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荣元
张学良是中国现代历史上颇具传奇的人物。自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发生后，张学良的名字闻名于世。唐德刚、王书君编著的《口述实录——张学良世纪传奇》（以下简称《口述》）出版后，使张学良研究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张学良直述的言论为人们研究张学良提供了重要依据。心理学的原理告诉人们，人的行为方式是由认识因素、情感因素和意志因素组成的。本文依照这个原理，以《口述》为主，联系其他有关材料，剖析张学良的性格。通过对张学良性格的剖析，人们能够进一步深刻认识张学良的思想变化及其在历史发展中的地位。
一、忠孝仁义为主导的思想理念
一个国家的文化传统、民族习惯、家庭背景、经济环境、教育素养以及接触的朋友，直接影响着人们思想性格的形成。而生活中的重大经历，更会在人的思想上刻下深深的印痕。在《口述》中，张学良自我评价说，“我本人是个儒家”(1)，但“我受西方教师与朋友的影响，超过本国师友”(2)。这种说法不确切。事实上，在父亲张作霖的督促下，张学良七岁时就开始尊儒读经的生活，受到儒学忠孝思想的严格熏陶。“东北王”张作霖是封建意识十分浓厚的军阀，他讲过一段典型的话。1925年12月29日，张作霖在沈阳大帅府召开有教育界、工商界等300多人参加的“民众”大会。张作霖说：“你们教书的要注意，现在连个写好字的也找不出来了。科学好？还能好过法国吗？不是亡国了吗（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不久）？主义好？还能有俄国的进步吗？现在面包都吃不上，饿死多少人。你们要好好教导学生，勿走歧途，四书、五经、三国、列国，都要仔细念才行。”以后大家要安分守己，“一切听我的”(3)。从这番话可以看出，张作霖不信科学，不讲主义，不懂历史，不要民主，但他对于中国的四书五经却十分看重。张学良在这个社会环境中度过了青少年时代。
张学良接受的封建正统的文化和思想，是与当时兴起的反传统思潮相悖的。1915年，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后更名《新青年》）。陈独秀等激进的民主主义者以《新青年》为阵地，在北京发动了震惊中外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猛烈抨击了以孔子为代表的儒教的弊端。陈独秀曾尖锐地指出：“君为臣纲，则臣于君为附属品，而无独立自主之人格矣；父为子纲，则子于父为附属品，而无独立自主之人格矣。”(4)五四运动使整整一代青年获得新生。然而，张学良深居在张作霖帅府的私塾读书，极少呼吸到社会的清新空气。在琅琅的读经声中，儒学精义涓涓不断地滴入张学良的心田。孔子思想的核心是“仁”。仁者爱人。要做到仁，就要克制自己的私欲。“克己复礼为仁”（《论语·颜渊第十二》）。在天地之间，君最尊，所以要讲“忠”。“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论语·八佾第三》）。而“忠”又是以“孝悌”为本的。“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论语·学而第一》）。可是，张学良生活的社会背景已经不是因袭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国，而是在西潮涌动下，国人需要“重新学步”的新时代。在这个时代里，传统的历史轨迹不可能正常运行了。张学良没有树立起独立人格和主体意识，头脑装着忠孝仁义的思想，使得他的行为不能越出雷池一步。直至1927年4月，张学良在北京答记者问时仍然说：“我为军人，只知服从；且余甚迷信旧道德，忠孝二字，绝对遵守，永无变更！”(5)张学良拘泥于儒学教义，犹如在自己头上套了一个“紧箍儿”。在民国初年政坛险恶的环境中，他不可能不吃亏。
儒学的积极精神同样对张学良产生了重大影响。儒家教导人们采取自强不息的人生态度，提倡胸怀大志、刻苦奋斗、百折不回的强者道德。对于一个求知欲很强的少年来说，熟读了儒学经典，必然崇拜古代的忠臣良将。张学良说：“我一生常自许，不怕死，不贪生，不屈服，不卖国。”(6)这正是儒学思想在张学良身上的深刻反映。面对千疮百孔、四分五裂、危机四伏的国家，张学良从青年时代就树立了社会理想：必须要“国家统一”(7)。为了实现这个理想，张学良始终不渝。至晚年，对于海峡两岸分治的现状，张学良仍然说：“我从来都是主张中国统一的，我非常反对中国分裂。我一直希望海峡两岸早日实现统一。”(8)
此外，张学良参加基督教青年会的活动，西方文化的自由、平等、博爱思想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影响。1916年，教育家张伯苓在沈阳的基督教青年会作了“中国之希望”的讲演。面对内忧外患，张伯苓强调：中国之希望“在每一个中国人之发愤图强，誓力救国”。十六岁的张学良听了演讲之后，“志气为之大振”。从此，张学良立志救国，成为“爱国狂”(9)。张伯苓说：“我的基督教的信仰，实发生在于我的爱国心。”张伯苓相信“基督教是劝人行善的伟大力量”，他从耶稣身上获得启示和力量，“如获重生”，“改良自新”(10)。然而，张学良却没有像张伯苓那样，日诵《圣经》、《耶稣言行录》，对上帝顶礼膜拜。张学良是以中国的忠孝仁义思想去理解基督教精神的。张学良后来回忆说：“自听此演说之后，以为行将亡之国家，尚有挽救之希望，乃奋志读书，痛改前非，将素日之悲观，忽一变为乐观。今日之得立足社会者，即青年会之力也。”(11)可见，基督教文化唤醒了张学良爱国心，并且没有与张学良所接受的中国儒家文化发生根本冲突。晚年时，张学良在宋美龄的劝说下，信奉了基督教，那是后事。
认识是人的思维理解客观实在的过程。客观地说，张学良有着探索真理的愿望。20世纪初期，中国的民族灾难日益深重。像张学良这种有爱国思想的人，假如出身在中低阶层的人家，受环境中的激进因素的感染，有可能走上革命的道路。在五四时代，一些激进的民主主义青年转变为共产主义者，首先就是他们敢于直面国势衰败、民不聊生的社会现实。可是，张学良生长在军阀豪门家庭，没有机会接触水深火热中的民众。在命运的安排下，他走向另一条道路。张学良有着探索真理的愿望，是毋庸置疑的。1927年5月30日，张学良致函二弟张学铭说：“我们将来要为中华民族造幸福，不是为个人谋荣华富贵也。”“盼弟在东留心他们平民生活状态，研究他们一般社会的真精神。”(12)张学良提出的研究“社会的真精神”，也是鞭策自我的力量。
张学良对社会的认识有一些合理的成分。认识论的观点认为，一切真知都是从直接经验发源的。早在1924年时，张学良就认为中国发生的内战，是军阀“干预分外诸事”(13)的结果。1933年4月至12月，张学良往欧洲考察。返国后，他的见识渐渐多起来。张学良认识到中国是“半殖民地国家”(14)。“世界帝国主义以各种方法剥削中国人民的血汗，使中国人民日益穷苦”，“失业的工人和农民，他们没有饭吃，没有工作”。中国农村的土豪劣绅，“无恶不作，剥削农民”(15)，是造成农村秩序紊乱的根源。而旧军阀、旧官僚是“勾结帝国主义和残余的封建势力”的(16)。假使张学良沿着上述断断续续的思绪追寻下去，便有可能认识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以及反帝反封建是中国革命的基本任务。无怪乎与张学良有“生死之交”的韩麟春说过，张学良的为人，“不但可做革命党，并且可做共产党”(17)。这句话反映了张学良有求真求实的精神。
然而，由于观念的障碍，张学良在认识路途上谬误颇多。在社会现实中，张学良往往站在“不合理”的立场上。随着历史的车轮碾过20世纪20年代，“主义”之风随着西潮渐渐吹至东方，张学良的思想受到点染。1924年1月，孙中山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制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使国民党获得新生。国民党的三民主义思想传到北方，对张学良有一定的震动，使他的思想时而冲破封建忠孝思想的束缚。在《口述》中，张学良回顾了1927年3月他与北伐军在河南对垒时的看法。张学良说：“这个仗不能再打了，我打算撤军。北伐军是三民主义的军队，三民主义是孙中山先生提出来的，我研究过，三民主义及联俄容共扶助农工，是五权宪法的民主政治，有一定道理。如果全国都信三民主义，中国能够统一。”张学良认为，东北军什么主义都没有，虽然控制了北方大片土地，可是，“连一个好县长都派不出去”(18)。不过，张学良头脑里的“三民主义”概念是模糊不清的。似乎无论新的或旧的“三民主义”，他都可以接受。他的思想原则是，有“主义”总比没有“主义”要好些，但这个“主义”是要能够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独立的。在唯心史观的作用下，张学良只见到政坛上的“强有力者”，不能认识民众的力量。张学良说：“谁能统一中国我就拥护谁。蒋先生有理论，有能力，是个领袖人物。三民主义有一民族主义，对内主张民族平等，对外反对帝国主义，讲得好。”(19)事实上，蒋介石虽然在大革命时期呼喊过革命口号，但对三民主义的思想也是一知半解的。张学良没有认真体察蒋介石的为人，便把自己的命运托付给他，是认识上的最大失误。
当时的三民主义思想还是在张学良的头脑留下一道痕迹，那是戴季陶篡改了的国民党右派的思想。1925年6月，戴季陶发表《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的小册子。戴季陶打着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旗号，在建立所谓“纯正三民主义”的幌子下，歪曲、阉割和篡改了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的革命精神。戴季陶主义在思想上提出唯心论的道统说，在政治上宣扬“阶级调和论”，在组织上反对国共合作。戴季陶认为，三民主义渊源于中国的“正统思想”是继承了孔子的“仁爱”学说，也是两千年以来“中绝的中国道德文化的复活”。在国民革命运动中，“仁爱是革命道德的基础”(20)。这本小册子对张学良产生重要影响。张学良一度采取坚决“反共”的态度，其心灵便是承袭了戴季陶的道统说。
由于潜意识中的“强有力者”之说的支配，张学良后来倡导起法西斯主义来。那时，张学良在心理上是偏执的，强烈地排斥其他价值观。他说：“意、德二国所行之法西斯主义，略加修改，俾适合中国国情，然后以之行诸中国，实为中国达到统一之最良办法。”“中国实行法西斯主义时，最适当之领袖，非蒋中正先生莫属。”(21)张学良把“拥蒋统一”，建立一个对强权者有利的刚性社会体制放在第一位。他否定中国社会所需要的民主与公正，其思想走入极端。
张学良对马克思主义学说有一个相当曲折的认识过程。这是他心理上的偏见障碍造成的。从偏见产生的起因来看，主要有两类，一是认知定势所产生的偏见，一是归属效应所产生的偏见。不管哪类偏见都直接影响人们的认识，导致人们出现误解。从步入社会起，张学良就对马克思主义学说持全盘排斥的态度。这主要是归属效应的作用，受其父张作霖的影响。张学良站在豪门军阀的立场上，否定中国人民接受马克思主义是经过长期的反帝反封建革命斗争的必然结果。他认为：“共产之学”，“过激之论”，由“一班血气未定之青年，经媚外军阀之诱惑，难免不为赤化主义所蒙蔽，自害害人，自误误国”(22)。他反对组织工会，说工人群众为维护基本生存权利发动的工潮，会造成“举世骚然人人危惧”(23)。张学良主观地认为，在中国南方发生的国共合作的大革命运动是苏俄顾问鲍罗廷操纵的。当时，封建军阀在中国北方地区实行黑暗的统治，中国共产党人的活动处于秘密状态。张学良没有接触过一个中国共产党人，其政治观点纯属偏见。
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张学良冲破了认知障碍，对共产主义运动有了一些了解。张学良逐渐认识到青年人参加中国共产党有两个不可否定的重要原因：一是贫苦的工人农民要寻求解放的出路。在国民党政府统治下，广大民众得不到生存的权利，不得不起来反抗。二是觉醒的知识分子有重建合理社会的要求。国民党的所谓“道义”不能成为知识分子们的价值导向，社会失去了凝聚力。目睹严峻的现实，张学良有些困惑了。他叹息道：“今后若再长此内乱，则中国之青年殆将竞入共产之途矣。”(24)1933年12月，从欧洲考察返回后，张学良联系在欧洲发现各国都有共产党的事实，深切感到共产主义是个世界性的问题。于是，他开始认真地研究共产主义，攻读《资本论》、《辩证唯物主义》、《共产主义ABC》、《左倾幼稚病》(25)等书。1934年10月，中央苏区的反“围剿”斗争失败，中央红军开始长征。这时，张学良反而认为：“即使把红军的主力击溃，共产主义也是不可能被消灭的，因为这是全世界的问题，哪个国家没有共产党呢？这个问题到最后还须用政治方法求得解决。”(26)这是他思想观念上的进步。
在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战争扩大和中国民众抗日怒潮的推动下，张学良的思想终于起了深刻变化。张学良否定了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基本国策。他说：“原认为非统一不能抗日，现在看来，则是非抗日不能统一。”(27)1936年4月9日，张学良与周恩来在肤施（延安）秘密会晤。在会谈中，张学良说：“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我热烈赞成。”(28)此后，张学良的左倾言论日益增多。张学良说：“中国的现代政治人物，我最佩服的是周恩来。”(29)“我和蒋先生相处了多年，但弄不清他打完红军后是否抗日，对中国共产党，我不仅知道她第一步是抗日，而且还知道她第二步是建立富强的中国”(30)。他还对孙达生说过：“如果真的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而被逼上梁山，我们就要破釜沉舟，不顾一切了。那时，我带你们一起加入共产党。但今天还不是那个时候。”(31)据说，张学良曾有过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愿望和要求(32)。这虽然不能表明张学良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但至少可以看出张学良的思想在前进着，并明显倾向左翼。
张学良的思想向着左翼倾斜，但没有发生世界观的根本转变。在张学良的头脑中，他笃信的还是早年就形成的“有枪便有权”那一套。张学良说过：“天下是马上打下来的，主义有什么用？人家有人家的一套，主义不主义，不相干，各照各的干。”(33)这是他进入军界之后整个阅历的总结。服从“强有力者”以武力者统一天下的观念，成为他的思维方式和行为趋向。
二、赤诚单纯的真挚情感
在人的思维因素与意志因素之间，起中介作用的是情感因素。按照社会心理学的观点，情感是人的需要得到满足与否的心理的波动状态。情感随着人的知觉的、思考的行为以及外部动作而出现，它作为内部信号反映人的主体活动是否有成效。在人的思维、意志和情感三要素中，后者往往制约着前两者的张度。情感是最难改变的要素。
人的需要得到了满足，其心理就会顺向性的持续波动。张学良对蒋介石“事业”的理解，是一种移情性的理解行为。移情性的理解是把自己的感情移入对方的感情，从别人所处的情境中考虑对方的行为动机或者个性需要。在这里，人们是非理性地认识别人的思想，竭力地在情绪上适应别人的观点，盲目性地对别人的行为进行泛化性的认同。张学良的心愿是早日实现全国“统一”。1928年12月东北实现易帜后，张学良的激情也随之上升。张学良认为，蒋介石是国民革命军总司令，有统一中国的能力。他把北伐战争胜利的功绩都记在蒋介石的身上，否定苏联援助和国共合作的重大作用。从情感因素来探讨的话，就会发现是赤诚的心在左右着张学良的行为。20世纪40年代中期时，张学良反思过自己的政治活动，说自己做人“不撒谎”(34)，吃亏则因为有“天真”(35)的毛病。可见，支配张学良行为的仍旧是儒学的“仁爱”思想。孔子说：“朋友信之。”（《论语·公冶长第五》）“信”调整着中国的人际关系，它的最主要的含义就是一个“诚”字。有“信”的人，恪守对别人的承诺，能够与人建立深厚的友情，是人格完整的体现。而言而无信，则是人格破产的体现。张学良把信义作为做人的准则。在1957年撰写的《杂忆随感漫录》中，张学良曾回忆初识蒋介石的感受：“我同总裁（指蒋介石）初次的会见，系在民国十八年（1929）的夏间，当时，总裁给我的印象是，风采英俊，豪壮沉毅，谈吐非凡，跟过去所见过之领袖人物，大有不同。……使我发生了无限钦敬之感。”(36)1930年的11月，张学良在南京与蒋介石结为金兰之拜的异姓兄弟。他仰赖蒋介石，决意跟随一生。
张学良受情感因素的支配，唯蒋介石的马首是瞻，往往作出偏颇的决定。在政治上，当自己的价值观念与蒋介石相左时，张学良表现出超常的宽容性，采取全盘接受的态度。1930年中原大战时，张学良就清醒地说过：“蒋介石亦系一阴谋的野心家。”(37)可是，至当年的9月时，张学良采取坚决“拥蒋”的态度，率兵20万入关援助蒋介石。在东北军的强大压力下，阎锡山、冯玉祥的军队迅速瓦解，蒋军赢得了战争的胜利。为了蒋介石，张学良不惜做最大的自我牺牲。在陆军方面，张学良把1个炮兵旅和反坦克器材交与蒋介石。在空军方面，张学良把最好的空军教官送至中央航校。尤其在海军方面，张学良把东北军的30400吨的20多只舰船全部给了蒋介石，总吨位超过了中央军的舰船(38)。1933年2月，继九一八事变后，日军又发动热河战役。张学良在热河的抵抗失败了。国民党政府对日本退让的政策，激起全国人民的无比愤慨。在抗日怒潮压力之下，蒋介石对张学良说，现在船上的三个人，但这船不能载三个人，总得下去一个。张学良立即说：“我先跳，我跳下去。”(39)张学良辞去了军职。1930年12月下旬，张学良从欧洲考察返国，在香港见到胡汉民。当时，胡汉民正在广州从事反蒋活动。胡汉民对张学良说，蒋介石“为人私欲过重，缺乏忠诚，不足以为民族复兴的领袖”。张学良感觉胡汉民的话有一定道理。但他还是决定，为蒋介石在政坛提供“试验”的机会(40)。这一时期，张学良的心理处于自我知觉的麻木或排斥的状态，抑制住正确的认识因素。张学良在蒋介石身上寄托的希望和感情可想而知。
然而，张学良对蒋介石的情感是一厢情愿的。在张学良看来，自己和盘托出了赤诚之心，蒋介石不应该不理解，所谓“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可是，张学良想错了。蒋介石是具有浓厚的封建帮会意识和江湖游民习尚的人。他经历广，阅历深，素谙权力斗争中的纵横捭阖的打拉之策。蒋介石沿用旧式换帖结义，是想拉帮结派，排除异己，建立自己的势力。蒋介石曾与10多人拜过把兄弟，但这些人的命运都不那么好，他们要么成为蒋的终身奴仆，如戴季陶、张群等，要么不满意蒋的过河拆桥行为，与之反目成仇，如李宗仁、冯玉祥等。有的人看穿了蒋介石结盟的不良企图，不愿与他建立这一层关系。1931年7月，蒋介石提出与十九路军领导人陈铭枢结为拜把兄弟时，陈铭枢立即严肃地说：“桃园结义是封建社会的产物，今天用它不会有什么好结果。”“单凭极少数人的恩情结合，将示人心不广，反杜塞了贤路。现在是民主时代，人人都在看你的所作所为，来决定对你的向背！”(41)蒋介石爬上南京最高权力宝座以后，与各地方实力派总是钩心斗角，尔虞我诈。张学良是情愿把自己牢牢地与蒋介石拴在一起的第一人。为了维护蒋介石的最高统治，张学良对蒋介石倾注了全部的诚挚感情。
张学良与蒋介石的关系，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日益复杂化，但张学良却宁可牺牲自我，也不愿意使这个感情破裂。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仍旧实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围剿”苏区的红军。张学良逐渐认清蒋介石对外妥协退让，对内排除异己的真面目，与蒋介石的感情发生裂痕。可是，他却情愿为蒋介石背着“不抵抗”将军的骂名。值得注意的是，蒋介石在1931年8月16日向张学良发出对日军的“不抵抗”铣电，1931年9月12日，蒋介石与张学良在石家庄秘密会谈中明确作出东北军“一律不准抵抗”的指示，张学良在《口述》中都闭口不提。张学良不承认“不抵抗”是国民党中央的命令，但又说：“我得听从中央，忍辱负重，不求见谅于人，只求无愧于心。”(42)可见，晚年的张学良内心充满了矛盾，而维护蒋介石的情面还是占据了上风。
三、甘做忠臣的从属意志
意志是人们自觉地确定目的、调节行为、克服困难，进而实现目标的心理过程。由于个性因素、家庭熏陶、教育修养和阅历经验的影响，人们的行为方式往往大相径庭。由于东北地区特殊的生存环境，以及军阀家庭氛围的熏陶，张学良的思想在与现实的碰撞中，形成了甘做忠臣的从属意志。
张学良走向社会时的初衷是以身许国。从青少年时代起，张学良就十分厌恶内战。在《杂忆随感漫录》中，张学良说，目睹人间灾祸，内战造成“人民流离失所，老弱转于沟壑，满目疮痍，沉思反问，此是何人之过？时而疚心如焚”！“外患频仍”，“帝国主义，虎视眈眈，挑衅待机，谋夺权利”，而国内各派军阀则“无目的地互相厮杀，忽而为敌，忽而为友”，“大伤国家元气”。“自相残伤，实深痛心”(43)。通过参加沈阳的基督青年会的集会活动，张学良调动起爱国主义的情绪。他认识到：“我是可以做些事。确比一般人容易，这不是我的能力过人，是我的机遇好。人家走两步或数步的路，我一步就可以达到，这是我依借我父亲的富贵权势。我为什么不凭借着这个来献身于社会国家哪？！”(44)然而，由于没有在政坛发展的心理准备，张学良采取“不愿与文人政客过于接近”(45)的态度，因此，他不可能修养出那种敏锐的思想见解和圆熟的谋略手腕的政治素质。正如张学良的自我评价：自己“徒有求治之心志，而乏治理之才能，不适于军政大任”(46)。这一层社会历练缺少了，张学良便难以在风云变幻、尔虞我诈的中国政坛立于不败之地了。
经过择业思考，十九岁的张学良要做一名以“保国保民”为天职的军人。张学良后来说：“一个人要有救国救民的志向。我父亲有我父亲的志向，我有我的志向！”(47)国内军阀之间的战争“只会削弱国力，涂炭生灵，有利于帝国主义各国”。“中国统一乃是阻止列强的侵略、取得真正独立的前提”(48)。张学良以国家统一为最高意志和政治目标，显示出崇高的爱国境界。人们从这一角度纵观张学良的行为，就不难理解在东北易帜、中原大战、九一八事变等重大政治事件上，他采取坚定不移地支持国民党中央政府的政治态度了。
人的意志一经形成，就具有稳定性，即使社会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它也难以随之改变。张学良自知政治素养不够，决心辅佐“强有力者”实现国家统一。“我张学良没有统一中国的能力，但我有诚心服从能统一中国的人”(49)。军人必须以长官的意志为意志。张学良甘做臣属的心理定势，使自己不得不把一切行为的动机和归宿，都与长官的利益尽可能地保持一致。客观地说，在张学良的意志成分中，自觉性要素是很不够的。张学良不能权衡到当权者某一社会动机在政治上的含意，他只能以自己的良好愿望去理解当权者的动机。张学良首先协助父亲张作霖的武力统一。张学良在东北地区进行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革新建设，其政治目的都直接或间接促成了张作霖的“霸业”。1927年6月，张作霖在北京就任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其地位相当于“大总统”之职，可以任命国务总理，权力到达了高峰。不久，在国民革命军的进攻下，张作霖在退回东北途中被日本关东军炸死。此后，张学良又把目光投向蒋介石。张学良说：“谁能统一中国我就拥护谁。蒋先生有理论，有能力，是个领袖人物。”(50)在这里，张学良从“国家统一”的大局出发，其主观愿望值得赞赏。可是，在中国政坛缺乏制约机制的环境里，他推举政治领袖而不问道德品质恶劣的行为，只能给社会带来恶果。
然而，人们的意向不可能事事都一致。当自己政见与当权者发生矛盾时，张学良便决心做一个犯颜直谏的“忠臣”。1931年7月，蒋介石宣布“攘外必先安内”的国策。张学良积极赞同。1935年9月至11月，张学良指挥的东北军在陕北与红军的作战中损失了两个师又一个团。这一沉重打击，使张学良再次陷入深深的困惑。他终于明白蒋介石调东北军去西北“剿共”是一箭双雕的计谋，其目的是坐收渔翁之利。张学良的“剿共”意志虽然动摇了，但仍然坚持要“联蒋抗日”。在与共产党会谈时，张学良对周恩来说：“除非蒋介石投降日本，否则我不能反蒋。”(51)可见，张学良难以割舍与蒋介石的结义关系。在张学良的思想上，忠蒋与爱国是联系在一起的。基于这种认识，张学良主动承担劝蒋抗日的工作。据刘鼎回忆，张学良找蒋介石谈联共抗日的问题不下5次之多(52)。1936年12月3日，张学良与蒋介石在洛阳的争论达到白热化。当得知蒋介石绝对不放弃“剿共”立场后，张学良愤怒地说：“我是国家的军人，我不是蒋某人的走狗。”(53)“天不打雷我打雷，非达最后目的不罢休。”(54)八天后，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张学良、杨虎城在陕西临潼捉住了蒋介石。可是，张学良的思想并没有冲破封建藩篱的束缚，他把这个事变称为“兵谏”。张学良说：“我们绝不是反对蒋委员长个人，我们是反对他的主张和办法，使他反省，正是爱护他。如蒋能放弃错误主张，主持抗日工作，我们绝对拥护他，服从他！”(55)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张学良为弥补这个裂痕，力排众议，置16万东北军将士的命运于不顾，亲自陪送蒋介石回南京，表现出一个忠臣特有的意志品质。就这样，张学良被蒋介石扣押了半个世纪，从此离开了政治舞台。
张学良是一个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利益的爱国将领。在《口述》中，张学良在一些地方不能客观地讲述历史。如讲述九一八事变时，他不揭露造成“不抵抗”行为的幕后责任人。但是，通过对张学良性格的心理剖析，人们已经可以理解其所作所为了。张学良是一个既有探求真理的行为，又不能抛弃旧理念；既有强烈的爱国热忱，又无法割舍旧情感；既有抗争的意志，又依附于政坛强者的人。由于因袭的历史包袱过重，张学良不能轻松地前进。值得注意的是，张学良的思想输入新的价值观念后，认识趋向进步，感情发生变化，民族大义成为坚强的意志。鲁迅先生说过：从清朝末年至民国，中国处在“一个进向大时代的时代”，“这重压除去的时候，不是死，就是生”(56)。在这个“大时代”的各种社会因素的碰撞挤压下，人们的精神处于高度紧张的状态。当时的恶劣景况仅留给世人两条道路：要么激流勇进，要么随波逐流。在民族危机日益深重的情势下，张学良不畏艰险，以自己不懈的努力，果断地发动了西安事变，把他所代表民族资产阶级的历史能量发挥到了极致。西安事变是中国现代历史上的重大转折点。晚年的张学良对亲历的历史事件敢于承担责任。他说：“西安事变绝对是我一手策划的”，“我相信中国一定要统一，要枪口对外，不要再打内战了。这是我的一贯信仰，从东北易帜到西安事变都如此，谈不上什么后悔不后悔”(57)。它反映了张学良始终不渝的刚毅性格。人们将永远铭记张学良的历史功勋。
作者单位：广东省博物馆
【注释】
(1)唐德刚、王书君：《口述实录——张学良世纪传奇》（下），山东友谊出版社2002年版，第1038页。
(2)唐德刚、王书君：《口述实录——张学良世纪传奇》（上），山东友谊出版社2002年版，第42页。
(3)王化一：《张作霖二三事》，《吉林文史资料选辑》第4辑，吉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05页。
(4)陈独秀：《独秀文存》，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4页。
(5)《自豫战前线返京后答记者问》，毕万闻主编：《张学良文集》（一），新华出版社1992年版，第71页。
(6)唐德刚、王书君：《口述实录——张学良世纪传奇》（上），山东友谊出版社2002年版，第119页。
(7)唐德刚、王书君：《口述实录——张学良世纪传奇》（上），山东友谊出版社2002年版，第375页。
(8)唐德刚、王书君：《口述实录——张学良世纪传奇》（下），山东友谊出版社2002年版，第1149页。
(9)张友坤、钱进主编：《张学良年谱》（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24页。
(10)侯杰、秦方：《张伯苓》，河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54—61页。
(11)《青年会与人以择善而从之机会》，毕万闻主编：《张学良文集》第1卷，新华出版社1992年版，第60页。
(12)《致二弟张学铭函》，毕万闻主编：《张学良文集》（一），新华出版社1992年版，第76页。
(13)《在北京大学欢迎会上的演说》，毕万闻主编：《张学良文集》（一），新华出版社1992年版，第3页。(www.daowen.com)
(14)唐德刚、王书君：《口述实录——张学良世纪传奇》（上），山东友谊出版社2002年版，第515页。
(15)《告将士书》，毕万闻主编：《张学良文集》（二），新华出版社1992年版，第723—724页。
(16)《在西安各界追悼陕西“剿共”阵亡将士暨死难烈士大会上的讲话》，毕万闻主编：《张学良文集》（二），新华出版社1992年版，第937页。
(17)唐德刚、王书君：《口述实录——张学良世纪传奇》（上），山东友谊出版社2002年版，第189页。
(18)唐德刚、王书君：《口述实录——张学良世纪传奇》（上），山东友谊出版社2002年版，第186页。
(19)唐德刚、王书君：《口述实录——张学良世纪传奇》（上），山东友谊出版社2002年版，第370页。
(20)戴季陶：《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戴季陶文存》，藏于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第31—32页。
(21)《对世界电讯社记者之谈话》，毕万闻主编：《张学良文集》（二），新华出版社1992年版，第742—743页。
(22)《息内争即以防过激》，毕万闻主编：《张学良文集》（二），新华出版社1992年版，第53页。
(23)《接防保大，决心讨赤》，毕万闻主编：《张学良文集》（二），新华出版社1992年版，第63页。
(24)《在国民党中央党部第86次总理纪念周上的演说》，毕万闻主编：《张学良文集》（一），新华出版社1992年版，第347—348页。
(25)唐德刚、王书君：《口述实录——张学良世纪传奇》（上），山东友谊出版社2002年版，第544页。
(26)唐德刚、王书君：《口述实录——张学良世纪传奇》（上），山东友谊出版社2002年版，第537页。
(27)唐德刚、王书君：《口述实录——张学良世纪传奇》（上），山东友谊出版社2002年版，第577页。
(28)唐德刚、王书君：《口述实录——张学良世纪传奇》（下），山东友谊出版社2002年版，第603页。
(29)唐德刚、王书君：《口述实录——张学良世纪传奇》（下），山东友谊出版社2002年版，第608页。
(30)唐德刚、王书君：《口述实录——张学良世纪传奇》（下），山东友谊出版社2002年版，第611页。
(31)唐德刚、王书君：《口述实录——张学良世纪传奇》（下），山东友谊出版社2002年版，第615页。
(32)窦应泰：《张学良遗稿：幽禁期间自述、日记和信函》，作家出版社2005年版，第152页。
(33)唐德刚、王书君：《口述实录——张学良世纪传奇》（上卷），山东友谊出版社2002年版，第73页。
(34)唐德刚、王书君：《口述实录——张学良世纪传奇》（下），山东友谊出版社2002年版，第926页。
(35)唐德刚、王书君：《口述实录——张学良世纪传奇》（下），山东友谊出版社2002年版，第920页。
(36)窦应泰：《张学良遗稿：幽禁期间自述、日记和信函》，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95页。
(37)唐德刚、王书君：《口述实录——张学良世纪传奇》（上），山东友谊出版社2002年版，第374页。
(38)唐德刚、王书君：《口述实录——张学良世纪传奇》（上），山东友谊出版社2002年版，第396页。
(39)唐德刚、王书君：《口述实录——张学良世纪传奇》（上），山东友谊出版社2002年版，第486页。
(40)唐德刚、王书君：《口述实录——张学良世纪传奇》（上），山东友谊出版社2002年版，第519页。
(41)陈铭枢：《宁粤合作亲历记》，《文史资料选辑》第9辑、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52—53页。
(42)唐德刚、王书君：《口述实录——张学良世纪传奇》（上），山东友谊出版社2002年版，第448页。
(43)窦应泰：《张学良遗稿：幽禁期间自述、日记和信函》，作家出版社2005年版，第64页。
(44)窦应泰：《张学良遗稿：幽禁期间自述、日记和信函》，作家出版社2005年版，第42—44页。
(45)窦应泰：《张学良遗稿：幽禁期间自述、日记和信函》，作家出版社2005年版，第66—67页。
(46)窦应泰：《张学良遗稿：幽禁期间自述、日记和信函》，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66页。
(47)唐德刚、王书君：《口述实录——张学良世纪传奇》（下卷），山东友谊出版社2002年版，第698页。
(48)唐德刚、王书君：《口述实录——张学良世纪传奇》（上卷），山东友谊出版社2002年版，第394页。
(49)唐德刚、王书君：《口述实录——张学良世纪传奇》（上卷），山东友谊出版社2002年版，第328页。
(50)唐德刚、王书君：《口述实录——张学良世纪传奇》（上），山东友谊出版社2002年版，第370页。
(51)唐德刚、王书君：《口述实录——张学良世纪传奇》（下），山东友谊出版社2002年版，第607页。
(52)唐德刚、王书君：《口述实录——张学良世纪传奇》（下），山东友谊出版社2002年版，第618页。
(53)唐德刚、王书君：《口述实录——张学良世纪传奇》（下），山东友谊出版社2002年版，第654页。
(54)唐德刚、王书君：《口述实录——张学良世纪传奇》（下），山东友谊出版社2002年版，第658页。
(55)唐德刚、王书君：《口述实录——张学良世纪传奇》（下），山东友谊出版社2002年版，第676页。
(56)鲁迅：《〈尘影〉题辞》，《鲁迅全集》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547页。
(57)唐德刚、王书君：《口述实录——张学良世纪传奇》（下），山东友谊出版社2002年版，第119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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