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的平民观

张春艳　焦润明

张学良是中国现代史上一个极具研究价值的历史人物，对此，学术界已发表了相当多的相关研究论著，而间接涉及的成果更多。这些成果对张学良的一生功过都给予了恰如其分的评价，尤其是把他作为一位有功于国家统一和民族抗战的伟大爱国者，在学术界获得了高度认同，得到了充分地肯定。当然，张学良作为一位历史人物，还有很多内容需要进一步研究。其中，他虽然出身豪门，但却具有极浓厚的平民意识，就非常值得研究。

一、自身本愿为平民

张学良贵为“东北王”张作霖之子，为民国初年四大公子之一。虽然其外表风光，叱咤风云，然而，深入了解其精神世界，可知其平民意识非常浓重。究其原由，可能与其童年时代的特殊经历有关。张学良在14岁之前，生活在今台安县、新民市的乡村地区。童年的生活环境是动荡不安的，家庭的经济生活亦不富裕⁽¹⁾。这可能是他富有平民心态的背景因素之一。查阅其有关文献，有关平民意识的言论随处可见。

他常常在讲话中或文告中称自己为一平民或一“国民”，丝毫没有以一个特权者凌驾于大众之上的心态。他在《莅沪启事》中说，他为了视察各地驻军，特别是“奉家君之命莅沪调查五卅风潮”，了解事件的真相。他表态：“既属国民，分当本其爱国之忱，维持治安，力尽天职。”⁽²⁾他在《接见华侨学生会代表时的谈话》（1925年6月15日）时也表示：“鄙人亦属国民一分子，颇愿以个人资格，据理力争。……既在我国领土，鄙人也不得不带兵来沪，保卫华人生命、财产。”⁽³⁾

张学良的这种平民意识在他后来的自述中表达得更为明确。他在1990年6月17日，8月4、5、6日，在台北接见日本广播协会电视台记者的谈话时，就讲了很多自己过去的感受，其中就流露出很多平民意识。称自己原不想当军人，只想从事平民化的科学研究工作。张学良在谈到自己的职业选择意向时说：“当年我本人是很想学医的。我非常喜欢日本当时的南满医科大学，我有很多那方面关系，南满医科大学我常去。南满医科大学预科有我的一个很好的朋友，所以那里我常去。我很想进南满医科大学的。我本来是想学医的，我父亲也不能说不答应，他就不吱声，不让我去我就没法子了。当时我想到美国念书去，并不想当军人。所以我现在说笑话，我说我原来想学救人没成功，结果现在学会杀人了。”⁽⁴⁾父亲是职业军人，又是“东北王”，选择军人是继承家业的最好选择，但他骨子里还是想当平民，从事与父亲职业无关的行业，当然由于父亲的反对没有成功，但他本人的想法确实是想成为一位自食其力的平民，却是确定无疑的。

另外，张学良的平民心态也反映在他对待末代皇帝溥仪的态度上。他在口述历史中谈到他在天津见到溥仪时说：“我在天津的一个饭馆吃早饭，溥仪突然进来看见我。我劝他，你肯不肯到南开大学去读书，好好读书，你做一个平民，把你过去的东西都丢掉，你真正做个平民。如果南开你不愿意去，我劝你到外国去读书，到英国或到哪儿去读书。我说你原来有皇帝的身份，你虽然是平民，你比平民还是高，你要是真正好好做一个平民，将来选中国大总统，（其）中，（就）有你的份。你如果今天还是皇帝老爷这一套，将来有一天会把你的脑瓜子耍掉。”⁽⁵⁾这段话，有三层意思，一是要求溥仪放下皇帝的架子，好好做一位平民；二是要求溥仪好好学习，做一位能自食其力的有用人才；三是让溥仪认清形势，顺应社会进步潮流，才能明哲保身。这段谈话虽然反映了张学良与溥仪个人关系的密切，却也说明其内心深处贵族意识的淡薄，平民意识的浓重。

二、对战争下受难平民的同情

对战争下受难平民的同情，最能体现他的平民心态。他曾多次在公开场合对自己参与的国内战争进行反省。其中，在1925年与记者的谈话中就对1924年的直奉战争进行反思，认为“去岁奉直之战，实不得已，至今念及，尸横遍野犹有余痛”⁽⁶⁾。他常常以“人民憔悴，不胜其苦”来表达忧民情怀。

他认为国内战争的结果，只能是同胞相残，兄弟相煎。无论战争谁胜谁负，都不值得称道。因此，始终对战争保持着戒惧状态。当奉直联军攻克南口，京师警察总监李寿金等拟演剧庆功时，张学良当即作《致李寿金等谢绝庆功函》，谢绝庆功，称：“惟弟窃以兵乱之后，灾民遍野，南口一带，村落为墟。嗷嗷哀鸿，穷无所告。战士暴骨饿殍载途。哀且不遑，曷敢言庆。况此次战役，不过因政见不同，不得已而趋於战。同根相煎，胜亦何足言功。愿兄等移此庆功之款，作为慈善之举。”⁽⁷⁾表达了“同根相煎，胜亦何足言功”的观点，对战争中士兵的死伤，战乱中人民的灾难表示同情。

1928年6月20日《张学良任奉天军务督办发表就职通电》中也称：“学良束发从戎，屡亲行阵，目睹兵火之惨，战区则妇孺沟壑，闾舍丘墟，列郡则捐税苛烦，商民停业，贫者将死富者亦贫，民苟不存国于何有？”表达了对战争的痛恨，为此他表示“自非他方危害侵及生存决不轻言战事”⁽⁸⁾。

1930年历时7个月的中原大战，是中国现代史上规模最大、耗资最巨，死伤人数最多的一次新军阀混战，给国民经济带来了极为严重的破坏，使人民生命财产遭受非常严重的损失。张学良作为军阀参与了这次大战，但在他的内心是非常痛恨这场战争，非常同情受这场战争蹂躏的百姓的遭遇的。1930年9月18日《张学良和平通电》称：“战端一起，七月于兹，庐里丘墟，人民涂炭，伤心惨目，讵忍详言。”⁽⁹⁾他在《对〈大公报〉记者谈即将发表之〈和平通电〉》（1930年9月17日）中说：“乃今日兵连祸结，徒苦吾民。……现在民困已达极点，北方尤不宜再受兵祸……”⁽¹⁰⁾他在〈答东三省民报〉记者问》（1930年10月4日）中又说：“此次战争已延长7月之久，各处直接受灾者死亡枕藉，惨不忍睹。即幸免于祸者亦百业凋敝，民不聊生，长此以往。势将全国糜烂。”⁽¹¹⁾表达了对战争的痛恨，以及对受战争影响的人民日常生活“百业凋敝，民不聊生”的忧虑。

对于在战争状态下人民的疾苦，他于1930年11月17日，在国民党中央党部第八十六次总理纪念周上的演说中也明确地表达过。他认为“内战实为罪恶之母”，因为内战造成了人民的“流离失所”、“痛苦不堪言状”。因此，他强调了反对内战，主张国内和平的重要性，他说：“余于十九岁时即参加战争，历年来对于战不论其为战胜或失败，均感觉万分痛苦。余曾因战事至马牧集，下车后，至附近加以视察，该地人民多躺卧地上，面黄肌瘦，呻吟憔悴，痛苦不堪言状。姑询之，则均谓家中壮丁均被拉夫，田产房屋又被军队占领，于是余之内心即感觉万分痛苦。盖人民之所以流离失所者，全因军人之压迫，而军人之所以压迫人民者，又因战事之发生，故内战实为罪恶之母”⁽¹²⁾。

1934年4月4日上午8时在麻城县政府发表《视察鄂东对麻城民众代表的讲话》中也表示，“近年来，这一带地方，频受兵匪的蹂躏，所蒙受的损失奇重，在你们民众方面，当然感受到极大的痛苦。这在我们作军人的，对于你们除掉同情之外，应当感到惭愧，惭愧的是未能尽到我们的天职。我们今后的最大任务，不但要对你们格外保护，而且要尽心竭力地减除你们的痛苦”⁽¹³⁾。

这种对于战争下受难平民的同情情结，即使在他晚年口述中还仍然铭刻在心。1990年底他在《接见日本广播协会电视台记者的谈话》中称，自己年轻时候就痛恨战争：“……我希望中国统一，当时我很难过，我是反对内战的。可当时我不但是我父亲的儿子，也是他的部下。所以我就劝他，我们这个战争（指同北伐军的战争）有什么意思，我们是为什么？我自己到河南去，看见人们流离失所，很可怜。我对父亲掉眼泪哭着说，这是干什么？什么意思，老百姓受这么大的苦，都是我们这个内战搞出来的。”⁽¹⁴⁾1991年4月他在《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研究生的谈话》（1991年4月25日发表）中又说：“我自22岁领兵打仗，一直打内战，所以我对内战厌恶到头了。一次我去河南，老百姓痛苦的不得了。我问老百姓，他们说儿子去当兵，到哪儿去了没人知道，没活劲儿了。自己打自己，只剩下老弱妇孺，我看了心痛极了！从那时起，我下了决心，一旦我能掌权，决心要尽量避免无意义的战争。……打了和，和了又打，到底为什么？打仗为战胜，双方不知牺牲多少有用的青年！我简单地说说我的感觉，我是很富感情的人，打仗则求必胜，要打仗必须派精锐亲信，也就是自己喜爱的部下，可是，每次派出去的多半不再回来。我喜欢的部下……我现在想起来心中都难过。”⁽¹⁵⁾

纵观张学良的讲话内容已时隔60多年，但他的这种对于黎民百姓在战争下的苦难的同情心却一直挥之不去，这既说明了他的心口相同，表里如一，亦说明其内心深处有一种能够换位思考的平民意识。

这种以自身的平民心态来体恤普通民众的心态，还体现在他所发布的安民布告中。他在《张学良等四将领京畿安民布告》（1926年4月18日，北京）中说：“大军所至，严饬不得丝毫扰民，并禁军队入城，以免惊惶。买物不得稍有抑勒情事，各军所持军用票，已饬所属筹备兑换机关，按日兑现，仰各商民一律使用，慎勿稍涉疑虑。如有不守纪律之军队，应即扭送各该主管军司令部，应予惩处，以安市尘而肃军纪。特此布告。”⁽¹⁶⁾

在《张学良等对京畿士庶声明四事布告》（1926年4月23日，北京）也说：“然为整饬军纪起见，仍饬各部队长官，对于所部严加约束，以免日久生懈，尔商民人等，如有被士兵滋扰情事，准即来辕声控。本总司令等为整饬军纪，保障闾阎，自当严申法纪，不稍姑容。至近畿一带，迭遭灾患，言实痛心。……幸望尔士庶人等，务各安居乐业，勿再自行纷扰，是所殷盼。特此布告。”⁽¹⁷⁾其主要宗旨就是布告民众，他会严格管束军队，“严申法纪，不稍姑容”，不会允许骚扰民众，让人民“安居乐业”。并将布告发表在当天的《晨报》上。

正是基于自己的平民意识和爱民心理，其后在带兵过程中多次发布严申军纪电，如《张韩严申军纪电》（1927年6月15日）中强调：“此后凡与商民交易，语言务宜和平，并不得强迫买卖。如有擅征车马，贿放取利，及强占民房等事，尤应认真查禁，从严惩处。”⁽¹⁸⁾《严申军纪电》“官兵驻在之区，无论乡村市镇，不准离开散游，致滋惊扰，所有戏园妓馆等一切公共娱乐场所，均须严禁，官兵上下，一律不准出入。对商民交易，更须格外公平，公平给价。其他一切违犯风纪事项及骚扰百姓行为，概行绝对禁止”⁽¹⁹⁾。

在这些安民布告中主要表达了三个方面内容：一是他会严格管束军队，“一切违犯风纪事项及骚扰百姓行为，概行绝对禁止”；二是与商民交易也必须公平给价，不可强迫买卖；三是要保护人民的日常生活不受影响。其核心内容就是“爱民”，让人民安居乐业。说明张学良作为军事将领是非常体恤民情的，这与他内心深处浓厚的平民心态是密切相关的。

三、希望青年人做一个好平民、好国民

与其平民意识的价值取向相一致，张学良也希望青年人能做一个好平民、好国民。这种意识，体现在如下几方面：

第一，他要求青年要“力谋平民生活”。张学良虽出身豪门，但却对旧军阀的“日以大烟、麻雀为生活者”，旧官僚的“臭习”非常反感。这些在他给二弟张学铭的信中有所体现，他说：“弟能知在异邦奋勉，不贻国人之羞，不丢父兄之脸，兄甚喜。我弟论及东瀛人士，皆能努力前程，非同吾国之军阀、官僚，日以大烟、麻雀为生活者可比，兄闻之更快甚，觉我弟知识高进矣。但望我弟永远保守此种思想，将来学成归国，勿践旧官僚之臭习，是为切要。……切望我弟勿入学习院，那是贵族式学校，要知我兄弟力谋平民生活，勿染受贵族教育习惯为盼。我们将来要为中华民族造幸福，不是为个人谋荣华富贵也。”⁽²⁰⁾在这封信中，张学良以兄长的身份要求弟弟好好学习，不要染受贵族及军阀、官僚习气，“力谋平民生活”，将来要为中华民族造幸福，其国民意识、平民意识贯穿始终。

第二，要求学子刻苦求学，不慕官场虚荣，甘愿做一位小人物，以专业知识报效国家。1928年8月16日，张学良兼任东北大学校长。他在9月14日对东北大学学生的训词中，要求学生要“安心读书”，要“为国家而求学”，他反复强调学生要好好学习，要做一个专门人才，做一个好学者，“方才我说现在中国需要人才，不是指大人物而言，恐怕大人物多了，不但国家不能富强，反倒要乱。所以现在中国，不论哪省，大人物要多，必然大乱，则人民将不幸矣。我说的人才，是指专门人才而言。他学的是工，就要做工，学的是农，就要做农，不要存着当官的心理。然而现在中国的学生，如果试问他们毕业后的事业，他们都说要为国做大事业，那么岂不是就要开争端了吗？所以专门人才要做专门事业。”他对东北留学回国后不愿做专业，而愿意从政，愿意当官的风气，非常失望，“……东省留学欧美的学生，研究农科的也很多，可是我从未看见他们回国以后，还继续研究农业，并且能与老农一同的耕田，大半他们都改变了意志奔官途做官去了”。认为这种崇官心理不改变，中国的科学事业就不能发展，所以他强调指出：“我很望诸君，要坚定了志向，各用己之所学，全国学者都能如此，则中国自强矣。……最后几句话，是诸同学要专心研究，以图用之于来日，造成中国人才，人民中坚，求学事小，国家事大，才不辜负国家兴学的本质，和职员教授的苦心哩。”⁽²¹⁾其希望青年学生成为一位学业有成，并对国家有用的人的思想跃然纸上。

希望学生刻苦求学，将来成为有用人才的思想，在他致东北大学学生的电文中及给东大负责人的电报中都有体现。他在《开学日致东大学生电》（1934年2月28日）中表达到：“余由欧观察，所得彼中者，教育印象至深，世界各国，生存竞争，无不以培养人才，阐明学术为根本之计，其教者善诱，学者之攻苦，孜孜不倦，远非我所能及，我国文化落后，国势阽危，愿求急起直追，非倍力倍速不可，诸生务须认明今日教育为救国方法之出发点，今日学生，为将来国家之主人翁，从此立定志向，振奋精神，努力做人，努力向学，坚苦卓绝，恪守规纪，必须养成完美人格，求得真实学问，方不负养士初衷，才可负救国重任。”⁽²²⁾他在《致东大代校长及三院长电》（1934年2月28日）中谈道：“方今我国文化落后，危机四伏，非才无以救国，非学无以成才，往者诸兄，和衷共勉，甚慰寸心。此后尤望对于校务，努力整顿，严格管理，设系宜切合需要，不必求多。……注重实际，增益效能，庶几在校得一真才，在国即多一救亡分子。”⁽²³⁾通过这些言论，我们可以推断他在东北建设东北大学所采取的许多措施，并用重金招聘一流人才的初衷的深层思考。

第三，希望学生做一个有人格、有毅力、有见地、有宏大的志愿及洁身自好之人才，为国家的兴旺尽“个人一己之责任”。他在对东北大学学生的训词中强调要“自己看守自己的人格……不要失去自己的人格，被外界引诱昧了良心”。“不要因金钱的引诱，失去了自己的人格”。1930年12月10日他在南开大学讲演时说：“国家之强否，系于吾人之一念，吾人欲其强斯强矣。现在本人最感困难者，所用之人，固多自爱之士，而大多数人，往往在学校时极有自负，而一旦进入社会，辄为利欲所诱，同流合污，此实极不好之现象。此后所应注意者，一在积极谋建设，一在养育有毅力、有见地、有宏大的志愿及洁身自好之人才。……故予愿诸同学均努力于学问、道德之修养，矢志救国，以将来中国之希望为个人一己之责任，无论负何责任，均当竭尽其力，忠于职务，勿见异而思迁，勿因位小而疏怠。更以此念推及于全国四万万同胞，则国家自易臻于强盛。”⁽²⁴⁾

第四，做人“须自己要强”。因为青年人“所负的复兴民族责任重大，所以要受苦，我先去，要牺牲，我先去，要流血，我先去，没有这种精神，谈不到救国自强”⁽²⁵⁾。任何个人不应当轻视他自己。“我们个人不要以为是我一个人，好坏无甚关系。须知一人有一人之责任，有一人不负责，国家即受影响”⁽²⁶⁾。指出国家的兴亡系于每个国民的奋斗与努力，中国不亡“有我在”，他于1934年4月30日在《国际形势与中国前途——在武昌总部总理纪念周上发表〈国际形势与中国前途》的讲话中，提出了“我要决心努力保存我的国家”，“我应如何完成对于国家所负的责任”这样的命题，认为个人的良善与否和国家强弱息息相关。为此，张学良例举了一次他在很久以前在辽宁时听到南开校长张伯苓先生作《中国将来的希望》讲演时的体会，张伯芩校长提出“中国是不会亡的”命题，并指出“中国何以不会亡呢”的理由是因为“有我在”！“假使每一个中国人都能这样想：‘有我在，中国就绝对不会亡’！四万万人，一心一德，中国焉有不强之理呢？”张学良表示非常佩服张伯苓的“至理名言”。于是张学良论述道：“你是中国四万万人中的一个单位，这犹如细胞对于一个生物全体的组织，每个单位都能表现出他的力量，则整个国家当然可以强盛，缺了你或你不能在集团中表现出作用，则必然于整个国家中减少了一分生力。时间是由一秒一分一点钟一天一月积累起来的……同样，个人在一个国家里面诚极渺小，但没有一个一个渺小的个人，也就没有国家了。所以个人的地位是很重要的，任何个人不应当轻视他自己。我最希望大家都不要说自己无能，不要灰心短气，不要妄自菲薄，切记要救我们的国家，要救我们自己，必须尽自己的力量，必须自己不怕牺牲，并要做无代价而有意义的牺牲。”⁽²⁷⁾他希望每个中国人都埋头苦干，“我们应当埋头苦干，像米兰人那样的苦干。……我也着实钦佩米兰人，由于他们的刻苦努力，这一个名城便成为意大利工商业的中心区。我更感想到我们中国今后只有取法米兰人这种苦干的精神，才能打破了当前万分艰困濒于危亡的处境，想解除我们自身的一切痛苦，必须我们每一个中国人都能下最大决心，自我刻苦做起，不怕吃苦，不怕受罪，不惜任何牺牲的努力奋斗，最后，博得国家的复兴”⁽²⁸⁾。

他还强调“不要以为自己的地位太低，权力太小，做不出很大的成绩来。……我们做事的结果如何，绝不在乎职位的高低，只在乎我们自己做得好坏。……我们不要把自己的地位看低了，只要我们肯做，肯好生做，就有许多事情摆在我们面前等着我们做”⁽²⁹⁾。而每个人做得好坏还直接与国家的命运和强弱有关。由此可以看出，张学良所强调的平民、国民，是具有现代意识的。

结语

纵观张学良的言论，深层地解剖其平民观，可以看出，其平民观是极其恒定的，前后几十年没有变化，可谓言行一致，前后相符。我们认为，其平民观的形成，可以归因于他少年时代成长的环境和他过早地涉足政界军界。张学良在14岁之前，一直生活在今台安县、新民市的乡村地区。童年的生活环境是动荡不安的，家庭的经济生活亦不富裕。所以，他早期人格的形成环境是平民式的，而不是贵族式的。第二，张学良青年时代的学习过程中，接触到了大量的西学知识。他16岁时就师从奉天督军署英文科科长徐启东，学习英文，并经周大文介绍参加奉天基督教青年会活动，结识了一批外国朋友，开始接触西方文化和民主思想。他自己曾强调16岁时听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先生的《中国之希望》的讲演，受其影响，成为一个“爱国狂”⁽³⁰⁾。因此，其国家观的形成有西学背影，更有中国现实的刺激。第三，他早年从军，有机会从更大范围上接触到战争的残酷和破坏，更能体会到战争下平民的苦难，这对于一位爱国者来说，便很自然地引发为对战争的厌恶和对百姓的同情。另外，早年即握有大权，深谙官场的黑暗及官员的“恶习”，这使他更感受到作为一个普通老百姓的不易，以及具有独立人格的国民对于现代国家的重要性。

张学良将军作为一个爱国者，这是被学界所普遍肯定的。但是对于其爱国主义产生的根源却很少有人与其平民观相联系。我们认为其平民观是其爱国观的基础，正是基于对广大中国平民百姓在内战中所受苦难的同情，才使他痛恨战争，反对内战，认为“内战实为罪恶之母”。反对内战，主张国家统一，努力建设好现代国家，反对外来侵略。

张学良的平民观中有许多现代内涵。他所认为的“平民”不是一般的平头百姓，而是具有现代意识和独立人格的国民；他的“平民”是有现代权利和义务观念，能够为国家的独立、繁荣而献身的公民；他的“平民”是有现代意识和专业知识，又能够摈弃各种陋习的专业人才，能够为国家随时献身的志士。

张学良将军的平民思想，在当代仍有着重要的精神价值。张学良的平民观中充满仁爱思想和浓重的同情之心，散发着智慧之光，在官本位思想盛行、功利主义思想浓重的当代，愈发显得其思想的可贵。(www.daowen.com)

作者单位：沈阳工程学院思政教研部

辽宁大学历史学院

【注释】

(1)张友坤、钱进主编：《张学良年谱》（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序，第1页。

(2)张友坤、钱进主编：《张学良年谱》（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8页。

(3)《接见华侨学生会代表时的谈话》（1925年6月15日），毕万闻主编：《张学良文集》（一），新华出版社1992年版，第8页。

(4)《接见日本广播协会电视台记者的谈话》，毕万闻主编：《张学良文集》（二），新华出版社1992年版，1150页。

(5)《接见日本广播协会电视台记者的谈话》，毕万闻主编：《张学良文集》（二），新华出版社1992年版，第1149—1166页。

(6)《与记者谈对沪案之意见》（1925年6月），毕万闻主编：《张学良文集》（一），新华出版社1992年版，第10页。

(7)毕万闻主编：《张学良文集》（一），新华出版社1992年版，第49页。

(8)《张学良任奉天军务督办发表就职通电》，《盛京时报》1928年6月22日。另见政协辽宁文史委编：《张学良资料选》辽宁文史资料第十八辑，辽宁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页。

(9)《国闻周报》，第7卷第40期。另见政协辽宁文史委编：《张学良资料选》辽宁文史资料第18辑，辽宁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47页。

(10)毕万闻主编：《张学良文集》（一），新华出版社1992年版，第315页。

(11)毕万闻主编：《张学良文集》（一），新华出版社1992年版，第320页。

(12)毕万闻主编：《张学良文集》（一），新华出版社1992年版，第347页。

(13)毕万闻主编：《张学良文集》（二），新华出版社1992年版，第686页。

(14)《接见日本广播协会电视台记者的谈话》，《参考消息》，1990年12月17日——23日，第2版。

(15)毕万闻主编：《张学良文集》（二），新华出版社1992年版，第1180—1182页。

(16)毕万闻主编：《张学良文集》（一），新华出版社1992年版，第18—19页。

(17)毕万闻主编：《张学良文集》（一），新华出版社1992年版，第19页。

(18)毕万闻主编：《张学良文集》（一），新华出版社1992年版，第79页。

(19)毕万闻主编：《张学良文集》（一），新华出版社1992年版，第317页。

(20)《致二弟张学铭函》（1927年5月30日）毕万闻主编：《张学良文集》（一），新华出版社1992年版，第76页。

(21)毕万闻主编：《张学良文集》（一），新华出版社1992年版，第121页。

(22)毕万闻主编：《张学良文集》（二），新华出版社1992年版，第672页。

(23)毕万闻主编：《张学良文集》（二），新华出版社1992年版，第673页。

(24)毕万闻主编：《张学良文集》（一），新华出版社1992年版，第393页。

(25)《校长训话词》，政协辽宁文史委编：《张学良资料选》辽宁文史资料第十八辑，辽宁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71页。

(26)毕万闻主编：《张学良文集》（一），新华出版社1992年版，第60页。

(27)《武汉日报》，1934年5月24—27日，第2张第3版，毕万闻主编：《张学良文集》（二），新华出版社1992年版，第711页。

(28)《对东大球队暨东大旅汉教职员学生的讲话》（1934年4月13日，汉口银行公会），毕毕万闻主编：《张学良文集》（二），新华出版社1992年版，第686页。

(29)《武汉日报》，1935年3月10日、11日，第2张第3版。毕万闻主编：《张学良文集》（二），新华出版社1992年版，第853页。

(30)张友坤、钱进主编：《张学良年谱》（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2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