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统一,它不仅论证了世界的物质统一性,而且揭示了物质世界的普遍联系和永恒发展。联系的观点和发展的观点是唯物辩证法的总特征。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规律和范畴,从不同的方面揭示了世界联系与发展的本质和基本环节。作为自然、社会、思维发展一般规律的科学,唯物辩证法是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根本方法。无论是对自然、社会、思维这三大领域的矛盾运动规律的宏观把握,还是对实际工作中错综复杂的矛盾的细微分析,唯物辩证法都有普遍的方法论意义。“按辩证法办事”,就能达于应事而变,顺势而为,做到运筹帷幄,高瞻远瞩。“按辩证法办事”,就是要善于运用事物联系和发展的观点,遵循事物发展的规律去分析和解决矛盾。唯物辩证法为我们提供了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是我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是指导实践的认识工具。它既是无产阶级政党制定正确路线方针政策的理论依据,也是分析各种具体问题、搞好各项具体工作的指南。

(一)联系和发展观点的方法论意义

唯物辩证法指出,世界上没有孤立存在的事物,世界上的事物和事物之间以及事物内部各要素之间都处于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相互作用中,整个世界是相互联系的统一整体。联系具有客观性、普遍性和多样性。事物的相互联系包含着事物的相互作用,而相互作用必然引起事物的运动、变化、发展。发展的实质是新事物的产生和旧事物的灭亡。总之,世界上的任何事物和现象都在一定的联系中产生、发展,又在一定的联系中趋于灭亡。

联系和发展的观点是我们认识事物的根本原则。联系和发展的观点,要求人们要善于分析事物的具体联系,确立整体性、开放性观念,从动态中考察事物的普遍联系。在了解个别事物时,要注意把握它同周围有关事物的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在分析事物的某一要素时,要注意把握它同其他要素的相互影响和相互制约,不要孤立地看问题,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只见部分,不见整体。在一切工作中,要发展地看问题,用发展的思路和办法解决实际问题,要与时俱进,勇于创新,不要静止、僵化地看待事物,不要因循守旧、固步自封。

如,当代中国正在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观以唯物辩证法为哲学基础,又丰富和发展了唯物辩证法理论。科学发展观在分析社会发展的问题上科学运用了唯物辩证法联系的观点,把社会系统看作由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和环境等子系统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组成的一个大系统,认为只有实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以及社会各个要素、各个领域、各个方面的协调发展,才能实现人类社会的全面发展。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目标是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的“四位一体”的协调发展。其中经济建设是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的物质前提和基础,也是社会发展的根本保证;政治建设主要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法制,为其他三方面建设提供政治保障;文化建设主要是大力发展科学技术,加强思想道德建设,为其它三方面建设提供思想保证和智力支持;社会建设主要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各个阶层的利益关系,促进社会公平和正义,为其它三方面建设提供良好的社会环境。“四位一体”的建设是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的。科学发展观把统筹兼顾作为根本方法,既把全国发展作为一个大的系统工程,立足全局,实行全国一盘棋,又把地方、部门和产业的发展作为全国发展系统工程的子系统。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强调“五个统筹”,即统筹城乡发展,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解决“三农”问题,以城带乡,以工促农,城乡互动,协调发展;统筹区域发展,发挥各个地区的优势、积极性,形成东中西互动,优势互补、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新格局;统筹经济社会发展,在加快经济增长的同时,大力发展教育、科技、文化、卫生等社会事业,做好社会保障工作。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保持人在改造自然的过程中不断改善自然环境,处理好经济建设、人口增长与经济资源利用、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推动整个社会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把我国发展与经济全球化联系起来,既要充分发挥扩大开放对我国发展的促进作用,又要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要把握世界发展进程中诸方面的相互联系,把对外开放作为基本国策,趋利避害,抓住机遇,努力发展自己。通过“五个统筹”,推进我国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相适应,推进经济、政治、文化建设的各个环节、各个方面相协调,推进农业、轻工业、重工业相协调和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相协调,实现经济、政治、文化、教育、科技、卫生、国防等协调发展。科学发展观将唯物辩证法的发展观点运用于分析社会发展问题,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作了周密规划,提出可持续发展战略,把当前发展与长远发展结合起来,把全面发展建立在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上,把可持续发展寓于全面发展的过程中。在谋求当前利益的同时,着眼于长远利益,防止为了当代人的利益而牺牲子孙后代的利益,防止只顾眼前发展而牺牲长远的持续发展。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建设创新国家、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和先进性建设、走和平发展道路等一系列新举措,都是科学发展观这一重要指导方针和重大战略思想在我国经济社会建设各个方面的落实和展开。实践证明了科学发展观的正确性。

又如,《三国演义》中“刘表失荆州”的事例,则从反面证明了坚持联系和发展观点的重要性。三国时期,野心勃勃的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对作为交通要道的荆州虎视眈眈,统一全国的野心显而易见。作为荆州的刺史,刘表对曹操的威胁熟视无睹,始终没有

把东汉末年犬牙交错的战争态势看成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没有正确地处理好整体与部分的辩证关系,没有把荆州的安危和存亡放到整个战争态势中去考虑,消极观望,一次次错失进攻良机。在曹操与袁绍相持之际,刘表“观其动静”;建安四年,在曹操大战袁绍、老穴空虚时,刘表“按兵不动”;建安十二年,曹操北征乌桓再次远离许昌,刘备“急忙”赶回为刘表谋划,若“乘间袭之,大事可就”,而此时的刘表依然按兵不动:“吾坐踞九郡足矣,岂可别图?”。这种孤立地看待事物的眼光严重阻碍了他对整个战争局势的准确地把握和全面认识。同时,刘表又以静止的眼光指导决策,认为既然现在荆州安然无事,就不要“招惹是非”,却没有意识到,战争态势不是一成不变的,战争双方的军事实力对比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曹操北征袁绍、讨伐乌桓之时不进攻荆州,荆州安然无事,并不意味着将来也安然无事。当曹操彻底打败袁绍,占领全部地盘,军事实力空前壮大,掉过头来大举进攻荆州时,刘表方才“渐渐醒悟”过来,不过此时悔悟已晚。最终刘表在曹操大军“压境之下”郁郁而终,家破人亡。造成如此的下场,实在可悲可叹。刘表的根本失误就在于用孤立、静止的观点看待事物,因而无法充分认识时局,无法对时局的发展态势作出正确的预测。

用唯物辩证法联系和发展的观点指导我们的工作和学习,能够帮助我们找寻解决具体问题的具体规律,探索解决具体问题的正确方法,在实践中少走弯路,少犯错误。如,做人的思想工作,就应把思想问题置于各种联系中加以分析,要考虑到思想问题有的与利益关系变化、自身存在的实际问题以及认识水平有关,有的与生活圈内的影响有关,还有的与国内外发展大背景有关,等等,只有这样,才能弄清对其有影响和制约作用的主观和客观、历史和现实、直接和间接的原因,并预见其发展变化的趋势,从而对症下药,有的放矢地做好思想工作;同时还要用历史的、发展的、动态的眼光,把一个人的昨天、今天和明天联系起来考察。对处于后进状态的人,不能看死,从而失去对其进行教育帮助的信心。对于先进分子,也要教育引导其在成绩面前找差距,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总之,要努力创造条件,促进每一个人向好的方向变化发展。又如搞科学研究,从相互联系的角度来认识世界是十分重要的内容。科学史表明,把人们通常看来似乎没有联系的事物联系起来,往往是科学上的重大发现。数学上,把三角形与圆联系起来,创立了三角理论;把粒子性(非连续性)与波动性(连续性)结合起来,确立了量子力学;把生物有机体与环境联系起来,建立了生态学;同样,具有怀疑批判的精神,不把任何思想观念、理论学说当作终级真理,不拘泥于前人的理论,不迷信如何权威,在实践中不断进取创新,更是科学家必备的素质,是科学研究取得重大成就的必要条件。

(二)唯物辩证法基本规律和范畴的方法论意义

唯物辩证法是一个包含一系列基本规律和范畴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这些规律和范畴都是对事物普遍联系和永恒发展的揭示和概括,都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1.唯物辩证法基本规律的方法论意义

物质世界的普遍联系和永恒发展是有其固有规律的,作为一门科学,唯物辩证法研究了事物联系和发展的最普遍本质,揭示了支配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发展的最一般规律,其中基本的是对立统一规律、质量互变规律和否定之否定规律。

(1)对立统一规律的方法论意义

对立统一规律揭示了事物发展的源泉、动力和实质内容。对立

统一规律指出,世界上的一切事物中都包含着矛盾。矛盾是事物发展的源泉和动力,是新事物产生旧事物灭亡的内在依据。在各种外部条件的影响下,事物内部矛盾的双方又统一又斗争,使双方力量处在此消彼长的不断变化中;一旦矛盾双方的力量对比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便引起双方地位的相互转化,于是新事物取代旧事物,这就是事物发展的实在过程。

对立统一规律指出,事物发展变化的根本原因在于事物的内部矛盾。同时事物的外部矛盾对事物的发展也产生重要的影响作用。内部矛盾是事物发展的内因,外部矛盾是事物发展的外因,是事物发展变化的根据和第一位的原因。内因是事物存在的深刻基础,是一事物区别于他事物的主要依据,规定着事物发展的基本方向;外因是事物发展变化的条件和第二位的原因,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这一原理对于我们正确认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和对外开放的方针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我们必须立足于本国,首先依靠我国人民的力量,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同时,必须坚持对外开放。全球化时代,人类社会的发展更加具有整体性,“任何一个国家要发展,孤立起来,闭关自守是不可能的。不加强国际交往,不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先进科学技术和资金是不可能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我们要扩大对外经济、政治和文化交流,从我国的实际出发,积极地借鉴和吸收世界各国的一切文明成果。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的历史阶段,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内容。为了更好地促进我国现代化建设,必须统筹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把利用外部有利条件和发挥自身优势结合起来。一方面始终把扩大内需作为经济发展的基本立足点和长期战略方针,充分利用我国市场广阔、劳动力资源丰富的优势;另一方面,必须适应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和我国加入世贸组织的新形势,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和更高层次上参与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和竞争,提高对外开放的水平。注重引进先进技术、管理经验和高素质人才,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加快现代化建设的步伐。

对立统一规律揭示了矛盾问题的精髓,即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辩证关系。对立统一规律指出,矛盾的普遍性即矛盾的共性,矛盾的特殊性即矛盾的个性。矛盾的共性是无条件的、绝对的,矛盾的个性是有条件的、相对的。任何现实存在的事物都是共性和个性的有机统一,共性寓于个性之中,没有离开个性的共性,也没有离开共性的个性。这一原理科学地揭示了认识发展的一般规律。毛泽东说:“这是两个认识的过程:一个是由特殊到一般,一个是由一般到特殊,人们的认识总是这样循环往复地进行的,而每一次的循环(只要是严格地按照科学的方法)都可以使人类的认识提高一步,使人的认识不断地深化。”人们总是首先认识许多不同事物的特殊本质,然后才有可能更进一步进行抽象概括,认识诸事物的共同本质。在认识共同本质以后,就以这种共同的认识为指导,继续研究尚未研究过的或者尚未深入地研究过的各种具体的事物,找出其特殊的本质,进一步补充、丰富和发展对事物共同本质的认识。矛盾的共性和个性相统一的关系,既是客观事物固有的辩证法,也是科学的认识方法。

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共性和个性辩证关系的原理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哲学基础。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的共性和中国个性的辩证统一。一方面,中国的情况无论如何特殊,也一定要遵循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一定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如果我们的工作只具有自身的特色而背离了社会主义方向,那么它就一定会同另外的一般,例如资本主义甚至封建主义相联系,这是我们必须努力防止和坚决反对的。另一方面,社会主义的共性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只能通过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个性来体现。社会主义理论是发展的理论,各国情况千差万别,都有自己独有的历史和国情,如果不考虑各国的具体情况,硬是用一种固定的公式去套,社会主义就会脱离实际,陷于失败。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国情出发,符合中国的特点。中国是一个大国,又是一个穷国,人口多、底子薄,生产力水平低而又发展不平衡。所以我们“必须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21世纪,人类社会的变化将更加剧烈而深刻,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因此,掌握矛盾普遍性与特殊性辩证关系的原理,把马克思主义同本国实际和时代发展相结合,与时俱进,开拓新境界,提出新思路,是我们面临的重大课题。

(2)质量互变规律的方法论意义

质量互变规律揭示了事物发展变化的最基本的形式和状态。由于矛盾引起的发展和对面的转化,表现为由量变到质变,又由质变到新的量变的无限发展过程。量变和质变是辩证统一的关系:量变是质变的必要准备。任何事物的变化都有一个量变的积累过程,没有量变的积累,质变就不会发生。质变是量变的必然结果。单纯的量变不会永远持续下去,量变达到一定程度必然引起质变。在新质的基础上,事物又开始新的量变,如此交替循环,形成事物质量互变的规律性。质量互变规律体现了事物发展的渐进性和飞跃性的统一。

量变和质变辩证关系的原理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事物的发展是在一定质的基础上从量变到质变再到新的量变的过程,我们就要十分注意量变和质变的关系。“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只有脚踏实地创造质变的条件,才能达成事物质的飞跃;急于求成,拔苗助长,必将事与愿违。然而,当事物质变的条件已趋成熟时,则应把握契机,乘势而为,勇于创新,促成事物的转化。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我们必须把树立远大目标和埋头苦干的精神结合起来。我国经济文化基础薄弱,进行现代化建设不能急于求成,而必须进行长期艰苦的努力。只有不断发展经济、发展文化科技事业,在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等方面进行量的积累,才能把我国建设成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强国。如果幻想一朝一夕就实现现代化,急躁冒进,结果是欲速则不达。

个人的成长也是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古今中外著名的科学家、思想家以及其他对社会做出较大贡献的人,他们的成绩就是在长期艰苦学习、刻苦钻研和反复实践的基础上创造出来的。如果在学习、研究和实践中不努力做量的积累,想一下子脱颖而出并有巨大的创造,那只是一种幻想。我们应该树立远大的目标,同时必须有一步一个脚印的实干精神。

质量互变规律的原理对于我们充分认识我党正风反腐的必要性有重要意义。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指出:“党越是长期执政,反腐倡廉的任务越艰巨,越要坚定不移地反对腐败,越要提高拒腐防变的能力。”因为,“执政党的党风问题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党风由党性决定,是党性的具体体现,它反映着党员的思想、作风和精神面貌,又影响着党性。人们往往是通过考察党员的行为,进而判断党的性质。党风不正就是党性不纯的表现,党风不正的程度和范围表明党性是否改变的问题,关系到我党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能否立于不败之地的问题。有人认为,我们有党中央的正确领导,有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在党内存在的不正之风及腐败现象终归是少数,不会影响党的性质,不会影响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因而无关大局。这种认识是极端错误的。质量互变规律告诉我们,事物的变化是渐进的,“千里之堤,溃于蚁穴”。事物的发展变化首先是由量变开始的,量变是质变的必要准备和前提,量变在一定范围内虽然似乎与质变无关,但它实际上是为质变做准备的。量变达到一定程度,就不可避免地引起事物的质变。这就告诉我们,在执政的共产党内,只要不正之风及腐败的根源和条件不除,产生腐化变质的现象就不能避免,如果不引起我们的重视,不采取有效措施加以解决,势必会泛滥起来。就每一个党员来说,工作、生活上的作风是由他们的世界观所决定的,如果不注意学习马列主义理论,不注意在实践中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错误思想就有可能泛滥起来,产生不正之风问题,逐渐堕落最后导致腐化变质,失去共产党员应该具有的党性,成克杰、李真等贪官落马的例子证明了这一点。我们党是由千千万万个党员组成的有机整体,从这个意义上讲,党员是党的基础,又是党的细胞。在我们党内,有一个党员存在不正之风,就意味着在党的肌肤上有一个“毒瘤”,有一个党员完全丧失了党性、腐化变质,就是党的肌肤上的一个细胞的坏死。如果作为党的一级组织,从党的组织领导到党员绝大部分存在严重不正之风或蜕化变质,就意味着党的肌肤的某一部分发生了障碍,发展下去,就表明党在这个局部范围内已经发生了质变。如果任其泛滥势必会严重腐蚀我们的党员干部,腐化变质分子就会越来越多,局部发生质变的现象也会原来越多,达到一定数量和扩展到一定范围,超过了决定事物质量的数量界限,也就是度,执政的共产党的性质就会发生变化,转向反面。共产党的阶级性和先进性是寓于广大党员的阶级性和先进性之中的,如果大部分党员丧失了阶级性和先进性,共产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性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领导核心的作用又到哪里去体现呢?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又如何能够贯彻执行呢?面对国内外形势的深刻变化,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腐败现象易发多发的土壤和条件还存在,因此,要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就必须把反腐倡廉作为重要内容,旗帜鲜明地反对腐败,持之以恒地加强党风廉政建设,使我们党经受住改革开放和发展市场经济条件下长期执政的考验。

(3)否定之否定规律的方法论意义

否定之否定规律揭示了事物发展的方向和道路。它表明,事物由于其内在矛盾性或内在否定性而引起自我否定,事物的发展经过两次辩证的否定,实现由肯定阶段到否定阶段,再到否定之否定阶段的合乎规律的过程,从而使事物发展的总趋势必然呈现出波浪式前进和螺旋式上升的特点。事物发展的方向是前进上升的,事物发展的道路是迂回曲折的。

坚持事物的发展是前进性和曲折性相统一的原理,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事物的发展是前进性和曲折性的统一,即事物发展的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我们就不能奢望什么事情都是径情直遂、一帆风顺的,在实践中,我们要有披荆斩棘勇往直前的精神,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为暂时的困难所吓倒,要善于洞察事物发展中的各种可能性,不为复杂现象所迷惑,始终坚定信心向着前进的方向、奋斗的目标努力。同时,又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充分分析和估计前进中的困难,采取恰当的方法、沿着曲折道路前进。社会的进步是这样,人生的道路也是如此。

人类历史的发展是前进性和曲折性的统一。前进性体现在,由于社会基本矛盾的作用,社会形态从低级向高级依此演进;曲折性表现在,在社会进步发展过程中,社会形态更替的反复甚至倒退是时常出现的。从世界历史上看,每一次社会制度的变革,无不经过曲折反复的斗争;每一个新生的社会制度,无不有一个从不成熟到逐步成熟的发展过程。从历史的长河看,资本主义终究要被社会主义所取代是历史发展的基本趋势,是必然的历史走向。马克思在论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时指出:“发展社会劳动的生产力,是资本的历史任务和存在理由。资本正是以此不自觉地创造着一种更高级的生产形式的物质条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是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越发展,这一矛盾就越鲜明、越尖锐。在资本积累的推动下,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及其派生不断激化,当这些矛盾激化到资本主义制度自身无法使之释放时,公有制取代私有制、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就成为不可避免的结果。资本主义的现代发展并没有改变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性质,工人阶级受雇佣剥削的地位没有改变,劳资关系反而以更复杂的形式向深层次发展,最突出的表现就是严重的日益扩大的贫富两极分化。随着矛盾的积累和激化,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必然成为社会主义的入口,这是任何力量也改变不了的历史规律。然而资本主义在全世界被社会主义所取代,则需要经过一个相当长的曲折的过程。资本主义各国间经济政治的发展是不平衡的,从世界范围来看,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必将是一个从个别国家逐步向更多国家扩展的相当长的历史过程。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还显示出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容纳的空间,第三次科技革命极大地推动了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而且生产关系在资本主义制度允许的范围进行了渐进式的有限度的变革和调整,为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道路。目前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还处于科技发达、经济相对繁荣的时期,它们在科技、经济、军事等方面具有显著的优势。而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国家先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一方面具有客观的历史条件,是科学社会主义的新胜利。但另一方面,由于受到生产力发展状况、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发展状况的制约,受到国际环境的严峻挑战等,又使社会主义事业不可避免地遇到了一系列严重的困难与问题。与资本主义国家相比,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还比较低,这影响了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充分显示及其对资本主义世界人民的吸引力。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得以凭借其物质生活的富裕保持着对社会主义国家某些人们的诱惑力,这给帝国主义推行“和平演变”的战略提供了客观条件。同时,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对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探索和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需要一个长期的艰苦的过程。所以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社会主义走向成熟,取得最后胜利,必然要经过曲折复杂的斗争和长期发展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出现某种重大挫折甚至倒退也是难免的。但历史车轮前进的总趋势是不可改变的,它所呈现的“曲折”,必将以社会的巨大进步来补偿。

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以及以后在为共产主义事业的奋斗中,我们要充满必胜信心,相信符合我国国情和社会发展规律的事业是一定会胜利的,坚定不移地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不要因暂时的挫折而动摇。另一方面,我们也要充分认识到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共产主义的艰巨性、复杂性。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事业的发展不是一帆风顺的,要有应对各种困难、挫折的思想准备,努力创造各种条件,克服困难。总之,要把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和求实的科学态度结合起,把原则的坚定性与策略的灵活性结合起来,在曲折斗争中开辟前进的道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共产主义的宏伟目标。

2.唯物辩证法基本范畴的方法论意义

唯物辩证法还包括一系列的基本范畴。这些基本范畴是对客观事物、现象间最普遍的辩证关系的概括和反映,从不同侧面揭示事物和现象的联系和发展。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范畴主要有五对:原因与结果、必然性与偶然性、可能性与现实性、现象与本质、内容与形式。这些范畴各自有着特殊的内容,但它们都是对立统一规律的表现和展开,各对范畴都是对立统一的关系,都蕴涵着矛盾分析法,都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1)原因与结果辩证关系原理的方法论意义

原因与结果是从引起和被引起这一侧面揭示事物、现象之间相互联系、彼此制约的一对范畴。客观世界的一切事物,都处于相互作用和相互制约之中,一种现象会引起另一种现象,而它自身也是由其他现象引起的。唯物辩证法把这种引起和被引起的关系称为因果关系或因果联系。其中,引起某一种现象的现象称为原因,被引起的现象称为结果。原因和结果的关系是既对立又统一的。在特定的范围内,对于某一具体的运动而言,原因和结果的区别是确定的。但原因和结果又是相互依存、相互作用,并在一定的条件下相互转化的。在现实世界中,原因总是产生一定的结果,结果也必定由一定的原因所引起,没有无因之果,也没有无果之因。在无限发展的链条中,每一现象的发展过程往往是互为因果的。同一现象在前一个因果关系中为结果,在后一个因果关系中为则成为原因。原因和结果的相互联系是复杂多样的,从类型上看,一因一果、一因多果,同因异果;一果多因,同果异因;多因多果,复合因果等等;从效用上看,存在着对人类有利和不利的因果联系,等等;就某一现象的产生而言,又往往有着各种不同的原因,如内部原因与外部原因,主要原因与次要原因,直接诱因与根本原因等。

原因与结果是人类最基本的思维形式之一,因果观念是人类从事实践活动,认识和改造世界必须具备的前提条件。掌握原因和结果辩证关系的原理,对于指导人们的认识和实践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辩证地分析事物的因果关系,分析存在和发展的不同原因及其不同结果,可以增强人们活动的自觉性、预测性和调控性。

第一,承认因果联系的客观普遍性是进行科学认识和科学研究的前提。科学研究在一定意义上就是揭示事物的因果联系,从中分析客观事物发展的规律,进而提出解决问题的有效方法。如,要深入进行体制改革,就要从研究旧体制的弊端入手,分析产生弊端的原因,才能制定出正确的方针政策,采取有效的措施解决问题。

第二,准确地把握因果联系,既有利于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又有助于预测未来,增强实践的预见性。在我们的实践活动中,无论成功还是失败,都是有其原因的。我们可由果溯因、以果寻因,抓住成功和失败的原因,才能做到发扬已有的成绩,避免发生同样的错误;同样,我们也可由因及果,准确预计实践可能产生的各种后果,及时采取各种措施,一方面促使有利结果的出现,另一方面防止不利后果的出现。如党中央认真分析总结改革开放以来取得成绩和进步的原因,得出结论———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归结起来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因此在今后的实践中,要坚持这条道路和这个理论体系。保护生态环境,走可持续发展道路则是人类对全球性生态危机的产生原因探寻后的必然选择,将有效避免生态环境的进一步恶化。

第三,因果联系是多种多样,复杂多变的,在探索原因或预测结果时,应当根据具体的情形具体进行分析,对各式各样的原因或各式各样的结果加以区别。要努力捕捉必然的、内在的、根本的、主要的原因,大力追求主要的必要的结果,只有这样,才能卓有成效地开展实际工作,最大限度地达到预期目的。

(2)必然性与偶然性辩证关系原理的方法论意义(www.daowen.com)

必然性与偶然性这对范畴揭示了客观事物的发生、发展和灭亡的不同趋势。必然性是指客观事物在联系和发展过程中合乎规律的、一定要发生的、确定不移的趋势,是在一定条件下的不可避免性和确定性。偶然性是指客观事物联系和发展过程中呈现出来的某种摇摆、偏离,是并非确定发生的,可以出现、也可以不出现,可以这样出现,也可以那样出现的不确定的趋势。必然性与偶然性既是对立的,又是统一的。两者相互依存、相互包含,共处于事物的发展过程中。一方面,必然性寓于偶然性之中,通过大量的偶然性表现出来,偶然性背后隐藏着必然性,偶然性为必然性开辟道路。另一方面,也没有脱离必然性的偶然性。凡是存在偶然性的地方,其背后总是隐藏着必然性。凡是偶然性起作用的地方,它又总是受到内部必然性的支配。偶然性与必然性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

必然性与偶然性辩证关系原理,具有十分重要的认识论功能与社会实践意义。

第一,掌握必然性是科学认识与实践的基础。科学认识的任务就是要通过对大量偶然现象的分析,揭露其内在的必然性,从而把握事物的本质与规律。在实践活动中,只有努力按照客观事物的发展规律来规划我们的行动,才能使我们的行动具有自觉性,避免主观盲目性,才能实现由必然到自由的转化。

第二,重视偶然性也是科学认识与实践的客观要求。从认识过程来看,只有通过认识偶然性,才能掌握其必然性。所以,大量观察分析与事物有关的偶然现象,进行统计分析,是科学认识的重要过程。相对于必然性而言,偶然性虽不起决定作用,但也绝不是无足轻重的。我们要充分认识偶然性在事物发展过程中的各种作用,利用一切有利的偶然因素来促进事物的发展,防止和消除各种不利的偶然因素对工作的影响。由于客观事物的复杂性和多变性,在科学研究过程中往往会出现预先未料到的偶然事件,这就是科学发现中的“机遇”。善于抓住“机遇”,利用“机遇”,可以发现客观规律,推动科学发展。德国物理学家伦琴在研究X射线时,在感光板上偶然发现了自己手骨的黑影,这一“机遇”成为他发现X射线放射性和发明X射线照相的起点。弗莱明不留意把发霉的面包屑掉进葡萄球菌培养皿中,结果杀死了大量葡萄球菌。他抓住这一偶然的“机遇”并且进一步研究,发现了药物青霉素以及其它一系列抗菌素,从而在医药科学上实现了一次重大突破。在当今的社会实践中,人们常讲的抓住“机遇”,也正是体现了对社会发展过程中各种偶然因素的重视。总之,在实践中既要立足于必然性,按客观规律办事;又要十分重视偶然性,善于把握包括“机遇”在内的各种偶然性,以取得认识与实践的成功。

(3)可能性与现实性辩证关系原理的方法论意义

可能性与现实性这对范畴揭示的是客观事物过去、现在和将来的相互关系,即可能的和现实的事物相互联系和相互转化的过程。可能性是事物发展过程中所包含的预示事物发展前途的种种趋势。现实性是指已经产生出来的有内在根据的、合乎必然性的存在。可能性着眼于“未来”,现实性着眼于“现状”,二者有根本区别。但又是相互依赖,不可分割的。一方面,可能性依赖于现实性,可能之所以成为可能,不仅在于它包含在现实之中,而且还以一定的现实为依据。另一方面,现实性也依赖于可能性,现实性是以可能性为前提的,是由先在的某种可能性发展而来的,同时又孕育着新的可能性。可能性与现实性是相互过渡、相互转化的。客观事物的发展过程,总是一个在现实中不断产生可能、可能又不断地向新的现实转化的过程。

掌握可能性与现实性的辨证关系原理,是人们进行正确的思维和行动的前提。

第一,因为可能性与现实性是相互区别、不可混淆的,所以我们在工作中就必须坚持从现实出发,而不能以潜在的可能代替客观的现实。正如列宁所说,“马克思主义的政策是以现实的东西,而不是以可能的东西为依据”。但另一方面,也不应当忽视可能性分析在实践活动中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人们从事实践活动,需要依据现实条件,对其发展的趋势进行可能性的分析,预见事物发展的大致方向,以指导进一步的工作。

第二,因为可能性与现实性是相互依赖、相互包含的,所以,我们要在现实中分析和把握事物发展的各种可能性。例如,在事物的发展过程中都存在着好的与坏的两种质上不同的可能。因此,在实践活动中,尤其是在社会改革与转折的关头,就需要我们准确把握现实事物的发展规律,充分利用各种条件,因势利导,力争好的可能,力排坏的可能。又如,在现实事物的发展过程中,还包含着各种可能性在量上的差别。因而,我们通常要把主要力量投在可能性较大的工作项目中,以降低失败的风险。

第三,因为可能性与现实性能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所以,我们就应该努力发挥主观能动性,充分利用和积极创造各种条件,以促进某些于人有益的可能性向现实性转化。

总之,现实性和可能性是辨证统一的,因此,人们在实践中既要反对固步自封,又要反对脱离现实条件的空想和幻想。必须立足现实,展望未来,注意分析事物发展的各种可能,做好应对不利情况的准备,争取实现好的可能。

(4)现象与本质辩证关系原理的方法论意义

现象与本质这对范畴揭示的是事物内在实质和外在表现之间的关系。本质就是组成事物的基本要素之间的内部联系和根本性质,现象是事物的外部联系和表面特征,二者有明显区别。现象是外露于事物的表面,人们的感官(或借助工具)可以直接感知;而本质是隐藏于事物内部的,往往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只能通过人的抽象思维加以把握。现象是多变,易逝的,而本质则是相对稳定的。现象是事物个别的、具体的表现,而本质则是同类现象中一般的、共同的性质。现象比本质丰富生动,而本质比现象普遍、深刻。然而现象与本质又是统一的。一方面,现象离不开本质。本质是现象的内在根据,本质决定着现象。任何现象都是本质的表现,没有不表现本质的现象。即使假象也是本质的表现,只不过是以歪曲的颠倒的方式表现本质而已。另一方面,本质也离不开现象。本质总是现象的本质,任何事物的本质都要通过这样那样的现象表现出来。没有不表现现象的本质,脱离现象的、纯粹的本质是不存在的。

现象与本质辩证关系的原理,对于科学研究和实际生活有着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第一,现象与本质的对立统一决定了科学研究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一方面由于本质不同于现象,才有必要通过科学研究找出现象背后的本质。马克思指出:“如果事物的表现形式和事物的本质会直接合而为一,一切科学就都成为多余的了。”另一方面,本质总要通过现象表现出来,现象总是表现着本质,这样,人们才能够通过对现象的研究去认识事物的本质,达到科学的认识。人类的认识不能停留于现象,认识的任务就是透过现象揭示本质,只有深入揭示了事物本质的认识才能够为人们的实践活动提供指导作用。如通过苹果落地、房屋倒塌、河水流动、飞机坠落、卫星遨游、陨石降落、海潮汹涌澎湃、流星划过长空、地球绕日旋转、太阳东升西落等现象,研究引力相互作用的本质和规律。通过经济上的剥削与被剥削、政治上的压迫和反抗、思想上的统治与被统治、军事上的流血冲突等现象,研究阶级斗争的本质和规律。在社会生活中,通过观察分析人们的言行,考察其政治立场、思想感情等社会本质。

第二,现象与本质的辩证关系原理为我们认识事物提供了科学途径和方法。科学认识的途径是从事物的现象入手,透过现象去把握本质。因此,在认识过程中,要防止两种片面性:一种是只看现象不看本质,使认识停留在事物表面现象上;另一种是脱离现象,空谈本质。在认识事物时,一方面要注意现象的搜集,占有丰富而全面的感性材料;同时,又要注重科学的思维方法,对各种现象加以分析,特别是要注意识别真象和假象,从而抓住事物的本质。我们要透过现象把握本质,还要在关于本质认识的指导下从事实践活动,研究新的现象,从中发现更深刻的本质。总之,人们只有通过对事物现象的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认识过程,才能不断深化对事物本质的认识。

(5)内容与形式辩证关系原理的方法论意义

内容与形式是揭示事物的内在要素和它们的外部表现形态之间关系的一对范畴。事物的内容是指构成事物的一切要素,即事物的各种内在矛盾以及由这些矛盾所决定的事物的特征、成分、运动过程、发展趋势等的总和。事物的形式是指把内容诸要素统一起来的结构或表现内容的方式。内容与形式的对立统一表现在,内容是事物存在的基础,而形式是事物的表现方式,在具体范围内,二者有明确的界限;但二者又是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的。每一事物都具有一定的内容和一定的形式,一方面内容决定形式,形式服从于内容。有什么样的内容,就有什么样的形式;另一方面,形式又反作用于内容,对内容有巨大的制约和影响。

内容和形式之间既相互区别又相互统一的辩证关系原理,对于我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有着重要的方法论意义,同时它也是我们反对形而上学的锐利武器。

第一,内容决定形式,我们在认识事物、分析和解决问题时,就必须注重事物的内容,反对各种形式主义。形式主义在实际工作中往往表现为,离开内容的客观要求去追求表面形式的多样性,热衷于形式上的轰轰烈烈而不讲究工作的实际效果。内容决定形式,形式必须适合内容,要依据内容发展的需要保持或调整原有的形式。如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并不存在一套固定的模式,必须根据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在每一阶段上创造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具体形式。当变不变是右倾保守;不当变硬要变则会盲目冒进,犯“左”倾错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条件下,较落后的生产力水平这个内容,与之对应的是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生产关系;同一性质的公有制,还应当有多种的具体实现形式,以适应现阶段不平衡的生产力水平。

第二,形式可以能动地反作用于内容,我们就应当在注重内容的前提下,讲究形式,反对形式虚无主义。要善于选择、利用和创造最适当的形式为内容服务,充分发挥这些形式对内容的促进作用以推动内容的发展。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我们既要保持那些适合于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形式的相对稳定性,又要改变那些不适合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旧形式,还要善于利用包括资本主义国家的某些经济形式和管理形式在内的一切形式,从而保证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胜利发展。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宣传,要采取丰富多彩的、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进行。根据内容与形式的复杂关系,可以利用某些旧的形式为新内容服务,也可以创造新形式为新内容服务。如今天改革开放的新人新事,可以通过许多古老的地方戏剧的形式来宣传,也可以通过网络的方式来宣传。当然,还要善于识别那些在各种新名词、新花样的幌子下深藏的旧内容,坚决防止那些旧内容借用新形式而死灰复燃。如现在有人把一些封建迷信的旧内容,套上了“科学算命”、“计算机占卜”等新形式,我们不能上当受骗。

(三)矛盾分析法是根本的认识方法

对立统一规律是唯物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列宁指出:“统一物之分为两个部分以及对它的矛盾着的部分的认识……是辩证法的实质。”可以说对立统一规律即矛盾规律是唯物辩证法最根本的规律,矛盾是唯物辩证法的核心范畴,矛盾观点是唯物辩证法的核心观点,而运用矛盾观点形成的矛盾分析法就是我们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根本方法。在唯物辩证法的方法论体系中,矛盾分析法居于核心的地位。毛泽东指出:“辩证法的宇宙观,主要的就是教导人们要善于去观察和分析各种事物的矛盾的运动,并根据这种分析找出解决矛盾的方法。”。

世界上一切事物内部或事物之间都包含着既相互排斥、相互斗争,又相互联系、相互依赖的两个方面。唯物辩证法的矛盾范畴,就是对事物内部或事物之间既对立又统一关系的概括和反映。矛盾分析方法就是用矛盾的观点,即对立统一的观点去观察、分析实际生活中事物的矛盾运动,在此基础上找出解决问题的方法。

矛盾分析法是对立统一规律的方法论体现。对立统一规律指出,矛盾双方不是彼此孤立的,它们处于既对立又统一的关系中,统一性和斗争性是矛盾的两个基本属性。矛盾的统一性是指矛盾着的对立面之间的、内在的、不可分割的联系,体现着对立面之间相互吸引、相互结合的趋势。矛盾的斗争性是指矛盾着的对立面之间相互排斥、相互离异的属性,体现着对立面双方相互分离的倾向和趋势。在所有矛盾中,同一性与斗争性都是同时存在,不可分割的。一方面,矛盾的同一性不能脱离斗争性而存在,没有斗争性,就没有同一性。另一方面,矛盾的斗争性也不能脱离同一性而存在。斗争性寓于同一性之中,没有同一性,就没有斗争性。恩格斯说:“所有的两极对立,总是决定于相互对立的两极的相互作用;这两极的分离和对立,只存在于它们的相互依存和相互联系之中,反过来说,它们的相互联系,只存在于它们的相互分离之中,它们的相互依存,只存在于它们的相互对立之中。”同一是对立中的同一,对立是同一中的对立。把一切事物看作是矛盾的统一体,在分析各种事物的矛盾运动时既要看到其对立性,又要看到其统一性,这就是矛盾分析法的实质。

矛盾分析法包含广泛而深刻的内容。分析矛盾特殊性的方法,“两点论”与“重点论”相结合的方法,在对立中把握同一与在同一中把握对立的方法,批判与继承相统一的方法等,都是矛盾分析法的具体体现。这些方法为我们正确认识事物,分析、解决问题提供指导,是科学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

如“两点论”与“重点论”相统一的方法。对立统一规律指出,矛盾既有普遍性,又有特殊性,其特殊性表现之一就在于矛盾及其各个方面发展不平衡。在事物发展过程中,有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之分,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在事物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是有区别的。主要矛盾是处于支配地位的、在事物的发展过程中起决定作用的矛盾,由于它的存在和发展、规定或影响着事物复杂矛盾体系中的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次要矛盾则是在这个矛盾体系中居服从地位、不起决定作用的矛盾。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又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主要矛盾对次要矛盾的发展具有支配作用,次要矛盾也会反过来影响主要矛盾的发展和解决。同一矛盾双方的力量也是不平衡的,存在着矛盾的主要方面和矛盾的次要方面。矛盾的主要方面和矛盾的次要方面在在矛盾统一体中的地位作用是有区别的。矛盾的主要方面在矛盾统一体中居于支配地位、起主导作用;矛盾的次要方面,则居于服从地位、不起主导作用。但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是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支配着次要方面,事物的性质,主要地是由居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决定的;矛盾的次要方面也制约和影响矛盾的主要方面,而且在一定条件下矛盾双方地位会相互转化。随着矛盾双方主次地位的转化,事物的性质也就发生了变化。“两论点”和“重点论”相统一的方法就是根据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的这种既对立又统一的关系提出的。所谓“两点论”,是指人们在研究复杂事物的发展过程时,既要研究主要矛盾,又要研究次要矛盾;在研究任何一种矛盾时,既要研究矛盾的主要方面,又要研究矛盾的次要方面。所谓“重点论,是指在研究复杂事物的发展过程时,着重地把握它的主要矛盾;在研究任何一种矛盾时,着重地把握它的主要方面。“两点论”和“重点论”是相互制约、相互补充,有机统一的。一方面,“两点”不等于“重点”,“重点”也不是“两点”;另一方面,“两点”中有“重点”,“重点”中包含“两点”。“两点”是具有重点的“两点”,“重点”又是以“两点”为前提的。毛泽东把这种关系形象地称为“弹钢琴”。他说:“弹钢琴要十个指头都动作,不能有的动,有的不动。但是,十个指头同时都按下去,那也不成调子。要产生好的音乐,十个指头的动作要有节奏,要互相配合。”

在实践中坚持“两论点”和“重点论”相统一的辩证方法有重要意义。科学发展观就是运用这一方法分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问题,提出科学的发展战略。我们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阶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始终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根本任务是发展社会生产力。科学发展观突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就抓住了我国发展中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抓住了发展链条中的关键环节。发展,首要是经济的发展,要努力实现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协调健康发展。只有在经济充分发展的基础上,才能为社会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提供物质基础,才能巩固社会主义制度,为其他各种社会矛盾的顺利解决创造有利条件。当然,我们在集中力量抓经济建设这个主要矛盾的同时,还要注意解决好其他社会矛盾。科学发展观坚持了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同时强调要促进发展、加快发展,不仅要增加促进经济增长的投入,而且要增加促进社会发展的投入,增加保护资源和环境的投入;不仅要推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而且要推进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和生态文明建设;不仅要关注经济指标,而且要关注社会发展指标、人文指标、资源指标和环境指标。正如党的十六大报告所说,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就是要使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科学发展观有重点的全面的发展观。

“两论点”和“重点论”相统一的辩证方法,也是我们正确分析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形势的科学方法。要看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改革开放取得丰硕成果,人民群众的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城乡居民收入稳步增长,人民物质生活质量不断提高,精神文化生活日益丰富多彩,各种权益依法得到保障,广大人民群众投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积极性极大提高。我们取得的成绩是主要的、是主流。尽管在前进中也出现了一些困难和问题,但那是次要的、是支流。只有这样,才能坚定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同时,我们也要承认并认真解决存在的问题,不忽视支流。要清醒地看到,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和社会结构的深刻变革,不同地区和部门、不同群体和个人享受经济社会发展成果的多少有所不同,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程度也是有差异的,就业、收入分配、社会保障、看病、子女上学、生态环境保护、安全生产、社会治安等方面的问题成为广大人民群众关注的热点问题。这些问题如果得不到有效解决,就不利于最大限度地激发和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就会影响经济社会发展,影响安定团结的大局。

又如,在对立中把握同一与在同一中把握对立的方法。这是从矛盾既有统一性,又有斗争性,统一性和斗争性不可分割的性质出发,在对立面的统一中全面认识事物、解决问题的科学方法。邓小平“一国两制”的科学构想的形成及其在香港、澳门顺利回归中的成功实践,就是这一方法在实际生活和工作中的灵活运用和生动体现。中国的统一之路面临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两制关系”。“两制关系”既有斗争性,又有统一性。斗争性是指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相互排斥、相互否定、相互分离的性质和趋势。它是由双方经济基础、上层建筑方面的根本性质差别引起的。统一性是指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共处于同一世界的统一体中,共处于一个历史时代。当今世界“两制关系”的统一性主要体现在双方的和平共处、学习借鉴和合作发展上。在当代,社会主义还不具备战胜资本主义的条件,资本主义虽矛盾重重,但还有一定的发展空间,人类社会将长期处在“一球两制”的和平共处状态中。“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资本主义要完善社会制度,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也需要借鉴社会主义国家的成功经验。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依存度越来越高。伴随着社会进步出现的跨国犯罪、环境问题、资源问题、核问题、裁军问题等,离不开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合作。在过去的长时间内,我们对待资本主义的问题,往往只看到或更多看到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对立的一面,而很少看到社会主义同它还有学习借鉴和利用的一面。然而,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下,共同分享发展机遇,共同应对各种挑战,推进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事关各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也是各国人民的共同心愿。邓小平一改人们长期形成的思维定势,较多地注意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统一和一致的一面,注重矛盾统一性在事物发展中的作用,着眼于对立双方求同存异、和平共处、优势互补、共同发展,致力于矛盾双方达到的新的平衡与统一,主张用和平的方式解决对抗性矛盾,实现祖国的和平统一。当然,在注重统一性时,并未否认斗争性。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和平演变和反和平演变成为“两制关系”斗争性的时代特征,邓小平多次提出要注意“和平演变”策略,利用资本主义应掌握分寸,即充分吸收资本主义的积极因素,防止消极因素干扰破坏社会主义;讲究斗争艺术,灵活地采取不同的斗争形式,妥善地解决带有“两制关系”性质的问题。总之,要抓住“两制关系”的对立统一本质,有理有利有节地进行斗争,以促进我国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健康发展。“一国两制”的构想体现了邓小平巧妙地运用唯物辩证法解决实际问题的独到之处。

在中国传统哲学的矛盾观中,也包含着许多可以借鉴的分析方法。例如,春秋时期,史墨在中国哲学史上首次自觉地表述了“物生有两”即事物无不有其对立面的思想。老子继承和推进了这一思想,确认天下不存在孤立片面之物,任一事物或其事物任一方面的属性,总是与对立物相比较而存在,有美便有丑,有善便有恶,“故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宋朝的程颢指出,“万物莫不有对,一阴一阳,一善一恶”,认为万事万物都是对立面的统一,矛盾是普遍存在的。张载提出“一物两体”,认为统一体内包含着对立的两个方面。明末清初的王夫之把“一物两体”的“两体”之间的关系,进一步表述为“大辨”与“至密”,即差别与联结。可以说,相对相生、相反相成构成了中国传统哲学分析矛盾的特有方法,它绵延数千年,成为中国人的一种理性思维方式。又如,“一分为二”、“合二为一”也是中国传统哲学矛盾观的一种表达方式。它蕴含着矛盾的辩证综合思想,即在对立中把握统一,在统一中把握对立,矛盾运动的结局总是转化为新的矛盾统一体,并潜伏、孕育着新的矛盾运动。再如“和而不同,执两用中”是中国传统哲学分析矛盾的又一表达形式。西周史伯说:“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和”是指有差别的对立事物之间的和谐统一,“同”是指不包含差别的两者的绝对统一。他认为“和”是万物生成和发展的条件,主张“尚和去同”。《中庸》强调“执其两端,庸其中于民”。这就是“执两用中”的方法,它强调矛盾对立面的融合、中和,使两端都可以同时存在,都可以保持各自的特征,进而促进两端的依存和贯通,它蕴含着矛盾的解决不一定都要采取一方消灭另一方形式的思想。中国传统哲学的矛盾观对人们分析矛盾和解决矛盾具有一定的方法论意义,值得我们批判继承。

参考文献:

[1]黄志恒、刘秀玲.科学发展观集中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桂海论丛,2008年5月。

[2]苏思贵.从质量互变规律看正风防腐的必要性,延边党校学报,1994年Z1期。

[3]谢清果、林胜平.两制关系与矛盾分析方法,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1年5月。

[4]逄锦聚.《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教师参考书(修订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