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海晨
人类传承历史记忆始于“说”，而不是“写”；人们了解历史始于“听”，而不是“读”。被称为群经之首的《易经》始于伏羲氏，那时还没有文字，不可能“写”，只能靠口传；三千弟子追随孔圣人习儒，那时还没有《论语》，不可能“读”，只能靠“听”；每个人最初了解的历史常识，多来自父母的嘴，而不是课本，因为那时还在牙牙学语。
“说”是传承历史记忆最原始的方式，“听”是历史记忆的最初“原点”。
“说”比“写”简单，“听”比“读”容易。“易则易知，简则易从”，“说”具备化繁为简、化难为易、化“死”为“活”的特点，因而，任何民族、任何时代，人们都没有放弃大人给孩子讲故事，教师给学生讲课的手段。但文字发明后，“说”史方式在社会精英阶层似乎“退居二线”。
直到20世纪40年代，西方人借助录音机才使“退居二线”的“说”史方式再次走上前台，一个叫亚伦·芮文斯（AllanN evins）的精英学者还给它起了一个好听的名字：“口述历史。”于是，口述历史逐渐火爆全球。
口述历史在西方“火”了40多年后，开始进入中国精英阶层视野。人们逐渐认识到：任何一位沧桑老人的离去，都意味着一座历史博物馆的崩塌。为了“抢救”历史，中国大地上掀起了一股“口述潮”。新闻记者、学者、出版者纷纷迎潮而泅，踏浪争雄，冠以“口述史”的文章、节目、出版物如雨后春笋般的“泛绿”争奇。
在这一国际性学术大潮中，最早借助录音机口述历史的人不是张学良，最早出版口述史著作的也不是当代中国出版社。但到目前为止，运用口述方法传承历史记忆做得最漂亮的中国人应该是张学良，在编辑整理口述历史方面着力最多、组织最为严密的中国出版社应该是当代中国出版社。
这一评价，也可能属于“井蛙”之语，但绝不是无根由的妄言。一是笔者近年来热衷于现代口述历史的理论学习与探讨，也算作“半个弄潮儿”，并学到了一点儿皮毛；二是一直关注国内有关口述史著作的出版，并在研读基础上对各种版本作过比较；三是了解当代中国出版社为推动口述历史勃兴所作出的贡献和长期规划，尤其是笔者直接参与了《张学良口述历史全集》的整理工作，并积累了一点儿实践经验；四是笔者20多年来从没有放弃过对张学良的关注与研究，并有一些学术体会。因此，即便是“井蛙”之语，也是一孔之见。
笔者愿意将“一孔之见”做以展开，和读者交流交流自己的看法，将本人了解到的有关本书之外的一些情况告诉读者。诸如我们是如何界定口述历史的？张学良口述历史一共有多少个版本？整理过程中遇到了哪些问题？我们是怎么解决的？为什么没有采取目前比较流行的方法来解决？张学良口述历史的价值在哪里？我想这些问题有些读者是想知道的。本人的一孔之见，如能对读者有些许助益，哪怕是免去阅读中百分之一、二的疑惑，也算不枉费版面。
我的一孔之见，加上你的“一孔之见”，有可能对本书看得更加全面。
一、我们是怎么界定口述历史的
谈到张学良口述历史，首先要搞清什么是口述历史？
学界对什么是口述历史尚无定论，笔者第一次看到张学良口述原稿和书名时便产生了一些疑问：本书是以什么标准界定口述历史的呢？
学界对口述历史的定义有哪些争论？
“口述历史”一词是舶来品，起源于西方。自它诞生的那天起，对口述历史概念的争论就一天也没有停止过。现代口述历史进入中国后，争论也在延续。
为了加深编委会成员对口述史理论、概念的理解，出版社为各位成员每人发了一本西方口述史家唐纳德·里奇著，王芝芝、姚力翻译的《大家都来做口述历史》（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版），笔者还找来好朋友杨祥银博士撰写的《与历史对话——口述史学的理论与实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保罗·汤普逊著、覃方明等翻译的《过去的声音——口述史》（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等著作认真阅读。
学界对口述历史概念的界定主要有以下四种：
一是强调工具性。采访者与口述者中间放个录音机，将口述者所说的原原本本录下来，即为口述历史(1)。口述历史就是指口头的、有声音的历史，它是对人们的特殊回忆和生活经历的一种记录。
二是强调叙述性。口述历史是亲历者叙述的历史。“叙述”就不仅仅是口述，还包括历史当事人自己用笔写下来的历史，认为它同口述只是方式和工具不同，实质是一样的(2)。
三是强调互动性。口述历史不是口述者的“自言自语”，而是采访者和口述者的问答记录。采访者在事前要有完善的准备，有在大量阅读基础上形成的采访计划，访谈之中，采访者与口述者互动，口述历史不仅包含口述者的观点，也包含采访者的观点(3)。
四是强调综合性。口述历史是在口述录音、录影或文字记录基础上，“经过整理、校正而编辑成的一种史料”(4)。
我们对口述历史的含义是怎么理解的？
本书编委会对上述四种观点进行了争论和分析。
如果按第一种观点，即“有声音的历史”来收录，只要把存藏于录音机（摄像机）里张学良的声音转换成文本就行了，不需要任何加工整理。
如果按第二种观点，即“口述历史是叙述的历史”，张学良在幽禁期间“奉命”写的《西安事变回忆录》、自传体《杂忆随感漫录》、日记、书信等都应该收入“全集”之内。
如果按第三种观点，口述历史是有计划的“问答录”，那应该包括张学良不同历史时期的各种答记者问。
第四种观点基本涵盖了第一种和第三种，只不过它更强调整理、校正和编辑环节，并提出了口述史料和口述历史的区别（此点将在下一小节讨论）。
对口述历史如何定义不是文字游戏，它是对研究对象的一种界定。结合本书的编辑意图，编委会从口述历史与回忆录、现代口述与传统口述、口述历史与传统的新闻采访、口述历史与“个人叙述”的区别等问题入手，展开了多次讨论，最后综合西方学者唐纳德·里奇、中国社会科学院虞和平、左玉和研究员、杨祥银博士等人的观点，认为现代口述历史应该具备四个要素：即采访、口答、录制、整理。一是采访者有计划地问，二是口述者口头回答，三是用电讯设备现场录音录影，四是对录制载体进行专业整理。即以录音访谈的方式搜集个人口传记忆，并对其进行专业整理而形成的历史才称得上是现代口述历史。
为什么以访、答、录和整理作为衡量口述史的主要因素？
任何概念的定义都追求简单，再简单的定义也少不了一个概念和其他概念区别开来的功能。有人认为，口述历史就是亲历者的口述。确实，口述历史的第一要素是口述，那我们为什么要特别强调“问”、“答”、“录”和“整理”的重要呢？这不仅涉及对现代口述历史形成过程的强调，更涉及口述历史与口述史料、回忆录、新闻访谈、有声日记、讲话录音、窃听录音等的重要区别。
“问”出来的有声历史，和其他录音有着本质的不同。（1）“问”的目的是为了挖掘文献中没有记载、或记载不实的史料，没有“问”的声音，没有学术目的的录音不是口述历史。如窃听录音。（2）“问”是有准备、有计划的。先问什么，后问什么，怎么问？都是经过精心设计的，不是两个人或几个人随便闲聊，更不是个人的演讲录音。（3）“问”的声音发自于具有学术训练的专业人员，专业人员的“问”可将受访者的口述引入学术轨道。没有专业人员参与的录音，不能称其为口述历史。如一般性新闻采访。
有“问”有“答”的口述，与自言自语、自问自答的口述录音不同。自言自语、自问自答的录音，即便“述”的内容是亲历者的亲历、亲见、亲闻，也不能称为口述历史，因为那是有声回忆录，或是有声日记，有声回忆录、有声日记和一般回忆录、文字日记没什么大的区别，不具有现代口述的本质特征。
用电讯设备现场录音录影，与采访文字记录不同。（1）受访者口述，采访者做文字记录，与录音录影不仅是形式上的不同，更重要的是不准确。再训练有素的速记，也无法将口述者所说的内容一字不差地记录下来，不准确、漏记、误记都会影响口述史的质量。（2）即便把口述者的口述一字不差地写成文字，也无法将口述者在口述时的情绪起伏记录下来，而口述者在谈到不同问题时语气的加重与减轻、音调的上扬与下沉、语速的加快与放缓、面部表情的轻松与忧郁，都体现着口述者对口述内容的重视与轻鄙、赞同与反对、得意与无奈、喜悦与愤怒，等等。（3）采访者与口述者之间放个录音机或摄像机，其作用不仅是将口述原原本本的记录下来，它还具有提醒口述者“你说的将成为历史的记录”，“你要为你所说的负责任”。一个小小的电讯设备，具有无形的“威慑”功能，这有助于强化口述者对历史负责的意识，使一些口述者在想说假话时有所收敛。
录制下来的口述录音录影，需要整理、加工、考证、辨伪，这是口述历史和口述史料的重要区别。未经加工整理的口述记录是口述史料，整理过的才是口述历史。
二、哥大版何以最具权威性
衡量张学良口述历史版本的权威性，似应把握如下几个因素：
一是哪个版本程序更符合学术规范？衡量程序是否规范有几个条件：（1）采访的目的是否“纯粹”？是为了求实，还是为了猎奇？是为了学术，还是为了“换钱”？是为了挖掘一个真实的张学良，还是为了借采访张学良塑造采访者自己？（2）有无采访计划？（3）是否使用了电讯设备，是现场文字记录，还是录音录影？（4）是否经过了加工整理？加工整理的程度如何？
二是哪个版本内容更全面？说的是一件事儿、几件事儿，还是一生的事儿？
三是哪个版本更真实？真实是口述史的生命。影响口述史真实的因素是多方面的：（1）张学良是在什么情况下说的？是在幽禁期间，还是在自由之后？（2）他对谁说的？是对日本人，还是对中国人？是对家人，台湾官员，还是对学者？（3）他是怎么说的？是无意中和人聊天，还是有准备的口述？
四是哪个版本更具“合法”性？（1）张学良本人对版本所记录的内容核实过没有？（2）张学良本人是否认同所记内容，并同意公开这个版本？（3）发表者是否取得了权利所有人的正式授权？
在张学良所有口述历史的版本中，哥伦比亚大学的藏本最具权威性。为什么这么说呢？
第一，它是张学良口述历史中最符合学术规范的一个版本。事前有计划、采访时有录音、事后有整理。
第二，它在几个版本中是唯一一部由世界口述历史“重镇”——哥伦比亚大学主持完成并收藏的版本。采访者张之宇姐妹俩是受哥大委派，采访的目的不是为了猎奇，从张学良嘴里“捞”出些轶闻趣事，再拿去换几块美金，或给自己脸上涂层来自名人的“金色”，而是工作，是哥大口述历史研究处的工作；是哥大起始于1958年“中国政要人物（1911年至1949年）口述资料”庞大计划的一部分。采访张学良工作的组织者是哥大口述历史研究处主任桂励（RonaldGrele）博士，业务指导是哥大收集中国政要口述资料计划的制订者之一——马丁·韦慕庭（MartinWilbur）教授。这一采访阵容足以说明它的学术严肃性。
第三，它是部头最大、内容最全面的一个版本，字数100多万，内容涉及方方面面。它是张学良百年人生中口述历史的最后一个版，也是历次口述中最为坦诚、说得最为真切的一个版本。在此前的历次口述中，他对有些政治内幕、政治人物的评价，或避而不谈，或半吞半吐，1992年开始，他才逐渐“解放”，道出了许多不为人知的历史细节，讲出许多语惊四座的心声。
第四，它是档案资料最为完备的一个版本。档案资料包括150多盘录音带、《张学良口述历史60节内容图表》、根据录音整理成的文本、张学良与哥大口述组的来往函件等。
第五，它是唯一经张学良生前认可的版本。采访时，现场录音，采访后根据录音转抄成文本，再将文本读给张学良，张学良认可后，才归档“定案”。
第六，它是唯一经张学良授权公开，并履行了合法手续的版本。张学良向不同的人做过几次口述，形成了不同的版本，唯有哥大版经他生前授权于2002年公开，也是张学良口述历史中唯一没有公开出版的一部；唯有当代中国出版社取得了张学良和赵一荻的遗产继承人张闾琳的正式授权，并履行了完备的法律手续。
《张学良口述历史全集》以哥大版为主体，附录部分收录了张本（张友坤先生整理）、唐本（唐德刚先生撰写）、NHK本、郭本（《世纪行过》）等。从内容上看，基本将张学良晚年口述历史“一网打尽”，故曰“全集”。
三、为何权威版本也需要加工整理
任何口述原稿都需要加工整理。因为任何口述都是个人的记忆，个人记忆受生理、人格、价值观、创造历史时所处的空间地位、距离记忆对象的时间长度及看事物的角度等因素影响，个人记忆具有主观性、模糊性和不完整性。
记忆永远是经过主观选择后的历史片断，它不可能是历史全貌的整体复制，而且它一定带有对记忆对象的主观诠释。而历史需要的是真实、准确和完整，因此，对于个人记忆未被选择的关键之处需要修补，对记忆的模糊之处需要澄清，对于零散的记忆“碎片”需要“拼图”。
张学良的记忆也不例外。说哥大版最具权威性，是和其他几个口述版本比较而言，是从采访过程的规范性、采访团体的专业性、所述内容的丰富性、档案资料的完备性、版本的合法性角度而言的，不是说它不需要整理，记忆本身的问题、载体转换过程中抄录错误问题依然存在。
哥大版最原始载体为录音光盘，哥大组织人员根据录音转抄成了文本。当代中国出版社拿到录音及文本之后，又组织人员在社内对近2000页的文本和录音进行了逐一核对，对文本“听不清”部分重听，补充了大量遗漏内容；对哥大将声音载体转成文字载体过程中出现的抄录错误进行了加工，整理出新版文本。张学良研究会会长胡玉海教授，日夜兼程，每天工作14个小时，“奋战”8天，浏览了口述的全部内容，对文本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梳理，提出了十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主题不集中，主线不突出。哥大版张学良口述历史依访谈次数将其分成60个单元，每个单元涉及内容诸多，很难理出主线，也很难用一两句话概括其主题。
第二，跳跃性强，“东”还没说完，又开始说“西”。从访谈内容上看，每次开始时，采访者都提出一两个或几个主题。有时，张学良围绕主题，只谈了几句，就跳到了另一个主题，有时，从一开始就没按主题去讲。
第三，缺乏完整性，“一地碎片”。由于主随不集中、跳跃性强，造成许多内容缺乏连贯性和整体性，一件事情常常是有头无尾，或有尾无头，不了解背景的人看到的只是“一地碎片”，看不出一个事件或一个人的整体面目。
第四，内容重复。从全部内容上看，有一定数量的重复，有的重复不只一两次，甚至多达三四次。
第五，不准确性。口述涉及的人名1000多个，有的不准确，张冠李戴；个别时间不准确，有的相差数天、数月，有的乃至几年；个别官职、部队番号不准确，本来是旅长说成了军长，本来是一一五师，说成了一一五旅，等等。
第六，史实性错误。有的属于记忆性错误，时间久远，记混了；有的可能是“粉饰性”错误，如他坚持认为是列宁送给他父亲张作霖一把宝刀；有的可能属于“故意”错误，如他几次说九一八事变时，蒋介石下野了。
第七，句子不完整。有时一句话只说一半，就没下文了，有的根据前后文可以猜出来没说的那半句是什么，有的根本无法猜测。
第八，语法不通，语意模糊。有的句子听录音能听明白，但转换成文字后，离开声音却看不明白了；有的句子的意思能看明白，但文字不符合现代语法要求。
第九，所述内容有的不是历史。有很多处是大段大段的闲聊，谈采访时的天气、谈台北交通拥挤、客套话……与主题无关，与历史也无关。
第十，个别内容涉及他人隐私。有些话对在世的人明显不利，甚至有明显“攻击”的痕迹。
上述这些问题的存在，说明口述历史的权威版本也是需要加工整理的。
四、整理口述原稿面临哪些困惑
从存在的问题看，整理是必要的，也是困难的，它给整理者带来诸多困惑。
第一，编排体例上的困惑。
如按采访顺序，依采访单元立章，可分为60章。其优点是：（1）保持了口述的原始状态，符合“档案”“不可更改”原则和“原生态”原则，做到了对口述档案“原汁原味”的“保鲜保真”。（2）读者可依据采访顺序了解口述由浅入深的过程，把握张学良在三年口述过程中心态变化的真实轨迹。（3）可为口述史家深入研究提供一个未加“人工”雕琢的原始样本，为日后多角度、多层次的考证、辨伪、研究保留一份原始记录。缺点：所述主题不够集中，内容零散，层次不明，各单元内容重复，非专业研究人员对此可能感到不便。
如将60个采访单元打乱，按历史时序和所谈内容集中归类，重新确立章目。仔细想来，这种方法也是优劣参半。其优点是：（1）整体性强。内容集中，主线突出，层次清晰，现有公之于世的口述历史大多采用此法。（2）可读性强。将“碎片”“织补”成了一体，情节连贯，故事完整。（3）文字简洁，去除了重复、啰唆，节省版面，也节省读者的阅读时间，减少了许多猜测。缺点是：(www.daowen.com)
（1）破坏了口述的原始状态，品尝不到“原汁原味”，降低了“口述档案”的价值。（2）现代口述历史的“问答式”不见了，采访者与口述者的互动环节没有了，口述历史的特点被淡化。（3）张学良口述过程中的心态变化轨迹被遮蔽，去掉所谓“冗余”信息的同时也毁掉了研究者考证的线索，为多角度、多层面的深入研究带来了不便。
第二，“半截话”带来的困惑。
张学良口述历史中“半截话”比较多，有几种“半截话”比较难处理，不“补”不合适，读者看不懂，“补”了也难合适，有可能补的不准确。比如他讲他的心理活动，说一半停下了；一种可能是他找不到太合适的词来形容；一种可能他不愿意说了，所以把话头停在了那里，很难判断他想说什么。
第三，删除重复段落的困惑。
任何人的记忆都是有选择的，重复也是一种记忆选择。张学良口述历史中重复的内容有规律可循。一是他痛心的事情，如他的老师郭松龄反对他的老爸一事，他重复多次；一是他痛恨的事情，如皇姑屯炸车案、日本在华暴行、日本战犯入靖国神社等问题；一是他愤愤不平的事情，如杨虎城被杀；一是他自觉得意的事情，如东北易帜如何摆脱日本纠缠、如何和汪精卫斗智斗勇；一是他敬佩或有恩于他的人，如他的父亲张作霖、周恩来、宋美龄；一是他爱恨交加的人，如蒋介石；一是他的主要政治观点，如国家和平统一、爱国、爱人如己等主张，他都时有重复。他重复的事情，多为他认为重要的事情，在他经历的那段历史中也确实是至关重要的，而且他每次重复又不是简单重复，每次都有一点儿新情节，或新观点，删之可惜，不删又显得罗唆。
第四，修改方言、口语风格的困惑。
张学良是东北人，直到晚年，乡音未改，说一口地道的东北话，他的口述充满着十足的“东北味”。东北人听了会感到十分亲切，不了解东北话的人听了会感到陌生与不好理解。
他在口述中披露，他和蒋介石的矛盾起源于蒋听不懂他的东北话。
“你比方说，我为什么不去？那就是我要去啊，他（蒋介石）就认为我要你办事，你不去。”
“误会很大，我这人有时说话转弯子，他（蒋）就听反了。”(5)
蒋能把张学良说的东北话听反了，南方读者会不会也听反呢？如果对张学良的语言风格进行修改，把他说的东北方言部改了，那还是不是张学良的口述了呢？
第五，注释的困惑。
张学良口述历史中提到的人物有1100多人，其他如地名、官职、军队番号、事件、历史典故等更是满篇皆是，大多需要注释。怎么注释？脚注？尾注？这些名词在口述中不只一次出现，多者达上百次。如果采用只在第一次出现时作注，读者必须从头至尾的通读才能看到注释，如果读者只选择自己感兴趣的部分阅读，很可能看不到注释；如果采用脚注方式，阅读起来比较方便，但有的一页之中，需要注释的地方比较多，尤其是再遇到考证性注释，注释文字可能多于正文，这样读起来就不太方便；如果采用尾注，正文是“干净”了，但读者又必须承受来回翻查之苦。
无论有多少困惑，也必须一一突破，因为我们追求完美，我们的目标是奉献给读者一部最好的口述历史。
五、我们是如何整理的
因为口述原稿存在前面所说的问题，对其进行整理是必要的；因为有上一节所说的诸多困惑，对其整理又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另外，口述历史在我国刚刚兴起，有关口述历史的定义尚在争论之中，整理规范更谈不上了。对于已经出版的一些口述历史著作的整理方法，学界也是褒贬不一。为慎重起见，当代中国出版社邀请海内外知名学者、资深编辑，如中国社会科学院杨天石研究员、华东师范大学杨奎松教授、台湾郭冠英先生、三联书店孙晓林编审等和本书整理组织成员就整理原则、具体方法、操作程序等问题进行多次专题研讨，最后终形成了本书整理工作的基本原则、难点问题处理方法、编辑体例和工作细则。
1.基本原则
整理张学良口述历史，我们遵循的是两个原则：“尊重原则”和“慎重原则”。尊重原则是为了“求真”、“保鲜”；慎重原则是为了“科学”、“可信”。
尊重原则是总体原则，主要包括三方面含义。一是尊重历史，求真复原。求真复原，一是求口述之真，确保口述历史的原凤原貌、“原汁原味”、“原生态”，不改张学良的口语风格，不改原有的采访顺序和体例，文字稿绝对以录音为准。二是求史实之真，吸纳海内外史学界的研究成果，以注释方式对记忆性错误提供正说、对模糊问题进行考辨、对重大遗漏进行补充，但坚持张学良的话和整理者的话截然分开，不混为一谈，整理者的话只能在注释中表达。
二是尊重口述者。张学良口述是他本人的亲历、亲见、亲闻、亲感，他的观点、态度和思想感情，应该得到充分的尊重。整理他的口述，坚持“求真不求善”，以张学良“原声”为准绳，哪怕他说的观点、事实明显和文献记载不同，甚至是错误，也要保留他的说法；哪怕他说的对其他人明显不利，也不能妄改妄删，因为他已经是不能说话的人。
三是尊重采访者。采访者的问话、插话一律原样保留。
慎重原则是尊重原则的具体化，是对具体整理方法的指导。对一时搞不懂的话、弄不明白的事、理解不清楚的观点，坚持“多闻阙疑”，不妄猜。有把握的地方再改，改就要准确；有把握的地方，再下笔作注，注就要有根据，“无征不信”。
2.编排方式
全书按访谈时间排序，一次访谈为一个单元，共设60个单元，以不破坏原来口述顺序和凤貌。
全书设两级标题：第一级标题60个，一个单元一个，以关键词的方式立题，一般以二至三个关键词为限，以概括单元内的主要内容。为保持口述原貌，让读者了解时间背景和现场情况，标题下写明采访者、被访者、同座者姓名和采访时间。如：
第二十一次访谈：幽居岁月枪杀杨常忏悔录风波
访者一：张之丙
访者二：张之宇
被访者：张学良
同座者：张太太
访问日期：1992年6月20日
为解决一级标题无法完全概括该单元全部内容和内容较散、层次不够分明的弱点，单元内设若干二级标题，以明确所述内容和层次，为突出口述特点和张学良语言个性，二级标题一般以第一人称、张学良原话立题。如：
“明白人不用辩，混蛋你跟他辩什么”、“离开东北，就像草没根了”、“八项主张不是谁抄谁，大家都这么主张”、“毛泽东没说公审蒋介石”、“日本人投降了，我心里很安定”、“我在高雄时连洗脸水都没有”、“我预言将来美国一定是罗马，快完了”。
3.文字修改
文字修改坚持以“可改可不改，不改；可删可不删，不删”为原则。
对文字稿中的误字、衍字、脱字、病句，以录音为“底本”改补。“底本”与文本发生矛盾时，在不影响读者理解句意情况下，保留“底本”说法。
对口述录音中的错字、多余的字、漏掉的字、听得懂但转成文字后令读者费解的病句，在理解前后语意前提下适当修改文字，加一字、减一字、换一字、同一句话前后调整文字顺序的，直接修改，不作标示。如果补多个字以括号表示，补字以［］标示、补充说明性文字则以（ ）标示。如：
“我说惩罚，不是因他在兵工厂［有什么问题］。”
“他（曹锟）的女儿，是他（张学良）四弟的未婚妻。”
4.重复段落的删除
对于议论天气、寒暄问候、采访者闲聊，所述内容不含历史信息，直接删除。
有两处以上叙述同一件事或同一内容，并且所述完全相同，删除后不影响对上下文的理解，只保留第一次叙述，其他段落直接删除。
如果所述不完全相同，有详略、侧重点不同等细微差别，不删。
所述事件、人物虽前后重复，但所要说明的观点、评价前后不同，不删。
所述观点、评价前后重复，但所述观点、评价是基于不同的历史事件、不同的人物、不同的看问题角度，不删。
5.“半截话”的添补
此处是“半截话”，但在其他口述段落中表达过完整意思的，可将他处的“后半截话”移置过来。
此处是“半截话”，但在他所写的其他文字中可找到相关语言的，可以补上。
根据上下文有把握知晓他要说什么，不补令读者费解的，补上。
“补文”尽量接近张学良的口语风格。
根据上下文，能看懂的，不补。
虽然从语法上句子不够完整，但意思能看明白的，不补。
不明白张学良要说什么，或可能有几种补法的，不补。
只要能看懂的，不囿于语法而削足适履；宁可留下半截话让人猜，也不让因句子补得不准确而遭人骂。
6.校订注释
注释部分分人物注、事件注、典故注、专有名词注、文献引文注、时间注、方言俚语注、学术考证性注释等。
人物注分一般性注释和特定性注释。一般性人物注释单独成册，这部分注释一般应包含：姓名、生卒年、字号、籍贯、主要职务、当时任职或身份，简历、与访谈中的人物或事件的关系等。特定性注释随文注释，选取与文内密切相关的信息，特别注意挖掘亮点、细节。
历史上的著名人物，与张学良关系不密切的，如袁世凯、罗斯福、康熙、唐太宗等，注释从简；正文中有介绍的、反复出现的大人物，注释从简，如蒋介石、张作霖等。历史上不属于著名人物，在其他文献中很难查找，但和张学良关系密切的，注释从详。
对考证性注释，要求史实确凿，言之有据，符合学术规范，引用的珍惜资料提供文献出处。
所有注释尽量使用叙述性语言，慎用评论性语言。
《张学良口述历史全集》的出版，将给张学良研究、民国史研究，甚至是中国近代史研究带来不小的冲击和震憾，无论是对口述历史怎么写？由谁来写？怎么整理？用什么方法整理？还是对历史过程的研究、历史规律的探索等问题都带来一些新史料、新视角、新思路。它将促使张学良研究从以往的宏观现象研究到微观心理研究、从社会理性研究到研究个人感性、从文本互证到文本与口述互证、从传者描述到传者和传主共同描述、从解释张学良到再现张学良的转型。
作者单位：温州大学人文学院
【注释】
(1)如现代西方口述史家路易斯·斯塔尔认为，口述历史是通过有准备的、以录音机为工具的采访，记述人们口述所得的具有保存价值和迄今尚未得到的原始资料。英国学者保罗·汤普森也认为，口述历史是关于人们生活的询问和调查，包含着对他们口头故事的记录。参见杨祥银：《与历史对话——口述史学的理论与实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5—6页。
(2)程中原：《谈谈口述史的若干问题》《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年02期。
(3)唐纳德·里奇认为：“口述历史是以录音访谈（interview）的方式搜集口传记忆以及具有历史意义的个人观点。口述历史访谈指的是一位准备完善的访谈者（interview），向受访者（interviewee）提出问题，并且以录音或录影记录下彼此的问答。”唐纳德·里奇著，王芝芝、姚力译：《大家来做口述历史》，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版，第2页。
(4)虞和平：《口述史学的学术特点》，《北京党史》，2005年06期。
(5)导言部分未注明出处的引文，均引自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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