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张学良文稿日记口述历史等看其对九一八事变的心路历程

赵菊梅

积案如山的有关张学良将军的著述，对于九一八事变之时张学良执行不抵抗政策，都有叙述和分析，但历史真相之错综复杂，如雾里云山，探求究竟，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许多有关张学良将军的论著，往往即或关乎某一件事迹，诸多亲历其境者的文字记载，也都大有出入。正如张学良自己所说：“我近十年来使我觉着历史上的记载疑案重重，就如我这个人还活着的，对于我这个人的记述，我所听到的、看到的，多不正确。……我自己的事，我所听见外间记载、传闻我的事情，常使我大笑不止。……”“譬如‘九一八’，全国多攻击我不抵抗，但我很少看见有人研究我为什么主张不抵抗。只有在当时《大公报》上王芸生有过一两篇社论。所以我觉得单独攻击我不抵抗的，而不研究不抵抗主张之因素的，是有点肤浅。”⁽¹⁾时至今日，研究不抵抗主张之因素的文章专论，已多达数十篇，每篇文章皆挖掘史料、旁征博引、条分缕析，但论述之视角唯独少了张学良对此事的自我剖析。鉴于此，本文拟结合近年逐渐公开发表的张学良将军的文稿、日记、信函及口述历史等⁽²⁾，探讨张学良对九一八事变的心路历程，分析九一八事变对张学良政治生涯和人生轨迹的影响。

一、对九一八事变的判断与处置——不战而失东北

众所周知，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略中国东北的战争早已预谋决定，张学良在九一八事变之前，对此已经有所认识。张将军在1957年写就的《杂忆随感漫录》中，对九一八事变之经过，有较为详细的回忆叙述，其中写道：“日本野心家，先利用万宝山事件，再利用中村事件，在国内大肆煽动，以其鼓荡，欺骗日本民众，思以制造成侵华是正当之行动的观念。当我方已知此种情形：（一）我决定迅速解决中村这一案件。（二）我派汤尔和渡日，向日外相币原表示，我方欲寻求解决东北悬案之意图，币原甚表赞同。遂决定拟由中日政府选派大员办理。（三）通令东北军政，凡事慎重，凡由日方挑衅之事，竭力避免，不可与其冲突对抗，以免扩大事端。”

但是，在事变发生前后，张学良仅根据以往对日本之理解，对日本当时之政情和日本少壮军人的嚣张，未能随时彻底研究注意，致使对时局的判断发生了重大的错误。正如他自己所说：“我在那个时代对于日本的理解，我认为日本是一个立宪的国家，军部虽有帷幄上奏之特权，但不经天皇批准、国会通过，是不能对外用兵的。有国际条约之约束，元老重臣之稳重，虽然日本少壮军人，从事煽动，如果我方不给以可乘的借口，不跟他武装冲突，那是不会发生军事问题的。”“尤以我父亲死难之事为证，当时日本野心军人，虽想制造事端，藉故挑衅，而如我不给予机会，彼亦无法。所以我取敬鬼神而之的态度。”“我的腹案是：对外取不合作，消极抵抗，有机会即收回已失的权利……当时我对日方，亦存戒慎之心：1.必须谨慎从事，使其无有藉口；2.处处戒备，使其不能制造事端，藉故挑衅……”

同时，张学良由于“迷信条约神圣、错估国联的制裁力量”，致使事变发生后一直坚持不抵抗政策，寄希望于国联。“当时我是认为国际可以解决争端的。基于这些心理，所以我自始至终，竭力避免事端扩大，以其易于解决，遵守国联的警告”。迨至“事变之后，政府和我的见解是一致的，认为条约神圣，国际正义存在，对于日本这种侵略的行为，必当仗义执言，遂信赖国联，而不同日本直接交涉，以免损失权利。所以币原所提之五项原则，拒不接受。对于日军行动，听从国联劝告，竭力取容忍方针，静待国联解决”。

显然，正是在上述避免冲突、依赖国联、听命中央等思想的主导下，张将军不战而失东北，让日本仅用了4个多月的时间，就侵占了山海关至黑龙江之间相当于日本国土3倍的110万余平方公里的神圣领土。

关于国人对九一八事变的评论，张学良一生仅佩服胡政之在《国闻周刊》上发表的一篇言论，其大旨约略如下：“不抵抗主义这个名词并不是由张学良创始的，但是如果我们一提到不抵抗主义，可就会联想到张学良，张学良是这个主义的实行者。这个名词的出现，好像是个新玩意儿，但是这主义的精神，早有它的历史渊源，具有十足的必然性。我敢武断的来说，假如东北负责当局不是张学良，九一八事变，任何人十分之九也是不抵抗。在民国十九年的中东路事件，张学良不是抵抗了吗，闹了个损兵折将，大为失败，内外责言，这是促成张学良不抵抗决心之远因也。中东路事件给日本一个暗示，暴露了中国幼稚无能不团结。当九一八事变之前，日本军人高呼惩膺张学良，消灭东北政权。张学良本人也知道将会有事情发生，但是他总存有万一的心理：日本或者是不敢吧？等到九一八事变发生了，他觉得打是打不过日本的，以不抵抗对付之，不使事端扩大，以待国际来解决。那时候张学良是这种心理，中央也是这种心理。所以我说就是换作他人是东北边防司令长官，也是十分之九的一样不抵抗。以过去的济南事件为证，凡是对付日本的武装挑衅行为，不都是退让吗？我要是给张学良定谳的话，他的罪过不在于九一八的不抵抗，而在其继续的不抵抗。”张将军对胡政之如此批评，颇为折服，认为道出了其内心的隐情，终生服膺。

二、背负国难家仇寻求抗日之路——人生轨迹发生逆转

九一八事变之后，国民政府内政治局势的发展，在张学良看来，更印证了胡政之的言论：中国幼稚无能不团结。“当时全国不但未能团结一致对外，反而利用外交问题，发动政争，以逞私愤。在中央迫蒋主席下野，改组为不伦不类的政府，成为一国三公。孙哲生、汪兆铭相继为行政院长，而又负不起责任，如锦州山海关问题发生时，凡有请示，则皆答为：相机处理或善为处理。在地方，山东韩、刘火并，四川二刘对垒，粤则二陈相战，贵州毛酋之争”。此种景象，不禁使张学良“触目伤心，心灰意冷”，认为单凭一己之力，无法与强大的日本相抗衡，因而主张全国抗日。在九一八事变的次日，张学良就在东北军将领会议上说：“我们是主张抗战的，但须全国抗战，如能全国抗战，东北军在最前线作战，是义不容辞的。”⁽³⁾在接见东北籍旅平学生会的代表时也说：“……日本这次来犯，其势甚大，我们必须以全国之力赴之，始能与之周旋。”⁽⁴⁾这种全国抗战论与当时的国内形势及政府的不抵抗主义形成极大的矛盾，使张学良进退维谷，十分为难。而其时，张学良自己也因毒瘾委顿，既不能劳力，又不能劳心，细微精密之思考能力早已为毒品侵蚀得斗志全无，在身临重大局势之时，失去了判断和决定的智慧与天机，没有采取积极而强有力的抵抗政策，致使东北、华北局势变化迭起：1932年伪满洲国在长春成立，日本正式承认，东三省不入中国版图，溥仪在次年称帝；1930年张将军统兵30万，开启热河保卫战，不出10天，承德陷于敌手，日军不过只派战车十余辆、士兵百余而已，就轻而易举地占领了热河省，实现了侵略华北五省的第一步。热河失陷，张将军因遭受各界压力，引咎辞职。在上海，张将军克己制胜，勇对人生，积极配合医生，通过强烈的自制手段与自省意识，戒除了不良嗜好，全家转道出国，旅欧考察，开启了人生转变的帷幕。

旅欧期间，德、意法西斯主义给张学良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回国后，他狂热地倡导法西斯主义，试图把蒋介石塑造成一个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式的中国的民族领袖，借以振兴国家，消除外侮。但随着形势的发展，他逐渐改变了自己的政见。蒋介石对日本的一再忍让和通过“剿共”战争对杂牌军的清理，与张学良急于收复东北失地的愿望背道而驰，让张学良对其产生了强烈的不满。作为“内战与抗战歧途中的重要责任者”⁽⁵⁾，张学良不战而失东北，失去自己的“根”，作为非蒋介石直系的杂牌军，背负着在关内流浪的士兵集团，被置在喧嚣责难、众人环视的环境当中，应该理所当然地首先承担起收复东北失地的责任，但他领导的东北军，面对日本帝国主义步步紧逼的侵略气焰，却仍在“剿共”内战中，做着无谓的牺性。

于是，“在京沪时，同沈钧儒、邹韬奋、黄炎培、杜重远等会谈，被他们的言语所激动，使我热血沸腾。而当政军少壮的同寅，亦多以抗日问题相责勉，致我内心益加断愧悲愤。”而“正当此之前后，陕北剿匪，两遭失败，一百十师一百零九师覆灭，师长何立中、牛元峰先后阵亡死事。……阵亡的伤患官兵，我当时无力以善其后。……当时的抚恤办法，由军政部发给抚恤证件，统由死伤者的原籍省县支领。我所率领的多为东北籍官兵。在当时的情形下，官兵睹此规定，多有不平。某次在京会谈到此一问题，有人说东北为东北军所失陷，等到收复东北，再去领恤金可也。……兵员及枪械亦无法补充，更有甚者，官兵的情绪不安，皆以为如此的牺牲消耗，远不如抗日牺牲为光荣。尤以东北籍的将领更具深一层的烦闷——历年流离的苦痛，思乡的观念，加深了抗日而不欲剿匪的心情。自然，他们的情绪会影响我的情绪”。

其实，这些情绪就是张将军自己的情绪。同时，随着当时国内抗日救亡运动针对日本对华北的侵略迎来新的高涨时期，张学良开始意识到：他对现实国家及其领袖的认同意识必须要以中华民族的认同意识为基准进行修正，维护民族独立才是中国面临的首要课题，中华民族与日本帝国主义的矛盾才是中国面临的主要矛盾，而不是什么“剿共”。“剿共”属于内争，与其一贯主张的“息内争御外侮”是不相符合的。1936年9月23日，张学良给蒋介石的电文中说：“居今日而欲救亡图存，复兴民族，良以为除抗日外，别无他途。”⁽⁶⁾这正是张学良对中华民族认同意识空前提高的一种表现。然而，此时蒋介石的国家认同意识仍是以高于一切的“剿共”为核心的。在这两种意识矛盾继续发展，达到不可调和之时，张学良通过西安事变，把自己的民族认同意识强加给了蒋介石，要求他站在抗日救亡的立场，停止“剿共”，立即抗日。这一举动使当时的中国政治潮流发生了巨大的转变，也使张学良的政治生涯与人生轨迹发生了逆转。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张学良亲自送蒋介石回南京，经过军法会审，开始了长达54年的幽禁生活。

三、椎心泣血的纪念——以“九一八”为一年之始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发生，日本全面侵华战争开始。18日，身在幽禁之中的张学良将军上书蒋介石请缨：“卢沟桥之冲突日渐扩大，日本军人之凶焰，肆行无厌，真令人发指……万一不幸，中日必须兵戎相见，俯乞钧座赐良杀敌之机，任何职务，任何阶级，皆所不辞。能使我之血得染敌襟，死得其愿矣。如蒙钧座之允诺，良生当陨首，死当结草。钧座俯临华夏绝不令匹夫一志之不伸，临书惶悚，不知所云，俯乞鉴宥……”

国恨家仇，张将军写来字字血泪，杀敌之志发自肺腑，但因西安事变，将军身在“管束”之中，请缨竟落在“九一八”事变以来，抛父母、弃妻子，千万热血青年投军之后。正如张将军1937年的“九一八”感言：“啊呀！又到了‘九一八’了，六年中我作（做）了些什么？悲惨忍痛过了六年，今天中日战争展开，而我安居山上，凡我同志多去肉搏，我不能执戈为民族去冲锋，报国家之仇。‘九一八’我失去冲锋机会，那是我的罪恶！忍耐点吧！不怨天，不忧人，自励身心，以备国家需用你的时候，你能担负起一个任务。否则任务未在身上，想担任务，空中楼阁来计算。任务真到身上又担负不了。不只误国，也是误己！”为此，张将军曾不断自勉自励：“应当思念过去之过失，加以痛改，作（做）新人，备国用，勉之，勉之！”

张将军蓄势待发之雄心，时时跃然纸上，梦想着有朝一日蒋介石会对他大开其恩，释放他出去，重新杀上战场。可他哪里知道，漫长的囹圄生涯才刚刚开始。蒋介石将其辗转迁徙，先后幽禁于浙之溪口，皖之黄山，赣之萍乡，湘之郴州、永兴、沅陵等地，果令其“匹夫一志之不伸”，未能拥旌持节，纵横驰骋，不能执戈为民族冲锋，报国恨家仇。这对于一个热血军人，在国家民族危亡之时，前方战士在枕戈泣血、奋不顾身、捍卫国土，而自己作为“陷东北于敌手”却“身居后方朝饔夕飧”者，未尝不是一种精神与心智的摧残。无奈之下，竟然于1939年开始，把每年的9月18日定为一年之始，以“九一八”代替了元旦，作为椎心泣血的纪念。他写道：“为什么我用今天为日记的开始呢？因为这天日本野心军阀之一弹，震荡了全世界，扯破了国际条约，暴露了国联无能，接连着德、意法西斯的疯狂，灭亡了几个国家，残杀了多少人民。可是另一方面，使全世界认清了侵略者的真面目，辨明了法西斯的本质，反侵略者愤起，为世界史造一新阶段。我中国丧失土地、生命、财产，其惨其苦，心为之痛！但是，另一方面，深深地刺激了国人的惰性，警醒了国人的沉昏，加强团结，各阶层，群起抗敌，给中国有史以来一个新纪元！说到我自己呢，在责任上，为国家民族背负重大之罪恶，在个人名誉上、声望上、经济上，一切之一切，受无限之损失；可是另一方面，改变了我的环境，改变了我的思想，能使我了解了人生，使我认识了些真理，也可以说是我由污浊的深渊跃出，给我开了一个新生命。由以上三个意义，我就拿今天做一年之始。”

此后每年的“九一八”，张将军部写下了不同的感言，其中对“九一八”充满了自责的心态：(www.daowen.com)

1940年，“九一八”：“‘九一八’……又是一个‘九一八’了，一到这个日子，心中总是难过，想把它忘了，又忘不了。等到中华民族解放自由的那天，也许到了这一天的心绪，就不同了吧！”

1942年，“九一八”：“‘九一八’……啊呀，真快，又到了一个‘九一八’了，中国人一到了今天，必然有些感触，我哪，比别人更要特别些。我要勿忘‘九一八’，要健全身心，振奋自己，写在这头一篇上，拿起来就看得见，以鞭策我自己。”

1943年，“九一八”：“今年‘九一八’，是比往年不同一点，天气晴朗，各处战事胜利消息，不时地传来，这也许是一线的曙光，不过，遥远的家乡，何时才能再见哪！”

1945年，“九一八”：“这是十四个年的‘九一八’了，今天天气十分晴朗。今年更比往年大不相同，我虽然还不能自由的（地）走上我的故土，可是我的故土是在压迫之下，而得到了自由。虽然故乡的老乡们，受到了日寇的奴化，可是十四年的教训，使得多少老乡们改换了他们的头脑，促成了他们自发的精神，我衷心地期待着解放了的故土，涣（焕）然一新。”

以“九一八”为纪元，张将军持续了七年之久。由于国共和谈破裂，内战再启，1946年的元旦，张将军又把“九一八”为一年之始的纪元法废除，重新回到1月1日。张将军写道：“前几年的日记，每年的开头是由“九一八”起，今年我又把　（它）改回来了。“九一八”的问题，虽然是有了结局，可是东北向（还）未得到自由解放，那块土地里还埋藏着大量的炸药，不晓得那（哪）一天（它）还是会爆发的。不只东北呦！中国全国害（还）不是一样吗？”

中日战争全面结束，日本战败，无条件投降。对于国内的局势，张将军虽然充满了忧虑，认为东北还没有得到自由解放，内战的危机仍然有一触即发的可能，但无论怎样，东北失地已经收复，“九一八”的问题，也有了结局。于是，对“九一八”的自责心态，从此终于可以稍事释怀了。

四、小结

九一八事变，张学良由于判断错误，在依赖国联、听命中央等思想的主导下，采取了不抵抗政策，不战而失东北，使自己走向了人生的低谷，政治生涯发生暗转。但正是在背负着国难家仇的情况下，张学良通过不断的探索，寻求到了抗日救国的有效途径，为达到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目标，张将军毅然发动西安事变，促成了国共第二次合作，也使自己走向了人生的高潮，政治生涯到达顶峰。此后，通过1936年12月31日的军法会审，张学良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年，褫夺公民权利五年，又经军事委员会严加管束的特赦，开始了漫长的幽禁生涯。1937年开始的全面抗战，持续了8年之久，在抗日沙场上有八百万军人壮烈牺牲，在战火与逃亡中有两千万百姓丧命。张将军在辗转逃难中目睹黄尘下暴骨丘堆，鏖战处血迹犹殷，心中惨恻，悲痛不已。“‘九一八’失去冲锋机会，那是我的罪恶”，“抗日军兴，未能血溅日寇，为我终身的遗憾”。恨只恨空有满腔热血，却不能供给民族抗战，只能在日记中以“九一八”代替元旦，定为一年的开始，作为椎心泣血的纪念，以便勿忘“九一八”，健全身心，振奋自己，鞭策自己。

1946年末，十年“管束”期满，张学良理应有被释放的可能，但是在这样历史的大转换时期，蒋介石为了实现自己对东北的直接管辖，切断了张学良政治复活的可能性，将他移送到了台湾。为天下大势所趋，张将军的满腔热忱，也只好审时审事而应变，甚至随遇而安，走向了因果宿命之论：“我自弱冠以至而立，十数年间，每一动念，辄有超出我预想不到之后果，如我之眇末，安能至此乎？再四思维，事非偶然，亦非必然，不得不走向因果宿命之论，冥冥中有所主宰，非人之所能知者也。”

作者单位：张氏帅府博物馆

【注释】

(1)张学良原著，张之宇校注：《杂忆随感漫录——张学良自传体遗著》，台湾智库出版社2002年版，第176—177页。

(2)关于张学良的文稿、日记、信函及口述历史，文中资料主要来源于以下三本书：1.张学良原著，张之宇校注《杂忆随感漫录——张学良自传体遗著》，台湾智库出版社，2002年；2.张之宇著《张学良探微——晚年记事》，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3.窦应泰编著《张学良遗稿——幽禁期间自述、日记和信函》，作家出版社，2005年。引用时，凡带引号而不出注者，均是张学良的原话，故不一一注出。

(3)洪钫：《九一八事变时的张学良》，《文史资料选辑》第六辑，中国文史出版社，第22—25页。

(4)洪钫：《九一八事变时的张学良》，《文史资料选辑》第六辑，中国文史出版社，第22—25页。

(5)1936年10月5日《毛泽东周恩来致张学良书》，《西安事变资料》第一辑，文史出版社，第73页。

(6)1936年9月22日《为陈明抗日主张致蒋介石电》，毕万闻主编：《张学良赵一荻合集》第五部，时代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36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