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的精神层面谈口述历史的贡献——以唐德刚《张学良口述历史》为例

邓　庆

在张学良传奇的一生中，西安事变可说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件大事。这是在中国人民抗日救亡的历史关键时刻，张学良作出了正确和果断的决定。这次事变不仅促使蒋介石抗日，掀起中国现代史上光辉灿烂的一页，而且更为他的人生谱写了可歌可泣的篇章。他在九十岁时回忆说，他的事情到“三十六岁”，“以后就没有了”，这就是他的“生命”⁽¹⁾。可见西安事变与他的关系有多么的重要。1990年1月至5月间，在台北张学良寓所和亚都饭店，唐德刚采访了张学良11次，先后录制了11盘录音带；后历经数年，精心整理录音资料而成《张学良口述历史》。其以自述为中心，为读者提供了一个真实反映张学良独特人格魅力的历史。唐德刚认为，没有西安事变，张学良只能是个不同于老子的新军阀，成不了历史人物。2001年10月14日，张学良在美国夏威夷与世长辞。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江泽民发去唁电，高度评价他的历史功绩，称赞他为中华民族的千古功臣。这些都与西安事变有着密切的关系。21世纪初，口述历史在中国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改革开放以来，人们感到，保存历史和传承记忆，已经成为紧迫的抢救性工程。口述历史，就是保存精神文化遗产的一种重要方式。提倡口述史学，更主要是注重精神层面的追求。口述者在讲述自己经历的同时，也是在评价历史和站在时代的高度对历史进行深刻的反思。口述史学的采写者或整理者，可以通过自己的查阅、研究，达到复原历史真相的目的；对于一时说不清楚，或有歧义的，应以忠于原意的方式先记录下来。在探讨口述历史的理论中，口述历史作品发表之后，在细节的真实性方面有时会受到批评和质疑，这是正常的现象。人的记忆是有限的。口述者对往事记忆有误，是很难避免的。他们在评价自我时，有所避讳，或有自夸的倾向，也是人之常情。在这方面，还是应当有一种包容的态度，即不能因为“任性冲动”就否定“千古功臣”。历史上的结论并没有改变，只是比“文献学”上，即所谓主流历史所记载的张学良将军更有血有肉、更人性化了。

一、客观地反映西安事变的发动原因，尤其注重从精神层面给予解读

口述历史对于历史人物思想的真实想法的反映，高于自传，可信度比当事人的回忆录更有价值。历史书总是由胜利者一方所写的。如果由失败者一方来写的话，那必然会大有不同。同样，口述历史更多的是追求精神层面，也就是更深入地挖掘张学良内心深处的东西；但这绝不是用小说式的“虚构”来取代之；相反，要的是真实、淳朴、率直。比如唐德刚问他：“蒋不是您的上司吗？”回答：“所以他发我脾气，我就把他抓起来呀。”⁽²⁾这反映了其历史的真实性。以口述历史研究张学良更主要是在精神文化层面的追求：因为记忆对于人类来说，不但关系到生存的维系、技术的延续、知识的传承，还关系到尊严的保持和道义的捍卫。有意识的删除和遗忘，对科学的发展、文化的传承、社会的进步，都有严重的负面作用。凡是成功的民族，后代总是以前辈的终点为起点，不断地向更高的境界攀登，文明才能像一个牢固的链条，一代一代地延伸和壮大。这种理念，正在为更多的人所认同，这正是口述历史受欢迎的原因。而以口述史研究张学良是与时代非常适应的工作方法，理由如下：其一，“历史”很近，就是发生的事件，与现在并不是很远。从其现实意义方面来讲。现在有很多“现代知识人群”，对于教科书中“被告知的历史”，有很多不信任的成分。尤其是对近代以来的历史，更希望通过研究“亲眼见识和亲耳听到的东西”去发现“真实的历史”；其二，“人是历史的中心”，要强调“以人为本”；其三，主流性和非主流的问题。从传统意义上讲历史学，是专指对文献和资料的研究。口述历史在以文献学为主的主流史学界中没有地位，不受重视。因此，从事口述史研究要有一种觉悟，即不要去争论是否为是一流，还是二流、三流。无论是所谓的正统历史学，或非主流，这只是一个方法论的问题，关键是看哪个方法更科学，就是要用科学发展观来看待这个问题。以口述历史研究张学良更突出人性化，如我们讲张学良是“千古功臣”，但不是说他就是“高大全”式的英雄人物，而是从展示自我和个性分析的角度来讲。这方面口述历史为我们提供了可贵的资料。

1.发动西安事变“不是为了（张学良）个人利益”。

“我就认为这个事情我当做，我就做！我就跟你说句话，我有决心的时候，都是这样决定的：我是不是有私心在里头，我是不是为我自己利益，我是不是问心无愧？好了，没有！我问心无愧，我没有私心！我敢跟你说，我做那件事情（西安事变）没有私人利益在里头，我没混过与我自己地位、利益有关的东西，我没有！假设我自个要地位、利益，我就没有西安事变。”⁽³⁾口述历史所再现的是张学良没有私心，而为抗日不顾个人利益的内心世界。

2.值得肯定的是，张学良的口述虽然简单，但关键词没有变。

研究史学至为重要的在于其真实性，历史是不能够被掩盖的。口述历史揭示了很多历史真相，结果是不能改变的。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在中国现代史上是具有重大转折意义的。口述史通过人物在事变中的言行这一独特的视角，以人系事，以史代论来展现西安事变。再现张学良的爱国至诚、自我牺牲的精神。抓蒋送蒋，最终实现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张学良说得不多，但很真实，也是很关键的问题。“他在口头上还是一硬到底，说什么历史如走回头路的话，西安事变他还是要发动的”。在西安事变爆发前数小时，他在西安召集了一个干部会议，宣布这项惊人的“阴谋”。于学忠说，“抓起来很容易”，但“以后怎么样放他（蒋介石）呢”？张学良则说：“现在不能考虑到那许多！先把蒋抓起来再说！”“就是这么干起来的。”他认真地说，“别人都在胡说”，说后他又哈哈大笑⁽⁴⁾。唐德刚原来想象制造这个“大阴谋”者，一定是个“工于心计、老谋深算”的家伙。见面后，才知道是“一个任性而冲动的人物”。这就是口述历史给我们带来的人性化的张学良。它使人物更立体、更丰满，尤其补充了内心世界方面的空白，虽然简单，但尊重史实，不隐恶，不溢美，客观再现了一个“真实版”的张学良。

3.口述史让我们知道，在西安事变中，张学良的主旨并不复杂。

口述能够纠正文字的偏见、形成生动的形象。口述史重视的是重现历史，而不是解释历史；是一种可取的学术方式，可以对某些学术界片面的话语权力提出挑战。“我真怒了，我的意思是这么一句话：你这个老头子，我要教训教训你”⁽⁵⁾！很多改变历史命运的时刻，往往源于一个很小的偶然，当然，偶然中也有必然。西安事变正是这样一个命运攸关的时刻。而作出改变中国历史的决定，没有像文献学那样去描述任何伟大的理由，而是一个热血青年“怒了”。唐德刚解释为“太冲动”。口述历史与一些考证严谨、表情严肃的历史研究相比，一个大优点是活灵活现，有现场感。唐德刚称张学良“任性冲动”，但正是这个“任性冲动”的性格，才“一手主导的西安事变”，才使他成为“反侵略的抗日英雄，千古功臣”。“抓起来再说”，这种不计后果的英雄行为并不完美，但与文献学记载的主流文化并不矛盾。而这些口述的“史事”，也没有因此改变他“千古功臣”的功绩和降低他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同时，他又不同于文献学记载的那个复杂的“张学良”。让人们重新认识了这个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将军，改变“文献学”中记载的理想化的“少帅”，这也让读者离张将军越来越近了。

4.虽然口述历史这样简单的说明，但并不是他的“全部”。在全面探讨张将军的精神层面时，也要注意口述史和其他相关历史记载的结合。

20世纪90年代，张学良对日本广播协会谈话时谈道：“当年开始时，我对国民党政府是相当有好感的，后来就不一样了。”“接触得越多，越深，越发现不满的地方。简单四个字，不是为国家，只是为了争权夺利。”⁽⁶⁾1936年10月10日，在国庆纪念的讲话中，张学良说，“我们要确立牺牲自我的人生观”，“为国家是可以牺牲自己的”⁽⁷⁾。在史家眼里，西安事变这个改写了中国历史的大事件，其实已经没有太多秘密。

5.西安事变是被“用机关枪打学生”逼出来的。

“真的‘张学良’”虽然与唐德刚“理想中完全不同”，而按照“我讲你写”的口述历史，而且还“不愿伤害蒋夫人”，因“蒋夫人待他太好了，甚至救了他的命，因此，有许多话，在蒋夫人还活着的时候，他不愿‘直说’”⁽⁸⁾。就是这样；张学良仍然道出了西安事变的导火线，即是使他最后下决心“发动”西安事变的事，就是蒋介石让张学良“用机关枪打学生”。“我真怒了，就因为学生运动时候，我不好意思再说他了，因为我是真是气呀，他说用机关枪打，我说机关枪不去打日本人，怎么打学生，我火了，我真火了”。“我要是发了火，我谁也不怕的，我发火会开枪打人的。我真怒了，所以我才会有西安事变”⁽⁹⁾。这与文献上记载也是相符的：张学良“自称西安事变为‘万不得已’之举”⁽¹⁰⁾。1936年12月16日，张学良在西安市民大会上讲演，谈到一二·九西安学生运动，他与蒋委员长发生言语冲突。他站在爱国青年学生的立场上，认为学生请愿动机“绝对是纯洁的，只有和平劝导”。可蒋介石却说：“对于那些青年，除了用枪打，是没有办法的。”张学良的讲演词中说道：“我们的枪，是不打中国人的，任何中国人的。我们的枪，所有的中国人的枪，都是打日本帝国主义的。”⁽¹¹⁾因此说，西安事变是被蒋介石所逼，用机关枪打学生的后果造成的。但分析他的实质仍是爱国精神与果敢性格结合的产物。由此，西安事变的发生便不可避免。这也是张学良爱国思想发展的必然结果。

二、真实记录西安事变后张学良送蒋介石的原因

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而西安事变放走蒋介石是对的，这是因为当时国民党内部蒋介石是最能控制亲日派的，通过联蒋抗日，从而实现建立全国抗日统一战线的目的。

1.以人性化的角度展示张学良牺牲自我的精神。关于张学良不怕死的精神，唐德刚也以人性化角度予以真实的记录：“我牺牲我自己，为什么？我第一个问题就是不要打了。”“到南京，我真是都准备好，预备死！我这个人就是这么个人哪，我不在乎的，真是不在乎！”⁽¹²⁾送蒋介石回南京，他是抱着必死的决心的。“到南京的时候，那我真决心去死啊”，“可以说，大部分的决心我是下定要死了”⁽¹³⁾。这与文献记载是一致的：12月14日，在西安广播电台的广播词中指出，“我们这次举动，完全是为民请命”，“只要合乎抗日救亡的主张，个人生命，在所不计”⁽¹⁴⁾。

2.与蒋介石的关系。“我跟蒋先生两个冲突，没旁的冲突，就是冲突这两句话，就是两句话：他是要‘安内攘外’，我是要‘攘外安内’。我们两个冲突就是冲突这点，没有旁的冲突，一点冲突没有，旁的没有冲突”⁽¹⁵⁾。唐德刚的口述史，开一代史学之风，关注个人的历史经历，探究历史人物的善恶，用非常个性化的语言，充满魅力的个人思想，来揭开历史真相，破解历史谜团。尽管很多情节富含戏剧性，但是，唐德刚的口述史则确保了这些精彩情节的科学性和实在性。张学良评价蒋介石说：“他不能容忍人家挑战他的权威。”并一再强调，他与蒋介石是政见之争，只要蒋介石满足他的要求，即可送蒋介石返京。12月16日，张学良在西安市民大会上的讲演指出：“我同蒋委员长私交感情很好，所争的就是政治主张。”⁽¹⁶⁾在国民政府军委会高等军法会审庭上，张学良在答辩中仍认为：“中国抗日非委员长领导不可。”⁽¹⁷⁾张学良明知有莫大的危险，却毅然登上南去的飞机。“我到南京是预备被枪毙的。”⁽¹⁸⁾12月26日，张学良送蒋石介返回南京。

三、以包容的态度看待口述历史的研究

文字历史，即指写出来的历史著作，其历史认识是从历史书里得出来的，不等于是历史本身。里面更多的却是作者的创作和领会。历史事实被翻译成了文字，而文字总是由人想出来并写出来的，它并不等于历史事实本身。这里既有作者构思的局限性，也有读者结构的局限性。凡是我们自己亲身经历过的事件，读到别人的文字表述，总会感到不可能与自己的亲身的感受完全吻合。鉴于文字历史的局限性，我们在通过口述历史研究张学良将军，也要采取包容的态度。

1.包容的态度。中国传统史学无论是编年体，还是纪传体，主要是故事型研究，而缺乏对历史对象的科学确定。被鲁迅称之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实际上是司马迁在还原历史的时候，借助了文学手法。虽然，这让历史记载变得非常生动，但渲染的手法也使之不再“实在”，这是学科中的“短板”。司马迁解决不了历史情境的还原再现，而“口述史”则解决了这一问题，这就是唐德刚对历史学研究的独特贡献，他让历史变得“实在”，让无数个“实在”的历史人物、事件串起来，变得更加客观、清晰。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促成了抗日统一战线，成了“千古功臣”。唐德刚《张学良口述历史》中辅有数万文字的论说，弥补了很多记载的错谬和不足。有研究对象的“自白”，也有研究者的“审视”，两相对照着看，历史变得更为真切、真实而生动。口述史要查、补史料，口述者的回忆并不一定全部正确，也需要把相关文字史料找出来，考证各回忆口述的疑点。因此，要用包容的心态来看待张学良这位西安兵谏英雄的“你说我写”。

2.包容要有原则，就是最重要的史事必须是真实版的。虽然口述历史有这样和那样的遗憾，但最重要的史事必须是真实版的。张学良终于开口说，是蒋介石亲自答应了不“剿共”，他才放蒋介石的。张学良说：“那蒋先生也真是说到做到，当时我没跟他讲，现在我可以说，他后来也真是做到了，他没说假话，跟共产党合作。”⁽¹⁹⁾这就是说“关键词”也有了，那么，历史的结论没有错。这就是口述历史对研究张学良西安事变的最大贡献。尤其是人物的思想和个性分析，深刻诠释西安事变原因另一个层面，这也是对西安事变研究的深化。

综上所述，口述史是一门新兴学科，从广义上讲，所谓口述史应当是指历史工作者利用人们对往事的口头回忆而写成的历史。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可以说是一个有着悠久口述史传统的国家。而口述历史研究张学良，其一不是由唐德刚简单地将张学良的口述录音整理成文字；其二也不像张学良所认为的那样“口述历史”就是“你讲我写”那么简单的程序⁽²⁰⁾。实际上唐德刚要参考很多的历史文献，要“去台北‘国立中央图书馆’，把该馆所藏有关张氏早年的书籍、档案、新闻记录和单篇文章；编个参考书目，再根据其中要件仔细清查”⁽²¹⁾。这比文献学的记载还要多一道程序。20世纪末，张学良重获自由移居美国前后，先后做过多次口述历史录音，只不过相对于其他访问，张学良口述历史不止一种版本。他的历史多已公布于世，但只有他本人讲，才属第一手。唐德刚在没见过张学良以前，只是从历史资料来评他；见了张学良，对他的看法有很大改变。以前的资料是“死”的，见了张学良本人才“活”了起来。长期以来，人们曾一直期望张学良开口，说一说西安事变的幕后。张学良的口述历史已经公开，实际上，张学良与西安事变也不可能有什么太重要的秘密。因为虽然张学良受访时年事已高，记忆力衰退，且性格依然率直，谈话中难免有失真之处。而且有些评论认为：访谈内容也是“老生常谈”，并未透出多少“新意”。但笔者认为：张学良的回答和表述，是其性格使然。其最大贡献是从精神层面对一些重大历史事件，诸如西安事变等的不“否定”，即对相关文献记载和评论的肯定，也就是说，结论并没有变化。从史学评论方面来看，这就是它的最大价值。(www.daowen.com)

作者单位：沈阳故宫博物院

【注释】

(1)唐德刚：《张学良口述历史》，中国档案出版社2007年版，第123页。

(2)唐德刚：《张学良口述历史》，中国档案出版社2007年版，第11页。

(3)唐德刚：《张学良口述历史》，中国档案出版社2007年版，第121页。

(4)唐德刚：《张学良口述历史》，中国档案出版社2007年版，第11页。

(5)唐德刚：《张学良口述历史》，中国档案出版社2007年版，第121页。

(6)管宁、张友坤译注：《缄默五十年——张学良开口说话》，辽宁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2页。

(7)毕万闻：《张学良文集（二）》，新华出版社1992年版，第1040页。

(8)唐德刚：《张学良口述历史》，中国档案出版社2007年版，第16页。

(9)唐德刚：《张学良口述历史》，中国档案出版社2007年版，第123页。

(10)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历史》卷1、（上），中共党史出版社，第564页。

(11)毕万闻：《张学良文集（二）》，新华出版社1992年版，第1080页。

(12)唐德刚：《张学良口述历史》，中国档案出版社2007年版，第122页。

(13)唐德刚：《张学良口述历史》，中国档案出版社2007年版，第122页。

(14)毕万闻：《张学良文集（二）》，新华出版社1992年版，第1070页。

(15)唐德刚：《张学良口述历史》，中国档案出版社2007年版，第122页。

(16)毕万闻：《张学良文集（二）》，新华出版社1992年版，第1079页。

(17)毕万闻：《张学良文集（二）》，新华出版社1992年版，第1110页。

(18)唐德刚：《张学良口述历史》，中国档案出版社2007年版，第121页。

(19)唐德刚：《张学良口述历史》，中国档案出版社2007年版，第124页。

(20)唐德刚：《张学良口述历史》，中国档案出版社2007年版，第24页。

(21)唐德刚：《张学良口述历史》，中国档案出版社2007年版，第1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