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特征之一,当代中国对辩证法的政治哲学的理解经历了一个由斗争哲学到发展哲学到和谐哲学的主题转换。众所周知,政治哲学的主题转换往往昭示着一个时代的变迁,当代中国政治哲学从斗争、发展到和谐的转换,标志着新中国从战火中萌生,在发展中壮大,在和谐中成熟的发展历程。当和谐上升为国家哲学时,它也意味着国家意识不断证明自我、壮大自我、实现自我的渐进过程。新世纪中国正承载着五千年文明的和谐精神,把中国文化、中国形象和中国思考、处理世界问题的中国模式带给世界,以一个崭新的大国形象悄然屹立在世界的东方,展示自己独特的政治文化魅力。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重新审视这一发展历程有着特殊的意义。

(一)斗争哲学是革命斗争思维的总结和延续

毛泽东是我国辩证法大师,他早年的《矛盾论》(1937年)完整而严谨地探讨了对立统一规律,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然而,毛泽东极其重视矛盾的斗争性,他最终为在内忧外患中诞生的新中国选择了斗争哲学作为其政治哲学,这一对辩证法的偏颇的理解有其外在和内在的理由。

新中国的成立,开创了历史的新纪元,中国人民终于赢得了渴望已久的和平。1949年,新中国政治形势十分严峻。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对我国的封锁和包围,朝鲜战争的爆发,社会阶级结构调整与改造,国民党残余势力的骚扰,新中国政治环境的整治迫在眉睫。历经百年的动荡与沧桑,当代中国社会政治文化已处于崩溃的边缘,急需进行社会主义文化生态的整体性的重构。但是,从战争炮火中一路走过的新中国的领导者,对建设新社会既充满希望,也充满了迷惘。在那个充满了政治激情和政治斗争的时代,斗争哲学成为新中国政治哲学的主题,它是革命斗争思维的总结和延续。

在国内,应当指出,1949—1956年我国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期间,我国社会文化生态的建设是成功的,社会主义政治与经济之间达到了新的平衡,它们促进了中国经济文化的飞跃。接下来的1957年是我国经济建设进行得最好的年份之一。到1957年底,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的各项指标大都大幅度地超额完成了。“1957年全国工业总产值达到783.9亿,超过原定计划21%,比1952年增长128.3%,平均每年增长18%。……1957年农业总产值达604亿元(按1952年不变价格计算),完成原定计划的101%,比1952年增长19%。”经济上的腾飞也带来了骄傲自满、急于求成的情绪,在“左”的思想的指导下,我们逐渐偏离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政治经济辩证统一的原理,致使“左”倾错误不断泛滥开来,错误地估计了阶级斗争的形势,片面夸大了主观意志和政治的能动性。

(二)发展哲学是改革开放时代的根本要求

新中国的成立,使我国的发展掀开了崭新的一页,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严重滞后了中国的发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邓小平同志的领导下,我们找到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我国的发展成就举世瞩目,发展哲学成为时代精神的精华,成为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的新的主题。

列宁讲,发展是对立面的统一和斗争。邓小平深谙马克思和列宁辩证法的精神实质,把辩证法转化为主体实践的科学方法论,实现了马克思实践唯物主义思维方式与列宁发展思维方式的高度融合,并把它艺术地渗透到当代中国社会的发展过程之中。“中国的主要目标是发展。”“应当把发展问题提高到全人类的高度来认识,要从这个高度去观察和解决问题。”邓小平始终“尊重生活和历史的辩证法”,毛泽东曾高度赞扬邓小平善于“照辩证法办事”。作为整个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关注的焦点就是整个的社会发展问题,他的辩证法因此又展现为一种社会战略设计的辩证法,一种发展的辩证法。

在一般的意义上,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辩证法是以社会主义社会有机体的矛盾、运动、结构、关系、改革、新陈代谢、波浪式发展的辩证规律为研究对象的新兴的辩证法形态。邓小平吸取了以往把辩证法归结为对立面斗争的教训,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弘扬了列宁关于辩证法是最完整深刻而无片面性弊病的发展学说的规定,把辩证法重新确立为发展哲学,并且运用辩证发展观思考和解决事关中国社会发展的重大实践问题,凝炼概括了一系列映显时代精神而又具有中国特色的辩证“发展”范畴,诸如发展与稳定、改革与开放、中心与整体、内因与外因、本质与手段、构想与实施、定型与修补、过程与阶段、目标与步骤、“一国”与“两制”等,这些活生生的范畴展现为一种当代中国社会发展战略设计与实践活动的辩证逻辑,构成了邓小平发展辩证法形态的基本内容。随着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科技加速化、信息网络化、交往扩大化,全球性共同问题凸现,以及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深入发展,邓小平还总结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辩证法的基本规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指导规律(包括科学继承和历史超越统一规律,共同本质和中国特色统一规律,务实和导向统一规律),当代中国整体运动规律(包括阶段性和连续性、统一性和多样性、宏观与微观、协调与竞争的规律),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包括从规律意义上阐明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本质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

以发展为导向,邓小平对毛泽东以政治文化为核心的文化生态战略进行了大幅度的调整。在社会文化生态上,邓小平完成了从毛泽东时代“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文化模式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经济文化模式的根本转换,经济文化而非政治文化成为社会文化生态的轴心。十一届三中全会果断地把全党工作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全会的公报指出:“实现四个现代化,要求大幅度地提高生产力,也就必然要求多方面地改变同生产力发展不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改变一切不适应的管理方式、活动方式和思想方式,因而是一场广泛、深刻的革命。”这一思想,为后来的经济体制改革和与之相适应的政治体制提供理论前提和思想指导。1978年,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迈开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第一步。1982年,十二大以后,经济体制改革迅速在全国范围内全面展开,并且逐步突破了公有制经济结构,完成了向公有制基础上有计划商品经济的新体制的积极的转变。1987年,邓小平又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1992年的南巡讲话和随后的十四大又进一步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邓小平认为我国的经济建设必须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出发,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是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要坚定不移地实行对外开放,分“三步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的现代化。他反复强调:“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我们当前最大的政治,因为它代表整个人民的最大的利益、最根本的利益。”

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特别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随着帝国主义殖民体系的崩溃,广大的亚非拉国家获得了独立。为了消除贫困,振兴经济,这些国家纷纷走上自主发展的道路,普遍开始了工业化的进程,发展问题成为世界各国普遍关注的问题。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邓小平同志的带领下,我国奉行改革开放政策,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主动迎合经济全球化大潮,极大地加快了中国社会发展进程。

江泽民继承发展了邓小平的政治哲学理念。在十四届五中全会

上,江泽民指出,三者关系中,发展是目标,发展是硬道理;改革是发展的动力;而稳定则是发展和改革的社会基础,是前提。三者关系的准确阐明对于制定改革发展的方针政策,对于社会经济的稳定起了极大的作用,它也是对邓小平理论认识的深化。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江泽民进一步强调“发展是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发展哲学仍然是这一时期政治哲学的核心。

(三)和谐哲学是和谐社会的时代精神

如果说斗争哲学是对辩证法的片面的解读,发展哲学体现了对立面的统一和斗争,体现了对辩证法原则的回归和认同,和谐哲学则体现了辩证法的全面性和圆融性。经由斗争达到对立面的统一和和谐,是辩证法孜孜以求的目标,它揭示了一个深刻的道理,即不能简单地把矛盾和冲突本身看作事物发展的直接动力。只有正确处理矛盾和冲突,使事物保持在最佳状态,才能推动社会的发展和进步。

2005年新春伊始,“和谐社会”这一曾经代表人类永恒梦想和追求的理念成为我们时代关注的焦点。从憧憬和谐社会到建设和谐社会,这是十六届四中全会《决定》提出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指一个“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这是一个新的重要课题,一个新的历史目标。她清晰地反映了党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深刻转变,反映了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执政目标与任务的新认识,她标志着当代中国的执政思维由建国以来的斗争哲学,经由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哲学而转变为新时期的和谐哲学。

自古以来,和谐社会一直是人类的梦想。而真正把“和谐社会”提到理论高度的是马克思。马克思在他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及他与恩格斯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等书中,一再“提倡社会和谐”。在人与社会的关系上,马克思说:“正像社会本身生产作为人的人一样,社会也是由人生产的。”他认为,人是社会的人,社会是人的社会。换句话说:人应当融入社会,社会应当融入人,这才是高度和谐。黑格尔、马克思传统的辩证法本来就是一种和谐哲学。冯友兰在讲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和中国古代辩证法的区别时说:“客观的辩证法有两个主要范畴:一个是统一,一个是斗争。”事实上辩证法还有第三个范畴,那就是作为合题的“对立统一”。辩证法的精髓和最高境界恰恰体现在第三个范畴上。如果仅仅只有前两个范畴,那就像马克思批判蒲鲁东时所说的那样:“从来没有超越过头两级即简单的正题和反题。”要超越这种简单的两极对立,把对立面真正统一起来,就必须从知性思维上升到辩证理性的层次。因为理性不是知性的简单对立面,比如说知性讲对立斗争,理性则并不是反过来讲和谐同一,而是在更高的基础上把和谐与斗争、对立与统一两者统一起来。只有这两个方面的综合统一(合题),即“对立面的统一”,或“多样性的统一”,或“不同的东西的共鸣”,才是“和谐理念”的真谛。这说明辩证理性与和谐理念正好是一致的,辩证法本身即是一种和谐哲学。

和谐哲学也是对发展哲学的继承和发展,是发展的和谐。片面追求GDP增长的发展观给中国社会经济带来了巨大的飞跃,也为中国带来了诸如环境恶化问题、城乡两极分化等问题。2003年10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并把它的基本内涵概括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坚持“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要求”。科学发展观是一种和谐发展的新理念,落实科学发展观,重在培养和谐发展的思维方式,使之体现在政策决策过程中,转化为制度和法律,形成为解决矛盾和化解冲突的机制。和谐社会不是没有矛盾的社会,也不是没有利益冲突的社会。列宁讲,发展是对立面的统一和斗争,和谐思维体现了辩证法的全面性和圆融性。以和谐哲学指导和谐社会的构建,就是要按照和谐哲学的主要观点与方法的要求,把对科学发展观的认识成果转化为促进发展的科学思路,转化为促进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制度安排及其运行机制,转化为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如是,我们就把握了和谐哲学的精义。

和谐哲学是动态的和谐。和谐也有多种。静态的和谐固然可贵,动态的和谐更加难得。古希腊被称为“辩证法的奠基人之一”的赫拉克利特提出了“对立和谐”观,他说自然“是从对立的东西产生和谐,而不是从相同的东西产生和谐”。“和谐”与“稳定”,一动一静,动、静结合,动、静相间,社会波浪式发展,螺旋式上升。在中国,和谐也是动态的和谐,《中庸》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中庸”是儒家理想的和谐的境界,“时中”是儒家实践辩证法的基本原则。所谓“时中”的原则,主要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是要“合乎时宜”,二是要“随时变通”。只有遵循“时中”的原则,随着时间、地点的改变而改变,我们才能达到“中庸”的和谐之境。因此,和谐不是原地卧倒,不是故步自封。动态的和谐才是美,才是艺术。动态的和谐使人心情舒畅,能调动全社会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

和谐哲学更是多元的和谐。所谓“和谐”是关于多样性的概(www.daowen.com)

念,是关于复杂系统的秩序的概念。和谐包含了人与自然的和谐、不同利益群体的和谐、社会成员的身心和谐、经济社会文化三者之间的和谐、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和谐等等。在现代化进程中,随着社会的转型,中国的经济与社会关系、结构日趋复杂多样,利益群体的多元化在不断发展。这当然是社会进步的表现,但另一方面,多样、多元本身就意味着差异和矛盾,由此便把在种种差异和矛盾中,尤其是在社会转型时期的特殊矛盾中,如何实现、促进社会和谐的问题提到了执政党面前。从根本上说,社会和谐是一系列制度安排的结果,是由市场经济、民主政治的良好体制、机制来保证的。而社会转型时期的突出特点恰恰在于这样的制度条件还不健全,由此带来了不少特殊的社会矛盾,形成对党的执政能力的新的考验。

在和谐哲学的指导下建构和谐社会是一个新思想,新就新在它清晰地反映了党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深刻转变,反映了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执政目标与任务的新认识。在任何一个健康的、理性的、发展的社会,不断促进社会和谐,防止和消弭社会冲突与对抗,都是执政者的重责大任。在这个意义上,执政思维的基础不是斗争哲学,而是和谐哲学。因此,《决定》明确提出建设和谐社会的任务,明确要求不断提高建设和谐社会的能力,表明党的政治哲学达到了一个新的思想高度。

(四)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几点思考

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的辩证发展经历了一个由斗争哲学到发展哲

学到和谐哲学的主题转换。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重新审视这一发展历程有着特殊的意义。

1.中国模式的奠定

新中国的诞生经历了独特的中国革命道路、形成了独特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确立了建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为全球化世界贡献了自己独特的革命、改革和发展的思路,这也是新中国政治哲学对世界特有的贡献。新世纪中国正承载着五千年文明的和谐精神,把中国文化、中国形象和中国思考、处理世界问题的中国模式带给世界,以一个崭新的大国形象悄然屹立在世界的东方,展示自己独特的政治文化魅力。

最近,人民论坛杂志社联合人民网、人民论坛网等进行了“你如何看待中国模式?”的专题调查,该问卷调查共有4970人参与。此外,人民论坛记者还随机调查了192位社会人士,共计5162人。结果显示,“中国模式”是理论界对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经验的一种概括,74.55%的受调查者认可“中国模式”,“中国模式”的六个关键词:改革、发展、渐进、开放、试验、稳定,63.7%的受调查者认为“中国模式”主要是指中国特色的市场化,“中国模式”的主要特点在于强有力的政府主导、渐进式改革以及对内改革与对外开放同时进行。

“中国模式”是中国发展的模式。2004年5月11日,英国“伦敦外交政策中心”发表了美国高盛公司高级顾问、清华大学教授乔舒亚・库珀・雷默(JoshuaCooperRamo)撰写的题为《北京共识》的研究报告,指出中国的发展模式是一种适合中国国情和社会需要、寻求公正与高质增长的发展途径。他把这种发展模式概括为“北京共识”,主要包括三方面内容:艰苦努力、主动创新和大胆试验;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利益;循序渐进、积聚能量。其中,创新和试验是“北京共识”的灵魂,强调解决问题应因事而异,灵活应对,不求统一标准。它不仅关注经济发展,也同样注重社会变化,通过发展经济与完善管理改善社会。这是理解“中国模式”的出发点。英国《新左派评论》杂志发表的《中国变化的颜色》一文中就指出,中国走的是一条独特的东亚道路,其特点是强大的国家、活跃的家庭劳动经济和主要由小企业组成的私有经济和小规模资本主义经济。张维为则认为,中国模式的魅力在于以人为本、不断的试验、渐进改革而非激进革命、一个致力于发展的政府、有选择的学习、正确的优先顺序。

中国模式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际上是不同语境下的同一概念。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胡锦涛同志强调,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归结起来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实际上就是中国共产党用自己的特有的理论和话语对中国模式的含义和意义所作的最为明确的阐述。中国模式丰富和发展了世界发展模式,也必将为人类文明不断地走向繁荣与发展作出自己的贡献。

2.和而不同的追求

当代中国政治哲学对辩证法的理解经历了一个由斗争哲学到发展哲学到和谐哲学的历程,她也是新中国由原来的片面化、单一化发展思维走向多元化发展的历程,由片面强调矛盾的斗争走向了对立面的统一,走向了“和而不同”多元化和谐发展。这一转变,恰恰迎合了全球化的多样性特征,催生了世界的和谐和发展。

为总结阶级斗争扩大化的教训,从理论上进行拨乱反正,20世纪90年代初,冯友兰先生主张“阴阳调和”的中国古代辩证法来弥补唯物辩证法片面强调“矛盾斗争”的缺陷。他说:“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认为,矛盾斗争是绝对的,无条件的;‘统一’是相对的,有条件的。这是把矛盾斗争放在第一位。中国古典哲学没有这样说,而是把统一放在第一位。”在全球化当前,我们更要破除“阶级斗争观念”,克服“狭隘民族主义”。那种一味以“经济剥削”、“政治掠夺”的思想解释经济发展的一切不平衡现象,终究要落得固步自封,被淹没在全球化浪潮中。

2005年12月6日,温家宝总理在巴黎综合理工大学发表演讲,连用三个词语“以和为贵”、“和而不同”、“和实生物”来阐述“和谐”的思想。美国《新闻周刊》还特别以孔子像作为封面,指明中国正在向世界推介“和谐”思想。中国在融入世界的过程中,领悟了传统文化“和为贵”、“和而不同”的启示,中国所倡导的“和谐世界”理念,必将推动全球多元文化的共同发展,成为引领国际关系发展的新潮流。未来的全球将是一个相互合作、优势互补,共同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均衡、普惠、共赢方向发展,文化上相互借鉴、求同存异,尊重世界多样性,共同促进人类文明繁荣进步,共同呵护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家园。

3.世界和谐的憧憬

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由斗争哲学到发展哲学到和谐哲学的历程,也是新中国由原来的被迫排拒全球化到主动开放国门拥抱全球化到积极参与全球化、引领全球化发展的历程。中国自古就有“平天下”的“全球化情结”,这一古老的情愫随着中国的发展壮大日益彰显,新世纪的中国不仅要在和谐哲学的指导下建设和谐社会,还憧憬着去建立一个和谐的世界。

2005年4月,胡锦涛主席参加雅加达亚非峰会,在讲话中提出,亚非国家应“推动不同文明友好相处、平等对话、发展繁荣,共同构建一个和谐世界”。同年7月,胡锦涛出访俄罗斯,“和谐世界”被写入《中俄关于21世纪国际秩序的联合声明》。“和谐世界”第一次被确认为国与国之间的共识,标志着这一全新理念逐渐进入国际社会的视野。2007年10月,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大上的报告宣告:我们主张,各国人民携手努力,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

“和谐世界”是在世界变化新现实和新趋势下的中国世界观。中国领导人在不同场合对“和谐世界”、“和谐地区”、“和谐周边”等理念的阐述,其核心正在于倡导“和为贵”,不同文化和平相处,共生共长;用“和而不同”的观点观察、处理问题,善待他国,存异求同。这一切,既是对中国文化与外来文化千年交往史的经验总结,也是以一个负责任的大国身份将中华文化中的价值精髓向世界做郑重推荐。中国推介构建“和谐世界”的理念和主张,引起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响。德国《法兰克福汇报》、英国《经济学家》等国外主流媒体给予了积极评价,认为中国通过挖掘本民族的传统文化价值,彰显了中华民族的自信,向世界展现了独特的文化魅力;中国所主张的“和谐世界”的价值观,对广大发展中国家更具吸引力;从长远来看,“和谐世界”这一主题的提出对中国文化“软”实力的提升将产生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