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口述档案若干问题研究

赵彦昌　卢　芳

张学良将军一直以来都是一位饱受争议的人物，两次事关全中国前途的大事件——九一八事变与西安事变，均与他有关。用他自己的话说“我把天捅了个窟窿”。遗憾的是，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2001年这70年之间有关他的档案几乎是一片空白。因此，其中的是是非非只有他本人才能给出准确答案。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有学者指出“张学良是最有价值的‘活档案’，他不开口，许多历史将是一本糊涂账”。令人欣喜的是，20世纪90年代，张学良终获自由，不仅“开口说话”，而且还将自己一生珍藏的个人档案，包括信函、著作、文稿、札记、未发表的诗词、散文及口述录音带等，悉数交给了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并于2002年6月5日公之于世。在开放的这些珍贵历史文档中，最受瞩目的当属张学良在人生最后十年为世人留下的150多盘口述史录音带。

口述作为历史记录的一种主要手段，历史源远流长，但口述档案却是近些年兴起的。“口述档案”作为一个概念的提出，源自于档案机构介入口述史和口头传说资料收集与管理程度加深的结果⁽¹⁾。二战后，由于历史变迁，造成大量史料散失，出于教学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口述史和口头传说的调查与收集工作在世界范围内广泛展开。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肯尼亚、斯里兰卡、津巴布韦等发展中国家都广泛展开了这项工作，并得以迅速发展。口述史和口头传说的调查工作起初是主要史学机构为社会保存和研究某一方面或某一时期的记忆而进行的一项工作，这项工作产生了“活历史”、“活资料”或“口述证据”、“口述资料”。档案机构为了更有效地保护历史记忆，自然地参与了这项查访工作，并给这些调查的产物设立了一个新的名字——口述档案。口述档案工作引起了国际档案界的普遍重视，第9届、第10届、第11届国际档案大会都曾对此进行过讨论⁽²⁾。1980年，在第9届国际档案大会上，国际档案理事会委托肯尼亚国家档案馆馆长梅那·卡哥姆贝作了口述档案方面的报告，对口述档案的性质、方法、作用以及合法有效性等问题作了阐述，推动了各国档案界在口述档案方面的建设和发展。

口述档案的内涵及其特点

到目前为止，业界一直对口述档案的概念还有较大争议，还没有统一定论。国际上最早提出“口述档案”这一概念的是1984年国际档案理事会出版的《档案述语词典》，词典中法文词条出现口述档案概念，此概念被解释为“为研究利用而对个人进行有计划采访的结果，通常为录音或录音逐字记录形式”⁽³⁾。1988年8月在第11届国际档案大会上，塞内加尔档案工作者萨利乌姆贝伊正式使用了口述档案这一概念，并受到国际档案界的普遍认同，他给口述档案所下的定义是：“口述史应理解为所掌握的近期历史事件的口头证据，是现有书面资料的补充。口述史的查访结构和口头传说的汇集组成了口述档案。”并进一步解释道：“口述档案远不止于此，它还包括演讲、讲座录音、辩论、圆桌会议录音、广播电视、记录在电话机上的通信和指示，以及合唱和独唱的录音等。”国际档案理事会对口述档案下的定义是：“与私人进行有计划的会见的结果，通常以录音或手稿的形式出现，因而其目的是为了供研究之用。”

与美国、英国等一些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对口述档案的研究还相对滞后，对口述档案的认识也是来自于国际档案大会对于口述档案的有关介绍和论述。虽然档案馆已逐渐认识到其重要性，并开始启动相关工作，但许多理论问题有待进一步地探讨。国内学者基本上也都曾提出过自己对口述档案定义的不同理解，由于思考问题的角度不同，不同学者之间对口述档案的认识也存在着一定的差别。下面简单列举我国几个比较有代表性的口述档案概念。李雪垠先生认为：“口述档案在现代社会一般是指通过有准备的，以录音机为工具的采访，并通过系统地收集、加工和整理后所形成的具有保存价值和迄今尚未得到的原始口述记录。”⁽⁴⁾樊春堂先生认为：“它是指档案馆或研究者为补充档案之不足对个人进行有计划采访所形成的笔录、录音或录音的逐字记录等。”⁽⁵⁾黄项飞先生在《口述档案：一个亟待拓展的领域》一文中认为：“口述档案是为了更有效地保护历史记忆而进行的有计划的查访结果，它通常表现为录音磁带或对录音的逐字记录两种形式。”中国人民大学信息资源管理学院的蒋冠同志认为口述档案应该定义为：“社会实践活动中，人类在事后通过采访、录音等手段，以录音磁带、唱片、书面材料或电子数据形式为载体，形成的反映实践活动过程的记录。”由牛创平等编写的《英汉档案学词汇》中对口述文件下的定义是：“通过采访、录音等收集到的口述资料。”

虽然众说纷纭，但上述概念中还是存在相同或相似的观念。口述档案内涵确切地应该表述为“口述的档案”，强调的是口述者口述的这一行为，实质上就是对特定口述史的固化。“口述史”是通过走访历史事件当事人或与当事人一起工作、生活过的，人把他们的回忆陈述记录下来，最终形成录音材料的过程。“口述档案”是上述过程生成的材料经过整理归档后形成的。它既可以包括口述历史调查材料，用于科研的方言记录材料，各种研讨会的录音材料，也可以包括著名的讲演、电台广播、目击某一事件的人的陈述等。作为档案新形式的口述档案与以往的档案有着较大的差别，其特点如下：

1.口述档案是通过采访的方式而获得的，它不是与历史事件同步产生的，而是事后补制的。口述档案是受访者和访谈者之间共同合作的“公共产品”，正如唐纳德·里奇所说的“我们必须谨记口述历史（口述档案）是访谈者与受访者双方共同努力的产物”。受访者既是口述档案研究的客体又是口述档案研究的主体。口述档案的获得来源于受访者和访谈者双方的对话，而这种对话时间与历史事件发生的时间是相脱离的，也就是说口述档案具有明显的事后再认识的因素。张学良曾找过若干组织为他做回忆录，现在有多个版本的张学良口述史传世。唐德刚因创立哥伦比亚大学历史学部口述史而在美国史学界享有较高声誉，故而张学良与他在台湾熟识后，便有意让他为自己写回忆录。1990年1月至5月，张学良与唐教授相聚十多次，唐教授非正式录制访谈录音带11盘后，准备写作《张学良“你说我写”录》一书，但此事被国民党当局干涉，致使唐教授的写作计划胎死腹中。后来，唐教授的学生王书君1994年从唐教授处借出访问张学良的11盘录音带复制并整理成6万字左右的中文稿出版成《张学良世纪传奇》。在所有有关张学良的口述历史材料中，内容最丰富、数量最多的要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版本。哥伦比亚大学对张学良的访问，始于1991年，到1993年才结束，该校先后对张学良进行了多次访问并录了音，加之张学良又将自己的许多个人资料交给哥伦比亚大学善本与手稿图书馆。后来，哥伦比亚大学把对张学良访问的录音带全部转换成中文文字稿，定名为“张学良、赵一荻文件与口述资料”⁽⁶⁾。

2.口述档案主要依靠受访者的主观记忆而形成的，这种主观性非但不影响其真实性而且要客观地看待其价值。主观性集中体现在受访者的表述上，他们的生活环境、阅历、知识水平、表述方式等都会影响他们对所述历史的认知。许多学者就此特点来抨击口述档案的真实性，如美国历史学家芭芭拉·塔奇曼，对口述历史作出了猛烈的抨击：“虽然口述历史或许会向学者们提供一些‘宝贵的线索’，但是总的来说都是保存了‘一大堆废物’⁽⁷⁾。”笔者认为，我们不能将这种主观性片面地同不真实性联系在一起。虽然我们不能将人类记忆同历史真实一概而论，但是口述档案是对历史事件中的重要人物访问而直接口述而形成的声像或文字材料，是对国家和社会有保存价值的历史记录，我们不能抹杀其记录历史的可信性、真实性。从另一方面说，不管是文献档案还是口述档案，它们都经历一个被“重新创造和赋予意义”的过程⁽⁸⁾。文献档案和口述档案都是由特定的人形成的，而人不可避免地都会受到环境、理解力和观察力的影响，可以认为，口述档案所揭示的真实性与历史文件所揭示的真实性是一样的。这种真实性需要我们去辨证地看待，这里就不再赘述。张学良受访时年事已高，记忆力衰退，且性格依然率直，谈话中难免有失真之处。所以如要发掘张学良口述史的史料价值，需要对张学良的全部资料，尤其是对他每次的对外谈话非常熟悉，仔细对比甄别。

3.口述档案记载的是一段段平民历史，丰富了并佐证了国家历史。口述历史记录的不是国家、社会、行业、民族等一个整体的历史，而是每个个体的经历、所见、所闻、所感。口述史是小民历史、个体历史。口述的性质为普通民众的参与历史提供了条件，如伦敦东区就有民众自己的自传写作组织。一些地区的民众还直接参与口述史的写作。“人人都是他自己的历史学家”。研究历史的目的之一是揭示真相，可是历史事件错综复杂，不同的口述档案因其切入点不同导致了每个受访者各有说辞，不同的说辞的口述档案丰富了历史，说活了历史。同时，官方历史的记载因不同因素，也不一定是准确无误的。有关同治年间陕西回民起义的文本资料多来自官修，难免以统治者的立场观察问题。如官修资料中视起义者为贼寇，言语中充满鄙视、诬蔑之词。马长寿先生运用人类学田野调查方法对事件进行深入调查。在距离同治年间起义约90年历史中，流散于民间的口碑资料非常丰富，很多信息都是当事人家庭直接提供，可以说是第一手的研究资料。这些资料提供者中，年长者有可能是事件的目击者和参与者。在采用访谈、根据调查内容获得口述资料的过程中，能够保留不同报道人的口述资料原貌，便于读者从中探讨问题，而不是对资料的个人随意加工⁽⁹⁾。这些通过人们记忆表述出来的口述档案可以全面地印证历史，它为历史本身带来了活力，也拓宽了历史的范围。

口述档案的功能

作为记录人们语言信息材料的口述档案之所以能在世界范围内受到普遍重视，并表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充分说明了它存在的重要性。口述档案的收集调查工作建立在不同的人文群体对过去的事件进行回忆的基础上，通过直接口述形成的声像或文字材料。这种通过知情者的口述得到的历史记忆有着其独特的作用。

1.建立口述档案是填补和校正历史的有效手段

口述档案可以填补至少是弥补我国历史尤其是中国近现代史的空白，馆藏档案由于历史的和自然的原因，并不能完整地记载和体现中华几千年的历史。历史上有很多事件，由于各方面的条件限制，无法留下文字记录。例如，新中国历史上有些重要会议为了保密，既不准录音，也不允许与会者做任何记录。在这种档案缺乏的情况下，史学研究者唯有依靠历史当事人的回忆来弥补，才有可能重现历史的真实。口述档案通过历史学家采访事件经历者，用亲身经历历史的人的回忆和历代流传下来的有口皆碑的史实信息，及时地记录和挽救受时间推移而不断流失的历史记忆，可以一定程度上填补历史空白，弥补历史断层。

另外，口述档案可以有力地佐证其他资料中记载的某些史实的准确性。口述档案就是一种印证历史事实的较为可靠的史料，主要因为它是在采访一些历史事件的亲身经历者的活动中形成的，而且采访活动是在历史事件发生若干年后进行的。口述档案工作者在访谈工作和取证时是以观察者和中立者的身份出现，受访者也没有什么顾虑，能够比较客观地陈述事实真相，因而，口述档案具有一定的客观性。它可以让那些被历史遗忘的或歪曲的东西“从口中复活”，重现历史。口述档案的存在可以纠正以往以讹传讹，勘辨成说之确误，印证其他回忆之确否，丰富历史事件的细节。张学良口述历史最具可读性的就是他对中国近现代政治人物的看法，张学良在1991年7月26日开始的一系列访谈中，一扫过去对蒋介石含蓄批评，谨慎恭维的做法，对他的老长官开炮，而且炮火猛烈。张学良很不客气地说，西安事变后，蒋介石发表的《蒋委员长西安半月记》，“都是假的”⁽¹⁰⁾。口述档案大大增加和提高了历史研究资料的数量和质量，在澄清和揭示某些重大历史问题的细节方面，亦提供了一些难得的线索，有效地保护了历史记忆，是极具史料价值的珍品。

2.口述档案是档案馆馆藏的有力补充

档案馆作为一种承载档案的基地，不断丰富馆藏和建立合理的馆藏结构是其重要的职责。所以，口述历史作为对传统文献记录的一种补充，正逐渐受到档案馆和档案学家的重视，同时，这也是促进档案馆馆藏多元化和完善馆藏结构的重要举措。

首先，口述档案的建立是改变馆藏内容单一的有效方法之一。目前，我国各级档案馆（室）的馆藏主要是记载政务活动的文书档案，内容和结构较为单一。在我国封建社会时期，档案的产生领域是极其狭小的，历史档案主要记载的是统治阶层的记录，“历史是国家的历史，档案是国家活动的记录”现象严重。而科技生产、其他社会实践和劳动人民的档案形成的很少，造成人类社会整体记忆的严重缺失。历史再也不能桎梏在政治军事史传统的狭小圈子里，口述历史作为“大众记忆”，对于历史研究者而言，通过口述方式能够收集到很多新颖的、独家的历史材料。口述档案给了我们一个将历史恢复成普通人历史的机会，并使历史密切地和现实相联系，增添平民化色彩。历史不再只是上层社会和社会精英的历史，它也是不同阶层的历史，也是社会边缘人的历史⁽¹¹⁾。口述历史关注的是民间的记忆和立场，记录小传统社会名不见经传的、普通的，甚至是边缘人的认识，偏重传统历史研究顾及不到的方面，以底层社会的立场启发人们的思考。正如英国著名口述史学家汤普森所说，口述史料的最大作用在于“它给了我们一个机会，把历史恢复成普通人的历史，并使历史与现实密切相连”。

其次，口述档案是创建多元化的馆藏结构的极好资源。从我国各级档案馆的馆藏资料现状来看，绝大多数是党政信息，档案载体以纸质档案为主，特色不突出、数量过少。口述档案以通俗的语言反映地方历史、民族文化、民间艺术、人文掌故、轶事遗闻，带有显著的地方特色。口述档案可以弥补文献资料的不足，为使用者提供更加全面的资料，改善以文书档案为主的馆藏结构，巩固档案馆作为保管本区域内档案的中心地位。例如在党史方面，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上海市现代上海研究中心编著的《口述上海》丛书通过不同身份当事人各自侧面的口述，记载上海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活的发展变化，开启了当代史研究的新天地，为党史研究提供了更具生命力的素材和更加全面的视野⁽¹²⁾。另外，有相当一些社会实践活动开展没有相应的文字记录形成或即使形成但并不完整，致使人们在考证某些事实或研究某一事件带来困难。采访知情者或当时活动的参加者形成的口述档案就显得尤为重要。张学良将军一生充满谜团和传奇色彩。张学良辞世后，其口述历史被公开后，许多历史遗留问题得到了资料的充实，也拉开了对他历史人物研究的序幕。口述史、口述档案弥补了文献档案的不足，他们相互作用，勾勒出了一个立体、生动、有血有肉的社会历史记录。

3.口述档案可以更加生动地发挥档案的服务于民的价值

从自身来说，口述历史作为一种档案与传统的文献资料相比具有其独特之处。随着人们对档案的利用需求的不断扩大，越来越多的人通过利用档案，开展学术研究，了解地方历史、风土人情以满足自己的精神文化需求。以声像磁带为主要形式出现的口述档案，还可以广泛地用于广播或作为教育、教学的听力用具。向社会、特别是向下一代活现历史事件⁽¹³⁾。档案馆不失时机地建立口述档案可以较大限度地满足这方面需要。此外，当下口述历史成果已成为图书出版市场的热点、卖点，各种回忆录、口述自传，特别是利用档案文献和口述历史的各类人物传记、研究专著更受读者青睐，也成为了电视、报纸、期刊、网络等大众传媒的重要内容，进入寻常百姓家，成为国人了解、认识历史的重要途径。例如，由香港凤凰卫视著名评论员曹景行主持的“口述历史”栏目，备受海内外观众的喜爱。以“旧述历史”为特色的《炎黄春秋》、《纵横》、《百年潮》、《世纪》等以现当代史题材为主的文史杂志，同样受到文史界人士和文史爱好者的好评。

4.口述档案为历史研究提供了更多的群体意识

口述历史可以使人们认识到过去、现在和未来三者之间并不是彼此孤立的，而是一种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历史关系。口述者所流露出的情感或愿望既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当时人们的情绪，也可以或多或少地反映人们对现实社会所持的态度以及对未来社会的梦想。口述者本人既是历史的一部分，也是现实的一部分。口述回忆离历史事实越远，它所包含的口述者的现实态度的成份就越多。口述者在不同历史时期对同一历史事件的描述所表现出来的差异，恰恰体现着过去、现在和未来三者之间的某种历史继承关系。口述者在口述回忆中所暴露出来的个性并不是绝对的个性，它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代表口述者所生存的那个社会阶层乃至整个阶级中人们所共有的性格⁽¹⁴⁾。从这个意义上说，口述档案不仅增加了历史认识的深度，而且扩大了历史认识的广度。

张学良口述档案是如何制作的

翻开中国的当代史，张学良是近百年来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人物之一。张学良先后两度在历史关键时刻，在国家统一和抗日救亡的大是大非的问题上，凭借其爱国心、民族情，作出正确和果断的决定，挽狂澜于既倒。戎马生涯数十载的将军用缄默回应着世人的种种猜测。在其逝世后公开的张学良口述历史是我们后人了解张学良及其有关历史最直接的资料。

张学良生前曾多次口述历史，主要集中在人生的最后十年。但真正是有准备、较为系统和全面地口述历史并形成宝贵的口述档案资料的主要有五次：第一次是1990年下半年，张学良接受美籍华裔历史学家唐德刚教授的访录形成的；第二次是1990年6月和8月，张学良先后两次接受日本NHK电视台采访组访谈形成的；第三次是1991年前后，张学良接受台湾《联合报》记者郭冠英等人的采访形成的；第四次是1991年至1993年，历时3年，张学良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历史部合作形成的；第五次是1998年1月和2000年6月，张学良两次对大陆学者张友坤口述形成的⁽¹⁵⁾。除此之外，与张学良关系密切的人对他生平的口述资料也应是构成其口述历史的一部分。

随着张学良口述历史的公开，制作张学良口述历史的一些内幕也被曝光出来，做好张学良的口述历史工作需要周密的策划和细心的访问。以下笔者主要以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历史部制作的张学良口述历史形成过程探讨如何做好张学良口述档案，望对以后的口述档案工作的开展有一定的参考作用。

口述档案根植于人们的记忆之中，必须有人去收集和记录，才能成为看得到、摸得着的实物。所以口述档案的获得是一个需要通过回顾口挖掘记忆的创造过程。

（一）张学良口述历史访谈的前期准备工作

1.对张学良将军的基本情况的深入了解是对张学良进行访谈的钥匙。先后对李宗仁和顾维钧进行过历史口述工作的唐德刚教授是第一位以哥伦比亚大学名义对张学良进行采访的人。作为一名访谈人员，唐德刚在对每位受访者进行访谈之前，都对其相关资料进行了搜集与研究。如唐德刚在采访胡适之前，先将胡适的有关著作如《四十自述》、《藏晖室札记》、历年日记及其他零星散文进行摘要整编，以做到心中有数。在张学良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历史部进行访谈前，张学良参加了一次与留学生畅谈中国近代史的座谈会。然而喜欢自由畅谈的张学良对那种循规蹈矩的座谈方式，感到兴趣索然。这一发现让后来为张学良做回忆录的张之丙女士意识到，访谈形式对于打开张学良将军的记忆之门显得尤为重要。自由交谈方式也是后来张学良欣然接受访谈的重要因素。张之丙熟悉中国近代历史，熟悉张学良将军的传奇性人生，也是以后为张学良做口述工作顺利进行的因素。

2.拟出提问大纲、确定访谈内容是对张学良进行访谈的重要环节。经哥伦比亚大学采访小组与蒋士云女士的预先协商，张学良终于同意在蒋士云公寓里进行一次计划中的采访预演。由张之丙教授担任主要采访人，她按照预演提纲，简单地接触张学良头脑中的记忆。张学良在初次预演中相当配合，他按照张之丙提及的所有问题，一一作出了回答⁽¹⁶⁾。张学良显然对哥大如此严谨慎重的安排感到满意，这也是张学良口述历史工作的一个良好开端。将口述历史工作的流程大纲、最后采访成果的模式以及理想状态下口述历史资料的作用等方面事宜告之受访者，既是对受访者的尊重，也是取得受访者信任的方法之一。

3.筹划口述历史的全部运作资金是对张学良进行访谈的物质保障。对口述历史工作费用进行全面的预算是保证访谈工作顺利进行的前提。复旦大学历史系曾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在美国纽约中国近代史口述史协会的资助下，做口述访谈，搜集抗日战争上海“孤岛”时期的口述资料，由录音整理成文字稿，这是一次很好的口述史学的实践活动，对培养高素质的历史学人才，也将起到良好的作用⁽¹⁷⁾。后来由于经费的短缺，未能坚持。起初，哥伦比亚大学也不能如愿筹措到一笔可供采访小组在长达五六年的时间里，不断从美国纽约飞往台湾的路费、宿费和其他的费用。但是，工作小组中的许多中美成员，纷纷主张以尽义务的方式来参与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工作。他们都把抢救张学良的口述历史，当成义不容辞的史学研究和为学术尽一份义务来看待。

（二）张学良口述历史访谈过程中的注意点

1.建立访谈中的信任关系是获取更多张学良口述历史的关键举措。

张之丙女士率领的哥伦比亚大学采访小组一行7人，于1992年春天飞往台北开始了他们长达三年多的口述历史工作。张学良同意张之丙小组每天上午到朴园进行历史口述工作。更让张之丙小组感到欣喜的是，张学良夫人赵一荻也参加了访谈活动。

最初，张之丙与张学良、赵一获小姐之间仅仅是一般采访与被采访者的关系。张之丙小组是个非常严谨的工作集体，他们从不做任何有违既定协议的事情。有时他们即便来到了郊区的朴园，也会视张、赵两位老人的身体状况而决定是否进行谈话。张之丙小组认真勤奋的工作精神，深深感化着两位老人。随着采访进程的加快，双方关系也越来越融洽。在紧张繁忙的历史口述之外，访谈小组也与张学良夫妇找到了更加广泛的交流领域。1993年张学良决定对张之丙开放朴园中一个封闭多年的密室，密室珍藏着他当年从大陆带往台湾的一些书刊、日记和信札等物，他把这些一并交给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收藏，这是张之丙等人在最初的采访中想也没敢想的。

2.尊重口述人的观点和信息是开展张学良口述历史的重要原则，也是口述史的价值所在。(www.daowen.com)

张学良口述历史必须是真正的历史，包括张学良一生中在重大历史时期的所见、所闻、所想和他对所经历史的评价。顺其自然，是这次口述历史的首要条件之一。张学良在与采访小组进行谈话的时候，赵一荻总是喜欢守在旁边，遇到一些敏感性的问题，她还会中途插话或者打断。她经常在旁提示张学良说：“给他们讲讲……”又说：“这个问题不好讲。”⁽¹⁸⁾如此一来，就给正在进行的历史口述带来了新的障碍。访谈时我们要十分重视与受访人录音的声音，并从中获取了不少宝贵的信息。“这些不经意之谈，往往却沙里藏金，其史料价值，有时却远大于正式访谈。”⁽¹⁹⁾在谈到对政治人物的评价时，张学良对宋美龄并无微词，但一起接受访谈的赵一获小姐说，到台湾不久，宋美龄介绍董显光教张氏夫妇研习英文圣经，实际上是派董显光来考察少帅思想的。

3.不断调整和变动访谈策略，尊重受访者的思路是开展张学良口述历史工作的要求。

在采访中，张学良有时将小组提出的具体问题丢放在一旁，兴趣盎然地谈及其他的问题。访问者在特殊的时候需要不时地改换话题，或者以后再提出。张学良先生有把历史事件过分简单化加以谈叙的习惯，也善于把许多重大的历史事件以自己的好恶进行取舍并加以表述。要注意谈话时的面部表情和肢体语言，以此来判断张学良先生心理状态。考虑到张学良做口述时的年龄，他需要在认真的回忆和取舍之后，才能作出更加准确的历史定位。

（三）访谈后的口述档案的形成

访谈之后的工作是将访谈内容整理成文字。鉴于谈话中难免有过多的枝蔓，难免有一些内容的重复，头绪也较繁杂，所以后期编辑工作是这部历史口述成败的另一个环节。所有的编辑整理工作不是在访谈的同时，而是在张学良先生将所有头脑中的记忆都形成文字以后，才能进行系统的编辑和整理的。在整理中要保持受访人的回忆情节及语言风格。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保证了口述人原有之意。访谈者并不是一个简单倾听者和抄录人，当受访人回忆出现错误时应在撰写中以注释标明。

口述档案访谈确实是获得口述历史的核心步骤，可是我们的目的不在于获得多少盘录音带或者录像带，而是如何将收集的口述档案最大限度地加以利用。所以不仅需要转录，而且需要经过档案学家的后续处理，包括登记、编目、分录、制作索引、签署法律授权书等。1989年10月28日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制定了口述访问作业程序表，将口述档案制作过程分为预备阶段、访录阶段、整理阶段、定稿阶段、审查阶段和出版阶段。

张学良口述档案的重要价值

张学良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的风云人物。由于他对历史的贡献和复杂的人生，引起海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他赠送给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个人档案的公开，为深入研究张学良以及与之相关的历史提供了重要的依据。

张学良口述录音带已经被哥大相关人员整理成4800多页中文资料，内容涉及张学良所经历的所有重大事件，使用起来十分方便，使世人终获破解历史谜团之希望。

1.有助于破解重大历史事件疑难点。长期以来，张学良九一八事变不抵抗的命令是否存在，发动西安事变主角是否为中共这两大历史谜团因没有直接文献和档案一直困扰着史学界。对张学良亲历的重大历史事件的研究，只能通过其他在世的当事人的回忆来了解真相。但这些人的回忆是否确切可信，张学良无疑是最好的鉴定。史学界对这一重要课题的研究取得了可喜成果，但由于史料的缺乏，至今仍有一些像西安事变的策划者到底是谁，西安事变最终何以能够和平解决等重要问题，存有疑义⁽²⁰⁾。这些问题在张学良口述档案中都有了明确的回答。三联出版社出版的《张学良赵一荻私人相册》一书，真实地记录了张学良、赵一荻在台湾的囚禁生涯。该书挑选了一批张学良、赵一荻1946年至1960年幽禁生活期间的珍贵图片，并根据张学良的日记、口述梳理编撰成册。通过这些图文并茂的真实记录，读者可以了解到他们是如何相依相伴度过那段人生苦旅的。

2.有助于全面地研究张学良人物形象。由于受政治、史料等多种因素的制约，特别是个人档案的封闭或匮乏，历史人物的研究与评价都带有偏颇。张学良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的风云人物，由于他对历史的贡献和复杂的人生，引起海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公开的张学良口述档案，为深入研究张学良提供了重要的依据。个人基本情况对人物研究是至关重要的，口述档案对这些问题是最真实的。口述档案的形成和公开纠正了不同史书中众说纷纭的事件，例如张学良的祖籍、出生地、九一八事变“不抵抗”命令的下达者等问题。这对张学良的人物研究都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全面地认识历史人物和他的历史，离不开心理研究。唐德刚说过：“我以前没见过张学良，只是从历史资料来评他，见了张学良，对他的看法有很大改变……以前的资料是死的，见了本人才活了起来。”⁽²¹⁾这些口述档案为张学良心理和经历研究提供了重要原始素材，有助于将张学良人物形象丰满地再现。

3.有助于发现历史事件的细节。官方档案在反映史实方面所缺少的往往是一些生动的历史细节，而历史的细节又常常是表现历史逼真性的重要材料。⁽²²⁾张学良口述档案清晰地勾画出历史人物变化着的思想曲线和历史事件之间的因果关联，丰富了历史事件的完整性和复杂性，这样的历史细节在传统档案中是无法查见的，而在张学良口述档案中却比比皆是。另外，详细的细节可印证事件中其他当事人的回忆是否准确，对以往历史研究成果可以起到校对作用，极大地推动了史学研究，令人耳目一新，也为口述历史的发展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

口述档案弥补了单纯文字档案的缺失，更能全景式地反映历史真相。近年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和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长期致力于有关现代中国口述历史工作，其资料的丰富和学术价值受到了世界各国学术界的重视。哥伦比亚大学的口述历史计划在李宗仁、顾维钧、胡适、张学良等人的帮助下给世人留下了一笔宝贵的历史财富。在《格萨尔王传》项目的带动下，我国档案界也开始关注这项工作，我们期盼口述档案工作能尽快在我国开展起来，还原一个更为清晰、真实和大众化的历史。这需要档案工作者深入普通群众中开展大量口述调查，拓宽思路，关注各种载体和内容的口述资料，用科学方法对口述资料进行大规模的收集和整理。让口述档案为保护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作出自己独特贡献。

作者单位：辽宁大学历史学院

【注释】

(1)蒋冠：《口述档案的身份识别及其凭证价值新探》，《档案管理》，2007年第3期。

(2)范金霞：《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口述档案保护与图书馆》，《图书馆学刊》，2008年第5期。

(3)黄项飞：《口述档案：一个亟待拓展的领域》，《档案与建设》，1997年第8期。

(4)李雪垠：《家庭档案的社会作用》，《中国档案》，2004年第4期。

(5)樊春堂：《家庭档案有意思》，《档案与建设》，1994年第1期。

(6)何先龙：《张学良将军口述历史主要版本简介》，《贵阳文史》，2006年第4期。

(7)J.福克斯：《面向过去之窗：口述历史入门》，转自《国外社会科学》，1981年第1期，第41页。

(8)杨祥银：《“档案学家与口述历史”刍议》，《档案与建设》，2000年第10期。

(9)马强：《从口述中找回历史：马长寿先生与同治年间陕西回民起义研究》，《回族研究》，2007年第1期。

(10)林博文：《张学良口述历史正式公开》，《中国档案》，2002年第10期。

(11)刘旭光：《试论口述档案的价值》，《档案学通讯》，2007年第4期。

(12)沈飞德：《当代中国的口述历史前景和问题》，《探索与争鸣》，2008年第8期。

(13)黄项飞：《口述档案：一个亟待拓展的领域》，《档案与建设》，1997年第8期。

(14)庞玉洁：《从往事的简单再现到大众历史意识的重建——西方口述史学方法述评》，《世界历史》，1998年第6期。

(15)杨晓红：《张学良口述档案研究》，《档案学通讯》，2003年第1期。

(16)窦应泰：《张学良口述历史的形成经过》，《炎黄春秋》，2003年第1期。

(17)张广智：《“把历史交还给人民”——口述史学的复兴及其现代回响》，《学术研究》，2003年第9期。

(18)窦应泰：《张学良口述历史的形成经过》，《炎黄春秋》，2003年第1期。

(19)唐德刚：《李宗仁回忆录》，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795页。

(20)杨晓红：《张学良口述档案研究》，《档案学通讯》，2003年第1期。

(21)郭冠英：《〈张学良口述历史〉诞生详情》，《领导文萃》，2009年第13期。

(22)杨晓红：《张学良口述档案研究》，《档案学通讯》，2003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