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口述历史中的历史文化观

胡玉海　金　颖

张学良将军诞生于1901年，逝世于2001年，堪称为世纪老人。他戎马几十年，被囚半世纪。在当今世界，与20世纪同在的老人很多，但如张学良这种经历者恐难寻第二人。他既是20世纪的见人，又是20世纪的创造者。20世纪末，张学良恢复自由后开口说话。积多年沉思，述说历史文化，点评人物、事件，纵横古今中外，语锋犀利，见解独特。他对文化的思考与点评，与专家学者论述不同，他是通过自身的实践悟出来的。值此张学良将军诞辰110年之际，写这篇《张学良口述历史中的历史文化观》，以纪念张学良将军。

一、宋儒理学对科学技术的束缚

中国是文明古国，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其社会文化和科技发明都处于世界的前列。早在古代，中国就发明了火药和指南针，而火药直到唐代才通过海上贸易传到国外去。我国在公元8世纪就发明了印刷术，而欧洲现存最早的、有确切日期的雕版印刷品，是1423年德国南部的《圣克利斯托非尔》画像，两者相比，晚于中国约600年⁽¹⁾。中国古代文明处于领先的地位，为什么后来落后了呢？张学良在口述历史中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张学良认为中国古代文明的高度发展，集中体现在明朝宋应星所著的《天工开物》一书里⁽²⁾。他评价这部书是“巧夺天工”，认为当时中国的科学是“相当”的发达。他举例说：“像火药吧，本来是中国早先，那个等于地雷一样啊，后来把这些都给压下来。”后来之所以逐渐地落后，是因为“我们受了中国文化的捆绑，中国不在科学方面发展，尽在文字上”下功夫。张学良说，在图书集成这部书里，就记载了有关像“就跟现在留声机”类似的科学发明，“我把话说在这里头，你在什么几千里地外，把这玩意带到你那儿，你打开你就可以听”。但是，这种发明却受到政府的压制，不让传播这种“玩意儿”⁽³⁾。

张学良说：“中国在历史上有很多发明的人才呢，发明都给了那时政府，政府不但不提倡，而且压着他们。”张学良进一步总结中国古代科学发展受到阻碍的原因，他认为主要是“受到这宋儒的影响”。宋代的儒者，一般是指宋代的理学家。汉代儒者专言训古，而宋代专言义理。张学良认为这种专言义理，严重地影响了后来的自然科学的发展。这种心学对自然科学的阻碍是明显的，张学良认为王阳明所说，“我看花花就在，我不看花就不在。”这完全是心学的那一套，所以，“我就给他加上，你看花花也在，你不看花花也在”。

张学良在批评理学对科学阻碍的同时，还提倡应向西方那样，以文化促进科学技术的发展。他说：“我当然对欧洲的这个文艺上的思想，我不是太精通，我看人家的文艺思想，是帮助科学往上的。”而在中国，只有文学的发展，是文学压着科技的发展。“所以这是与西方不同一点，这个不同之点，就是宋儒思想”。最早从唐朝开始，只注重作诗和写文章，所谓的“唐诗宋词汉文章”。而不重视科学技术的发展，“不研究，不提倡，不但不提倡，它压制这种事”。张学良强调，这不是个小问题，这是个很大的问题。

张学良还用现代的眼光来看待宋儒理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也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在当时，“有些的地方可以说运用他的思想”。换了时代，“宋儒的思想一点用都没有”。因为，它只“是一种政治的学说，不是一种整个的社会学说……要说起来这个儒家思想啊，只能说是一种官做的思想。它虽然深入民心，但没讲到治民怎么发达，农业要怎么发达，根本没有这一思想”。张学良为了说明中国传统文化对科学技术的束缚，批评“宋儒的思想一点用都没有”。虽然有些严厉，但从社会发展的角度看，也不为过。

张学良认为今天的社会，仅有政治的发展是不够的，政治发展只是一个方面。政治和科学技术都要同时发展，而且社会进步是靠科学进步推动的。他认为两者的关系，“不是平行，而且完全是科学着重的。你比如说，俄国跟美国他们两个大国竞争啊，他们是争什么？核子武器，那么还不都是科学的事情，现在所谓武力都是科学的武力，不是光你的兵好”。

张学良最后还举例说，蒋介石由于相信理学的那一套，最终导致了他的失败。他说老“总统”“让我念《明儒学案》⁽⁴⁾，他是赞成这套，我是不赞成”。“那蒋先生这个人哪，他失败也是这个原因。他完全是宋儒的那种思想，很深入的”。“一个人做事情受他的思想支配，他是用这个办法……”他说蒋先生“唯我独尊，而且也不考察外头的事情。所以，我认为他一定失败，这样做法哪有不失败的”。

张学良是通过自身的体会，联系国际社会的现状及各国的经验，还结合中国当政者的实际，阐明了他对文化发展与自然科学进步之间的关系，朴实而有见地。

二、做人需要有理想和信仰

人类的文化与信仰是相伴而行的，人类社会的每一次进步，无不伴随着信仰的光芒。因为，一个国家和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取决于民族的凝聚力、国家的团结。而这种凝聚力和团结精神，则必然来自于信仰。对于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整体来说，文化信仰是重要的，而对于个体的每一个人来说则更为重要，张学良认为：“一个人，一定要有个信仰，否则就好像水上的浮萍一样。你不能说人家信仰对不对，不管是哪种信仰，有了信仰就有了根基。”“你无论有什么信仰，你就有一个根，至于你那个根扎到哪儿去，那就是你信仰的地方。”信仰不同，也就是选择了不同的扎根地点，根扎得好不好，根扎得深不深，取决于你的理想和信仰。

张学良认为，一个人有了信仰，就有了前进的方向，就有了进步的动力。“我跟你说，我们这个做人啊！一定要有一个信仰。这个所谓信仰，不是别人把这个帽子给扣上的，要你一定信才行”。“你无论信佛教也好，信其他什么教也好，你自己都要有一个衷心的信仰”。这样，你就会朝着你信仰的方向努力。“现在社会上很多人，都好像浮萍一样没有根在那儿长着，为什么社会上这些年轻人，他没有信仰，他的信仰就是钱。我觉得……那是不行的”。有些人没有理想和信仰，才使“社会有这么乱七八糟”的现象出现。如果每一个人都有崇高的理想信念，这个社会就会更加和谐与美好。

张学良关于理想信仰追求的理念，是源于中国文化诞生于对形而上“道”的探寻，衰落于形而下对“物”追寻的规律。中国传统文化从易经到儒家所推崇的诗、书、礼、乐，都是引导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经典，都是指导人生怎样平和处理与物质现实的关系。张学良用“浮萍”和“扎根”相比喻，深入浅出地说明了理想信仰对于一个人的重要性。

张学良认为信仰不是潮流，但与社会发展的潮流又密切相关。他说他年轻时，中国处于不团结不统一的时代，所以，他那时的理想就是希望国家能够统一，“我的决心第一个是要国家统一。中国不统一是不能强的，可是中国一直都不能统一”。为了追求国家统一的目标，他在军阀混战中就以奉系军阀重要成员的身份，公开提出反对军阀战争，并声明不愿为军阀。执政东北后，他顶住各种压力，实现东北易帜，促成国家在形式上的统一。出兵武力调停中原大战，再次维护国家的和平统一。发动西安事变，促成十年内战的停止，全国统一抗战局面的出现。“从东北易帜时开始，我追求的是中国统一，我可以说一贯主张中国统一，没旁的意思”。在追求国家统一这个目标上，张学良为国家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张学良通过自身实践的体会，认为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每个人追求的理想甚至于信仰，都会发生变化。张学良说，“自年轻时起，我的信仰就往前走的。我不守旧”。

1933年，张学良下野赴欧洲考察，考察后他认为中国与德、意，两国国情有相似之处，应仿德意之做法实行法西斯主义。他说：“意、德二国所行之法西斯主义，略加修改，俾适合中国国情，然后以之行诸中国，实为中国达到统一之最良方法，中国今日之情形，与希特勒秉政以前之德国情形相同，当时德国需要有一无限权力之独裁者，以出于人民于战后纷扰痛苦之境，今日之中国亦需要一领袖，以统一中国，复兴民族”⁽⁵⁾。主张独裁，拥护蒋介石，以仿德意两国拯救国家，这是张学良从欧洲返回后一个时期的主要思想主张。“我当时我从欧洲回来，那个时候我是赞成独裁的，我拥护蒋先生独裁的”。

拥护蒋介石在中国实行独裁，实际上是行不通的，张学良在实践中逐渐看清了这一点，并开始劝谏蒋介石放弃内战独裁政策，实行联共抗战政策。在蒋介石执迷不悟的状态下发动兵谏，促使蒋介石终于放弃“剿共”，实行联共抗日。到了晚年，张学良回顾说：那时主张实行法西斯主义，“我现在想想，这个思想是不对的，它是代表一种侵略主义，它的中心主张是要侵略的。那个时候，我的思想相当地，对这件事很幼稚”。

张学良认为“信仰是从内心发出来的，是自个儿的”。一个人，无论信仰什么，就要弄明白你所信仰的内容和宗旨，是发自内心的，并照着去做。他批评说，“中国的老太婆子，‘阿弥陀佛’，你问她‘阿弥陀佛’什么意思，她不知道。那三民主义，真正的三民主义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可以说多数人不知道。背总理遗嘱，就在那儿背，他的真正彻底的意思在什么地方？”大多数人却不清楚，这种信仰不是从内心发出来的。

张学良在年轻时追求的理想和目标，是国家的和平统一，为此，他身体力行，贡献出自己的一切。被囚禁之后，在台湾经宋美龄指点信了基督教，他说，“‘我把信任交托给’基督，这不光是口上说的，是真正的信仰”。信仰基督与追求国家的统一并不矛盾，当张学良真正恢复自由后，仍表示愿为国家和平统一而努力。

三、做事依照问心无愧的原则

我们在研究张学良的口述历史过程中，发现在谈到个人的时候，他说得最多的是：“我从不说假话”，“我没有对人不能说的事”，“我决不伤害别人”，“我做事问心无愧”，“我自己上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我本我良心”，“我向来什么事情，尽到问心无愧就完了，旁的我不管”。从他说的“我从不说假话”到我“问心无愧”，起核心作用的是心灵文化，这种心灵文化的核心是“良心”。

从中国文化的源流整体上看，心灵文化是中国文的核心本质。“人之初，性本善”是心灵文化的源头。中国人常说“无愧于天地，无愧于良心”，讲“良心”是心灵文化的最典型体现。在张学良身上良心文化的体现，是一个人的诚实，最基本的要求是不说假话。“我从不说假话，如果问我了，我顶多不说，但我从不说假话。不但为我自己，为旁人我也不造谣”。林肯有一句名言：“你可以暂时蒙骗所有的人，也可以永久地蒙骗一部分人，但是，你不能永久地蒙骗所有的人。”张学良对林肯的这句话非常推崇，在口述历史中多次谈到，他评价这句话“厉害”，是至理名言。由林肯的名言，联系到自我，张学良说：“我这人呢，我自己认为我唯一的长处，我从不作伪。你看我说的话，没有前后矛盾的时候。”

张学良认为，一个人你能做的事，就能对人讲；不能对人讲的事，就不能做。张学良说：“我都九十多岁了，我没有对人不能说的事。这件事，如果不能对人讲，那我不做。无论对什么事情我都可以说，无论是我的私事，男女的问题，什么问题我都可以说。我这个人是这样的，无事不可对人言。”无事不可对人言，集中反映了张学良做事的坦荡心胸。

张学良在谈到做人做事的标准时，强调说“就是本着我们良心，问心无愧。我这个人做事情，上不愧于天，下不愧于人”。何为上不愧于天？做事“我不损害旁人，我没有意思损害你，但是这件事情，为公，我也没有办法”。他说我也杀过人，而且我手下人杀过很多人，但“我都不是为我自己恩怨问题。我都是为了将来的大局”。“所以说，自己上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我这乱八糟的事情多了，可我没存心损害他人为我自己。我从来没有。我十九岁就做事了，从来没有”。

何为下不愧于人？就是做人做事不要计较个人得失，要为别人着想。他说，“别人伤害我自己，我不在乎。我这个人做人的思想就是如此。换句简单的话说，我不占人家便宜，明知道人家占了我便宜，我损失了一点，我也不计较”。“我也做过人家部下，我也做过人家长官，我也知道部下的处境，我也知道长官的处境，我才知道人家的处境”。我做人不为我自己想，或很少为我自己想。同时还要想到别人“不能不为自己打算打算”。你能不为个人着想，又能想到让别人为自己着想，你就问心无愧了。

张学良本着良心做人做事，他是不求回报的，不具功利色彩。他说，“比如我爱国，我是中国人，那么中国要我的命，我就送命，让我当兵，我去打仗，打仗为什么，保卫这个国家，这是所谓爱国，国家需要我”。张学良在这里强调，一个人爱国是不需要回报的，当国家需要你牺牲时，你只有去死。他批评说，“无论做大事做小事，就是希望人家对我怎么样，这是最坏的毛病，你要问你自己对人家怎么样”。“希望别人怎么样，这是一种幼稚的思想”。(www.daowen.com)

张学良本着良心做人做事的思想，实际上也是他一生行为的实录。始终想到国家而不求回报，他质问那些“总是骂国家不强的人”，说“你负了什么责任，你对国家做什么？就是做某一件小事，你对得起国家不”？如果每一个人都能这样思考，国家怎能不强，社会怎能不和谐。从自我反省的角度，张学良进一步引申到台湾多党政治的相互攻击的现象。他说，“比如现在这个党那个党。我也不是什么国民党共产党，也不是民进党，现在都骂人家，可是你也看看，他都做的什么，你做的什么”。他认为这种只批评别人而不能自我反省的人和政党，是最不负责的。

四、民心向背是“剿”不灭共产党的原因

国共两党本来都是为反帝反封建而奋斗的兄弟政党，成功地进行了第一次国共合作，并取得北伐战争的胜利。自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国民党就背叛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并开始屠杀和“剿灭”共产党的政策。到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在日本帝国主义大举侵华的局势下，国民党继续实行“剿共”政策，并明确确定为“攘外必先安内”。张学良一开始曾积极追随蒋介石，率部进行“剿共”。但他很快发现共产党是“剿”灭不了的，原因在于人民群众站在共产党一边。

张学良认为，不能“剿灭”共产党的根本原因，在于共产党有群众基础。他说我们去“剿”红军，你还没到而红军就知道了，是人民群众给他们通风报信。“一个老太婆在门口缝鞋呢，在地上立有一个杆子，她那个门上有个绳子。她一拉门上的绳拴，杆子就倒下来了，共产党看到了就知道有军队来了”。结果我的一个营被全部消灭了。这种例子很多，“那一个小孩，十五六岁的小孩跑来玩了。他把军队都数了，然后他出去，就去报告了。有多少炮，大概有多少兵，他都给你数了。那后来我们都知道了，你也没法子对付老百姓啊”！

张学良认为，国民党不能“剿”灭共产党的另一重要原因，在于共产党是一个理想信仰坚定的政党。“共产党信仰他的主义”。在红军里“甚至于一个兵，对共产主义”的思想都是完全一致的。这是“打不过共产党的原因”，而“我们没有中心思想”。我们虽然说是信仰三民主义，可“真正的三民主义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可以说多数人不知道。背总理遗嘱，就在那儿背”。而没有真正彻底理解和去实行的。当兵和带兵“就是靠彼此的感情，感情好我就是跟着你”。那个时候，国民党的军队并非是国民党的，“是个人的军队，是蒋先生的军队，或者是张先生的军队”。所以，有理想信念与没有理想信念，属于党的军队与属于个人的军队，两方面比较，其最终胜败是必然的。

共产党有中国广大人民群众支持和有自己理想信念的实证，是表现在红军长征的胜利。张学良认为，共产党人能把红军从长征的路上带出来，就说明了是没有人能够战胜的。“我跟我部下开会讨论，我说咱们自己要讨论咱们自己的事儿，我们都是带兵的人，谁能够把这个军队带成这样了？二万五千里长征的时候，我们试试带”。如果是我们带，就可能把军队都带没了。“他们经过万里长征后，他们剩下的都是精华”。以现有的国民党军队是不可能战胜他们的。

对于这样的现实，蒋介石没有看到，“蒋先生这个人啊，他把民众的力量看得不高，估得低。我跟蒋先生说，最大的问题是共产党他有民众支持，可支持我们的不多。蒋先生不同意，说我是失败主义，对共产党估计这么高。我说你消灭不了他，应联合他。我说：‘共产党您剿不完。’他问我：‘为什么剿不完。’我说，‘我们的行动不受国民拥护，他们的行动反受国民拥护，你怎么能把他剿完’”当时，“在蒋先生心里，他的第一个敌人是共产党，而我的第一个敌人是日本”。后来通过西安事变，蒋介石接受了张学良联合共产党的主张，实现了共同抗日。

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继续实行独裁政策，仍把共产党看成是敌人，发动所谓戡乱内战，最终被人民解放军打败。在解放战争期间，国共两党的战争，表面上看是通过军事胜负决定的；而本质上则是政治决定的，是人心向背的结果。张学良说，国民党在大陆的失败，“是自己找的，国民党在大陆做了什么好事？是不是大陆人民还想念国民党？不是国民党把大陆丢了，是大陆人民不要国民党啦”。

五、历史研究要有现实意义

张学良戎马生涯时，对历史就有一种偏爱，买了很多史书。而真正读史和研究历史是在他被囚禁以后。张学良说：“我研究明史的动机，是由于近百年来，中国一直受外国欺侮。我想从明清两代找出原因。”由此，我们看出张学良是在报国无门的状态下，转向读史和研究历史的。但他试图通过研究历史为国效力的良好愿望，又接连受到打击。

第一次打击，是他为《孤岛野火》作序事件。1949年下半年，张学良经辗转接到旧友原北京大学教授萧承恩从东京寄来一本书稿，名为“孤岛野火——中日战争秘闻”，内容是萧承恩在抗日期间参与对日情报工作的一些秘事，以及后方政治腐败、社会糜烂的种种现象。张学良看后写了阅读意见寄回，并表示此信可作为序。此书发表时，萧将张学良三个字以“×××”隐蔽起来。但仍被台湾当局发现，张学良写这篇序言被视为“越轨”行为，一个被“管束”之人，怎能发表个人的言论？蒋介石认为这是张学良对他个人权威的严重挑战。台当局通过麦克阿瑟盟军总部，下令《每日新闻》停止刊载，已出版的中文、英文版图书遭到查禁。张学良个人与外界的联系，包括收取和寄出的信件受到更加严格的审查，外界寄予他的物品很难到达他的手中。

第二次打击，是他自己写的《自述》遭到篡改后发表。1956年11月20日，张学良接到蒋介石的指示，要他写一篇关于西安事变的自述，“忽闻斯命，准良将此历史大事自白……决心完白坦述，上供钧座之参考”⁽⁶⁾。张学良经过半个月的努力，完稿复命。到1964年7月1日，台湾《希望》杂志创刊号上，却以特刊形式刊出这个自述，名为“张学良西安事变忏悔录摘要”。自述在经删改后发表，并以张学良忏悔的名义发表，这让张学良顿生填膺之怒，并表示抗议。

为史书写序言和写自述，是张学良在被囚时研究历史的实践，在这两次实践遭受打击后，张学良再也不写了。“我不写的原因，一是我这人重感情，写这东西牵涉的太多。二是因为我手上没材料，我对年月日不清楚了，人物也有时颠三倒四的。我不愿意写，有什么用，对国家的历史没贡献”。张学良没有讲不写的深层原因，只说“对国家的历史没贡献”，我们了解了上述两次遭受打击的事实，对这句话才有了全面和深刻的理解。

张学良真正恢复自由后，他在进行口述历史的过程中，仍对历史文化有着很深的情结。首先，他认为历史研究非常重要。“为什么研究历史？好多事情我没有做过，我也不能做那么多事情，但是看了前人的历史，给自己一个教训，给自己一个参考，要想到假若那事情轮到我，我应怎么做”？以历史上的经验教训，为我们提供借鉴、参考，以便把今天的事、自己的事做得更好。这是张学良对历史功能的评估。

张学良在强调重视历史借鉴作用的同时，又说不能照搬历史经验教训，更“不能食古不化”。“研究历史就是给自己做个参政，我们没有经历过的，做过的事情，万一碰到了怎办？做点事情不容易，做大事情的决定就很难了，换句话说，一念之差呀，这一念之错，你不知道那影响有多大。要拿历史作为经验教训，但是又不能食古不化，只能作个参考”。张学良是20世纪历史的见证者，更是20世纪中国历史的创造者，他关于历史的借鉴作用和只能作为考的见解，是他实践后所得出的结论。

张学良重视历史文化的另一方面，是想通过研究明清的历史，探索中国为什么由盛转衰，以便发现规律性。张学良开始研究历史时，重点是清史。“为什么研究清史呢？那个时候，我想咱们中国当年那么厉害的一个国家，为什么现在的国家弱下来了。那么你必须在历史上去找原因”。张学良被囚禁后，他是想能通过研究历史，为国家的强盛作出自己的贡献。后来，蒋介石命他读《明儒学案》，他才又开始研究明史。“蒋先生，他让我研究《明儒学案》，他自己是理学家了，那我对《明儒学案》一点儿也不懂啊，看不懂啊，必得从明史看起，才能理清谁是谁，就这么研究起来的”。

张学良在研究历史过程中，有不能尽信一家之言的心得。他认为明史把永乐说得很好，其实永乐这人很不好。“这个历史都是公家修的”，有许多地方不实事求是。所以研究历史要看各方面的记载，尤其是“要买个人的记载呀、记札呀”之类的资料做参考。要研究历史就要下很大的力气查阅资料，反复考证，这是一项很难、很艰苦的工作。

张学良认为研究历史要有自己的观点。通过研究“把自己的观点留在那，人家后人也去考查。你说的是真的是假的，不能说你说的话都是对的，人家也要拿事实去考证。研究历史，个人要有个人的观点”。虽然个人要有个人的观点，但张学良不同意胡适的说法，“历史就像摆钱一样，一个人一个摆法”。因为“它历史还有一个真实性。至于你是站在哪个立场上看，比方说，我就骂我老师，那就罪大恶极了”。对于同样的历史事实，“那是各人有各人的观点。你是‘左’倾的看法，共产党的思想看法，还是顽固派的看法”。看法不同，是因个人的立场和观点的差别，而历史事实是不能随意改变的。

张学良的一生，为了国家的和平统一，贡献出了自己的一切。让我们看到了一个为了国家敢作敢为，而从不谋私利的伟大形象。通过他对历史文化的阐译，更让我们看到了一个伟大爱国主义者的圣洁心灵。

作者单位：辽宁大学历史学院

【注释】

(1)自然科学史研究所主编：《中国古代科技成就》，中国青年出版社1978年版，第483页。

(2)《天工开物》初刊于1637年（明崇祯十年）。作者是明朝科学家宋应星。是中国古代一部综合性的科学技术著作，有人也称它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著作。外国学者称它为“中国17世纪的工艺百科全书”。作者在书中强调人类要和自然相协调、人力要与自然力相配合。《天工开物》是世界上第一部关于农业和手工业生产的综合性著作。它对中国古代的各项技术进行了系统地总结，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科学技术体系。收录了农业、手工业、工业，诸如机械、砖瓦、陶瓷、硫磺、烛、纸、兵器、火药、纺织、染色、制盐、采煤、榨油等生产技术。尤其是机械，更是有详细的记述。在国外先后被翻译成多种文字。但由于清朝的文字狱而使其失传，直到20世纪20年代才从日本传回来。

(3)文中所引用未注明出处的张学良原话，均根据张学良口述历史录音整理而成。

(4)张学良在被囚禁期间，于1939年12月间被转移到贵州修文县的阳明洞。早在400年前，王守仁被贬为贵州龙场（修文县治）驿丞，并在这里形成了他的阳明学说，蒋介石安排张学良在这里，有意让他学习王阳明潜心学问。1941年5月，张学良移居贵阳麒麟洞，应贵州省主席吴鼎昌之约参加一次诗会。他在会即席呤诗一首：答诗友：犯上已是祸当头，作乱原非余所求。心存广宇壮山河，意挽中流助君舟。春秋褒贬分内事，明史鞭策固所由。龙场愿学王阳明，权把贵州当荆州。

(5)张学良：《对世界电讯社记者之谈话》1934年6月7日，《张学良赵一荻合集》（四），时代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583页。

(6)张之宇：《口述历史之外——张学良是怎样一个人》，台北历史智库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2年版，第9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