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口述历史与九一八事变张学良放弃东北的原因探析

李　莹　李正鸿　刘春霞

张学良将军，经历整整一个世纪的老人，因“西安捉蒋翻危局，内战吟成抗日诗”⁽¹⁾而功垂千古。他是这个世纪集荣辱、起落、褒贬为一身的最为传奇、最为著名的历史风云人物。在张学良诞辰110周年，人们更加关注张学良作为中国近代史功绩卓越的历史人物，特别是著名历史学者唐德刚所著《张学良口述历史》的面世，一些鲜为人知的历史档案的解密史书中对张学良在九一八事变中放弃东北的原因与张学良口述历史有不同说法，引起国内外学者极大关注本文试就九一八事变张学良放弃东北的这一问题做些探讨和分析。

一

张学良是伟大的爱国者，中华民族的千古功臣，功载史册。作为在历史活动中起到重要推动作用的民族英雄，他给我们留下的精神财富是巨大的。在国民党军事将领中，张学良在海内外的影响力堪称首位。张学良的爱国功绩被世人肯定，张学良的人格魅力长久为世人称道。但是在九一八事变中的张学良为什么不抵抗。有人说这是他的一个污点。现在人们更加关注有两个问题：1.九一八事变发生后，蒋介石下令张学良，让其不要抵抗。2.张学良为什么放弃东北，九一八事变不抵抗断送了整个东北，张学良也由此替蒋介石背上了“不抵抗将军”的罪名，受到各界的谴责。后来历史学者对这一段历史有新的评价，学术界对张学良在九一八事变中奉行的不抵抗政策观点不一。一是认为张学良只是忠实地执行了蒋的不抵抗政策，这种观点在很长时间里成为学术界的主流。如张魁堂的《张学良传》是最有名的，还有曾任张学良机要秘书的郭维城在1946年8月15日发表广播演说时称：“九一八事变当时，张学良将军在北平，一夜之间，十几次电南京蒋介石请示，而蒋介石却若无其事地十几次复电不准抵抗，把枪架起来，把仓库锁起来，一律点交日军。”曾任东北军政治处处长的应德田说：“事变后一二天，面临国家危亡的紧急关头，当张学良将军正在考虑如何采取对策的时候，接到了蒋介石命令他不准抵抗的紧急密电：‘沈阳日军行动，可作为地方事件，望力避冲突，以免事态扩大。一切对日交涉，听候中央处理可也。’”因此，结论为张学良实行“不抵抗”政策完全是接受了蒋介石的命令，责任应该完全由蒋介石承担，张学良只是为蒋介石背黑锅而已。二是认为蒋是不抵抗政策的发明人，而张是执行者。这是大学历史系教材的观点。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编写的《中国现代史》写道：“九一八前，日军在东北挑衅，蒋介石命令东北军对日军的挑衅‘不予抵抗，力避冲突’。”九一八事变发生后，蒋介石密电张学良：“沈阳日军行动，可作为地方事件，望力避冲突，以免事态扩大。一切对日交涉，听候中央处理可也。在日本侵略军的突然袭击和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命令下，东北军不战而溃，军政大员四散逃避。”齐涛主编的《世界通史教程·现代卷》讲：“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按照预定计划在沈阳北郊柳条湖附近炸毁了一段南满铁路道轨，却诬称中国军队破坏，以此为借口，向沈阳及东北全境发动进攻。由于蒋介石实行‘不抵抗’政策，使日军在3个月内占领了整个东北三省。”原东北军将领孙德沛回忆说：“1931年9月18日，日本占领了沈阳，我接到蒋介石紧急电令，电文内容是‘我国遵守非战公约，不准衅自我开’。”蒋介石才是绝对不抵抗政策的炮制者、发明人，张学良并非不抵抗政策的炮制者，而是执行者。三是认为张学良的不抵抗政策是包含局部抵抗的总体不抵抗，应对东北沦陷承担责任。九一八事变以前，蒋介石、张学良已就对日不抵抗达成共识。事变后，在错误判断形势、过分依赖国际联盟干预方面，二人看法也基本一致。张学良执行不抵抗政策是主动的，作为东三省的最高军政长官，对不抵抗政策的实行及其严重后果应负主要责任。四是认为张学良在九一八事变中采取的是“不抵抗中之抵抗”。他们没有完全执行蒋介石的“绝对不抵抗主义”。九一八之夜实行的就是“不抵抗的抵抗”，随后迅即抛弃了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笔者认为前几种说法不太可信，第一，郭维城说法不太可信，因为9月18日，蒋介石离开南京，南京还有谁能对张学良发号施令呢？况且，命令这样具体，让东北军“把枪架起来，把仓库锁起来”，而且“一律点交日军”，指挥到这样具体的程度，有这种可能吗？一夜之间，十几次请示，十几次复电，有这种必要，有这种可能吗？而从顾维钧回忆和张学良副司令行营秘书处机要室主任洪钫等人的回忆，张学良是19日才致电南京报告沈阳事变情况的。中央国民政府得知沈阳事变的信息，是在19日，这也可从国民党中央临时会议的记录和邵元冲日记等资料中得到证明。总之，郭维城的回忆漏洞很多，难以凭信。且不论九一八事变当夜，张学良“十几次电南京”请示的说法，多么难以令人置信，只说一点即可知其不确：当天夜里蒋介石本人根本就不在南京。蒋氏于事变发生的当天（9月18日）乘舰前往南昌督师“剿共”。19日晚，在南京国民党中央党部召开临时会议，决定“电请蒋主席回京（南京）”。迄今为止，没有发现九一八事变发生后，蒋介石下令东北军或张学良，让其不抵抗的确切证据，上述回忆明显存在矛盾。还有一种说法是，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张学良打电话向南京请示，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熊斌转达蒋介石指示：不能打。张学良在九一八事变发生后，的确向南京方面请示过，如张学良在9月24日致蒋介石电报中称，“当时日军突如其来，殊出意外，我军乃向官方请示办法，官方根据前项命令，不许冲突。又以日军此举，不过寻常性质，为避免事件扩大起见，绝对抱不抵抗主义”。由于19日才知道消息，蒋介石不但当时没有给张学良下不抵抗令，而且也没有给南京官方下不抵抗令，张学良所谓“官方根据前项命令”中的“前项命令”，应该为“铣电”，而非其他。总之，根据目前材料看，蒋介石在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没有给张学良下不抵抗令。之所以形成这种认识，或因为回忆失真所致；或因为政敌有意为之；或误把蒋介石处理万宝山事件和中村事件的方针当作他在九一八事变发生后给张学良所下的命令。我个人观点认为在九一八事变的责任问题中，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政府作出不抵抗政策应当负主要责任，张学良作为执行者，也应当负责任。张学良在东北易帜后，在东北仍有相当大的权力。蒋介石在一定程度上是承认“分治合作”的。当时他说：“名分决服从中央，举动必以东北四省福利为前提而慎重考虑。”⁽²⁾对此，蒋介石无奈，坦言：“东北在九一八事变以前，仅名义归属于国民政府，而军权政权财权，俨然独立，至少可说非革命势力范围以内之地。”⁽³⁾因此，在对日本侵略东三省所应当作出的对策方面，张学良有相当的主动权，作为“东北王”他理当承担责任。1991年5月28日，张学良在纽约接受东北同乡会会长徐松林偕老报人李勇等人访谈时，有人问：“大陆拍摄的电影《西安事变》说，蒋介石下手谕，令你对日本侵略采取不抵抗政策。究竟有没有这道手谕呢？”张学良立即回答：“是我们东北军自己选择不抵抗的。我当时判断日本人不会占领全中国，我没认清他们的侵略意图，所以尽量避免刺激日本人，不给他们扩大战事的借口。‘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是我下的指令，与蒋介石无关。”他不仅公开答记者问如是说，即在私下对他所信任的人也是这样讲的。有文章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蒋介石曾给张学良10余件电报函件，令其不抵抗。后来张氏夫人于凤至让张学良赴欧考察时，特地保存在伦敦汇丰银行保险柜中。因为有这些函电，西安事变后，于凤至即以此威胁，使国民政府和蒋介石不敢加害张学良。有的学者指出，阎、王晚年均在大陆，也写过有关张学良的文章，但均未提及将不抵抗命令原件存于汇丰银行这样的大事。而据为张学良所信任，替张氏记录口述历史的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工作人员张之宇记载：“张氏曾自疚，告诉笔者，我是封疆大吏，中东路、九一八事件，对苏、日关系，平时我有自主权，不能说有了事，推卸责任。外间传说我有蒋（介石）先生不抵抗手谕存在于凤至手中，是扯淡。于凤至不是那种人。”张学良对为他记录自述历史的著名历史学者唐德刚的谈话记录中，有如下一段记述：“我要郑重地声明，就是关于不抵抗的事情，九一八事变不抵抗，不但书里这样说，现在很多人都在说，这是中央的命令，来替我洗刷。不是这样的。那个不抵抗的命令是我下的。说不抵抗是中央的命令，不是的，绝对不是的。那个不抵抗命令是我下的。”他解释当时为什么下令不抵抗：“没想到日本敢那么样来（指侵占整个东北——引者注）。……事前未到，情报也不够，我作为一个封疆大吏，我要负这个责任。不抵抗，不能把这个诿过于中央。”当唐述及五十多年都说蒋介石电令不抵抗，张学良还把电报稿随时放在身上时，张学良回答说：“瞎说，瞎说，没有这事情……这种事情，我不能诿过于他人。这是事实，我要声明的。最要紧的就是这一点。这个事不是人家的事情，是我自个儿的事情，是我的责任。”张学良自述，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下不抵抗命令者，是他自己，而非中央政府。这是对“不抵抗主义”责任最有力的澄清。结合前文分析，辅以张学良的几次谈话，现在可以判断，九一八事变发生后，蒋介石没有给张学良下不抵抗令，不抵抗令出自张学良之口，已确凿无疑。有的人认为关于不抵抗政策，张学良极力证明并非蒋介石的责任，考虑到他现在所处的立场，不得不做如是说。意指张学良身居台湾，不能不这样说，上述不能代表张的真实思想，其实不然。张学良从来是好汉做事好汉当的性格。一般来说，他不会屈从于形势，言不由衷。特别是到了1990年，不仅蒋介石早已逝去，蒋经国亦已辞世，他已逐步解除幽禁，基本上获得自由。没过多久，他即赴美访游。假如说，蒋氏父子，尤其是蒋介石在世时，他谈历史问题还有所顾忌的话，这时应是可以直言了。也正因为如此，他这时才主动邀请华人历史学者唐德刚教授为他的回忆录操刀。1991年张学良在纽约期间，他又主动要求与哥伦比亚大学年轻留学生座谈抗日战争历史，由此引发了哥大口述历史与张学良合作，记录他口述历史。

二

九一八事变是中华民族的痛点，也是张学良人生悲剧的起点。一提起九一八事变，在人们头脑中会出现很多的问号，最大的问号就是张学良为什么不抵抗？他是不想抵抗，还是不能抵抗？如果说他不想抵抗，这样有一点冤枉他，因为他最恨日本人，他和日本有杀父之仇，如果他不能抵抗，他手下有几十万大军。那是什么原因下一个不抵抗的命令？我认为有很多原因。张学良要求东北军对日军不予抵抗，确有其内在原因，并非简单地“听从”蒋介石的命令，其不抵抗是主动的，而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是被迫的。具体讲有以下几点：

第一，在九一八事变中，史学界对张学良奉命不抵抗并无疑义，对张学良的爱国精神及其热爱东北、不愿当亡国奴的强烈愿望也多有论述。但对于张主观要求抗日，客观执行不抵抗政策的矛盾却揭示不够。笔者认为，是作为东北地方最高长官和国民革命军陆海空军副总司令的张学良不做抵抗。再后，张学良对当时形势判断错误。张学良心存侥幸，认为“皇姑屯事件发生时，关东军原来就打算借机侵占东北，东北当局应付过去了……易帜前，日本又强横地以武力相威胁，也应付过去了；后来的铁路问题等等交涉，一直拖延搪塞。‘总以为这许多年来，一切问题都敷衍过去了，这次也能敷衍过去’⁽⁴⁾，怕刺激人家，怕让人找到借口，既不做应变的计划，更不做应变的准备”。这从他晚年接受日本NHK记者采访时可以看出来：“当然我愿意跟日本人和平，何必要挑衅呢？……我当时想，他们这样做，不但是对我们中国不利，对日本也是不利的。假使我是日本人，我绝不这么样做，因为这么做的后果，一定是对日本很不好的，所以我想日本不会这么样做。就这样，我把九一八事变判断错了，过去我们对日本办事情，南京事件也好，济南事件也好，都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我当时也是想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我们历史上都是采用这个办法呀，假如我知道这事情化不了，那我就不同了，我的处置方法就不同了。”这些观点就被国内许多研究者在关于九一八事变中“是张学良下命令不抵抗”的一系列研究成果里面反复使用，也可从此看出该书对史学界的重大影响。同蒋介石一样，张学良对柳条湖事件后日军行动的判断有明显的失误，对事件的严重掉以轻心，仅作为地方性局部冲突来对待。关于这一点，后来他在组织东北抗日武装回答东北军官兵抗日请愿时承认，“事前防日人挑衅，故令军队不抵抗”，首先，张学良要承受来自日本的压力。张学良对于形势判断的失误，还表现在对外解决争端可能性的分析上。他既幻想国联主持正义，出面阻止日军的侵略行径，又寄希望于当时反对扩大军事行动的日本币原外相及其所推行的外交政策，轻信“日本政府会控制关东军的”。对形势的错误分析，必然导致政策的失误。既然九一八事变是地方性事件，为免除事件扩大起见，自然“绝对抱不抵抗主义”；既然国联会主持公道，当然用不着进行武力抵抗，以外交即可“求得最后胜利”。有这般糊涂的认识，张学良执行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也就毫不奇怪了，因为二者在看法上具有一致性，张自己也是“不抵抗主义者”。

第二，不愿单独对日开战，具有一定程度的“恐日”心理，是张学良奉行不抵抗政策的又一内在原因。近代以来，日本同欧亚一些国家和地区屡屡发生军事冲突，而且结局总是日本人得逞。甲午海战如此，日俄战争如此，“日军不可战胜”几乎成为神话，中国政界和军界弥漫着“恐日病”。受此“恐日病”之影响，张学良在事变之初就明确表示：“我们是主张抗战的，但须全国抗战，如能全国抗战，东北军在第一线作战，是义不容辞的。”言外之意，如果全国不抗战，东北军无法单独抗战，因为日军势强难敌。张学良当时曾谈到“敌强我弱，假如违令抗日，孤军作战，后继无援，其结果不仅可能全军玉碎，更为严重的是，唯恐给东北同胞带来战祸，造成极大灾难”。又说东北军“孤军作战，我小敌强，无非是徒然牺牲”。权衡之下，张学良作出了“宁为瓦全，不为玉碎”的错误选择。敌强我弱，这是客观事实。问题在于中国人民经过8年艰苦抗战，终于打败日本帝国主义的历史事实充分证明只要敢于斗争，弱者也能战胜强者。张学良担心抵抗会“给东北同胞带来战祸，造成极大灾难”，事实哈恰相反，正是由于不抵抗，导致东三省的迅速沦陷，造成广大东北民众饱受亡国奴的巨大灾难。这也算是一种“事与愿违”吧。

第三，对国联认识不清，认为国联会主持公道，听任国联解决九一八事变，这是张学良的又一大失误。东北易帜前夕，张曾致电蒋介石，提出对日策略为“一曰强硬，二曰软化，三曰圆滑。强硬则必动武，不但东省力有不足，即全国协力亦无把握。软化则东省成为保护国，为朝鲜第二，非所敢出。暂时，圆滑之法延宕之，一面于国际间着手运用，折其野心，始有办法”。看来张用“圆滑”之法对日，以国联之手以折日野心的想法早已有之。正因如此，在九一八事变中，张对蒋“不必惊慌，有‘九国公约’及国际联盟，日本能强占我领土，万一进攻，也不可抵抗”的指示才深信不疑，坚决执行。直到华北事变后，张对国际联盟的“公正”才有所认识，他曾愤慨地说：“九一八后，我们误信国际联盟及其他和平机构，错认公理可以制裁强权，所以步步退让，总希望得到外来帮助。现在这一切梦都可以醒了，我们唯一的道路，就是靠自己死中求活，政府应当发动整个民众与日寇拼命。”张对国联的认识过程，符合一个人对事物由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过程。正是在这个过程中，张学良在对外形势的判断上出现了一系列失误。

第四，“九一八”时，张学良采取不抵抗政策，还有一个非常简单却容易被人们忽略的原因，即保存实力，以放弃东北来保住他已占据的华北。这一点在是否守锦州的问题上表现很突出。沈阳、齐齐哈尔等地陷落后，日军主力移师辽西，准备攻击锦州。此时，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和辽宁省政府也迁至此地。从地理位置上讲，锦州地位极其重要，是东北通向华北的咽喉。作为兵家必争之地，中日两国军队在此地似应有一场激烈争夺，南京国民政府也曾有此打算。当时，南京方面一边准备同日本就锦州一线设中立地带问题进行谈判，一边准备在锦州进行抵抗。11月25日，国民党特别外交委员会决定，“是以锦州一带地方，如能获各国援助，以和平方法保存，固属万幸，万一无效，只能运用自国实力以保守”。11月29日，宋子文和时任外长的顾维钧又致电张学良，劝张不要与日军直接谈判，“如日方无理可喻，率队来攻，仍请兄当机立断，即以实力防御”。12月2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亦就锦州问题作出决定，“锦州问题，如无中立国团体切实保证，不划缓冲地带，如日军进攻，应积极抵抗”。但此时张学良未做任何死守锦州的准备，反倒准备从12月初开始撤出锦州一带的东北军主力。对张学良的撤军打算，国民政府方面曾极力劝阻。12月3日，顾维钧致电张：“兄拟将锦州驻军自动撤退，请暂从缓。”而蒋介石也致电劝张：“锦州军队此时切勿撤退。”12月下旬，南京政府又致电张：“惟日军攻锦紧急，无论如何，必须积极抵抗。”尽管蒋介石和南京国民政府三令五申，再三劝阻，张学良仍在日军逼近锦州时，将该地东北军主力撤出，从而使日军于1932年1月3日几乎兵不血刃地占领了锦州一带。锦州陷落后，张学良再次受到国内舆论的强烈谴责和抨击。照理对锦州这样的军事重地，张学良不应轻易放弃，而他当时之所以执意撤兵，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众所周知，中国在军阀统治下，各大小军阀拥兵自重，割据一方，靠的就是实力，有实力就有一切。张学良之所以能当上国民党陆海空军副总司令，地位仅次于蒋介石，靠的就是老帅张作霖留给他的几十万奉军和东三省的广大地盘。1930年中原大战时，张的主力已相继抽调入关。到九一八事变时，在以平津为中心的华北地区，东北军人数达20万。在日军即将占领整个东三省的情况下，华北对张学良来讲其地位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重要。失去东北之后再丢华北，就不仅是“不抵抗将军”的问题，整个东北军就会变成没有自己地盘的“讨饭军”。因此，这也是他坚持不抵抗、执意放弃东北的又一重要原因。当然，华北他也没能保住，这是后话。总之，在九一八事变后的几个月里，在抵抗与否的问题上，张学良先是完全听从蒋介石和南京国民政府的命令而不抵抗，令数万东北军坐以待毙；后又违背蒋介石和南京国民政府的命令而不抵抗，放弃锦州，丧失整个东三省。这一切清楚地表明，“九一八”时，张学良的不抵抗是主动的，而不是被迫的。东北三省的丧失，蒋介石和南京国民政府有不可推卸的重要责任，但张学良作为东三省的最高军政长官，实应负主要责任。时人称其为“不抵抗将军”，并非没有根据。作为直接当事人的张学良自己是怎样看这个问题的。在前述1990年接受日本广播协会记者采访时，关于“九一八”的对日不抵抗问题，张学良讲过这样一段话：“迄今众多研究者都认为，从国民政府中央有过不抵抗的指示。的确，当时中央有过指示，但其内容并不是不要抵抗。国民政府中央发出的指示是‘相应处理’。所谓‘相应处理’之意就是根据情况适当处理。换言之，就是中央不负责任之意。因此我不能把九一八事变中未抵抗之事的责任推诿给国民政府。因为我本身不想扩大事件，所以采取了不抵抗政策。”以张学良现在的自由身，加上与蒋介石多年的恩怨，我想他没有必要违心地去为蒋氏当年的政策辩解，上面这段话应该是可信的。(www.daowen.com)

因而，笔者认为九一八事变时，以蒋为首的南京政府应当负主要责任，张学良作为其不抵抗政府的执行者，也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张学良思想上十分矛盾，国难家仇系一身，坚决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一直是张学良的初衷。张学良不愿背卖国罪名，更不愿家乡沦为敌手。他不止一次表示：“我爱中国，我更爱东北，因为我的祖宗庐墓均在东北，如由余手失去东北，余心永远不安。我敢断言自信的，第一，不屈服，不卖国；第二，不贪生，不怕死。”早在日本挑起中村事件、万宝事件时，张学良已清楚意识到：日本侵略野心，用和平方式难以制止，不用武力不能保住东北，因此请示蒋介石应有所准备。很明显，张学良主张保卫东北，主张抵抗侵略。可是，事变发生后，他却奉命执行了不抵抗主义，“令部下倘遇日军进攻，中国军警不得抗拒，须将军械子弹存入库房”。张学良能执行不抵抗主义原因比较复杂，其中除了不得已执行蒋介石的密令之外，还有以下几个因素：第一，张学良出身封建军阀家庭，但从小受西方文化影响，他羡慕西方国家的富强，一贯主张息内争，御外侮。1928年他毅然东北易帜，主要目的就是希望团结御侮。他认为，要抵抗日本的侵略，中国必须统一，只有国家统一，才有希望转弱为强。他多次表示，我张学良没有统一国家的能力，但我有决心服从能统一国家的人。蒋介石是能统一中国的人，只有拥戴蒋介石做领袖，使国家统一，才能抵抗外强。自从东北易帜后，张学良对蒋介石全力支持，真诚合作，蒋介石没有炮兵，张学良送去一个炮兵旅，连炮兵司令也陪送过去；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又调走东北军的空军、海军，张学良也无怨言；中央军要建立无线电通讯，张学良又派在东北主管电讯的蒋斌去南京帮助培训人员，为了帮助蒋介石巩固政权，张学良率东北军长期驻在北平。对蒋介石的要求，张学良几乎言听计从，不计较个人恩怨，甚至不惜忍辱负重，代蒋介石受过。九一八事变替蒋介石背“不抵抗”恶名，热河失守，他又承担全部责任，被迫下野，其目的都是维护领袖的威信。盲目维护领袖的威信，也害了张学良后半生。第二，幻想依靠蒋介石实现全国抗战。张学良主张全国抗战。九一八事变第二天，在东北军重要将领会议上，他说：“我们是主张抗战的，但须全国抗战，如能全国抗战，东北军在最前线是义不容辞的。”所谓全国抗战，就是依靠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政府共同抗战。张学良主张全国抗战主要基于以下两点考虑：1.东北力量不足，只有全国抗战才有胜利把握。他认为“日人图谋东北，由来已久，这次挑衅的举动，来势很大，可能要兴起更大的战争。我们军人的天职，守土有责，本应和他们一拼，不过日军不仅一个连队，它全国的兵力可以源源而来，绝非我一人及东北一隅之力所能应付。现在我们即已听命于中央，所有军事、外交均系全国整个问题，我们只应速报中央，听候指示。2.东北军政当局没有应战准备。连年军阀混战，东北军大部分被抽调入关，张学良本人也长期住在北平。1931年7、8月间又出现石友三通电倒张进犯平津事变，张学良不得不抽调东北军精锐部队到关内讨伐石友三，更使东北军事防务空虚。九一八事变发生时，吉、黑两省只剩下5个旅，而且多为装备低劣。而处在日军强大兵力威胁下的辽宁，全部兵力也不过5、6个旅。由于执行蒋介石的不抵抗命令，东北军高级军官们缺乏抗战意识，充满恐日心理，毫无对日作战准备，对此张学良十分清楚。因此，九一八事变当夜，他电话指示东北边防军参谋长荣臻：“沈阳空虚，抵抗无益，只有忍辱负重，遵照委员长的指示，等准备好了再打，等中央同日本交涉，听候国联处理。”致使东北军几乎无抵抗，拱手揖盗。

总之，从以上几个方面看，即使张学良完全看清了日本侵略中国的野心，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他也极有可能还是实行“不抵抗政策”。再者，张学良在接受日本记者采访时也只是说他若知道日本的野心，他也是可能会跟日本人拼的。这种推测我们可以从九一八事变后的一系列事实得到侧面证明。张学良实行不抵抗政策，并不有损于他作为爱国者的形象，因为当时情况太复杂，必须做审慎处理。蒋介石和张学良在九一八事变前后，对日本的看法，并无本质区别。对九一八事变的处理，可谓合作无间。1931年9月19日，蒋介石致电张学良：“沈阳日军行动，可作地方事件，望力避冲突，以免事态扩大，一切对日交涉，听候中央处理。”张学良也多次表示要听从中央指令，决不单独对外。事实上张“自沈阳事变以来，个人一切遵从中央意旨”。其间，阎宝航、王卓然等人几次要张学良鼓起精神干，但张学良仍然表示要“听命于中央”。张学良之所以与蒋介石合作无间，除保存实力外，其根本原因还是对日看法上二人观点一致。既然“不抵抗政策”是蒋介石和张学良二人的共识，对九一八事变的处理二人又合作无间。所以，蒋介石和张学良均应负责任，把东北沦陷的责任都摧到蒋介石身上是不公平的；同样，让张学良承担全部责任也是不公正的。论对狭义的九一八事变处理，张学良应负直接责任；而对广义的九一八事变处理，蒋介石则应负主要责任。至于对“不抵抗政策”的评价，则是另外一回事，但有一点，蒋介石非为不抗日，而是何时抗日、如何抗日的问题。张学良亦然。张学良的思想有一个形成过程，此点不可不明察。所以，蒋介石和张学良均应负责任。

作者单位：沈阳航空航天大学

东北大学

【注释】

(1)1979年叶剑英元帅第二次访问西安时留下的诗句。

(2)于学忠：《东北军第四次人关的经过》，《文史资料选辑》，第16辑，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88页。

(3)秦孝仪：《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一编，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4年版，第618页。

(4)沈云龙：《王铁汉先生访问纪录》，第18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