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慧君
张学良是中国现代史上有着卓越贡献的人物。是他在东北危难之际，毅然改旗易帜，摆脱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控制，结束了东北地区独立与半独立状态；是他在民族面临危亡、内战纷乱之时，果断地发动了西安事变，结束了国内战争，扭转了中国历史。他的作为同其封建军阀身份截然相悖，这固然与他所受的教育、他的阅历、以及所处的社会背景有关，但更主要的则是他的国家统一意识和民族独立意识对其行为的影响。本文试图通过张之宇、张之丙“张学良口述历史”对张学良国家统一意识认同和民族独立意识认同做一分析。
一、东北易帜是张学良国家统一意识和民族独立意识的双重实现
1928年6月4日，张作霖身遭不测后，东北政局陷入危机之中。张学良虽继承父业担任了东北三省保安司令，主持东北大政，但他却面临三条可供选择道路：一是屈服于日本帝国主义；二是闭关自守，割据东北；三是接受“和谈”，改旗易帜，服从南京国民政府。张学良对第一条道路不能接受，因为国恨家仇坚定了他拂逆日本帝国主义之志。张学良在其口述历史中谈道，实行东北易帜“是失掉一块大的力量，但是东北你别跟中国脱离开了，那你自个儿也站不住，一定叫人给吞并。……那么我在东北起来，这件事情我是看明白了。所以我为什么一定要跟中国统一，我自己在东北可以做王啊，但是我要是做王啊，换句话，我就是亡国奴了”(1)。1928年日本政府特使林权助趁吊唁张作霖之际，对张学良进行游说，张学良在口述历史中回忆道：“他的几句话我还记得，中国旧书上有，‘父殁行其志，三年无改，可谓孝矣’……那时我父亲跟中央跟南京是对立的。他是大元帅嘛，对立的。那么他的意思是你还应取对立态度，简单地说，就是你们东三省还是独立的，你明白吗？因为外头知道我要易帜，他也看出来我要这样做，所以他劝我不要，你自己还是应该操纵，等于替我想啦，所以我后来表示，我是为中国，不是为我自己，我告诉他，你什么都替我想，就没想我是中国人，我是中国人，我不能那么做。……他（林权助）回去说，这个人（张学良），日本不要再想操纵他，想要他当汉奸是不可能的了。”无论日本人怎样拉拢和威逼，张学良都不畏惧，只是采取不与日本帝国主义公开对抗的手段，防止与日本关系恶化。这不仅仅是“杀父之仇，不共戴天”，更主要的是他的民族独立意识的作用。正如张学良在口述历史中所说的：“我宁可在中国做奴隶，也不愿意当亡国奴。”这就是他拂逆日本帝国主义之意的思想根源。他认为“要靖难，报家仇，只有全国统一，全力对付日本”(2)。他的民族气节和以民族利益为重之精神，正是他的民族独立意识的深刻体现。而不搞东北独立王国，不搞封建割据，服从南京国民政府，则是他国家统一意识的体现。但改旗易帜，要服从于刚刚起家不久的新军阀蒋介石，从感情上讲是不易接受的，而以杨宇霆、常荫槐等为首的东北元老派，则反对同南京合作，反对统一，企图维持东北独立。另外，他对蒋介石的阴险狡诈，也不能没有戒备之心。但是，张学良经过对各种利害关系权衡后，排除了种种干扰，毅然易帜，服从南京国民政府，维护了国家统一。他认为，南京政府是国家象征，要实现国家统一，就必须认同南京“国民政府”。
张学良认为国家之所以积弱，就是因为各地封建军阀操权，妨碍中央政府统治。因此，国家要强大，就必须军阀将政权还给中央。他在易帜典礼演讲时真诚地表示：之所以要易帜，就是为“不使中央权力分裂，全部还政于中央，以求国家的真正统一”(3)。为此，他不惜结束张氏集团控制东北的独立状态，以求国家统一。这不仅是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沉重打击，而且也为封建割据的军阀们做出了以民族利益、国家利益为重的光辉典范，充分显示了他对民族独立和国家统一的真正渴望。东北易帜是张学良国家统一意识和民族独立意识的双重实现。
二、中原大战、九一八事变、“西北剿共”是张学良国家统一意识和民族独立意识的暗转
东北易帜是张学良的民族独立意识和国家统一意识的体现，而中原大战、九一八事变、西北“剿共”则是他国家统一意识和民族独立意识的暗转。这种暗转有三个特征：一是把蒋介石的南京政府作为唯一的国家政权代表来维护；二是以国家统一意识为民族独立意识的基础和前提，即民族独立意识服从于国家统一意识；三是以蒋介石为唯一国家领袖，用对蒋介石的认同意识代替对国民政府的认同意识。张学良的这种认同意识的暗转是随着历史的发展而渐次深化的。
最初，张学良的国家统一意识暗转是以蒋介石的南京政府为唯一的国家主权代表来维护和支持的。其表现主要反映在“武装调停中原大战”事件上。中原大战是一场以阎锡山、冯玉祥为主力的国民党各派反蒋势力联合对抗蒋介石的武装冲突，战事旷日持久，相持不下，而张学良的动向则是举足轻重。因而，张学良成为交战双方剧烈争夺对象。双方都委以要职，但张学良却认为“制止内乱，维护和平，是当今第一要务”，因而反对任何形式上的内乱、内战。在中原大战酝酿之时，他曾发表息争东电，劝告双方：“邦家多难，非息争不足以图存；建设方殷，非和衷不足以济事”(4)。明确表示不参加任何一方。他的主导思想是“国家一定要统一，要把经济建设搞上去，以实现民族独立”。但时隔几个月，他又于1930年9月18日发出拥护中央、呼吁和平的巧电：“呈请各方即日罢兵，以纾民困。至解决国是，自有正当之途径……凡我袍泽，均宜静候中央措置”(5)。公开表示东北坚决拥护蒋介石南京国民政府的态度。同时派兵20万大举入关，武力援蒋，使整个战局发生急转直下的变化。结果，一枪未放，使蒋介石得以击破反蒋联盟，挽救了国民政府的危机。张学良违背初衷支持蒋介石，是他的国家统一意识暗转的开始。他认为南京国民政府是唯一国家主权的代表，而阎、冯是与国家政府分权。要统一、要和平，就必须助蒋，以增强政府的实力，张学良再三嘱咐部下“我们这次入关，乃是为的倡导和平，促进统一”。他所讲的“统一”，其内涵就是以南京国民政府为国家主权代表，全国各党派都要无条件地服从和拥护南京国民政府。为此，他的武装调停中原大战，是在“永息内战，拥护统一”的口号下进行的。由于他的国家统一意识暗转为对南京国民政府的认同，因而实际上就是维护了蒋介石的统治，这就为他后来的国家统一意识暗转的深化奠定了基础。他认为只要维护南京国民政府，就是维护国家统一，并没有从南京国民政府的性质上去考察能否真正代表国家利益、民族利益。这也就为他后来的国家统一意识的变化埋下了伏笔。
张学良的民族独立意识的暗转在九一八事变中得到深化，即以国家统一意识为民族独立意识的基础和前提，民族独立意识服从于国家统一意识。如果说东北易帜的初衷是实现国家统一，合全国之力抵抗日本对东北的侵略，为什么九一八事变恰恰是在“国家统一”的情况下，驻在东北的军队稍做抵抗，便退至关内，把东三省拱手送与日本？其原因就在于张学良的民族独立意识暗转的深化——民族独立意识以国家统一意识为前提。九一八事变前前后后，张学良的心理是矛盾丛生的，国难家仇，痛苦极深，有心抗日，结果落了个“不抵抗将军”的名声。这就是他国家统一意识暗转的逆果。“听命中央”在他头脑中根深蒂固，以致“学良服从中央忍辱负重，不求见谅于人，只求无愧于心”(6)。因此，他“始终以巩固中央，统一中国为职志”，深信“惟健全政府，然后可以御外辱”。正是他的这种民族独立意识服从国家统一意识，才导致了东北的沦陷，中华民族危机的加深。同时他的这种思想又恰恰与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合拍，使他后来又被迫参加“剿共”。
张学良国家统一意识的暗转，最后发展到对蒋介石个人的认同意识上。他的这种暗转的发展其主要原因是他于1933年4月至1934年初欧洲考察时，深受意大利、德国法西斯主义独裁制度的影响。张学良在口述历史中承认“我那时，认为法西斯思想很高。后来就是组织法西斯党”。他认为“我国人民若要救国，必须真诚信仰领袖，并拥护领袖”，蒋介石则是振兴国家的唯一领袖，只有拥护蒋介石，拥护并贯彻蒋介石的国策，才能达到振兴国家的宏愿。可以说，这一时期张学良是以拥蒋为抗日前提。因此他不惜举东北军背井离乡南调“剿共”，这是他民族独立意识和国家统一意识暗转的顶点。当蒋介石的所作所为辜负了他的期望及张学良的思想发生变化时，他就开始对这种民族独立意识和国家统一意识的暗转发生动摇，为他国家统一意识和民族独立意识的升华飞跃做了准备。
三、西安事变是张学良国家统一意识和民族独立意识的升华和飞跃
张学良的国家统一意识和民族独立意识的实现和暗转，其目的就是“统一全国、共同抗日”、“收复东北”、“建设国家”。可是蒋介石“剿共”之外，并无其他抗击日本侵略的抗战准备；同时，在“剿共”过程中，蒋介石极力排斥非嫡系部队。这就同张学良的国家统一意识和民族独立意识发生了矛盾和冲突。这种矛盾和冲突随着华北事变民族危机加深，以及蒋介石顽固坚持内战方针和极力排斥异己势力的做法而日益尖锐、激烈，最终导致了张学良重新审视自己的国家统一意识和民族独立意识，赋予其新内涵和活力，使之升华和飞跃。(www.daowen.com)
1934年初，张学良将军率部下几十万东北军官兵，赴盛暑酷热的湖北去“剿共”，在同红军作战中屡次遭挫败，特别是在西北“剿共”使东北军丧失了两个精锐师，蒋介石不但不发放抚恤金还取消了部队番号，使东北军逐渐产生对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不满情绪。张学良开始对自己的命运、国家、民族的前途及东北军的出路做认真的思考，张学良与蒋介石的矛盾更突出化了。在口述历史中张学良讲道：“‘安内攘外’是我们俩吵得最厉害的一个问题。我们最要紧的政争就是这个，他是‘先安内后攘外’，我是‘先攘外后安内’”。“……换句话，他认为共产党是国民政府方面最大的敌人，非要先把共产党消灭，明白？问题在这里出来的。那我劝蒋先生说你这事情做不了，你做不到。为什么做不到？因为他后头有人民支持他。我们（国民党）这人民支持力量没他（共产党）大。那么我们现在只有能跟共产党想法子合作。所以我跟蒋先生冲突就是这原因。蒋先生说你要想让中国平安，你先要安内攘外。什么叫安内，就是先把共产党消灭。我说你消灭不了他，你这样消灭，那共产党方面的力量，跟我们自己的力量都消灭很多。那么我后来就怀疑了，我现在可以公开，我怀疑蒋先生很有意思利用共产党，利用我们剿共来消灭我们的军队。不是我呀！是杂牌的军队。”由于张学良逐渐认清了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实质，开始对他的国家统一意识要以民族独立意识为基础进行修正：1936年6月22日，张学良在长安县对军官训练团发表的题为“中国的出路唯有抗日”讲话中，明确提出“要想统一，唯有抗日，人人对外，才能求得统一”。在同红军接触中他寻找到了修正其国家统一意识的焦点，即：停止内战、联共抗日、救亡图存。于是他决心退出“剿共”内战，与中共和谈。1936年初，他同周恩来等人会谈，完全同意中共“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并达成双方停战协议，形成了红军、东北军、西北军“三位一体”的西北大联合局面，他的国家统一意识和民族独立意识开始发生质的飞跃。国家统一意识要服从民族独立意识，只要是抗日的，不管红军、白军、国民党、共产党、第三党都应联合；民族独立意识不再局限于收复东北失地，全中华民族、国家政府的首要任务是抗日。
张学良的国家统一意识和民族独立意识的升华和飞跃给他带来了生机勃勃的政治生命力。为团结抗日，推进联共抗日工作的展开，他组织了抗日同志会，支持和保护一二·九运动的抗日青年。同时全力以赴作逼蒋抗日工作。他认为蒋介石握有全国军政大权，如不把蒋介石争取过来，蒋介石势必会与之作对，这就无法完成抗日大业。为实现逼蒋联共抗日，张学良采取了书谏、哭谏、兵谏。他在发动了西安事变之前曾讲：“我们为了国家，对蒋介石仁至义尽了，现在只有干一条路。”(7)西安事变使他的国家统一意识的内涵也发生了重大变化，集中体现在事变中提出的八项政治主张。八项政治主张的核心是联合全国各党各派各军的力量，实行民众的总动员，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而第一项则明确提出“改组南京政府”，使之成为抗日救国的国家政府。他在为实现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给孔祥熙的电报中说：“伏思中华非一人之国家，万不忍以一人而断送整个国家于万劫不复之地。”充分表明了他对蒋介石这个唯一的国家领袖的认可已经以抗日为标准了。他表示“如蒋能放弃错误主张，主持抗日工作”，仍“绝对拥护他，服从他”。因此，蒋介石承诺改组国家政府，容许抗日分子、释放爱国领袖、停止“剿共”等六项条件后，张学良立即陪同蒋介石飞离西安回南京，西安事变得以和平解决，内战基本结束，七七事变后随即进入全民族抗战阶段。西安事变的发生及和平解决实现了张学良将军国家统一意识和民族独立意识的升华和飞跃。
张学良作为一名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从东北易帜到发动西安事变都是把民族独立意识和国家统一意识放在首位，虽曾一度有过误区，但很快省悟。作为一名国民党最大的地方实力派，又自始至终地尽忠于国民党和蒋介石，即使发动了西安事变也是为了使蒋醒悟，正是爱护蒋之举动。由于张学良在政治上旗帜鲜明，以民族利益为重；在人格上光明磊落，尽职尽忠，因而受到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在各自政治视角上的赏识。
作者单位：辽宁文化艺术职工大学
【注释】
(1)文中所引用未注明出处的张学良原话，均根据张学良口述录音整理而成。
(2)《西安事变资料》第2辑，285页。
(3)《上海新闻报》，1928年12月30日。
(4)《国民日报》，1930年3月3日。
(5)《张学良致国民党中央党部等电》，辽宁省档案馆藏资料。
(6)辽宁《文史资料选辑》第6辑，第25页。
(7)《西安事变资料选辑》第二辑，17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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