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江泽民同志首次指出:“马克思主义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正确理解这一观点,对于反对马克思主义“过时”论,对于科学认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思想、科学发展观乃至整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产生的必然性和必要性,都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一)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的内涵和意义

江泽民同志以“与时俱进”来概括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质”,言简意赅,通俗易懂。这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还是第一次,它体现着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品质认识的深化和发展。

我们肯定“马克思主义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这主要包括两个相互联系的观察或认识马克思主义的视点:

一是以时间为参考系,强调马克思主义是与时间同进的,不能也不会停留在某一历史阶段上。所以,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具体观点或结论,都应该联系特定的时间条件加以理解和运用,既不能超越其所适用的历史阶段,也不能落后其所适用的历史阶段;随着时间条件的变化,还要造成同这种特定时间相适应的理论或观点,否则就可能出现理论脱离实践、主观违背客观的错误。

二是以知识的相对性为依据,强调马克思主义的具体观点或结论都具有历史的对应性,即使已经被以往的实践证实为真理性的认识,仍要随着实践和人类知识的进步而不断发展和完善。任何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导致僵化或绝对化的观点,都是错误的。

从上述两个视点观察或认识马克思主义具有与时俱进的品质,起码可以赋予人们以重要启迪:马克思主义在总体上没有“过时”,也不会“过时”。

根据上述视点,马克思主义不会因为社会历史的发展或科学的进步而过时,而只是在应对各种新挑战中使自己更加完善。有的人之所以主张马克思主义“过时”,最重要的就是由于没有看到马克思主义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在这里,划清以下两个界限是非常重要的:

一是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或恩格斯的理论或观点的界限。有的

人往往认为,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一百多年前创立的理论体系,现在的实践和科学的发展已经大大不同于当时的情况,怎能继续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究其原因,很重要的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同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或观点搅在一起,把前者完全局限于后者来说明。马克思和恩格斯是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他们的理论或观点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来源。特别是在马克思主义刚刚创立时,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或观点实际上是马克思主义的唯一来源。但后者向前者的转化是个体意识向群体意识的升华,随着这种升华的实现,马克思主义已经不再简单地作为马克思或恩格斯的个体意识而存在,而是以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指导思想的形式存在和起作用。在这种情况下,意识的主体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即不再局限于马克思和恩格斯,而是越来越多地拓展到其后的马克思主义者。作为个体意识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或观点,当然具有历史的相对性,随着意识主体即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逝世而终止,从而难免会因时间的推移和实践或世界的变化,而出现某些具体观点或理论的过时。但马克思主义就不同,是世界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指导思想,其主体是群体性的;只要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具有存在的必然性,这种群体性的主体就会世代相续,而且正是他们不断根据人类实践和认识的发展,“与时俱进”地丰富和完善了马克思主义。所以,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开放的、不断自我发展和自我完善的理论体系,从而在总体上不会“过时”。

二是马克思主义与具体科学的界限。从总体上说,它们是一般与特殊、共性与个性的关系,虽然有密切的联系,却又存在着原则的区别。勿庸置疑,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思维科学在马克思主义创立后产生了很大的变化,取得许多突破性的成果,甚至造成许多思维方式的创新或变革。有的人以为,正是这些创新或变革使马克思主义出现了许多相应的空白,从而主张要以其他“新”的理论取而代之。其实,马克思主义不是百科全书,没有必要也不可能把具体科学的新成果都搜罗到自己的理论体系中来;而且,马克思主义留给后人宝贵思想财富,主要的不是其中的一个个的具体结论,而是根本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社会乃至整个世界发展客观规律的正确认识。对此,恩格斯说得非常清楚:“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如果不把唯物主义方法当作研究历史的指南,而把它当作现成的公式,按照它来剪裁各种历史事实,那它就会转变为自己的对立物。”它作为一般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却一刻也没有停止前进的步伐;它关于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的认识,至今仍然适用;再加上后续马克思主义者的共同努力,使之能够不断根据人们实践和认识的发展以及世界的新变化,及时地进行正确的概括或总结,从而永葆自己的时代感和科学性,并根据不同时期实践的特点,在世界观、方法论或“指南”的意义上发挥自己应有的作用。所以就其总体而言,无论是在理论或实践上,它都没有“过时”,而是“与时俱进”的。

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一般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其永恒主题就是在实践检验中不断丰富和发展。由于前仆后继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共同努力,马克思主义能够不断根据人们实践和认识的发展以及世界的新变化,与时俱进地进行正确的概括或总结,具有很强的时代感和科学性,在总体上没有“过时”,也不会“过时”。

(二)马克思主义的特点决定其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

马克思主义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是由其主要特点决定的。

其一,马克思主义最根本的思想方法是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这决定了它必须“与时俱进”。客观实际或客观事实,是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出发点。正如恩格斯在《共产主义者和卡尔・海因岑》一文中所指出的:“它(指共产主义———引者注)不是从原则出发,而是从事实出发。共产主义者不是把某种哲学作为前提,而是把迄今为止的全部历史,特别是这一历史目前在文明各国造成的实际结果作为前提。”毛泽东同志也曾指出:“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叫我们看问题不要从抽象的定义出发,而要从客观存在的事实出发,从分析这些事实中找出方针、政策、办法来。”邓小平同志也曾明确肯定:“按照实际情况决定工作方针,这是一切共产党员所必须牢牢记住的最基本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所谓实事求是,就是从客观实际出发,通过能动的探索和研究,把握其中的本质和规律性,以造成指导实践的观点或理论。如邓小平所说,这“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由于实际在不断地发生变化,要对其做出实事求是的判断,就必须“与时俱进”地反映不断发展变化的客观实际。

其二,马克思主义的最主要特点是实践性,这也决定其必须“与时俱进”。马克思早在1845年,就尖锐批评以往的“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这里不但强调了实践对于哲学研究的重要意义,而且突出了“改变”即发展变革的重要性。恩格斯在批评海因岑“大错特错”时,也曾指出:“共产主义不是教义,而是运动。”也就是说,对于马克思主义或共产主义首先要从运动即实践的意义上去理解和把握。毛泽东同志更是明确肯定“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最显著特点”,“强调理论对于实践的依赖关系,理论的基础是实践,又转过来为实践服务”。整个马克思主义的创立、发展乃至发挥社会作用,都是以实践为基础的。由于实践是历史地变化和发展的,在不同的时间条件下具有不同的特点和规律,而以这种发展变化的实践为理论来源、又要反过来为这种实践服务的马克思主义,当然也不能永远停留在一个水平或历史阶段,而应该“与时俱进”。

同时,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性决定了它是科学性和革命性的统一,从而也决定其必须不断“与时俱进”。正因为马克思主义来源于实践,并在不断的实践检验中丰富和发展,所以它可以永葆自身的科学性或真理性;又由于它必须服务于实践,是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解放自己和改造社会的锐利思想武器,所以又具有革命性、特别是无产阶级的阶级性。在实践的基础上,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革命性是相辅相成、辩证统一的。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中明确指出:“共产主义是关于无产阶级解放的条件的学说。”他在《共产主义者和卡尔・海因岑》中更是明确说道:“共产主义作为理论,是无产阶级立场在这个斗争(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引者注)中的理论表现,是无产阶级解放的条件的理论概括。”列宁指出:“马克思认为他的理论的全部价值在于这个理论‘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这一理论对世界各国社会主义者所具有的不可遏止的吸引力,就在于它把严格的高度的科学性(它是社会科学的最新成就)和革命性结合起来……把二者内在地和不可分割地结合在这个理论本身中。”正因为马克思主义是一种指导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解放自己和改造社会斗争的“革命科学”,因而它必定是要在广大革命群众的实践斗争中不断接受新的检验,并不断地从中吸收新的知识,与时俱进,从而成功地指导革命实践获得预期的目的。

其三,马克思主义是最彻底的辩证法论者,而唯物辩证法的批判本性也决定其必须“与时俱进”。唯物辩证法的前提是坚持唯物主义,即以客观实际为依据,反对形而上学的绝对静止观点,充分肯定世界万物的永恒发展变化。如恩格斯所说,“辩证法在考察事物及其在观念上的反映时,本质上是从它们的联系、它们的联结、它们的运动、它们的产生和消逝方面去考察的”。也就是说,辩证法是从事物的联系和发展中来认识和把握事物的。斯大林也讲过类似的话:辩证法要求我们观察现象时不仅要从各个现象的相互联系和相互制约的角度去观察,而且要从它们的运动、它们的变化、它们的发展的角度,从它们的产生和衰亡的角度去观察。所以,唯物辩证法就其本性而言,是不满足于现状的,是包含着对改变世界的不懈追求的。对理论的态度也是如此,唯物辩证法不承认有终极的真理,而只承认随着人类活生生的生活和实践而处于永恒发展过程中的科学认识。列宁曾经指出:“现在必须弄清一个不容置辩的真理,这就是马克思主义者必须考虑生动的实际生活,必须考虑现实的确切事实,而不应当抱住昨天的理论不放,因为这种理论和任何理论一样,至多只能指出基本的、一般的东西,只能大体上概括实际生活中的复杂情况。”实践或现实生活是“常青之树”,理论作为结在这棵大树上的果实,也应该是“常青”的,而非一成不变的。所以恩格斯说:“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从这个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必须“与时俱进”。

其四,正因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质是“与时俱进”,所以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方法是理论联系实际。坚持理论联系实际,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学风。马克思主义来源于实际,又服务于实际,而且要在实践中实现自己的目的和证明自己的力量。人们只有坚持理论联系实际,才能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才能正确运用马克思主义,才能充分发挥马克思主义的应有作用。“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一定要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如果不结合,那就不行。这就是说,理论与实践要统一。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只有结合中国实际的马克思主义,才是我们所需要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如邓小平同志所言:“中国革命的成功,是毛泽东同志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现在中国搞建设,也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实际或实践是不断发展变化的,理论联系实际的内容、方式和成果当然也不会停留在“老一套”上,所以马克思主义也只有“与时俱进”方可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马克思主义由于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所以能够在不断地应对历史或实践的挑战中自我发展和自我完善,从而永葆自身的时代性和真理性。《共产党宣言》在第一部分曾经明确指出:“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这显然忽略了原始社会的存在。后来,哈克斯特豪森发现了俄国的土地公有制,毛勒证明了这种公有制是一切条顿族的历史发展所由起始的社会基础,而且人们逐渐发现,村社是或者曾经是从印度到爱尔兰的各地社会的原始形态。最后,摩尔根发现了氏族的真正本质及其对部落的关系,这一卓越发现把原始共产主义社会的内部组织的典型形式揭示出来了。随着这种原始公社的解体,社会开始分裂为各个独特的、终于彼此对立的阶级。基于这些新的发现,加上自己所作的进一步深入研究,恩格斯发展了既成的观点,在1888年《共产党宣言》英文版在“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上加了注:“这是指有文字记载的全部历史。”

马克思、恩格斯都曾经认为,由于资本具有国际的性质,从而主张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共同进行社会主义革命。马克思在分析巴黎公社失败的教训时,指出其重要原因之一,是由于“在一切主要中心,如柏林、马德里以及其他地方,没有同时爆发同巴黎无产阶级斗争的高水平相适应的伟大的革命运动。”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中更加明确地表达了类似的观点:大工业使所有文明国家的社会发展大致相同,以致在所有这些国家,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都成了社会上两个起决定作用的阶级,它们之间的斗争成了当前的主要斗争。因此,共产主义革命将不是仅仅一个国家的革命,而是将在一切文明国家里,至少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同时发生的革命……”在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以后,列宁则根据资本主义内部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强调“经济和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主张“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少数甚至在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并认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在各个国家是极不平衡的。而且在商品生产下也只能是这样。由此得出一个必然的结论:社会主义不能在所有国家内同时获得胜利。它将首先在一个或者几个国家内获得胜利,而其余的国家在一段时间内将仍然是资产阶级的或资产阶级以前的国家。”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丰富和发展,正是这种丰富和发展使得马克思主义没有过时。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证明了这种发展是科学的,也是必要的。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产物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及其成果,就是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结晶。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把马克思主义推向了新阶段,并实现了一次伟大的飞跃,产生了毛泽东思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发展,使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实现了第二次伟大的飞跃,又造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把马克思主义再度推向新的发展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不但是对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而且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与时俱进的最新成果。

1.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必然和必要产物

邓小平理论的产生,体现了实践或实际的发展和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的有机统一。

首先从客观的实践或实际的变化来说,它要求马克思主义理论随之丰富和发展。由于时代主题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即从“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转变为以“和平和发展为主题”的新时代。这要求人们更冷静地看待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过程,尤其要看到社会主义制度在其具体实现中仍有一个逐步完善的问题,甚至可能出现严重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现象,需要通过改革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同时也要更客观地看待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正视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和科技发展的事实,充分认识资本主义在当今社会存在还有一定的客观基础,正确估计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代替的艰巨性和长期性;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斗争,乃至整个世界的竞争,主要不再诉诸军事实力,而首先是表现为经济或科技的较量,发展才是硬道理。社会主义发展开始由建设而进入改革时期,是以改革促建设,特别要在全面开放的条件下以改革促发展,这使人们遇到了一系列新的情况和问题。实践和实际的变化已经向马克思主义理论提出了许多尖锐的挑战,但“两个凡是”的紧箍咒却严重地束缚着人们的思想,面对新情况、新问题却不敢越雷池半步,从而造成了主观与客观、理论与实践的尖锐矛盾。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为精髓的邓小平理论应运而生,既满足了实践或实际发展的要求,又解决了当时业已出现的理论与实践的尖锐矛盾。从这个意义上说,邓小平理论是中国实践或实际发展的必然和必要产物。(www.daowen.com)

其次,从马克思主义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来看,马克思主义在任何时候都不会停留在既成理论上,不会坐视实践或实际的变化而不管,而是要坚持和实际相结合,与中国的国情同进,与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实践同进,从而必须也必然发展为邓小平理论。马克思主义只有正确运用于中国的具体实践并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发展,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邓小平理论是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既体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又包含了中华民族的优秀思想和中国共产党人的实践经验。在当时的中国,坚持马克思主义,就必须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发展马克思主义,就必须推进到邓小平理论阶段。邓小平理论的产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时俱进的必然产物,是马克思主义在当时中国发展的新阶段。

为了加深对邓小平理论产生必然性、特别是必要性的认识,我们一定要引导学生正确看待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向邓小平理论飞跃的必要性。如江泽民同志所言,在当代中国,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同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的邓小平理论,而没有“别的理论”能够解决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问题。这曾经令许多人感到疑惑不解:这个“别的理论”是否包括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难道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也不能解决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问题?这实际上就是怎么正确看待邓小平理论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关系,特别是实现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向邓小平理论飞跃的必要性问题。对于这个问题一定要坚持辩证的理解。一方面,从邓小平理论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统一性来看,它们是一脉相承的统一的科学体系。坚持邓小平理论,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高举邓小平理论的旗帜,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理所当然地已经包含着被继承下来的、仍适合于指导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立场、方法和基本原理、观点;而且,如果没有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就不可能自觉地将之同中国现阶段的实践相结合,进而建立邓小平理论。所以,我们绝不能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简单地看成是“别的理论”而否定其现实指导意义。另一方面,从邓小平理论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区别来看,邓小平理论毕竟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在中国发展的“现阶段(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化”,已经形成了新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科学体系。它既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化”的升华,也是毛泽东思想的自我发展和自我完善。所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必须在中国实现“现阶段化”,否则,固守既成的具体观点或结论,就难免要成为无法解决中国社会主义前途和命运问题的“别的理论”。由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在事实上已经跨跃到新阶段———邓小平理论,所以江泽民同志所说的“别的理论”,在总体上没有包括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但同时也是提醒人们,不要机械固守邓小平理论创立之前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既成的具体观点或结论。

2.“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邓小平理论与时俱进的科学结晶

邓小平理论不但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与时俱进的产物,而且本身也只有与时俱进,才能不断增强自身的真理性和时代感。江泽民同志关于“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正是邓小平理论与时俱进的科学结晶。坚持邓小平理论,就必须坚持“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坚持“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就是坚持邓小平理论。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站在世纪之交的时代高度,深刻总结我党发展的历史经验,正视中国现实所发生的新变化,并前瞻世界发展的未来趋势,特别是针对党在新时期所面临的主要任务和严峻挑战,抓住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这个基本问题而作出的新的理论概括。如江泽民同志在2001年“七一”讲话中所言:总结八十年的奋斗历程和基本经验,展望新世纪的艰巨任务和光明前途,我们党要继续站在时代前列,带领人民胜利前进,归结起来,就是必须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是对邓小平理论的丰富和发展,也是邓小平理论与时俱进的必然产物。

其一,从两种理论的客观依据来看。

邓小平理论的主要客观依据,就是中国正处在并长期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邓小平同志曾经明确指出:“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订规划。”而且,当时邓小平同志主要侧重于经济角度来阐述这个问题。因为,我们过去实行的是“以阶级斗争为纲”,把主要精力放在政治生活和上层建筑领域的改变上,从而对社会主义也更多地是从政治或上层建筑方面加以考虑和说明。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党面临的主要任务,就是通过拨乱反正,把工作重点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方面来;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关注点上也发生了比较大的改变,更多地是从经济角度来加以阐释。如邓小平同志所说:“根据我们自己的经验,讲社会主义,首先就要使生产力发展,这是主要的。只有这样,才能表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当时也讲改革,但也首先是指经济体制改革;而且改革的直接目的,主要也是为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所以相对来说,当时人们在完善政治制度和加强政治建设方面考虑得比较少,特别对“要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的问题,当时还不成为最急待解决的问题。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虽然也是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为客观依据,可中国的现实情况却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如江泽民同志所言:“思考这个问题,要紧密结合国内外形势的变化,紧密结合我国生产力的最新发展和经济体制的深刻变革的实际,紧密结合人民群众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的新的发展要求,紧密结合我们党员干部队伍发生的重大变化。”说具体点,把握“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客观依据,一是要考虑到经济全球化浪潮正迎面扑来,中国必须积极应对这一挑战,并已加入“WTO”,这客观上给执政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增添了许多困难。如何既用好机遇而又带领着中国人民继续前进在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大道上?这只有通过坚持“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来解决。二是要考虑中国经济改革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为了进一步推动其深化发展,必须加快政治改革的步伐,从而要求人们在继续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前提下,把关注点逐步向政治建设和上层建筑领域拓展。而且,在改革深化发展和开放不断扩大的条件下,要解决“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更是一个政治问题,在很大程度上要取决于党的正确选择和科学决策,从而亟待提高党的领导能力和执政水平。三是要考虑到中国共产党已经执政了80年,又要应对新世纪的挑战,必须狠抓自身的建设,不断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在世界范围内,已经有许多共产党失去执政的地位,我们应该在这种前车之鉴中保持清醒的头脑。如江泽民同志所说:“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必须从严。要深刻认识和吸取世界上一些长期执政的共产党丧失政权的教训。党执政的时间越长,越要抓紧自身建设,越要从严要求党员和干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正是适应这一需要而产生的。四是要考虑到“我们党已经拥有六千三百万党员,这么大的队伍要管理好不容易。党内确实存在一些同党的性质、宗旨不相符的突出问题,如果我们不下最大的决心加以解决,就会带来严重的后果。”正是针对这种情况,江泽民同志在“七一”讲话中强调:我们必须继续围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这个基本问题,进一步解决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这两大历史性课题,全面推进党的建设的新的伟大工程。

其二,从两种理论的思想方法来看。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邓小平理论的精髓,也是根本思想方法。这主要是由于,当时国内外的实践或实际情况发生了比较重大的变化,向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挑战,要求后者随前者不断丰富发展。但是,此时正值“两个凡是”思想甚嚣尘上,从而造成了实践或实际发展要求和理论相对滞后的尖锐矛盾。要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作出科学回答,就必须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方法;而且首先要解放思想,即以解放思想来冲破“两个凡是”的思想禁锢,以实现实事求是。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对邓小平理论的丰富和发展,虽然也是坚持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为主要思想方法的,但又具有明显的个性特征。一方面,“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提出的思想方法意义,主要不在于恢复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也不在于使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成为邓小平理论的精髓,而是在于从既成的思想路线出发,确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方法的科学性,并进一步阐释和概括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社会作用。这就是江泽民同志在2001年的“七一”讲话中所指出的:“我们党在历史上的一些时期曾经犯过错误,甚至遇到严重挫折,根本原因就在于当时的指导思想脱离了中国的实际。我们党能够依靠自己和人民的力量纠正错误,战胜挫折,继续胜利前进,根本原因就在于重新恢复和坚持贯彻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八十年的实践启示我们,必须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坚持科学理论的指导,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的路。这是总结我们党的历史得出的最基本的经验。”正是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他充分肯定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引导社会前进的强大力量。”另一方面,“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所赖以形成的思想方法基础,其侧重点不在于“应当”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而是在于“怎么样”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这是对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深化和具体化。因为在中国,通过邓小平理论的创立和实践,人们对于“应当”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问题已经基本解决;可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怎么样”去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却是一个远没有解决的问题。许多人虽然抱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主观愿望去认识和实践,其客观的行为和结果,却可能恰恰背离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所以江泽民同志在2001年的“七一”讲话中以发展马克思主义为前提,进一步指出“马克思主义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即要求人们应当与时俱进地发展马克思主义;以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为基础,又针对现实中所存在的具体倾向,强调“一切从实际出发,自觉地把思想认识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中解放出来,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根据“三个代表”要求,强调“我们必须坚持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大力发扬求真务实、勇于创新的精神,创造性地推进党和国家的各项工作,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质而言之,“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方法论意义主要体现在时代性、实践性和创新性。时代性赋予其特定的时间适用性,体现着邓小平理论及其思想方法的与时俱进;实践性使得它更重视思想方法的物化,即将之具体化为人们具体认识和实践的指导思想的精神力量;创新性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之思想方法的灵魂,它要求把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落实到认识和实践的各个领域,全面实现理论创新、制度创新、文化创新和科技创新。

其三,从两种理论的主要内容来看。

从总体上说,邓小平理论主要探讨和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基本问题;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则主要是创造性地探讨和回答“要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这个基本问题。后者同前者从本质上说是一致的: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是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解决“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本身就包含着“要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的问题,因为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的一个基本规定性,它的解决直接关系到“什么是社会主义”问题的解决;而回答“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最根本的是要弄清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因为党的建设既是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方面,又对解决社会主义建设的其他问题具有关键性的影响。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核心,“是坚持党的领导”。“自从十月革命以来,更证明了没有共产党的领导就不可能有社会主义革命,不可能有无产阶级专政,不可能有社会主义建设。”

但后者又是对前者的丰富和发展,是前者与时俱进的结晶。因为在粉碎“四人帮”以后,当时中国最急于解决的问题是拨乱反正,而焦点是集中在弄清社会主义建设的方向和道路问题。如邓小平同志所说,尽管我们搞了二、三十年的社会主义,但“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却没有搞清楚,这是必须尽快解决的问题。随着邓小平理论的创立,社会主义的本质和根本任务已经基本明确,而且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也逐步弄清楚,可是形势的新变化又使党面临着新的考验。正如江泽民同志在2001年“七一”讲话中所说:经过八十年的发展,我们的党员队伍,党所处的地位和环境,党所肩负的任务,都发生了重大变化。我们党已经从一个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一个领导人民掌握着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已经从一个在受到外部封锁的状态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成为在全面改革开放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能只满足于从一般的意义上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而应该进一步探讨“要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的问题。如果不能正确地建设党,也不可能正确地建设社会主义。所以,实现邓小平理论基本问题向“三个代表”思想基本问题的转化,体现人们对社会主义认识的深化和精确化。

3.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

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产物,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

第一,科学发展观的形成是经历一个过程的,其中也折射着理论与时俱进的过程。

在党的十六大之后,它首先萌发于“全面的发展观”的提出。2003年4月15日,胡锦涛同志在广东考察,从全局的高度提出了“全面发展观”问题:要坚持全面的发展观,通过促进三个文明协调发展不断增强创新优势。这是直接针对片面发展观提出的,表征着科学发展观的萌芽。其次,在“全面发展观”的基础上,进一步形成“全面发展、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的发展观”,并把它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直接联系起来。2003年7月,在全国防治“非典”工作会议上,胡锦涛同志深刻指出:我们要更好地坚持全面发展、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的发展观,更加自觉地坚持推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坚持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坚持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再次是对上述观点进行科学凝炼,首次明确提出“科学发展观”的概念。2003年8月底至9月初,胡锦涛同志在江西考察工作时指出:要牢固树立协调发展、全面发展、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积极探索符合实际的发展新路子。明确提出科学发展观,是党在发展理念上的升华。其四是明确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坚持以人为本”。2004年2月,中央在中央党校举办了省部级领导干部“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专题研究班,温家宝总理在结业式上发表了《提高认识,统一思想,牢固树立科学发展观》的重要讲话,首次肯定坚持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其五是科学定位科学发展观。2005年10月,十六届五中全会明确指出,要坚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并坚持以人为本,转变发展观念,创新发展模式,提高发展质量,落实“五个统筹”,把经济社会发展切实转入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轨道;2006年10月,十六届六中全会又从战略高度把科学发展观同党的指导思想和党的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相并列,肯定其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地位和作用;特别是党的十七大,对科学发展观作出了全面的定位:科学发展观,是对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最后是建立和完善科学发展观的理论体系。2006年6月,中宣部理论局组织编写并出版了《科学发展观学习读本》,初步形成了科学发展观的理论体系。其后,胡锦涛同志2007年6月25日在中央党校发表重要讲话,丰富和发展了该读本的观点,党的十七大更是系统地阐述了科学发展观的时代背景、科学内涵、精神实质和深入贯彻落实的基本要求等。2008年10月,中宣部的《科学发展观学习读本》正式出版,吸收了十七大的主要理论成果,实现了科学发展观内容的完整化和体系的完善化。

第二,科学发展观是适应国际发展的新形势而提出的,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应对国际新挑战而与时俱进的产物。

从国际形势来说,科学发展观提出的主要依据包括如下几个方面:(1)它在科学判断国际形势和世界发展趋势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变革大调整之中,我国发展既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一方面,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世界多极化不可逆转,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国与国相互依存日益紧密,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大局总体稳定。另一方面,国际环境中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多,我国发展的外部条件复杂多变,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仍然存在,国际战略竞争更趋激烈,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而且,世界经济发展很不平衡,南北差距拉大,经济结构性矛盾加剧,能源资源压力增大,经济发展中的潜在风险增多,重大自然灾害、严重传染性疾病危害加大。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必须深刻把握国际形势和世界发展趋势的新变化,顺应时代发展的新要求,坚持走科学发展、和谐发展、和平发展的道路。(2)科学发展观是在深刻把握中国与世界关系新变化基础上提出来的。当代中国同世界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中国发展对世界发展的作用和影响不断提高,世界发展离不开中国的发展;国际环境发展变化对我国发展的作用和影响也不断增大,中国发展也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世界的发展。就总体趋势而言,我国的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国际社会从战略上更加重视中国及其发展;但我国毕竟面临着发达国家经济科技占优势的巨大压力,而且西方敌对势力对我国实施西化、分化的战略图谋始终没有止息,其他各方面的不利因素仍有可能增多。只有把中国的发展放到世界的大局中来思考,不断提高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能力,不断提高应对风险挑战的能力,我国才能牢牢掌握发展的主动权。(3)科学发展观是在借鉴世界各国发展经验、汲取国外发展理论有益成果的基础上提出来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由于单纯追求经济增长,不重视社会发展和社会公平,忽视能源资源节约和生态环境保护,一些国家发展遇到了这样那样的问题;有的国家走了一条先发展、后治理的路子,为解决生态环境严重恶化问题付出了高昂的代价;有的国家由于经济结构失衡、社会发展滞后,导致发展质量不高、后劲不足……我国不能重复其他国家走过的老路,而必须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科学发展观,就是在这种国际背景下形成的。

第三,科学发展观是立足我国基本国情,深入分析我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认真总结我国发展实践的经验教训提出来的,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应对国情新变化而与时俱进的产物。

科学发展观形成的根本依据和立论基础,就是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正是从这个基本国情出发,中国既要改变“不发达”的现状,从而要实现更快的发展;但这种发展又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而且应该是高质量和“不折腾”的,所以只能选择“科学发展”的道路。科学发展观形成的直接现实依据,就是进入新世纪新阶段,我国发展所呈现出的一系列新的阶段性特征。胡锦涛同志在十七大报告中,把它概括为八个主要方面:进入新世纪新阶段,我国发展呈现一系列新的阶段性特征,主要是:经济实力显著增强,同时生产力水平总体上还不高,自主创新能力还不强,长期形成的结构性矛盾和粗放型增长方式尚未根本改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同时影响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依然存在,改革攻坚面临深层次矛盾和问题;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同时收入分配差距拉大趋势还未根本扭转,城乡贫困人口和低收入人口还有相当数量,统筹兼顾各方面利益难度加大;协调发展取得显著成绩,同时农业基础薄弱、农村发展滞后的局面尚未改变,缩小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任务艰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不断发展、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扎实贯彻,同时民主法制建设与扩大人民民主和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还不完全适应,政治体制改革需要继续深化;社会主义文化更加繁荣,同时人民精神文化需求日趋旺盛,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明显增强,对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提出了更高要求;社会活力显著增强,同时社会结构、社会组织形式、社会利益格局发生深刻变化,社会建设和管理面临诸多新课题;对外开放日益扩大,同时面临的国际竞争日趋激烈,发达国家在经济科技上占优势的压力长期存在,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增多,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要求更高。这些阶段性特征反映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新形势、新矛盾和新问题,并表明我国已经进入发展的关键期、改革的攻坚期和矛盾的凸显期。只有坚持科学发展,我们才能顺利渡过这个发展的关键期,才能进一步深化社会主义改革、特别是政治改革,才能有效化解各种社会矛盾,正确处理各种社会关系,推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达到预期的目的。

科学发展观是在深刻总结我国发展实践的成败经验教训的基础

上形成的。新中国成立后,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党的第一代领导人,毫不犹豫地选择了“苏联社会主义发展模式”。到1956年,苏联模式的弊端便已越来越多地暴露出来。毛泽东同志开始逐步明确地形成以苏为鉴的观点,主张要走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现代化道路的任务。《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就提出了中国要走“工业化道路”的思想;党的八大则提出诸如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要保护与发展生产力、实现国家工业化等观点。特别在《论十大关系》中,毛泽东同志系统阐述了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党和非党的关系,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是非关系,中国和外国的关系。其中包含着非常丰富的统筹兼顾、协调发展、最大限度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正确处理各方面的矛盾和问题等思想或观点,为科学发展观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来源。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党的第二代领导人,总结了以往、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经验教训,首次明确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指出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提出“发展是硬道理”的著名论断,强调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实现共同富裕,并坚持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开辟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和发展道路。十三届四中全会后,以江泽民同志为代表的党的第三代领导人,强调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并提出了要坚持用发展的办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要求人们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速度和效益的关系等,实现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全面、协调发展;特别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进一步肯定“三个代表”要求是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和力量之源,从而使我们党对发展问题的认识实现了新的突破。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正是在总结上述发展实践的成败经验的基础,首次提出并逐步形成了科学发展观的理论体系。正如胡锦涛同志在十七大报告中所言:科学发展观“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

回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的历史,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与时俱进地实现了两次历史性飞跃:第一次飞跃发生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在总结成功和失败经验的基础上,揭示了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并初步探索了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的道路,形成了毛泽东思想;第二次飞跃发生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共产党人在总结国内外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成败经验的基础上,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体系,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凝结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人民不懈探索实践的智慧和心血,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是党最可宝贵的政治和精神财富,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