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张学良口述历史看九一八事变、西安事变时的张学良

李　蓉

口述历史，是一种很有价值的记述历史的方法，是一种可以更真实、更深刻、更具体地反映历史的方法。特别是在历史上产生过重要影响的人物，他们口述的历史，更让人重视、更引人关注，更是了解历史、解读历史的一扇窗口。张学良就是这样的一位历史人物。

一、九一八事变中的张学良

多年来，说到九一八事变中国军队的不抵抗，都说是蒋介石下的命令，责任完全在蒋介石。但张学良晚年，特别是在获得自由的情况下，多次谈及九一八事变时的不抵抗责任问题。他反复说明，九一八事变时下令不抵抗者，是他自己，而不是国民政府中央。

1990年，日本广播协会到台湾采访张学良。张学良谈到九一八事变时表示：“我认为日本利用军事行动向我们挑悖，所以我下了不抵抗命令。我希望这个事件能和平解决……我对九一八事变判断错了。”“是我自己不想扩大事件，采取了不抵抗政策。”“当时没想到日本人会大规模地进攻，所以判断，不可乘日本军部的挑悖而扩大事件。”“到现在有很多学者认为是中央政府下达过不抵抗指示。”“中央不负责任。所以我不能把九一八事变中不抵抗的责任推卸给中央政府。”⁽¹⁾这时的张学良以他自己的判断错误作为不抵抗政策的主要原因，认为中央政府也好，蒋介石也好，都和不抵抗政策没有关系，责任全在张学良自己。

对于张学良的这一观点，人们的看法颇有不同。日本广播协会的采访录认为：“关于不抵抗政策，张学良极力证明并非蒋介石的责任，考虑到他现在所处的立场，不得不作如是说。”意思是说张学良当时身居台湾，出于处境不能不这样说。所以，上述观点不能代表张学良的真实思想。

而有大陆学者曾景忠先生对此不以为然。认为张学良从来是“好汉做事好汉当”的性格。一般来说，他不大会屈从于形势，言不由衷。特别是到了1990年，不仅蒋介石早已逝去，蒋经国亦已辞世，他已基本上获得自由。这年6月1日，台湾政要张群等人和张学良的亲友在台北圆山饭店公开为张学良九十岁生日庆寿，或可视作张学良获得自由的一个标志。日本广播协会采访他是在这之后。没过多久，他即赴美访游。假如说，蒋氏父子，尤其是蒋介石在世时，他谈历史问题还有所顾忌的话，这时他应是可以直言了。也正因为如此，他这时才主动邀请华人历史学者唐德刚教授“为他回忆录捉刀”（按：这是海外“炒新闻”，事实并非如此）。1991年张学良赴美在纽约期间，他又主动要求与哥伦比亚大学年轻留学生座谈抗日战争历史，由此引发了哥大口述历史处与张学良合作，开始了记录他口述历史的工作。

1991年5月28日，张学良在纽约曼哈顿中城贝公馆接受纽约东北同乡会会长徐松林偕老报人李勇等8人访谈时，有人提问：“大陆拍摄的电影《西安事变》说，蒋介石下手谕，令你对日本侵略采取不抵抗政策。究竟有没有这道手谕呢？”张学良立即回答：“是我们东北军自己选择不抵抗的。我当时判断日本人不会占领全中国，我没有认清他们的侵略意图，所以尽量避免刺激日本人，不给他们扩大战事的借口。‘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是我下的命令，与蒋介石无关。”这个观点和张学良在台湾时谈到九一八事变的责任时口径完全一致。

中国内地学者还注意到：张学良不止一次谈及九一八事变时不抵抗问题，都是一样的观点，公开答记者问如此，私下对他所信任的人也同样如此。有文章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蒋介石曾给张学良10余件电报函件，令其不抵抗。张学良的部下王卓然、阎宝航建议他将这些电报妥为保存。后来张氏夫人于凤至让张学良赴欧考察时，特地保存在伦敦汇丰银行保险柜中。因为有这些电函，西安事变后，张学良夫人于凤至即以此威胁，使国民政府中央和蒋介石不敢加害张学良。但有的学者指出，阎宝航、王卓然晚年均在大陆，也写过有关张学良的文章，但均未提及将不抵抗命令原件存于伦敦汇丰银行这样的大事。据为张学良所信任，替张氏口述历史的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工作人员张之宇记载：“张氏曾自疚，告诉笔者：封疆大吏，中东路、九一八事件，对苏、日关系，平时我有自主权，不能说有了事，推卸责任。外间传说我有蒋（介石）先生不抵抗手谕在于凤至手中，是扯淡。于凤至不是那种人。”

华人历史学者唐德刚曾主动要为张学良录载他的口述历史。唐记载了张学良回答他询问九一八事变不抵抗问题的一段谈话。张学良与唐谈话记录中，对不抵抗命令有如下一段记述：“我要郑重地声明，就是关于不抵抗的事情，九一八事变不抵抗，不但书里这样说，现在很多人都在说，这是中央的命令，来替我洗刷。不是这样的。那个不抵抗命令是我下的。说不抵抗是中央的命令，不是的，绝对不是的。”

张学良还说道：“那个不抵抗命令是我下的。我下的所谓不抵抗命令，是指你不要跟他冲突，他来挑悖，你离开他，躲开他。他解释当时他为什么下令不抵抗：因为过去对日本的挑悖，一直“都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我当时也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东北那么大的事情，我没把日本人的情形看明白……我就没有想到日本敢那么样来（指用武力侵占整个东北——引者注）我对这件事情，事前未料到，情报也不够，我作为一个封疆大吏，我要负这个责任。”张学良着重声明：“这就是我给你的解释。不抵抗，不能把这个诿过于中央。”

当时唐德刚笑着感慨道：“我们听了五十多年了，都是这个说法呢，都说是蒋公打电报给你呢？”“都说蒋公打电报给你，说吾兄万勿逞一时之愤，置民族国家于不顾。又说你拿着个皮包，把电报稿随时放在身上。”张学良回答说：“瞎说，瞎说，没有这事情。我这个人说话，咱得正经说话。这种事情我不能诿过于他人。这是事实，我要声明的。最要紧的就是这一点。这个事不是人家的事情，是我自个儿的事情，是我的责任。”

总之，按张学良的自述、口述，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下不抵抗命令者，是他自己，而非中央政府。有学者认为，这是对蒋介石不抵抗主义责任最有力的澄清。以往是说张学良替蒋介石背了黑锅。按张学良的口述，倒是蒋介石替张学良背了黑锅。

那么，有关九一八事变时不抵抗政策，和中央政府、和蒋介石有无关系呢？按张学良的说法是完全没有关系的，蒋介石没有下命令让张学良不抵抗，但也没有下命令让张学良抵抗。在对待九一八事变的问题上，中央政府和蒋介石都没有态度吗？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澄清责任问题，是想恢复历史本来面目。张学良晚年的解释和说明，把责任全揽到自己身上，只字不提中央政府和蒋介石的责任，是否就是历史的本来面目呢？

分析张学良的口述，让人们看到九一八事变发生时张学良的真实想法和做法，这应该是真实的、可信的，也是不诿过、不计个人得失的一种仗义。但历史事实是否也是这样的简单？中央政府和蒋介石在九一八事变时不抵抗的态度和举措，寄希望于国联的调停，这些因素对张学良产生了什么影响，张学良没有提及，但仍然是值得研究的。

二、西安事变中的张学良

唐德刚先生在张学良逝世后纽约举行的一次追思会上讲话中指出，西安事变后历史急剧转变，形成今天的新中国，缘起于张学良的绑架举动，如果当年没有西安事变，国共的发展不是今天的结果，如果张学良没有绑架蒋介石，可能连东南亚的历史都要全部重写，至于他这次行为在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上起什么作用，可能其意义还远比这单纯的一次行动要深远巨大得多。这要留给历史来重新评说，这又是张学良为世人留下的另一个谜⁽²⁾。

唐德刚先生认为，张学良对自己发动西安事变的是是非非的自我批评，也是是非不定的。他亲口对唐德刚先生说，历史如走回头路的话，西安事变他还是要发动的。但他也很认真地说，他如是蒋，他会把他自己枪毙了的。他也不会容许部下干出这样“犯上作乱”的事件。所以，他对蒋介石关押自己半个世纪，不但无怨无尤，还始终把蒋作为“亲如骨肉”、抗日救国的统帅⁽³⁾。这样看似复杂、不好理解的张学良，才是真实的张学良。

张学良曾对唐德刚先生谈道：“我的事情是到三十六岁，以后就没有了。真是三十六岁。从二十一岁到三十六岁，这就是我的生命。”最后以一○一岁高寿离开人世的张学良，竟然对生命有这样一番别样的、令人震撼的表白，不能不让人感到他内心的悲怆和酸楚。为何会有这样的论断？是张学良对西安事变后半个世纪的关押的不满，还是他对自己二十一岁到三十六岁生命的肯定？！或者兼而有之？通过唐德刚先生的记叙，我们或许能感受到张学良的内心世界和人格魅力。

蒋介石亲笔书写的有关西安事变的文稿、后来写进《苏俄在中国》一书的有关部分，真实地反映了蒋介石对西安事变的看法。其有关西安事变的文稿是这样写的：“这件轰动世界事变的真相，到了事后才得完全明了。此事的主动者仍是张学良的本身，而并不是共产党策动的，且在事前可说与共党并无直接关系。不过当时共党勾结张学良已有半年以上的时间，其与张之关系自然到了相当的程度。因为他们在西安的勾搭，恐被中央发觉，故张与共党商谈，多在陕北的延安。而其在西安为共党做宣传、反动煽惑军心的，是共党周边组织，而其中最主要的关键，是所谓第三党与救国会议，他以中立主义者名义在西安对张学良及其左右竭力施展其包围挑拨，发动攻心战术，时时予张学良以不断的刺激。到了最后，张乃以其剿共与抗日矛盾心理之弱点，竟被其攻心战术所突破，就情不自禁的发动叛变了。据张自述，其当时处境，因为事变以及对我八项要求自知无法实现，而重新的挟制手段已无法得售，又以南京下令讨伐，更觉得情势一发不可收拾，乃于第三日接共产党来西安商讨合作，参加其所谓东北军、西北军杨虎城与共产党三位一体的委员会，于是至此，西安事变乃完全变质。而共产党至此亦才开始利用这个良机了。”

蒋介石回忆：我记得当时有一位记者张季鸾来华清池见我，谈及陕北共产党与东北军勾结的消息，又谈到社会上“停止剿共，一致抗日”的空气，弥漫着整个西安，感觉这个问题甚为严重，问我意见如何。我对他说，一致抗日是中央一贯的目的，但是大家应知，共党乃以“停止剿共”为其唯一目的，而其所谓“一致抗日”，不过是其过渡的手段而已。今日吾人不能不加以研究的就是如何乃可使共党真能一致抗日的问题。我又对他说，你是陕北人，又是记者，你亦必得到陕北消息，张学良与共产党在延安，面商一致抗日、停止剿匪的消息。他突然惊骇之色，反问我：“你真已得到这个情报吗？”“你们报馆主笔，应该将这个意思，彻底阐明给一般社会了解。”他说：“可否将你意思明告在西安的一般将领呢？”我答道：“当然是可以的。应该要使他们警觉才行。而且我亦就要在西安召集一般将领开会，来讨论这个问题了。后来西安事变发生时候，《大公报》亦就将我上述的意思警告了张、杨。这是在西安事变两星期以前的事。现在回忆，更增感慨。至于事变以前，在西安做反动宣传，进行策反工作的，亦并不是共党，而完全是共党的周边组织。”⁽⁴⁾

通过蒋介石的文稿，可以看出西安事变前的张学良所处在的境况。全国人民要求抗日、中国共产党主张抗日，对张学良确实有很大影响。但蒋介石提到的张学良自述，却与事实有一定出入。“据张自述，其当时处境，因为事变以及对我八项要求自知无法实现，而重新的挟制手段已无法得售，又以南京下令讨伐，更觉得情势一发不可收拾，乃于第三日接共产党来西安商讨合作，参加其所谓东北军、西北军杨虎城与共产党三位一体的委员会”。事实上，张学良在发动西安事变的当天就给周恩来打电话，而不是等到第三天。同时，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事前确实没有同中国共产党有过商量，但中共方面希望张学良按照肤施会谈的约定、尽快推动蒋介石结束内战一致抗日，并催促张学良采取行动也是事实。这些，在张学良的口述中都没有提到。可见，自述或口述也不一定就完全准确、真实。但通过自述或口述，总是可以看出一些问题的。对有洞察力的历史学家来说，透过被扭曲的历史，还原真实的历史，也是研究的任务。(www.daowen.com)

三、对张学良口述历史的几点感受

1.事物的复杂性会产生人物口述的矛盾性

重要的历史人物特别是政治人物，往往是在社会历史发展的转折关头、重要关头表现出非凡才干和超群能力的人物。客观世界的复杂性会决定人物的复杂性。而人物口述也不能不受此影响。同样一件事情，在不同的人物眼里，会有不同的发生原因，也会给出不同的评判结果。这是人们经常遇到的现象。而对同一位历史人物来说，对同一事物的认识也不是凝固不变，而且还时常会带有矛盾性，即正面的和负面的、清楚的和模糊的评价可以同时存在。

2.做口述历史会有一个特殊的角度去接触历史

历史工作者接触历史，主要是通过历史资料，主要是文字材料去实现的。但口述历史另辟出一条新的路径。这就是从历史过来人的口中、回忆中去感受历史。做口述历史时，除了听取口述者本人的讲述，记载整理出有价值的历史资料，做口述者也有对口述者形成一定的看法。这也是一种很有价值的历史资料。如唐德刚先生对张学良的思想、个性就有着比别人更深的感受。唐德刚先生认为，张学良先生的一大特点是秉性率直，敢作敢为；为人聪明，但不工于心计；待人真诚，绝少城府⁽⁵⁾。通观张学良的一生，我很赞成唐德刚先生的这番点评。如果不是近距离地接触张学良，或许就是另一番感受了。

3.口述和笔述的关系

张学良对九一八事变和西安事变，不仅有口述，还有笔述。据有的研究者发掘整理，至少张学良撰写的《西安事变忏悔录》就有4个版本⁽⁶⁾。当然，当时的张学良是在蒋介石的软禁之中奉命而“笔述”，所以会有一些讳忌。但总的来说，还是比较客观地追述了事实，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可见，口述和笔述可以互相补充、印证。不能说口述重要，就忽略其他记载历史的手段。

4.做口述是历史工作者的一种责任

唐德刚先生曾深有感触地说：“作为一个海外华裔史学工作者，眼底手头所见，是一些琳琅满目的中华无价之宝，眼睁睁地看着逐渐流失，内心所发生的沉重的使命感和遗恨、惋惜之情交织，而又无能为力，心理上的孤独之感，真非亲历者所能体会于万一也。如果这些有价值的活资料，在我们这代人手中不能完好地保存下来，那么很可能就会丢失，那就是我们这一代史学家的失职。”⁽⁷⁾这种历史的使命感，对历史工作者来说特别重要。其重要可以说是从事这项工作的人们的一种精神动力。之所以作口述，也是这种使命所在。

5.坚持全面的科学的观点评价历史

评价历史人物，必须采取全面的科学的方法，才是正确的方法。邓小平曾经指出：“评价人物和历史，都要提倡全面的科学的观点，防止片面性和感情用事。”⁽⁸⁾作口述历史时，尤其容易因为和口述者交流较多，而产生感情用事的事来。感情是需要的，有了感情就会更加认真、更加投入。但却不能走到极端，不能感情用事。否则会埋没了历史，片面地反映历史，那肯定是不真实的历史。

作者单位：中央党史研究室

【注释】

(1)《张学良自述》，《炎黄春秋》，2004年第1期。

(2)顾月华：《与历史同桌而餐——记唐德刚先生追思会》，台湾《传记文学》，2010年第3期（总574期），第105页。

(3)张学良口述、唐德刚撰写：《张学良口述历史》，中国档案出版社2007年版，第1页。

(4)鲍家麟、刘晓艺：《蒋介石亲笔书写的西安事变》，台湾《传记文学》，2010年第3期（总574期），第20—21页。

(5)唐德刚：《我帮张学良写回忆录》，《环球时报》，2002年06月17日第11版。

(6)杨奎松：《张学良忏悔了吗》，《近代中国》第137期，2000年7月。转引自《陈布雷回忆录》，东方出版社2009年版，第163—164页。

(7)张学良口述、唐德刚撰写：《张学良口述历史》，中国档案出版社2007年版，出版说明。

(8)《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4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