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历史学术价值之我见——兼议唐德刚教授口述历史的治学风格

张同新

口述历史是其他史料无法替代的研究资料，尤其是历史事件的主导者口述的历史更是难得。张学良是中国20世纪二三十年代激烈的历史变迁中叱咤风云的历史人物，在错综复杂的历史演变中扮演不可缺少的角色。而他的口述历史又是经过了60多年的反思、历史沉淀、在彻底摆脱宦海沉浮的条件下所做的口述历史，更是抹去了历史蒙尘，展现了当事人的历史真迹，对于后人研究当时的历史自然是极其珍贵的史料。史学工作者都把司马迁的“秉笔直书”作为至理名言，而“直书”的根据就是准确的事实。考证史实的途径虽然有多种，而当事人的口述，尤其是在完全自觉自愿、没有其他干扰的环境下所口述的史实，其准确程度应属最高。唐德刚教授应晚年张学良将军恳请，多次促膝访谈所陈述的历史，它的完整性、准确性可算作这一类的典型，因此张学良的口述历史弥足珍贵。我在探讨中国国民党的历史中，为了准确论述国民党的“改组派”、“再造派”，有幸与国民党元老级的人物、“改组派”、“再造派”创建时的参与者及活动骨干李平衡、谌小臣二位老先生作过深入访谈。由于当时正值改革开放之时，二位老人家刚刚从“四人帮”的迫害中解放出来，又得到时任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屈武的支持，所以他们极其负责地介绍了历史真相，才使我在论述这两个历史上的政治派别时，才能做到实事求是。张学良将军的口述史真实程度，超过了其他一些回忆录，非常符合他的思想变化过程，符合他的个性，符合重大历史事件的演变的逻辑，澄清了许多误解，使一些权威人士编造的一些谎言现出了原形。比如，他对“国家”的认识、“爱国”的科学含义、东北易帜的动机、发动中东路事件的初衷，1930年“九一八”通电入关，“上平策”、“求和平”的缘由，1931年九一八事变他主张“不抵抗”的真相。尤其对他与杨虎城将军联合发动西安事变全过程的内心活动，都是除了口述历史以外的历史资料所难以涉及的。特别是国民党中央系统所留下各种资料及论著中所罗织的谎言，都一一现了原形。使国民党中央给他定下的“千古罪人”的所有论据，均雪化冰消了。他曾说过一段话：“我这个人是不受操纵的，但凡做事，我有我自己的主意，我有我自己的见解。当年，杨宇霆想操纵我，后来，蒋先生也想操纵我。但我是不受操纵的，我要是受操纵，我会落到今天这个样子吗？”⁽¹⁾我认为张将军的这一段话比真金还珍贵，是研究张学良一生的金钥匙。类似的真话，我在访谈中也遇到过。1978年11月，我在走访时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高克林，在谈到1928年冯玉祥将军的政治表现时，说当时共产党在陕西的组织内部盛传，冯是“一信基督，二联俄共，三次逼宫，四次革命，五原誓师，六月反共，七驱老于（右任），八结中正，九存阴险，十分活动”。我认为这四十个字，除了“九存阴险”值得推敲外，符合爱国将领冯玉祥将军当时的情况。可是没人敢引用。我在论文中引用了，碰了钉子。到现在我仍然相信这是十分珍贵的见解，是任何史料上所没有的。高克林同志是1928年共产党领导的渭华起义时的连指导员，当时就是起的冯玉祥西北军的“义”，所以这是真实可靠的。像这样的口述历史，唯有张学良这部口述历史最完整、全面。当然，《顾维钧回忆录》、《李宗仁回忆录》，从历史的回顾、叙述上看，也很完整、全面，却不如张学良的口述史有那么长时间的、深刻的、反复的历史反思，将这真实的内心活动与历史事实血肉相连的铸就张学良传奇人生的历史，更加珍贵。

张学良的口述历史，使史学工作者扩展视野、开拓思路，克服公式化、概念化、先入为主、“先有结论后找根据”的僵化、不科学的治学风气，是一部难得的教科书。毋庸讳言，在史学工作者中，或者更扩大一点范围，在理论工作者中，存在这些观念的论著并不少见。还有一种偏向，绝对否定、绝对肯定、一叶蔽目等学术研究中也是不少见的。克服这些弊端，这部著作是学习的楷模。据我个人的观察，在张学良研究中存在两种倾向我是不赞成的：一是为“千古罪人”论、或者“张学良救了共产党”论，到历史中找“证据”。当找不到可作证据的史实时就歪曲事实，甚至编造历史。在我看到的国民党统治时期及国民党退踞台湾后，国民党的“正统”史论著作，不仅一直坚持“千古罪人”的错误论判，而且把许多历史真相都篡改了。有的史实叙述准确，而评价则与史实不相符，带有明显的政治偏见。可能直到现在这种情况仍然在一些论著中有所表现。二是“研究什么爱什么”，爱到研究的对象一举一动，一言一行，从而束缚了研究者的思路，找不出历史演变的真实轨迹。在大变革时代生活的每个人，尤其像张学良在时代变革中曾经起到举足轻重的人物，都离不开他所处的时代。他的思想、作为、行事动机与后果，都深深地留下了当时复杂矛盾的历史烙印，不应当将他的终生结论，放在他一生中每个历史环节中套用。这种套用不仅是对历史的曲解，也是不尊重历史，不能准确评论历史的原因之一。如在改革开放初期，某些研究张学良的论文，就存在这种情况，仅略举一二。

如有的论文不加分析地认为张学良1928年12月东北易帜，是为国家统一作出的贡献，是爱国主义的壮举，“代表了民族资产阶级的立场”。这个观点的前半句话有正确的方面，但却把复杂的事情看简单了。后半句则完全是公式化、概念化的结论，是不正确的。首先，如何看待统一问题，必须要有具体分析。国家统一问题有两个层面：一个是一国内部的阶级关系层面，另一个是当一个国家受到外来势力的威胁、侵犯时如何外抗强权问题。就第一个层面看，有两种性质完全不同的统一：一种是推动历史发展，代表国家前进方向、体现全民族根本利益的统一。这样的统一是进步的，符合历史发展规律，国家的统一，是统一于进步。另一种是违背历史发展，倒行逆施，在社会发展的进程中掀逆流，企图复辟旧制度，这种统一就不能肯定，是历史的倒退，而为这种统一做的努力越大，对国家的发展、进步、人民的幸福所造成的危害就越大。前者如历史上的秦始皇统一中国，后者如袁世凯的“武力统一”等，都是典型的例证。张学良东北易帜的时代，是北伐大革命后，中国历史进步与历史倒退两种势力重新组合、激烈斗争的时期。国共分家，中国共产党在遭受极其惨重的挫折之下，又从血泊中站立起来，肩负起独立领导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任务，点燃了“星星之火”，建立了红色革命根据地，走“工农武装割据”的道路，以求将全国统一于进步，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共和国。当曾与中国共产党合作的中国国民党则四分五裂，那些手握军权的“新督军”，纷纷割据地盘，各自为政，自立国民党中央，自封“国民政府”，就是在张学良东北易帜之时，国民党的军事割据势力、五花八门的政治派别正在激烈的争斗，所谓“南京中央”并没有得到国民党各派系的公认，混争仍在继续，而这些势力所追求的统一，不是“我统一你，就是你统一我”，而“蒋胡合作”的南京中央也是这样钩心斗角，各有打算，都企图以我为中心建立以不同形式出现的独裁专制的统一，走与北伐大革命宗旨背道而驰的统一。可见，从国家未来发展道路的方向来看，统一于南京，不具有进步性，不值得肯定。而从当时的东北政局看，张学良真是处于“内忧外患”的困境：东北军内部有杨宇霆、常荫槐这股与日本有勾结的势力，谋篡大权，图谋不轨，又有关内各派系的势力的拉拢，稍有不慎东北军不被瓦解，也会使张学良失去领导权，所以他必须要子细权衡。而对东北虎视眈眈的日本侵略者就在身边，国恨家仇决定他不能听日本人摆布，中国的东北不能沦为日本的占领地。面对这外来的强敌，何以保全国土，何以保全东北军？唯有依靠全国之力。而全国的象征是什么？他能看到的只有南京政府。他认为归顺南京政府，就是与全国之力结成了一个整体，既保全了东北，也保全了东北军。在这个意义上说，张学良东北换旗，在对抗日本侵略，与全国各种力量团结起来，将统一于南京认为是统一于全国，是有进步意义的，是爱国之举。对“统一”不加具体分析，以“凡是拥护统一就是进步的，反对统一就是退步的”简单公式看待统一与分裂，就不会对那么多历史上的“统一”与“分裂”的性质作出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结论。我们仔细阅读张学良对东北易帜的那些谈话，应该能够得出这样的结论。这样认识统一问题仍然具有现实意义。至于爱国主义，更具有广泛的包容性，不能将某些阶级具有爱国主义思想，而某些阶级则没有。将张学良东北易帜的义举加上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利益的政治帽子，显然是不合适的，张学良在他的全部口述历史中，就没有一句说他的那一历史举措是代表什么阶级的。可见抛弃公式化、概念化在学术研究中是完全必要的。

张学良的口述历史，是研究张学良思想的最生动的历史资料。诚如唐德刚教授所得出的结论：“如果我们以‘春秋大义’来观察张学良将军，他实在是一位动机纯正、心际光明、敢作敢为、拿得起放得下，而不失其‘赤子之心’的爱国将领。”⁽²⁾张学良从一个“旧军阀的纨绔子弟，吃喝玩乐，挥金如土”，在民国初年“那个荒唐时代”，他比其他公子哥“更会花钱，更会玩乐”的浪漫大公子，而能“成为旧军阀集团内部的青年改革派的领导者”，进而在新军阀混争的政局中，保持清醒头脑，慎重选择所走的道路，终于在民族危亡之际，乾纲决断，以春秋大义，作出扭转中国政局的壮举，成为中华民族的千古功臣，是他在中国“社会转型期”经过千锤百炼而铸就的。为什么他有如此转变，而与他同时代、有与他相似条件的人则没有成为世纪伟人，人们从他那坦率的吐露真情的史实中能够看得清楚。这些都是档案材料里所查不到的，也是经过他人加工，或者经过文字修饰形成的论著所没有的。类似的情况我有点亲身体会。1978年12月，我有幸走访时任民革中央常委的刘仲容。刘老曾长期在白崇禧身边做幕僚，一直与我党有密切联系。那次访谈的主题是，1949年4月初，解放军渡江战役前夕，他深夜去香山双清别墅会见毛泽东主席的情景，目的是要了解共产党对白崇禧的政策。刘老讲得很生动，对当时上香山的情景，双清别墅的状况，毛主席与他谈话的风度、表情、参与的成员，甚至连江青怎么来客厅送水等，都谈得十分细致，令人深感党中央以国家民族的根本利益为重，以博大胸怀、坚定的立场与灵活的政策相结合，对桂系与蒋的嫡系区别对待，对桂系内部不同势力集团的区别政策，讲述得非常具体，描述当时谈话的过程，情景交融，将毛主席的神态作了生动叙述，与毛主席一贯风格完全一致。可是一年多之后，我在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辑的《文史资料选辑》中看到刘仲容老先生发表这篇专题回忆录，则只剩下毛主席对固守武汉地区白崇禧的政策与概述性的情节了，而那些有血有肉的描述都见不到了。这不知是刘老在形成文字时出于谨慎，做了推敲、斟酌所致，还是在付梓时经过“研究”、“加工”所致，总之感到有些遗憾。而如张学良将军对唐德刚教授那种童心的直率恳谈与唐教授的如实记录，确实是难得的宝贵历史资料。

一部有特色的口述历史，口述者与记述之间的密切配合至关重要。口述者对记述者的充分信任，记述者有高深的学术造诣与得到口述者认同的高尚品德，是首要条件。是唐德刚教授的学术成就吸引了张学良将军的注意，更是唐教授那篇《花公子、军事家、政治家，论三位一体的张学良将军》论文，让张学良找到了知音，相信只有像唐德刚教授这样的学者，才是能够原原本本地记述他心声的人，值得信赖。唐教授本着历史真相准确而形象地概括了张学良将军“三位一体”的特性，是海峡两岸的学者都难以做到的。台湾学者或者一些外国学者对张学良是“花花公子”的一面，不知用了多少笔墨，而对他是“军事家、政治家”则根本不谈，或者轻描淡写，更根本否认他是伟大的爱国者，“千古功臣”，而一口咬定他是“千古罪人”；而大陆学者则避谈或者少讲他的“花花公子”、“旧军阀的儿子”、“新军阀的首领”，而一味论述他“辉煌人生”的一面。这两类学者有的论著等身，知名度颇高，而张学良却没有认同是知音，却独具慧眼，在群星闪烁的史学专家中选中了唐德刚，只有心怀坦荡的张学良将军才能做到。唐德刚教授果然没有辜负张学良的期待，在多次访谈中，唐教授不仅是在专心致志地倾听张学良的口述，而且用他掌握的诸多对张学良研究中提出的问题，与张将军做直率的交流，进行心灵沟通，起到了对张将军不断打开思路，深入反思的作用。而口述历史的著述者，后起之秀王书君教授，也得到了唐德刚教授的一脉真传，基本上按照唐德刚教授的八盘录音带原意做整理，稍有加工，他们共同完成了这部弥足珍贵的口述历史。

我个人认为，张学良的口述历史，作为张学良研究的第一手资料，是其他史料所不能相提并论的，却还不是完整意义上的张学良传奇人生的历史专著，这与唐德刚教授整理写成的《顾维钧回忆录》、《李宗仁回忆录》有所不同。张学良的口述历史，基本上没有记述者、著述者个人的格外加工、修饰，完整地保留了张将军口述的原意。他的优点在于给史学工作者提供了原原本本的历史资料，给持有不同观点、不同学术风格、从不同角度研究张学良的学者，留下了广阔的空间。人们无论如何评价张学良的历史，这部口述历史所提供的史料，与其他史料如档案资料、同代人历史参与者的回忆、当时各种报刊的报道与评论、当时中国各派政治势力的记述，以及各国报刊和史学工作者当时写的论著相对照时，能起到澄清史实的作用。至于历史评价，则可以各抒己见。这是这部口述历史的特色。而《顾维钧回忆录》、《李宗仁回忆录》，是经过作者认真加工，核对纷杂的史料，作了抽丝剥茧的梳理、论证，成为完整的史学专著，显然与《张学良世纪传奇》这部口述历史的风格大有不同。从这个意义上说唐德刚教授走出了口述历史的研究新路，是令人敬佩的。(www.daowen.com)

然而作为口述历史，不可避免地带有历史的局限性与口述者主观性，也许还有访录者、著述者的个性，因此在运用这部弥足珍贵的史料时，做“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综合分析是必要的。比如张学良讲述乃父的发迹史时，着力驳斥张作霖土匪起家说，而强调其父专做“保险队”生意，也就是类似“镖局”保镖的生意。如果这一说法与史实没有出入，那么便与张学良的出生情景、幼儿时家庭生活状况有出入，因为走镖者大半都有比较稳定的家庭，而全家都在颠沛流离中讨生活，则很少见。再有，他在1928年东北易帜的前夕，国民党各派势力都分别派了什么人，联络的内容都没有较详细的交代，尤其是对阎、冯、桂系代表与其联络的情况和他对关内政局的认识，有的根本没交代，有的则是轻描淡写，一两句带过。再如1930年北平扩大会议派开府北平，另立国民党中央与国民政府，展开中原大战。这样重大的历史事件发生时张学良持什么态度，他在干什么，南京方面的代表到北戴河找他有几次，都是谁去的，以及北平扩大会议派的代表去了几次，是谁去的，这些来去穿梭的访客都与他谈了什么条件，对他有什么影响，在他中立观望的三个来月中，他的东北军内部发生什么变化，为什么中原大战爆发时他不“进平策，倡和平，促统一”，而是在南京军队从防御转入全面进攻，并攻占济南，北平、南京两阵营孰败谁胜几乎已成定局的“九一八”才发通电、“促统一”，兵发山海关，进军华北，这些重要环节在口述历史中表达得很肤浅。再有，1931年九一八事变与他的1930年的“九一八”举动有无关系，是否毫不相干，根本不值得一提，也没有表示。最后他在1934年欧洲一游回国，赞赏德、意的法西斯主义，主张中国也必须实行“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政治制度，组建“四维学会”，也几乎没有涉及。而这些事件对于他认识到蒋介石一直在利用他，跟着蒋介石从事反共内战是误国害民，决心要把反共内战转变为“联红抗日”，才是真正的救国之路，是至关重要的爱国主义思想发展、升华的关键。再如对爱国学生运动的态度。“三一八惨案”烈士埋葬后，在张作霖雄踞北京的1927、1928年间有什么表示，而在张作霖退出北京，由冯玉祥的部下何其巩任北平市长时却为在“三一八”烈士安葬地，做了修建，又立了碑，而碑文是何其巩亲笔写的，这是不是说明张作霖不仅处决了共产党的创史人李大钊，而且也对学生爱国运动表示冷淡，而与何其巩有所不同？这也许是过于挑剔，而如果联系起来看，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深思，在这些方面涉及的不多不能不说是很大的遗憾。不过这也不能对张学良有脱离他的特殊地位、历史条件，作不合实际的要求，然而却由此看出口述历史的局限性。历史是立体的、经纬交织的。而经线与纬线都是由色彩斑斓的多股线条组成的，这才演绎成多姿多彩的历史，而个人的回忆，无论是提出的经线思路还是纬线的思路，都不可能是历史经纬的全部，这就决定了口述历史不可避免地要有局限性。口述历史者无论他如何努力做到客观、真实，但也难免加入个人的情感。比如在张学良的口述中，对乃父的深情厚义，意于言表，本无可厚非，然而在绞杀李大钊，坚决与共产党为敌的表现，却涉及得不多。而著述者在该书196页的叙述中的情景，间接转述张学良的话，以及引用李大钊女儿李星华的回忆，表述张氏父子对处决李大钊的不同态度，其可信度是值得怀疑的，而客观效果则有为张作霖做一定开脱历史责任之嫌。而这种认识却产生了不良的社会影响。记得20世纪90年代中期，辽宁省的文艺工作者编写了《东北王张作霖》，并拍成一部电视连续剧，得到辽宁省相关方面的党政机关的肯定，报送中央审查。中共中央统战部非常重视，研究局的几位领导如李青同志、华毅同志，多年在李维汉身边工作的黄铸同志都参加了审查工作，我也滥竿其中。我们连续看了四天，看了两遍，研讨了两天，放下其他工作，用了一周的工作时间审查这部电视连续剧，其重视与慎重程度可想而知了。研讨结果，一致认为电视剧的艺术性可圈可点，尤其是由李娜唱的那首主题歌，词、曲、唱腔俱佳，但电视剧的主旋律与张作霖的一生不相符，不应当对张作霖作为豪义，有崇高的民族气节，终生都要全盘肯定而大加颂扬的历史人物，黄铸同志的意见尤其尖锐、中肯。审查组的意见上报之后，这部电视剧当然没有通过。电视剧的创作者，我想当时还没有见到这部口述历史，而学术界那种肯定一点不及整体的某些倾向，可能对他们产生了影响，由于肯定了张学良是“民族英雄”、“千古功臣”、“伟大的爱国主义者”，而张氏家族的不少后人对新中国都作出了重大贡献，就不能清醒地认识张作霖的人生历史了，这不符合历史唯物论。是否在张学良研究中也有这种现象，准确运用这部口述历史保留下来的史料，值得人们思考。

谈到这部口述历史的不足，如实引用张学良的原话是可贵的。不过与《顾维钧回忆录》、《李宗仁回忆录》，在著述方面显得粗糙，著述者在中国史研究方面，尚显得有些稚嫩。那两部著作十分严谨，看得出作者下了大功夫核对史实，逻辑性很强，读后让人感到放心。而这部口述历史，一则对史实的核对功夫还不到家，不少记述与史实对不上号，有的语言不是当时的历史语言，而是事后的、现在还在广泛运用的语言，比如该书186页的一段：“1927年5月，北伐军沿津浦路向北推进，前锋越过徐州。在此大军压境之时，蒋介石命令何成浚赴山西游说阎锡山归附国民党，以期兵不血刃，完成统一大业。”就这短短的两句话，就有两个史实错误：一是，这件事发生在1928年所谓的“第二次北伐”期间，而不是1927年5月。二是，阎锡山在1927年4月蒋介石在南京“清党分共”，发动“四一二政变”，自立国民党中央之后23天，就已经在山西“清党分共”，拥护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自立中国国民党省党部，所以没有“归附国民党”的问题。而蒋介石当时对阎还不敢要求“归附”于他，而是与他“合作”。再如，124页著述1924年孙中山第三次进北京的历史中写了这么一段话：“此时，冯玉祥和张学良很谈得来。他们两人都拥护孙中山先生‘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如此概括孙中山革命三民主义，当时还没有这样的话，这样概括是1926年冬天才有，而且在国民党中还没有广泛采用，只有“联俄”、“容共”、“农工”而已。类似之处比较多，不一一列举。对于口述历史，整理者有义务帮助受访者核对历史事件发生的时间、地点，因为经过几十年，记忆可能有差错，然而历史事件的真相、个人情感的表达，口述者的讲述不必核对，而著述者加工部分，或者口述者对事件发生的时间地点如果有明显错误，或者将历史人物的名字记错了，著述者应该在行文中以加注的方式改正过来。至于口述者的评论，著述者则必须保留原貌，不能加工走样，因为每个人的观点都应当尊重，是个人的真实思想，别人不能“代劳”。著述者的观点，读者也没有必要说三道四，见仁见智，可以有不同的看法。我对唐德刚教授对张学良的总体评价是认同的，而对一些具体历史事件的评价则不敢苟同。这部口述历史虽然有一些瑕疵，但瑕不掩瑜，称得上是张学良研究弥足珍贵的史料专著。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注释】

(1)唐德刚、王书君：《口述实录——张学良世纪传奇》（下），山东友谊出版社2002年版，第1190页。

(2)唐德刚、王书君：《口述实录——张学良世纪传奇》（上），山东友谊出版社2002年版，第1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