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口述史真实性的几个因素——以张学良口述历史为例

王海晨　杜国庆

18世纪英国学者约翰逊说：“所有的历史最初都是以口述的形式存在的。”⁽¹⁾但口述历史也被一些人蔑视为民俗、神话一类的资料，只配让热心有余、专业学识不足的业余学者和古董收藏家做参考⁽²⁾。直到20世纪80年代，英国著名史学理论家阿瑟·马威克仍然认为：“不以文字史料为依据的历史虽然也是历史，但不是严谨的和令人满意的历史。”⁽³⁾在中国，也有人认为口述史料比文字史料的失真性更强。

关于口述史料真实性的争议是历史真实性问题的一部分，这一问题的争论无疑有助于口述史学的健康发展。由于笔者参与了当代中国出版社即将出版的《张学良口述历史全集》（以下引文未注明者均出自该书）的后期整理工作，深感有诸多具体问题亟待从理论层面予以回应或解答，现围绕影响口述历史真实性的因素作以探讨，祈望对口述历史研究有所裨益。

一、影响口述史料真实性的口述者因素

口述历史真实性的源头来自口述者的真话。影响口述者说不说真话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包括口述者的记忆、人格、对事物的价值判断，及口述者口述时的环境（政治、法律环境）、心境、情绪、对采访者的信任程度和对口述后果的预判等。

第一，口述者的人格因素。

影响口述者说不说真话，说多少真话，在哪些地方说真话的因素固然不止一个，但口述者的人格无疑是最重要的因素之一。以张学良为例，他以“不说假话、不伤害他人、不丑表功、说就说真话、要不就不说”为他口述的标准。不过，一个人的“说”是可以通过他的行为来验证的。关于中东路事件，以往都说是苏联挑衅，从苏联领事馆里搜出大量违法文件，然后苏联武装侵略，张学良才被迫应战。张学良却说：“不是人家挑衅，是我们挑衅。”“这件事我们做得很不好。”“没什么证据，叫人搜集什么呀？”“那时我看，日本我们自己打不败了，所以我的目标是要跟俄国打……我就想站起来……显摆显摆……也是对日本一个表示，我敢打。”对于私生活的态度，最能看出一个人是否真实。赵一荻对他忠贞不渝，弃子相从，陪他坐牢50多年，他对赵也是感激不尽。但口述历史时，他当着赵的面说：“她是对我最好的，但不是我最爱的，我最爱的在纽约。”

第二，口述者与所谈事情的“亲密”程度因素。

口述者人格对口述真实性的影响是整体的、宏观的和不知不觉的，而口述者与所谈事情的“亲密程度”则是具体的、直接的和感性的。一般口述者在口述历史时，谈得都很杂，笔者将张学良口述历史概括为“三亲”、“五事”、“一评”，这样的概括对多数口述历史也是适用的。“三亲”（亲历、亲见、亲闻），既是采访者为口述者“说什么”而划定的范围，也是口述者“怎么说”的标准。“五事”（政事、家事、情事、心事、琐事），既是口述者口述的具体内容，也是对内容的事后分类，同时，也可作为评价口述历史真实性程度的参考系数。“一评”，即口述者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对口述者所谈事情真实性的判断，主要看他所谈事情与他的亲密程度，一般来说，谈亲历事情的真实性高于亲见，亲见又高于亲闻；谈政事的真实性低于谈家事，家事低于情事，情事低于心事，至于琐事需要做综合判断。如张学良谈抓蒋的决策过程，要比谈抓蒋现场可信；他谈他和蒋介石的关系要比谈张作霖和孙中山的交往可信；他谈和蒋士云的感情纠葛，要比他谈顾维钧的婚外风波可信。

第三，口述者价值取向因素。

口述者与所谈事情“亲密”程度对于口述真实性的影响属于个人记忆力范畴，口述者价值取向对口述史真实性的影响，则偏向群体记忆力范畴。口述者谈的所有事情的出发点都是自己，而任何一个个人都生活在一定群体（如党、团体、民族）之中，他所在群体的价值观必然影响到他的价值取向。口述历史的过程实际上是口述者从自己的立场出发，通过回忆自己的经历逐渐走向所在群体价值追求的过程，他在叙述历史时不断地用群体价值观校正自己的价值判断，因为他是这个群体的一员。群体记忆有时可以促使个人记忆接近真实，有时导致偏离真实，尤其对于创造历史的风云人物来说，群体记忆的影响有时远远大于对普通民众的影响，这也是埋藏在百姓头脑中的个人记忆常常比政治人物的记忆更接近真实的原因之一。如张学良在回忆西安事变时，经常会询问采访者，东北军将领怎么说，大陆的书籍怎么记载，台湾学者持什么观点，有时十几分钟不发一言，静静地听采访者给他读书。他在静听的同时不排除他在搜寻和校正自己的记忆。

第四，口述者口述的动机因素。

口述动机是口述者完成口述历史的原因与内部动力。它影响着口述者为什么而说，选择什么说，说到什么程度？这直接关系到口述历史的真实程度。

口述者的动机可以分出许多种类型。如：辩诬白谤型，在历史上受过冤屈，遭到过他人误解，为了洗刷自己，主动或被动地口述自己的经历。如李自成、刘鼎、黎天才等在狱中留下的回忆录、庭审记录。获取报酬型，为了得到社会的赞扬或得到某种物质利益而口述。维护正义型，如日本在华暴行调查、慰安妇的控诉等。自我表功型，只谈对自己有利的事情，回避与己不利的事情。感恩赞美型，对有恩于自己的长官、长辈、恩师，有情于自己的朋友、情人、家人，有利于自己的伙伴、合作者、利益攸关方等的回忆，常常谈好不谈坏。以史明鉴型，如回忆长征、《红旗飘飘》、“文革”记忆等。公益事业型，如鼠疫、霍乱传播途径的调查。历史责任型，如张学良口述历史的目的“不是为着搞什么辩冤白谤，只是替历史留下一点真实的故事”⁽⁴⁾。

由于受访者口述历史的出发点不同，自然会影响口述历史的质量和真实。

第五，口述者的“信仰”因素。

口述历史是否可信，与口述者有无信仰、信仰什么有一定关联。让一个什么信仰都没有，只信金钱的人讲诚信，是困难的。一个人如果有着坚定的信仰，一定会有自己一以贯之的追求，这种人的口述真实性常常高于没有信仰的人。如张学良年轻时就参加了青年基督教会，晚年学习基督教14年，他在口述历史时常说：“上帝那有份账，你说什么，做什么，上帝都知道。”“我原来写东西我就是分三种，一种是我耳朵听见的，旁人说的，真假我不知道，这句话不用解释；一个是我亲眼看见的，我也不一定说得对；一个是我亲身经过的。”他的口述历史也确实是这样。他的亲身经历说得多而详，亲眼见到的和听到的说得少而粗，他还经常提示采访者，“这是我听别人说的，不一定准”。张学良口述历史有没有错误，记忆原因导致的错误一定是有的，但故意编造的错误至今尚未发现。

第六，口述者的记忆因素。

信仰神的人，相信“举头三尺有神明”，由于对神的敬畏，帮了口述历史的大忙，减少了许多错误，但这减少的是“故意”错误，记忆错误仍然难免。从张学良口述历史来看，他的记忆是有选择的，记忆性错误也有规律可循。他记得比较准确的有以下几点：（1）军队的事，如部将的姓名、字、号，军队的番号，哪场战争怎么指挥的，缴获多少枪支，因为他是军人、东北军的统帅，他的名誉、地位都与这支军队连在一起，记忆比较深刻。（2）和重要政治人物的对话，如1933年，长城抗战前在北平他和汪精卫的对话；1936年4月，肤施会谈时，和周恩来的对话；1937年12月，他在军事法庭上和李烈钧的对话，因为他是政治人物，影响他政治生命的关键点他不会忘记。（3）心灵受到创伤的事情，张作霖被炸、枪毙杨常、“九一八”不抵抗问题、幽禁期间发生的大事等，他记得清清楚楚。记忆上错误最多的是对时间的记忆，他自己也说，他没有时间概念；其次是地名，经常搞混；再次是情节平淡的事情。记忆模式可能每个人都有差别，但仍有普遍性规律可以总结。

第七，口述者所处政治环境的因素。

口述者都生活在一定的环境之中，环境不同，对口述者选择记忆、叙事角度、评价历史、褒贬人物等有着难以抗拒的影响。如张学良在1989年至1991年，刚刚获得自由，但仍然生活在被政治管束54年的阴影里，口述内容大多在谈九一八事变之前的家事、童年之事，被问到“九一八”以后的事情时，也只是谈一些与政治无关的闲事。1992年，他准备离开台湾，才逐渐谈论西安事变、与共产党的关系等问题，对历史及历史人物的评价也常有激烈言词。

第八，口述者对采访者信任程度的因素。

说口述者对采访者的信任度会影响口述历史的真实性，大概不会有人提出疑义。谁都能想到，如果蒋介石、蒋经国以采访者身份采访张学良，让他谈西安事变捉蒋问题，人们对这样环境下形成的口述历史能不怀疑它的真实性吗？有人可能耻笑提出这样的问题实在无聊，不可能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事实上，这样的事情确确实实发生过，而且不止一次。1957年至1959年，张学良奉蒋介石之命，三次回忆西安事变，形成的文字稿每次都由蒋经国逐字逐句删订，这三次奉命之作，均已经出版，并冠上《张学良西安事变回忆录》、《张学良自传体遗著》的书名。这个例子可能有些极端，不过，口述者对采访者的信任问题确实事关口述历史的真实。

第九，口述者对口述后果预判的因素。

口述者承担着帮助史家书写历史的重任，而且口述者多数会被告知，“你说的将成为历史”。这份开口就有责任的光荣，会使口述者变得比做其他工作要谨慎得多，他在开口说话前一定会对他所说的后果做出各种预判。他说的“能被其他知情者否定吗”、“能伤害到自己不应该伤害的人吗”、“能损害到自己的人格形象吗”、“能被史家采信吗”，等等。以张学良为例，他在做口述历史过程中，就提出明确要求，他的口述历史要等到2002年才能公开。他没有说为什么，学者推断，他预判到2002年，西安事变最后两个知情人（他和宋美龄）都已离开人世。对口述后果做理性预判的现象在口述者中带有普遍性。对口述后果的预判会使口述者在口述过程中隐瞒一些历史真相，甚至会编造历史。

二、影响口述史料真实性的采访者因素

口述历史是口述者和采访者共同完成的，采访者在挖掘口述者记忆时因方法不当也会大大影响口述历史的真实性。

一是采访者的不当干预，会使口述者的记忆变形。

让历史的亲历者“有一说一，有二说二”，“他知道什么就说什么”，这决定着口述历史的本真性和原生性。或者说，口述历史的本真性和原生性是通过忠于口述者的历史记忆、忠于口述者亲历的体验和感受来实现的。

变口述者的记忆为口述者的言说需要一定条件。最基本的、也是最重要的条件是创设一种让口述者感觉到舒服而不被束缚、感觉到被尊重而不是被摆布、感觉到他是口述历史的主人而不是被讯问的对象的言说环境与氛围。只有在这样的环境和氛围之中，口述者才有可能自愿地、主动地将最隐秘的那道记忆闸门开启。口述者的记忆闸门是多重的，他是根据环境、心境、情绪来决定把哪道闸门打开，一般的口述者只要接受了采访，理性的记忆闸门就会自动开启，关键是开启口述者心中那道感性的、难以开启的闸门。唐纳德·里奇所说的，“与记忆力打交道是有风险的事”⁽⁵⁾，我理解就有这层含义。感性的闸门是十分敏感的，打开极难，关上极易；口述者感觉有一点不舒服，瞬间就会把它关上；一旦关上后，第二次开启的可能性就微乎其微。张学良批评蒋介石都是引用别人的话，听不到他自己的评价，他只在和朋友喝酒的时候偶尔露出几句，这就说明了口述环境的重要。藏有隐秘较多的口述者，多为在历史上受过伤害的人，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是他们永远绕不过去的心理障碍。采访者只能用真诚甚至是圣洁的崇拜才可能帮助口述者撬开那道门。如果采访者试图借助理性的力量、行政的力量向其施压，只能使他的那道记忆闸门越关越紧。

一些采访者为取得口述者的信任，常常在口述者面前展示自己的学识、大谈自己做口述史多么的内行，偶尔介绍别的口述者如何配合，以此来引导口述者向自己设计的轨道靠拢，甚至以专业、权威的口气，以经常打断口述者正常叙述的方式来纠正口述者的错误、补充口述的薄弱环节，其实际效果正好和采访者的设计相反。

口述者口述的是他心中的历史，是他自己说自己，虽然采访者可以按自己的采访提纲提问、插话，但在口述采访过程中的角色更多地是倾听者、记忆搜集者、帮助回忆者，而不是评论者、批评者，偶尔可以当把“侦探”，但绝不是法官。历史的真实是一种判断，口述历史首先是口述者的判断。一些采访者常常试图以自己的判断标准来影响口述者的判断，试图让口述者表达一些采访者的观点，这样做的结果必然破坏“个人记忆”的完整性和纯粹性，它可能使口述所得接近了采访者心中的真实，却偏离了口述者心中的真实。这就从根本上背离了口述史的基本出发点。

二是采访者越俎代庖，使口述历史变成了口述者的口读历史。

口述历史中采、述双方的地位是平等的，是合作关系。无论口述者以前的身份、地位、学养有多高，口述时，好多事情要依赖采访者。如口述历史的整体策划、具体问题设计、辅助资料的查找、录音、录音后的整理、对内容的取舍、诠释、最后定稿，还有筹款等，这就使得有些采访者产生了优越的心理，觉得自己掌握着口述成败的财权、辨诬雪谤分白黑的毁誉之权。在口述过程中，受访者常常处于被讯问、被纠正、被要求，甚至是被教训的地位。如唐德刚本为胡适的学生，和胡适私交甚深，在做口述采访时，胡适生活拮据。唐德刚说：“我跟哥大讲好了，给他三千块钱一年。胡适高兴死了，那时候三千是笔巨款。所以胡适和我两个人合作，他说‘你怎么着都好’，我要他签字他就签字。”“像我跟胡适合作，我写，你读，所以胡适留在哥伦比亚的原版录音带其实是我的稿子，胡适照着念的。”⁽⁶⁾

当受访者完全服从于采访者的背景被口述史使用者了解之后，当人们知晓存藏于档案馆里的胡适口述原版录音带，只是胡适在读别人写好的稿子留下来的声音时，不管这部口述史价值如何，它在人们心目中的真实性和可信度也会大打折扣，甚至会引起人们对更多口述历史客观性的怀疑。

三是采访者删除采访者的提问，使口述历史变成了口述者的自述。(www.daowen.com)

艾伦·内文斯在哥伦比亚最早创立的口述模式就是“自述式”。原本在提示、提问、追问情况下才说出来的一段一段的内容被处理成了从未被打断的连续性叙述。不久，哥伦比亚大学发现了这种模式的弊端，口述文本变成了问答式。但是许多书刊在公开口述历史时仍将“问答式”改为“自述式”。有的历史专业人员也随意改变口述史的原始形态。如2007年中国档案出版社出版的、唐德刚撰写的《张学良口述历史》仍然是“非问答式”的。

这种形态的改变，事实上改变了口述史最主要的特征，变成了与一般回忆录，甚或文本文件差别不大的史料。导致这种现象的出现，一为出版者、保存者为了节省空间；二为采访者可能出于方便普通读者阅读的考虑；三为采访者另有隐情，不愿暴露采访过程中可能不利于采访者的问题。但这样就严重影响了口述历史的真实。人们无法判断口述者是在什么情况下讲述的，是主动的、被动的、诱导的、客观讲述、愤怒时的气话，如张学良点评历史人物的地方特别多，都是在访问者给他读书或讲故事，他针对某件事，评价某个人，有感而发，是有特指的，删除了访问者说的话，就会误解口述者的本意。不将口述者放回到当时的语言环境中去，就无法判断他为什么要这样讲？

四是采访者对口述历史理解的不同，模糊了人们对口述历史真实性的判断。

唐德刚教授说：“所谓口述历史并不是一个人讲一个人写就能完成的，而且口述部分只是其中史料的一部分而已。一般而言，大学者的口述史料大概有50％、60％；非学术人士的口述史料只有15％、20％左右。”⁽⁷⁾而其余的史料，需要史家到档案馆、图书馆去查阅档案、图书、报刊等加以补充。唐德刚谈到《李宗仁回忆录》时说，李宗仁先生口述史料只占15％，而剩下的85％都是从档案馆、图书馆、报社等处找来的。唐德刚的弟子王书君出版的《口述实录——张学良世纪传奇》，洋洋90万字，书的封面赫然写着张学良口述实录，翻开内容，张学良的口述不到15％。如果口述史料只在口述史著作中占15％以下，还有没有必要冠上口述史的名字？如果口述史著作都是这样的，如何理解口述历史的独立性？这就给口述史理论家们提出一连串的问题，如何来定义口述历史，这种认识上的模糊有没有理论上模糊的因素，它给口述历史学科的构建与发展带来的是什么？

三、影响口述史料真实性的整理者因素

口述历史整理是口述历史形成过程中的最后一道工序，这道工序如果出现偏差直接影响口述历史的生命力。这道工序包括录音整理、文本转换、纠正错讹、补充口述中史实方面的背景资料、核对引文、学术考证、添加大小标题、撰写标题下的内容提要、编制各种索引、介绍口述背景、向读者交代整理原则及整理过程出现的问题，等等。其繁琐程度不次于采访前的设计及准备，其重要程度在某种意义上说甚至超过采访设计及准备。采访设计可以在口述进行中依据实际情况做调整，因采访准备不足留下的遗憾可在下一道工序中得以弥补，整理就不同了，整理的错误将成为口述成品的一部分而直面使用者，稍有不慎，就像接生婆在婴儿身上留下的刀痕一样，将伴随婴儿终身。因此，口述整理问题更值得探讨。由于篇幅的原因，这里只从整理者的角度探讨几个认识上的误区。

误区之一，只有历史专业人员录下的问答式采访才是口述历史。

口述历史现已在国内持续升温。升温的标志之一，越来越多的史学专业人员关注并转入以口述史研究为主的领域；标志之二，越来越多的社会名流、企业家、商人纷纷口述自己的历史；标志之三，冠以“口述”字样的书籍越来越多。

但必须看到，口述史升温的背后，暴露了人们对什么是口述历史理解的分歧和口述史理论指导口述实践在实际作用上的有效与有限。有效表现在口述历史理论对口述史价值与特点的研究成果使更多的人认识到了口述史的特殊魅力；有限表现在人们从事具体口述历史工作或使用口述史概念时并没有真正理解其内涵。造成这种“有限”的因素是多方面的，诸如参与口述史工作的人员构成复杂，有史学工作者，也有记者、作家。有一些没有经过口述史学训练的人参与，不可避免地会模糊历史真实与文学虚构的界限，除此类因素外，史学界对口述史概念界定的不一致也不容忽视。

史学界对什么是口述历史的表述不一致。如美国口述史学家唐纳德·里奇认为：“口述历史是以录音访谈（interview）的方式搜集口传记忆以及具有历史意义的个人观点。”⁽⁸⁾路易斯·斯塔尔则说：“口述历史是通过有准备、以录音机为工具的采访，记述人们口述所得的具有保存价值和迄今尚未得到的原始资料。”⁽⁹⁾国内口述史理论家对什么是口述历史的理解也多源于上述定义。上述对口述历史概念的界定似有如下不足：（1）对口述历史的本质特征揭示不够。口述史的第一特征是获取口传记忆，至于口述者口传记忆时是有准备的、还是没有准备的，和口述内容的价值比起来，并不重要，人们往往在没有准备的情况下、非正式场合说出来的东西更有价值，所以路易斯·斯塔尔强调口述历史是有准备说出来的观点不严密。（2）过分强调获取口传记忆的录音工具有欠科学。通过何种方式搜集、保存口传记忆只是手段，而且这种手段将伴随人类科技的发展与进步不断地变化，录音设备出现后，强调录音；摄像设备出现后，强调摄像；如果再出现比录音、摄像更先进的设备呢？（3）界定概念的目的不明确。概念的界定考虑排他性、特殊性是对的，但科学性、准确性更为重要。基本概念是否准确与科学会直接影响它的使用，也会引发人们对史家为什么要提出这一概念的目的性产生质疑。

一个概念的提出，首先应该考虑它的相对性，没有文字史学也就没有口述史学。其次，要考虑概念的共有属性。口述史与文字史，口述资料与文献资料，两者的属性是共同的，所以于沛先生在他主编的《现代史学分支学科概论》一书中指出：“口述史学又称口碑史学或口头史学，是以口述史料和口述史作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史学，从形态上与文字史学并列，在实质上与文字为主的史学一致。”⁽¹⁰⁾再次，要考虑概念的客观需要性。任何一个概念的产生是与人类社会的客观需要紧密相连的，之所以出现口述历史的概念，不是因为人们以前没有发现口述史料在历史研究中的作用，只是录音机的发明使人们增强了这种需要，并使这种需要的满足多了一项实现的条件。相对性、共有属性、客观需要是我们理解口述历史概念时需要把握的因素。如果过度地从口述历史的形成过程和工具作用方面给它下定义，就有可能模糊它的本质特征。

口述程序在一定意义上决定口述内容的真实性，但不是绝对的。习惯于撒谎的人不会畏惧对面坐的是谁，也不会因为有录音机他就能说真话。历史学家要的是口述内容，至于口述者说的是真是假，历史学家会按照自己的知识储备和判断标准作出相应的判断，他不会因为口述者的话是从录音机里出来的而放弃对其真实性的考证。

误区之二，口述录音只是半成品，没必要保存，更没必要出版，只看文本就行了。

对口述历史的原始笔录、录音、录像等进行加工整理的意义是重大的，它可以使无序的资料有序化，它可以减少原始资料中许多史实性错误，它可以方便读者使用。但我们必须看到，对原始资料的加工整理在减少错误的同时也会出现新的错误，特别是口语转换成文字的过程中，由于整理者专业知识、加工程序、设备质量等原因会造成许多原始资料中本来没有的错误。

口述中形成的原始笔录、录音带、录像带，相当于档案，本应受到研究者的重视。但令人遗憾的是，目前的口述史整理者将更多的精力投向了录音、录像的载体转换上，根据录音录像转化成文本，再出版文本、使用文本，很少能看到文本的母本——录音带、录像带或光盘等。更有甚者，文本转换完之后，毁掉了文本的母本。即使没有毁掉，也不知存于何处，使用者无从查证。

对于普通读者来说，可能没有查阅原始声音的要求，但对史学研究者来说，在使用文本口述资料时，一定要查核原始声音资料。因为再科学的载体转换，也会在转换过程中丢掉大量原始信息，再好的文本抄本也是二手资料。它无法还原口述者的语气是悲是喜还是怒，是犹豫还是坚定。声调是高还是低。高，是因为激动，还是故意加重语气，以引起注意？低，意味着对此事漠然，还是意味着自责？语速是慢还是快。慢，是因为所述之事重要，还是意味着心情矛盾导致的表述困难？快，是因为对所述之事记忆深刻、烂熟于胸，还是认为所述之事无足轻重，才一语带过？这些附着在声音上的含义会在转换文字时丢失。而这些因素正是分析口述者当时心理变化、情绪起伏的最好依据，是文本资料所不具备的。因此，冀图以文本代替声像母本的想法，如同以白话文译本代替《诗经》、《道德经》等典籍，以翻译作品代替原著一样，作为一般了解看看尚可，作为以事实为根据的史学研究看不到原始资料就是大问题了。

误区之三，口述录音转成文字时，不仅应该消灭史实错误，还应该符合语法规范。

口述历史在转换成文字时，无法还原口语的障碍，不只是因为文字无法表达口语语境，障碍还来自于语言学、文字学、出版者，也包括部分口述史专家。他们认为口述录音既然转成了文字，它和其他文字史料就没什么区别了，既然是文字，就得符合语法规范。

有的专家提出，文字版口述历史面对的是全国读者，主张消灭方言、俚语；有的专家提出，口语可以有半截话，文字稿出版时，就应该消灭半截话，主张把口述者没说出来的那一半增补完整；有的专家提出，作为出版物，要给读者提供正确信息，主张将口述者说错的地方直接改过来；有的提出，内容重复是口述历史的一大弊端，主张将重复的内容删除。

口述史理论界应加强对口述史分类研究，并给予分类指导。口述历史的种类繁多，不宜用一种方法进行整理。以《张学良口述历史》为例，如果按照上述观点整理，就会大大降低张氏口述历史的价值，甚至扭曲张学良的本意。例如，张学良是东北人，东北口音浓重，说话幽默，充满比喻、隐喻、俏皮话、反话，若按语法、文字规范推敲，大多精彩之处都得改。试想，这些都改了，还是张学良说的话吗？不同的人对这种语言风格可以有不同的看法，不管是褒是贬，都会承认通过他的语言个性可以看到他的思维特点、可以看到一个活生生的张学良。关于补全半截话问题，已经超出语言的范围，关涉口述史的真实性。有些半截话，是没有办法补的。不补，给读者留下了一个想象空间，补，有可能就多了一处错误。关于口述史中的明显错误，改起来有时也有难度，一不小心就会改错。如张学良谈“九一八”不抵抗的责任问题，他语气坚定地说，当时“蒋先生下野了”，中央不是蒋掌权，这显然是史实性错误。“九一八”对他来说，是最大的心灵创伤，他都能记住当时外交部长、北大校长是谁，能记不住蒋介石下野没下野？此处当有玄机。

笔者不是主张口述历史里的错误不能改，而是主张可改可不改，不改；可删可不删，不删；没有十分把握不可轻易下笔，宁可看着“半成品”里留遗憾，不可在“成品”中添加新的遗憾。整理者对口述者的叙述有疑问，应在属于自己的“天地”里下笔，以注释的方式提出自己的不同观点，或以介绍史学界研究成果的方式加以纠正，尽量不在口述者的“天地”里“直接代劳”。对于文字问题，笔者主张只要能看懂的，不必削足适履，宁留语法十句错，不让风格一扫无。对于半截话，宁可留下半截话让人猜，也不能让句子补完整了遭人骂。

总之，千方百计保留口述的原貌，应成为口述资料的整理原则。在一定意义上说，错、断、散、重、怪，是口述史不可避免的弱点，而口述者心中的“真实”正是夹杂在错、断、散、重、怪中间才得以冲破理性的阻挠，溜出记忆之谷的。口述史的“活力”也正是通过这种个性语言的瞬间言说、未经深思熟虑的感性表达体现出来的。卡尔曾强调：“历史学家的世界并不是真实世界的一张照片，而是一种模型。历史学家是通过这个模型来了解和熟悉真实世界的。”⁽¹¹⁾口述者的世界更不是一张反映事物全貌的照片，而是一块块不完整的、残缺的、历史的碎片，但它是史家构筑模型的原材料，口述史家就是通过搜集这些碎片来完成模型构筑的。因此，不要去责怪口述者的叙述怎么不完整、不系统、怎么那么杂乱，他能提供的只有碎片，构筑完整的模型是历史学家的事情。

作者单位：温州大学人文学院

【注释】

(1)［美］唐纳德·里奇著，王芝芝、姚力译：《大家来做口述历史》，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版，第3—4页。

(2)Peter Novick，That Noble Dream：The‘Objectivity Question’and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Professio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8，pp.21-46.

(3)Arthur Marwich，The nature of history，Basingstoke：Macmillan，1981，p.141.

(4)唐德刚：《张学良口述历史》，中国档案出版社2007年版，第14页。

(5)［美］唐纳德·里奇著，王芝芝、姚力译：《大家来做口述历史》，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版，第16页。

(6)唐德刚：《活在别人的历史里》，《书摘》，2009年第7期。

(7)唐德刚：《文学与口述历史》，《传记文学》（中国台湾），1984年45卷4期。

(8)［美］唐纳德·里奇著，王芝芝、姚力译：《大家来做口述历史》，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版，第2页。

(9)David K.Dunaway and Willa K.Baum，Oral History：An Interdisciplinary Anthology，Nashville：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State and Local History，1984，p.4.

(10)于沛主编：《现代史学分支学科概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29页。

(11)于沛：《史学思潮和社会思潮——关于史学社会价值的理论思考》，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5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