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晓虹 王海晨
晚年张学良，在回望人生时说，“我是三朝元老”，“正好在这个历史最热闹的时代”(1)。他在这个热闹的时代里，不是“看客”，更不是一般的“过客”，基本上没离开过最热闹的政治漩涡。清朝被推翻后，他经常“教训”被赶出宫中的末代皇帝溥仪，北洋时期一共8个国家元首，他父亲就是其中之一，他是末代元首最重、最近的谋臣；南京政府就一个说了算的人——蒋介石，他俩称兄道弟一生。北洋军阀混战16年，国民党新军阀混战3年，国共内战10年，次次都是因为他的出手而停止。抗日战争14年，前6年，他是最高指挥官，后8年他虽然没有参与，但可以说他发动西安事变，就等于发动了8年抗战。用唐德刚的话说：“简直扭转了中国历史，也改写了世界历史。只此一项，已足千古，其他各项就不必多提了”(2)。
这样一位人物的口述历史自然是值得期待的。由于本人参与了《张学良口述历史全集》的整理工作，有幸先睹为快，并在整理过程中，有一些陋识浅见，将其罗列成文，以就教于方家及广大读者。
一、张学良口述历史的构成
什么是口述历史，直到今天还在争论之中。不管怎么争论，现在所说的口述历史有四个要素是必备的：一是问出来的，二是用嘴说出来的，三是用电讯设备录下来的，四是经专业人员加工整理过的，即以录音访谈的方式搜集到的口传记忆，并经过专业整理而形成的原始资料。
根据这一理解，张学良口述历史，主要形成于九十岁至九十九岁之间。这期间，以录音的形式保存口传记忆的访谈不下10次，但真正属于有计划、有准备、较为系统的访谈，并经过史学工作者加工成文本和电视信号的，主要包括以下五种：
1.《海峡两岸大披露——张学良口述历史》。1986年，张学良和晚辈们的一次谈话录音（当时是秘密的），于2001年辗转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所研究员、张学良暨东北军史研究会副会长张友坤先生手里，张先生经过整理，将其转成了文字稿，并于西安事变65周年之际，发表于《南方周末》，由于版面和新闻要求，加上了若干小标题。由于1986年蒋经国还活着，张学良谈话内容主要局限在家事和东北易帜以前的事情。但从口述时间上看，这是目前发现的最早的一部张学良口述历史，也是经过大陆学者整理加工的第一部张学良口述历史。
2.《张学良口述历史》。作者为张学良、唐德刚，采访时间为1990年上半年，共录制了11盘录音带(3)，2007年由中国档案出版社出版。全书16万字，口述历史部分近10万字，分为身世、年少时、女人们、将领们、不做东北皇帝、“九一八”与西安事变、余生等7章。
唐、张相识缘于《张学良的政治生涯》一书(4)，约在1988年末或1989年初，郭冠英将辽宁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此书送给了张，特别指出唐德刚作的“三位一体”序值得一看(5)。“唐在纽约市立大学执教时有一位叫傅虹霖的学生，写了以‘张学良的政治生涯’为题的博士论文，论文出版时，学生要老师为她的论文写一篇序”(6)。“未几，张学良即向王一方讲，若唐德刚来，他愿一见”(7)。唐德刚教授毕业于口述史重镇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开始从事胡适、李宗仁和顾维钧等民国名人的口述历史访录、整理工作，并成功地撰写了《胡适口述自传》、《李宗仁回忆录》等，堪称口述史领域的大师，蜚声海内外。唐、张两人一见如故，准备合作完成一本《张学良“我讲你写”录》，1990年1月开始，两人相聚10多次，后因各种原因，访录于6月下旬遗憾地终止。“那时张学良新放不久，仍有疑惧，加上赵四小姐始终消极，生怕他再出事，张学良静不下心，一有风吹草动，一件美事就告吹了。”(8)
3.《张学良——昭和史の最后の证言》。1990年6月和8月日本NHK电视台采访张学良，形成音像资料18盘，当年制成电视片《张学良现在有话要说》，相继在日本和台湾播出，根据录像带转成文稿的书籍《张学良——昭和史の最后の证言》同时在日本正式出版。1992年由管宁、张友坤先生译成中文，由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书名为“缄默50余年张学良开口说话·日本NHK记者专访录”，口述部分约13万字，分为张学良登场、年轻领袖、“满洲事变”与“满洲国”、西安事变、监禁生涯等5章。
此次访谈的牵线人为日本NHK驻台湾记者朱慧姬，朱通过王一方，NHK才实现了对张学良的采访。正式采访在台北凯悦饭店进行，为期3天，录制了约长达10个小时的资料。这次访谈是张学良走出政治阴影后首次对外口述历史。张学良之所以接受了日本人的采访，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想和能生活到21世纪的日本的年轻人说几句话”(9)。
4.《世纪行过——张学良传》（4集电视纪录片）。在对张学良长期采访基础上，郭冠英又远赴中国内地，按张学良一生走过的路线实地采访，于1993年制成《世纪行过》电视片，分白山黑水、国难家仇、西安事变、真自由4集，每集50分钟。2000年在香港凤凰卫视中文台首播。该节目从筹备整理到最后播出，曲曲折折，长达10年之久。
在做张学良口述历史的专业人员中，郭冠英历时之久、出力之巨、歧异之多，均在他人之上。郭曾服务于台湾“行政院新闻局”，与曾奉命“保护”张学良的王新衡之子王一方是同窗好友，经王介绍于20世纪70年代即与张学良从相见到后来成为“忘年交”。他的《世纪行过》是中国人制作的唯一一部以影视为载体形式的张学良口述史。
5.哥大版《张学良口述历史全集》。1991年，张学良从大陆到台湾45年后首次被允许离开台湾赴美探亲，“天下口述史第一校”哥大及时捕捉到了这一机会，并为此迅速组织了采访和整理张学良口述历史的专门小组，出身燕京名门世家，既熟谙国故，又长期服务于哥大东亚系的教师张之丙及胞姐张之宇担纲采访，1991年12月至1993年8月，前后采访60余次，共采得录音带145盘，后整理成文本资料4800多页。这是张学良口述历史工程中最为浩大的一次，费时三载，口述范围涵盖了张学良一生的方方面面，涉及的话题深度超越以往，堪称张学良口述历史中内容最为广泛、部头最为庞大、话锋最为尖锐的一部，也是张学良口述历史中唯一没有公开出版的一部分。
2009年，当代中国出版社与美国、日本和台湾联合与哥大及张学良之子张闾琳协商，最终达成协议，买到这部珍贵资料的出版权，现正在加工、整理，计划于2010年在三国四地同时出版简体中文、繁体中文、英语和日语四种版本。这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值得期待的一桩盛事。
人们的这种期待是有理由的：
因为它是诸多口述中最正式的一部。张学良口述版本之多，令人眼花缭乱，唯有哥大版是经过张学良生前亲自授权，并履行了完备的法律手续，唯有当代中国出版社即将出版发行的这部《张学良口述历史全集》取得了张学良和赵一荻的遗产继承人张闾琳、张学良口述历史资料保存者哥伦比亚大学的正式授权。
它是历次口述中最为坦诚、说得最为真切的一次。此前的历次口述，他对有些政治内幕、政治人物的评价，或避而不谈，或半吞半吐，1992年开始，他才逐渐“解放”，道出了许多不为人知的历史细节，讲出许多语惊四座的心声。
它是诸多口述史中内容最详尽的一部。如家事，他从他爷爷谈起，一直谈到他的孙子张居信、张居仰；如亲历的大事件，从1904年的日俄战争，一直谈到1947年的二二八事件；如接触的人物，大人物如清代末代皇帝溥仪、日本天皇、墨索里尼、蒋介石、周恩来、蒋经国、李登辉等，小人物如佣人吴妈、幽禁期间的司机林渊泉等；就思想、感情的变化，他谈得就更具体、细微，如看到哪本书、听到哪个人的哪句话，他内心产生了涟漪，等等。
张学良口述历史，字数皇皇百万，内容洋洋洒洒，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历史、艺术、宗教、哲学，无所不涉；清朝大厦崩塌后的乱象、北洋时期烙饼式的政权更迭、南京政坛内幕、当世热点问题，无所不评；中外名人、掌故传说、男欢女爱、家长里短，无所不谈。虽然内容庞杂，似乎信口开河、絮絮聒聒，但细细品味，还是有章法可循。概括起来不外“三亲”、“五事”、“一评”：“三亲”，即亲历、亲见、亲闻；“五事”，即政事、家事、情事、心事、琐事；“一评”，即他的评论。
二、张学良口述历史的价值
张学良口述历史的价值就是它的看点，两者是一致的。
关于张学良的历史书多如牛毛，那都是别人说，他自己怎么说，他自己说自己和别人说他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这就是看点。概而言之，有三大看点：一是在史实方面，他把许多历史的空白点补上了，许多断点接上了，许多模糊之处澄清了，许多“成说”否定了，许多轰轰烈烈的历史原来只是缘于一句话、一件常人看来不是事儿的小事儿、一个有违常理的突兀想法等细节说出来了。二是在心理方面，他自敞胸襟，主动揭开隐秘的内心世界；他自揭自短，将自己丑陋的一面，包括他父亲的、家族内部的，潇洒地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他自述情感潜流，将受到刺激后的心理触点、痛点、转折点叙述得酣畅淋漓。三是评价方面，他对历史、对政治、对军事、对外交、对教育、对宗教、对人生、对人物，无所不评，且常有不凡之论，甚或是惊人之语。
第一，补白。许多历史事件的空白、断点，得以填补。
史学的任务之一是研究“过程”，将一件事情的来龙去脉搞清楚，研究“过程”最怕的是“断点”、“断线”，出现空白。如同一个人在风景区旅行，走着走着，发现路边的风景被破坏掉了，或前面的桥断了，不仅兴致荡然，而且路走不下去了。最好是可供选择的路越多越好，路边的景色越美越好，身边再跟着一位参与了建设这座风景区的导游，那就美上加美了。张学良口述历史为后世“观光客”提供了更多的路，还将许多座断桥重新架起，将多处被人为破坏的路边风景复原，并写了简短而不失精彩的导游词。
前面笔者将张学良口述历史概括为“三亲”、“五事”、“一评”，为方便理解，这里稍加解释：“三亲”，既是他自己为“说什么”而划定的选择范围，也是“怎么说”的心里标准。“五事”，既是他口述历史的具体内容，也是整理者为他口述内容的分类。“一评”，既是他积五十年心头块垒之一吐，更是他积百年人生经验之一发。
对“五事”的回忆是口述历史的主体，其中政事部分包括北洋政权“你上台，他下台”的政治内幕、“你打我，我打你”的原因和结果，如曹锟贿选、北京政变、两次直奉战争、郭松龄反奉、皇姑屯炸车案等；南京政府时期“国策”出台与推行的来龙去脉，“政争”的表象与症结，如东北易帜、东北新建设、中东路事件、中原大战、九一八事变、西安事变、国共内战等。家事包括祖辈、父辈、平辈、晚辈的生死，家道兴衰的过程等。情事，即感情经历，包括他崇拜过谁，赞美过谁，怨恨过谁，宠爱过谁，为何而崇拜，为何而赞美，因为什么而怨恨，宠爱的缘由与结局，等等。心事，包括他从政、治家、修身的心理轨迹，如他对日本的愤怒与恐惧心理的产生，对蒋介石爱恨交织的心理挣扎，政事、家事、情事给他带来的心理困扰等。琐事，有些是政事中的节外生枝，有些是大事中的细枝末节，有些是身边的家常琐事，有些是情事中的零七碎八，有些则纯属于没必要示人的个人隐私。
上述提到的许多方面都具有补白性质，具体来说，如：
他几岁结婚？第一次去南京带的是于凤至还是赵一荻？中原大战期间阎锡山要和他联合发表通电，后来怎么不发了？具体的原因是什么？热河抗战前汪精卫、宋子文到北平督战，他怎么和汪精卫闹翻了？国联调查团的报告刚起草完，还没定稿，他怎么就看到了全文？谁交给他的？在欧洲期间，他都见到了谁？谈了什么？1935年东北军被红军吃掉了两个师，他在南京一个月，都干了什么？和南京政府怎么交涉的？他第一次在上海接触的共产党领导人是谁？他为什么不愿意见宋庆龄？捉蒋前两天，他和蒋介石谈崩了，离开蒋的房间后，并没有离开华清池，他到哪去了？东北军将领去华清池见蒋前他都要逐个训话，回来后都要向他报告，他们都谈些什么？幽禁在奉化期间，原来是于凤至和赵一荻轮流陪护，怎么突然赵就不来了，一下消失了两年多，究竟是怎么回事？他在台湾被幽禁45年，这45年都干了些什么？三次奉命写回忆录，是怎样一个过程？他当时是什么样的心态？他学习基督教14年，都跟哪些人学的？他是基督徒吗？“三张一王”转折会是怎么“转”起来的？唐德刚采访他十多次，怎么后来戛然而止了？自由之后，他有机会回大陆，为什么不回来？等等。
一部口述史，能填补如此多的历史空白点，将如此多的历史断点接续上，除了他，别人是无法做到的，以前没有人做到，以后更无人做到，这种唯一性、不可替代性的价值，将随着时间的流逝，愈益彰显。它的完成，不仅仅是张学良史料库或民国史史料库里多了一部书、增加了100多万字那样简单，它的价值已经超出了史学视阈之外，如研究文学的，研究心理学的，研究民俗学的，研究伦理学的，都可以从中获得收益。
第二，正讹。许多讹传得到纠正，许多“成说”遭到否定。
人们的记忆是有选择的，记忆力最强的历史老人也是一样。它记住的大概只有三种人：大好人、大坏人和有争议的人。怀疑、好奇、探秘是人们的天性，有争议的人大多好坏难辨，不是一种颜色，多为五光十色，甚至神秘难测。如同钻石一样，在不同的光线下、站在不同的角度，人们记录下的同一块钻石是不一样的，越是顶级的钻石越是五彩缤纷。
民国政坛不乏这类人物，但像张学良这样多姿多彩者，鲜有其人。蓝色（国民党一级上将）、红色（“我就是共产党”）、褐色（崇拜墨索里尼）、黑色（“胡匪崽子”）、粉色（“花花公子”），色色不缺。民国历史上有神秘色彩的历史人物比比皆是，但张学良可谓独占鳌头。活了100岁，半个多世纪做囚徒；和北洋军、北伐军、中国工农红军、日军、苏联红军，都打过仗，直到走进坟墓时，还戴着一顶“不抵抗将军”的帽子；数次使中国历史由分裂转向统一，仍有人称他为“千古罪人”；他口口声声“无话不可对人言”，但一提到西安事变，“至死不说”；他最爱家乡，生前却将墓地选在了夏威夷……
正因为他身上有这么多色彩、有这么多疑团，人们才写下了那么多的文字，才有史家作出“在当代世界级名人中，恐怕要数张学良的生平传记最多”的感叹(10)。不仅是生平传记，张学良生前，被新闻记者、作家、文学家、旧部、崇拜者、愤恨者、“淘金者”、“好事者”，差不多追逐了整整一个世纪，他的每一件事，接触过他的每一个人，哪怕是惊鸿一瞥，“也会变成各国新闻的‘花边’”，“坊间有关张氏夫妇的著作汗牛充栋，往往在海峡两岸一销数十万册，各书中虽免不了瞎子摸象、人言言殊，但读者的兴趣却并不因传闻异辞而稍减”(11)。
面对案积山堆式的资料，张学良说：“我觉着历史上的记载疑案重重，就如我这个人还活着的，对于我这个人的记述，我所听到的、看到的，多不正确。我这个性格毫不护短，我自己知道。我自己的事，我所听见外间记载、传闻我的事情，常使我大笑不止。”(12)他笑什么？从他口述历史中，可以发现，他一笑有些人乱编：这不是我说的，这是他（编者）说的；二笑“大家”乱评：我做的，没有他写得这么好，也不像他说得这么坏；三笑“作家”胡猜：他又不是我，他怎么还能写我心里怎么想；四笑“大人物”有意隐瞒：他知道怎么回事，这是他故意不说；五笑自己受环境所迫说了假话：我是没办法，只能那么说。他更多的时候是生气，甚至以“放屁”嗤之以鼻。张学良在他的口述历史中说了85次“胡说八道”、“胡说”、“瞎说八道”，至于“不是这么回事”、“不对”之“评语”就更多了。
那么，张学良的口述历史究竟否定了以往哪些观点？纠正了哪些“胡说八道”？澄清了哪些“根本不是那回事”的事？揭开了哪些长期困扰史学界的谜团？下面仅举几件大事为例：
关于中东路事件，以往都说是苏联挑衅，从苏联领事馆里搜出大量违法文件，然后苏联武装侵略，张学良才被迫应战。
“不是人家挑衅，是我们挑衅。”“这件事我们做得很不好。”“没什么证据，叫人搜集什么呀？”“那时我看，日本我们自己打不败了，所以我的目标是要跟俄国打……我就想站…来起…也是对日本一个表示，我敢打。”
关于中原大战，以往都说良学张发表“巧电”是为了帮助蒋介石。
“我打了‘巧电’这个电报，我的电报就是武装调停，我那个调停里头包含有两个意思：你（阎锡山）不停，我就打你；中央要不停，我就帮着你打中央。”(13)
关于“九一八”不抵抗命令问题。当采访者问：“都说蒋公打电报给你……又说你拿着个皮包，把电报稿随时放在身上。”
“瞎说，瞎说，没有这事情。我认为这件事情，是共产党脱离我这个责任，好像是中央，大家骂我不抵抗啊，好像是奉中央命令的，这不在中央，（中央）没责任的。”(14)
还有的说，后来于凤至把蒋的命令带到国外去了，这才使蒋介石不敢杀张。
“这都是胡说。大姐（于凤至）不懂政治，也不搞政治，没这事。”(15)
关于西安事变的主角，长期以来，史学界一直认为是张学良。
“那西安事变，可以说他是主角呀，不过名义我是主角了。”“地盘都在杨虎城那。杨虎城他比我叫得动，他本地人嘛。”
关于西安事变八项主张，有学者认为是张、杨抄共产党的。
“不是谁抄谁的，大家都是这个主张。那时大家的意见差不多都是那样子。”
关于放蒋有无前提条件问题，大陆与有些台湾学者，意见一直相左。这一公案吵了半个世纪，直到张学良开口说话，才算了此公案。
“这一点我要说，蒋先生他答应的事，他没反悔。头一样他不剿共了。”(16)
可见，如果没有张学良口述历史的形成和公开，这些讹传恐怕要永远传下去。如果历史是以这些讹传的史料为依据而写成的，其历史的真实性必将被扭曲，其价值必然大打折扣。
第三，印证。一些令人生疑的回忆录被确认，一些混沌模糊的历史被澄清。
许多历史是建立在人们的回忆基础上的，但任何人的回忆，也代替不了当事人的回忆。口述史大师唐德刚先生说，其他人的回忆即便无误，“仍只属于小道消息；只有他本人讲，才属第一手”(17)。人们对小道消息愿意听，但不愿意信，史家更看重资料的原始性。这就造成众多的非直接当事人写的回忆录，尽管写得也无大错，史家也轻易不敢用，即便用了，也是战战兢兢，心无底数。
张学良口述历史的价值之一，它印证了部分回忆录写得并不错，对众说纷纭的记载也有正本清源之功。
例如，张学良的机要秘书郭维城在回忆九一八事变时写道：“张学良没有估计到日本能那么快发动对东北的全面进攻……他又过高估计英美出面调停的可能与分量”，所以他对日本采取了不抵抗的态度。这一观点在张学良晚年形成的口述历史中得到了完全的印证。
“我自己承认九一八事变就是我判断错误。……我认为日本不会打的，像后来他的举动。我认为日本是挑衅，找点麻烦，可以多要点好处哇。我是这么个判断。”
“那时候我们想依靠国联，没想到国联没有力量，没想到。”(18)
例如，张学良部将骑兵军军长何柱国曾写多篇回忆“郭松龄事件”和“杨常事件”的文章，但史学界对何氏回忆较少引用，其原因是何在东北军中属于士官派，与杨宇霆关系密切，同郭松龄矛盾较深。此次见到张学良口述历史，笔者作了详细比较，两相对照，基本吻合。
在澄清模糊史实方面的例子更多。
例如，张、杨捉住蒋介石后，发表了著名的《抗日救国八项主张》，但这“八项主张”究竟为何人起草？许多论著和回忆录或语焉不详，或互相矛盾。《西安事变纪实》记载：是“张杨授意几个秘书仓促草成的”(19)。几个秘书，究竟是哪几个秘书？是张学良的秘书，还是杨的秘书，说得最明确的是应德田，他说是“稿子最后由黎天才拟出，大家看过，略做修改，于十二日抓蒋后发出”(20)。2009年《文史春秋》第5期刊载一篇文章，题目为“宋绮云：《抗日救国八项主张》的起草者”(21)。这样，“八项主张”通电稿由谁起草就至少有了三种说法。张学良在口述中拨开了这些迷雾：
“没有黎天才的事，怎么会出了个黎天才呢？是吴家象，他是我的秘书长，就是他。那个宣言是吴家象写的，并不好。八项计划是我们早就拟好的。”(22)
看来，哪怕最简单的历史事实也会被搞错，真正能使历史拨云见日的最直接材料，还是历史当事人的回忆。张学良的功过是非，姑且不论，但撰写历史离开历史创造者的参与，有些迷雾要想拨开、有些混沌要想澄清、有些半信半疑要想得到确认，还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
张学良曾兼任十几所学校的校长、董事长、董事，好多人都自称是他的学生；东北军最强盛时有30多万人，都是他的部下，当时团长以上军官多为军校毕业，也都能写点东西；另外，张学良当年在东北一手遮天，重义气、讲感情、爱惜人才，又乐善好施，由他个人资助出国留学的就不止百人。能写回忆录的人、应该写回忆录的人太多了。他传奇式的人生，又为想动笔者提供了随处可见的题目，尤其是半个世纪蒙冤被囚，更令许多人出于同情、感恩、愤怒拿起了笔，有的从大事上下笔，“拨乱反正”，有的从小处着墨，“用事实说话”，因此，写他的回忆录远比民国时期任何人的都多，包括蒋介石。这些回忆录，良莠不齐，真伪难辨，因为他们写的也都是“三亲”之事。长时间内，一些史家研究张学良都离不开这些回忆录。你怀疑他写的某个情节可能不可信，但就是张学良他两个人的对话，或他两个人办的事；你说他是真的吧，有的地方确实感觉不太符合常理；你说它是故意给张学良“洗过”，或借给张“洗过”自己也“清白”了，别人也会从这些话中找出不是“洗过”的证据；你说它都是真的吧，你下笔的时候好像良心举着大棒子就站在你的身后。张学良说话了，有些事情就不是孤证了，即便是张学良和其他人写的回忆录有出入，由于多了一份资料，也为辨别孰真孰假、何处真何处假提供了可以比较分析的条件。
第四，细化。它使许多历史事件变得更加丰满，它使许多历史人物变得更加鲜活。
口述史和其他原本就是文本的资料相比，有一个特殊的地方，就是对于历史细节的叙述。历史本来是由细节构成的，历史人物和活着的人一样是有血有肉的，但人们在把鲜活的历史用文字来描述的时候，许多有价值的情节、生动的细节、鲜活的血肉，除了被篇幅挤掉、被宏观叙述所淹没外，多数被姓“严”的抛弃了。有的被“严谨”挡在了门外，认为“啰唆”；有的被“严肃”丢进了废纸篓，认为“庸俗”；有的被“严法”枪毙了，认为有损形象（主人或他人），等等。于是，一棵枝叶繁茂、花果累累的大树，就剩下了一根树干，被堆在了“木材”库里；一只能跳能蹦的东北虎，被挤干了血，掏出了五脏六腑，制成了标本。随着时间的流逝，那根没有绿叶、没有花果的圆木，一会儿被扛去复原“民国大厦”，一会儿被拿去做“西安事变纪念馆”的门柱；那只东北虎标本，一会儿被放在南京博物馆里，一会被放在沈阳大帅府内，解说员不停地告诉一拨一拨来访者，这就是当年威震长白山的东北虎之王。
复原历史，让历史人物站起来，是史学家永远的追求，也是永远无法实现的追求。充其量，将被“严公”抛弃的历史细节捡回来一些，给人们在想象空间里驰骋的时候提供一幅导向图。在制作这幅导向图时，恐怕口述历史是不能被忽视的依据。
一般来说，所谓“正规”的史书在记录史实方面侧重于宏观、理性的同时，历史细节和感性，尤其是亲历者的个人感受不见了，而历史的细节和亲历者的个人感受又常常是复原历史的重要材料。愈是反映历史细节的史料，愈是亲历者的个人记忆、感受愈是有价值的。张学良口述历史可谓是记录历史细节和个人感受的生动史料。
张学良晚年，谈起马君武先生于1931年11月20日发表在上海《时事新报》上的《哀沈阳》。“我最恨马君武那句诗了，就是‘赵四风流朱五狂’(23)。“九一八”时我在医院呢，所以我说马君武胡扯八道，说我跳舞，我走路（都）走不动，都得谁给扶着”(24)。
为什么马君武先生写张学良跳舞呢？怎么不说他打麻将？
“那时我出去总带着两个护士，那两个护士我不让她穿白的衣服。也许有一个护士长得比较像胡蝶，我也常常到中央公园去早晨散步，有人看见我总带着两个女人出去，所以人家误会，明白吗？”(25)
历史需要重视细节，忽略了细节，往往会作出错误的判断。但怎么重视细节，也无法细到，他不让搀扶他的护士穿白衣服，一个护士长得像胡蝶。更让人想不到的是，张学良和蒋介石的矛盾产生于误会，而误会的原因竟是彼此听不懂对方说话。
“我们两个言语上有误会，我们两个有时候误会很大。因为我说话，他有些听不大懂。
我这人有时说话转弯子，他就听反了。
你比方说，‘我为什么不去？’那就是我要去啊，南方人他就认为我要你办事，你不去。
蒋先生一生气就讲他的奉化话，我简直听不懂。这听话听不懂有很大关系，你也不能老问他。”
为了听明白蒋的说话，减少彼此误会，张学良从欧洲归来要求留在侍从室，侍从室是涉关蒋的性命的地方，蒋认为张“是个不安分的人”，说什么也不让他留在侍从室，他这才去“剿共”去了。
张学良佩服周恩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一个细节张学良到晚年还记忆犹新，说明周恩来给张学良印象之深。张第一次见周是肤施会谈，张将给他当秘书的共产党员刘鼎也带去了。(www.daowen.com)
“周恩来都不知道他是谁，他就告诉‘我是小刘’，大概在共产党内他就叫小刘，周恩来就点点头，就知道了。他们共产党我看着很奇怪，很有意思，他给周恩来一个报告，里头写什么我不知道，都用线缝着，周恩来当我的面把它扔到一边，他没看。”(26)
这几段回忆，是典型的历史细节的记录和情景再现，它清晰地勾画出历史人物变化着的思想曲线和历史事件之间的因果关联，从一个最易被人忽视的侧面，丰富了历史事件的完整性和复杂性，人们从中可以感觉到，历史的真实从张学良口中正在“复活”。然而，这样的历史细节在其他史书中是无法查见的，而在张学良口述历史中却比比皆是。
第五，点睛。它使有些复杂的历史变得简单，它使有些茫然的人物变得豁然。
历史是复杂的，有时令人感到茫然。变复杂为简单，变茫然为豁然，早在数千年前，古人就开始追求，《易传》就有这样的话：“乾以易知，坤以简能，易则易知，简则易从。”据此，古人把复杂的天文、地理、人事简约成用几根长的草棍和几根短的草棍摆出来的“八卦”。此后，这一传统被承袭下来，先秦典籍有“君子曰”，司马迁作《史记》有“太史公曰”，其实，都是将复杂变简单、将茫然变豁然的努力。
张学良口述历史虽没有“君子曰”之类的提示，但他的夹叙夹议，其作用和“君子曰”、“太史公曰”相当接近。依笔者看来，张学良口述历史中比“五事”更耀眼、比披露秘闻更精彩的部分就是他的“即兴点评”。如果将张学良口述史比作他用“嘴”描绘出来的一条20世纪之龙的话，“三亲”相当于他画龙的选材与构图原则，“五事”相当于龙的形体，“即兴点评”就是他的点睛之笔。
张学良点评国民党军队打不过红军的原因时说：
“打不过共产党的原因，就是我们没有中心思想。
我们这种军队，都是雇佣兵，今天我可以在你这当兵，明天我也可以到那儿去当兵。不同之点在这。所以我跟蒋先生讲，我们打不过他，固然他少，我们多，他团结，我们是个散沙。”
谈到毛泽东和万里长征时，张学良说：
“毛泽东这个人啊，天生能领导。都是带兵的，万里长征……我要领，会领没了，他不跟你走，他跑了。他能统御，他有这个力量。”
张学良点评蒋介石的失败原因：
“他不用人才，用奴才。他的思想非常旧，旧的思想，不是近代的思想。他要有机会，他真能当皇帝。”
在谈到周恩来时，他说：
“周恩来这人好厉害，连我的部下，杨虎城的人都听他的。他说出的话很有理。这个人好厉害，不但会讲，也能处置事情，是我佩服的一个人。”
在评价他一生仅有的两位“长官”时，他说：
“我父亲有雄才，无大略，蒋先生刚好相反，有大略，无雄才。”
在谈到与赵一荻的感情生活时，他更是坦率得惊人：
“她是对我最好的，但不是我最爱的，我最爱的在纽约。”
他和访谈者闲聊钓鱼，也能与人生哲学联系起来：
“钓小鱼要走，钓大鱼要守。”
在总结自己百年人生时说：
“我的事情是到三十六岁，以后就没有了；从二十一岁到三十六岁，这就是我的生命。”
皆为画龙点睛之笔，且极富个性，听之有震撼之感，思之有哲理意蕴。他的现场“即兴点评”，不仅为研究张学良个人的人生观、历史观提供了珍贵的依据，也为研究那段历史提供了新的视角。
张学良口述历史的完成，给张学良研究、民国史研究，甚至是中国近代史研究带来不小的冲击和震撼。无论是对口述历史怎么写、由谁来写，还是对历史过程的研究、历史规律的探索等问题都带来一些新史料、新视角、新思路。它促使张学良研究从以往的宏观现象研究到微观心理研究、从社会理性研究到研究个人感性、从文本互证到文本与口述互证、从传者描述到传者和传主共同描述、从解释张学良到再现张学良的研究转型。
三、张学良口述历史的特点
张学良口述历史最大的特点，除了上述因为他本人在历史上的特殊地位而使其具有不可替代性价值之外，他的叙事风格的个性化也是一大亮点，就像一提临潼捉蒋就像张学良“专利”一样夺人眼球。内容真切具体，生动感人；语言风格迥异，飘逸清新；顺序随性而易，不囿常规；个人色彩纯粹，较少有其他因素掺杂。正因为有这样的特点，与其相伴的便是内容多有重复、叙述松散零碎。这些特点的形成，主要来自于受访者本人的特殊经历、鲜明的个性、90多岁高龄的记忆性失误，访谈者对受访者难以“驾驭”的迁就以及整理者对口述历史本质的认知与设计。
其一，内容真切具体，生动感人。
这一特点的形成主要原因有两方面：一是本人经历的精彩，有的说；二是他的人格魅力，他肯于如实讲。
他是个“幸运儿”，二十岁成为北洋军中最年轻的少将、二十五岁晋为最年轻的中将、二十八岁即执掌一方，三十岁升任全国陆海空军副司令、三十五岁晋阶国民党陆军一级上将，一路快跑，15年走完了许多将军一生也没有走到头的路。他是个“爱国狂”，为了国家统一，不当“皇帝”当“臣子”；为了凝聚抗日实力，“剿匪”副司令不“剿匪”，反而“通匪”；为了挽救民族危亡，不仅面骂“委员长”和袁世凯没什么两样，还敢把“委员长”抓起来；为了逼蒋兑现抗日承诺，不仅放蒋，还以身赴死送蒋。在一般人看来，事事都超出正常人想象。他是个“公子哥”，会开飞机，会打网球，抽过大烟，玩过女人，吃喝玩乐样样不外行。坐牢54年，内有红颜知己相陪，外有痴情者频送秋波，纵是《红楼梦》里的情魔、情圣的贾二公子在世，也会自觉不知逊色几筹。(27)这样的经历本身，就够生动感人的了，再由他自己亲口讲述，而且毫不隐讳、绘声绘色地讲述，其真切感人，自不待言。
另外一个原因，可包括为三点。一是他虽然年事已高，但记忆力惊人。张之丙采访张学良三年，提到的人物1100多人，好多人的字、号、籍贯、当时的官职，他张口就能说出来，经整理时核对，95％以上一字不差。提到的电报、信函、重要文件数百，有的他马上就能指出来，“这个不对”。如采访者给他读“巧电”，他马上说，这个不是“巧电”，“巧电”很短，经核查，张学良的记忆是准确的，书的作者把巧电和另一封电报搞混了。二是，他性格直率，有话憋不住。如他晚年有“三不愿”：一不愿见记者，二不愿谈西安事变，三不愿谈何时回大陆。“三不愿”之中，最不愿意谈西安事变，结果口述史中，谈西安事变的次数是最多的。他谈有关“三方会谈”（张杨、宋氏兄妹、周恩来）的情节，有的被周恩来文集证实，有的地方和宋子文日记相同，有的情节和蒋介石日记中的记载相吻合。三是他胸怀坦荡，追求活得真实，鄙弃自我伪饰。如他谈东北易帜原因时，其中有一条，我没有我父亲的能耐，我应付不了日本；如谈中东路事件，他说，我就想表现一下我自己，证明我行；如他谈他的“婚外情”、“抽大烟”，谈得兴致勃勃，包括一般人看来不便出口的细节，他都娓娓道来，就像讲别人的故事一样毫无避讳。
其二，语言风格迥异，飘逸清新。
张学良虽然自1930年离开东北，从来没回过家乡，从他的口述录音中发现，他不仅乡音未改分毫，而且东北人的那种语言风格充满100多盘录音带，更使张学良口述历史在口述历史精品群中独树一帜。
“民国十三年，又打起来了。奉直战争，我简单说吧，那时候他（吴佩孚）来了21万人，确实是21万人，我们奉天只有7万人。我们军人作战最怕犯的错误是逐次增加。怎么讲逐次增加呢？就是你们这军队，拿上一点，又拿上一点，我就说他的结果吧，他的虽然21万，他就是调来一师送上去打败了，又来一师，又打败了，这叫逐次增加。你把军队拿上去，一下子都拿上去，你明白了？
他犯了这个错误，（我们）整个把吴佩孚、把直系，可以说北洋军阀，一下打没了，整个！我们……哎呀！光枪缴几万支，七八万支，我就知道光缴炮就四百多门，你说战役多厉害吧，打得……直隶（直系）整个没有了，整个给打没了。所以，那么样的，我不但奉天，在中国我很有点儿名。
有点名望了，问题也就来了。”(28)
战争双方投入的兵力、胜者因何而胜、败者因何而败、战争结果，包括战争给他自己带来的影响，说得一清二楚，且非常生动。“又打起来了”、“简单说吧”、“整个给打没了”，极具个性化。
张学良口述史的风格有一种其他文献史料少有，其他口述史也不多见的一种魅力，他一边说一边评，而且充满比喻、隐喻、俏皮话、反话、成语、格言，尤其是他对古诗词的引用，信手拈来。读他的口述史，经常会把文稿不自觉地放下一会儿，想象一番他说这段话时的表情、口气、手舞足蹈的样儿。有些段落仿佛就是一个小品剧本，即使看不到张学良当时是怎样的表情，也能感觉得到他口述时的诙谐、幽默和老顽童式的“顽皮”，也能想象得到，他在说这段历史的一刹那，举手投足可能就是当年的再现，如果读者细细品味，也会被他特殊的语言带进当时的现场。历史的功能之一不就是再现历史吗？
其三，顺序随性而易，少囿常规。
任何一部口述史，先说什么，后说什么，什么地方详说，什么地方略说，都有一定的逻辑顺序和重点设计，但张学良口述历史，重点非常突出，逻辑顺序却稍显混乱。其原因主要是张学良个性使然。他兴致来了，滔滔不绝，兴致没了，一言不发；滔滔不绝时，谁也挡不住，他不愿意说时，谁也启发不了。这就造成，从表面上看，他的口述史在逻辑顺序上有些有违常规，经常出现树枝比树干还粗，本来在讲甲，结果讲乙的内容比甲还多。比如，正在讲他的家事，他家有个管家，他这个管家后来当了旅长，这个旅长和冯玉祥打仗时表现得很英勇，他就讲起打仗的事儿了，家事放在一边了。
其四，内容多有重复、叙述松散零碎。
一般情况下，一个人口述历史的访录者多由同一人或同职业人由始而终的担纲，所以所记述的内容一般不会有太多的重复。张学良口述历史的访录者则成分复杂，他们中既有历史学家、新闻记者，也有电视制片人和语言文字工作者等，这些人有台湾的、有大陆的，也有美国的和日本的。他们虽职业不同，国别不一，学术背景有别，采访目的各异，但对张学良而言他们所感兴趣的问题都主要集中在张学良作为主角的一些重大历史事件的真相上。所以他们在不同时间、不同地点访录张学良口述历史时常常总是围绕相同的问题重复访谈，如西安事变的幕后策划者到底是共产党，是杨虎城，还是张学良本人？西安事变张、杨、两宋和周恩来三方会谈中到底有没有文字协议？诸如此类问题在历次访谈中都是采访者的重点，而张学良对此类问题常常或避而不谈，或含糊其辞，或寥寥数语，因而采访者只得反复询问。这样，在所形成的口述历史中内容虽相对集中，但却不可避免地出现同一问题多处重复的现象。据统计，仅关于西安事变问题前后总共谈了400多次。
其五，语气前后有别，载体形式多样。
了解张学良口述历史全部内容的人大概都会察觉，凡在一些关键性、敏感性问题的陈述上，其口气前后有很大不同。1989年和1990年这两年间，张学良在口述历史时态度异常谨慎，谈锋不越雷池。而1991年以后他在接受访谈时基本是率直率真，较少避讳。如对蒋介石的看法，在1990年相继接受唐德刚教授和日本NHK电视台记者采访时，语气含蓄。而1991年他赴美在哥伦比亚大学对张之丙的一系列访谈中，则一扫过去的谨慎，对蒋褒其所当褒，贬其所当贬。之所以如此，原因主要在于张学良在1991年赴美之前，他只是在名义上获得了自由，而实际上仍在台湾当局的密切监视之下。而后来随着他离开台湾逐渐摆脱了台湾当局的控制，他的人身自由度逐渐加大，也才得以畅所欲言。
张学良口述历史形成过程中，由于访录者的多元性导致了口述历史载体形式的多样化。如史学专家的访录成果有录音带和根据录音带整理成的文稿；新闻记者和电视工作者的访录成果则是录像带及根据录像带制成的电视纪录片；新闻出版单位则根据录音带整理的文稿以书籍形式公开出版。张学良口述历史载体的这种多样化形式既便于多角度、多形式的利用，也便于其内容的传播和影响的扩大，这一点是其他口述历史难以比拟的。
张学良口述历史的完成，给张学良研究、民国史研究，甚至是中国近代史研究带来不小的冲击和震撼。无论是对口述历史怎么写、由谁来写，还是对历史过程的研究、历史规律的探索等问题都带来一些新史料、新视角、新思路。它将促使张学良研究从以往的宏观现象研究到微观心理研究、从社会理性研究到研究个人感性、从文本互证到文本与口述互证、从传者描述到传者和传主共同描述、从解释张学良到再现张学良的研究转型。
作者单位：温州大学城市学院
温州大学人文学院
【注释】
(1)张学良《张学良口述历史全集》，当代中国出版社2010年版，未刊版，第898页。
(2)［美］傅虹霖著，王海晨、胥波译：《张学良的政治生涯——一位民族英雄的悲剧》，辽宁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8页。
(3)张之宇对此有异议，见张之宇著：《张学良探微——晚年纪事》，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08—313页。
(4)［美］傅虹霖著，王海晨、胥波译：《张学良政治生涯——位民族英雄的悲剧》，辽宁大学出版社1988年出版。
(5)郭冠英：《〈张学良口述历史〉诞生详情》，《领导文萃》2009年第13期。
(6)见郑重：《唐德刚与张学良口述历史》，《万象》第4卷第3期，辽宁教育出版社2002年3月版。郑文有两误，一、傅虹林应为傅虹霖，即傅晶；二、她的博士论文题目为“张学良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的地位”。1987年，傅晶从美国到沈阳，通过辽宁省社会科学院彭定安副院长找到我，说她想在大陆出版她的博士论文，我当时在辽宁大学出版社任总编室主任，就答应她了。她的博士论文原文为英文，字数约10余万字，主要写的是西安事变。回出版社后，社长刘万泉说专写西安事变太敏感，字数也太少，不同意出版。我将社里的意见转告了傅，傅问还有没有其他办法。我说只有增加字数，内容扩展到张学良一生，变成传记。她说她提供幽居期间的史料，西安事变前部分让我写。我找到我的同学胥波，请胥波代笔，最后出版时字数增加到30万字，书名改为《张学良的政治生涯—一—位民族英雄的悲剧》。此书第一版出版时间为1988年9月，1988年底傅才拿到书，辗转到台湾最快应在1989年初，因此，郑重文中说1988年张学良看到了此书，时间有误。
(7)郭冠英：《〈张学良口述历史〉诞生详情》，《领导文萃》2009年第13期。
(8)郭冠英：《〈张学良口述历史〉诞生详情》，《领导文萃》2009年第13期。
(9)管宁、张友坤译注：《缄默50余年张学良开口说话·日本NHK记者专访录》，辽宁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5页。
(10)毕万闻著：《张学良口述历史解密》，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年版，第1页。
(11)唐德刚：《论张学良将军的赤子之心》，《张学良世纪传奇》（上），山东友谊出版社2002年版，第1页。
(12)张学良原著，张之宇校注：《杂忆随感漫录——张学良自传体遗著》，台北历史智库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2年版，第177页。
(13)张学良口述，唐德刚撰写：《张学良口述历史》，中国档案出版社2007年版，第85页。
(14)访录者［美］唐德刚，著述者［美］王书君：《口述实录——张学良世纪传奇》（上），山东友谊出版社2002年版，第431—435页。
(15)唐德刚：《张学良口述历史》，《万象》2002年第3期。
(16)张学良著：《张学良口述历史全集》，当代中国出版社2010年版，未刊版，第681页。
(17)郭冠英：《张学良口述历史》诞生详情，《领导文萃》2009年第13期。引文为唐德刚的观点。
(18)张学良著：《张学良口述历史全集》，当代中国出版社2010年版，未刊版，第213页。
(19)见申伯存著：《西安事变纪实》，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10页。此书写于1959年，初版于1979年。
(20)应德田著：《张学良与西安事变》，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94页。
(21)周唯一：《宋绮云：〈抗日救国八项主张〉的起草者》，《文史春秋》2009年第5期。
(22)西安事变前后，中国共产党发表了两个重要文献，内容与张杨提出的“八项主张”很接近，于是就有了“谁抄谁”的问题。现将“八项主张”及中国共产党的两个文献的要点抄录下来，以供读者比较。“八项主张”的内容为：“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停止一切内战；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开放民众爱国运动；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政治自由；确实遵行总理遗嘱，立即召开救国会议。”1935年8月1日，中共中央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宣言提出：抗日救国收复失地；实行民主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联合一切反对帝国主义的民众作友军，联合一切同情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民族和国家，对一切对中国民众反日解放战争守善意中立的民族和国家建立友谊关系。1937年2月9日《中共中央给中国国民党三中全会电》中提出了五项要求：停止一切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言论、集会、结社之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代表会议，集中全国人才，共同救国；迅速完成对日抗战之一切准备工作；改善人民的生活。
(23)访录者［美］唐德刚，著述者［美］王书君：《口述实录——张学良世纪传奇》（上），山东友谊出版社2002年版，第440页。
(24)张学良著：《张学良口述历史全集》，当代中国出版社2010年版，未刊版，第160页。
(25)张学良著：《张学良口述历史全集》，当代中国出版社2010年版，未刊版，第208页。
(26)张学良著：《张学良口述历史全集》，当代中国出版社2010年版，未刊版，第683页。
(27)参见唐德刚：《论三位一体的张学良将军》，［美］傅虹霖著，王海晨、胥波译：《张学良的政治生涯—一—位民族英雄的悲剧》，辽宁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2版，第10页。
(28)张学良著：《张学良口述历史全集》，当代中国出版社2010年版，未刊版，第18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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