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天社
自从1989年郭冠英先生采访张学良后，日本广播协会、美国记者、大陆记者先后采访张学良，唐德刚教授、张之宇、张之丙姐妹、张闾蘅、张闾芝姐妹等先后承办张学良口述历史，这些资料的公布，为人们研究张学良及西安事变提供了新的视角。本文从张学良的口述历史资料的角度，参阅近年公布的其他新史料，对西安事变中几个重要问题进行探讨。
一、延安会谈时“联蒋”还是“反蒋”问题
1936年4月9日晚上，张学良和周恩来在延安天主教堂进行历史性会谈，其中关于“联蒋抗日”还是“反蒋抗日”问题，传统观点认为，共产党当时执行“反蒋抗日”的政策，而张学良力主“联蒋抗日”。张并说：“在国民党中，蒋介石的领导力量最强，他有民族情绪……有抗日的可能。”希望共产党放弃“反蒋抗日”的态度。周恩来当时并未表态，认为此事关系重大，可将意见带回中央讨论。结果“张学良的联蒋抗日主张促进了中共中央的决策”。同年5月，红军发表的东征回师通电，就不再提反蒋了。9月，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完成了这一转变(1)。
但是，杨奎松先生在《西安事变新探》中，根据史料对这一问题进行了重点分析，却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认为“周恩来仍旧明确提出，张学良应该离开蒋介石，和共产党一起实行‘反蒋抗日’”(2)。他认为不是张学良说服了周恩来和共产党，而是周恩来说服了张学良，从此，张学良开始了反蒋的准备。
关于这一分歧，我们来看看张学良的回忆和口述资料是怎样记述的。1955年12月，因蒋介石询问当年西安事变的情形，张学良对蒋回复一长函（即外间流传的《西安事变忏悔录》），其中涉及延安会谈，说他力劝周恩来联蒋抗日，“周承认蒋公忠诚为国，要抗日，必须拥护蒋公领导之”。周恩来并说：“在抗日纲领下，共产党与国民党决心恢复旧日关系，重受蒋公领导。”(3)在张学良的说服下，周恩来当时就表示赞同。张学良的这一记述，是不是在当时政治环境下的违心之言，应该不会。在稍后的《杂议随感漫录》中，张学良仍有相同的记载。
据已公布的资料记载，周恩来当时还说：“毛泽东同志也有这样的想法。”“这个问题很重要，我回去报告中央，认真考虑再作答复”(4)。有的学者对此十分怀疑，认为是事隔多年回忆的差错(5)。但是，我们查阅中共中央的档案，就在延安会谈的同一天，彭德怀和毛泽东致电张闻天，认为“我们的旗帜是讨日令，在停止内战旗帜下实行一致抗日……在这口号之外，同时发布主张内战的讨蒋令，在今天是不合适的”(6)。由此可见，周恩来所谓“毛泽东同志也有这样的想法”并非无稽之谈，乃是具有事实依据的。
1992年7月，张学良完全自由后，张之丙在为张做口述历史的时候，张学良突然谈起西安事变前的延安会谈，再次表示当时对“拥蒋抗日”没有任何分歧。
张之丙：从九一八事变、东北易帜到您和蒋先生、宋子文先生在火车上，您决定要辞职、下野、出国，然后您出国了。后来他又把您找回来，找回来让您剿匪，剿匪完了就是您刚才说的这件事情和阎先生一块儿，要联名向蒋先生有所……这些政治上很关键的事情，您都是要维持蒋先生的政权吗？
张先生：这个话不是那么讲，我是要维持国家统一，否则就分裂了。我跟阎锡山也不是开玩笑说：“你既然请蒋先生下去，是你干还是我干，政府就不能统一了”。我这里插一段事情。我认为共产党厉害。周恩来，我跟周恩来早就有联络，周恩来说一句话很有意思。他说，“我们现在要抗日，我们的大主题是抗日，蒋先生要剿匪抗日，不管蒋先生怎么样，那你非拥护他不行。领导中国抗日，你也不行，我也不行，共产党也不行，那还是非得拥护他不行。”对这个大局他们看得很清楚，所以共产党这些地方……
张之丙：这是一开始您说的话，因为……
张先生：不是，不是，是周恩来。他说，固然蒋中正他有他的短处，但是我们为抗日非拥护他不行。所以共产党这些地方我佩服，他是为了大局呀。他（蒋）既然不剿共，我们联合抗日，那还非拥护他不行。
张之丙：这是他们党里说的。
张先生：共产党他们有决定的，当年哪，共产党这个决定，据说不光共产党自己决定，是第三国际决定这样的。这种事情说起来，在政治上共产党的人看得远，看得大，明白？这是他们厉害的地方，所以我对共产党很佩服。周恩来，我们两个人能谈得合。他说我这个人敏感，不是机警啊，就是一言可以道破，容易谈话。我们两个人一言就明白了。
张之丙：我把我的记忆往前推一推。您和他（周）在肤施天主堂第一次见面时，您看这个人是个人才，国家有为的人。他见到您也非常敬爱，两个人谈得很愉快……中间有一个小小的过节就是，周恩来说了蒋先生的态度，您说您和蒋先生比较熟悉，并坚持一定要蒋先生做领导。因为共产党在陕北也没有什么势力，您的军队也……能统制全国大军的就是蒋先生。您说周先生说这事还要回去和大家商量一次。
张先生：不是，他认为要抗日还是得蒋先生领导。
张之丙：所以您两方面谈话没有意见……
张先生：没有争执，周恩来评论我“爱国志士，千古功臣”(7)。
在这次谈话中，张学良一再强调抗日非得拥蒋不行，周恩来对此表示同意，他和周恩来对此没有争执，并且连周恩来说“还要回去和大家商量”的话都给否定了。
从张学良的回忆和口述中，我们可以证实，周恩来和张在延安会谈时，本身就不存在“联蒋抗日”还是“反蒋抗日”的分歧，也不存在谁说服了谁的问题，在当时外患严重的形势下，双方都有“要抗日还是得蒋先生领导”的认识，所以“抗日非得拥护蒋不行”已是双方的共识，这也是双方合作的基础，而接下来要做的，只是如何争取蒋介石抗日的问题，这就是西安事变的原因。
二、西安事变的发生与共产党的关系
西安事变与共产党的关系，一直是人们探讨的一个热点。在事变发生时，许多人都认为“西安事变是共产党干的”(8)，但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予以否认。毛泽东说：“西安事变……完全是一件突发事变，我们事前全不知道。”(9)张学良在《西安事变忏悔录》中也一再声明：“谋变事前，并未同共党商讨。”(10)直到发动事变的当天凌晨，张学良才通知中共代表刘鼎，让其转告中共中央。张学良的这一声明直接影响到了蒋介石。蒋在阅读了张的长函后，在其所著《苏俄在中国》中说：“此时最出人意料之外的一点，就是其主动者，实是张学良的本身，而首先提出此一劫持主张者，则为杨虎城。且其事前，并未与共党就此事有任何商量。”(11)事变后，张学良、杨虎城邀请周恩来到西安，共商决策。所以中共中央关于西安事变的宣传方针是：“西安事变系国民党南京政府的内部问题，本党绝未参与”，“对于张、杨12月12日所采取的方法却并未曾赞同过，因为张、杨也许还可找到更好的方法，实现他们的抗日主张”(12)。此后，这一宣传方针遂成为历史定论，毋庸争议。
然而，关于这一问题，杨奎松先生在《西安事变新探》中做过深入分析，笔者也曾发表《再论西安事变的发生与中共的关系》一文进行探讨(13)，此处不再论述。不论是10月的“助蒋说”，还是11月的“苦迭打”（法文“政变”意），以及中共西北特别支部的扣蒋计划，都与当时在西安的中共地下党员有关。说“西安事变是共产党干的”是指在西安的共产党员，说“西安事变我们事前全不知道”是指在陕北的中共中央。不论是西安地下党组织还是陕北中共中央，他们都是中国共产党，所以，我们不能否认西安事变与共产党的关系。
可喜的是，张学良的有关资料为这一观点提供了有力的佐证。据杨天石先生透漏，1957年张学良在《坦陈西安事变痛苦的教训敬告世人》一文中说：
“王炳南，当时是在杨的幕中。我在洛阳归返西安之后，同杨虎城相谈之下，彼此大发牢骚。某一日，又谈这个问题时，我问计于他，他沉吟了一下说：‘我那些小家伙们（这是指他的智囊团）倒有一个计策，等待蒋委员长来西安时，我们不使他离去，我们来一个挟天子以令诸侯’……请注意，他一开口就说‘那些小家伙们’，那证明他背后已有人鼓动他，是利用他来推动我、试探我。”(14)
根据张学良的这一回忆，“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创意者确实不是杨虎城，而是他的“那些小家伙们”，即杨身边的青年智囊团。在这个智囊团里，张学良多次谈到的就是王炳南。张学良对张氏姐妹说：
“杨虎城要紧的是王炳南。杨虎城手底下一定比我手底下厉害。不但是文人，还有新城的一个师，差不多都是共产党。他自己实实在在，他的太太是共产党。我判断他的太太就是带着任务来的……那时候在新城，共产党的几个都是女的。王炳南实实在在的名义就是杨虎城的秘书……杨虎城很听他的话。”(15)
王炳南是1936年4月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派回专做杨虎城工作的，是杨身边半公开的共产党员。杨虎城夫人谢葆真也是共产党员，1928年1月经党组织同意与杨结婚，但西安事变时是否还有组织关系就不得而知。说“新城的一个师差不多都是共产党”显然有些夸大其辞，但也并非空穴来风。除了王炳南外，杨部参谋处长王根僧、十七路军总部参议童陆生、宪兵营营长金闽生、宪兵营副营长谢晋生、《西北文化日报》社长兼总编辑宋绮云等，他们都是中共地下党员。
1936年2月，由军委留沪办事处派出的谢华、徐彬如、李木庵等人，就在杨虎城十七路军宪兵营内，成立了中共西北特别支部，谢华为书记兼管组织，徐彬如、李木庵管宣传，杨的智囊团人物王根僧、童陆生、金闽生、谢晋生、宋绮云等共产党员，都参与了特别支部工作。西北特支是一个极为秘密的组织，是党在杨虎城十七路军中的特别工作机构，不同于地方一级党委。特支只在军队中发展党员，不在地方发展党员，也不和地方党发生关系。特支的任务是“利用杨的关系，开展西北地区救亡运动”(16)。其关系后来才转归陕北中共中央指导。据西北特别支部负责人李木庵回忆，1936年11月，因西北局势紧张，中共西北特别支部的共产党员首先提出活捉蒋介石的主张，并对捉蒋的成败利害进行了详细分析(17)。
事实上，正是张、杨两部中地下党组织和共产党员卓有成效的工作，才促成了西安事变的发生。中共地下党组织和共产党员在西安事变中的贡献，不能因为政治宣传的需要而加以抹杀。
三、蒋介石在西安之诺言
尽管蒋介石在《西安半月记》中声称：“余决不能在此有签允任何条件之事。”(18)但蒋介石在西安有没有诺言，还是引起人们广泛的怀疑。当时，陈公博就说：“我对于西安事变说它是一个绝大的谜，不是说它谜在原因，而说它谜在结果。蒋先生在西安究竟答应了张汉卿、杨虎城和共产党什么条件，恐怕除了参加西安谈判的几个人之外，谁也始终蒙在鼓里。”(19)
但是，蒋介石在西安到底有没有什么诺言？始终是人们探寻的问题之一。张学良送蒋回南京后，杨虎城就在西安的《解放日报》上公布了西安谈判的六项结果，毛泽东也将其概括为六点，但这六项内容是宋子文、宋美龄与张学良、杨虎城、周恩来谈判的结果，并不等于蒋介石的亲口许诺，所以，蒋氏许诺仍然是个未解之谜。
1980年，《周恩来选集》公布了有关西安事变的三份电报，其中12月25日晚上，周恩来在给中央的电报中说：
“蒋已病，我见蒋，他表示：子、停止剿共，联红抗日，统一中国，受他指挥。丑、由宋、宋、张全权代表他与我解决一切（所谈如前）。寅、他回南京后，我可直接去谈判。”(20)
这是我们在当时唯一能够证明周、蒋相见并进行交谈的原始资料，也证明此前申伯纯在《西安事变纪实》中所记述的三点并非虚言，只是申伯纯将25日的谈话内容误移到24日。
张学良自由后，有关西安事变的内容成为人们采访的焦点，但张学良显然不愿多谈，尤其在周、蒋会谈的问题上。1990年8月，日本广播协会的记者问他周、蒋会谈的内容，他极力回避。说：
“这是个尖锐问题，请不要再问了。我不但在场而且是我领周恩来去见蒋先生的。”“我不愿意说出来，伤害他人，如果我全部都说出来，会伤害很多人。”(21)
1991年5月，张学良赴美探亲时，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在问及西安事变周、蒋会谈时，张学良答道：
“此时我现在应该说不应该说，你叫我想一想。周恩来见蒋先生是我领他见的，那时蒋先生身上稍微有点伤，他们政治上并没有谈什么，是在外面很大的是谣传，政治上并没有谈什么。他问候蒋先生，蒋先生也见到他。他自称是蒋先生当年的部下。可说三人并没有谈什么。”(22)
从日本记者采访时的刻意回避，到美国之音时的欲言又止，张学良还是有所顾忌。但是，在美国之音采访的前一年，即1990年，在接受唐德刚先生访问时，他却对值得信赖的唐德刚教授道出了蒋氏诺言：
“那蒋先生也真是说到做到，当时我没跟他讲，现在我可以说，他后来也真是做到了，他没说假话：我不剿共，我不剿共，跟共产党合作。
这是他亲自跟我讲的。不是我当时听到，我决不说这话。现在事情已经过去了，他不愿意我把这个事情说出来，但这个事情，我现在都可以直截了当说的。”
这句话，实际上就是张学良关于西安事变的最后秘密。
2002年6月，张学良的《杂忆随感漫录》在台湾出版。2004年7月，大陆《百年潮》杂志公布了宋子文的《西安事变日记》。2007年10月，《百年潮》杂志公布了蒋介石的《西安事变日记》，至此，西安事变的核心史料可谓尽行于世，周、蒋会面及其谈话的内容也再无秘密可言。
蒋介石《西安事变日记》24日记载：
（张学良告诉蒋介石说：）共党……只要见蒋夫人时顺见蒋先生一面已足。余乃允之，但余必须张同其来见也。夜间十时许，妻带周来见。此时余实已睡觉。余与之握手。一别多年，未免生情。……曰：“你如有事，可与汉卿详谈，余已属其与你接洽也。”彼知余意，乃即道另别而出(23)。
因12月24日晚未能多谈，25日上午，周恩来再次要求面见蒋介石。(www.daowen.com)
十时许，周又来见余妻……曰：希望蒋先生对余面说一语“以后不剿共”足矣。余乃属妻找周来见余。……妻与子文在邻室先见。余及见周，余谓周曰：“尔今要求余说以后不剿共一语，则此时余决不能说也。……若尔等以后不再破坏统一，且听命中央，完全受余统一指挥，则余不但不进剿，且与其他部队一视同仁。”周答曰：“红军必受蒋先生之指挥，而且拥护中央之统一，决不破坏。”言至此，余乃曰：“此时不便多言，余事望与汉卿详谈可也。”周乃作别而去(24)。
由此可见，张学良留记在心头的蒋氏诺言与周恩来、蒋介石、宋子文的记载基本相同，只是不同人物所记述的口气和立场不同而已。张学良不愿再伤及他人，所以不愿首先说出口来。
四、国民党在大陆失败的原因
关于国民党在大陆失败的原因，蒋介石一直认为是张学良、杨虎城西安事变造成的，他在1937年写的《西安半月记》中说：“八年剿匪之功，预计将于二星期（至多一个月内）可竟全功者，竟坐此变，几全坠于一旦。”(25)随着中国共产党力量的壮大和国民党政权在大陆的崩溃，蒋介石将仇恨的目光移向张、杨，所以在1949年毫不留情地杀害了杨虎城，对张学良也久久不能释怀，将他囚禁了半个世纪之久。1958年11月，蒋介石在台湾第一次召见张学良时，还说：“西安之事，对于国家损失太大了！”张在日记中说：“我闻之，甚为难过，低头不能仰视。”(26)1982年，台湾出版了国民党党史委员会副主任李云汉《西安事变始末之研究》一书，第二年，国民党党史委员会又出版《西安事变史料》两册，其中对于西安事变的评价，几乎完全相同：“由张学良、杨虎城发动的西安事变，关系国家命运至深至巨，举凡中日战争之提前爆发及中共战时之坐大，驯至大陆十亿同胞陷于中共暴政之下，推源祸始，实皆肇端于这一不幸之事件。”(27)
但是，张学良对此事如何看待呢？在《西安事变忏悔录》中，张学良虽然也说：“良立志救国反而误国，想救民反而害民。……坐收其利者反为共产党耳。”(28)张学良承认西安事变确实改变了中国共产党的困境和危局，但从未认为国民党的失败与西安事变有关。从《西安事变忏悔录》一直到自由后的多次谈话都是如此。在口述历史中，张学良对国民党当时的腐败切齿痛恨，认为“不是国民党把大陆丢了，是大陆人民不要国民党啦”。1992年7月，张之丙在访问张学良时，张学良这样说。
张先生：干一件事情从头到尾都要谨慎。九一八事变是判断，不是谨慎。那是判断错误。
张之丙：西安事变也不是不谨慎而是判断错误？
张先生：那不同，那是我成心那么做。大家都要问这个事，我从不说的。
张之丙：您说什么时候都要谨慎，一个人从出生到死都要谨慎。我们可以说在一个人的生命中，任何一件意外的事情都是你的不谨慎造成的。
张先生：北方的土话说“抖起来了”，抖起来是你好运气，倒霉是你自己找的。
张之丙：国民党把大陆丢了，搬到台湾，是自己找的？
张先生：那可不是自己找的。国民党在大陆做了什么好事？是不是大陆人民还想念国民党？不是国民党把大陆丢了，是大陆人民不要国民党啦。
张之丙：这句话是对的。我记得是日本人对我们不好，后来就跑了，您跟我们说说？
张先生：简单说，国民党回到大陆时，把大陆看成等于征服的地一样，没有想到这是自己国家，我们回来老百姓欢迎。什么都要，房子、女人、钱，这帮坏蛋。伤心(29)。
著名史学家唐德刚先生说：“西安事变之受惠者，也不全是中国共产党，中国国民党乃至蒋公本人也未尝不是受惠者。”“西安事变提早全民抗战是真，使反对派的中共因此壮大也不假，但是说它毁灭了国民党在大陆的政权，那就过甚其辞了。”(30)
《张学良口述历史》即将出版，这是西安事变和张学良、乃至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中的大事，这部难能可贵的史料长卷，必将破解许多历史之谜，推动西安事变和张学良研究的纵深发展。
作者单位：西安文理学院历史系
【注释】
(1)张魁堂：《张学良传》，东方出版社1991年版，第155—156页。
(2)杨奎松：《西安事变新探》，台湾东大图书公司1995年版，第67页。
(3)张学良：《西安事变忏悔录》，朱文原编：《西安事变史料》第5册，台湾国史馆印行1996年版，第392页。
(4)张魁堂：《张学良传》，东方出版社1991年版，第156页。
(5)杨奎松：《西安事变新探》，台湾东大图书公司1995年版，第63页。
(6)中央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关于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中国档案出版社1997年版，第48页。
(7)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张学良录音稿》，第四十九次访谈。
(8)中央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关于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中国档案出版社1997年版，第385页。
(9)《毛泽东与史沫莱特的谈话》，中央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关于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第385页。
(10)张学良：《西安事变忏悔录》，朱文原编：《西安事变史料》第5册，台湾国史馆印行1996年版，第396页。
(11)蒋中正著：《苏俄在中国》，台湾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82年版，第60页。
(12)中央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关于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第316页。
(13)张天社：《再论西安事变的发生与中共的关系》，《史学月刊》2007年第2期。
(14)杨天石：《张学良说：杨虎城是西安事变主角》，《炎黄春秋》2002年第11期。
(15)杨天石：《张学良说：杨虎城是西安事变主角》，《炎黄春秋》2002年第11期。
(16)徐彬如：《中共西北特支与西北抗日救国会》，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编：《西安事变资料》第2辑，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页。
(17)李木庵：《西安事变纪实》，张协和、董华主编：《杨虎城将军与西安事变补遗》，中国档案出版社1992年版。
(18)蒋中正：《西安半月记》，秦孝仪主编：《革命文献》第94辑，《西安事变史料》上册，台湾中央文物供应社1983年版，第22页。
(19)陈公博：《苦笑录》，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229页。
(20)《周恩来选集》，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72页。
(21)毕万闻编：《张学良文集》第2集，新华出版社1992年版，第1166页。
(22)毕万闻编：《张学良文集》第2集，新华出版社1992年版，第1188页。
(23)周天度、孙彩霞：《蒋介石〈西安事变日记〉》，《百年潮》2007年第10期。
(24)周天度、孙彩霞：《蒋介石〈西安事变日记〉》，《百年潮》2007年第10期。
(25)蒋中正：《西安半月记》，秦孝仪主编：《革命文献》第94辑。《西安事变史料》上册，台湾中央文物供应社1983年版，第2页。
(26)张闾蘅、张闾芝：《张学良赵一荻私人相册：温泉幽居岁月》，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202页。
(27)秦孝仪主编：《革命文献》第94辑。《西安事变史料》上册“前言”，台湾中央文物供应社1983年版，第1页。
(28)张学良：《西安事变忏悔录》，朱文原编：《西安事变史料》第5册，台湾国史馆印行1996年版，第396页。
(29)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张学良录音稿》，第四十九次访谈。
(30)唐德刚：《张学良口述历史》，中国档案出版社2007年版，第18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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