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有血有肉的传记——张学良口述历史的意义与价值

钱　进

2009年5月，本人有幸参与当代中国出版社组织的，对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收藏的《张学良口述录音》稿的部分注释工作。从中体会到张氏“口述史”对史学界的影响与价值。在对录音稿做部分注释的过程中，进一步加深了对口述史意义的认识，同时也使我更加充分地认识到张学良将军一生走的道路曲折而坚强。从张学良口述历史中可以更直观、更完整地看到张学良将军人生发展轨迹，和张学良将军固有的个人本质特性。他的口述历史，不同一般。不仅有史、有景、有情、有泪，还有人与人的交往狡黠与机警。读他的口述史，就像是在品茗，品味那历史深处的幽香。

一

口述史由来久远，历史渊深。通过访谈、口述搜集历史资料，无论在中国还是在西方，均自古有之。我国，早在周朝就设有专门为史官们搜集人们言谈内容的书记，所谓“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那时书记官们主要记载的是君王的言行举止，而不是普通社会的历史。至汉代，便开始有了运用访谈、口述的方法搜集史料著书立说。司马迁在撰写著名的《史记》之前，就广为搜集史料，曾四处访问，请年长者述其见闻。凭借着大量丰富的口述史料，完成了历史巨篇《史记》。其后通过访谈、口述搜集史料，代不乏人。在西方，众所周知的《荷马史诗》、《马可·波罗游记》即是口述史书籍。我国藏族的《格萨尔王传》口述作品，至今还在藏族民间流传。

现代，将口述历史作为一个专门学科，是从1940年开始。1948年美国历史学家亚伦·芮文斯，在哥伦比亚大学建立第一座现代口述历史档案馆，专门用以记录、保存美国生活中有意义的私人回忆资料。在亚伦·芮文斯的推动下，由此口述历史在世界各国逐渐蓬勃发展起来。哥伦比亚大学也由此成了世界公认的口述历史重镇。值得中国学者注意的是，哥大两位研究中国历史的教授韦慕庭、何廉从1958年开始，便有计划地对我国台湾留寓美国的军政要人进行访谈。此后唐德刚、夏连荫等学者、教授也加入进来。访谈的对象，先后有李宗仁、胡适、蒋廷黻、李汉魂、李璜、左舜生、顾维钧、孔祥熙、陈先甫、陈立夫、张发奎、吴国桢、黄郛夫人……这些均是在民国政治舞台上有过影响的人物。这一批人物的口述历史无疑是我们研究民国历史的宝贵参考资料。

美国著名口述史专家唐诺·里齐曾这样说：“如今世界上已找不到有哪个地方的人不在进行口述历史的。自从世上第一套录音设备出现，由蜡盘滚筒逐渐发展到磁盘、有线录音机、卡式录音匣和卡式录音带，口述史家便开始使用这些设备进行各式各样的访谈，对象包括政治家、示威抗议者、原住民和移民、艺术家和工匠、士兵和平民、圣职人员和俗人。他们不仅录制了纳粹屠杀犹太人的幸存者、二次大战受监禁的日裔美国人和苏联思想劳改的受刑人等的回忆录，也掌握了包括城市、郊区卫星城镇和偏僻乡村内家庭与社区的日常生活经验。当历史学家认识到大部分的历史书籍遗漏了妇女和少数民族时，口述史家便为妇女和少数民族做录音，以便构建起更多元而精确的历史画面。”⁽¹⁾张学良口述史的出版，是口述史家族中，又一朵奇葩。对张学良口述历史我们应从以下两方面来看：

以历史价值而言：张学良口述历史的价值被如此重视，其中重要的原因就是它在复原历史方面，有其他任何档案、文献资料无法替代的价值。张学良口述史为我们研究民国史和东北军史，特别是研究西安事变这一重大历史事件提供了佐证与纠谬的作用，其价值不言而喻。

人类对历史的记录，起初只能是物传。从历史遗物中看历史。语言的出现，便有了言传，在口口相传中获得历史认识；文字发明，便有了文字记载的历史，用文字传承历史知识。至近代照相机、录音机、摄像机的相继发明，人们在记载历史的手段中又增加了音传、图片、影像传资料，极大地丰富了对文字记载历史的内容。历史记述，形成了一种“立体纪录”。通过声音和影像资料，我们可以确切了解人物的音容笑貌。口述历史，由记录文字到直接录音、摄像，不仅是历史学领域的一大飞跃，也是历史档案保存的一大飞跃。

口述历史可以弥补传统档案、文献的不足。过去我们在对张学良以及西安事变等方面的研究，靠的是单方面的档案、历史文献记载。研究，只是来自史学家们单方面的声音。自从张学良开口说话，就有了来自历史见证人的声音。我们的研究立刻变得多元丰富起来，着实弥补了史学研究的不足。以张学良自述为主体，史学家唐德刚论张学良为辅的《张学良口述历史》和《张学良开口说话》等口述史的相继出版，这些来自张学良本人的声音，不但弥补和纠正了以往各种书刊、文章中不足与谬误，而且极大地丰富了研究领域里的成果。一边是世纪老人的“自白”，一边是历史研究者的“审视”，两厢对照看历史，历史呈现的越发真切、真实而生动。这就是张学良口述史在其他有关张学良档案文献资料中所不能代替的价值。

口述历史是对历史研究的一大重要补充，尤其历史风云人物、社会活动家、各学科领域的著名学者专家等重要人物，他们所做的口述历史不仅得到学界的认可，也是大众和历史爱好者所喜爱的读物。像张学良这样一位众所周知的历史风云人物，他的口述史其历史价值不言而喻。

口述研究的主要目的是印证和重现历史，而非解释历史。历史研究仅依靠文字史料和实物资料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有充分的口述史料作为补充，两者必须相互引证，才能够真正地还原历史本来之面目。因此，对口述者所说的话给予真实记录，便决定了一部口述史的价值与分量。毫无疑问，张学良口述历史的价值意义不同凡响。他是一位改变中国历史进程的人物，是对中国命运起着重大转折的关键人物。这位民族英雄正是由于他是特定的历史人物，他的口述历史才显得弥足珍贵，值得我们研究与重视。

从历史的广度来看：口述历史提供了相当广阔的空间。历史文献、档案记录，不免有偏颇，有些历史经历、所见、所闻的种种活动以及认知不可能都载入史册。缺少有血有肉的个案记录。张学良口述史所涉及的不仅仅在政治、战争、国仇家恨方面，还涉及东北的民风民俗、闲暇生活、个人爱好、宗教信仰、电影、中国京剧戏曲等诸多领域。

访谈人与受访人双向进展交流回忆，是口述历史的一个重要特点。我所参与注释的版本是张之宇、张之丙的录音稿。受访人张学良本人有丰富的经历，有许多值得挖掘的资料。但他不是历史学家，是一个职业军人。往往在讲述历史经历的时候，可能受记忆因素、选择因素的影响，讲了一些，也漏了一些，有时甚至讲了枝节而漏了关键的，讲了感兴趣的，避开不堪回首的；讲对了一些，也讲错了一些。张冠李戴，前后倒置，以及片面主观、情绪化等问题的存在是完全可能的。他的口述历史里所具备的这些特征，也正是口述历史所具有的特点。在此情况下，访问人可凭借自己的学术素养，通过提问、讨论、串联、整理，使访谈按照既定的路向进展，使访谈资料不断得到补充与完善，使访谈质量得以提高，或者在出版前通过注释或旁白加以理顺。

唐德刚先生在为李宗仁做口述史时，就感受很深地说：“我替胡适之写口述历史，胡先生的口述只占百分之五十，另外百分之五十要我自己找材料加以印证补充。写‘李宗仁口述历史’，更麻烦，因为李宗仁是军人，他连写封信都要秘书，口述时也随便讲讲，我必须细心地找资料去编、去写、去考证，不明白的还要回头和他再商讨。”⁽²⁾

可想，如果只是受访者口述，有闻必录，没有访谈人的加工，口述结果必然是语不成文，颠三倒四，讹谬百出。张学良口述历史是由录音记录，转成文字。这比一般的受访人一边讲，访问人一边听写记录要方便，但谈话上就较为更自由、放松，不免也会跑题。在整理录音稿的时候，对于口述时凌乱没有系统的谈话、前后不连贯，甚至有出入的地方，访问人可以进行“补救”，加以重组、归纳和编排，以去芜存菁，对有的人名、地名、年代或事物方面的疑问，可以翻阅各种工具书去查证补充，做文字的整理和修饰。可以这样说张学良口述历史的成果，是受访人与访问人创造性的劳动，也是访谈双方的双向进展。

二

张学良口述历史不同于一般个人回忆录。它不是个人回忆录式的自说自话，或主客之间的对话。口述的内容选择是双向的，不是单向的。说什么不说什么，在访问人的作用下，受访人可以循着访问人的思路前行。由于学术兴趣和素养的不同，关注的重点不同，受访人感兴趣的、记忆深刻的、自认为重要的东西，也许未必是访问人感兴趣的、主要的东西。

读张学良口述历史有一种对历史畅回的享受。除了述史之外，还包含着更为丰富的文化内涵。张学良生活在中华大地翻天覆地大变化的年代，是民族命运处于生死存亡的年代。他的一生是传奇的一生，其政治生命虽然短暂，用张将军自己的话讲：“我的事情是到三十六岁，以后就没有了；从二十一岁到三十六岁，这就是我的生命。”然而，这短暂的政治生命，却是历史长河中重要的一页，是翻不过去、也绕不过去的一页！

从他口中说出的事与物是真正的第一手资料，有着特别的价值。从张学良的口述历史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他一生的几个方面：

1.深深的爱国情怀(www.daowen.com)

他十分厌倦内战，说“打死的都是相当的佼佼者，剩下的无能后辈，来请功受赏。这要真是有意义的战争还可以，这个战争干什么呢？”当抵抗日军侵略，热河失守，他说“东北军是我的包袱！”对日本侵略者的仇恨，深深扎根心中。东三省的沦陷、父亲被日本人暗害，使他无时无刻要报这国仇家恨！

在国家统一中，他毅然选择了东北易帜，维护了民族统一。日本人要让他做东北皇帝，当傀儡，他坚决不干。口述中，他说：“你跟他呀，傀儡还要装得像傀儡样啊，你要知道，给日本当傀儡，你那个傀儡都不好当得很哪！”⁽³⁾民族的骨气是张家父子的优良传统。否则就没有张作霖的被害，就没有东北易帜。

在国家和民族利益受到侵害时，张学良甘为民族利益做牺牲的无私精神，在他的口述中是历历可见的。张学良是名人，是改变中国历史进程中起了重要作用的人。可是真正聆听过张学良畅谈，至今还健在的人所剩无几。电视台播出的影像也是有限的片断。张学良口述历史的录音，是他世纪人生所畅谈的声音记录。凡是听过他录音的人，无不为他那浓郁的、中气十足的东北乡音深深打动，他是怀着一腔热血，一吐埋藏在他心底对国家、对民族、对家乡的无比深情与热爱。

忆往昔峥嵘岁月，面对日本侵略者，蒋介石采取的是“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爱国之心使他发动了西安事变。虽然一个“不抵抗将军”的罪名令他几乎成了民族的公敌。但是，西安事变的发动终究促成了抗日统一战线，扭转了中国将要危亡的局面。这一牺牲自我创民族新生的壮举，却遭到被幽禁半个世纪的不公正待遇，但他却无怨无悔。以乐观的精神笑对人生：“蒋介石好比是一个电灯，我给这个灯泡擦了一下。”在口述中他说：“我真怒了，所以我才会有‘西安事变’。”他在对唐德刚教授谈话时仍说“历史如走回头路的话，西安事变我还是要发动”，这些口述充分表明了他爱国之心赤胆忠诚！

2.困境中的坚毅与乐观

在长达半个世纪的幽禁生活中，张学良没有放弃人生的追求。他读书学习，从读明史、清史、《明儒学案》，研究佛学，到皈依基督教，始终保持着一颗向上的心。口述访谈，在谈到自从溪口以来的软禁生活，张学良总面露笑容。他认为那并不像人们所想象的那样充满悲剧色彩。他说在那个时期：“我每天靠读书打发日子。我对这个时期的生活非常满意。你们知道，我是个很调皮的学生，小时候就非常调皮。那时我就开玩笑地说过，我想把自己关在什么地方读10年书。”还说“这几十年，我读了许多书，懂得了许多事情。我也研究宗教。不光研究基督教，也研究佛教。原来我学的是中国的儒学，我对这些都非常感激。我大大地进步了”⁽⁴⁾。话说得是这样轻松，但从中体现的其实是一种面对困境如何对待的乐观态度和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从读史明鉴，学养涵盖，使他有了对历史深刻的认识，也使他的性情变得更加宽容与豁达。因此，在西安事变中他扣押蒋介石14天，蒋介石却强迫他过了半个世纪的软禁生活，他却没有怨言。1975年蒋介石逝世时他写的一副挽联正说明他对历史的认识与对政治的理解。口述中他说：“蒋总统对我很好，他保护我。讲到这里，我有几个字给你写出来。这是蒋总统逝世的时候，我的一封私人的吊唁。没发表，我自己吊祭他：关怀之殷，情同骨肉；政见之争，宛若仇雠。”他说：“对于这个情形，外头人很少知道。只有蒋夫人，还有蒋经国知道。是蒋总统去世的时候，还没入殓，蒋夫人叫秘书带我去看了看。说起这些事情，在组织上很有意思的。像我们这种关系，是很有意思的。”

如果没有张学良的口述，我们怎能理解到他与蒋介石之间这般浓郁的深情与恩怨。正是由于张学良的口述历史，弥补了我们在对蒋介石与张学良之间感情研究的不足。也正是张学良本人的口述，我们才知道他在困境中是怎样的乐观与坚毅，仿佛一个立体的张学良呈现在面前。

3.丰富的学养

张学良口述历史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他的丰富的学养。比如，他对京剧各流派熟悉，对戏名曲牌的了解，其广博程度一般人是不能与之相比的。他喜爱京剧，尤其爱听裘盛戎的花脸和叶盛兰的小生，他说“我是爱听戏的，这两个人唱绝了”。不光是京剧，对梅花大鼓、相声艺术的名角个个记得名字。相声艺人“万人迷张麻子”、鼓界大王刘宝全、梅花大鼓艺人金万昌，等等。讲起梨园趣事来，如数家珍，很多是鲜为人知的事。

在历史典故上，张学良也知识渊博。唐诗中有“一骑红尘妃子笑”，特指杨贵妃吃的荔枝。对广东的荔枝，他说：“最好的，叫‘增城挂绿’。怎么叫增城挂绿啊？它这荔枝有绿线条，皮儿是红的，有一条绿线条，叫增城挂绿。它一年的产量不大。佛教……六祖临死的时候，他徒弟把他的袈裟扔在荔枝树上，挂绿了。这就穿着了，哎哟，那名产哪，进贡的。”对广东名产“增城荔枝”的来历说得是有声有色。从中可见他学养之深，历史典故是随口而出。

张学良学养深厚，还表现在他对明史的见解有独到之处。口述中他说：“历史上记载的事，不一定全是真的。刚开始学习历史时，我一定要做笔记。明史中有许多错误。虽然是中国的史官们编写的历史书，但很多都是瞎说。我研究明史时，从朝鲜文献中发现了永乐帝的资料。历史研究中也有这种情况，如果我全说了，以后研究历史的人的兴趣就没了。”这是一种谦虚，也是一种幽默。

在张学良的口述历史中，处处有学问，时时有见地。对明代末期诗人吴梅村的“多见摄衣呈上客，几人刎颈谢王孙”诗句随口就能背出。信陵君救赵的典故，对中国这种讲义气，牺牲自己很是佩服。他指出说：“这是讲义气，并不是义，义与义气不同的点。”张学良的义气与风范在西安事变后送蒋回宁中，我们不难看出。在成为基督徒后，他开始专门研究神学。学了20年左右的神学，并从美国一家函授制基督教学校毕业。他说，“如果可以的话，我想当个牧师”。可见，他的学习是要落实在行动上的。他实际上也是这样在做。

三

不看张学良的口述历史，是不能知道张学良的学养之深；不看张学良的口述历史，是不能知道张学良知识面之广；不看张学良的口述历史，是不能知道张学良人品之高。只有在细细品味了之后，才能体会他精辟的话语所包含的人生意义。张学良的口述历史，相信一千个人读后就有一千种体会。其口述内容多，范围广，所包容的东西实在太丰富了。不仅是历史学者值得研究，在民风、民俗、宗教以及饮食、养生诸方面也有参考研究作用，都值得一读。口述史是对文字史料更完整、更全面的补充。我们在研究张学良、研究东北军、尤其在研究西安事变时，将文史资料、东北军老人的回忆文章以及张学良的口述史结合起来看，一个充满勃勃生气、有血有肉的爱国将领形象跃然显现在你面前。你会觉得，张学良将军值得人们永远敬重。他的口述历史值得一读。

作者单位：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注释】

(1)唐诺·里齐：《大家来做口述史》，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版，第23—24页。

(2)唐德刚：《文学与口述历史》，《史学与文学》，华东师范大学1999年版。

(3)唐德刚：《张学良口述历史》，中国档案出版社2007年版。

(4)管宁、张友坤：《缄默50余年张学良开口说话——日本NHK记者专访录》，辽宁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