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口述历史，感受张学良真本色的人格魅力

赵东阜

张学良将军是中国现代历史上一位伟大的爱国者，虽然对他的总体评价世人并没有找到特别一致的共同点，某些方面甚至差异很大，但对于“爱国者”这一评价，却能达到高度共识，几乎没有人否定这一点。这不仅仅限于他的亲友和相同政见者，即使他的政敌，除了那些蓄意歪曲历史以损害中华民族利益为目的的人，也不否认这一点。

在张学良口述历史向世人公开之前，很多人都相信，张本人之所以不愿在自己健在时公开，是因为他的口述历史中有世人尚不知或尚不尽知的重大历史资料。后来事实证明，这一点实在是让世人有所失望。就笔者的感觉而言，张学良的口述历史除了对以往的历史资料予以一定丰富，或对某些史实予以进一步确认之外，并没有足以改变以往人们某些认识的重大历史新资料。这一口述历史既没有改变人们对张学良的认识，也没有改变已有的历史定论。但这丝毫没有抹杀这一口述历史的史学价值。毕竟，这一口述历史在对中国现代历史上的某些重大事件的释疑解惑方面，以不可替代的权威当事人的权威口吻，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在对张学良本人的认识方面，应该说，加深了世人对他的好感，使人们更加确信：张学良不但是真诚的爱国者，而且是一位坦诚待人、不好虚名、不诿过、不说假话、从不损人利己的人。因具有这样高尚的人格，也使得他的口述历史的史料性、权威性大为突出。

张学良的独特经历在中国历史上，甚至在世界历史上也是独一无二的，他是“聪明”绝顶的人，但却干出了在一般人看来是最“愚蠢”的事。张学良本人曾自拟一联自嘲：“两字听人呼不肖，一生误我是聪明。”这样的事例是非常多的，例如：张学良曾拥有几乎是中国最强大的军事力量，但却主动放弃了割据称雄；他曾是雄踞工业基础雄厚、物产极为丰富的东北地区最高统治者，但却为了国家统一放弃了自己的特权地位；他曾旗帜鲜明地反苏反共，但手上却从未真正沾染过共产党人的鲜血，甚至为了国家的发展进步爱惜人才，不惜冒着风险，在枪口下救出被捕的共产党人；他曾因中东路事件与苏联结下大仇，但他认识到“苏联才是日本最大的敌人。日本也实在特别畏惧苏联，现在差不多以全力从事于进攻苏联的准备”⁽¹⁾。为了中华民族的抗战事业，他不惜把旧恨抛在脑后，主动地与昔日的敌人苏联携手，以图建立抗日同盟；他曾经主动请缨，率部充当“剿共”先锋，但最终却是扭转内战、实现全民族抗战的第一功臣。这些事例容易给人以过于善变的感觉，但只要理解张学良的“狂热”爱国之心，对这些就不难理解了。

在个人生活方面，张学良曾与多个女人有“暧昧”关系，并公开声言自己“好色”。1991年5月11日，张学良在回答美国之音记者关于他的“很不平凡的爱情”的提问时说：“我有两句诗：‘平生无憾事，唯一爱女人。’”并说“我乱七八糟得很，不能说得上什么爱情，我年轻时非常荒唐”。赵一荻曾说，若不是被关起来，他的身体早就被“掏空”了⁽²⁾。张学良曾作诗自嘲：“自古英雄皆好色，未必好色尽英雄。我虽并非英雄汉，唯有好色似英雄。”即使这样“好色”，他也从未落下过薄情寡义之名。世人共见，他与一位爱他的女人相濡以沫几十年。他的原配夫人于凤至曾在美国对来访的友人说：“汉卿这人……一生从不负人。我们夫妻感情一直很好的。”她指着不久前张学良寄给她的照片说：“汉卿的事情，我都是无条件支持的，只要对汉卿有好处，叫我死我就死！”正如毕万闻在他所著的《张学良口述历史解密》一书中所指出的：“即便私生活方面，他（指张学良）也重情义，负责任，把‘旧礼教与新道德’尽力融合起来。更为稀奇者，谈到这方面，他往往公开承认年轻时的‘荒唐’，从不效法某些大人物满口仁义道德，而实际上却男盗女娼的两面派作风。”试问：这样真诚地向世人袒露自己“不光彩”的人生经历，有几人能做得到呢？

钦佩张学良的人可以找出无数理由，以证明他确实是一位值得钦佩的人；鄙视他的人却往往拿不出几条靠得住的根据，以致显得意气用事，见识浅薄；恨他的人恐怕也拿不出多少让人信服的理由。

在世间，“玩”政治的人可能对张学良嗤之以鼻，因为他为人太真诚了，或许真的不适合搞政治。谁人不见：在尔虞我诈的政治环境中，真诚这个“硬通货”往往疲软，只能在特殊的小范围使用，在其他场合，真诚就是一个人的软肋。

拔一毛利天下而不为者必会嘲笑张学良，笑他远不如其父谋略高超。因为他为了抗日救国，最后把自己除了性命以外几乎所有的都赔进去了。

“宁叫我负天下人，不叫天下人负我”的人也肯定对张学良大不以为然，因为他对得起所有的人，包括他的亲友、部属、故旧、袍泽、同僚，甚至政敌，但他却似乎对不起自身，因为后半生失去自由的生活很难说不是一场悲剧。如果说他在这方面有缺憾，那就是他似乎“仗义”得过头。与此对照，那些在官场上翻云覆雨的人、那些以权术高超自得的人、那些以损人利己为能事的人会无地自容，显得十分丑陋。

这样为人处世，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很难，有时候还要忍受极大委屈。张学良在这方面的所作所为是难能可贵的。突出的例证之一是九一八事变发生后马君武在上海的报纸上发表了两首“感时近作”的诗《哀沈阳》，以似是而非的嘲讽和责难抨击张学良。第一首写道：“赵四风流朱五狂，翩翩胡蝶最当行。温柔乡是英雄冢，哪管东师入沈阳。”这是对失去家乡痛若椎心的张学良的伤口上撒盐，更是对张学良人格的诋毁。张学良这时的表现确实乏善可陈，但绝没有达到不顾国难家仇的地步。事实证明，这诗完全是捕风捉影的。除胡蝶当时就登报辟谣外，张学良在20世纪90年代对采访他的唐德刚教授说：“朱五是朱启钤的五小姐……我跟她不仅没有任何关系，我都没跟她开过一句玩笑！”⁽³⁾即使如此，张学良也没有对马君武报复。张学良当时身居中华民国海陆空军副总司令，可谓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有权、有钱、有枪杆子，可以说有生杀予夺之权，但他没有任何直接的、间接的报复，可见他的宽厚仁慈之心。仅凭这一点，即令当今绝大多数人不能比拟。

张学良本人曾在1990年对台湾记者说：“人家愿意怎么写就怎么写。我的朋友要写我的东西，他问我，要给我看，我说我不看。你愿意褒就褒，愿意贬就贬。我说，我这个人毫不在乎。您看，张学良，不但是今天，就是在历史上，我从来不申辩一件事情，随便，随便！”⁽⁴⁾应该说，这是一种博大的胸怀，与那些斤斤计较、睚眦必报的人恰成鲜明对比。

在为人处世方面，宽容大度的事例可以说不胜枚举，而且贯穿张学良军事生涯的始终，特别是在所有关键时刻。在他羽翼未丰时，他的挚友和老师郭松龄倒戈反奉，反对他非常崇拜的父亲张作霖，给他造成了极大被动。郭兵败被俘，他却力图拯救郭的性命，对其部属也一概不予追究。“杨常事件”发生，他命令卫士枪决了专横跋扈的杨宇霆、常荫槐，但他决不搞株连，决不搞斩草除根，甚至为杨常两家发了十分优厚的抚恤金。

在西安事变中，为了收复东北失地，为了全民族抗战，张学良与杨虎城携手，发动兵谏扣押蒋介石，但他始终胸怀全局，坚持只要蒋介石答应“联共抗日”，就释放蒋介石回南京，为其挽回“领袖”的颜面，甚至不惜冒杀头危险，以致为此付出了丧失半个多世纪人身自由的代价。

蒋介石在西安事变中，卫士被兵谏的东北军官兵打死数十人，他本人也在逃离住所时越墙摔伤了腰，但他对张学良毕竟没有采取他对待政敌的一贯伎俩，与对待西安事变的另一主谋杨虎城迥异。蒋的夫人宋美龄曾发自内心地说，我们对不起张汉卿。似乎可以说，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蒋介石内心的感觉。他不杀张学良，不是不想杀，主要是他赖以生存的“政治大局”没有提供他足够的理由和条件。另外，无论是谁，都会对泯灭自己良心的刚愎自用存有极大的顾虑，蒋介石也不能例外。

20世纪80年代中期，笔者曾到北京参与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东北军党史组的资料搜集编撰工作。党史组的老同志多次开会，与会者有宋黎、苗渤然、万毅、高锦明、刘培植、孙达生、杨西光等。这些老同志，当年都是舍弃身家性命投身于党的事业、此时已是饱经大风大浪考验的革命家了，他们都曾与东北军，甚至与张学良有密切关系，或者是张学良信任的部属和学生。在谈到党的领导人时，他们只是亲切称邓小平为“小平同志”、称胡耀邦为“耀邦同志”，谈到张学良时，他们却异口同声地称其为张学良将军，那种崇敬之情溢于言表。为什么会这样，笔者以为，首先是因为张学良的爱国情怀令最熟悉他的人产生由衷的敬仰，再有不可否认的是张学良那种爱家乡、爱友人、爱部下的大仁大义。

张学良行大事皆出于爱国之心，屡有超出党派观念之举。这一点，也许张学良的夫人赵一荻在20世纪90年代初写在一篇短文《张学良是怎样的一个人》中的那句话最能说明问题：“他（指张学良）并不爱哪一党，亦不爱哪一派，他所爱的就是他的国家和他的同胞，因为任何对国家有益的事，他都心甘情愿地牺牲自己去作。”⁽⁵⁾或许可以说，这样的话其实就是张学良的本意，只不过委婉地通过赵一荻的文章表达而已。张学良郑重地说：“我为我的国家，到今天也是这样，我为我的国家！国家要用我，赴汤蹈火，在所不辞！我毫不顾惜我的生命。”⁽⁶⁾可以说，张学良自我认可的大义之举及其他对自身的认识，是与国人对他的认识是基本一致的。如果说有不同，那就是他认为自己并没有大多数人所认为的形象那么伟大。

这一点，事例也很多：五卅反帝爱国运动波及沈阳时，沈阳市内很快爆发了实际上是由中共地下党员和共青团员领导的沈阳六一○学生运动，张学良与郭松龄等奉军（即后来的东北军）将领对广大沈阳学生的爱国行动非常同情，积极为进步学生发起和组织的募捐活动捐款。在张学良还持鲜明反共态度的时期，就曾在沈阳释放因反日活动而被捕的中共沈阳地下党领导人。

作为九一八事变的两个直接诱因之一的中村事件（另一为万宝山事件）中，东北屯垦军第三团将潜入边防重地的日本军事间谍中村震太郎秘密处死，此事泄露后，在日本的高压下，中国政府承认了这一事实，并表示严肃处理有关人员。在张学良的庇护下，下令处死日本军事间谍的三团团长关玉衡得到了妥善的安排和保护。

西北“剿共”时期，他部下的一名军官李泽民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并为党搜集情报，被国民党特务发现后逮捕，由于有张学良的保护，才得以获释并在西北“剿匪”总部担任更重要的职务⁽⁷⁾。

笔者20世纪80年代中期在中征委东北军党史组参与工作期间，曾以党史组牵头人宋黎的秘书身份整理资料、撰写文稿，宋黎曾对笔者多次提起老校长张学良对他的信任和爱护、保护。当年对西安事变发生起到促进作用的三个重要事件

（“活路”事件、艳晚事件、一二·九运动一周年西安学生游行请愿）之一的“艳晚事件”，宋黎是事件的主角。作为中共地下党组织——东北军工作委员会宣传部长、东北大学进步学生代表的宋黎在西安被国民党陕西省党部的特务逮捕后，是张学良派卫队保护了处于危难之中的宋黎，并查抄了省党部。显然，没有张学良的保护，宋黎必有生命之虞。虽然宋黎的中共地下党员身份没有公开，但张学良是知道的，他不仅不抱任何嫌隙，反而欲委以加强与中共联系的重任。宋黎等在东北军中做中共地下工作的党员工作对促进西安事变的发生起了重要作用。但事变爆发后的外界反应却大大出乎西安张学良、杨虎城方面和陕北红军方面的意料。西安事变爆发的第二天，张学良得知苏联对事变的态度，他手持这份电文，对在张学良公馆工作的宋黎十分不满地说：“我救了你们共产党，你们对我这样！”不难想象，此时的张学良一定产生了被陕北中共和东北军中地下党员忽悠的感觉。尽管他对此感觉受到极大压力，精神上非常痛苦，但他仍以大局为重，并没有对宋黎等中共地下党员采取任何抱怨措施。

当时苏联对西安事变的态度是从民族利己主义的立场出发的，极令后人诟病。苏联不仅大肆污蔑张学良的爱国壮举，而且强令中共做出释放蒋介石的努力。尽管中共没有完全按照苏联的意思去做，力顶各方压力，与张学良、杨虎城携手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实现了由十年内战向八年抗战的伟大历史转折，但当时各方面的反应（甚至包括中共接到共产国际电报后的反应），无疑是对张学良自身团结抗日、救亡图存锐气的重挫。所以才有后来周恩来所说的对不起张学良的话。既然周恩来和宋美龄（实际上二者代表了国共两党）都说过对不起张学良，那么张学良为中华民族的抗日救亡舍弃一切的爱国者形象岂不是超越党派巍然地树立起来了吗？与这样的形象相比较，什么“花花公子”、什么“犯上作乱”、什么“千古罪人”等等的结论性评说还能站得住脚吗？

在张学良身边秘密为中国共产党做情报工作的潘文郁（化名潘冬舟）极具才华，深受张学良青睐。潘文郁利用工作之便，为中国共产党和红军传送了大量的极有价值的情报。第五次反“围剿”初期，红军经常不失时机摆脱危险境地，转败为胜，潘文郁的情报起了重大作用⁽⁸⁾。潘文郁被国民党宪兵三团发现为“共谍”后，张学良多方保护，但获知此情的蒋介石大为震怒，限令张学良处死潘文郁，张学良才不得不执行蒋介石的命令。但他对潘的家属优厚抚恤。对积极支持和参与联共抗日的东北军骑兵十六团团长董道泉也是如此，面对蒋介石的强令，也为了保守东北军联共抗日的机密，他不得不处死董道泉，但随后给董的家属以非常优厚的抚恤⁽⁹⁾。

对人是这样，对事也是这样。张学良坦诚直率，从不为自身的利益或声誉隐讳什么或以假话和托词敷衍。最能说明问题的事例莫过于对九一八事变爆发时东北军采取对日侵略不抵抗的罪责主要由谁来负责的问题。(www.daowen.com)

张学良被称为“不抵抗将军”是国人皆知的事，原因就是1931年9月18日夜，日本侵略军阴谋发动侵略中国东北的事变，炮轰东北军北大营，一夜占领沈阳城，四个月占领整个东北。而负守土重责的东北军却采取不抵抗政策，几乎等于拱手让出了自己的家园。这可以说是张学良一生中最大的“污点”。但对这一事实却是众说不一，有很多“知情”者言之凿凿、白纸黑字，说明张学良是被迫执行了蒋介石的“不抵抗”命令，才导致东北沦陷。并且说明，事变爆发时，蒋介石正在驶往江西“剿共”前线的军舰上，蒋不想让东北一隅的事端妨碍他的“剿共”大业，因此命令张学良“万勿逞一时之愤”，对日军侵略进行抵抗。大陆几十年的历史也是这样写的，张学良只是被动地执行命令而已，是张学良在替蒋介石背对日“不抵抗”的黑锅。后来类似的资料又有新的“发现”，说当初蒋介石发来的电报被于凤至保存在英国伦敦的汇丰银行的保险柜中，并说这是蒋介石不敢杀张学良的重要原因，否则于凤至就将电文公之于世。应该说，对前者，大多数学者和文史专业人员是趋于相信的，许多人甚至坚信这一点。笔者即如此，但对于凤至保存电报一说则始终觉得不靠谱。

对此，如果张学良采取顺水推舟的态度，那么这段历史纠葛可能就成定案了，起码也会成为没人能解开的千古之谜。张学良背上那口“不抵抗将军”的黑锅也大体上可以卸下来了。

但张学良坚持说，“那个不抵抗的命令是我下的，说不抵抗是中央的命令，不是的，绝对不是的”，那时中央“政府给的回答不外乎是两句话，就是你‘妥善办理’、‘相应处置’”这类的话，“从来没有直接明确地给我答复”。张学良坚持说，是他自己“判断错误”，“我这个人是胆大妄为的，如果我当时知道日本要这么干，我会跟日本拼命的”⁽¹⁰⁾。“这不抵抗我自己也不接受，我判断错误了”⁽¹¹⁾。这就是坦率的张学良，他毫不犹豫地展示自己的历史真面目，不管其时的面目是可敬、可怜还是可憎，他毫不隐讳地表示承担作为一个封疆大吏对事变判断失误、应对无方、措施不力，丝毫不想模糊历史事实为自己脸上贴金。正如他自己所言：“我最恨人作假。”⁽¹²⁾他说：“我这个人可能什么都不好，但有一条，我不撒谎，不做对历史不负责任的事！”⁽¹³⁾正如他的夫人赵一荻对他的评价：“他这个人就是诚实呀！他从来也不骗人，他也不说瞎话。”⁽¹⁴⁾

从这些事例可以看出，张学良从不干损人利己的事，从不干损害朋友的事，从不干欺瞒狡诈的事。谈到自己时，张学良则很谦逊，既不溢美，也不憎恶；对他反感、仇视的人和势力也是采取一是一、二是二的求真、求实态度。张学良出身大军阀家庭，身处黑暗的社会中，他身上的闪光点却很多。这些闪光点即使在今天，也是很多人所没有的，或很难具备的。张学良的处世哲学是光明磊落的，或许从这种磊落的人格可以看出些许他一生悲剧的根源。我们坚信好人必有好报，但在那种充满欺诈、以不计手段搞垮对手为能事的黑暗社会，怎能容忍这样高尚的人格？

对于西安事变的发动，无论海峡两岸评价如何不同，张学良都是采取直面历史的态度。在原有的史料中，人们大多相信发动西安兵谏的最初提议者是杨虎城，张学良只是采纳了杨的提议而已。但在1993年春，张学良对记者说，“西安事变绝对是我一手策划的，整个事件是由我负责的，杨虎城只是同意”而已。“对蒋先生，我只有一件事不明白，他为什么要杀杨虎城？该处死的是我才对”⁽¹⁵⁾。海外有反共学者早就对西安事变作过评价，说张学良不愧是土匪出身的张作霖的儿子，对国家的最高军事统帅也敢干出“绑票”的事来。综合分析，我们有理由相信，西安事变的爆发，张学良不仅是真正的“主力”，而且是真正的“主谋”。

读张学良的口述历史，深为张学良的坦率和真诚所感动。明代人有一句名言：“唯大英雄真本色，是真名士自风流。”这句话用来形容张学良是再精当不过了。在口述历史中，张学良展示了自己真实的本色，甚至是不加任何修饰的本色。他毫不隐讳自己的喜怒哀乐，对自己了解的历史毫不吞吞吐吐，对涉及自己的功过既不贬损自己，更不推过揽功；既不为自己摆好（起码站在他的角度看是这样），也不发泄私愤。这种超然物外的境界以最朴实的答问和叙述的方式展示出来。这样的人格魅力，不是足以令那些信守诚实做人、踏实做事的人们为之倾倒吗！

作者单位：中共沈阳市委党校

【注释】

(1)毕万闻：《张学良文集》（二），新华出版社1992年版，第976页。

(2)毕万闻：《英雄本色——张学良口述历史解密》，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年版，第132页。

(3)［美］唐德刚录，王书君著：《口述实录——张学良世纪传奇》，山东友谊出版社2002年版，第440页。

(4)毕万闻主编：《张学良文集》（二），新华出版社1992年版，第1171页。

(5)毕万闻：《英雄本色——张学良口述历史解密》，第3页。

(6)毕万闻：《张学良文集》（二），新华出版社1992年版，第1172页。

(7)中共东北军党史组编：《中共东北军党史已故人物传》，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版，第138页。

(8)穆玉敏：《潘文郁：张学良身边的红色谍工》，《档案春秋》，2010年第1期。

(9)中共东北军党史组编：《中共东北军党史已故人物传》，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版，第228页。

(10)毕万闻：《英雄本色——张学良口述历史解密》，中共文史出版社2002年版，第174页。

(11)［美］唐德刚录，王书君著：《口述实录——张学良世纪传奇》，山东友谊出版社2002年版，第435页。

(12)毕万闻：《英雄本色——张学良口述历史解密》，中共文史出版社2002年版，第68页。

(13)毕万闻：《英雄本色——张学良口述历史解密》，中共文史出版社2002年版，第384页。

(14)毕万闻：《张学良文集2》，新华出版社1992年版，第1170页。

(15)毕万闻：《英雄本色——张学良口述历史解密》，中共文史出版社2002年版，第40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