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东社
张学良将军的百岁人生历程曾有数次强烈震撼与关键性转折，且往往与近代中国重大事件和历史走势息息相关。其中，西安事变无疑是张将军一生最辉煌耀眼的瞬间，但比西安事变发生更早、对张氏身心影响更为深沉久远者，恐怕当属九一八事变。自九一八事变发生迄止张将军鹤归大洋彼岸，整整70年，东北沦丧、万众诟骂的惨痛经历，不仅是其人生中刻骨铭心的奇耻大辱，更是其毕生挥之不去的心灵阴霾。从某种意义上，“九一八”已成为张将军痛入骨髓的精神恶魇和心结符号，是制约和引导张将军此后举止的重要参照背景。因此，张将军晚年口述历史时对“九一八”相关问题的陈述与“澄清”，自当引起史家的高度关注。本文尝试以张将军晚年口述史料做纬，以张氏70年间的函电文稿为经，从纵横比勘角度剖析张氏晚年对“九一八”的某些新叙述和新见解。其目的不仅在于尽可能澄清“九一八”史事真相，更在于揭示口述史料中历史创造者因时空转换而对历史进行“再创造”的普遍性及其影响力。而此种“再创造”，同样也是我们认知历史人物的内心世界及其与外部环境相冲撞、相协调的重要参照资料，同样亦富有深层史学（心理史或心智史）研究方面的利用价值。
澄清史实细节：口述史料对史家研究的助益究竟有多大
张学良晚年对九一八事变的相关口述，主要集中在一类现象和两个主题上。一类现象指张学良就不少细节史事做了澄清，纠正了外界流传的大量讹误。两个主题一是关于不抵抗的责任问题，张学良反复强调和特别在意地纠正了所谓“代人受过”问题；二是就采用不抵抗政策的缘由问题，张学良屡屡以“判断错误”予以解说。
针对以往史书和回忆材料中的某些传闻之辞，张学良澄清或纠正的细节史事甚多。其荦荦大者有：
1.“铣电”之真伪有无。史界流传甚广的蒋介石令张学良对日军寻衅“应予不抵抗，力避冲突”之“铣电”(1)，因其仅出自回忆资料，其真实性历来受人怀疑。胡志伟和李永中先生曾撰文细加考辨，认定始终无法证实“铣电”的存在，当属无中生有、以讹传讹(2)。张学良晚年谈及“九一八”不抵抗命令时，均否定了有所谓“铣电”的存在。他对日本NHK访谈者说过：“这件事情，现在有好多人替我辨别，说是当时中央怎么样。当时中央还没有那么厉害，那时中央不是蒋先生，不是蒋总统，那是孙科负责的时候。中央给我的指示是：相应处理。相应处理是一句不负责任的话。我不能将责任推到中央去。”(3)1991年5月28日，纽约东北同乡会会长徐松林偕《东方新闻》主编李勇等走访张学良时，张曾说过：“是我们东北军自己选择不抵抗的。……‘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是我下的指令，与蒋介石无关！”(4)张学良对唐德刚、郭冠英等人的讲法是：“那个不抵抗的命令是我下的，我下的所谓不抵抗。”当郭冠英、王一方追问有没有“铣电”时，张答称：“那个，这事情不能怪蒋公，那是共产党方面、或谁写的这玩意儿？这个不是别人的事，这是我个人的事，不怪蒋公不怪蒋公的，不是政府的事，政府没有这样做。”
2.石家庄密谈。何柱国回忆称：1931年9月12日上午，蒋介石、张学良曾在石家庄秘密会谈。据说蒋要求张“严令东北全军，凡遇到日军进攻，一律不准抵抗……”何氏声称：“过了一星期，九一八事变果然爆发了。张学良下的一道不准抵抗的命令的来源和真相就是这样，而张却替蒋介石背上了一个‘不抵抗将军’的恶名。”(5)何氏在《忆张学良将军》一文中亦重复了此事，并声称：“这就是不抵抗之由来。在蒋介石之授意与命令下，不战而丧失东北，使张学良背上了‘不抵抗将军’之恶名。从这次石家庄蒋、张之秘密会见，也说明日本要占领东北，蒋介石是事先得到情报的，我可作为这段历史的见证人。”(6)
对此，张学良在回答张之宇姊妹询问时，仅轻描淡写地说：“有这事吗？嗯，不记得了。好像不记得有这回事。”前引胡志伟和李永中两文，依据《吴忠信日记》、《蒋作宾日记》及《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等，仔细排比了1931年9月12日全天蒋介石的行止、作为，有力地证明了蒋氏并无石家庄之行，何氏回忆显然纯属杜撰。
3.所谓张氏夫妇秘藏蒋介石不抵抗命令。不少回忆材料声称，张学良曾长期贴身带着个小皮包，里面收藏着蒋介石不准抵抗的电报。另一说则谓张将蒋不抵抗的手谕交由于凤至收藏在美国的保险箱里。张学良对这些传说连连斥之为：“瞎说！瞎说！”“没有这个事情！瞎说，外头瞎说！”并对张之宇明言：“外间传说我有蒋先生不抵抗手谕存在于凤至手中，这是扯淡。于凤至不是那种人。”
4.辟谣马君武诗作。自20世纪50年代后，张学良曾多次在口谈、笔述中对当年马君武讥刺自己之诗予以辩白。他对唐德刚说过：“我那个时候正在协和医院养病，我在病中，我病刚好，九一八事变时我病刚好啊，所以，那个马君武先生还开我的玩笑。”1991年12月到次年初，张学良告诉张之宇姊妹：“那马君武作那诗，我根本不认识这胡蝶的呀，人家胡蝶自己发表声明，说我没见过张先生。”
5.“九一八”夜电话请示南京或蒋介石问题。郭维城曾回忆说：“九一八”当晚，张学良“一夜之间十几次电南京蒋介石请示，南京方面却若无其事地十几次复电不准抵抗，把枪架起来，把仓库锁起来，一律点交日军”(7)。荆有岩的回忆则是：“事变发生后，荣臻（东北边防军参谋长）打电话报告北平副司令行营。行营当即请示南京，得蒋介石指示：不能打，并已经由王正廷（外交部长）报告国联。南京接电话者为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熊斌，电话由南京转牯岭，蒋一再指示不要抵抗。”(8)由于9月18日上午蒋介石乘“永绥”舰离京赴南昌督师“剿共”，次日经湖口换船后过鄱阳湖至南昌。(9)“九一八”当晚蒋并不在南京，途中亦未上庐山，而张学良致电南京汇报及南京国府和蒋介石获知事变消息均在19日，20日下午蒋始由南昌星夜乘船回京，故郭、荆两氏回忆显不可信。张学良晚年则声明，“九一八事变当时我们也不知道，我怎能向政府请示九一八事变该怎么办？”
6.蒋、张对事变的最初反应。应德田回忆说：“事变后一两天，面临国家危亡的紧急关头，当张学良正在考虑如何采取对策的时候，接到蒋介石命令他不准抵抗的紧急密电：‘沈阳日军行动，可作为地方事件，望力避冲突，以免事态扩大，一切对日交涉，听候中央处理可也。蒋中正。’”(10)今据《张学良年谱》及当时《大公报》、《国闻周报》等报道可知，“九一八”当晚，荣臻曾以电话向张学良报告日军正占领北大营、进攻沈阳城，旋长途电话中断。次日晨8时，臧式毅、荣臻以电报详述了事变经过，张学良当天即将臧、荣所述转报南京并转告张作相等东北军高级将领。下午接见外报记者时，张学良发布了昨晚与今晨所得消息，并谓“一切经过，均报中央在案”(11)，却并无事变当晚请示南京的任何迹象。蒋介石在19日和20日的日记当中，也只是一再慨叹倭寇乘“粤逆叛变，内部分裂”及“天灾匪祸”之机强占东三省等，并无训令张学良不准抵抗之辞。虽然此密电也被照录进《张学良年谱》之中，但却查无出处，仅系应氏的个人说词。
纵观张学良晚年对九一八事变前后部分细节史事的纠讹与澄清，我们可依据其对史学研究参考价值之大小，将其粗分为四类情形：第一种是对史家研究有较大助益者，如澄清“铣电”有无及否认收藏蒋氏不抵抗电稿（或谕令）等。因为此类回忆提供的私房材料，往往描述的是三两人参与不为外人所知的隐秘史事，且档案文献大多无载，以往研究者虽对其有很多怀疑，却苦于无直接证据绝对性地判定其真伪。作为事件最核心的当事人，张学良出来发言表态，其证言便有着格外重的分量。
第二种是对史家研究价值不大却因张氏口述会产生新的歧义者。如众所周知，“九一八”当晚张学良正在北平前门外中和剧院观看梅兰芳的京剧，过去都说剧目为《宇宙锋》。但1993年6月19日，张学良却告诉张之宇姊妹自己看的是《风筝误》。诸如此类细微处，虽对史家研究影响甚小，却易造成新的混乱。
第三种是几乎毫无史学价值者。如张学良反复声明自己未与胡蝶跳舞，对马君武诗作颇多辩解。其实此事当年即有定论(12)，且马诗既为文艺作品，张冠李戴、捕风虚构本属常事，恐怕严肃的史家谁也不会拿它当真实历史看待。辩与不辩，于史学研究之意义几无。
第四种是澄清旧事时张氏言语内外的提醒、暗示，为史家提供了有重要价值的研究线索或路径、方向。如张学良屡次谈道：“不过我是拥护南京，我是帮蒋，可以说是拥护蒋先生的。那时候反对蒋先生——政治上反对派，咱不用说是谁啦，当然要打击我。甚至马君武开玩笑的诗都是由此而来的。打击我，主题还是打击他了。当然我是他的帮手，明白？”张氏此言透露出三层信息：一则“九一八”时张拥蒋、帮蒋，政治上蒋、张可视若一体；二则社会舆论大肆斥责、讥骂张氏，固然大多出于爱国激情，却亦夹杂着另类声音和别种用心；三则国内反蒋政治派别，借打击张以打击蒋，正所谓“意在沛公”也。
而“九一八”前后，两广方面与蒋及南京中央内斗正酣，张所谓“政治上多都是共产党”显然有些夸大其辞，但也并非空穴来风。除了王炳南外，杨部参谋处长王根僧、十七路军总部参议童陆生、宪兵营营长金闽生、宪兵营副营长谢晋生、《西北文化日报》社长兼总编辑宋绮云等，他们都是中共地下党员。
1936年2月，由军委留沪办事处派出的谢华、徐彬如、李木庵等人，就在杨虎城十七路军宪兵营内，成立了中共西北特别支部，谢华为书记兼管组织，徐彬如、李木庵管宣传，杨的智囊团人物王根僧、童陆生、金闽生、谢晋生、宋绮云等共产党员，都参与了特别支部工作。西北特支是一个极为秘密的组织，是党在杨虎城十七路军中的特别工作机构，不同于地方一级党委。特支只在军队中发展党员，不在地方发展党员，也不和地方党发生关系。特支的任务是“利用杨的关系，开展西北地区救亡运动”(13)。其关系后来才转归陕北中共中央指导。据西北特别支部负责人李木庵回忆，1936年11月，因西北局势紧张，中共西北特别支部的共产党员首先提出活捉蒋介石的主张，并对捉蒋的成败利害进行了详细分析(14)。
事实上，正是张、杨两部中地下党组织和共产党员卓有成效的工作，才促成了西安事变的发生。中共地下党组织和共产党员在西安事变中的贡献，不能因为政治宣传的需要而加以抹杀。
三、蒋介石在西安之诺言
尽管蒋介石在《西安半月记》中声称：“余决不能在此有签允任何条件之事。”(15)但蒋介石在西安有没有诺言，还是引起人们广泛的怀疑。当时，陈公博就说：“我对于西安事变说它是一个绝大的谜，不是说它谜在原因，而说它谜在结果。蒋先生在西安究竟答应了张汉卿、杨虎城和共产党什么条件，恐怕除了参加西安谈判的几个人之外，谁也始终蒙在鼓里。”(16)
力辟“代蒋受过”：是“历史大翻案”还是回归本真
关于“九一八”不抵抗的责任问题，学界历来争议纷纭。20世纪80年代以来大陆学界主要流行两种观点，“一种是强调张学良在‘九一八’事变中忠实执行了蒋的不抵抗政策；另一种则强调张的执行蒋之不抵抗政策，不过是由于上下级关系不得不执行，以及受蒋蒙蔽糊里糊涂地执行”(17)。然两说基本都认定，蒋介石是不抵抗政策的炮制者和发明者，张学良虽难辞不战失地之咎，但仅系不抵抗主义的赞同者或执行者。基于此，大陆刊行的大量回忆资料和论文、史著，几乎铺天盖地众口一词地认定：事发后舆论哗然，国人同声斥责，将所有污泥浊水都泼向张学良一身显失公正；而张学良本人在当年的忍辱含羞沉默接受，应有难言之隐——直白的说法是“代蒋受过”，形象的称呼是替人“背黑锅”，是“挨了暗砖”，雅致的表述则是代人“分谤”，是“有怀莫白”。
张学良临终前10年左右，对此类说法则极力否定。他对唐德刚等人声明：“九一八事变不抵抗，不但这本书上这样说，现在很多人都在说，这是中央的命令，好像还在继续替我洗刷。说不抵抗是中央的命令，不是，不是的！这个绝对不是的！”“那个不抵抗的命令是我下的，我下的所谓不抵抗，就是你不要跟他们冲突，他来挑衅，你离开他、避开他。”(18)接受日本NHK记者专访时，张学良同样说过，不抵抗“这件事情，现在有好多人替我辨别，说是当时中央怎么样……我不能将责任推到中央去”(19)。张学良对张之宇姊妹也说过：“所谓不抵抗主义命令，我的命令大概是九月，我是在医院下的命令。九月几号我忘记了，反正是‘九一八’以前。我给东北说日本来挑衅，我们不要跟他抵抗，这就是说我不抵抗命令，他要来挑衅，我们要躲避，就是这样。”
张学良的上述说法表明：（1）张氏晚年认为不抵抗命令是自己所下，与南京中央无关，与蒋介石无关；（2）外界的说法既有维护张氏名誉、替张氏辩解的意味，又与传统“三讳”史学观念的影响不无关系；（3）张学良一向标榜“我这个人做事负责任”，又一向声称褒贬毁誉由人，从不为自己申辩，“人啊，为自己申辩最无耻”。故张氏晚年的新说法，既是他不愿诿过、勇于承担责任的表现，又体现了他对历史、对后世负责的磊落精神。（4）由于张学良的声明与史界流行的说法相去甚远，使得唐德刚竟连连惊叹为“历史大翻案”。
那么，历史真相究竟如何？我们可分成以下四个阶段进行探讨：
1.事变期间——“不抵抗主义”典出张氏之口。大陆学界在研究不抵抗政策的渊源、形成等问题时，虽然争议颇多，但却不能不承认，在蒋介石的函电文档中，确实并无“不抵抗”用语。反而是张学良在事变爆发的次日，即对《大公报》记者明言：“吾早已令我部士兵，对日兵挑衅，不得抵抗。”“我军本无武装，自无抵抗。”“我方官民，悉不准备抵抗。”19日下午和20日晚，张学良两次对外报记者谈话称：“昨夜接沈电，惊悉事变，已电饬沈绝对不抵抗。”(20)稍晚，张致电国民党中央时亦言及“为免除事件扩大起见，绝对抱不抵抗主义。”(21)可见，不管实质上的不抵抗政策是谁发明的，张学良都是忠实的信奉者和执行者，在此，蒋、张二人实难分轩轾。至于“不抵抗主义”的语典，出自张氏之口，亦应毫无疑义。
2.1931—1936年——代人受过说由来有自。九一八事变，张学良以不战失地而受到舆论的激责痛诟。此后迭经榆关战败、热河失陷，国民党高层官员及社会团体、各界人士弹劾攻击及要求惩处以至枪毙张学良者大有人在。“九一八”后
数年间，承受着巨大精神压力和良心煎熬的张学良，透过各种渠道，屡次在私下或公开场合为自己、为东北军曲加辩解。他不仅在国民党高层军政官员之间倾诉苦水以泄其“委屈”，在东北集团内部更屡次向部属、友人做过种种表示，认为“不抵抗”之责不能由他和东北军独自承担，甚至对中共和左翼人士、对普通群众亦有此类露骨表态，遂逐渐形成了代人受过的“背黑锅”之说。
1931年10月，上海《晶报》发表张学良致友人书，内有“弟一份爱国血心，反为人所污也，变为千古罪人”之语(22)，已隐含蒙冤莫白之意。1933年2月4日，胡汉民致函张学良称：“兄前以不抵抗而丧失东北，兹又以不抵抗而丧失榆关，长此以往，国将不国。虽示负最终之责任者当别有人在，顾兄身当其任，究何以自解于国人？”(23)据此，张学良曾向胡汉民表白过，该为不抵抗“负最终之责任者”另有其人，此人显然非蒋氏莫属。不久，张学良被迫下野准备出洋，胡汉民复去函劝慰：“兄典军东北，久历岁时，今为人所乘，有怀莫白……是非所在，天下不乏同情。”矛头所及，依然指向蒋氏。在冯玉祥的《我所认识的蒋介石》一书中和李宗仁的回忆录中，均反映出张对冯、李亦有过类似剖白。据说西安事变前，张学良曾告诉杨虎城：“蒋在九一八事变时把我害得好苦，我当了替罪的羔羊，这是有证据的，终有一日我会将此事表白于天下。”(24)据王卓然回忆，1933年3月蒋、张保定会晤后，张曾对王说过：“人骂我不抵抗，我也不辩。但是下野后，天知道我这不抵抗的罪名要背到哪天呢？”张学良提出辞呈的第二天，《大公报》即借张氏亲信“某君”之口系统抛出“代人受过”说，即“九一八”不抵抗是代人受过，后代理北平军分会委员长也是代人受过，“最近热战问题，张更代人受过”。热战失败，“不但张愤怒万分，即东北军全体，莫不认为奇耻大辱。张犹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惟有本平日千不是万不是都是张学良不是的态度，以让贤路，以谢国人”(25)。出洋期间，日本情报人员颇注意搜集张氏言行，1933年5月18日日本驻意大利大使松岛向外务大臣内田报告称：张“对于中国各将领把丧失东北的全部责任要他一个人来负，抱有强烈的反感”(26)。
张学良与中共接触前后，中共的态度亦颇堪玩味。“九一八”以来，中共长期将蒋、张并骂为人面兽心的卖国败类。旋张学良走上“通共”、联共之路，中共对张学良的指责之词自然顿时消失。1936年1月25日，红军将领联名所发《红军为愿意同东北军联合抗日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中，便已改称“东北军在蒋介石南京政府不抵抗的命令下，放弃了你们自己的家乡与你们自己的土地财产”(27)。此后中共方面和左翼社团、人士，大多将不抵抗罪责归诸蒋氏，却极少指责张氏。西安事变前，张学良反复对部下将士讲过：东北的失陷有着复杂原因，“其责任不能完全由东北军担负”(28)。甚至公开对群众说过：“自从失掉东北四省，全国人民无论男女老少，无不骂我张学良，我何尝不敢打日本强盗呢？上级不许我打，这种隐痛是一时不能对人说的。”(29)西安事变中张学良送蒋回南京后，1937年1月13日陈布雷曾密电叶楚伧转告蒋介石的授意，应鼓动文教界声讨张氏罪状，其缘由之一即是“张及其代言者每以‘九一八’后节节退让、不抵抗之罪恶诬加于中央，吾人应要求张氏宣布中央命其不抵抗与放弃四省之确据。”(30)当然，已失去自由的张学良自不敢、亦无从（若真有确据）为自己辩解，但蒋氏的授意起码说明，张此前“诬加”中央（即蒋氏）之言行早已人尽俱知。很显然，“九一八”代人受过一类的说法，肇始创制者乃张学良及其“代言者”，而张氏正可谓之始作俑者。
3.1937—1946年——羞愧、歉疚中的自我反省与救赎。1936年西安事变，张学良以劫蒋“兵谏”使其抗日心迹大白于天下。此后抗战军兴，张学良与外界几乎隔绝，然其内心世界依旧云海翻涛，“九一八”的心结继续啮噬着他的情感与心智。过去千夫所指的社会舆论压力早已烟消云散，然静夜扪思，毕竟东北由自己手中沦丧，良心上的罪戾感终归无法消除。因此，“失地未复”、“国权日衰”、“非东北人不知此中滋味”、“余深信余有见故土之一日”、“惜国难家仇未报耳，不知何人埋吾骨于东北也”，“九一八我失去冲锋的机会，那是我的罪恶”！诸如此类反省昔日“不抵抗”和关念东北故土的言词，屡见于其日记提要之中。从1939年9月18日始，张学良竟将“九一八”定为自己的每年之始，以之代替元旦，此举持续了7年，直至日寇投降方于1946年元旦回归常轨。
据洪钫、何柱国等回忆，张学良说过，“如由余手中丢失东北，余心永远不安”。“国土不能守，父仇不能报，我是一个民族罪人，我有何面目再见东北父老”？对于别人骂他为“不抵抗将军”，他视若莫大讽刺，称为“比挖祖坟还厉害”。以这样的心态，眼看着中日战争愈演愈烈，收复故土遥遥无期，张氏情绪愤懑且痛加自贬、自挞、自悔，似亦不难理解。因而，此际的张学良更多地承受着良心上的自我折磨，更多的是己身的反省和救赎，至于“不抵抗”的责任应否全由他一身承担，早已不在其考虑之列。
4.20世纪50—90年代——云淡风轻后的趋于平允。日本投降、东北收复后，张学良认为“九一八”问题总算有了结局，他不仅改回了每年的新正，而且自迁台后日记中对“九一八一向的自责心态，戛然不见”(31)。50年代写《西安事变忏悔录》和《杂忆随感漫录》时，对“九一八”既未诿过卸责，也不如往昔自责之深。度过了半个多世纪的幽禁生活，所谓的“历史伤痕，痛苦回忆”，已然被时光的锉刀、砺石锉去了棱角，磨平了恩怨，是非毁誉早已云淡风轻。晚年在心态平稳之时，娓娓道及一甲子前旧事，虽具体事实未必记忆准确，但情感和判断却趋于平实公允。
概括言之，张学良晚年之否认代人受过之说，既非故作惊人之语，亦非全为照顾蒋氏的声誉和尊严，更谈不上所谓的“历史大翻案”。通过前面的纵向剖析可知，“不抵抗主义”原本典出张氏。“背黑锅”一类说法的广为流传，“张及其代言者”实难脱干系。张氏晚年的说法，当属向历史本真的回归。若硬要说成是翻历史旧案，恐怕张学良等人恰是冤案、假案的最初炮制者。
肿胀“判断错误”：是历史真相还是对历史记忆的“再创造”
晚年谈及“九一八”时，张学良申辩最多、强调最力、分量最重的当属采取不抵抗对策的缘由问题，其核心主张是自己对日军的企图“判断错误”。围绕着“判断错误”的说法，张学良还提出了一系列的辅助论断，笔者依次将其归纳为：（1）绝对“打不过”论；（2）打了更糟论；（3）中央自顾不暇论；（4）误判为挑衅而非占领论；（5）大事化小论；（6）轻视日本论；（7）判断不差论；（8）不信情报论等。
究竟该如何看待“判断错误”论？第一，“判断错误”的说法有一个从萌生、演变到被张学良吹胀肿大的过程。1931年9月19日，张曾对《大公报》记者说过：“日本此次，既未下最后通牒，又未宣告开战，而实际采取军事行动，令人不解。”20日对外报记者也讲过，日军的作战行动“实毫无理由”，“现不知日本拟做到若何地步，或其目的所在，因此全般事件，系极端越轨行为”(32)。9月24日，张学良致电南京中央称：“当时日军突如其来，殊出意外……又以日军此举，不过寻常性质，为免除事件扩大起见，绝对抱不抵抗主义。”(33)事变初发，张氏此类含判断失误色彩的零星言词，本来极其微弱且未必属其真实思想流露（如对媒体谈话是否就反映了其真实想法便值得怀疑）。
如前所述，西安事变前，张学良往往以“代人受过”说为自己、为东北军开脱，却极少言及判断错误的问题(34)。长期遭幽禁的特殊处境，使得“代人受过”说已难以再用。50年代中期写作《杂忆随感漫录》时，张于正文中专写了《“九一八事变”之经过》和《热河失陷我之去职》两节，其内容与晚年口述如出一辙；至此，“判断错误”论遂系统成型。因此，笔者认为，“判断错误”论真正形成于50年代，晚年口述时只不过是重复旧文罢了。当然，90年代忆旧时，因口述与笔谈的形式不同，张学良乃做了更多的重复申述和更多的加工润色，同时亦夹杂了言谈中难以避免的吹嘘肿胀成分，但主旨却与50年代的说法并无二致。
第二，“判断错误”论与历史事实不符。张学良晚年多次说过，“日本侵略东北是一贯的政策，软的硬的都来”，“我毫不客气地讲话，日本当年完全是侵略的态度，我们是看得清清楚楚的”(35)。确实，《田中奏折》中征服满蒙、征服支那、征服世界的论调，张学良恐怕比谁都清楚；日方制造“皇姑屯事件”，干涉东北易帜等举动，张学良更有着切身的感受；万宝山事件、中村事件交涉期间日方咄咄逼人的态势，张学良岂能忘怀？日本军部借中村事件在国内煽动的战争狂热，陆军大臣南次郎关于武力解决满蒙问题的讲话在日本之公开发表，日本国内盛传的日军将出兵满蒙的说法，这些情报不仅南京政府已经获悉，连东北民间都已广为流传，张学良又焉能充耳不闻？事变之前，东北军将领、行政官员、外交和情报人员甚至文教界人士，不少人都已洞悉日军侵占东北之图谋，身为守土疆吏且被后世誉为军事家、政治家的张学良难道会浑然不觉？
事实上，事发之前，张学良对日军的图谋应该是完全清楚的。1931年7月6日，张学良密电东北政委会：“此时如与日本开战，东北必败，败则日方将对我要求割地赔款，东北将万劫不复，亟宜避免冲突，以公理为周旋。”但同时他还建议国民政府：“对日本采取强硬态度”，“直接抵抗日本侵略”(36)。7月12日和13日，蒋介石、于右任等分别密电张学良：“此非对日作战之时”，“中央现在以平定内乱为第一，东北同志宜加体会”。蒋还指示：“若发生全国排日运动时，恐被共产党利用，逞共匪之跋扈，同时对于中日纷争，更有导入一层纷乱之虞。故官民须协力抑制排日运动，宜隐忍自重，以待时机。”张遂复电表示：“努力隐忍自重，勿使日本乘其间隙。”(37)8月间，张学良曾密电蒋介石：“东北之安全，非武力无以确保，日本一意对外，我方亦应有所自省”，“日本开始其大陆政策，有急侵满蒙之意，已无疑问。无论对手为中国抑或苏俄，事既关系满蒙存亡，吾人自应早为之计”(38)。时任东北边防司令长官公署副官处副处长的李济川后来回忆，事变之前沈阳已是“风声鹤唳，人心惶惶”，张作相深感“中日问题已到严重关头”，遂命李赴北平向张学良请示应对之策。张学良则面告李济川，据驻日大使汪荣宝由东京回来谈，“日本各地都在搞游行示威，跃跃欲试，想以武装占领东北”(39)。文献资料和口述回忆材料可以证明，张学良在事前并非不清楚日军侵占东北的野心，所谓判断日军只是“挑衅”占些便宜的说法显然难以成立。
如果说事前对日军的图谋还有部分不确定成分尚属可以理解的话，事发之初或稍晚，蒋介石、张学良以及南京政府的判断当会为我们提供更有力的证据。9月19日和20日对报界的谈话表明，张学良一开始即认定日方采取是“实际军事行动”或“作战行动”，属于前所“未有之先例。此事发生，在日本已有数星期之煽动，其作此行动，适逢中国在水灾、共祸与内战纷扰期间”。对于日军的“极端越轨行为”，张亦声称“举世已睹其在事前曾制造战事”。9月19日夜间的东北军将领会议上，张学良曾讲过：“日人图谋东北，由来已久，这次挑衅的举动，来势很大，可能要兴起大的战争。”(40)10月12日，张对路透社记者称，日本要自己下野，“系妄图发展满洲独立运动，建立满洲国，为其将来完全兼并满洲做准备，是干涉我国内政之无理行为”(41)。11月25日，张学良通报蒋介石、戴季陶等，谓本庄繁于11月初“奏陈天皇占领东省各地之经过，并请急速增兵，达到完全占领之目的”。此后，张对日方企图实施满韩合并、溥仪复辟、伺机侵占热河等情报，曾源源报往南京(42)。
9月19日，尚在南昌的蒋介石获得日军占领沈阳、长春等地消息后，当即在日记中判断：“是其欲乘此粤逆叛变，内部分裂之机会，据有我之东三省矣！”次日，蒋知沈、长等地被占，认为“日本侵略东北，已成事实，无法补救”。21日蒋返回南京，在干部会议上决定：“抽调部队北上助防，并将讨粤及剿共计划，悉予停缓。”(43)同时制定了外交、军事、政治、民众等方面的“对日方略”(44)。9月底成立的特种外交委员会于11月决议通过了《现时处理时局之根本方针》，其对日方的判断要点为：“判断日本之军事政策，必定要达到完全占领东三省之目的而后已”，“判断日本以完全占领东三省，驱除中国固有政治军事势力为主要目的”(45)。凡此足以证明，九一八事变之初，蒋、张对日方侵占东北的企图心如明镜，并不存在所谓“判断错误”问题。
第三，“判断错误”论既源于张学良掩饰应对乖张之心理需求，亦具有某种逻辑的必然。面对日军的武装侵略，不管有千种理由万般无奈，守土有责且掌握北部中国军政大权的张学良，采取不抵抗的做法终归让人难以理解，更遑论接受。虽然也有论者强调张学良之“听命中央”和所谓“上级不许我打”的说词，但此说明显含有推脱、强辩意味。自北伐完成尤其是东北易帜后，中国形成了南京、广州、武汉、开封、太原、沈阳等6个“军权中心”(46)。东北在易帜后，实际上与南京中央维持着一种“分治合作”的关系(47)，即东三省在政治、军事、财政等方面保持着半独立的自主状态，日本学者土田哲夫则称之为一种“不成熟”的国家统合(48)。而中原大战后，蒋介石更将黄河以北财政、军事统归张学良节制(49)。因此，即使蒋和中央有令，若张学良果真硬要抵抗，恐南京亦无法对其进行有效约束。然而，张学良却奉行的是任人为刀俎、我甘作鱼肉的荒诞对策，对此国人群起谴责自属意料中事。
在巨大的舆论谴责和心理重压之下，张学良在西安事变前尚可借“代人受过”说搪塞一二，但遭幽禁之后便不能不寻求新的圆通解释。既然承认不抵抗命令为自己所下，既然“代人受过”说无法再用，一边是日寇的猖狂侵略，一边却是毫无作为的不抵抗，这二者之间的巨大反差如何消弭，如何衔接？于此，“判断错误”论便顺理成章应运而生。因为认定日军只是要“挑衅”占些便宜，因为自己对日军企图“判断错误”，故才采用不贻人口实的“绝对不抵抗主义”，以便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如此解说，逻辑上倒也通顺，只可惜离事实真相相去甚远。
纵观张学良和南京中央对九一八事变的应对处理过程，当局者对日军的企图并非聋者瞽者，却在类似“三日亡国”论的失败主义情绪笼罩下，完全幻想着借助外力（如国联）保全东北。对于如此可笑的决策，张学良醒悟后曾反复检讨：“九一八事变前后，我们有一个最大的错误，就是委曲求全，希求事态不扩大。到现在明白了，对日问题实在没有委曲求全之道，过去那样想，不过是一个空虚的憧憬。”“容忍就等于引颈就戮。”“我们绝不再蹈九一八事变时委曲求全的覆辙。”(50)因此，如果真有“判断错误”的话，与其说是张学良等对日军的图谋“判断错误”，还不如说是应对举措上的判断错误更为恰当。
第四，“判断错误”论既是张氏事后经历的幻化，又是口述回忆资料中屡见不鲜的“前置倾向”的反映，更是历史当事人对历史记忆的一种“再创造”。从理论上而言，历史事件的当事人在若干年后回忆往事时，无论如何也避免不了事后经历对自身记忆的影响，所区别者只是程度上的强弱而已。自1931年后，九一八事变及相关问题早已在张学良心灵深处凝聚成一种无法疏解的情结，每每遇到外部刺激时，他总要以种种说词进行“不辩”之辩：“代人受过”说是一种辩词，“判断错误”论更是一种辩词。唯其随时空环境变幻而采用各种不同辩词，张学良精神世界里强烈的罪错意识和耻辱感、挫败感才会稍稍得到缓解，才能黾勉维持其心态不致过度失衡。同时，事后的种种经历也会自觉不自觉地侵入其思维领域，导致他习惯于将事后的思想观念或见解判断人为前移(51)，从而以“前置”了的认知状态代替当年的思虑状态。试观张学良围绕“判断错误”论而提出的那些辅助论断，有些很明显就属于事后的认知水准。如所谓打了更糟论、判断不差论等，当年既未认真去打，又何以能知道打了更糟？以日本战败几乎亡国的后来事实去论证自己当年的判断，又有多大的历史真实性？诸如此类的见解，一望而知实乃张学良50年代后的认知水平和思维状态。以之分析评论张学良50年代后的思想观念和精神、心理状态，这当然属于不可多得的重要材料，若以之论证“九一八”前后张氏的思想观和心理状态，笔者岌岌以为不可。
以张学良这样最为核心的历史当事人的言论来研究“九一八”事变，无疑是最正当、最常见的方法之一，因为张氏的回忆在理论上毕竟属于难得的第一手资料。然而，如同文献资料一样，史家照样需要对口述史料的制作情境、动机、内容和流传情况等进行细致的审核与鉴别。不论“九一八”的客观存在或所谓“历史真相”如何，当事人的口述在经由某种程序被记录保存下来后，即便第一手资料也难保不带有种种成见甚至偏见。而那些偏离客观事实的资料一旦通过严肃的学术渠道得到认同和普及，则会无形中影响到我们对往昔的历史记忆和认知。从这个角度而言，当年的历史创造者常常有意无意地通过对历史记忆的“再加工”和“再创造”而书写着新的历史。
过去大陆学界对“九一八”不抵抗问题的研究，不论是盛行一时的“代人受过”说，还是晚近被很多人采用的“判断错误”论，均明显带有跟着当事人言说的味道。笔者无意否认张学良晚年口述史料的历史价值，也无意对“九一八”相关问题构建新的结论，只是想通过对张氏70年心灵深处“九一八”情节的剖析，提醒学界审慎对待张氏的自我言说。在我看来，历史研究者如果对当事人的口述缺乏必要的警醒和细致入微的审查，仅仅满足于照搬当事人的成说，则不仅会落入口述者设置的窠臼或陷阱中，而且还会因放弃自己的独立判断而制造出研究中的偏论甚或谬论。恐怕，对于所有的口述历史研究者来说，最大的悲哀和最大的失败莫过于此！
作者单位：陕西教育学院人文环境系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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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洪钫：《九一八事变时的张学良》，《文史资料选辑》第6辑，第24页。
(2)详参胡志伟《澄清铣电真伪，促进两岸统一》和李永中《由“不抵抗命令”谈“铣电”及“石家庄会谈”真伪之说》两文。均载于中国延安干部学院编：《西安事变与二十世纪中国历史变迁——西安事变70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
(3)管宁、张友坤译注：《缄默50余年张学良开口说话·日本NHK记者专访录》，辽宁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78页。
(4)李明扬：《人之将死其言也善》，《香港信报》2001年10月16日。
(5)何柱国：《九一八沈阳事变前后》，《文史资料选辑》第76辑，第66页。
(6)何柱国：《忆张学良将军》，大风编：《张学良的东北岁月》，光明日报出版社1991年版，第20—21页。
(7)郭维城的回忆文章初刊于1946年8月24日的《东北日报》，转见于易显石、张德良、陈崇桥、李鸿钧所著《九一八事变史》，辽宁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72页。
(8)荆有岩：《九一八之夜的张学良》，见辽宁文史资料专辑《九一八纪实》，辽宁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7页。
(9)秦孝仪：《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台北中正文教基金会1978年版，卷2，第37页。
(10)应德田：《张学良与西安事变》，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1—12页。
(11)张友坤、钱进主编：《张学良年谱》（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574—575页。
(12)1931年11月20日上海《时事新报》发表马君武诗作后，次日胡蝶即在《申报》上刊登“辟谣”声明，明星影片公司导演偕全体演职员亦同时刊发启事为胡蝶作证。详参毕万闻：《英雄本色——张学良口述历史解密》，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年版，第156—160页。
(13)徐彬如：《中共西北特支与西北抗日救国会》，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编：《西安事变资料》第2辑，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页。
(14)李木庵：《西安事变纪实》，张协和、董华主编：《杨虎城将军与西安事变补遗》，中国档案出版社1992年版。
(15)蒋中正：《西安半月记》，秦孝仪主编：《革命文献》第94辑，《西安事变史料》上册，台湾中央文物供应社1983年版，第22页。
(16)陈公博：《苦笑录》，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229页。
(17)焦润明：《80年代以来的张学良研究》，《近代史研究》2001年第3期。
(18)唐德刚录音，胡志伟校注：《《张学良口述自传》，美国香江时代出版社2004年版，第223—228页。
(19)管宁、张友坤译注：《缄默50余年张学良开口说话·日本NHK记者专访录》，辽宁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78页。
(20)《国闻周报》第8卷第38期。另参张友坤、钱进主编：《张学良年谱》（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575—576页。
(21)南京《中央日报》，1931年9月26日。
(22)张友坤、钱进主编：《张学良年谱》（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586页。
(23)“胡汉民往来函电稿”第3册，第40件。引自杨天石《海外访史录》第336页，又见陈红民《函电里的人际关系与政治：读哈佛——燕京图书馆藏“胡汉民往来函电稿”》，第129页。
(24)陕西省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回忆杨虎城将军》，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96页。
(25)天津《大公报》，1933年3月9日。
(26)张友坤、钱进主编：《张学良年谱》（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648页。
(27)中央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关于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中国档案出版社1997年版，第20页。
(28)《张主任委员讲演“中国出路唯有抗日”》，《张主任委员讲“抗日理论与实践”》，见西安《解放日报》1937年1月5日，1937年1月8日。
(29)张德良、周毅主编：《东北军史》，辽宁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210页。
(30)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等合编：《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档案出版社1986年版，第115页。
(31)张之宇：《张学良探微：晚年纪事》，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26页。
(32)《国闻周报》第8卷第38期，参见《张学良年谱》（上），第575页。
(33)南京《中央日报》1931年9月26日。
(34)张氏晚年口述时，屡次提及1936年他曾对阎锡山剖白过不抵抗的缘由，其说词全以“判断错误”立论。然此亦仅系张氏“口述”而已，尚无有力的文献资料可为佐证。
(35)前者乃1992年1月初对张之宇姊妹的谈话。后者系对日本NHK记者当面所言，参见《参考消息》1990年12月18日报道。
(36)《顾维钧回忆录》第（一）分册，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425页。
(37)《盛京时报》1931年7月15日，参张友坤、钱进主编：《张学良年谱》（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563页。
(38)司马桑敦：《张学良评传》，传记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58—159页。参见毕万闻：《英雄本色——张学良口述历史解密》，第149页。
(39)辽宁省政协学习宣传和文史委员会编：《九一八事变·抗日烽火》，辽宁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4—35页。
(40)洪钫：《九一八事变时的张学良》，《文史资料选辑》第6辑，第27页。
(41)张友坤、钱进主编：《张学良年谱》（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583页。
(42)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九一八事变后张学良致蒋介石等密电一组》，《民国档案》1994年第4期。
(43)秦孝仪：《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二），第129页。
(44)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一），台北国民党党史会印行1981年版，第281页。
(45)吴相湘：《第二次中日战争史》（上册），台北综合月刊社1973年版，第86—87页。
(46)蒋永敬：《国民党实施训政的背景及挫折》，《百年老店国民党沧桑史》，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74—175页。
(47)“分治合作”理论由李石曾提出，见其《分治合作“专政集权”二者之分析与比较》，载《民生报》1927年11月9日。另参《李石曾先生文集》（上），台北国民党党史会1980年版，第253—254页。
(48)土田哲夫：《南京政府の国家统合——张学良东北政权（1928—1931）との关系の例》，《中国国民政府史の研究》，东京，汲古书院1986年，第185—186页。
(49)1930年9月和10月，蒋介石分别批示和电告宋子文、何应钦：“北方财政以全交奉张为妥，目下只求名义统一。”“河北军事，中央有明令，皆归张节制。”见《宋子文致蒋介石电》（1930年9月24日），《蒋介石致何应钦电》（1930年10月26日）。俱见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档案·特交文卷》，总编号811，936。
(50)《张主任委员讲演“中国出路唯有抗日”》，《张主任委员讲“抗日理论与实践”》，西安《解放日报》1937年1月5日，1月8日。
(51)此处暂采用笔者以前曾使用过的“前置倾向”一词，其意指在口述和回忆资料中，历史当事人常将所回忆的历史事件发生以后的某些客观事实和自己的主观情感、思想意识、价值判断等人为前移，以之代替事件当时的情境和认知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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