”,“民本”只是阶级统治的手段而已。儒家“民本”思想作为统治者治民、驭民的工具和手段,带有一定的虚伪性和欺骗性。实现以人为本,必须破除等级观念。中国传统社会虽有“保民爱民”的民本观念,但等级秩序的制度架构窒息了民本精神,使“民本”沦为“民用”。“然则儒家主张民权之论据有之乎?曰:亦无有也。民权云者,人民自动以执行政权之谓也。儒家虽言得民而王,得乎丘民为天子。要之,以民为受治之客体,非能治之主体也。”[3](p215)梁启超认为,儒家的“民本”并不是主张“民权”,“民”在等级社会只是作为“受治之客体”而存在,而不是作为“能治之主体”自动执行政权。在传统等级制度下,人民是没有真正的权利的。实现以人为本,必须打碎旧的等级制度,清除残留的等级观念,把民本精神从等级桎梏中解放出来,实现民本传统的现代性创造转化。中国传统以民为本的治国者都将民与官分开,“刑不上大夫”,只有庶民犯罪受刑。至于受教育,历来主要是官宦人家的事情,官家办庠序之读书学堂,那是有钱有权大户人家的事,广大人民群众读书受教育的权利被剥夺,更谈不上个人自由与全面发展。当代中国的以人为本,是以人民为本,实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实现以人为本,必须打碎等级桎梏,解放民本精神,破除官本位意识,关注人的价值、权益和自由,关注人的发展和幸福,实现人的独立平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三)天人合一与可持续发展

“天人合一”是中国哲学的核心命题,它强调天道与人道之间的紧密联系,不可分割。“天人合一”起源于原始人采集捕猎的生存实践,是人类启蒙时代不自觉遵循的自然法则,儒道学派将其发展成为处世哲理和思想体系。

1.天人合一是一个完整的、和谐的系统(www.daowen.com)

“天人合一”是一个完整的、和谐的系统,它突出了人与周围事物的双向互利、双向互动关系。《易・乾卦・文言》认为:“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人与自然共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和谐的系统。《中庸》首章也说:“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庄子・天道》称:“与人和者,谓之人乐;与天和者,谓之天乐。”人类参与天地万物的生长发育,共同生活在一个和乐融洽的世界。

“天人合一”是自然生命、人类生命的和谐共同体,是中国哲学追求的最高境界。中国古代气功理论宣称,天地大人体,人体小宇宙,天人共处一个生命共同体之中,有相同的结构和功能。儒家则将人与天、地并称为“三才”,肯定人在天地之间的重要地位。同时又强调天人关系的和谐与协调,认为,“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中庸》第一章)程颢则指出:“仁者与天地万物为一体。”人的使命决不是利用自然、征服自然,而是通过“赞天地之化育”,完成自然、完善自然———既完善人自己的自然,也完善大自然的自然。换句话说,人与自然万物都是自然系统中的一个成员,彼此之间的互为依存,共生、共荣的关系。天地万物与人类存在本来就是一个充满博爱情怀的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不断舍弃个体生命,不断提升自己的生命境界,最终融入到生生不息的宇宙大生命中去,实现“天人合一”。道家提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第二十五章)人类应该师法自然,从中探寻天人合一的哲理。《庄子・天道》曰:“明白于天地之德者,此之谓大本大宗,与天和者也。所以均调天下,与人和者也。”主张遵循自然法则,而求人和。儒道互补铸造出的“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作为一种传统文化观在华夏农业文明中一直居于主导地位,其根源在于这一哲学思想是建立在人与自然统一的基础上。

2.天人合一是一个注重生态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系统

人和自然相互影响,相互作用。人类生命与自然生命息息相关,有一种来自天然的神圣纽带。《庄子・山木》所谓“有人,天也;有天,亦天也。”可以说是天人之间的自然联系与自然统一的一种表述。人类要真正实现可持续发展,就必须明确人对自然负有的责任。人们应该顺应自然,自然而然,而不是刻意地去破坏它。理学的开山大师周敦颐不除窗前草,不破坏自然生命以“观生意”,即从万物生意盎然去观察天理流行。《易经・乾卦・象传》称:“裁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易传・系辞传》:“知周乎万物与道济天下”,“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人类要努力调整自然的变化,协助万物达到完满的成就。中国古代哲学家提出天人合一的思想,以人与自然的和谐为其追求的最终目标。他们认为,人既要有“自强不息”的创造精神,又要“厚德载物”(《易经・乾卦・象传》),以宽大的胸怀接纳万物。在对自然的实践中,既要积极地改造自然,又不能超出自然的限度,只有这样才能达到“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的境界。这种以人与自然和谐为最高目标的道德规范,也是可持续发展观的核心。

3.可持续发展对天人合一观的继承与超越

科学发展观首次从广度和深度上拓展了人与自然、人与人和谐发展的可持续发展理论,强调发展既要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损害子孙后代满足其需求的能力,核心是在经济发展的同时,注意保护资源和改善环境,使经济发展能持续进行下去,使人与自然、人与人和谐发展,实现自然资源的永续利用,实现社会的永续发展、实现可持续发展。中国传统哲学中的“天人合一”观念对社会的协调、持续发展,营造和谐有度的“生态环境”和“人态环境”具有启发性。在某种意义上,可持续发展观是对“天人合一”思想的历史继承与理性超越。

可持续发展观是对“天人合一”生态观的历史继承。

首先,“天人合一”的思想阐述了中国古代哲人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相乐相融的关系,它认为人的社会活动与自然条件相对应,有共同的运动周期;人的自然机体和人的社会功能属性与自然界有统一的结构,有对应性的联系。可持续发展战略要求人们从人与自然的相互关系上,人和自然的统一性上把握人和世界,而这恰是古代哲学的生态观中“天人合一”理论的主旨。其次,“天人合一”思想是以追求社会和谐、伦理稳定为目的。《礼运》中说:“人者,天地之心也,五行之端也。”就是说人位居万物的顶端,为造化之尤物。因此,社会的发展必须以人为中心。以人为中心也是可持续发展观的根本特点。从本质上说,可持续发展要解决的正是人本身的持续发展问题。它认为社会发展是人的多种价值要求的实现过程和人自身价值的提高过程,也是以人为中心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全面进步过程,可持续发展的最终目标就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此外,“天人合一”的整体和谐观、对自然负责、爱护生命和生命共同体的理念也给我们许多有益的启迪。

可持续发展观是对“天人合一”思想的理性升华。

可持续发展战略是从更高的层次、更广阔的视角来研究人与自然的关系,通过全方位的把握来实现人与自然的协同进化及人与人的和谐均衡。与中国古代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朴素的思想观念不同,可持续发展内涵与实质的揭示是基于人类对自然的理性的认识、改造和利用,基于人类对于自身存在价值、自身能动作用的深层感悟。其内容深度和广度也是古代所不能比的,它包括自然资源的保护与利用、环境的综合治理、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以及作为社会主体的人本身的持续发展等多项内容。与此同时,可持续发展的研究还涉及到自然环境的加速变化、自然环境的社会效益,自然环境的人文痕迹等,力图把当代与后代、区域与全球、空间与时间、结构与功能等有机的统一。其次,可持续发展观的核心是和谐与公平,这是对传统和谐观的理性升华。可持续发展观是人类在迈入21世纪后的重大选择,是人类正确理解和对待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关系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从人类与自然和谐共生,人类依附、畏惧自然到工业社会破坏和谐,现代可持续发展战略不仅是人类生态观的新阶段,更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思想的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升华。

可见,从古代的“天人合一”思想到现代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树立,深刻地体现了人们对自身发展道路探索。人类要真正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继承发扬先祖们“天人合一”思想的精髓,树立全新的价值观,把平等、正义、和谐等人与人的道德观扩大到人与自然之间,明确人对自然负有的道德与责任,做到“厚物载德”、“民胞物与”。只有这样,人们才能与自然和谐相处、共生共荣,实现真正的“天人合一”。

总之,在继承传统哲学的优秀成果的基础上,科学发展观也完成了其当代建构。一种健全的发展观应当建立在传统价值观的基础上,因为传统价值观常常具有一种潜在的魔力,它能激起人们对事物的认同,建立在传统基础上的发展变革最容易被人们所接受,最能保护人类发展。从传统哲学的视角探讨科学发展观的精神资源,是一次传统与现代超越时空的对话。在传统哲学的语境中,我们深切感受到中国传统哲学的博大精深,感受到传统所蕴涵的生命力与原创力。传统哲学是科学发展观的源头活水,是其内在的历史根据,科学发展观则是对传统哲学的有机整合和与时俱进的发展。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C].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

[2]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C].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3]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

[4]周易[M].四库全书本

[5]老子[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6]朱文公文集[M].四部丛刊本

[7]朱熹.四书章句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