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清池扣蒋真相——为张学良口述历史补白

蔡峰

张学良一生与西安事变是分不开的，谈张学良必然要谈到西安事变，谈西安事变必然要谈到张学良，正如历史学家唐德刚所言，如果没有西安事变，张学良什么也不是。张学良自己也说：“我的事情是到三十六岁，以后就没有了。”⁽¹⁾令人遗憾的是张学良晚年虽有三次口述历史，但谈到西安事变时，总是不涉及具体细节，给人留下了许多未解之谜，其中“华清池扣蒋”就是其中之一。长期以来，大家普遍认为在当年华清池扣蒋行动中，是张学良侍卫营第二营营长孙铭九抓住了蒋介石，但是最近两年来，某些报纸、杂志、电视、网站连连发表文章和评论，否认孙铭九捉蒋的历史功绩，而称捉蒋主将应是张学良侍卫营第一营营长王玉瓒。

笔者对这类文章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它们提出的依据主要有两个，一个是来自王玉瓒的回忆《骊山脚下第一枪——华清池捉蒋纪实》，其文由王的亲属迟文礼加工整理；另一个是1981年，西安事变编辑组召开座谈会，核实有关临潼扣蒋情况时，根据会上讨论内容，由张魁堂先生写成《临潼捉蒋史全貌已基本查清》一文，刊登在《文史资料选辑》第121期。对于以上资料，笔者持有几点疑义和不同看法：

一、华清池扣蒋部署

东北军有两个侍卫营，王玉瓒在西安事变期间，曾任第一营营长，孙铭九任第二营营长。1936年12月4日，蒋介石来西安“督剿”时，下榻临潼华清池，王所在侍卫第一营担任华清池外围的警戒。据王回忆，12月11日下午4点多钟，他跟张学良从临潼回到西安，在金家巷张公馆，张学良告知王玉瓒准备对蒋介石实行兵谏，命令他和孙铭九要互相协助办好这件事。并说：“你营是华清池的守卫者，应先行动。”⁽²⁾从这段回忆资料来看，王玉瓒承认是他和孙铭九共同执行扣蒋任务，但谁是这次行动的主要负责者？王在文中明确说自己是扣蒋行动的“先行官”，并打响了兵谏第一枪，随后孙铭九才带领卫队二营的五六十名官兵赶来参战。

针对王玉瓒这段回忆，笔者查阅了其他兵谏参与者的回忆资料，但是，没有材料能证明他是扣蒋行动的具体执行者，因此，王本人的说法缺乏有力的佐证。杨虎城机要秘书王菊人曾在回忆中提到过王玉瓒，谈到事变前张学良从临潼召回王玉瓒一事与王的说法吻合，可在兵谏任务的分配上，王菊人回忆，王的侍卫一营主要是“除担任包围华清池与派往扣蒋的部队密切配合行动外，并扣押蒋的侍从人员、解除其武装”⁽³⁾，而具体执行扣蒋任务的是东北军侍卫二营营长孙铭九。

结合当时东北军的实际情况和其他回忆资料来看，王菊人关于孙铭九执行扣蒋任务的说法比较可靠。西安事变前夕，张学良、杨虎城商定扣蒋后，做了适当分工，临潼归东北军负责，西安归十七路军负责。12月11日晚，张学良带领东北军主要将领来到新城绥靖公署，告诉杨虎城等人他已派刘多荃、白凤翔、唐君尧、刘桂五和孙铭九五人去临潼做准备⁽⁴⁾。当时东北军主力分散在各地，五十一军在兰州、临洮，五十三军驻河北保定，五十七军驻甘肃庆阳、合水，六十七军驻洛川，骑兵军驻固原、凤翔一带。距离临潼最近的只有一○五师第一旅，因此，负责临潼扣蒋的指挥官是一○五师师长刘多荃。为防止蒋逃走，做到万无一失，整个行动分为外线包围和内线进攻。外围指挥由一○五师第二旅的旅长唐君尧负责，内线指挥由骑六师师长白凤翔负责，白的部队驻在甘肃固原，他是在西安事变前被张学良召到西安，临时布置任务，刘桂五时任骑六师团长，也和白凤翔一样，被张学良临时召到西安。白凤翔作为内线作战的指挥官，他所指挥的正是孙铭九的侍卫二营，孙铭九本人在回忆中也说，事变前一天晚上10时许，张学良召集东北军王以哲、刘多荃、缪徵流、董英斌等人商量兵谏，并当着众人面对他说：“孙营长，我令你跟白凤翔师长一道去华清池。你要听白师长的话，服从他的指挥……”⁽⁵⁾其他一些回忆资料如，东北军骑六师副官常国宾的回忆《白凤翔临潼扣蒋》，骑六师参谋长汪瑢的回忆《刘桂五扣蒋纪实》，西北“剿总”第四处处长卢广绩的回忆《西安事变亲历记》以及高崇民的回忆《西安事变回忆》等等，也同上述说法大致相同。既然孙铭九负责扣蒋，那么在孙的部队未到达华清池之前，王玉瓒怎么会首先开枪，擅自行动呢？

二、华清池扣蒋经过

1981年，王玉瓒在西安事变编辑组召开的座谈会上，回忆骊山捉蒋时说：“搜山时，我急令我营战士从左侧上山搜寻，而孙铭九令他营战士从右上山搜寻。我营手枪排刘允政班长叫翟德俊向杂草附近的大石头处射击，枪声刚落，杂草丛中站起三个人，其中一个掩护着蒋介石。这时孙铭九赶到。我即令刘班长等把蒋介石架下了山。”⁽⁶⁾从这段回忆可以看出，王玉瓒认为自己的侍卫一营不仅在骊山发现了蒋介石，还把蒋送下了山，但是通过其他的佐证资料来看，笔者认为王玉瓒的说法与事实不太相符，最有力的证据便是蒋介石日记。2007年4月下旬，胡佛研究所将蒋介石1932年至1945年的日记开放，供读者阅读研究。2007年10月，周天度先生在《百年潮》首次全文公开蒋介石西安事变日记。蒋介石在12号的日记中详细记载了他被扣经过，兹录全文如下：

雪耻成仁取义住西安新城绥靖公署

十二日上午五时半，余床上运动已毕，正在起床批［披］衣时，忽闻大门前枪声一发，余即命侍卫速即往查。少顷，闻第二发枪声继起，此后枪声连发不止。余乃知为东北军叛变，即带竺培基与蒋孝镇上后山，经飞虹桥到东侧后门。以门锁紧闭，未得开钥，不得出，乃即越墙而出。是墙内低约丈许，而不知外墙脚下有一深沟，其高约二丈余。此时又黑暗，不辨高低，故跳下外墙时，身体即不能行动者约三分［钟］，时乃勉强起行。及至骊山娘庙时，已有余卫兵守候。见余，乃即负余登山，但山甚徙［陡］，东面有［又］无山路，而西面山上也恐遇叛兵也。行不百余步，以无路之山而又倾斜，甚急，卫兵力乏，余乃自行。行约半小时，将登山巅，卫兵告余曰，至此已出险，当无虑。乃少息，一面令卫兵向巅上侦察有无叛兵。

少顷，手枪与轻机枪自巅上向余身上连发，卫兵已多中弹射死。余乃单身下山，及至山腹，适有一岩穴，荆棘丛生，但恰可容身。此时天已黎明，由穴中向外探望，见叛兵行动皆甚瞭然。

不一时机枪与迫击炮声大作，余乃知行辕卫兵尚在抵抗中，所以叛兵乃用炮进攻也。此时当在九时许矣。

自此即不闻枪炮声。叛兵乃登山搜索，行经余穴之前后者约二次，并未发现。忽闻离余穴约二十余步之处有人被执，与叛兵问答，余闻其音，乃知为孝镇尚在余之附近不忍离也。余乃知孝镇被执，则余穴必发觉，以叛兵皆知孝镇为平日侍余最忠实之侍从也。叛兵乃在其附近尽力搜查。在余洞穴之上闻一叛兵曰，这里有一个是着便衣的。又一叛兵曰，此必委员长。前一叛兵应声曰，先击他一枪再□□□□□□□□□□□□□□□□□□另一叛兵曰：“不要胡乱。”余闻此言，乃知叛兵中尚有能明大义者。少顷，叛兵即问曰：“你是谁？”余应之曰：“余即蒋委员长。”问曰：“你是委员长吗，请委员长暂驻。”余曰：“余为蒋委员长，今既为你等所执，你应即可将余枪毙。但余尚为你之上官，除枪毙余以外，你不得对余有所侮辱。”叛兵曰：“你为我们中国救星，又为我国领袖，我们无敢加以侮辱，只求你带我们抗日而已。”此时叛兵向天空连放三枪，声言委员长在此地。

未几，有一营长前来向余跪泣。余不知其所以然，余问其姓名，彼答曰：余乃沈［孙］鸣九。□□□乃知围攻行辕部队，为张之卫队第二营□共产党也，以□□□□党也。此余被执时经过之大略也⁽⁷⁾。

蒋介石在日记中的这段描述，是其亲身经历的事实，不但与王玉瓒的回忆相差甚远，而且其中特别提到了孙铭九的侍卫二营。除此之外，英国记者詹姆斯·贝特兰在西安事变期间的采访也是一个很好的佐证。贝特兰是英国工党机关报《每日先驱报》特派记者，获悉西安事变爆发的消息后，1936年12月27日，从北平辗转来到西安，进行了长达44天的实地采访。他首先访问了孙铭九，并将采访经过发表在伦敦《每日先驱报》上。孙铭九向贝特兰详细讲了骊山扣蒋经过，基本情形正如蒋介石日记所述。贝特兰的好友埃德加·斯诺在他名著《红星照耀中国》一书中，曾引用了这篇采访报道，因此，在当时孙铭九扣蒋已成众所周知的事实。

从以上两个材料来看，一个是亲历者本人的即时记述；一个是外国记者的实时报道，这和一个耄耋老人事隔多年的回忆相比，可信度较大。因此，可以断定孙铭九骊山扣蒋当属事实，其历史功绩不容抹杀。

三、押蒋回西安(www.daowen.com)

蒋介石在骊山被发现后，是由谁负责押回西安新城绥靖公署的？对于这个问题的解释，可以从另一个角度证明是谁负责执行扣蒋任务。按照情理，如果是孙铭九负责扣蒋，那么必须由孙铭九把蒋介石押回西安；如果是王玉瓒负责扣蒋，那么王玉瓒就必须把蒋介石押回西安。

王玉瓒在回忆中说，12月11日，张学良在金家巷公馆对他说：“命令你把蒋委员长请进城来。”⁽⁸⁾如果按照王玉瓒的说法，张学良令他扣蒋，那么蒋介石被捉后，理应由他负责把蒋介石押回西安。但是没有一点资料证实是王玉瓒把蒋介石押回西安，王本人也没有提到这一点。相反，大多数的回忆资料都提到是孙铭九把蒋介石押回了西安，所以，长期以来，大家普遍对孙铭九押蒋回西安这件事比较认同。但是在1981年，西安事变编辑组召开的座谈会上，关于孙铭九押蒋回西安一事却遭到了否定，原因是张治邦的一段谈话。张在西安事变期间，任东北军一○五师第一旅第一团团长，负责包围华清池。张在座谈会上，非常坚定地说，负责押送蒋介石回西安的车上“没有孙铭九”⁽⁹⁾。张治邦的发言不但推翻了孙铭九的说法，更否定了众多经历者的回忆，使大家对于这一事件的认识陷入了困惑。押蒋回西安的真相到底怎样？笔者认为最有力的说服材料是蒋介石的《西安半月记》和宋文梅的回忆。

《西安半月记》是蒋介石侍从室主任陈布雷根据蒋被囚期间的日记和口述编写而成，1937年6月，由中正书局出版发行。据该书记载，十二月十二日这天，蒋介石被执后，“孙（铭九）与第一○五师第二旅旅长唐君尧又向余（指蒋介石——笔者注）敬礼，请登车入城。余欲见汉卿，询其究竟，遂登车行。孙铭九与唐君尧旅长即扶余登车，夹坐余之左右，另一副官坐车前，即张汉卿亲信侍从谭海也”⁽¹⁰⁾。这段资料是蒋介石的亲身经历，应该具有较强的说服力，从中可以看出，和蒋介石同乘一辆车回西安的是唐君尧、孙铭九和谭海这三个人。

宋文梅在自己的回忆《我所经历的西安事变》中也谈到了蒋介石被押送回新城绥署的情形。宋时任十七路军特务营营长，负责在西安新城大楼看管蒋介石。兵谏部队押送蒋介石回到新城大楼后必须首先交付宋文梅的特务营看管。是谁将蒋介石交付到自己手里，对于这样重大的事情，即使过了很久，也应该清楚记得。宋在回忆中明确说道：“十二月十二日清晨八时三十分，我奉张、杨两将军命令，在新城大楼负责看管蒋介石。我带领部队刚将大楼东厢房做了严密检查，并把电线、电灯全部去掉后，孙铭九营长和唐君尧旅长也恰巧把蒋介石送到了。蒋因惊惶过度，不能步行，我和孙铭九只好共同搀扶着把他送到房里。”⁽¹¹⁾宋的回忆与蒋介石的描述中都有孙铭九在场，因此，根据以上两个资料，可以证实孙铭九押送蒋介石回西安确有其事。

综上所述，历史研究本身就是一个不断搜集史料和考订史料的过程，如果仅以某人的一家之言代替整个“华清池扣将”的历史，恐怕不是历史研究的正确方法。以上几点是笔者对王玉瓒回忆和《临潼捉蒋史全貌已基本查清》内容的几点疑义和看法，不妥之处，敬请斧正。

作者单位：西安事变纪念馆

【注释】

(1)唐德刚：《张学良口述历史》，中国档案出版社2007年版，第123页。

(2)高存信、白竟凡：《西安事变与二二事件》，香港同泽出版社1995年版，第174—176页

(3)吴福章：《西安事变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96年版，第146页。

(4)西北大学历史系：《西安事变资料选辑》，1979年版，第360页。

(5)西北大学历史系：《西安事变资料选辑》，1979年版，第347页。

(6)高存信、白竟凡：《西安事变与二二事件》，香港同泽出版社1995年版，第192页。

(7)周天度、孙彩霞：《蒋介石西安事变日记》，《百年潮》，2007年第5期。

(8)高存信、白竟凡：《西安事变与二二事件》，香港同泽出版社1995年版，第174页。

(9)高存信、白竟凡：《西安事变与二二事件》，香港同泽出版社1995年版，第192页。

(10)西北大学历史系：《西安事变资料选辑》，1979年版，第495页。

(11)吴福章：《西安事变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96年版，第25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