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银侠 贾建良
张学良是近百年来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重要人物之一。他的一生曾多次改变历史的方向。东北易帜，使国民政府基本统一了全中国；中原大战，结束了国民党新军阀之间的混战；九一八事变，又背上了“不抵抗将军”的骂名；“尤其是他政治生涯中最后一记撒手锏的西安事变，简直扭转了中国历史，也改写了世界历史。只此一项，已足千古，其他各项就不必多提了”(1)。近代中国历史上的诸多事件均与张学良密切相关，其大起大落的人生经历也颇具传奇色彩，对张学良的研究，始终受到研究者的极大关注。尽管大陆、台湾、国外有关张学良及西安事变的史料相继被发掘利用，遗憾的是，张学良与西安事变尚有太多的“谜”，学者们仍在孜孜不倦地寻找研究资料，试图揭开谜底。况且，没有当事人的现身说法，西安事变的权威性必会大大下降。可喜的是，张学良口述历史的出现，对苦苦探求资料的学者们来说，无疑是雪中送炭。那么，张学良口述历史的价值如何，尤其是对学者们颇为关注的西安事变，谜底是否会彻底揭开？这一切成为国内外史学界关注的焦点问题。口述历史的研究应该成为人类学历史研究的一个基本路径。本文通过对张学良口述历史的研读，试图还原西安事变的某些原貌，不妥之处，尚企方家指正。
一、谁是西安事变的真正策划者
西安事变的真正策划者是谁？张学良，杨虎城，共产党，还是共产党与杨虎城共同策划的？以往史学界大多认为西安事变是杨虎城策划的。论据是杨与共产党的关系较早，受共产党影响较大，早已不满蒋介石的统治。对于中共则认为，即便西安事变的决策中共没有参与，也是杨受中共影响之结果。相反，张与蒋介石关系特殊，是不可能策划扣押蒋介石之事件的。
据杨虎城的机要秘书王菊人回忆，是杨虎城向张学良建议“软说不行就硬干”！1936年下半年，张告诉杨，他多次向蒋介石谈停止内战，蒋态度很坚决，说等我死了以后，你再不去剿共好了。杨乘机向张建议：“软说不行就硬干！”张深思后表示，这个办法好，刚柔相济，刚柔并用(2)。1956年12月，张奉蒋之命撰写西安事变，其中写道：“我从洛阳返回西安之后，心情十分懊丧，对杨谈及蒋公难以容纳我们的意见。当时我对蒋公发有怨言。我征求杨的意见，问他有何高策，可以达到停止内战、敦促蒋公领导实行抗战的目的。杨反问我是否真有抗日的决心，我发誓坚决抗日到底。杨说道，要是这样的话，待蒋委员长来西安时，我们可以效仿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故事干。”(3)学者们从杨率先提出“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建议，进而得出结论：西安事变的策划者是杨虎城。事变的亲历者杨于1949年被国民党杀害，使得西安事变的策划者这一问题成了谜。要剥开谜底，只有事变的另一位当事人张学良的回忆最具说服力。1990年张学良对唐德刚讲：“西安事变绝对是我一手策划的，杨虎城是个好人，却也是个粗人，对事情看不清楚，英雄主义太高，所以整个事件是由我负责的，杨虎城只是同意。”(4)1991年5月，张又对美国之音记者讲到，事变开始时共产党并没有参加。(5)张此言有力地说明了西安事变的策划者是他自己，从而纠正了以往史学界的认识。之前王菊人与张学良在《西安事变忏悔录》中所言只是说杨建议张扣押蒋，对谁是决策者一事并未明说，学者们之所以得出杨是西安事变的策划者之结论，无疑误解了“决策”与“建议”二词的含义。
其实，早在张学良开口说话之前，已有史料显示张学良即是西安事变的决策者。1937年2月，蒋介石在《西安半月记》中明确说道：12月14日，“下午4时命杨虎城来见，余此时始知杨虎城对陕变确亦预谋”(6)。12月15日，“夜张又来见……告余，此次之事，杨虎城实早已欲发动，催促再三，但彼踌躇未允，谁知10日来临潼，亲自训斥，刺激太深，故遂同意发难”(7)。这里蒋先说杨参加了预谋，后又说杨催张早作决定，张犹豫再三，毅然决定发动事变。如果杨是决策者，根本没有必要一再催促张。如果这里说得还不明白的话，蒋1957年在《苏俄在中国》一书中说得更明确，“我当时就断定这是张杨二逆受共匪欺诈，甘心被其利用，不惜予国家以致命一击。……这种震动世界的事变的真相，到了事后才得完全明白了。此事最出人意料之外的一点，就是其主动者，实是张学良本身，而首先提出此一挟持主张者，则为杨虎城。……且其事前，并未与共产党就此事有任何商量”(8)。蒋此言之意即是：张、杨二人中是杨首先建议张挟持他的，而策划者、主谋者是张。他认为自己和张的关系，张绝不会策划扣押他，正是由于此，蒋感到十分意外。只不过由于蒋的特殊身份，使得学者们对其内容的真实性产生了质疑，故蒋氏之言未能得到学界的认可。把张与蒋所言对照，即可得出结论：张是西安事变的策划者，从而否定了杨与中共是策划者的说法。
二、张学良为什么送蒋介石回南京
张学良为什么一定要亲自护送蒋介石回南京而使自己被囚呢？这是西安事变中的又一个重大谜团。围绕此问题，学者们进行了长期的研究，成果颇多，分歧亦很大。归纳起来有以下几种：是一时感情冲动的鲁莽之举，“太天真”，对张学良这一举措持惋惜、否定的居多。张学良的“把兄”冯玉祥得闻其送蒋介石回南京后，叹曰：“少不更事。”(9)周恩来在得知后亦惋惜道：“张汉卿就是看《连环套》那些旧戏看坏了，现在他不但要‘摆队送天霸’，而且还要‘负荆请罪’啊！”(10)近些年来又有新看法：张此举是“以一人之失，换来全民族之得”，从这个意义上讲，张送蒋是西安事变“最好的结局之一”。责备、溢美者都有，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张自己又是怎么认识的呢？
当唐德刚、日本记者问张学良为什么一定要送蒋介石回南京时，张学良很肯定地说，必须送。张说：“很多人讲，我不该亲自把蒋先生送回南京。那怎么讲话？这话不对！我这个人不同，也许与旁人不同的是，我这个人是这样，我是个军人，我自个儿做的事情，我自个儿负责任，杀我的头我也负责，我也不在乎，我真的不在乎，我不是在说假话。”(11)在谈到送蒋的原因时，张说道：一是为了请罪，维护蒋的权威；二是巩固已经取得的成果，尤其是不剿共与共产党合作抗日。“不客气地说，那是泥菩萨（指蒋介石），首领就是泥菩萨，我把泥菩萨已经搬倒了，我再自行把它扶起来，它若有灵，我拿脑袋疼它，不能不给它磕头。在西安，蒋先生既然这样答应了，那你是权威，我维护你，我陪你去南京，去请罪。……我到南京送蒋先生，我是请罪。……我是坚决反对内战的，假如我不这样做，恐内战更扩大。直到现在我还这样说，我自己牺牲自己是毫不顾虑的。……要是我的部下这样对待我，我早把他整瘪了，早就把他枪毙了。”(12)张对日本NHK记者说，我必须送他回南京，“我认为，作为军人，我的行动就等于是谋反。谋反就要判罪，该判死刑就判死刑”(13)。
张学良送蒋介石回南京是必须之举，是为了维护蒋介石的权威，是请罪去的。此举可谓牺牲小我，成全了国家与民族。正如他所说：“当时在西安，我如果不冒险送他回京，日后早晚也会有变化。……只要全国一致抗日救亡，我个人的生死安危，无足计较。……在中国历史上，为国为公而遭贬谪的人，何止我张学良一人，我会自解的！”(14)蒋是一个不能容忍别人挑战他权威、损害他尊严的人，而西安事变中被扣押正是挑战了其权威，损害了其尊严，无论如何蒋是无法咽下这口气的。张深知蒋的为人，所以才有送蒋之举。也正是此举，使西安事变最终画上了一个句号，内战停止了，国人统一于蒋的国民政府下，开始了抗战。张自己讲：“那蒋先生也真是说到做到……他没说假话：我不剿共，我不剿共，跟共产党合作。”(15)蒋之后的行动也证实了其言的真实性，这与张亲自送蒋是分不开的。诚然，没有张送蒋，随着日本侵略的加深，蒋最终也会走上联共抗日的道路，张此举无疑加快了蒋的这一步伐。这对国家、民族与人民来说，实乃幸事！
综上所述，张学良送蒋介石回南京，并不是如有些学者所言是“感情用事”、“少不更事”、“鲁莽轻率之举”等等，而是深思熟虑的结果，张此举加速了国共两党联合抗日的进程。史学界关于张学良是否应该送蒋介石回南京的争论也许该结束了吧！
三、蒋介石为什么不杀张学良而将其长期囚禁
蒋介石为什么不杀张学良而将其长期囚禁？这是西安事变研究中的又一谜。对此，史学界也是众说纷纭。为什么不杀张学良？学者们认为是以下因素综合之结果：一是西安事变前，“张与蒋的关系，绝非杨所能比”；二是“张虽扣蒋，始终未变拥蒋的思想，这一点是与杨不同的”；三是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张亲自送蒋回南京请罪，保全了蒋的面子，维护了威信。为何长期囚禁张学良？是蒋介石有三怕：一怕张获得自由后，向世人公布不抵抗的内幕，损蒋“领袖威信”；二怕放虎归山，张重掌东北军印帅，与蒋分庭抗礼；三怕释放张之后，张倒向共产党一边，同蒋公开决裂(16)；四是报复张。事变的亲历者张学良是如何认识的呢？
蒋介石为什么不杀张学良？张学良认为是得益于宋美龄的保护。他在口述中说：“我没有死，完全是蒋夫人保的，依蒋先生的意思，是要把我枪毙的。……蒋夫人很保护我，我很感激她。”(17)宋为何保张呢？因为在她看来，张西安事变之举完全没有私心，“蒋夫人有一句话很厉害，她对蒋先生说，西安事变，他不要钱，也不要地盘，要的是牺牲！”(18)张在口述历史中讲，宋还以西安事变威胁蒋，宋曾对蒋说：“你对那小家伙（指张学良）要有不利的地方，我立刻离开台湾，把你的事情都给你公布了。对此，我很感激她！”(19)更为重要的是，张与宋关系特殊，张晚年曾对人坦诚心迹：“我认为蒋夫人是我的知己。”(20)宋是蒋的夫人，西安事变中，她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其一生对蒋的影响很大。而且她与张学良夫人于凤至是“结拜姊妹”，宋称于为“凤姐姐”。如果没有宋的不时翼护，则张“在其后的五十年的‘管教’期中，也就要辛苦多了，危险多了”(21)。宋对张日常生活的关心，某种程度上调和了蒋与张之间的矛盾，作用不可低估。
其实蒋介石不杀张学良还应该归功于宋美龄之兄宋子文的保护。宋子文曾经参与了西安事变谈判，并与张关系密切。张送蒋回南京后，最初就是住在宋子文家里由其保护的。后来蒋要审判并长期管束张，曾遭到宋的强烈反对。蒋很害怕宋将西安事变的内幕公布于众，因为宋子文毕竟不同张学良，对张，不行的话可以将其杀害，对宋美龄的亲哥哥，蒋介石是无可奈何的！从张口述历史内容看，宋子文的威胁起了很关键的作用（当然，它可能没有宋美龄所起的作用大）。“宋子文警告蒋介石，他对蒋先生说，你要是对那个小家伙有不利的地方，——当年，他们都喜欢称我为小家伙，宋子文说，那我就立即把你的内幕都公诸于世。他这句话很厉害。”(22)这里所谓内幕应该是西安事变内幕无疑。宋氏兄妹的保护，是张学良未被杀害的主要原因。
最后一点，张学良在口述历史中虽未明说，但也是蒋介石不杀张学良的原因之一，即蒋、张关系特殊。正如张在蒋去世后所写的对联中所说：“关怀之殷，情同骨肉；政见之争，宛若仇雠。”在张囚禁期间，蒋对他是不错的。据张讲，蒋对他很关怀。从大陆到台湾，蒋总是指示部下要给张找最好的地方。张有病，蒋特别关切，命令国民党高级官员陈仪给张找最好的医院与医生(23)。杨虎城也说，张与蒋的关系，绝非他自己所能比(24)。深知蒋与张关系的宋美龄在蒋去世后，曾命秘书带张看蒋最后一眼。无疑，蒋不杀张，除了张与宋家的关系外，自己与张的特殊关系也是一个因素，尽管它不是主要因素。张在口述历史中说：“老先生对我是白粉知己。”(25)“白粉”者，毒品也，怎能与“知己”扯到一起？张之意在：论私交——他与蒋“情同骨肉”，视若“知己”，是朋友；论政见——二人“宛若仇雠”，如“白粉”，是敌手。可谓爱恨交加！
既然蒋介石不杀张学良，为何又长期不放而是囚禁张？抗战时期，张曾多次请求上前线抗日杀敌，蒋始终没有给张抗战的机会。1990年，张学良在接受唐德刚采访时说：“蒋先生的秘书跟我讲，他说那就是蒋先生怕你呀，你知道那是拿你当个灵芝，当个宝贝，这边拿着你，那边也拿着你，怕你跑到那边去。”(26)蒋所谓怕张跑到那边去的“那边”无疑是共产党一方。对于蒋为何不放自己，当时张也不知其中缘由，可是，张群曾对张学良讲，“你是个宝贝，谁把你抓住，对谁就有用。你明白这句话吗？那意思就是怕共产党抓住我，怕我跑到共产党那边去。”(27)张群之言与蒋介石秘书所言，几乎如出一辙，应该较为可信。由此可得出结论：蒋介石不放张学良，主因是怕张跟共产党走。
1945年2月，东北元老莫德惠看望张学良，张曾向莫谈起蒋介石不释放他的原因，“他是恨我在西安扫了他的面子，想拿我做个受罚的例子。倘若他放了我，西安的事就被抹了。他是怕还有人会走我的路，他再也经受不起这桩子事了。”张认为只有在两种情况下他才能恢复自由：一是抗战胜利，二是抗战胜利后选举蒋为大总统之日(28)。抗战胜利后，在1946年1月的全国政治协商会议上，多数代表要求释放张，中共代表周恩来并在大会发言中正式提出。然而，蒋却让邵力子代表他向大会辩解：“他与张学良的关系，不能以国法、公义来论，而‘乃如父子的私情’，他管束张学良，完全是出于爱护之心。”(29)张的自由被蒋以“家法处置”的借口而搁浅，张对自由是望眼欲穿，蒋此举对张打击之重可想而知！
抗战时期蒋介石害怕张学良跟共产党走，抗战胜利之后，国共两党斗争之际，东北成为双方最早争夺的焦点，三大战役的首战就是在东北打响的。因为张与东北及东北军的特殊关系，国民党内部有人曾建议蒋释放张，领导东北军与共产党军队作战，亦遭拒绝。蒋担心一旦放虎归山，不仅对战局无利，反而被虎咬伤，故始终未予以采纳(30)。台湾史学界有一种说法，抗战胜利之后，宋美龄与宋子文曾提议释放张，并由张率军挺进东北，如果真如此，他们认为东北的战局决不会演变成后来的局面。当时重庆对释放张有两种意见：一是宋子文和宋美龄兄妹认为无论是从法律的观念出发，还是从个人的私谊出发，都应当释放张；另一种意见是陈诚和杜聿明等人，不仅不同意释放而且多次向蒋建议：找借口杀掉张！(31)杀张，宋美龄不同意，不能杀，放了又不甘心，只有长期囚禁。蒋介石自己亦承认：“从决定扣他之日起，就从未打算再放虎归山。”(32)他认为虎虽囚，患犹在。
如果之前蒋介石长期扣押张学良是怕他倒向共产党一边，那么到台湾之后，蒋似乎就应还张自由。实质上，蒋到台湾后，不断总结教训，一是为失掉大陆找替罪羊，好为自己开脱；二是准备反攻大陆。在他看来，西安事变无疑是导致他失败的关键性因素，张学良就是罪魁祸首！因此，他更不会释放张！易言之，蒋在抗战与解放战争用人之际都没有放张，可见其已经不容张，要放张更难。
1956年，蒋介石写《苏俄在中国》一书，曾要求张学良写西安事变的内容以供他参考。蒋之目的有三：其一，为丢失大陆找充足的理由，为自己开脱，西安事变打断了他“剿共”的步伐，最终使共产党得到天下。因此，张是国家的“罪人”(33)。现在如果由这个“罪人”来忏悔，承担责任，要比自己说更具说服力；其二，张长期不认错，蒋很恼火，认为张态度倨傲，仍未真实悔悟。所以他企图通过写回忆录的方式进一步观察张的最新态度；其三，蒋对西安事变的许多内幕也不清楚，特别是张与中共、苏俄之关系，他很想知道内幕(34)。其中第一点是最重要的。结果张所写文章最终却被冠以《西安事变忏悔录》的名字而发表。从“忏悔录”一词，可见与其说蒋是想让张写西安事变回忆录，还不如说是让张承认自己在西安事变中所犯的错误，进而为国民党易手大陆找台阶下。从《西安事变忏悔录》的内容看，它不像是为公开发表而写的，更像张向蒋提交的个人报告。而张在所谓《西安事变忏悔录》中，不仅不承认错误，反而记述了事变的许多真相，尤其是对共产党人特别是周恩来评价颇高，认为周恩来“似乎成了西安的首领”(35)。这是国民党停止发行《忏悔录》的原因，它更惹怒了蒋，促使其长期关押张(36)。以致张听说，老蒋在临终前曾告诫儿子蒋经国：“不可放虎！”(37)此言一出，谁还敢再提释放张学良！从而决定了张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囚禁生涯！正由于此，宋美龄常常私下表示：“我们对不起张学良！”(38)宋之“对不起”三字包含了太多的内容，可能最多的是蒋长期囚禁张一事吧！在张被囚禁期间，宋对张关怀备至，极尽保护，可谓是求得良心上的安慰吧！
其实，当年“兵谏”的枪声，已使张学良同蒋介石之间成为仇敌。蒋每每同人谈起兵谏之事，便会狠狠地骂上几声“张汉卿真是可恶”。但是，张毕竟在东北易帜和中原大战时有功于蒋；1933年，又代蒋受过，下野出洋；就以西安事变而论，要是没有张的努力，蒋又如何能平安返回南京？最后，又如何能成为权倾一时、声望隆盛的全国抗日领袖？蒋之所以不杀张，而要对他处以漫长的囚禁，并时常关注他的健康和安全，不时让宋美龄送些礼物，都是出于这种爱恨交加、十分复杂的矛盾心理。而在张内心，对蒋则始终抱有君臣父子之情，常常在痛恨之后，从心底里又涌起一股难以说清的感激(39)。1959年，张准备写回忆录并已将回忆录的大纲拟好，后又放弃。据张自己讲原因是：“我要写回忆录，涉及的都是当代人物，有时候难免会有批评，惹得人家不高兴。”不高兴的人恐怕所指主要是蒋介石吧！1991年3月，当记者问：“西安事变有很多谜，您是否愿意写回忆录来解开这些谜呢？”张答：“我从不写回忆录，也不回想。”纽约《世界日报》记者在张学良百岁寿宴上曾采访张，记者问张，先总统蒋公，会不会常常想起他？张点点头。记者问他，对先总统蒋公的看法怎么样？张停了一下，然后郑重地说他是一个好人(40)。易言之，对二人来说，双方均对对方怀有一种爱恨交加的复杂情感在内。这是蒋不杀不放张的主因，也是张在获得真正自由后始终不愿揭露西安事变内幕的主因！
四、《西安事变忏悔录》是否为张学良所写
张学良一生中多次回忆西安事变，1956年11月是他第一次亲自撰写西安事变回忆录。这份回忆录后被冠以《西安事变忏悔录》的名称（简称忏悔录）发表在台湾军方控制的杂志《希望》1964年创刊号上。因为该文是西安事变唯一幸存的主谋者首次披露事变的重大内幕，也是张被禁之后首次有文章公开发表，因此引起的社会反响非常强烈。台湾及香港华文报纸争相转载，外国记者纷纷拍发电报，瞬间便流向海外。蒋介石大为恼火，《希望》立即遭到查禁，创刊号变成了终刊，杂志全部收回，只有少量流入民间。一时社会上、史学界传闻四起，文章是否为张学良所亲撰？又成为西安事变研究的一谜。
张学良口述历史的出现，彻底揭开了谜底。1956年，蒋介石要完成《苏俄在中国》一书的写作，要求张写关于西安事变的文章，以充实该书的内容。张完成后由时任总统府秘书长的张群转呈给蒋介石，蒋介石又给了儿子蒋经国。蒋经国将张学良稿子的前头做了修改，拿回来让张重新抄写。后蒋经国又将文章拿回发给其将领们看。张看到后曾告诉蒋经国，如果使用“张学良忏悔录”做名称，他也不能说什么。可是张之稿子后来在发表时，题目写成“西安事变忏悔录”，署名是张学良，给人感觉是张自己发表的，张得知后急忙给蒋介石写信，表示自己并不反对，只是让蒋介石不要误解是自己发表的而已(41)。换句话说，《忏悔录》的确是张所写，其最初是为了完成蒋介石下达的任务而写的，类似于自述或回忆录之类的文章，《忏悔录》是蒋经国加上的，内容也被蒋经国改动过，尤其是对前面部分改动更大一些，以便使其更适合于“政治教材”使用。张学良口述历史“‘忏悔录’·风波”一节，澄清了学者们对《忏悔录》是否是张所写的真相。
张学良口述历史除了对上述问题做出了答复外，对一些鲜为人知的事情与史学界争论的其他问题，也可在其中找到答案。诸如张学良为什么发动西安事变、蒋介石《西安事变半月记》之真假、对蒋介石的评价、张学良自己对西安事变的评价等（尤其是关于西安事变之外的事情，往往很详细，如张学良的身世、青年时期、东北易帜、中原大战等）。梳理张学良口述历史，可以看出其口述历史基本达到了一般口述历史的价值，即祥史之略、补史之缺、匡史之谬、续史之遗、辩史之正误等。尤其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大陆汗牛充栋般的张学良、西安事变、杨虎城等出版物，无论是人物传记、史论，还是回忆录等等，都要面对翔实真伪之检验。因为张学良毕竟是权威的当事人，他对自己人生的回忆，有着毋庸置疑的权威性。正如张自己所言：“近十年使我觉着历史上的记载疑案重重，就如我这个人还活着的，对于有关我个人的记述，我所听到的，看到的，多不正确。”他直言不讳地说：“我自己的事，我所听见外间记载、传闻我的事情，常使我大笑不止。”(42)
但是，作为张学良口述历史，在看到其价值之同时，我们还应看到，张学良口述历史还存在不少的局限性。尤其是关于西安事变的一些核心问题，在其口述历史中并没有或没有充分揭示出来，其中有史学界最为关注的蒋介石与周恩来会谈的内容（张只说周见蒋是他领去的，并且二人谈话过程中他在场，其他始终未说）；宋美龄、宋子文与周恩来谈话的内容，双方有无协议；宋美龄、宋子文与周恩来、张学良、杨虎城双方谈判之过程，即西安事变谈判的详细情节（即宋子文所说的西安事变内幕，宋子文曾经不止一次地以此威胁蒋不得杀害张，否则，他将公布内幕，可见西安事变的真相尚未完全显露出来）；西安事变的军事部署以及事变前周恩来与张学良会谈之详细细节与内容等(43)。
唐德刚教授在采访张学良时，明显地感觉一讲到西安事变，张似乎在有意或无意地回避。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在给张做口述历史时，也遇到了和唐德刚同样的问题，更何况张身边还有一位赵一获小姐，无时无刻不在提醒张哪些该说，哪些不该说。张自己亦曾对记者表示：“我不能因为口述历史而伤害了某些还活在世上的朋友们。因为这一点，我始终不敢对外多谈什么，有些历史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出口伤人不是我张汉卿所希望的。”(44)
和以上人士有同感的还有日本NHK记者，在采访张学良的整个过程中，他们感到张似乎在接受采访前，已精心地将谈话内容分为该讲的、讲讲可以的、绝对不能讲的三部分。而西安事变中的某些内幕自然成为张心中的第三部分，是敏感问题，是绝对不能讲的。他们的感受是：采访中，凡是涉及西安事变问题时，张总是非常谨慎，或干脆缄口不言。尤其是当记者问蒋介石、周恩来会谈之情况时，张是绝口不谈，且态度非常坚决（即便如此，张学良关于西安事变的口述还是引起了远在美国纽约的宋美龄的强烈不满）。
由此断定：西安事变至今尚有为外界所不知的“重大机密”。甚至张学良自己亦坦言：不愿谈及西安事变内幕。1991年5月29日，张在曼哈顿中城会见了来自中国大陆的东北同乡，谈话中，张说，“过去不少新闻记者访问他，都想从他口中探出点东西来，但他绝对不会说的，因为他不想做伤害任何人的事，也不想将这段历史恩怨从他口中说出。至于外界毁誉，他一点也不在乎”(45)。并以《大公报》王芸生在西安事变后说的一句话——“明白的人不用辩，糊涂的人辩什么”来自解！1997年10月，张更是郑重声明，对国内所有来访者一概回绝(46)。其中除了身体原因之外，避免谈及西安事变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张不愿涉及内幕的真正动因是什么？西安事变还有多少鲜为人知的“重大机密”？不管怎样，学者们在研读张学良口述历史之后，对西安事变仍有太多的“谜”等待揭开。
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的陈红民教授，曾于2002年11月初到哥伦比亚大学阅读了张学良口述历史与往来信件两部分。他在读完张学良口述历史稿本后认为：“收获不大，一则是张学良受访时年事已高，记忆力衰退，且性格依然率直，谈话中难免有失真处；二则访谈内容多是老生常谈，并未透出多少新意。”(47)陈教授所谓未透出多少“新意”恐怕更多是指张学良口述历史并未讲出西安事变的内幕而言吧。这多少让急于求得西安事变真相的学者们有些失望。
和陈教授看法相同的还有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候选人瑞马丁。哥伦比亚大学在开放张学良口述资料之际，为了节省读者时间，图书馆曾请瑞马丁先通读了全部口述历史内容。陈教授曾与瑞马丁长谈两次，瑞马丁博士论文题目是周恩来研究，他坦言告诉陈教授并未从张学良口述历史中得到多少直接帮助。在谈到张学良口述历史之价值时，瑞马丁的看法与陈教授的基本观点相近。如要发掘张学良口述历史之价值，需要对张的全部资料，尤其是他每次的对外谈话，非常熟悉，仔细对比甄别。对所有访问张学良的人都关注的主题西安事变，相关内容却散布在整个访问中，即使有几次访问以此为重点，其间也穿插着其他主题(48)。这对研究西安事变的学者来讲，必须仔细梳理每次访问之内容，无疑增加了难度。且笔者亦对比了张几次接受采访的口述材料，除了西安事变的内容较为分散之外，更为重要的是，张对西安事变大多讲的都是一些边缘性问题，对其核心问题涉及的很少，甚至避而不谈。
正由于此，唐德刚在采访张学良之后，有一句话很值得史学界深思：“西安事变，这件历史事实，今后恐怕要被史家争辩一千年而终无定论。”(49)唐教授之言有多层含义，其中不乏事变之真相未揭示出来而导致的后人的争论吧。如今，西安事变的亲历者已经作古，要了解事变的真相，恐怕更难了。值得庆幸的是，张生前存放于哥伦比亚大学的资料为后人研读西安事变的真相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希望张在口述历史中没有讲到或者有意回避的问题，学者们可以在其往来信件、手稿、学习笔记、日记、印刷品等资料中得到圆满的答案！
作者单位：陕西宝鸡文理学院
陕西宝鸡文理学院附属中学
【注释】
(1)唐德刚：《张学良口述历史》，中国档案出版社2007年版，第176页。
(2)王菊人：《记西安事变前后的几件事》，载吴福章：《西安事变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第133页。
(3)《西安事变忏悔录》，引自日本NHK记者采访录，管宁、张友坤译注：《缄默50余年张学良开口说话·日本NHK记者访谈录》，辽宁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14页。
(4)唐德刚、王书君：《口述实录——张学良世纪传奇》（下卷），山东友谊出版社2002年版，第1194页。
(5)唐德刚、王书君：《口述实录——张学良世纪传奇》（下），山东友谊出版社2002年版，第1108页。
(6)蒋介石：《西安半月记》，载远方：《张学良在一九三六》，光明日报出版社1991年版，第279页。
(7)蒋介石：《西安半月记》，载远方：《张学良在一九三六》，光明日报出版社1991年版，第282页。(www.daowen.com)
(8)蒋介石：《苏俄在中国》，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57年版，第75—76页。
(9)唐德刚：《张学良口述历史》，中国档案出版社2007年版，第186页。
(10)申伯纯：《西安事变纪实》，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63页。
(11)唐德刚、王书君：《口述实录——张学良世纪传奇》（下），山东友谊出版社2002年版，第708页。
(12)唐德刚、王书君：《口述实录——张学良世纪传奇》（下），山东友谊出版社2002年版，第707—708页。
(13)管宁、张友坤译注：《缄默50余年张学良开口说话·日本NHK记者访谈录》，辽宁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37页。
(14)唐德刚、王书君：《口述实录——张学良世纪传奇》（下），山东友谊出版社2002年版，第724页。
(15)唐德刚：《张学良口述历史》，中国档案出版社2007年版，第124页。
(16)《西安事变张、杨命运之异同论》，载蒋文祥：《西安事变与张学良研究》，香港银河出版社2004年版，第15—30页。
(17)唐德刚、王书君：《口述实录——张学良世纪传奇》（下），山东友谊出版社2002年版，第971页。
(18)唐德刚、王书君：《口述实录——张学良世纪传奇》（下），山东友谊出版社2002年版，第971页。
(19)窦应泰：《张学良三次口述历史》，华文出版社2002年版，第109页。
(20)窦应泰：《张学良三次口述历史》，华文出版社2002年版，第109页。
(21)《唐德刚论张学良——从北京政变到皇姑屯期间的奉张父子》，载唐德刚：《张学良口述历史》，中国档案出版社2007年版，第153页。
(22)唐德刚、王书君：《口述实录——张学良世纪传奇》（下），山东友谊出版社2002年版，第971页。
(23)唐德刚、王书君：《口述实录——张学良世纪传奇》（下），山东友谊出版社2002年版，第995页。
(24)米暂沉：《杨虎城将军》，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第227页。
(25)张学良首次口述历史：《西安事变是逼出来的》，原文载台湾《联合报》2001年10月28日，中国新闻网2001年10月29日下载。
(26)唐德刚：《张学良口述历史》，中国档案出版社2007年版，第125页。
(27)唐德刚、王书君：《口述实录——张学良世纪传奇》（下），山东友谊出版社2002年版，第1197页。
(28)唐德刚、王书君：《口述实录——张学良世纪传奇》（下），山东友谊出版社2002年版，第915页。
(29)唐德刚、王书君：《口述实录——张学良世纪传奇》（下），山东友谊出版社2002年版，第920页。
(30)接替刘乙光看管张学良的张严佛回忆，他在南京曾听闻：蒋介石在听完各界人士要求还张以自由的请求后，阴着脸未置一词，良久，才冷冷地说了一句：“虎放出来是要伤人的。”可见，此时蒋并无放张之意。唐德刚、王书君：《口述实录——张学良世纪传奇》，山东友谊出版社2002年版，第952页。
(31)唐德刚、王书君：《口述实录——张学良世纪传奇》，山东友谊出版社2002年版，第998页。
(32)古屋奎二：《蒋总统秘录》（10），中央日报社1957年版，第149页。
(33)国民党内部有人认为，国民党在大陆的溃败，应当归咎于张学良和杨虎城。如果不是他们，红军早就不存在了，国民党何言失败，何言被赶出大陆？此种论调赢得了国民党中不少人的附和。后来，国民党秘书长张其昀竟然将此论调写进了他所主编的国民党《党史概要》中。对这种论调，蒋介石虽然觉得不无道理，然“不足以为据“。但张学良毕竟已成为国民党中一部分因失败而揪住不放的替罪羊，成为败军之将推卸自己罪责的挡箭牌。唐德刚、王书君：《口述实录—张学良世纪传奇》（下），山东友谊出版社2002年版，第976页。
(34)于丽、晓叶：《真相：张学良三忆西安事变》，《党史天地》，2003年第9期。
(35)日本NHK记者采访录，管宁、张友坤译注：《缄默50余年张学良开口说话·日本NHK记者访谈录》，辽宁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27页。另据王书君一书所讲，周恩来“俨为西安之谋主矣。”第990页。
(36)蒋介石认为，只有长期囚禁张学良，才能将张与西安事变的真相永远封锁住。事实证明，张获得自由后，从1990年开始的一系列访谈中，一扫过去对蒋含蓄批评、谨慎恭维的做法，对蒋猛烈开炮，且炮火猛烈。在4800页的口述历史中，对蒋几乎没有一句好话，成为张学良“口述历史”中最突出也最令人瞩目的一点。
(37)唐德刚、王书君：《口述实录——张学良世纪传奇》（下），山东友谊出版社2002年版，第1045页。
(38)傅虹霖：《张学良的幽居岁月》，引自晓萧：《张学良与台湾》，光明日报出版社1991年版，第30页。
(39)唐德刚、王书君：《口述实录——张学良世纪传奇》（下），山东友谊出版社2002年版，第1043页。
(40)唐德刚、王书君：《口述实录——张学良世纪传奇》（下），山东友谊出版社2002年版，第1181页。
(41)唐德刚：《张学良口述历史》，中国档案出版社2007年版，第133—134页。
(42)窦应泰：《张学良遗稿：幽禁期间自述、日记和信函》，作家出版社2005年版，第3页。
(43)西安事变之军事部署，张学良、杨虎城最初决定让十七路军负责临潼捉蒋，后来才改由东北军执行。而且，张杨在事变之前还有一次捉蒋行动，即西安南郊捉蒋。有关详细情况参见郝银侠：《西安事变捉蒋军事部署之变化》，《兰台世界》2006年第3期。西安事变之前，张学良与周恩来的肤施会谈，对张后来发动西安事变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可是有关西安事变前周、张会谈之细节，张在口述历史中并未详细讲。只说他保证劝说蒋介石停止“剿共”抗日，周保证联合蒋介石、服从中央，军队交给中央改编。附带条件有二是：“一个，把陕北这个地方还给我们留着，让我们的后方家眷在这儿待着；一个，你不要把我们共产党给消灭。”唐德刚：《张学良口述历史》，中国档案出版社2007年版，第124—125页。
(44)窦应泰：《张学良三次口述历史》，华文出版社2002年版，第356页。
(45)唐德刚、王书君：《口述实录：张学良世纪传奇》（下），山东友谊出版社2002年版，第1111页。
(46)唐德刚、王书君：《口述实录：张学良世纪传奇》（下），山东友谊出版社2002年版，第1145页。
(47)陈红民：《在哥伦比亚大学读张学良赵一荻文件与口述资料》，《民国档案》2003年第4期。
(48)陈红民：《在哥伦比亚大学读张学良赵一荻文件与口述资料》，《民国档案》2003年第4期。
(49)唐德刚：《张学良口述历史》，中国档案出版社2007年版，第18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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