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张学良肤施会谈回忆的思考
姬乃军 姬 睿
在中国共产党、中国工农红军与东北军的交往史上，周恩来与张学良在1936年4、5月间进行的两次肤施（今延安市）会谈，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这两次会谈分别在1936年的4月9日夜间至4月10日凌晨和5月12日夜间进行。会谈的地点均为肤施城内的天主教堂。1935年9月13日，东北军第六十七军一二九师（师长周福成）进驻肤施后，即以城内的天主教堂作为师部机关驻地。
在1936年12月18日红军进驻延安城以前，延安县又被称作肤施县。1994年12月出版的《延安市志》，附录了一篇由匡裕祥撰写的《陕西肤施县概况（草稿）》，当完成于1934年前后。在延安境内设肤施县，始于隋代。《隋书》卷二十九《地理志·上》载：“肤施（县），大业三年置。”以后各代，均设肤施县，先后为延州州治、延安郡郡治、延安路路治或延安府府治所在地。
作为肤施会谈的主角之一，从1955年12月以后，张学良曾多次回忆肤施会谈，其中有见诸于文字的，也有由自己口述，由别人撰写者。为了便于研究，我们现将张学良有关肤施会谈的回忆照录如下。
1955年12月15日，张学良在台湾高雄西子湾致函蒋介石。这封信后来被称为张学良的《西安事变忏悔录》。张学良在信中写道：
“某夜，在延安天主堂同周恩来会面，约谈二三小时，自告彼，中央已实施抗日准备，蒋公宵旰为国。双方辩论多时，周询及广田三原则，良答以蒋公决不会应允。周承认蒋公忠诚为国，要抗日，必须拥护蒋公领导之。但左右如何乎？又力言彼等亦蒋公所属，如中央既决心抗日，为什么非消灭日人最恨而抗日最热烈之共产党不止？在抗日纲领下，共产党决心与国民党恢复旧日关系，重受蒋公领导，进而讨论具体条件：（大致如下）
共党武装部队，接受点编集训，准备抗日。
担保不欺骗，不缴械。
江西、海南、大别山等地共产党武装同样受点编。
取消红军名称，同国军待遇一样。
共产党不能在军中再事工作。
共党停止一切斗争。
赦放共产党人，除反对政府，攻击领袖外，准自由活动。
准其非军人党员，居住陕北。
待抗日胜利后，共党武装一如国军，复员遣散。
抗日胜利后，准共党为一合法政党，一如英、美各民主国然等等。
周更提出，如良存有怀疑，彼等言不忠实，愿受指挥，意受监视，任何时可以谴责。当时良慨然承允，并表示良有家仇国难，抗日未敢后人，（但）上有长官，不能做主，当向蒋公竭力进言，以谋实现，各以勿食言为约。……”(1)
张学良在这封信中还写道：“良由洛返陕，答复共党，一时无法向蒋公实行停战计划，遂乃共相约商，局部暂停，仍由良负担向蒋公从容陈情。”(2)
张学良在1957年所写的《杂忆随感漫录》，在他逝世之后始得以公之于世。张学良在其中题为“同周恩来会见于肤施”一节中写道：“再得王以哲电告，言周恩来欲亲来会见，请我约以地点和时日。遂电复可在肤施，令周福成师长加以照料。我遂飞往肤施。在天主堂寓所同周恩来会见。周恩来为人捷给，伶俐机敏。我二人谈至深夜，我曾告诉他：关于政府的一切措施，蒋委员长为国忧劳，宵衣旰食等等的事实。周亦承认蒋委员长的为国勤劳，并言彼曾先我而为蒋委员长之部下，惜其左右多有亲日主张者。我遂告以我在某次参加会议，讨论广田所提之三原则问题时，当时的驻日大使曾表示，此为最后之条件，我方须考虑容纳。关于承认伪满一事，蒋委员长正厉地说：‘待我蒋某死后，诸公再谈考虑！’我引此一事为证，蒋委员长在丧权辱国之下，决不能向日本低头。周言：‘你们既然有抗日决心，为什么，必须要消灭愿做前锋、坚决抗日的中共武装呢？’
我二人而后讨论到具体的条件，大旨如下：（1）共产党各地武装，集结、点编、受训、以备抗日。（2）取消红军名称，制度、待遇同国军划一。（3）共产党不得再在军中做政治工作。（4）保证不缴械，不欺骗。（5）共产党停止一切斗争的宣传和行动。（6）赦放被捕获的共产党人。（7）划陕北区为其后方，准其非武装的党人居留。（8）抗日胜利后，共党武装与国军同等复员遣散。（9）准共产党人为合法党政等等。我应允待机向蒋委员长转陈，谅能可成为事实。二人相约，各不得失信，周遂告别而去(3)。”
张学良接着写道：“我当时认为‘共匪’具有诚意，自己甚为乐观。遂谋设法向委员长陈说。曾去南京，思觅机会，惜屡未得尽言。而因粤变，更无缘陈请。”(4)
从1990年1月至5月，张学良在台湾台北北投寓所接受了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唐德刚的采访。张学良在接受采访，回忆肤施会谈时这样说：
“我是跟周恩来见面了，我跟你说，中国现代人物，我最佩服是周恩来，我最佩服他。
这个人，我们俩一见面，他一句话就把我刺透了，他也相当佩服我，你看周恩来说没？可以说我们俩一见面，我当时我答应周恩来了。周恩来说，如果你能够做保证，那我们共产党哪可以放弃掉这些个事情，我们很希望这样，你能领导，我们更愿意，我说我去说服。我自个太自骄了，我说我去说服蒋先生，我可能把他说服了，我负责任，我说我给你保证，如果你们这个条件是真的，都是这样，不变。他说好。
我说这样子，我跟蒋先生去说说，我这方面我负责任，你那说的话可算话，大家说话说了算。那也许我上了他们的当也不一定，这话别这么讲，但是周恩来我们俩说得很确实，他说，如果你真能做到这，我们立刻执行计划。不过，他说，他要求两个条件：一个，把陕北这个地方还给我们留着，让我们的后方家眷在这儿待着；一个，你不要把我们共产党给消灭。这是两个条件，其余那我们一切都服从中央，军队也交给中央改编。我们当时订的是这样计划。”(5)
从以上所录张学良关于肤施会谈的回忆来看，肤施会谈还有一些问题值得我们进行思考。
一、肤施会谈的内容问题
根据张学良的回忆，肤施会谈似乎只进行过一次，且会谈的内容也主要是红军的改编问题。其实不然。
肤施会谈共进行过两次。1936年7月2日，张闻天签署了中共中央书记处致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王明、康生、陈云的电报，通报了与东北军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经过。电报指出，“今年4月，我们派周（恩来）在肤施与张（学良）会面，秘密谈了一个整夜，以后到5月红军回师西渡时，恩来又到肤施与张（学良）会谈了一次，两次均谈得非常恳切，从而坚定了张（学良）抗日联俄联共的决心。”(6)
关于周恩来与张学良曾两次在肤施进行会谈的情况，我们从另一个方面也可以得到证实。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的1936年12月26日，晋绥宁陕四省边区总指挥部根据驻防绥德的第八十四师师长高桂滋12月24日发给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电报，其中有关于张学良在5月间赴延安与周恩来进行秘密会谈的情报。电文中称：“高桂滋敬（24日）电，据肤施县长高锦尚、安塞县长蔺宏康率团队于养（22日）抵绥德报称：张（学良）逆与‘赤匪’勾结情形如下：（甲）过去情形：（1）……（2）五月真（11）日，张逆乘飞机来肤（施），深夜在城内与周恩来秘密晤谈（事后乡人传说——原注）。”(7)
中共中央与张学良的直接联系，始于1936年1月20日中共中央联络局局长李克农在洛川东北军第六十七军军部的秘密会谈。在此基础上，2月10日，周恩来在瓦窑堡（今子长县城）向李克农布置准备再次前往洛川进行谈判。2月21日，毛泽东同张闻天、彭德怀以中共中央及军委的名义发出给李克农的训令。训令指出，估计张学良愿意与我们继续谈判，准备订立互不侵犯协定；同意抗日，但不同意讨蒋；不反对国防政府、抗日联军口号，但不同意马上实行这个口号；接受蒋介石的策略，即取消苏维埃红军、取消苏维埃制度与暴动策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策略：处处把张学良与蒋介石分开；求得互不侵犯协定的订立；坚持抗日救国代表大会，坚持抗日讨卖国贼不可分离；如张提出取消苏维埃，则克农提出取消南京政府，在抗日救国代表大会中做取消双方政府、成立全国人民公意的政治制度的初步讨论；如张提出取消暴动，则克农提出取消一切国民党的压迫制度、封建剥削；要求停止内战，不拦阻全国红军集中河北，不反对红军充任抗日先遣队；原则不让步，交涉不破裂(8)。
此后，李克农于3月4日下午3时至3月5日凌晨5时，在洛川与张学良进行了会谈。根据随李克农参加洛川会谈的戴镜元的回忆，会谈达成了三项口头协议。其中第一项为：“为了进一步商谈抗日救国大计，张学良提出，中共派一位全权代表，最好在毛泽东、周恩来中推出一位，与张再次商谈，地点在肤施，时间由中共决定。”(9)
3月16日，中共中央领导同志在山西石楼听取了本日抵达石楼的李克农关于洛川会谈的报告。中共中央立即决定派周恩来为中央全权代表到肤施同张学良会谈，共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根本大计。当天晚20时，彭德怀、毛泽东致电东北军第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指出：“敝中央已决定派周恩来同志为全权负责代表到肤施与张学良先生晤面，共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之根本大计。”(10)
从3月20日至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晋西会议先后在山西隰县上益干村（今属交口县）、石口村，石楼县四江村、罗村等地召开。会议讨论了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决议、统一战线问题及战略方针问题。毛泽东在3月27日的会议上作关于外交（统一战线）问题的报告。毛泽东在报告中指出，中央对李克农的外交训令，今天仍然适用，对张学良的策略是：（1）蒋（介石）张（学良）分开；（2）互不侵犯；（3）坚持抗日救国代表大会，对蒋（介石）召集的会议原则上反对；（4）不破裂，求得实际利益；（5）（如张学良）提出“取消苏维埃”，则以“取消国民政府”相对；（6）（如张学良）提出“取消暴动”，则以“取消国民党压迫”相对；（7）不反对红军集中河北(11)。会议一致通过了毛泽东的报告。毛泽东的报告确定了周恩来在同张学良的会谈中应把握的基本原则。
4月6日，毛泽东，彭德怀致电王以哲并转张学良。电报提出：
“双方会商之问题，敝方拟定为：
停止一切内战，全国军队不分红白一致抗日救国问题。
全国红军集中河北，首先抵御日帝迈进问题。
组织国防政府抗日联合军具体步骤及其政纲问题。
贵我双方订立互不侵犯及经济通商初步协定问题。”(12)
4月9日晚8时许，周恩来、李克农随东北军派来接洽的人员进入延安城的东门，来到了天主教堂内。
周恩来与张学良的会谈在基督教堂内举行。参加会谈的还有李克农、王以哲和刘鼎，共5人。
会谈从当晚9时左右开始进行，至4月10日凌晨4时许结束。会谈结束后，周恩来、李克农离开延安城，返回川口村。经张学良同意，刘鼎也随周恩来同行。周恩来等返回川口村后，因天雨所阻，无法启程返回瓦窑堡，遂在川口滞留了一天。当天上午，周恩来致电张闻天，告以：“昨8时入城，今早4时出城，以（与）张（学良）作竟夜谈，各项问题有结果，并定进一步关系，内容续告”(13)
4月10日，周恩来致电张闻天、毛泽东、彭德怀，汇报了肤施会谈的情况。中央档案馆公布的电文如下：
“甲、与张谈的基本及具体问题如下：
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他完全同意。但他在未公开抗日之先，不能不受蒋令进驻苏区。他认为，红军与日帝一接触，不打红军、共同抗日的运动便会兴起。
全国主力红军集中河北。他完全赞同。但他认为方面军在山西恐难立足，出河北太早，最好向绥远解决德王，以绥远为根据，靠近外蒙；如我坚决东向，他可通知东北军在直南平汉路西的四师与我联络。四方面军如北上，他可使陕甘部队让路，二、六军团则需取得中央军同意方可，他愿为此活动。
国防政府、抗日联军，他认为要抗日只有此条路，他愿酝酿此事。十大纲领，他研究后愿提出意见。
对蒋问题。他认为蒋部下确有分化，蒋现在歧路上，他现在反蒋做不到，蒋如确降日，他决离开他。
派代表赴友邦，他的由欧洲去，我们派人他可送至新疆，并派人联络盛世才。
他再不‘进剿’无以回答蒋，蒋有电责他。并转阎电，说他隔岸观火。原意先取关中，并筑直罗、鄜县封锁，但蒋坚令其由延安打通清涧、绥德，杨虎城则由宜川出延长、延川。最后决定，红军在关中积极行动，在韩城、澄城牵制杨部，并派人赴陕南（由张设法送—原注），令陈先瑞向蓝田、鄠县活动，威胁西安，以使东北军借口而进行洛、富、甘、肤间的筑碉修路（彼此交通仍有——原注），如此推延一月，看情势变动再定以后行动。
经济通商。普通购物由我们在他防地设店自购，无线电、药品他可代购办，并可送弹药。
彼此互派一得力人员保持交通，另派有政治头脑、色彩不浓之人在他处做事活动（克农因太公开，不便在他处任事——原注）。
张驻洛川，与他电台另约通电，五（五，似指王以哲——引者注）台已被人注意，将停止通电。
阚尊民（即刘鼎——引者注）由沪经张处来苏区，与他谈甚投机，今晨随我们进来。”(14)
4月11日，周恩来和李克农、刘鼎等离开川口村，并于第二天回到瓦窑堡。
4月13日，张闻天在瓦窑堡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会议决定：派刘鼎到张学良处继续谈判；白坚驻张（学良）处任联络员；李克农与王以哲保持密切关系；派戴季英经张（学良）处去陕南巡视；邓发为中央代表经西安、新疆赴苏联(15)。
4月22日早晨，周恩来在瓦窑堡致信张学良。这封信的全文如下：“汉卿先生：
坐谈竟夜，快慰平生。归语诸同志并电前方，咸服先生肝胆照人，诚抗日大幸。惟别后事变益亟，所得情报，蒋氏出兵山西原为接受广田三原则之具体步骤，而日帝更进一步要求中、日、‘满’实行军事协定，同时复以分裂中国与倒蒋为要挟。蒋氏受此挟持，屈服难免，其两次抗议蒙苏协定尤见端倪。为抗日固足惜蒋氏，但不能以抗日殉蒋氏。为抗日战线计，为东北军前途计，先生当有以准备之也。
敝军在晋，日有进展，眷念河西，颇以与贵军互消抗日实力为憾。及告以是乃受日帝与蒋氏之目前压迫所致，则又益增其敌忾，决心扫此两军间合作之障碍。先生闻之得毋具有同感？兹如约遣刘鼎同志趋前就教，随留左右，并委其面白一切，商行前订各事。寇深祸急，浑忘畛域，率直之处，诸维鉴察。并颂勋祺！
周恩来拜
四月二十二日晨
以哲军长处恕不另笺。”(16)
当天，刘鼎带着周恩来致学良的信函，离开瓦窑堡，于4月26日返回洛川，将信函面交张学良。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周恩来4月22日致张学良信中“为抗日固足惜蒋氏，但不能以抗日殉蒋氏”这一句话，曾引起了一些研究者的争执，有谓“中共主张有条件地联蒋”者，也有称之谓“周恩来主张张学良反蒋”者。但仔细通读全文，这两种说话似乎均欠妥当。我们认为，周恩来的这句话其实就是劝诫张学良，为抗日救国固然需要珍惜蒋介石集团的势力，但却不能成为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误国政策的殉葬品。因此，“为抗日战线计，为东北军前途计，先生当有以准备之也”。
5月2日，毛泽东、彭德怀指挥红军东征部队西渡黄河，回师陕北，到5月5日全部渡完。红军东征胜利结束。5月4日，中共中央收到了刘鼎的来电，来电称，此间悉红军西渡，张学良要求早日与周恩来见面商谈(17)。第二天，负责中共中央联络局电台情报工作的曾希圣电告中共中央，汇报了获得的关于张学良反蒋抗日态度的情报，电报称：近因蒋（介石）愈恶，张（学良）颇悟，已有抗日反蒋决心，言要干就彻底干。惟为准备计，反蒋事暂不公开，但如何处理各内系统问题，盼有所商定。示张（学良）能否见面，定好地点(18)。
5月7日，中共中央收到了红二十九军政治委员朱理治从甘泉王家坪发来的一封重要电报。电报转述了由上海至西安，途径东北军驻地前往陕北苏区的周建屏带来的张学良的口信。张学良让周建屏转达他欲与周恩来再度会谈的愿望。朱理治在电报中写道：“如与彼谈话，地点及化装（办法），均约定由周（建屏）面达。”(19)
在先后接到刘鼎、曾希圣、朱理治的电报后，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于5月7日，从延川县杨家圪台村（今属杨家圪台镇）复电刘鼎即转张学良、王以哲，认为再度会谈极为必要，即请张学良决定时间，愈快愈好。电报还提出了会谈的主要问题：（一）张学良的政治、军事、经济问题；（二）同杨虎城、阎锡山、马鸿逵、邓宝珊、盛世才、王均、毛炳文七部建立联合战线问题；（三）东北军和红军今后行动方针问题(20)。
张学良在收到这封密电后，即于当天让王以哲复电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电文提出：“与刘（鼎）君电已敬悉。兹定于在（十）日晚仍在肤施与见面，请二兄早到川口，等待派员往接入城。”(21)
此后，5月8日至9日，中共中央在杨家圪台村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讨论了当前形势与今后战略方针问题，红军今后的行动方向和创办红军大学等问题。
5月9日，周恩来在杨家圪台村复电王以哲转张学良，电文称：“现在延川与红军同志开会。延川去肤施二百五十里，定明（十）日动（身），十二日下午赶到川口，当晚入城，与兄等晤面。”(22)
5月12日晚，周恩来与张学良在肤施城内天主教堂举行了第二次会谈。会谈结束后，周恩来于第二天赶往延川县太相寺村（今属关庄乡），出席了正在这里举行的红一方面军团以上干部会议，并在会上作了关于统一战线工作的报告。
在周恩来与张学良第二次肤施会谈就红军主力部队今后作战方向问题达成共识的前提下，5月18日，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副主席周恩来、彭德怀在延川太相寺村发布西征战役命令。5月19日和20日，西方野战军在彭德怀司令员兼政委的率领下，分为左路军和右路军，先后离开太相寺村及附近地区，开始西征。
周恩来与张学良在肤施城内基督教堂举行的两次会谈，使红军与东北军的合作关系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和巩固，为西北大联合局面的形成产生了深远影响。
应该指出，周恩来与张学良第二次肤施会谈的具体内容我们还知之甚少。毛泽东在1936年3月27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关于外交（统一战线）问题的报告时，曾指出，外交谈判随时准备破裂，届时宣布谈判经过与内容，以扩大我们的影响。因此，作为中共中央对东北军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环节，周恩来与张学良的第二次肤施会谈必然会有文字记录。我们期望有关部门能披露有关的档案材料，以供党史研究者和有关学者进行研究。
二、张学良意欲“改编”红军的问题
从目前公布的档案材料来看，张学良关于肤施会谈回忆中所述“改编”红军事宜似乎均未涉及。那么，张学良的回忆是空穴来风，或是自我杜撰呢？这就是我们需要进行探讨的第二个问题，也就是张学良意欲“改编”红军的问题。
众所周知，在1935年12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瓦窑堡会议上，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会议通过的《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提出了“共同组织国际政府与抗日联军”的构想。会议结束之后，毛泽东在12月27日召开的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毛泽东指出：“共产党和红军不但在现在充当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起人，而且在将来的抗日政府和抗日军队中必然要成为坚强的台柱子，使日本帝国主义者和蒋介石对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所使用的拆台政策，不能达到最后的目的。”(23)
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确定之后，中国共产党为建立国际政府和抗日联军进行了不懈的努力。(www.daowen.com)
1936年1月15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提出同东北军谈判的条件为：全部军队停战，全力抗日讨蒋；目前各就原防互不攻击，互派代表商定停战办法；提议组织国防政府，抗日联军；请表示目前东北军可能采取之抗日讨蒋最低限度之步骤（不论是积极的或是消极的——原注）；立即交换密码(24)。
1月20日，毛泽东关于同东北军谈判问题致电彭德怀即转李克农，提出：“向彼方表示在抗日反蒋基础上我方愿与东北军联合之诚意，务使进行之交涉克抵于成。”(25)“向彼方指出，东北军如不在抗日反蒋的基础上求出路，则前途是很危险的。”(26)就在这封电报中，毛泽东还提出：“暗示彼方如诚意抗日反蒋，则我方可助其在西北建立稳固局面，肃清蒋系势力，进一步助其回平津、东三省，军饷、械弹我方亦有办法助其解决。并暗示彼方，如有抗日反蒋诚意，国防政府首席及抗日联军总司令可推张汉卿担任。”(27)
这是中国共产党人首次表示在抗日反蒋基础上，可推张学良担任国防政府首席及抗日联军总司令之职。
当天晚上，张学良在第六十七军军部与李克农进行了秘密会谈。李克农在第二天致电毛泽东、彭德怀，汇报了与张学良会谈的情况。电文如下：
“甲、与张（学良）谈三个小时，据谈同情于国防政府颇不乏人，如我方能站在诚意方面，彼愿奔走，并乘蒋介石已放弃一党专政，彼回托于（学忠），将赴甘肃、南京斡旋，约期两周，如何成绩，拟约彭（德怀）在延安、洛川见面并可外约几人。
乙、为目前秘密与本身环境采取消极态度。
丙、各就原防以作疆界，在可能范围内恢复经济通商。
丁、我二十一日由洛川回。”(28)
此后，3月4日下午3时至次日凌晨5时，李克农同张学良再次在洛川进行了会谈。
关于与李克农在洛川会谈一事，张学良在1955年12月15日写给蒋介石的信中回忆说：“当此之时，甘泉自动解围，‘共匪’表示不敌视东北军之诚意。王以哲来电言，‘共匪’派来负责代表一人，到彼军部，请良亲为接见。此时良忆及昔年左文襄收抚马化龙之故事，同时心中已早存有上述种种，遂飞洛川，会见该人。彼自称为李克农，良当时不悉李克农为共产党中何等人物，谈判之下，所提之请要，与后来共产党所提这件大致相同，良答复如彼等真诚，可以容纳转陈，但彼之地位，是否可能代表该党，表示怀疑，促其首领如毛泽东、周恩来辈来见。彼答以共党所提诸事，曾经其全体表决者，如良诚信，彼可商请毛、周来见。彼立即北返，得其答复，周恩来同来会见。请约地点和时日。良本先对李克农之约，谅彼等未必真敢前来，待周答复至，良心中忐忑，本一动扣留之念，再一寻思，偶起‘岂有酖人羊叙子哉’之句，彼既猝然敢来，余当磊落光明，既然彼声言为国，声言抗日，何不推诚相见，本前已自动向彼方探索真意，今其自来，如能化敌为友，岂不正合余之心意。如能将此一群强悍，为国家收抚，从事抗日，自以为国家、对领袖为无上之供（贡）献。并可实现良一往心中诸幻想。即毅然答复，约周来见，嘱周师长福成妥为款待。”(29)
张学良在2月下旬已获知南京政府委派董健吾（化名周继吾）等前往瓦窑堡，与中共中央联络的情况之后，即决定与中共领导人面谈。而他自己希望效仿左宗棠收抚马化龙的意图，使张学良“改编”红军的意见得以顺理成章地提出。但是，必须指出，张学良在回忆中所说“共产党不能在军中再事工作”，“共党停止一切斗争”等，只能是他的一厢情愿。在血与火的斗争中总结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实行红色武装割据”，“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不是枪指挥党”等马列主义基本原则的中国共产党人，是不会放弃革命军队的。在周恩来与张学良第二次肤施会谈之后，5月23日，彭德怀致电东北军第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电报指出：“全国红军在共产党领导及中央军事委员会统一指挥下，诚意推张（学良）副司令出任抗日联军总司令，抗日所需之枪械弹饷，共产党中央和苏维埃（政府）可设法接济，此意请转达汉卿先生。”(30)彭德怀的这封电报，可以看作是中共中央和军委对张学良意欲“改编”红军的正式答复。
西安事变发生后，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国焘、彭德怀、贺龙、萧克、林彪、徐海东、徐向前与12月14日联合致电张学良、杨虎城，表示：“文日举义，元凶就逮，抗日救亡，举国同情，弟等率领全部红军与全苏区人民坚决赞助二将军领导之革命事业。”(31)电报还提出了我方的行动方针，第一项是：“立即宣布西北抗日援绥联军之组成，以张学良为西北抗日联军总司令；东北军编为西北抗日援绥联军第一集团军，张学良兼第一集团军总司令；十七路军编为第二集团军，杨虎城为总司令；红军编为第三集团军，朱德为总司令。设立西北抗日援绥军事政治委员会，以三个集团军高级将领为委员，每集团军三至五人，以张学良、杨虎城、朱德三人为主席团，张为主席，杨、朱为副，统一军事政治领导。以上组织如荷同意，立即以三方抗日救亡联席会议名义向全军全国宣布。此外，极力争取阎锡山先生及全国其他爱国将领加入，推阎锡山先生为全国抗日援绥联军总司令。”(32)
应张学良，杨虎城的邀请，中共中央代表周恩来于12月17日下午抵达西安。12月22日，周恩来致电毛泽东、张闻天、秦邦宪、朱德等：我来此四日，中心在抓紧反对推延内战，要求改组南京政府，巩固红军与东北军、西北军三方面的联合。电报建议中央“对蒋过去误国政策，尤其最近使红军、东北军、西北军互消的计划，尽情宣布以影响全国发动”(33)。中共中央书记处于12月23日致电周恩来、秦邦宪，电报指出：“包括红军在内的抗日联军组织，对内立即发表，但对外暂时不发明码通电，不发广播，准备于红军实行参战时发表之。”(34)电报还指示：“包括我们名单在内的西北抗日军事政治委员会，立即组织并实行工作，但对内对外均暂时不发表，何时发表有利，依情况定之。”
就在这一天，周恩来和张学良、杨虎城与南京政府代表宋子文在西安金家巷张学良公馆西楼进行了第一次谈判。在谈判中，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和红军提出六项主张，其中第四项为：“停止‘剿共’，联合红军在抗日，共产党公开活动（红军保存独立组织领导。在召开民主国会前，苏区仍旧，名称可冠抗日或救国——原注）。”(35)周恩来在当天发出的这份给中共中央的电报中还汇报说：“我们提议在这过渡政府时期，西北联军先成立，以东北军，十七路军，红军成立联合委员会，受张（学良）领导，进行抗日准备，实行训练补充，由南京负责接济。宋（子文）答此事可转蒋（介石）。”(36)当天晚上，周恩来致电中共中央书记处，电报提出：“在宋子文，宋美龄担保下，蒋（介石）如下令停战撤退，允许回南京后实行我们提出的六项（见二十三日十二时电——原注），是否可放蒋回（南）京，我认为是可以的。”(37)电报还提出：“蒋问红军人数，我拟答西北二十万，（按）国军待遇每月需一百八十万元并扩充人，其他各处另计；红军组织系统及领导独（立）不变，但番号可改。”(38)电报提出：“（以）上两项请立即电复。”(39)
12月24日，周恩来、张学良、杨虎城同宋子文、宋美龄在张学良公馆继续进行谈判，并达成了协议。12月25日15时，周恩来，秦邦宪致电中央书记处，汇报了与宋子文、宋美龄的谈判结果。电报汇报的谈判结果之一是：“目前苏维埃、红军仍旧。两宋担保蒋确停止‘剿共’，并可经张（学良）手接济（宋担保我与张商定多少即给多少——原注）。三个月后抗战发动，红军再改番号，统一指挥，联合行动。”(40)
至此，张学良在肤施会谈中关于“改编”红军事宜，暂告一段落。但是，应该看到，这一结果的取得是在蒋介石的承认下取得的，而且与张学良在回忆中所谈的条件已有根本的区别。尽管如此，张学良在促进蒋介石联共联红问题上的努力，也是应该给以充分肯定的。
三、关于张学良向红军“赠款”问题
张学良在1955年12月15日给蒋介石的信中写道：“共产党派叶剑英求见，并携有双方停战计划和毛泽东之约书。愿在抗日前提下共同合作，军队则听受指挥。良要求彼等须暂向北撤退，以期隔离，给予时间，容余酝酿。彼等认为河套地瘠天寒，需棉衣和补给，良曾以巨额私款赠之，令彼自筹。共匪遂撤出瓦窑堡，向三边北行。”(41)
应该指出，张学良的这一回忆在时间上有误。叶剑英面见张学良是在1936年10月5日，而中共中央撤离瓦窑堡的时间是6月21日，红二十九军、红三十军撤离瓦窑堡的时间是6月23日。
毋庸讳言，在中共中央率领中央红军于1935年10月19日到达陕北吴起镇，进入西北革命根据地以后，财政经济的紧缺一直困扰着中共中央和苏维埃政府。进入1936年以后，这一困难尤为凸显。1936年1月9日，毛泽东同秦邦宪、林伯渠、周恩来致电彭德怀、杨尚昆：目前财政状况因暂时不能有任何税收，更由于陕北地方贫瘠，唯一的来源是红军及游击队在活动区域的筹款。望在今后行动区域中特别加强督促，应在没收汉奸、国民党卖国贼财产充裕抗日基金的口号之下进行(42)。
在这一形势下，张学良在第一次肤施会谈期间及以后一段时间给中共中央和红军的“赠款”，无疑是雪中送炭。据戴镜元回忆，在周恩来与张学良第一次肤施会谈期间，“张学良对会谈表示满意，先拿出二万银元，说是他私人的钱，用以支持红军抗日。会谈后，他又送给我们二十万元法币”(43)。
周恩来与张学良第一次肤施会谈之后，曾担任红三十军特派员的刘向三奉命前往东北军第六十七军军部洛川驻地，负责红军与第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的联络工作。刘向三回忆说：“由于互谅互让，双方友谊日增。王以哲将军得知我们苏军的困难后，就在他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对我军的军需物资尽可能地给予支援。……他曾派人送一包东西给我，外面用细麻布裹着，红漆大印加封，内有法币十万元，我立即送到苏区当时党中央所在地保安。而且经王将军同意，我曾几次将六十七军送给我们的枪支、弹药和有关物资送往苏区。”(44)
张学良还曾通过叶剑英向中共中央和红“军赠送”巨款。1936年10月2日，叶剑英和潘汉年抵达西安。10月5日，叶剑英和潘汉年一起，与张学良进行第一次会谈。就在这次会谈中，叶剑英提出向张学良借款5万元。10月10日，叶剑英和潘汉年电告毛泽东：拟定王立人留省主持交通，刘象（向）三携带五万元（于）十一日动身，请在（鄜县）照八寺接他(45)。叶剑英在西安工作一段时间以后，于11月5日从西安动身返回保安，准备向中共中央汇报西安方面的情况，随身携带张学良借给红军的十万块银元。11月7日（或8日），叶剑英回到保安。时任西北办事处财政部部长的林伯渠到保安城外迎接。叶剑英风趣地说：“林老啊，你不是来接我的，你是来接这许多光洋的！”(46)
关于张学良给中共中央和红军“赠款”的具体数目，曾担任抗日联军临时西北军事委员会粮秣处处长的张政枋回忆说：“张学良在双十二事变（即西安事变——引者注）前夕，个别开支用款很多，其中接济红军，给周恩来2万元也在数内。因第二处经理处处长闵湘帆是蒋系人物，专门控制财政，限制张学良政治活动经费，所以张学良这些政治活动开支的现款，都是从粮秣处周转费中临时支取的，前后共支67万多元。张学良因送蒋介石去南京被扣留后，这项垫款就无人归还，也无处报销。”(47)
而张学良给中共中央和红军的“赠款”问题的解决经过，也颇具传奇色彩。据张政枋回忆：
“1937年1月上旬，因我去接一一○师师长职务，把粮秣处的经手事物必须作个初步结束与交代，特别是张副司令的借支垫款都是经我手办理，更要交代清楚。因此，于1937年2月上旬粮秣处把张学良的临时借垫67万多元现款按账清算后，我于1937年2月17日上午到总部呈报于学忠请转中央报销。当时于学忠问我有条子证据没有，我说副司令临时用钱打电话给送去的，当时未要收条。于说：‘这些开支款都是副司令许可和他使用的，你可向副司令请求报销好了，我实在不敢替他向中央报请，你另想别的办法，我是不管的。’说罢，他就进屋休息了。我无奈转到参谋长董英斌办公室把情况介绍一番，董说何不把这些经过情况和事实向红军办事处负责人说一下，请他们想个办法或开个证明条子，再向于主席请求报销，那时他就无话可讲了。我就按照董参谋长的指示到西安市城北七贤庄红军办事处，见处长林伯渠、叶剑英和南汉宸三位同志，说明来意和经过情况，经过一个多小时的研究，叶剑英同志慷慨地说：这些钱既然张副司令给红军用了，咱们就开个证明条子叫蒋介石报销，因为咱们也是国家军队，蒋介石他敢不给报销，就是张副司令自己花的，咱们替他证明一下也没有什么关系。一边说话一边拿起笔来开共用67万元的条子，盖上了红军办事处的戳子，并说：‘你拿去报吧，如果于主席不给报，我就去见他说个明白，不能叫你为难。’我把条子拿在手中如获至宝，向他们三位告别而出。
2月18日上午，我手持红军办事处的证明收条到总部，首先见董英斌参谋长，说明到红军办事处开证明条子的经过。他见到条子很高兴地说：这回差不多行啦，于先生可能敢转啦，你快去见他吧。我请参谋长同我一起去见于。到屋后，我首先把证明条子呈上，于一边看条子，一边皱着眉头说：‘这个小条子能好使吗？它能承担这67万元巨款的责任吗？’正在于学忠面有难色的时候，董参谋长说：‘别看红军办事处机关小，它是代表红军的。红军现下也是国家部队，可以转报试试看，如果不行，主席也不负什么责任，况副司令在南京也可去电问一问，粮草处在此地有账可查，请主席转报一下没大关系。’于考虑了半天说一声：好吧！报报看。这67万元的条子就这样报上去了，以后也就糊里糊涂地不了了之。”(48)
至此，张学良给中共中央和红军的“赠款”，最终由南京政府军事委员会予以“核销”，这也是张学良所始料未及的结果。
总结上述，张学良关于肤施会谈的回忆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尽管其中的一些细节的内容尚有待新的档案史料的公布，但张学良作为当事人，他的回忆无疑有着难以轻易否定的权威性。我们诚挚地期望，能有更多的学者来研究张学良和肤施会谈，从而使我们更加接近历史的真实。
作者单位：西安事变纪念馆
西安邮电学院管理工程学院
【注释】
(1)窦应泰：《张学良遗稿：幽禁期间自述、日记和信函》，作家出版社2005年版，第166—167页。
(2)窦应泰：《张学良遗稿：幽禁期间自述、日记和信函》，作家出版社2005年版，第167页。
(3)窦应泰：《张学良遗稿：幽禁期间自述、日记和信函》，作家出版社2005年版，第110—111页。
(4)窦应泰：《张学良遗稿》，作家出版社2005年版，第111页。
(5)张学良口述、唐德刚撰写：《张学良口述历史》，中国档案出版社2007年版，第124—125页。
(6)张培森主编：《张闻天年谱》（上），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第1版，第338页。
(7)刘东社：《西安事变资料丛编》（一），香港银河出版社2000年第1版，第295页。
(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514页。
(9)吴福章：《西安事变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96年版，第48页。
(10)中央档案馆：《中国共产党关于历史事变档案史料选编》，中国档案出版社1997年版，第40页。
(1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528页。
(12)中央档案馆：《中国共产党关于历史事变档案史料选编》，中国档案出版社1997年版，第47页。
(13)张培森主编：《张闻天年谱》上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版，第313页。
(14)中央档案馆：《中国共产党关于历史事变档案史料选编》，中国档案出版社1997年版，第50—51页。
(1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898-1949）》修订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311页。
(16)中央档案馆：《中国共产党关于历史事变档案史料选编》，中国档案出版社1997年版，第61页。
(1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540页。
(18)杨奎松：《西安事变新探——张学良与中共关系之谜》，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99页。
(19)张友坤、钱进、李学群：《张学良年谱》（修订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691页。
(2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540页。
(21)毕万闻：《英雄本色——张学良口述历史揭秘》，中国历史出版社2002年版，第210页。
(22)毕万闻：《英雄本色——张学良口述历史揭秘》，中国历史出版社2002年版，第211页。
(23)毛泽东：《毛泽东选集》（一），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157页。
(2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505页。
(2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507页。
(2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507页。
(27)刘东社：《西安事变资料丛编》第1辑，香港银河出版社2000年版，第20页。
(28)中央档案馆：《中国共产党关于历史事变档案史料选编》，中国档案出版社1997年版，第19页。
(29)窦应泰：《张学良遗稿：幽禁期间自述、日记和信函》，作家出版社2005年版，第166页。
(30)中央档案馆：《中国共产党关于历史事变档案史料选编》，中国档案出版社1997年版，第68页。
(31)中央档案馆：《中国共产党关于历史事变档案史料选编》，中国档案出版社1997年版，第191页。
(32)中央档案馆：《中国共产党关于历史事变档案史料选编》，中国档案出版社1997年版，第191页。
(3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898-1949）》修订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344页。
(34)中央档案馆：《中国共产党关于历史事变档案史料选编》，中国档案出版社1997年版，第261页。
(35)中央档案馆：《中国共产党关于历史事变档案史料选编》，中国档案出版社1997年版，第262页。
(36)中央档案馆：《中国共产党关于历史事变档案史料选编》，中国档案出版社1997年版，第263页。
(37)中央档案馆：《中国共产党关于历史事变档案史料选编》，中国档案出版社1997年版，第264页。
(38)中央档案馆：《中国共产党关于历史事变档案史料选编》，中国档案出版社1997年版，第264页。
(39)中央档案馆：《中国共产党关于历史事变档案史料选编》，中国档案出版社1997年版，第264页。
(40)中央档案馆：《中国共产党关于历史事变档案史料选编》，中国档案出版社1997年8月第1版，第272页。
(41)窦应泰：《张学良遗稿：幽禁期间自述、日记和信函》，作家出版社2005年版，第167页。
(4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504页。
(43)吴福章：《西安事变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96年版，第52至53页。
(44)中共东北军党史组：《中共东北军地下党工作回忆》，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版，第113页。
(45)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叶剑英年谱》（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138页
(46)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叶剑英年谱》（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144页。
(47)远方：《张学良在一九三六》，光明日报出版社1991年版，第221页。
(48)远方：《张学良在一九三六》，光明日报出版社1991年版，第221-2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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