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史碎片中找寻真实的张学良

于之伟　葛俊忠

张学良可以说是中国近现代史上最有争议的人物之一。国共两党或者说海峡两岸对他的评价也是大相径庭，或斥之为“千古罪人”或捧之为“千古功臣”。其意义则在于政治的需要而已，由此也就导致后人对张学良本相认识上的迷失。因此，我们仍有必要将口述历史与档案文献结合开展对张学良的研究，用历史的碎片来找寻真实的张学良。

一、张学良的口述历史与口述历史中的张学良

张学良的口述历史就目前出版的而言，基本上属于口述史料。一些地方并非与史实完全吻合，需要对其进行考证。例如山东友谊出版社2002年出版的唐德刚、王书君的《口述实录——张学良世纪传奇》，许多媒体都宣传报道，一时间此书甚是畅销。但此书只是运用了唐德刚录音带的部分内容所作的传记，兼具演义与文学的色彩。

总的来说，里面的史料性文字过去在一些研究性书籍中都已经出现过，没有什么新的东西，只是以口述的形式叙述好像更细一点。全书用100章的篇幅描写了少帅张学良一生的传奇故事。如果当作闲暇时的读物倒也不妨，但是如作为史书来读就需商榷了。书中有许多史实、演义不清的地方，其中不乏描述较为细致的故事情节，难以成为真正的口述历史著作。如张学良被幽禁的时候，其弟张学思去看他，俩人说了一些什么话，谁也不知道，但书中就有，这显然经不住历史推敲。被囚之后，张的行踪连国民党高层的政要都不得而知，可见管制之严。唐、王著中叙述关于张被关押之后的部分笔者猜想也是根据他人的回忆而写成，再有因为张学良所捐给哥伦比亚大学的档案在2002年6月才正式解密公开，此书在国内出版于2002年4月，所以本书也没有用到张的档案。

尽管如此，此书也并非一无是处，其中引用唐德刚录音带中的部分内容倒是可以为我们现在所用。

同样，大陆出版的《张学良口述历史》（中国档案出版社20007年）也是将录音带中一些张学良受访时的原话誊抄而公开出版，此书并没有经过采访人的整理与考订，任何人花上时间即可而成。当然因为张氏的东北口音，这个人只需要能听懂东北话即可，并无特别为难之处，不需要深厚的历史功底与史学修养。因此，这本书只能算是口述史料而非真正的口述历史。

在唐德刚的口述历史中，也为我们揭示了一些没有想到的“秘密”。例如，在西安事变中，张学良的作案动机并不复杂，蒋介石不像《西安半月记》里写的那么有气质，共产党也没像传说那样事先参与了策划。但张学良讲起西安事变来，却如闲话家常，一点都不气壮山河。复杂的势力博弈，波诡的政治变局，已经让历史学家“罄竹难书”，但在少帅这里，是轻描淡写的一句话：“我真怒了，我的意思是这么一句话：你这个老头子，我要教训教训你！”⁽¹⁾西安事变这样一个命运攸关、惊天动地的大事发生，张学良却说：“就是这么干起来的。”⁽²⁾历史原来如此！这是历史的莫测之处，这也是口述历史迷人的地方。

值得一提的还有《缄默五十余年张学良开口说话·日本NHK记者专访录》（辽宁人民出版社1992年），此书是日本NHK采访张学良而写成的《张学良の昭和史最后の证言》的中文译本。此书一问世也引起了强烈的反响，香港的《亚洲周刊》曾有专门的推介与报道。在书中，张学良的口述内容很多与后来唐德刚所录大同小异。如在讲到张与汪精卫的交恶时，都讲到了汪要张象征性地与日军对抗一事，其详情基本相同。在谈到“九一八”之后日本归还其财产的时候，也与唐版的相同。在讲到为何送蒋回南京时，两书的记录也是基本相同⁽³⁾。可见，无论是日本NHK所作的口述，还是唐德刚所作的口述都有相当的真实性。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似乎没有一个大人物像张学良这样，口述历史也好，档案数据也罢，弄出好几种版本来。大陆出版的《张学良口述历史》在随后又出了台湾版（远流出版公司2009年），我们这才发现，大陆版的不过是个删节版而已。我们仅以台湾版和大陆版相对比，从目录上而言，台湾版目录比较合理，每章下的小题目都是围绕着本章来展开讲述的，而大陆版则略显杂乱，更为主要的是大陆版中有不少内容被删掉了。尽管大陆版与台湾版开本不同，但是每章所占页码上来看，其内容也会有所不同。只要将两者目录作番对比即可略见一斑。

当然，除此之外，还有毕万闻的《张学良口述历史解密》、张之宇的《口述历史之外——张学良是怎样一个人》以及哥伦比亚大学所藏的口述历史等等。因为笔者或没有读到或没有详细阅读，故不敢在此妄加评论。

口述史中的张学良年轻时，好玩，不愿承担过多的政治负担。跻身于高层政治中，却不深谙权谋之道，年轻气盛，干劲有余而沉稳不足，这与其生长环境相关。“未足而立之年即负方面，独握大权，此真古人云‘少年登科，大不幸’者也”⁽⁴⁾。上面无上司领导⁽⁵⁾，家长文化素质较低都有相当的关系。唐德刚将其形象地概括为花花公子、政治家、军事家三位一体⁽⁶⁾，相当形象地描绘出了张的多重面相。

张首先是个花花公子，生长在“东北王”的家庭中，尽管张作霖对其管教严格，但随着张作霖事业的不断扩大，张学良与外界接触的频繁，免不了挥金如土、左拥右抱。“论风流倜傥、挥金如土，上开飞机、下驾汽车，左拥右抱、女伴如云，而莺莺燕燕之间，中西兼备——连法西斯霸主墨索里尼之千金，亦在少帅腻友之列，则少帅实非小说上任何风流小生所能望其项背了”⁽⁷⁾。就张学良自己在口述中承认的，就有11个情人⁽⁸⁾。且还将艳史专门作了讲述，而这种事在于凤至的回忆中也得到证明。“汉卿对女人又十分随便，前后有很多女人和他发生关系。对此，我从不过问”。她将此归结为“在汉卿掌握半壁江山的权势和大帅遗留的巨大财富之下，很多女人为谋取私利，不顾道德和法律，用一切手段缠住汉卿”⁽⁹⁾，显然是不全面的，有为张学良美化之嫌。其实，张学良自己给自己下的批语就是“平生无憾事，唯一好女人”⁽¹⁰⁾。另作诗一首：“自古英雄多好色，未必好色尽英雄。我虽并非英雄汉，惟有好色似英雄。”⁽¹¹⁾

从长远的历史来看，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但是我们也不能据此而忽视重要人物个人的力量与影响。如张学良在西安事变中的角色就值得探讨。尽管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是由多种因素促成，但不可否认张在发动乃至之后的作用。因为那时的中国虽已统一，但各地实力派并不真正与中央保持一致。军队听命于其领导而非中央政府。军队远未实现国家化。如东北军听命于张学良而非蒋介石，西北军亦是只听命于杨虎城，可以说是忠私而不忠国，忠人而不忠党。张在口述历史中也谈到东北军是他的包袱的话⁽¹²⁾。按照张学良的本性来讲，好玩，而不谙于政治与权谋，或者说不擅长于此术。当从国外返回之际，“我自己讲良心话我愿意当京沪卫戍司令，头一样就是可以到上海玩玩什么的，不想再干别的”⁽¹³⁾。尽管有建树，而只是其出身于帅府大家。张作霖又过早离世，年轻受命，统御一方，而不知天外有天，不听他人劝告与意见，有时会蛮干而不计后果，可谓莽撞、冲动。如张在晚年和唐德刚讲西安事变的时候就说：“我年轻时候，做事完全凭我自己，我也没有跟人商量……我从来没跟谁计较过，全凭我自己。现在想我自己做的那些事情，我年轻时就是骄傲了。……所以，我自己现在想起来，是我自己骄傲了，我没跟人家考虑好了。我从来不像人家，考虑将来这个事情怎么地，我不考虑，我就认为这个事情我当做，我就做！”⁽¹⁴⁾当他计划兵谏时，于学忠等人提出：“少帅，抓起来容易，您考虑过没有，以后怎么样放他呢？”而张则直接回答：“现在不能考虑那许多！先把蒋抓起来再说！”⁽¹⁵⁾如此重大之事，竟然毫无周密计划，可谓让人惊叹不已。从中，我们也可以体察到张的行事风格。再者，西安事变解决之后，张学良亲自送蒋回南京，尽管张说自己做的事自己负责，但其内心中也明白此行后果如何，如果有杨宇霆或于凤至等重量级人物在场劝解的话，可能会有所转变。于凤至在晚年的回忆录中就讲道：“我说，如果我在西安，我绝不让你送蒋的，在飞机场我会拦住你。他（指张学良）说，是有人劝我不要送蒋，我不听。你在，飞机上又有宋美龄，你不许我上飞机，我只有不上飞机。但是我是从来不后悔的。今天，我无怨无悔，只有恨。”⁽¹⁶⁾如果当时果有于凤至所说的那样结果的话，张学良的结局与中国的历史可能就会是另一个局面。而张学良口中的“恨”为何？是恨蒋介石没有大度的将他释放？还是恨自己当初决定轻率？恐怕只有张自己心里最清楚。在笔者看来，说此话时的张心情一定十分复杂吧。可见，西安事变中的偶然因素作用之大。其扣蒋与送蒋之举，虽不失光明磊落，但亦有几分江湖气。

按照张的说法，本不喜军政，但命运又将其推上其位，最终酿成了个人的悲剧，囚禁一生，用他自己的话说：“我的一生是失败的，为什么？一事无成两鬓斑。”⁽¹⁷⁾唐德刚有句话说：“当年道德上的长处，正是少帅职业上的短处。”⁽¹⁸⁾此语可谓一语中的，在笔者看来，岂能以道德代替政治？蒋介石与毛泽东之所以能成为一党一国之领袖，绝不是仅仅靠道德来“以德服人”，而是运用权谋。但以心怀坦荡之人是做不出这样的事的。道德高尚的人在政治上一定会吃大亏。胸怀坦荡，道德高尚的张学良并不适于做政治，政治是缺少道德的小人的职业。张最终为自己的年轻气盛与自己的行为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被囚50多年，蹉跎了大半生的年华岁月。在于凤至的回忆录中，讲到张自言状况“我好比笼中鸟有翅难展”⁽¹⁹⁾。

自然需要说明的是，张学良并非纨绔子弟，一无所长。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他也确实起到了旁人无法起到的作用。皇姑屯事件之后，张学良主政东北。不但抛弃在东北称霸独立，而且毅然与南京政府统一，促成中国迈向统一。其后，在张领导下的东北政务委员会积极开展建设，力图建设新东北。中原大战又支持蒋介石的中央政府，保持了中国的统一。东北易帜直至九一八事变，尽管张学良极力主张国家统一，维护中央权威，但是这也并不意味着其完全将东北的利益置之不理，事事听命于南京政府。在维护统一的前提下，张尽量为东北争取最大的利益。以东北政务委员会为中心与中央政府博弈⁽²⁰⁾。

至于我们所熟知的西安事变，也正是其最为辉煌的一刻。在这时，他所考虑的已不是个人得失与私人利害，而是国家与民族的前途大义。“我问心无愧，我没有私心！”这点就连宋美龄也承认⁽²¹⁾。西安事变的后果，对于张学良来说是苦痛的悲剧，对于中国来讲，却开启了历史新的一页。张的“灯泡论”能很好地说明这一点：“我当时就说，好像灯泡，我暂时把它关一下，我给它擦一擦，我再给它开开，让它更亮。实际上我这样做，他不是更亮了？”⁽²²⁾此后，可以说蒋介石的声望日益隆崇，在抗日战争中发挥了其应有的贡献。在抗战期间以及抗战之后，蒋在国内外的地位都是前所未有的提高。从这个角度看来，张的说法确有道理。

只是因为国民党在大陆失败而退守台湾，才将张学良“劫持统帅”，令共产党做大，从而导致国民党失败的责任算到张的头上。但说就是因为西安事变才使得国民党丢失大陆却过甚其词了。如果当年国民党未败退台湾，我想张学良的“罪名”也不会这样大吧！

中年的张学良，从政治舞台上骤然消失，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副司令而成为阶下囚，巨大的落差必然会一时难以适应。所以在被囚的最初阶段，苦闷之余，他钓鱼、打球、读书、看报，甚至与看管人员打牌游戏。之后他奉命读书，研究明史以自乐，要知道让这样一个爱玩乐的花花公子过一种极简单、枯燥的日子是多么的困难。但是即使是这样，张也没有在短期内改变以往的不良习惯。花钱仍旧大手大脚。“As a matter of fact in confidence I may tell you that even for this check I queried him as to the wisdom of spending so much money，but you know how it is with the Marshal，for what he conside r large objectives he is not prone to stint.Anyhow，I hope that it is money well spent.”⁽²³⁾张在国民党的看管下四处迁移，最后落脚台湾。张喜京剧，爱好收藏字画，酷爱兰花，常用此来陶冶心性。张学良收藏很多明朝字画，但确实也没能更多地留住他的收藏品。“这个明朝的书法，那些古董、画啊，我几乎都没了，我都换饭吃了，都卖了”⁽²⁴⁾。一个失去自由之人，总要有所寄托，因此张学良成为基督徒，宁远淡泊，没有了年少的气盛，更多了沉稳的修养，更具有宗教徒的爱心与虔敬，可谓“爱人如己”。而后移居夏威夷，颐养天年。晚年的张学良，已经没有了年少时的孟浪与豪放，更多的是一个虔诚的宗教徒，一个慈祥的老人家。历史沧桑，造化弄人，张学良的一生恐怕是最有传奇色彩的，也是中国近现代史上最为复杂的人物之一。

二、家书抵万金——函电中的张学良及其家庭状况与人际关系

口述历史毕竟是由当事人的记忆而成，其在补充文献档案不足的同时必然存在缺陷，不能代替文献档案。对张学良的研究，仍需要注意所存之函电的作用。从现在保存的函电中，我们可以了解张学良鲜为人知的状况。可以研究张学良及其家庭的状况以及与他人的关系如何。这些在以往的研究中很少涉及，笔者在此略作论述。

西安事变之后张学良被囚，宋子文与宋美龄的保证并没有兑现。其原因就在于他们并不能做蒋介石的主。但是他们对张学良并没有随着张被囚而落井下石，相反，尽可能地给予张帮助，以弥补良心之不安。

最初陪伴在张学良身边的于凤至在1940年春，被检查出乳癌之后，请宋美龄帮忙送其去美国治病，同时计划安排子女留在国外。宋美龄“立即伸出援助之手，对我的要求都一一办到了”。此时，“孔祥熙夫妇也转达他们的惦念，嘱我到美国后，有什么需要，找他们帮助解决，这情意使我和汉卿十分感动”⁽²⁵⁾。于凤至为治病于1940年8月初在宋子文的安排下到达美国⁽²⁶⁾。而除治病外，“and oneo fh er mainr easonsf or coming is I believe to establisht he childrena t schooli nA mercia.”于凤至请宋子文帮忙⁽²⁷⁾。宋当然义不容辞。在宋的帮助下，很快与张学良的子女取得了联系，并应于凤至的要求，联系中国驻英大使馆妥为联络⁽²⁸⁾。对此，于凤至颇为感激，对有这样一个好朋友而感到庆幸不已⁽²⁹⁾。

另外，值得感激的远不止此事，就连于凤至的手术安排，宋子文也大力支持。希望于不要顾及费用问题，应当进行彻底的手术⁽³⁰⁾。当从Jimmy处得知手术顺利的时候，则是“very happy”，“I have also telegraphed young Marshal informing him about the successfuloperat ion.”⁽³¹⁾

手术成功并不意味着康复，于凤至手术后状态并不是很好，一则是因为子女并没有顺利地来美，另外就是“dueto the lack of consideration for her by her children in Europe.No communications are received ftom them other than demands for money，which never fail to appear at frequent intervals.”⁽³²⁾母亲手术，作为子女不但毫不关心而且只知要钱，张学良的子女显然没有受到良好的管教。这纵然与生长环境相关，但父母的溺爱、纵容亦是十分重要的因素。当Jimmy建议于凤至对子女的花费要合理规划时，她也同意。“This plan，however，drew disapproval from Raymond，much as I expected it would.”最终，于凤至还是拗不过孩子而照常满足，要钱就给。尽管在Jimmy看来“Madame not to meet every demand that is made for money.”但是“This advice has also been more or less unheeded.”⁽³³⁾因此，他不得不给宋子文写信，告诉他这种状况，并提出了很好的建议，希望宋能够对此作出合理的安排。宋为此专门安排他的弟媳去看望于凤至并及时沟通⁽³⁴⁾。作为朋友的宋子文与Jimmy尚且如此，而张学良的子女们却不闻不问，“Really，I am sorry the children are behaving so unfeelingly with their parents”⁽³⁵⁾。

令人心寒的还远不止这些，张学良和于凤至的儿子张闾珣在英国每年花费数万，过着奢靡的生活。不但欠下债务，并且还要与女演员结婚。幸亏于凤至的资产被冻结，“it will be one of the few good things that the war has brought about.”⁽³⁶⁾至于女儿张闾瑛，并没有陪伴照顾母亲，“Miss Pauline has been visiting elsewhere”，就连照顾张家的Jimmy也很无奈⁽³⁷⁾。

即使张家子弟如此，宋子文还是热情相帮，除了借给于凤至钱之外，还安排还清了张闾珣的债务，并按月通过中国驻英大使馆给张闾珣与张闾玗发放生活费⁽³⁸⁾。关怀之情，难以言表。朋友之谊，令人感动。

实际上，这时对张家好心帮助的远不止宋子文，Jimmy也时时给予关怀。他不但与宋子文信函往来，互相交换对张学良家属的安排与关心的意见。同时亲自安排于凤至等人在美的一切，包括手术、财务的转交，对外的联络等等，处处为张家考虑，并在于凤至手术后坚持每天去看望⁽³⁹⁾。他见于凤至手中的钱尚充裕，因此与宋商量，“I am taking the liberty of retaing your check as a reserve in case of emergency.”⁽⁴⁰⁾

由于张闾玗精神问题，所以需要入院治疗。Jimmy就此事以及是否告知于凤至等事与宋子文商量，宋决定让他留在英国的精神病院进行治疗，并将此事告诉于凤至，“I intend to inform the Young Marshal about it.”⁽⁴¹⁾由于张学良家庭的困难，此时宋子文还向蒋介石请求，希望能够释放张学良⁽⁴²⁾。

这个时期中国正处于抗战的艰苦阶段，宋子文作为驻美代表全权处理重要事务，可谓日理万机。即使如此还能够对张学良家人如此关心，确实可见张、宋之间友情深厚。纵使宋在西安事变之后没有保张无事，但在张学良落难之后，鼎力相助，也算是尽到了一个真正朋友的职责。张曾说：“宋子文我们两个是好朋友，我跟宋子文最好。”⁽⁴³⁾

孔祥熙对张学良也没有敬而远之，而是关怀有加。

张被囚，自然生活上不如往常丰富宽裕。因此，孔不时托人送领带等日用品给张，并加以宽慰，同时将张的近况告知在美的于凤至。“虽山川远阻，无由问对，亦殊感慰。在美曾与嫂夫人通讯，告知吾兄近况，慰其远念”⁽⁴⁴⁾。对于家中困难亦伸手相帮。同时在信函往来，互诉友情。“别来数载，想念殊深，近维起居安适为颂”。同时，仍鼓励张学良不要心灰意懒，应趁此机会精研国事增长本领，以利将来报效国家。“吾兄英年有为，目下息隐，正可藉机深研国事，蜩螗异日有赖于兄等者甚巨”。当然，此时的孔祥熙虽身居高位，与蒋连襟，但想与张时常往来亦不可能，“因不知驻节所在，以致无从投递。缅怀旧两，不胜怅惘”⁽⁴⁵⁾。

抗战胜利后，因孔腐化而遭国民党内外指责，被蒋遗弃，丢掉了原有高位。在予张的信中所言“抗战胜利以后所任一切政务均径摆脱，专心疗养健康。日有进步以是为吾兄告慰者也”，即为此事也。同时也将在美见到的于凤至情形相告于张，仍托人给张送去礼物表示关怀⁽⁴⁶⁾。

张学良对孔的对家人之关照亦表感激：“前年小女闾瑛夫妇到兄处拜谒，彼等来函述乃蒙兄德厚大姐还赏给她们如此珍贵，‘爱屋及乌’弟闻之同为铭感。”⁽⁴⁷⁾

此外，同时亦托孔处理其家事。如非好友，一般不会参与他人家事的处理，而张将家事交与孔，则显示出对孔之信赖，以及双方感情深厚。张云：“弟十年以来，屡使兄分神照顾，虽云故日之交但良不知将以何报之。而六岁大弟这孩子远未忘□，使弟更有劝于衷，请兄为弟□□他，只说他后生可畏前程光展。”⁽⁴⁸⁾

幽禁中的张自然对家小惦念：“与未见音信，有些挂怀，但承蒋夫人好意，把家书由她专递，当能确实可达，心中稍安，知兄必念及专事故相告余不——。”⁽⁴⁹⁾对张来讲，由宋美龄从中传递家书，是最恰当不过了，此时“家书抵万金”啊。

失去自由之人，必然生活单调而度日如年。因此就会越发想念故友，回想先前往事，聊以自慰。在张学良给孔祥熙的信中，还追忆了二人相见时的情景：“别来多年，时深渴想……使弟回忆昔年兄为中绿交涉事宜，我们在沈阳C.F.wang处初次会面，兄之团团财神菩萨的面孔满口太谷腔的山西话令人一见如故。咱们自从那时定交，如今一瞬已卅载矣。……兄亦是弟脑海中常出现之一位。……弟山居困闷，十余年来所见此多系身边几个面孔。使人时忆良友。虽未得与兄亲面，见书如见故人，致以相当兴奋。”⁽⁵⁰⁾

纵观蒋介石与张学良，历史上并无仇隙，只是在抗日问题上有所不同。“他是要‘安内攘外’，我是要‘攘外安内’。我们两个冲突就是冲突这点，没有旁的冲突，一点冲突没有，旁的没有冲突。”⁽⁵¹⁾西安事变使两人的关系降至谷底。那么事变之后蒋介石与张学良之间关系如何？是否是敌我对头之间你死我活的残酷斗争呢？其实，蒋与张的关系并不是非此即彼那么简单。用张的话来讲，他们是“关怀之殷，情同骨肉；政见之争，宛若仇雠。”⁽⁵²⁾蒋对张也并没有像想象中的那样迫害。

在张被扣之初，蒋以利用为主，用张来解决西北问题。1937年1月7日，元旦刚过，蒋就命戴笠携手书一封，要张学良说服西北方面服从南京政府⁽⁵³⁾。而之后则要求张读书养性，不时派人观察、探望。而张于“聆听之下感慨无地。钧座日理万机，尤能不忘小子，良安能不惶悚乎”⁽⁵⁴⁾。

同时也不忘给张学良送书训话，对其进行思想上的灌输与改造。蒋曾“亲赐手□《解决共产主义思想与防范的根本问题》及四十六年日记本冬一册”，张“作领之下感怀交集心中十分怆痛”。同时，对蒋“共产党必败，‘多行不义必自毙’此乃自然之常理”的训示，而张也自我反省，“钧座对良查获期待，廿年如一日则良未能如是。……钧座对良仍怀期许，此使良更感痛苦□：良昨夜辗转反侧，扪心自问今日之国事如此，而妄人如良乎还能有何可以贡献乎？对钧座得以追随愿从头做起，对革命事业亦当如是。而良自信不足处仍有甚多也”⁽⁵⁵⁾。

尽管如此，蒋对张是一种爱恨交加的复杂心情。他深知张没有野心，也无害他之意。而且对他还屡有帮助，立下不少的大功。“说实在的，蒋先生对我，我暗中想，他对我也相当看得起”。因此也就对张没有痛下杀手。但西安事变，使其权威扫地，在蒋看来是“不能容忍人家挑战他的权威”的，而张学良这个“大少”却偏偏“损害他的尊严”⁽⁵⁶⁾。自尊心极强的蒋介石岂能饶恕张的“犯上作乱”？

虽然，张学良被软禁，不得自由，但是每逢重要节日都会互相问贺。姑举一例如下：1954年蒋介石寿辰之日，张手书：“葡秋月望，恭逢华诞吉辰。举国共庆，百姓同欢。良不克躬亲，手觞前敬祝寿比南山、福如东海、驱逐俄寇、扫灭赤氛、光复故国中华。”⁽⁵⁷⁾

三、口述历史与档案文献结合来研究张学良

众所周知，口述历史能够弥补档案文献的不足，反之亦然。而且还可以相互印证。此处姑举张晋谒孙中山一例论之。

“孙中山我见过一回，病重的时候，在天津。……他病重的时候，我去看过他，晚上去的。孙先生跟我说了几句要紧的话，我现在还记得。他对我说啊，现在国家的责任就在你们年轻人身上，你是东北人——当然他不是特别指我的身份地位。——你们介乎日、俄红白这两大帝国主义势力之间，你们很难应付，尤其是你们东北的年轻人，责任就更重。”⁽⁵⁸⁾

而到底是谁领张去见的孙呢？我们读一读下面的信中就会找到答案。

“使弟永不能忘去的是，在天津张园一个夜间兄引弟去见总理。……他教训我的话在那当时觉着好。似他在那寓言在今日令人肃敬，他之远见弟有时在夜间房屋中光暗仿佛像当年张园那一夜，相使弟回忆那一幕。好像总理广东味的不纯粹之官话声音仍在耳边说话，总理之伟大，高深无人可及。……此情此景，令人不堪回忆。想兄闻之亦必同感。”⁽⁵⁹⁾

但在张的口述中，我们并不知道他是谁领去见的孙中山，通过此信我们可知，当夜领张去晋谒孙中山的就是孔祥熙。但此信中并未涉及到谈话的内容，以及孙发病的原因。故此我们只有到口述史中才能知道他们之间到底谈的什么。两则史料并用，才能让我们了解整个事情的大概轮廓，呈现出比较完整的历史画面。

结语

复杂的历史面相往往会隐藏于云遮雾绕的迷雾之后，我们必须充分利用各种史料来进行不断的探索，张学良的研究亦是如此。口述历史的兴起，带来了新的研究契机，但是仍需要将口述历史与档案文献结合起来，才能更好地推进张学良的研究。我们只有通过历史的碎片才能尽可能地还原真实的历史，找寻真实的张学良。

作者单位：辽宁社会科学院党史研究所

【注释】

(1)唐德刚：《张学良口述历史》，中国档案出版社2007年版，第123页。

(2)《张学良自述的是是非非》，唐德刚：《张学良口述历史》，中国档案出版社2007年版，第11页。

(3)管宁、张友坤译注：《缄默五十余年张学良开口说话·日本NHK记者专记录》，辽宁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85—86页、第137页；唐德刚：《张学良口述历史》，中国档案出版社2007年版，第117—118页、第123—124页。

(4)张学良：《西安事变反省录》。(www.daowen.com)

(5)《张学良自述的是是非非》，唐德刚：《张学良口述历史》，中国档案出版社2007年版，第11页。

(6)傅虹霖：《张学良的政治生涯》，辽宁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序言。

(7)《花花公子·政治家·军事家——论三位一体的张学良将军》，唐德刚：《张学良口述历史》，中国档案出版社2007年版，第178页。

(8)唐德刚：《张学良口述历史》，中国档案出版社2007年版，第37页。

(9)张于凤至：《我与汉卿的一生：张学良结发夫人张于凤至回忆录》，团结出版社2007年版，第70页。

(10)唐德刚：《张学良口述历史》，中国档案出版社2007年版，第35页。

(11)唐德刚、王书君：《口述实录——张学良世纪传奇》，山东友谊出版社2002年版，第1139页。

(12)唐德刚：《张学良口述历史》，中国档案出版社2007年版，第103—106页。

(13)唐德刚：《张学良口述历史》，中国档案出版社2007年版，第105页。

(14)唐德刚：《张学良口述历史》，中国档案出版社2007年版，第120—121页。

(15)《张学良自述的是是非非》，唐德刚：《张学良口述历史》，中国档案出版社2007年版，第11页。

(16)张于凤至：《我与汉卿的一生：张学良结发夫人张于凤至回忆录》，团结出版社2007年版，第86—88页。

(17)唐德刚：《张学良口述历史》，中国档案出版社2007年版，第120页。

(18)《张学良将军的赤子之心》，唐德刚：《张学良口述历史》，中国档案出版社2007年版，第185页。

(19)张于凤至：《我与汉卿的一生：张学良结发夫人张于凤至回忆录》，团结出版社2007年版，第89页。

(20)佟德元：《东北政务委员会的内部结构及运作机制考察》，《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1期，《东北政务委员会政治空间的定位与动态平衡》，《社会科学辑刊》2010年第2期。

(21)石湾：《张学良与保命恩人宋美龄》，《世纪》，2009年第5期。

(22)唐德刚：《张学良口述历史》，中国档案出版社2007年版，第123—124页。

(23)To Jimmy（Aug.22，1940），T.V.Soong Archives.

(24)唐德刚：《张学良口述历史》，中国档案出版社2007年版，第141页。

(25)张于凤至：《我与汉卿的一生：张学良结发夫人张于凤至回忆录》，团结出版社2007年版，第90—91页。

(26)于凤至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所记为1940年6月到达美国，见张于凤至：《我与汉卿的一生：张学良结发夫人张于凤至回忆录》，第92页。但所记应有误。据现在公开的宋子文档案From Jimmy（Aug.10，1940）中所记，于凤至“大概一周前到达美国”，因此，到美时间应为8月初。From Jimmy（Aug.20，1940）.

(27)From Jimmy（Aug.10，1940）.

(28)From Jimmy（Aug.14，1940），To Jimmy（Aug.14，1940）.

(29)From Jimmy（Aug.20，1940）.

(30)To Jimmy（Jan.27，1941）.

(31)To Jimmy（Jan.27，1941）.

(32)From Jimmy（Feb.24，1941）.

(33)From Jimmy（Feb.24，1941）.

(34)To Jimmy（Feb.27，1941）.

(35)To Jimmy（Aug.29，1941）.

(36)To Jimmy（Sep.17，1941）.

(37)From Jimmy（Otc.22，1941）.

(38)To Jimmy（Sep.24，1941）.

(39)From Jimmy（Feb.24，1941）.

(40)To Jimmy（Otc.8，1941）.

(41)To Jimmy（Otc.28，1941）

(42)From Jimmy（Nov.17，1941）.

(43)唐德刚：《张学良口述历史》，中国档案出版社2007年版，第105页。

(44)《孔祥熙致张学良》，2月26日。

(45)《孔祥熙致张学良》，4月2日。

(46)《孔祥熙致张学良》，5月8日。

(47)《张学良致孔祥熙》，1953年5月5日。

(48)《张学良致孔祥熙书信草稿》，5月17日。

(49)《张学良致孔祥熙书信草稿》，5月17日。

(50)《张学良致孔祥熙》，1953年5月5日。

(51)唐德刚：《张学良口述历史》，中国档案出版社2007年版，第122页。

(52)张友坤、钱进主编：《张学良年谱》（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1394页。

(53)《蒋介石致张学良》，1937年1月7日。

(54)《张学良致蒋介石书信草稿》，1947年5月17日。

(55)《张学良致蒋介石书信草稿》，1956年12月25日。

(56)唐德刚：《张学良口述历史》，中国档案出版社2007年版，第123页。

(57)《张学良致蒋介石书信草稿》，1954年10月31日。

(58)唐德刚：《张学良口述历史》，中国档案出版社2007年版，第42页。

(59)《张学良致孔祥熙》，1953年5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