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口述史夯实了反映的历史

赵　杰

1991年3月，张学良到美探亲使他成了新闻界追踪的新闻人物。特别是媒介的记者们，希望利用这一机会采访到张学良。

虽然张学良有言在先，婉拒采访，可是5月初，《世界日报》记者魏碧洲经多方斡旋，在贝夫人帮助下，在张学良纽约的寓所访问了他。张学良直面记者袒露历史真实，包括：杨常事件、郭松龄反奉和西安事变。

本文以此为中心，阐述张学良口述史夯实了反映的历史。

什么是口述史？口述史指的是由准备完善的访谈者，以笔录、录音等方式收集、整理口传记忆以及具有历史意义的观点的历史研究方法。

我认为口述史是一种历史资料，是历史当事人和见证人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记述。它采取回忆录的形式，由本人撰写，或由本人口述，别人记录整理，包括现代手段。按史料分类归属为资料学。

一、张学良口述史贴近历史实际

张学良口述史资料的典型性，就是贴近历史实际。因为这一典型性是由特性所规定的，即“原汁原味”地呈现事实本身，让有血有肉的事实来说话，从而再现历史的真实与丰满。

张学良在这次接受访谈中，忆谈的第一体事是枪杀杨宇霆和常荫槐。此事件发生在他接替父任主政东北，宣布东北易帜之时。在南京国民政府发表他为东北边防司令长官后的第十天，即1929年1月10日，他在官邸大帅府下令处置了杨宇霆和常荫槐，史称“杨常事件”。

口述资料与其他历史资料等，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它贴近历史实际的特殊性质，主要体现在史料的“原汁原味”。首先是亲历，它是历史活动的当事人、见证人、知情人，根据他们的亲身经历或见闻，回忆和记述的具有历史价值的第一手资料。

张学良忆谈“杨常事件”时，提到两点原因。一是杨、常“已经从捷克弄来了几万支枪”。他说，他问常荫槐弄这些枪要干什么？回答说是黑龙江省办民团，剩下来的再交给部队。所以张学良感到问题严重，处置杨、常已是事不宜迟了。

历史史料记载的内容，可能有种种或明或暗的地方需要点明，包括有关人物、地点、其他因素及其相互关系。对此作出必要的解释，便于说明历史的过程和细节。张学良口述资料就是最贴近历史活动当时过程的史料，它是说明历史真相的直接证据。

“原汁原味”性是口述资料最本质的特性，是它的生命力的基本象征。这样，才能更好地保证口述资料贴近事物的本来面貌，真实、详尽、可信。

杨常事件直接导火线是：当日杨宇霆极力推荐常荫槐，坚持要常兼任职位重要的奉天铁路督办，而常那时已是东北三省交通委员会委员长了。张学良说：“他权力已经够大了，干吗还一定要坐这个位置？这是什么居心？”

魏碧洲问起处置杨、常的细节，张学良不愿多谈，仅简单表示是交由部下处理的。当问到此前是否与他人妥为筹划过时，坐在客厅沙发上的张学良挺直腰板说：“你教我跟谁去商量这件事？”

《辽宁文史》资料第十五辑《张学良与杨常事件》中，当事人高纪毅在“杨常事件的前因后果”回忆里，在谈到杨、常暂离帅府时这样写道，杨、常走后，张学良立刻打电话召高纪毅进府，时间是下午5点半钟。

一切布置完毕，晚7时左右，杨宇霆、常荫槐来到帅府，径入老虎厅内就座。这时，高纪毅同谭海率6名卫士持枪进入老虎厅，立即对杨、常宣布：“奉长官命令，你们两人阻挠国家统一，着将二位处死，即刻执行。”杨、常闻言，脸色苍白，一句话也没说出，当即由6名卫士分为两组执行。杨、常二人分别被两名卫士按住，一名卫士开枪，血染老虎厅。

从史学分工和文史资料的性质、地位、作用上讲，口述资料虽然贴近历史实际，但是不可能承担完整、全面反映历史的任务。它的特定任务是：拾遗补阙、以小见大、反映历史片断。从史料的广泛性看，口述资料大多是当事人或知情人，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或见闻回忆的。由于历史时过境迁或者没有留下原始资料，凭记忆往往会有出入的地方，再加上经历或见闻同一事件的人，当时的职务、年龄、阅历等不同，看法也会有所不同，即使是有历史记载的，也有可能存在差异。因此，“多说并存”应该是允许的，口述资料不是历史定论。“多说并存”从客观上为后人提供了多种线索，从这个意义上讲是有利于历史研究的。

有一些史书和文章称，杨、常回到帅府后，并没有被立即打死，而是先跟张学良打了一会儿牌，然后，张学良借口上楼给他俩取西瓜离开，卫兵才进房将二人处置。对此，张学良回忆说：“进门就打，没有切西瓜、吃饭、打牌这些事，早就准备好了的。”此外，高纪毅、刘鸣九等当事人的回忆材料也说明是直接处死。

张学良口述史资料的贴近历史实际，包括两个方面。

一方面是资料口述者符合“原汁原味”要素，即口述史本身所具有的“原汁原味”特征。

另一方面，口述史资料本质，就是贴近历史实际，是补充历史的缺憾，作为一般历史的补充、深化、引证或匡正。

历史人物与历史事件，口述史其以“原汁原味”史料为主体，以历史人物为线索，以历史事件为框架，以人物特征（主要事迹）与事件细节为核心。同样一桩历史事件或者同样一个历史人物，着重记述历史人物的主要事迹和历史事件的主要影响。

张学良处置了杨、常之后，曾通电南京中央政府，内中说明：“杨常朋比，操纵把持，致使一切政务受其牵制，各事无从进行。”在致三省父老电中也明言：“此次因维持东三省和平，迫于公论，不能不忍痛处置。”

张学良口述资料虽然不是全面、系统地反映历史，但是对张学良史料的需求是历史资料的共性。因为历史进程中的某些关节点，常常是各种社会力量、各种客观因素、各种偶然机会所共同酝酿而构成的。不同的问题需要说明的关键是不同的。关节点能否得到揭示或说明，代表史料的价值。

就杨常事件，我曾采访过辽宁省政协副主席刘鸣九，那时刘老任张学良秘书兼机要处长。他说：“处置杨常之后，张学良给电话，要我赶快去。见面第一句话就是我把老杨处置了。”张学良责成刘鸣九写出说明杨、常伏法的两个通电，一个是向南京发的，一个是对东北军政界发的。

刘老感叹：“杨宇霆也过分了，对张学良太蔑视。于凤至对我说过，为去联络感情呗，以后他又让我和杨的三姨太太拜干姊妹，他亲自给我写的兰谱，又备了一份厚礼，派人送去。可是她向杨督办一商量，却说不行，行辈不对。”

张、杨的关系，就在这样复杂情况下不断发展变化，而每一发展，都增加了矛盾的尖锐程度，也促进了张解决矛盾的决心。

而张学良口述史和张学良资料的史料性，有其鲜明的个性价值，表面上看起来，文史资料似乎比较零碎，缺乏系统性，但却大多是历史事实，特别是口述资料贴近历史，反映历史活动关键环节，于是就有口述史第一手历史资料珍贵的特色。

二、张学良口述史直观反映历史真相

张学良口述中直观显现人物“历史记忆”的重要意义，是直观反映历史真相，强调反映当事人的经历、体验、感受。

此次，张学良在对魏碧洲介绍了“杨常事件”的情况后，着意解释了他与郭松龄之间的关系。其实他讲述的正是东北现代史上的另一重大事件，即史称的“郭松龄反奉”。

张学良开诚布公地披露了处置杨、常的真正原因说：“他俩是死在郭茂宸（郭松龄）的手里。”

这一观点，研究张学良的辽宁学者曾有所论述。可从张学良的口中直接谈到，却是第一次。

张学良口述史资料显示出它不可替代的社会功能，显示出它鲜活灵现的生命力，这是由它直观反映历史真相特殊价值所决定的。资料的存史功能，最终要通过它的价值才能更充分地发生其作用。因此，对于历史研究领域来说，口述史资料要让它鲜活起来，那就必须具有直观反映历史真相，显示其真实，实事求是，使历史研究者从中受用、受益。

在《辽宁文史》第十五辑中，我们曾征集了“我很快就知道了杨常事件”文章。郭鸿志父辈兄弟三人，认为郭松龄不可无后，由此将长子郭鸿志过继给郭松龄为子。这文章就是郭鸿志的回忆。

“枪毙杨宇霆、常荫槐是1929年1月10日晚上的事，我于次日一早就知道了。1月11日清晨，高纪毅匆匆赶了进来，一进门就给我祖父母磕头，他说：‘我这回给大哥（指我继父郭松龄）报了仇。’”

这文章字数不足400，但证实了张学良处置杨常原因的历史真实和因素。(www.daowen.com)

从口述史资料直观反映历史真相的使用价值上看，有些史料，个别或孤立看来没有什么意义，要综合起来才能显出更大的价值；有些史料，综合看来没有什么意义，要分析出来才有更大的价值；有些史料，片面看来没有什么价值，要比较看来，才能显出更大的意义。这样，张学良口述资料的直观反映历史真相性质与价值，才能使人了然于心。

口述史资料的“历史记忆”，直观反映历史真相，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以文述史。这是口述史资料区别于其他历史资料的明显特征。通过记述历史事件背景、发生、始末经过和历史人物特征、事迹、影响等鲜为人知的具体内容，表现、反映历史。

二是具体细节。这是记录历史人物与历史事件中，生动传神和独具魅力的点睛之处。口述史资料的真实性，常常就是在真实可信、具体细节中得到确认。

三是拾遗补阙。这是口述史资料最具挖掘潜力的着眼点。口述史资料不是史学，但拾遗补阙，弥补史料缺憾的记录和反映的历史，是它的功能。

“历史记忆”直观反映历史真相的主要因素，即表示公正、客观记述历史等含义，也是它本身所固有的重要因素。“历史记忆”，显然比后来的传闻要真实、具体得多。

历史永远不会重复，不可能在同一时间、地点以同样的人重演同一事件。其中的内幕并不完全为局外人所知，需要知情者提供第一手资料。因为他与历史实际越接近，反映历史真相越直观。张学良口述史就是历史当事人亲身经历和“历史记忆”资料，满足达到直观反映历史真相目的。

张学良说：“茂宸可以说是我的先生，他在讲武堂教过我，我俩可以说是亦师亦友。”他又说：“我父亲常骂我：‘你对郭茂宸除了老婆不让他睡以外，什么都可以给他。’”

历史具有“一去不复返”的特点，对于已经消失了的历史过程来说，口述史资料具有双重的意义。口述史资料是历史的沉淀物。直接史料是历史活动的直接沉淀存留，间接史料是历史活动的间接沉淀存留，它们都可以起到证明历史的作用。同时，口述史资料本身就是历史过程的一部分。所以，在引证史料时，必然涉及对史料本身的解释说明，就是直观反映历史真相。

“历史记忆”的直观反映历史真相的可贵性，就在于它保存了某一代人的“历史记忆”，通过自己的感触、感受把当时发生的事情记录下来。尽管由于各人在事件中充当的“角色”不同，看法、说法往往不尽一致，但恰好反映出当时人们对某一事件的不同态度和观点，有利于我们把事情看得更清楚，更明白。

第二次直奉战争后，张作霖对郭松龄功高不赏，而委杨宇霆出任江苏督办，郭松龄十分不满，便乘在日本观操的机会，同冯玉祥的国民军签订密约，倒戈反张作霖。

张学良说到这里，对记者难过地回忆说：“其实茂宸要反的事，我老早就知道，我跟他那么亲，我怎么会不知道。”张学良说：“我就是茂宸，茂宸就是我。”

口述史资料通过历史当事人的回忆，直观反映历史真相，写出了历史事件的经过、时间、地点、人物都很具体，还写出了许多细节。这就是说，资料提供的，不是一个理念而是一段情节，不是一个结果而是一个过程，不是一个概貌而是一些事例。它不但可以“证史”，还可“补史之缺”，使历史事件生动、具体，有血有肉。

直观反映历史真相，必须强调忠于历史事实，以真实为基础。“真”与“实”既是口述史资料的一大特色，也是口述史资料的生命所在。“直观”在有所顾虑、有所忌讳因素干扰下，回避一些历史真相，“真相”就没法反映历史的本来面目。历史学家的任务，既不是喜爱过去，也不是脱离过去，而是掌握和了解过去，作为服务现在的关键。

直观反映历史真相是口述史资料的特点，也是张学良口述史资料的优势，它是其他史料所无法取代的，在近现代史研究中有不同寻常的价值和意义。

三、张学良口述史强化了所反映的历史认识

张学良口述史“以史明鉴”，强化了所反映的历史认识。将占有的资料，升华为研究的底蕴。

“鉴往知今”，历史是人类过去的知识，是过去传到将来的回声，是将来对过去的反映。研究历史问题的时候，必不可少就是史料。历史在发展中，无论人类活动或个体出现，还是社会进程或重要历史事件发生，总要留下来痕迹。张学良口述史是当事人和见证人对历史事件的追忆和记叙。口述史作为全部或几个环节或侧面，在历史研究中，材料与历史实际之间互相对比，对提供准确真实的情况，口述史强化了所反映的历史认识。

他袒露胸襟地谈到：对杨、常采取果断行动的原因时说，如果迟疑不决的话，等到事发后再兵戎相见，不知又会造成东北多少军民伤亡，此次他宁可让人责备他手辣处置老帅旧部，也不愿意再看见东北又起战端，所以断然采取行动。

张学良口述史研究史料的真实性以及对于史学研究的价值，首要因素是资料的真实性，他决定了自身的史学价值。这就是强调口述史资料的研究方向要“以史明鉴”，要存真，要实事求是，才能力求达到全面性、完整性、准确性、真实性，为口述史强化了对所反映的历史认识，打下良好的坚实的基础。

尽管当日对杨常事件已明了原委，并最终导致张学良下决心除掉杨常。但史学家们对张学良这一行动的缘由，一直有所纷争。近年比较为人接受的观点是：有应杀之由，而无应杀之罪。其中就包括张学良疑心加重，受到日本人的挑拨。

一切历史结论，都要依靠历史知识来营养。无论古代史还是近现代史学，都不可能抛开史料，就像一个人打官司起诉没有证据一样。首要的是必须掌握过去遗留下来的各种证据，然后才去重新构筑历史。这样，历史才会施展历史的价值和力量。当然，这里必然涉及究竟如何对待历史史料、怎样重视研究史料和如何评价史料价值等问题。

张学良没有和记者详述郭松龄反奉战事经过，但他说这件事让他很难过，得到一个很大的教训。他说，当初他早就知道郭松龄有叛意，但他不愿意采取行动，原因是他担心人家会批评自己太狠：“连郭茂宸这么亲的人都容不下，将来谁敢跟我？”

口述史资料显然是历史科学的组成部分。历史科学的使命不在于赋予历史新的内涵，而在于挖掘历史固有之内涵。这种挖掘总是要以历史事实为起点，其目的即是通过历史叙述获得弥足珍贵的经验，增长智慧，所谓：“述往事以为来者师。”这是贯穿在历史科学中的一条永恒的经验。

张学良说：“郭松龄起事时间不长，但所造成东北军民生命财产的惨重损失，都是我一念之私，顾及自己名声所造成。若早些采取行动，战祸自然可免。”虽然此事已过去了半个多世纪，但至今他乡而非异国回忆起来，张学良仍然语气沉重，自责甚深。

口述史强调在历史研究中基础性的作用，因为口述史资料从征集、整理、编辑到出版，只是历史研究的初级阶段，从口述史资料升华到史学时，产生质的变化，才是历史研究的高级阶段。就是在称谓初级阶段的准备后，才有了后来高级阶段的利用和研究，后者是前者的必然结果。这一结果或结论，不论是肯定，还是否认，都可以从因果关系证明一个道理，那就是在此过程中，强化了我们对这段历史主要特征的认识，也可说口述史资料促进或充实对历史的认识。

口述史不仅明确了自己的研究方向，而且在整个史学研究中做了一个准确的定位。口述史研究借助口述资料，一为基础的研究，一为在基础研究之上的研究。

张学良说，九一八事变后，他去了一趟欧洲，回来后，民国二十三年（1934），南京中央任他为“豫鄂皖三省‘剿匪’副司令”。代行总司令职，撤进关内的东北军也就随他由华北调动。但他说，“我不愿意受累”，“我最大的包袱就是东北军”。“东北军这个包袱粘在我的身上”。

东北军是张学良打回老家、收复失地主要依靠的军事力量，可他竟如此看视，魏碧洲对此大为不解。“东北军不跟您跟谁？为什么会有负担呢？”

张学良回答说：“是呀，问题就在这里，它要是国家的兵，我就没有这个包袱……”他接着说：“简单说一句话，我受累，甚至西安事变，与这个事都有关系。”

由于受时代潮流、个人情感、利害关系或认识水平的影响，所以口述史和资料对所反映的历史认识，常常代表研究人员的历史倾向性。受主观价值判断的制约，特别观点限制由此及彼原因，表现在对史料的取舍态度的联系上，就是对研究对象的褒或贬。

他说：“我们东北同乡就攻击我，他们说：‘你对蒋某人恭敬，这我们没话说。但我们是跟你来的，你把我们带进来，我们的目的是要回家，我们不愿意剿共，怎么样回家？只有打倒日本才能回去。’”

中国传统史学的一大功能就是“资治”，历史研究可以提供小到个人生活大到国家政治得失的经验。历史是人类社会的集体经验和记忆，没有历史的社会或族群就像失去记忆的人，生活在没有时间因素的空间中，因而无法得到存在的意义，是一个社会或族群的存在倚赖于其历史的存在。

历史研究必然离不开史料，史料大有作为，但史料学不能代替历史。同样，口述史属史料，与史不可分割。史学离不开充分占有材料，历史不是材料简单的堆积，需要从材料中得出正确的结论。虽然口述史是研究历史的资料，只是当代人写当时事的历史片断的记录，还不等于历史，更不等于历史学，但是口述史，包括资料与史学不可分割，没有口述史和口述资料，就缺憾地记录和反映的历史。

对于任何热衷探索历史客观性或历史真实的人来说，都承认历史远比史料所记录的人类生活丰富多彩。历史，不能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即使没有历史史料，也曾经存在过去的历史生活。所以既不能因为我们对历史理念的局限，而否定历史存在的客观事实，也不能因为对历史事实的客观存在，而认定历史理念的客观性。因为，史料是沟通二者间关系的桥梁，因此，张学良口述史强化了所反映的历史认识。

综上所述，由于张学良口述史贴近历史实际，直观反映历史真相，强化了对所反映的历史认识，所以，张学良口述史夯实了反映的历史。

作者单位：辽宁省政协学习宣传文史委员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