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不抵抗主义”由来的相关口述史料

高　洋

目前对于九一八事变相关问题的研究，由于中国一方（日本方面对于发动事变的档案资料保存比较翔实）缺少一手的档案资料，对于中国政府、军队在事变当日的应对情况，目前的许多结论多以当事人的回忆作为依据。可是这些回忆并非都是准确可靠的。回忆人或因为年代久远，或是记忆不清，或是受感情、政治因素影响，有意褒贬，与史实有误是不可避免的。近年，随着当事人一个个故去，这些回忆资料更加众说纷纭，而历史的真相也更显扑朔迷离。当前，在现有档案资料不足的情况下，对现有口述史料的考证成为还原九一八事变这段历史的重要途径。因此，近年来，有关九一八事变口述史料的研究日益得到史学界的重视，对于回忆史料中的真伪杂陈，更需要认真考订核实。本文正是对九一八事变有关“不抵抗主义”由来的现有口述史料进行力所能及的辨析，指正其中的错误之处，考据历史的真相。

一

有关“不抵抗主义”，目前主流的说法是：张学良奉行蒋介石“不抵抗主义”方针，也就是说“不抵抗主义”是蒋介石命令张学良执行的。对于九一八事变当夜蒋介石是否命令张学良采取“不抵抗主义”，很多论著引证。曾任张学良机要秘书的郭维城⁽¹⁾回忆“九一八事变当时，张学良将军在北平，一夜之间十几次电南京蒋介石请示，南京方面却若无其事地十几次复电不准抵抗，把枪架起来，把仓库锁起来，一律点交日军”⁽²⁾。与郭维城回忆相近的，还有时任华北财政特派员的荆有岩的回忆：“王树翰告诉我，日军已占沈阳，夜8时荣臻来电话报告情况，当即请示南京，得蒋总司令指示‘不能打’，并已经由王正廷电告国联，听候国联处理云云。概南京中央认为准备不足不能对日作战，在这以前，就曾得到指示：‘东北对日本的问题，要照应全面，力避冲突，万不可逞一时之愤。……’因此，南京方面坚决主张不抵抗，下达命令于张副司令。在南京接电话的人为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熊斌，时蒋介石在庐山牯岭，电话由南京转牯岭。蒋一再指示不要抵抗，一夜之间沈阳连续不断报告敌情，均即转达南京、牯岭，亦随即将南京所发指示转告沈阳，情况紧迫，无丝毫忧虑余地，均唯‘中央命令’是从”⁽³⁾。俩人的回忆在细节上虽然略有分歧，但是在观点上却惊人的相似，也就是九一八事变当夜蒋介石通过电话数次命令东北军“不抵抗”。

当夜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们不妨看一看当时的媒体是怎么报道的：“惨祸之发生，据各报所载，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参谋长荣臻所谈：‘……荣氏时在私宅，当即叫北平长途电话，向张副总司令报告，并请示应付方法。其时北大营驻军长官由电话中向荣请示，荣命令全取不抵抗主义，缴械则任其缴械，入占营内即听其侵入，并告以虽口头命令已绝对服从。少顷据报日军已进入最西边之营房，营内吾军遂由后门退出……当时据报迫击炮厂及火药及兵工两厂，均已被日军袭击，故荣氏由公署致电政管理处，用长途电话向副司令报告。副总司令仍取不抵抗主义……时近拂晓，日军竟由西南角城墙处入城，在城上开机关枪一排示威，遂将无线电台占领。荣氏正拟一电稿，预备报告副总司令，因电台被日军占领无法拍发。忽忆及副司令宅内有新由华人自造之小型无线电机一架，用电灯之电力，即可拍至北平，乃找来使用该机之人，使之拍发，果能达到，即张氏已在报发表之皓卯电……’”⁽⁴⁾荣臻的这段话中，可以看出荣臻与张学良当夜共通过两次电话，并且拍发一次电报，拍发这封电报时收到张学良的“皓卯电”，“皓”在电报中代表19日，“卯”代表早上5点至7点，也就是说张是在19日早上5点以后才接到荣臻的电报。

媒体的报道与多年后东北军第七旅团长王铁汉的回忆基本吻合：“当夜事变发生，荣厅长用长途电话向北平报告的是10时30分钟以前的情况，那时日军只是炮击北大营，沈阳及其他各处，都没有变化。张司令长官基于累日日军演习司空见惯一点，仍令遵照鱼电示办理。等到沈阳当局发现日军大举进攻，再向北平请示，电话线已被日军割断，遂改发无线电，但辗转到张氏面前，已是十九日上午，日军业已占领沈阳……”⁽⁵⁾王铁汉的回忆也证明沈阳与北平至少通过一次电话并拍发过一次电报，而且当夜事态发展的大致过程，以及拍发电报的时间也与媒体报道荣臻的谈话基本吻合，张收到东北的电报是19日上午，极有可能就是卯时中的某一时间。

荣臻和王铁汉都是事变的亲历者，荣臻谈话的记载仅仅在九一八事变后一年，这两人的回忆对于当夜历史的澄清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从两人的回忆中也可以看出当时沈阳的东北军并没有接到所谓的蒋介石的命令，蒋的多次电话命令也更是无中生有。即使是张学良整晚也不清楚日军这次行动的尺度，从其拍发的“皓卯电”可以看出，张仅仅认为“日兵至昨晚10时，开始向我北大营驻军施行攻击，我军抱不抵抗主义，毫无反响，日兵竟至侵入营房，举火焚烧，并将我军驱逐。各营同时用野炮轰击北大营及兵工厂，该厂至现时止，尚无损失。北大营、迫击炮库被炸，迫击炮厂亦被占领，死伤官兵待查。城内外警察各分所，均被日兵射击，警士被逐退出，无线电发报台亦被侵占”，直到早上“6时30分”才知道日军“入省城占据各衙署、各通讯机关，驱逐我警察，切断我北宁火车站”⁽⁶⁾，而这时张学良再作出抵抗指示显然已经来不及了。

那么，国民政府在九一八事变当夜是否知道事变发生？从张学良发给中央的电报“皓戌电”可以判断，张学良在拍发“皓卯电”后，才在医院写给中央的电报稿，写好后，再从医院送到能发电报的地方发送此电报，直到“19日下午，国民党中央接到张学良关于日本关东军占领沈阳的电报。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当晚紧急举行会议，研究对策”⁽⁷⁾。而在此之前，事变刚刚发生时，张学良也同南京政府联系过，同张联系的对象是“行政院长孙科”，而孙科只是敷衍告诉张“妥善办理，相应处置”⁽⁸⁾。显然在九一八事变发生的全过程，中央政府没有向张学良下达任何命令。作为地方军阀的张学良，在还不太了解沈阳具体情况的时候向中央政府的请示也只是例行公事罢了，并且中央政府也不清楚日本人是否在发动战争，更不可能对东北军下达任何具体指示。

九一八事变当日作为国民政府最高统帅的蒋介石在哪里，又在做什么呢？9月18日身为最高统帅的蒋介石既不在南京，也不在庐山牯岭。据可靠记载：“蒋介石于19日乘军舰至湖口，换船，经鄱阳湖，至南昌。”⁽⁹⁾蒋在18日晚到19日晨根本就没有从军舰上下来，而是一直在南京驶往湖口的路上。蒋知道此事后，迅速感到了事情的严重性。在9月19日的日记中写道：“昨晚倭寇无故攻击我沈阳兵工厂，并占领我营房。顷又闻已占领我沈阳与长春，并占领牛庄消息，是其欲乘此粤逆叛变，内部分裂之机会，据有我之东三省矣……余所持者，唯此一片血诚。明知危亡在即，亦唯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¹⁰⁾又在20日日记中云：“闻沈阳、长春、营口被倭寇强占以后，心神不宁，如丧考妣。苟为吾祖吾宗之子孙，则不收回东北，永无人格矣！”⁽¹¹⁾从蒋的日记可以看出：蒋同张以及国民政府一样都是分两次知道九一八事变全过程的，即先知道日军攻占北大营及兵工厂，后知道日军占领沈阳。从“顷又闻”这个词看，蒋是直到19日快到卯时（或更晚）时才知道日军攻占北大营的，后不长时间又听说沈阳失守。蒋知道事变发生时已经是事变结束之后，显然不可能在事变过程中向东北军下达任何命令。从其两天的日记中也可以看到，蒋只字未提“不抵抗”，即使是事变之后蒋下达了这个命令，蒋也会在日记中有记载，不会仅仅都是满腔义愤的情感抒发。

二

有些学者认为蒋指示张“不抵抗”不仅仅有很多亲历者的回忆可以证明，而且还有一些电文作为佐证。例如，9月23日，时任国民政府主席的蒋介石发布的《国民政府告全国民众书》中说：“经严格命令全国军队，对日避免冲突。”9月24日，张学良致蒋介石、王正廷的急电：“先是我方以日军迭在北营等处演习示威，行动异常，偶一不慎，深恐酿事端，曾经电令各军，遇有日军寻衅，务须慎重，免冲突。当时日军突如其来，殊出意外。我军向官方请示办法。官方即根据前项命令，不许冲突。又以日军此举，不过寻常寻衅性质，为免除渐扩大起见，绝对抱不抵抗主义。”⁽¹²⁾

一是，电文提到的对日“避免冲突”是蒋介石于九一八事变后5天才提出的，是国民政府集体讨论后，向全国公开的电文，而且没有使用“不抵抗”这个词。同时把这句话放入整篇电文中，联系上下文看，“避免冲突”的目的是“政府现在既已此案诉之于国联行政会，以待公理之解决”，“务必维持严肃镇静之态度”⁽¹³⁾。“避免冲突”与“不抵抗”之间有着本质的区别，从事变发生前后一个月内，蒋都没有在任何官方电文乃至私人日记信件中使用过“不抵抗”一词，倒是张学良及奉系将领在电文中多次使用这一词语。

二是，张在电报中提到的“官方”一词，大多数史学家都认为是暗指蒋介石。“官方”这个词在这里是否只能指代“蒋介石”是颇值得商榷的。张学良电文第一句“先是我方……曾经电令各军……避免冲突”，应指张学良和东北当局“电令各军”，因为只有张学良才可能直接对东北军各部下令。当然，这里主语“我方”，是相对于日方，强调指中国一方。力避冲突，本是中央政府的意旨，张学良亦同意此主张，并下令执行。故“电令各军避免冲突”，即东北当局按照中央指示下令之意。如“官方”指蒋介石，后面“官方根据前项命令”，就只好理解为蒋介石根据张学良和东北当局的命令了。这对讲究尊卑的中国人来说在逻辑上显然是说不通的。

就词义而言，“官方”系相对于民间之意，并非专指中央政府。在当年通用的媒介语境下，“官方”用来指地方政府或中央政府的某专属部门，在通常情况下提到中央政府时都是使用“中央”一词，尤其是地方政府向中央政府拍发电报时更是如此。从张学良拍发给蒋的电报中可以发现，张只使用“中央”和“总司令”这两个词作为蒋的指代，“官方”如果指代蒋即显得多此一举，又模糊了指代对象，这对于正式电文来说，尤其是这么重要的电文显然是明显纰漏。其实电文虽然署名是张学良，从叙述事变过程的语气看，显然不是张学良本人，倒极有可能是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参谋长荣臻。把荣臻放在第一人称位置，无论是语气还是逻辑都没有任何问题，而其说到的“官方”就应该是代表东北地方政府的“东北政务委员会”或者是“东北政务委员会主席张学良”。

三

有关九一八事变“不抵抗主义”由来的另一组重要证据就是当年陆海空军副总司令行营秘书处主任洪钫和东北军旅长何柱国二人的回忆。洪钫回忆：“1931年8月16日蒋介石曾致张学良一电（称“铣电”），谓：‘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寻衅，我方应予不抵抗，力避冲突。吾兄万勿逞一时之偾，置国家与民族于不顾。’张学良曾将此电转知东北各军事长官一体遵守。”⁽¹⁴⁾何柱国回忆：“9月12日，蒋介石曾由汉口乘专车来石家庄，张学良自北平乘专车前去，二人在专车上晤谈。当时何驻防石家庄，担任其二人会晤之外围警戒。会晤后，张氏告何：‘日军可能要在东北动手，蒋氏要求张严令东北全军，凡遇到日军进攻，一律不准抵抗。如果我们回击了，事情就不好办了。明明是日军先开衅的，他们可以硬说是我们先打他的。他们嘴大，我们嘴小，到那时就分辩不清了。’”⁽¹⁵⁾如果这两段回忆是准确的，就能证明“不抵抗主义”是事变前蒋与张共同定下的，由蒋制定下达的命令，张负责执行，为后来事变发生时东北军执行的“不抵抗主义”方针找到了出处。

“铣电”仅是出现在洪钫的回忆文章中。据称是蒋1931年8月6日致张学良的电报，但没有注明该电的出处。“因此，台湾等地的一些学者就有怀疑”⁽¹⁶⁾。台湾学者刘维开对“铣电”作出过考证：“不仅大陆无原文件作证，台湾所藏《蒋中正总统档案》中亦查阅不到根据。洪钫的回忆是否正确，则是一个疑问。”⁽¹⁷⁾洪钫还提到“张学良曾将此电转知东北各军事长官一体遵守”。可是作为事变最前线的王铁汉团长在回忆中所提到的当时军队撤退不是执行“铣电”而是执行“鱼电”。该电盖有张学良鱼子秘印，内容为“辽宁政委会臧代主席、边署荣参谋长鉴查现在日方外交渐趋吃紧，应付一切及宜力求稳慎，对于日人无论其如何寻事，我方务须万方容忍，不可与之反抗，致酿事端。即希迅速密令各属，切实注意为要”⁽¹⁸⁾。由此来看，洪钫所回忆的“铣电”只是出自洪钫本人回忆，又没有原始电文对照的孤证，而东北军当时执行的“鱼电”中并没有提到国民政府以及蒋介石本人，因此没有明显的证据证明“不抵抗主义”与蒋介石有任何关系。

何柱国回忆的蒋张石家庄会面被过去史学界认为，是蒋亲自出马，命令张坚决执行张“不抵抗主义”方针的一次会面。可是，张学良9月12日当天正在北平接待“新任驻日公使蒋作宾”，商谈“对日外交”⁽¹⁹⁾。当然北平距离石家庄很近，张当天完全可以往返，但是蒋却在同一天在上海接见了汪精卫的亲信吴忠信。蒋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彼电中先要余下野，然后方停止军事行动。余固亟望彼等推一二人来沪，极愿面商一切也，因属礼卿（吴忠信）可以‘介石望和之意甚切，惟望不用武力强迫方式或易进行之意’答之。呜呼！此皆余由衷之言也，但不知彼等再将何言来复？岂彼辈仍以只要介石先通电下野然后方来沪，或以如介石不下野不能来沪相答乎？”⁽²⁰⁾这样看来蒋张石家庄会面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从蒋行踪来看，蒋当时正忙于和以汪精卫为首的“粤系”就组成国民政府的条件讨价还价，根本无暇顾及东北，即使是9月18日的日记关心的也是“一、对粤决令第十九路军先占潮汕，第十八军集中赣南，而余再宣言以第一、二、三届委员共为第四届委员，余在四中全会中引咎辞职”⁽²¹⁾。

综上所述，以现有的口述史料和档案资料来看，对九一八事变中东北军执行的“不抵抗主义”的由来作出结论，还尚显不够客观。首先，缺少一手相关的档案资料，例如“铣电”，无论是人为因素还是技术因素，在保存档案方面我们明显落后于战争的另一方——日本；其次，现存的口述史料与档案资料之间缺少相互支撑的逻辑；最后，大量的口述史料自身存在矛盾之处，还需要史学工作者进一步的考证。我的结论是：以现有的口述史料，还不能孤立的证实“不抵抗”的命令是否存在，“不抵抗主义”由谁提出等问题。即使“不抵抗主义”在很多史料中反复出现，但没有有力的证据证明“不抵抗主义”作为一种战略战术由上级贯彻给沈阳驻军，也许当时的“不抵抗”仅仅是东北军避免小规模冲突的应对底线，只是后来事态的急剧发展，舆论媒体的过度炒作，导致“不抵抗主义”方针以讹传讹。

作者单位：九一八历史博物馆

【注释】
(www.daowen.com)

(1)郭维城：1933年任张学良英文机要秘书，1931年正就读于北平燕京大学。

(2)易显石，张德良，陈崇桥，李鸿钧著：《九一八事变》，辽宁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73页

(3)　荆有岩：《“九一八”之夜的张学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辽宁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编委会编著：《“九一八”记实（辽宁文史资料）》（总第三十一辑），辽宁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7—118页。

(4)曾宗孟著：《九一八周年痛史》，北平：九一八学社1932年版，第29—31页。

(5)高存信：《张学良、蒋介石在‘攘外’与‘安内’问题上的分歧》，《抗日战争研究》，1982年第1期，第288—289页。

(6)张凤兰：《‘九一八’事变前后有关张学良将军的一组电文》，政协沈阳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室会编：《沈阳文史资料》（第十一辑），内部发行，1986年版，第88页。

(7)殷丽侬、李书源编写：《东北抗战实录》，长春出版社2005年版，第4页。

(8)唐德刚：《张学良世纪传奇》，山东友谊出版社2002年版，第432页。

(9)秦孝仪总编撰：《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上卷），国民党中央党史会编印1978年版，第126页。

(10)杨天石著：《蒋介石与南京国民政府》，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85页。

(11)杨天石著：《蒋介石与南京国民政府》，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86页。

(12)张学良暨东北军史研究会编：《张学良暨东北军将领传》，华文出版社1993年版，第30—31页。

(13)《国民政府告全国同胞书》（1931年9月23日），中国国民党委员会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1981年版，第284—285页。

(14)洪钫：《九一八事变时的张学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从九一八到七七事变编审组编：《从九一八到七七事变——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第24页。

(15)何柱国：《九一八事变前后》，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76辑），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66页。

(16)毕万闻著：《英雄本色——张学良口述历史解密》，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年版，第140页。

(17)刘维开：《蒋中正先生的东北经验与九一八事变的应变作为——兼论所谓“铣电”及“蒋张会面说”》，中央政治大学历史学系编：《历史学报》，台北，2002年第19期，第210—217页。

(18)辽宁省档案馆编：《辽宁省档案馆珍藏张学良省档案五·张学良与九一八事变》（上），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出版，第280页。

(19)王芸生编著：《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八卷），三联书店1982年版，第240页。

(20)《事略稿本》，1931年9月12日，“蒋档文物图书”。另据党史馆藏《吴忠信日记》9月12日载：晤蒋“商京粤和平，拟发电粤中当局，请推代表二人来沪与介石面谈。”转引自刘维开《蒋中正的东北经验与九一八事变的应变作为——兼论所谓“铣电”及“蒋张会面观”》，载国立政治大学历史学系编印《国立政治大学历史学报》第19期，台北：2002年5月，第216页。《吴忠信日记》目前尚未公开。

(21)《蒋介石日记》，1931年9月18日，《困勉记》卷19，“蒋档文物图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