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口述历史的特色及学术价值

张恺新

张学良特殊的历史地位和经历使得其口述历史备受关注，张学良口述历史是一个体系，具有叙事翔实、述中有评、蕴含情感、彰显个性等特色，当然也存在一定的局限和缺憾，对研究张学良生平和中国近现代史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张学良口述历史概述

近年来，口述历史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口述历史的概念从广义上说，是通过传统的笔录及录音、录影等现代技术手段，记录历史事件当事人或者目击者的回忆而保存的口述凭证。口述历史不等同于“口述史料”，通常情况下，口述历史是在受访者“口述史料”的基础上，结合文献资料、实物史料，对“口述史料”进行加工、整理和提炼，而不只是访谈史料的简单复原⁽¹⁾。

张学良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的风云人物，亲历了许多重要的历史事件，一生充满谜团和传奇色彩。张学良享寿百岁，晚年身体健康、思路清晰、表达流畅，加上其自身良好的记忆力，具备留存口述历史的基本条件。张学良本人喜爱历史，善于从历史中探寻经验教训，生前也愿意通过访谈等形式留存口述史料。在张学良和口述史家们的共同努力下，记录、整理、保存了珍贵的“张学良口述历史”，这是研究张学良生平的第一手资料，对研究中国近现代史特别是民国史有重要参考价值。

张学良口述历史并不是一次性完成的，也并非特指某位口述史家访录整理的成果。举例而言，同样在近现代史上有重要分量的李宗仁，晚年只接受唐德刚访录回忆人生经历，后由唐德刚撰写整理成《李宗仁回忆录》，“李宗仁口述历史”遂成为唐德刚的“专利”。相比之下，“张学良口述历史”显得丰满许多，参与者也较多，有唐德刚、郭冠英、张之丙、张之宇、张友坤等史家和一些新闻媒体记者。与其说“张学良口述历史”有不同版本⁽²⁾，莫不如将上述史家和记者们的访录整理成果整合为“张学良口述历史体系”，视作一个有机整体，其主要包括如下部分：张友坤根据张学良1986年和晚辈的谈话录音整理的《张学良口述自传》、唐德刚根据访问张学良时录制的11盘录音带的基础上撰写整理的《张学良口述历史》、经张之宇整理的张学良1957年所写《杂忆随感漫录》⁽³⁾、张学良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访录的口述历史、郭冠英制片的电视片《世纪行过》中访问张学良的影像，日本NHK电视台、美国之音电台、美国《世界日报》等媒体记者采访张学良后整理的访问记等。

截至2010年张学良诞辰110周年前夕，除哥伦比亚大学访录的张学良口述历史外，张学良口述历史体系的其他部分均已经公开发表、出版或播放，引起史学界和广大历史爱好者的浓厚兴趣，补充说明、研究论述“张学良口述历史”的专著如《说古道今赤子心》、《张学良世纪传奇（口述实录）》、《英雄本色：张学良口述历史解密》、《张学良三次口述历史》、《张学良遗稿：幽禁期间自述、日记和信函》、《口述历史之外——张学良是怎样一个人》等相继问世，张学良口述历史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张学良热”的持续升温。

张学良口述历史主要特色试析

口述历史受被访问者意愿、态度、情绪及访录者学术水平、知识背景、提问方式、问题设定等因素影响，不同对象的口述历史可以说是“远近高低各不同”，且各具特色。仅就华人口述史学界最权威机构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的成果而言，顾维钧、胡适、张学良、陈立夫、李宗仁等近代名人的口述历史就存在着诸多差异，如李宗仁口述历史很大程度上是由唐德刚参考其他史料整理而成，带有较强的“唐氏痕迹”，连唐德刚自己都说：“李宗仁的口述历史，统计起来，大概只有百分之十五是他口述，百分之八十五是我从图书馆、报纸等各方面资料补充与考证而成的。”这主要是由于李宗仁讲述历史时漫无边际但却有许多细节描述不清造成的。归纳起来，张学良口述历史主要有以下四个主要特色：

第一，叙事翔实，重视细节。张学良口述历史时已是耄耋之年，特别是唐德刚、张之丙等学者访录的张学良口述历史，均是张学良年逾九旬后讲述的，此时距张学良所亲历的主要历史事件发生时间已经过去六七十年，张学良却能清晰地记起很多历史细节，不得不让人佩服其过人的记忆力。

对历史细节复述翔实还表现在张学良口述历史包含着大量的人物对话，这与哥伦比亚大学整理的《顾维钧回忆录》有很大不同。如在张友坤整理的《张学良口述自传》中，张学良清楚地回忆起两次直奉战争、郭松龄反奉战事的若干细节，甚至复述出当年人物之间的对话；在唐德刚访录整理的张学良口述历史中也时常夹杂着张学良和其他历史人物的对话。通常，人物对话是口述历史整理者难以编造和杜撰的，张学良口述历史中大量的人物对话基本是张学良亲口复述，这也说明张学良有较好的记忆力。

张学良晚年所处的生活环境，使他很难阅读中国近现代史方面的书籍，在缺乏参考资料的情况下，张学良能准确回忆起事件发生的时间、部队番号，甚至连团、营级的官员姓名都能准确无误地说出，这的确是他的过人之处。诚然，张学良口述历史经过了整理者的二次加工，有些人名、地名、官职名已经经过了订正，但从目前能见到的这类情况来看，多系因张学良口音难辨、说话节奏快而导致，如访录者曾将张学良所云“九门口”误为“营门口”，“六国饭店”误为“六合饭店”、“陶菊隐”误为“陶菊云”，这不应归之于张学良记忆谬误⁽⁴⁾。

第二，述中有评，反思历史。张学良三十六岁就告别了政治舞台，大半生在没有公务的岁月里度过，也就是说，他可以用五十多年的时间反思自己十几年的军政生涯，这个反思时间是相当充裕的。与胡适、李宗仁等口述历史不同，张学良在接受口述历史访谈前有足够的时间去思考历史事件后面的经验教训，他不是单纯的复原历史，在叙述中经常夹杂着对历史的反思；他不是“述而不评”，而是“述中有评”。如在谈及张氏父子经营东北时说：“我们张家，东北人对我们不错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我们不刮地皮，我家的钱，都是通过做生意、做买卖而得来的。当然，也是靠了点权力。”在评价郭松龄时，张学良说：“郭茂宸的确是一个难得的人才，若由我处理，应让其出国深造，直到西安事变时，我每遇困扰，常叹曰：‘如郭茂宸在，我就不会这么困难了。’”

张学良主动承担历史责任，毁誉由己。口述历史或单纯的回忆录，很多都存在历史事件当事人夸大自身贡献，或隐讳其所犯过失的问题，因此研究者在作为史料使用时往往要仔细分辨、互相对比、去伪存真。

张学良口述历史的一个鲜明特色是主动承担历史责任，张学良在口述历史时对亲历的九一八事变、热河抗战、西安事变等有争议历史事件不回避，不推诿责任，不愿意过多牵连他人。如在回忆九一八事变时，张学良几次强调不抵抗命令是自己下的：“说不抵抗是中央的命令，不是的，绝对不是的！”“你要骂我作为一个封疆大吏，没有把日本的情形看明白，那我承认。”事隔六十余年之后，张学良没有必要再为“九一八”代蒋受过，很多学者认为，张学良有关“九一八”的表述，是历史的真实情况，但同时我们也应当看到张学良勇于承担历史责任，不掩饰自己过失的品格。

张学良口述历史中经常能发现他评论历史人物，如他说，“老帅是有雄才无大略，蒋总统是有大略无雄才”，“蒋纬国是个小丑，杜月笙是老江湖，何应钦是奴才”。“汪精卫这个人后来失败了，我认为他这个人晚节不全”！“周恩来先生我非常佩服，我认为他反应很快，这人说话一针见血，没什么委曲婉转绕弯，说话直截了当，人很聪明”。“周恩来的人好厉害，不但会讲，也能处置事情”。“周恩来是大政治家，是共产党成功的大功臣，他能屈能伸，说话简练，反应快捷”。在评价和自己一起发动西安事变的杨虎城时说：“杨虎城是个好人，却也是个粗人。”应该看到的是，张学良在评论历史时，很少对当事人予以恶语攻击或毁谤，相反更多是站在客观公正的角度去评价，有时还充满感情。

张学良在口述历史时经常能脱口而出评论，为张学良口述历史增添了研究价值。张之宇认为张学良本身研修过明史，“他是以历史学者的身份接受口述历史访问”，故能在叙述史实时经常夹杂评论。当然，这与张学良口述历史时超脱的心境和宽松的环境有关，使得他能纵论古今事，不受更多拘束，他也试图将自己对一些问题的看法和认识传导给听者。

第三，好恶分明，蕴含情感。张学良口述历史中时常流露出其本人的主观好恶，使得其口述历史在一定程度上带有感情色彩。如张学良对其父亲张作霖十分尊敬，在口述历史时对父亲评价很高，他说：“我父亲是一个大度包容的人，我称赞我父的雄才。”“他老人家有几宗事，使我衷心敬佩，这不是我以儿子的地位来恭维他。”他还澄清说：“我父亲并未当过打劫一类的土匪，有人说我父亲是土匪，不对！”同样，张学良在口述历史时，还表现出对蒋介石的敬佩，他认为自己一生最敬佩的两个人一个是父亲张作霖，另一个就是蒋介石，谈到西安事变后的遭遇时，张学良说：“我不恨任何人，尤其不恨蒋先生，我说过我们情同骨肉，宋美龄最了解。”“蒋先生对我很好，他一直很保护我，他去时候我有一副新联，这是我的心情。”再如张学良对周恩来的好感，对汪精卫的反感，也通过口述历史表现出来。

张学良还多次流露出不愿意打内战的心境，“我自二十二岁领兵打仗，一直打内战，所以我对内战厌恶到头了”。“从事内战，使我心里不舒服，因为我看到敌对的方面也不是真正的敌人，只是政见不合，或是为了一些不相干的”。“内战是毫无意义的，几乎所有的内战我都有份，但是终于从中深刻体会到战争的痛苦”。

张学良口述历史中渗透着浓厚的爱国情结，突出表现就是对日本军国主义的厌恶和痛恨。如张学良义正词严地讲：“我年青时可以说是‘爱国狂’，我恨日本！”“我从来就恨日本军阀，日本军阀的狂妄、侵略，我是个中国人，我受不了！”“我恨日本军阀，一生主要就想抗日，心中最难过的就是中日战争我没能参加。”“我毫不客气地讲话，日本当年完全是侵略的态度……我自己的整个毁灭是出于日本。”“不要用武力，用武力解决不了任何问题，这点历史已经教训了我们。”张学良晚年虽自命为闲云野鹤，但从其口述历史来看，他始终是好恶分明，对日本的厌恶伴随他终生，对一些事物和人的看法也在不经意间流露出来。如张学良口述历史中多次表达出思念家乡、想回东北老家看看的念头。

第四，彰显个性，不讳隐私。张学良在口述历史时，由于性格使然，往往彰显出自身个性，如他讲“我这人做事一向不偷偷摸摸”、“我是个莽撞的军人，要干就干，从来没考虑些什么”！“日本特务头子土肥原一度游说我登基做东北皇帝”。“有许多事情，我为什么反抗，我就看事情不合理，我对自己的权力、生命都不在乎。”张学良个性多样化，口述历史时经常暴露张狂个性，他有时心直口快，说话信口开河、倾泻而出、无所顾忌，被学者评价为“似天马行空”⁽⁵⁾。同为口述历史，张学良的张狂与顾维钧的谨慎形成鲜明对照，皆因为张学良曾是领兵一方、称王称霸的军人，而顾维钧在长期的外交生涯中造就出严谨细致的秉性。

在张学良对于有争议历史事件的表述中我们不难看出，他不愿意牵涉进更多的人，相反把很多责任都揽到自己身上。如对“九一八”不抵抗的责任问题，张学良说：“那个时候，蒋公根本就不负责任，他不负这责任，我也根本没有向他请示的必要。”谈及西安事变，张学良说：“我做事，我负责。”如果说事件发生当时张学良是“毁誉由人”，那么到了晚年口述历史时，张学良可以说是“毁誉由己”，他完全可以为自己申辩，或者完全继续遮掩事件真相，但他没有这样做。这一是因为张学良的人格魅力，他注重遵循历史事实，不愿意别人对自己为尊者讳而以俊遮丑；二是与张学良晚年的思想状况有关，经历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幽禁，特别是在信仰基督教后，他的思维深处更多的是“爱人”的观念，他多次表示自己远离政治，他不愿意品评别人特别是蒋介石的过错，不愿意把更多的人卷入历史的漩涡，相反却对自己深刻解剖、不惜“毁誉”。(www.daowen.com)

张学良在口述历史中彰显个性，还表现在他不讳谈个人隐私，相反却对自己的风流韵事津津乐道。在唐德刚访录的张学良口述历史中，张学良滔滔不绝地描述自己和11个女人的婚外情，其中不乏京津名媛甚至还有外国人。张学良自己也讲，“假如不是西安事变，我不知道我将会有多少女朋友”，“吃、喝、嫖、赌，我都干过”。张学良毫不隐讳地口述男女私情，这在近代名人口述历史作品中极其少见。张学良甚至对郭冠英说：“咱们拿我的艳史卖钱吧。”不过，张学良的罗曼史确实增加了唐德刚整理的《张学良口述历史》一书的卖点。

除此之外，张学良口述历史的方式洒脱自然，谈吐幽默诙谐，他惯用口语，说话通俗易懂，不刻意做作，有时谈话一气呵成，因此读他的口述历史时会感到十分流畅，有时就像听评书一样。

张学良口述历史也存在着这样那样的局限和缺憾。虽经过整理和加工处理，仍有一些地方存在前后矛盾；对有些问题有逞雄、泄恨、牢骚等表现；有时谈及历史细节言不由衷；谈及一些触动神经之处更是以“不想再谈”来中断话题，或是用“忘了”、“想不起来了”、“好像说过”等含糊其辞的字眼来有所规避⁽⁶⁾；关于西安事变的若干内幕，张学良似乎早有准备，多次避而不答，或是对此三缄其口、守口如瓶。据访录者张之宇回忆，有时候回忆动情时，张学良还会破口大骂“某某人王八蛋”⁽⁷⁾。由于信仰基督教，张学良在口述历史中时常提到“上帝”，把许多事情归结为“上帝的安排”，甚至说“没出娘肚子，上帝就造就了我”⁽⁸⁾，这显然是违背事实和客观规律的。

张学良不是完人，他在口述历史时也有溢美隐恶的表现，如他否认九一八事变后致电顾维钧，而顾维钧在口述历史中证实张学良曾致电顾，但不接纳顾的建议，在这种形势逼迫下，顾维钧才有了在天津对记者说“中华民国副司令非弓所敢接受”的话。对有些问题，张学良表述前后矛盾，这是需要在阅读张学良口述历史时需注意分辨的。

张学良口述历史的学术价值

张学良在近现代历史上有着特殊的地位，关于他的史料很多，如他本人的电文、演说稿、日记、杂忆、笔记、报刊报道等，有关他的传记作品更是数以百计，他人回忆他的文章仅归入政协文史资料结集出版的就有十几种之多，可以说史料琳琅满目，但相比之下，张学良口述历史有着其他档案、文献资料无可替代的价值。

第一，张学良口述历史对一些历史事件进行了深度诠释和说明，揭开了一些历史疑点。多年来，围绕张学良最大的两个谜团无外乎九一八事变和西安事变，人们试图从纵深角度来探究两个事件的真相。张学良口述历史的访录者也注意到了这些，设定了许多问题来追问张学良，试图从张学良口中得到有关事件的深度诠释。如设定“请您亲自告诉我们，当时为什么会发生西安事变？如果时光倒流，您仍会做此事吗？”来让张学良讲述。口述历史不是单纯的自话自说，它是主客对话，受访者要顺着访录者的思路讲述，因此，纵使张学良内心不愿意发表见解，在访录者设定问题的诱发下，他还是对一些历史事件作了诠释和说明，这些口述资料弥补了档案和文献史料的不足，对研究张学良生平和中国近代史很有裨益。如张学良强调其父亲不是土匪，由此引发学者对张作霖早期经历的深入研究，张作霖出身问题得到重新定位⁽⁹⁾。

第二，张学良口述历史披露了一些鲜为人知的历史内幕和人物细节，有助于还原历史真相。相对于文献史料和档案资料，口述史料更加贴近真实。如张学良在口述两次直奉战争、郭松龄反奉、皇姑屯事件、杨常事件、张汪失和、戒除毒瘾、会见周恩来等事情的经过时，讲了许多内幕故事，事件在他的讲述中仿佛历历在目，很多人物如郭松龄、韩麟春、杨宇霆、张宗昌等在他的口述中栩栩如生。张学良的口述历史有很多和人们习惯认识不一致，如对九一八事变张学良一再强调是自己判断失误，称不抵抗命令是自己下的，说：“整个九一八的历史跟外边所说的不一样，他们给我诿过，我不承认，我的过就是我的过！”以至于号称“史学大师”的唐德刚听完都恍然大悟：“这个是历史大翻案啊！我们五十多年来都听说是蒋介石打电报给你，不让你抵抗，那这个假造文件造得很巧妙哇！”由此可见，所谓的“铣电”不仅迷惑了普通历史爱好者，连学术界也深受误导，除了唐德刚，司马桑敦、黎东方等知名学者先前都认可了“铣电”的存在。张学良晚年还多次对中外记者决口否认将“铣电”贴身藏放或让于凤至偷带到国外保存的“野史”，使有关“铣电”的流传彻底破产。再比如针对与影星胡蝶的传闻，张学良晚年在口述历史时也进行了彻底否认。由此可见，张学良口述历史有助于订正历史，让那些望风捕影、以讹传讹的流言、传闻、野史、猜测没有立足之地。

第三，张学良口述历史有助于人们更直观地了解张学良、透视张学良，并从他的人生经历中汲取经验教训。张学良口述历史从自己的祖籍和身世讲起，披露了很多有关自己的、不为人所知的细节问题。如头上有道缝、出生在马车上、为什么叫小六子、故乡临近盐碱地、二伯父张作孚是怎么死的、年轻时的理想、在讲武堂的趣事等，这对研究张学良生平可以说弥足珍贵。许多事情如果张学良口述历史时不讲，将永远湮没在历史长河中。张学良口述历史有助于人们了解他的喜怒爱憎，让人们看到一个敢爱敢恨、有血有肉、有鲜明个性的张学良。可以说，张学良口述历史把一个近乎透明的张学良呈现在世人面前，张学良的行事风格、做事动机也通过口述历史而展现出来。从研究张学良生平的角度说，张学良口述历史的学术价值是关于张学良的文献史料、档案资料所不能相比的。

客观地说，张学良口述历史还存在这样那样的局限和缺憾，研究张学良生平和与其有关的近现代历史，决不能仅仅以口述历史为依据，任何名人的口述历史都或多或少的存在隐讳、夸大、偏差等弊端，有时还出现明显谬误。更何况张学良口述历史本身就经过了访录者整理，有些内容已经并非张学良口述本意。因此，在张学良口述历史的应用中，我们应注意分析、鉴别史料的真伪和可信度，多旁征博引，参考实物、文献、档案史料来做证口述史料，同时尽最大可能地充分利用张学良口述历史，让其发挥应有的作用。

作者单位：葫芦岛市政协文史委办公室

【注释】

(1)荣维木：《关于口述历史研究中的概念界定》，见周新国主编《中国口述历史的理论与实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10页。

(2)何先龙：《张学良将军口述历史主要版本简介》，《贵阳文史》，2006年第4期，第22页。

(3)张学良：《杂忆随感漫录》，见窦应泰编著《张学良遗稿：幽禁期间自述、日记和信函》，作家出版社2005年版，第1—123页。

(4)张之宇：《张学良探微：晚年记事》，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74页。

(5)杨健：《像少帅那么帅》，《东方体育日报》，2009年6月24日，第8版。

(6)张之宇：《张学良探微：晚年记事》，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76页。

(7)张之宇：《张学良探微：晚年记事》，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76页。

(8)张友坤：《伟大的爱国者张学良》，东北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64—280页。

(9)胡玉海、程亚娟：《张作霖出身问题考辨》，《东北史地》，2009年第5期，第85—8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