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不抵抗命令”谈“铣电”及“石家庄会谈”真伪之说

李永中

探讨西安事变必须从“九一八”谈起，无可避免地又得从“不抵抗命令”谈起：

一、回忆录与当事人之回忆孰属可信

余之看法认为须参酌各种文本文件或各种留存的数据作交叉比对，及国史、家属及口述回忆及日记方可还原真相，我们现在就来谈“不抵抗命的令事”。

关于“不抵抗”政策的决定者，近八十年来争议不断，透过个人的回忆录的叙述或转载，大多数的回忆录，均指向蒋介石，这就牵涉到史料甄别的问题，却鲜有人问到张学良本人的说法。且看当时任张学良机要秘书的郭维城之回忆“九一八事变当时，张学良将军在北平，一夜之间十几次电南京蒋介石请示，南京方面却若无其事地十几次复电不准抵抗，把枪架起来，把仓库锁起来，一律点交日军”⁽¹⁾。

据顾少川的回忆和张汉卿副司令行营秘书处主任洪钫等人的回忆，张学良是19日才致电南京报告沈阳事变情况的。南京国民政府是在19日始得悉沈阳事变的消息，这可从国民党中央临时会议记录及邵元冲日记等资料中获得佐证⁽²⁾。

郭维城的回忆提及的一夜之间，十几次请示，十几次复电之电文，迄无存证，遍寻不着，启人疑窦，不足凭信；蒋介石于9月18日当天乘舰赴南昌督师“剿共”⁽³⁾。19日晚，在南京之国民党中央党部召开临时会议，决定“电请蒋主席回京（南京）”⁽⁴⁾。

另据荆有岩的回忆：“事变发生后，荣臻（东北边防军参谋长）打电话报告北平副司令行营。行营当即请示南京，待蒋介石指示：不能打，并已经由王正廷（外交部长）报告国联。南京接电话者为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熊斌，电话由南京转牯岭，蒋一再指示不要抵抗。”⁽⁵⁾

荆的说法恰好说明了郭维城说法的漏洞，讲清楚了蒋介石“九一八”之夜不在南京，南京接电话的是熊斌，由熊斌向蒋介石请示后，再向北平转达蒋的指示。可是，荆有岩回忆录越具体，漏洞越多。第一，9月18日蒋不可能在牯岭，9月18日蒋从南京乘军舰出发，当夜不可能上庐山。第二，“蒋介石于19日乘舰至湖口、换船，经鄱阳湖，至南昌”⁽⁶⁾足证蒋18日并未由军舰下，根本未上庐山。第三，国民政府最早也要19日始得悉沈阳事变，不可能18日夜里就会说出已经由王正廷报告国联说法，与历史不符，过于牵强。

我们可再看2001年辽宁大学焦润明教授的论述，发表于《近代史研究》第三期的《80年代以来的张学良研究》，他说大陆的学者有两种以上的观点，而且都选用了大量史料来支持自己的观点，他说：

“一种是强调张学良在九一八事变中忠实地执行了蒋的不抵抗政策；另一种则强调张的执行蒋之不抵抗政策，不过是由于上下级关系不得不执行，以及受蒋蒙蔽糊里糊涂地执行。争论双方都运用了大量史料来支持自己的观点，主张张学良在九一八事变中是忠实地执行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观点的学者指出，7月发生‘万宝山事件’后，蒋介石反对反日运动，命令‘隐忍自重’，张学良复电同意。8月发生‘中村事件’后，蒋介石的铣电（8月16日）称，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寻衅，我方应予不抵抗，力避冲突，吾兄万勿逞一时之愤置国家民族于不顾，希遵照执行。张学良9月6号转电臧式毅、荣臻‘务须万分容忍，不可与之反抗’。张学良又于同日致电张作相：‘特急，吉督署张督办：奉密电令：我国遵守非战公约。不准衅自我开，特予遵照。张学良’。9月19日上午，张学良在讲话中说：‘吾早已令我部士兵，对日兵挑衅，不得抵抗。故北大营我军军令收缴军械，存于库房。’此外9月24日张学良致蒋介石、王正廷电和1935年8月张学良在溪口某次宴会上之讲话，都表明张学良的确执行了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平心而论，争论双方对于这一点并无分歧，但相比较而言，持相反观点的学者则更强调九一八事变发生前，对于日军寻衅事件，蒋介石与张学良在石家庄会晤，蒋要张严令东北军，凡遇日军进攻‘一律不准抵抗’，提交国联和平解决。事变发生后，9月19日夜11时，蒋介石在南昌亲笔起草了给张学良的加急电报。9月23日蒋介石发布的国民政府报告全国民众书中说：‘政府现时既已对此次案件诉之于国联行政会，以符合公理之解决，故已严格命令全国军队，对日避免冲突，对于国民亦一致告诫，务必续持严肃镇静之态度。’”⁽⁷⁾两种论点均先设定了，存在着“不抵抗命令”，事实上是先下结论再行反推，这是谬误的。

二、史料甄别及辨伪问题

前段提及回忆录及当事人追忆的问题，同时更重要的是史料甄别的问题。

我们先谈所谓“铣电”的问题，“铣”为16日的代电韵日，初见于大陆出版的《文史资料选辑》第六辑所载洪钫《“九一八事变”当时的张学良》。文中称：

“九一八当晚，沈阳有长途电话前来，甚为紧急。张学良立即返回协和医院，接通荣臻的电话，据荣报告，驻沈阳南满站的日本联队，突于本晚上10许时，袭击我北大营，诬称我方炸毁其柳河沟铁路路轨，现已向省城进攻，我方已遵照蒋主席铣电的指示，不予抵抗（按蒋介石于8月16日，曾有一铣电致张学良谓，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寻衅，我方应予不抵抗，力避冲突。吾兄万勿逞一时之愤，‘置国家民族于不顾’，张学良曾将这个‘铣电’转知东北各军事负责长官一体遵守）。张学良令其将续得情况随时报告，但此后沈阳电话即呼叫不通。”⁽⁸⁾

彼时众所皆知，洪钫于“九一八”当时系任职陆海空军副司令行营秘书处机要室主任。海内外学者，均引用其所录“铣电”：并奉为归圭臬，从无人质疑，即便是台湾近代史权威李敖亦引“铣电”为据，然究竟无人得见识“铣电”之“庐山真面目”，迄今无任何人见过“铣电”之原文件。而所有关于“铣电”的文字记录均源于转录洪钫回忆，大陆档案馆庋藏资料中，并无“铣电”的原文件存在。台湾方面，国史馆庋藏的“蒋中正总统档案中，亦不见此则电报”⁽⁹⁾。我们可从蛛丝马迹再向上溯源，9月6日张学良致辽宁省主席臧式毅、致东北军长官公署参谋长荣臻不抵抗电文，未提及有关“铣电”之字样。臧式毅在1951年7月于抚顺战犯管理所书写交待档料，尽书：“会同总司令部留守参谋长荣臻急电北京，向张学良总司令报告并请示应付方策，奉命是采取不抵抗主义”⁽¹⁰⁾，无蒋氏指示张学良不抵抗具体证据。

而台湾方面，“蒋中正总统档案”为目前最详尽，最完整有关蒋介石的档案。而其中的“革命文献”、“筹笔”均未见到民国二十年（即1931年）8月16日给张学良的电报。“事略稿本”，8月16日蒋氏从南昌赴九江，预备乘船参与岳母宋太夫人倪桂珍女士丧礼执拂，该日记事：“由南昌搭车到九江，于车中问长春市政筹备处调查万宝山事件之报告。……其一步一步螺旋而进之侵略，吾已见其肺肝矣。呜呼！天下从此多事，吾甚为民众痛惜焉！”⁽¹¹⁾然并无有关“铣电”之记载。

据以上所证，由洪钫回忆提及“铣电”后无任何数据可供内容之佐证，上溯至“蒋氏是否下达不抵抗命令”亦颇值深思。据笔者多年来遍寻档案而不获，与台湾史家刘为开、张学良专家郭冠英、旅港传记名家胡志伟等诸兄，众人均有共识，所见略——“铣电”并不存在！

三、石家庄会晤存否问题

按石家庄会晤，系根据何柱国之回忆而来。初见“文史资料选辑七十六辑”，刊载何柱国《九一八事变前后》一文中称：

“张学良于9月11日，在北平接到蒋介石的密电，叫他于12日去石家庄与蒋会晤。那天上午，蒋、张分乘两辆专车，蒋介石的专车自汉口开来，张学良的专车从北平开来，就这样两个人都未下车，把两辆专车合拢后，在车厢里举行了秘密会谈。那时我正驻防在石家庄，得讯后提早在车站外围派部队布防警戒，以保安全；但专车及车站范围内，则由蒋、张自带的卫队负责。会谈后，张学良亲自告诉我，蒋介石对他说，最近获得可靠情报，日军在东北马上要动手，我们的力量不足，不能打。我考虑到只有提请国际联盟主持正义，和平解决。我这次和你会面，最主要的是要你严令东北全军，凡遇到日军进攻，一律不准抵抗，如果我们回击了，事情就不好办了，明明是日军先开衅的，他们可以硬说是我们先打他的，他们的嘴大，我们的嘴小，到那时就分辨不清了。过了一星期，九一八事变果然爆发了。张学良下的一道不准抵抗的命令的来源和真相就是这样，而张却替蒋介石背上了一个不抵抗将军”的恶名⁽¹²⁾。

何柱国另文《忆张学良将军》中称：“九一八事变以前，9月12日蒋介石曾电约张学良到石家庄进行了一次会面。这时我驻军石家庄，铁路外围的警戒都由我负责。张、蒋两人的专车到站时，两人专车并停在一处，张即走上蒋的专车，车上除钱大钧及蒋的卫士外，什么人也不准上去。两人谈了一个多小时，张回到自己的车上，蒋的专车即开走了。我上车问张学良和蒋谈了些什么。张说：‘不得了，日本人要动手了！’我说：‘那我们得赶快调兵做好准备。’张说：‘总司令叫我们不要还手。’我说：‘军人守土有责，敌人打来了，怎么可以不还手呢？’他说：‘是啊！守土有责，应该抵抗，但总司令说如果我们还手，在国际上就讲不清了；我们不还手，让他打，在国际联盟好说话。’这就是不抵抗之由来。在蒋介石之授意与命令下，不战而丧失东北，使张学良背上了‘不抵抗将军’之恶名。从这次石家庄蒋、张之秘密会见，也说明日本要占领东北，蒋介石是事先得到情报的，我可作为这段历史的见证人。”⁽¹³⁾

以下数据，就何柱国称9月12日蒋、张石家庄会晤一事，足证应非事实，据《吴忠信日记》⁽¹⁴⁾　9月12日所说：“偕三先生乘11时30分车到南京，6时在陵园会介石兄，仍询余主张，余切实进言，蒋意召集在京要人会议，余决在京小住。”根据《蒋作宾日记》9月12日记：“晚6时与副司令接洽，方知日方极欲分离吾国外交政策也。”⁽¹⁵⁾以吴忠信由沪赴京，即耗车程5小时计，蒋能否五、六小时内往返南京、石家庄，诚属可疑。再据“事略稿本”9月12日记事：“上午，与夫人等至天宝城浙军纪念塔野餐。下午，吴忠信持粤方汪兆铭等复电。”再据《中华民国大事纪》，8、9日记事，蒋中正8月28日到武汉视察水灾，9月1日发生“弭乱救灾”通电，2日离汉返京，此后至9月12日，未有赴汉记载⁽¹⁶⁾。与何柱国称9月12日，蒋的专车“自汉口开来”，显有不符。(www.daowen.com)

四、总结

有关“不抵抗命令”，张学良晚年常做澄清，并多次谈起九一八事变时，是他自己下令的，而非国民政府。

张学良晚年向为他做口述历史的唐德刚先生说过：“我要郑重地声明，就是关于不抵抗的事情，九一八事变不抵抗，不但书里这样说，现在很多人在说，这是中央的命令，来替我洗刷。不是这样的，那个不抵抗命令是我下的。”“我作为一个封疆大吏，我要负这个责任。”“这个事不是人家的事情，是我自个儿的事情，是我的责任。”⁽¹⁷⁾张学良晚年常如此说，这次来参加座谈会的郭冠英兄，于张学良晚年常随侍在侧，可谓张的忘年交，曾亲聆听张的教诲，他也常听张如此说。

至于8月16日的“铣电”，始终无法证实它的存在，“石家庄”蒋、张会晤也由史料证明有误，应秉持研究历史的精神，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

作者单位：台湾军事史料研究会

【注释】

(1)易显石、张德良、陈崇桥、李鸿钧：《九一八事变史》，辽宁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72页。

(2)邵元冲：《邵元冲日记》，民国20年10月19日。

(3)秦孝仪总编撰：《总统蒋公大事长篇初稿》（二），台北国民党党史会编印，1978年，第37页。

(4)秦孝仪总编撰：《总统蒋公大事长篇初稿》（二），台北国民党党史会编印，1978年，第42页。

(5)荆有岩：《九一八之夜的张学良》，辽宁省文史资料专辑《九一八纪实》，辽宁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7页。

(6)秦孝仪总编撰：《总统蒋公大事长篇初稿》（二），台北国民党党史会编印，1978年，第126页。

(7)焦润明：《80年代以来的张学良研究》，《近代史研究》，2001年第3期，第365—366页。

(8)大风编：《张学良的东北岁月》，光明日报出版社1991年版，第241页。

(9)吉林省档案馆编：《九一八事变》，第172页。

(10)臧式毅笔供、中央档案馆编：《伪满洲国的统治与内幕·伪满官员自述》，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70页。

(11)“事略稿本”，民国二十年8月16日，台湾国史馆藏。

(12)何柱国：《九一八沈阳事变前后》，大风编：《张学良的东北岁月》，光明日报出版社1991年版，第331页。

(13)何柱国：《忆张学良将军》，大风编：《张学良的东北岁月》，光明日报出版社1991年版，第20—21页。

(14)《吴忠信日记》，党史馆藏影印本，民国二十年9月12日。

(15)北京师范大学、上海市档案馆编：《蒋作宾日记》，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356页。

(16)韩信夫、姜克夫主编：《中华民国大事纪》第3册，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229—234页。

(17)唐德刚、王书君：《口述实录—张学良世纪传奇》（上），山东友谊出版社2002年版，第431—43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