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国难张学良不抵抗命令是忠实执行了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

马越山　赵　朗

张学良口述历史中说：“我要郑重地声明，就是关于不抵抗的事情。九一八事变不抵抗，不但书里这样说，现在很多人都在说，说这是中央的命令，来替我洗刷。不是这样的。那个不抵抗命令是我下的，说不抵抗命令是中央下的，不是的，绝对不是的。”还说：“这事不该政府的事，也不该蒋公的事。”“那个时候，蒋公根本就不负责任。他不负这责任，我也没有向他请示的必要。我要请示也是向南京政府请示，没有必要打电报给他。”

张学良上述说法，“九一八”国难，东北当局实行不抵抗政策，东北沦陷，好像与蒋介石没有任何关系。众所周知，历史史实绝不是这样。张学良不抵抗命令，是忠实执行了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蒋介石应当承担主要责任。

不抵抗政策是蒋介石首先提出来的，是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一部分，其理论基础在于他一贯认为帝国主义并不是主要敌人，帝国主义国家之所以侵略中国，无非是争夺一些“权益而已”。而共产党则是要推翻它的政权，打倒地主和资产阶级，建立无产阶级政权。共产党才是主要敌人。1931年8月22日，蒋介石宣称：“中国亡于帝国主义，我们还能当亡国奴，尚可苟延残喘，若亡于共产党，则纵为奴隶，亦不可得。”所以蒋介石置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而不顾，疯狂“围剿”中央红军。

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所标榜的是“以夷制夷”，即依赖欧美帝国主义列强的势力，抵制日本对中国的侵略。蒋介石曾说：“中国是世界各国的殖民地，因此，日本现在要将中国做他一个国家所独有的殖民地，就要同世界各国来决战，如果日本不能和世界各国来决战，它就掌握不了东亚霸权，也就解决不了太平洋的问题，这样它不能在东亚做盟主，也就不能吞并我们中国。”所以对日本帝国主义对东北的侵略行动，不采取任何军事措施，依赖国联公断。蒋介石这样做，主要是他不相信自己的力量能够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他认为：“枪不如人，炮不如人，教育训练不如人，机器不如人，工厂不如人，拿什么和日本打仗呢？”“若抵抗日本，顶多三天就亡国了。”蒋介石的这种思想，对张学良的影响很大，他轻信了蒋介石所说：“有九国公约及国联，日本不能强占中国领土。”九一八事变后，张学良多次公开检讨依赖国联的错误。

蒋介石是国民党右派的代表人物，他与帝国主义相勾结，代表中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利益，和广大的人民群众相对立。因此，蒋介石为了巩固他所代表的剥削阶级利益和他个人的独裁统治，不可能组织全国人民群众共同抗日。

蒋介石的势力主要在江浙一带，东北地区对他并不重要。因此，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形成很早。1927年春，蒋介石与日本天皇互派心腹密谋，达成默契，蒋介石反共，日本支持蒋介石统治长城以南广大地区，而长城以北的所谓满蒙则由日本控制。1927年秋，蒋介石偕同张群访日，与田中首相秘密会谈时，再次表示“承认日本在满洲的特殊地位和权益”，来换取日本对他的支持。

张学良和蒋介石的处境截然不同。东北是张学良的故乡，是张氏父子多年苦心经营的独立王国，是张学良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地。而且张学良和日本帝国主义有不共戴天之仇。1928年6月4日，日本关东军制造了皇姑屯炸车事件，张作霖蒙难丧生，年轻的张学良继承父业，开始主政东北。当时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的侵略势力猖獗。张学良为了反抗日本的侵略和实现国家的统一，于1928年12月，不顾日本的威胁，毅然宣布易帜。张学良本想依靠蒋介石的力量，反抗日本的侵略，但事与愿违，张学良被蒋介石拖入了内战的漩涡，大部分东北军被调到关内，东北防务空虚，给日本侵略造成了可乘之机。对于日本不断挑衅，制造战争借口，蒋介石却一再要求张学良采取不抵抗政策。

1931年万宝山事件发生之后，7月11日，蒋介石电训张学良：“日本诚狡猾阴险，但现非我国抗日之时。除另电外交部王部长外，希兄督饬所部切勿使民众发生轨外行动。”⁽¹⁾7月13日，国民党政府监察院长于右任也给张学良发电，强调：“中央政府把平定内乱（指‘围剿’红军）视为头等职责，东北的同仁必须理解之一国策。”中村事件发生后，8月16日，蒋介石发给张学良铣电：“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寻衅，我应予不抵抗，力避冲突。吾兄万勿逞一朝之愤，置国家民族于不顾，希转饬遵照执行。”⁽²⁾

九一八事变前，东北形势非常严峻，战争一触即发，张学良遂打电报给蒋介石，希望他能做抗日军事准备。电文力陈：“东北之安全，非武力无以确保，日本即一意对外，我方亦应有所自省。”又电：“日本开始其大陆政策，有急侵满蒙之意，已无疑问，无论其对手为中国抑或苏俄，事既关系满蒙存亡，吾人自应早为之计。”⁽³⁾蒋介石对此极为不满，答复电文只字不提东北危机，只是强调：“剿共为重要，解决广东为重要。”⁽⁴⁾

1931年8月，沈阳局势紧张后，驻扎在北大营的王以哲旅长，赴北平向张学良请示调回布防在关内的一部分东北军，以防日本突然袭击。张学良向他传达了蒋介石的不抵抗命令：“遇事要退让，军事上要避免冲突。”

9月12日，蒋介石在石家庄召见张学良，两人在火车车厢里举行了秘密会谈。蒋介石对张学良说：“最近获得可靠情报，日军在东北马上要动手了，我们的力量不足，不能打。我考虑只有请国际联盟主持正义，和平解决。我这次和你会面，最主要的就是要你严令东北全军，凡遇到日军进攻，一律不准抵抗，如果我们回击了，事情就不好办了，明明是日军先开衅的，他们可以硬说是我们先打他的。他们的嘴大，我们的嘴小，到那时就分辨不清了。”⁽⁵⁾

张学良下车后，东北军将领何柱国问他：“蒋都谈了些什么？”张学良说：“不得了啦，日本人要动手了，总司令要我们不要还手，让他们打，好向国际联盟说话。”

9月15日，东北边防司令长官公署副处长李济川，受辅帅张作相指示，向张学良请命，要求对日军侵略进行抵抗。张学良再次重申了蒋介石的不抵抗命令：“东北外交总的方针是和平解决，不能酿成军事行动。我们能解决的就解决，不能解决的由中央负责。”

就这样，张学良忠实执行了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九一八事变前夕，面对日军大举进攻，东北军不做任何军事准备，一些部队甚至演习“敌来我走，敌退我守”。东北军劲旅、驻北大营王以哲部，9月13至15日夜，连续三次向东山嘴子东大营大操场作转移演习。“九一八”夜晚，日军进攻北大营，全旅被迫略作抵抗，即按演习路线撤退。

1931年9月18日晚，日军进攻沈阳北大营，当时张学良正陪同英国大使在北平中和戏院看戏，闻讯后立即返回他所住的协和医院，接通了沈阳的电话。荣臻报告说，日军袭击北大营，进攻沈阳，“我方已遵蒋主席‘铣电’指示，不予抵抗”。得知情况后，张学良训令荣臻：“遵照鱼电，令其不事抵抗，谨遵守国际联合会基本原则，无论如何情形，不以武力相报复。”随后张学良通知在北平的高级将领，连夜召开紧急会议。戢翼翘、于学忠、鲍文樾、万福麟等将领出席。会上张学良说：“现在我们既已听命中央，就只能按中央的命令行事。事态如此严重，中央也许会有新的办法。”⁽⁶⁾

当时中国政局非常混乱，蒋介石已经宣布下野退到幕后，但军事、财政等大权仍然在握。南京中央政府没有什么实权，大事说了不算，起不了什么作用。所以张学良说：“那政府的回答不外乎是两句话，就是你要妥善办理，相应处置。都是这段话，政府从来没有直接明确地给我答复，都是这种笼统的话。换句话说，就是你自个儿好好地去看着办吧，都是这类不负责任的话。没有什么正经话。”⁽⁷⁾

九一八事变爆发时，蒋介石正在江西九江，亲自指挥30万大军，对中央红军进行第三次“围剿”。9月19日，得到日军占领沈阳消息后，在南京的国民党中常委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电请蒋介石即日返回南京，商讨对策。同日，蒋介石密电张学良：“沈阳日军行动，可作为地方事件，望力避冲突，以免事态扩大，一切对日交涉，听候中央处理。”⁽⁸⁾

9月21日，蒋介石从江西匆匆赶回南京，立即召开了党政军要员开会，他说：“余主张以日本侵占东三省事实先行提出到国际联盟与签约非战公约国，此时唯有诉诸于公理。”九一八事变前，蒋介石提出不抵抗政策，引狼入室，本来就是极大的错误，日军侵占沈阳后，他不但不痛定思痛，亡羊补牢，组织一切力量，抗击日本侵略者，收复失地，反而顽固坚持不抵抗政策，将日军侵略行动提交国联，乞求国联主持主义，而当时国联根本起不到这一作用，甚至有些方面还和日本侵略者狼狈为奸，从中渔利。所以蒋介石的这一主张是错上加错。在蒋介石的主持下，这次会议决定的基本方针主要有：加设特种外交委员会，作为对日决策研究机关，由戴季陶、宋子文任正副会长，于右任、丁惟汾、邵力子、邵元冲、陈布雷等为委员；对外避免扩大战争，经由向国际联盟申述，获得公平的处断；有国民政府及中央党部分别发布《告全国军民书》，要求国人镇静忍耐，努力团结，准备自卫，并信赖国联公理处断。同一天，南京政府电令全国各军政机关及其长官，力持镇静，听候政府之正当解决，全文如下：(www.daowen.com)

总司令部、军政部并转各司令、各军长、师长、海军部并转各舰队司令、首都卫戍司令部、警察厅、副司令部、凇沪警备司令部、各省市政府、各清乡督办、各总指挥鉴：绝密。据报日军于皓晨占据沈阳，现已由外交部向日政府提出严重抗议，要求立撤日军，并电达国际联合会，唤起世界注意。顷驻京日使馆上村书记奉日政府令，来外交部面称，日政府认为沈阳冲突之不幸，已制止扩大，并下令保护日华侨，请我政府对于在华日侨亦一律予以保护等语。当此灾患未宁，外侮复至，我国民唯有坚忍沉毅，力持镇静，取稳健团结之态度，务须避免轨外行动，免为发动所乘，贻害大局。除饬行政院密令遵照外，仰饬属严密注意保护日侨，并切实劝喻人民务守秩序，听候政府为正当之解决，是为至要。国民政府。马印。

9月22日，蒋介石在国民党南京市党部党员大会发表演讲，主要内容有：“此次日本在我东三省，擅作军事行动，强占我沈阳、长春、安东、营口及其他辽省要地，情形之奇突，实为国际上从来所没有。我国受此奇耻大辱，无论同志同胞，均须深刻认识，一致奋起，以救危亡，切尤须将本问题之前后关系，从大处研究，得其真相以谋应付。此次日本暴行不仅破坏远东和平，亦足以影响世界和平，事态甚为重大，是以吾人立志必须坚决，应付则当沉着。”“日本此次举动，不仅乘我之危，违反国际道德，切极端破坏国际联合规约，及非战公约之精神。上列两条约，皆各国为确保世界和平而订定。余敢相信凡国际联合会参加国及非战公约之签字国，对日本破坏条约之暴行，必有适当之裁制。”“现在日本暴行发生已将五日，中央政府已作严密之研究，决定应取之步骤。此时世界舆论，已共认日本为无理，我国民必须上下一致，先以公理对强权，以和平对野蛮，忍痛含愤，暂取逆来顺受态度，以待国际公理之判断。”

9月22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发表了《告全国同胞书》全文内只字不提抵抗日本的侵略，却强调“必须坚定沉重”“确守秩序”，“仍须努力于剿匪救灾”，实际就是不许全国军民进行抗日斗争，并且国民党还要继续“围剿”红军，坚持内战。

9月23日，根据蒋介石的论调，南京国民党政府发表了《告全国国民书》，主要内容有：“日军在东三省暴行发生以后，我全国人民应取之态度，中央已有详切之指示。国民政府今以政府目前应付本事件之经过，及政府对国民之希望，撮其要略，以陈述于全国之国民。此次日本军队在东省之暴行，其性质之严重，为空前所未有。此种事变，实于我国全国之存亡有莫大之关系。当本月18日日军暴行开始之时，事前既无肇事之事端，而其举动且与国际惯例及任何条约冲突，乃竟公然侵占我疆土，残杀我人民，戮辱我军政官吏，且继续暴行，有加无已。日人所加于我国之侮辱，实为对全世界文明国家之威胁。国际联合会之设立，本为防止战争，且谋和各国群力，以防止侵略。今兹事变起后，政府已立即将日人之暴行，报告于国联，并要求第一步先使日军立刻撤退。22日国联行政委员会开会，对于停止军事行动，及撤退军队已有决议，政府并电请国联行政会，一俟日军撤退，应立即设法对此野蛮事件，谋一正当之解决。深信此次事件，苟经一公平之调查，国联本其应有之职责，必能与我以充分之公道，及合理之补救。政府现时既以此案件诉之于国际行政会，以待公理之解决，故以严格命令全国军队，对日避免冲突，对于国民亦一致告诫，务必维持严肃镇静之态度。”

9月23日这天，张学良派万福麟、鲍文樾飞往南京会见蒋介石，蒋对二人说：“你们回去告诉汉卿，现在他一切要听我的决定，万不可自作主张，千万要忍辱负重，顾及全局。”⁽⁹⁾

九一八事变后，美、英、法等帝国主义列强，迫切希望日本以中国东北为跳板，把战火扩大到社会主义苏联，因此，对日本的疯狂侵略行动，不但不采取有效措施加以制止，反而纵容包庇。日本得寸进尺，不断攻城略地，烧杀抢劫，由于蒋介石和南京国民党政府实行不抵抗政策，使东北沦陷。

综上所述，九一八事变当天以及前前后后，张学良对日军的侵略行动，下达了不抵抗命令，这不是他个人的行为，而是他听命中央，忠实地执行了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但蒋介石不顾历史史实，把责任推到张学良身上。1974年台北出版的《蒋总统秘录》中说，九一八事变时，“盖坚持不抵抗，以防突发事件扩大，是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张学良的方针”⁽¹⁰⁾。不知道张学良受到什么情况的局限，出于什么目的，在张学良口述历史中说出了“这事不该政府的事，也不该蒋公的事”。历史就是历史，它的史实是不能篡改的。九一八事变，不抵抗政策是蒋介石提出来的，当时南京国民党政府贯彻执行，其中张学良也是忠实执行者之一。这一政策的失败，蒋介石应当负主要责任，南京国民党政府也难逃其责，而绝不是“这事不该政府的事，也不该蒋公的事”。

作者单位：辽宁省社会科学院历史所

【注释】

(1)全国政协：《文史资料选辑》第6辑。日本国际政治学会：《到太平洋战争之路》东京1963年版，第268页。

(2)荣孟源：《蒋家王朝》中国青年出版社1980年版，第50页。

(3)司马桑敦：《张学良评传》，星辉图书公司出版1986年版，第159页。

(4)司马桑敦：《张学良评传》，星辉图书公司出版1986年版，第159页。

(5)全国政协：《文史资料选辑》第76辑。

(6)牟文海等编著：《少帅风云录》，三秦出版社1989年版，第66页。

(7)〔美〕唐德刚访录、〔美〕王书君著述：《东北王传奇——张学良口述实录》，中国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447—448页。

(8)全国政协《文史资料选辑》，第1页。

(9)国民政府财政部档案（三），第471页。

(10)《蒋总统秘录》（八），第1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