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是中共特别党员对中共的特别贡献——从张学良口述历史解张学良入党之谜

蒋文祥

西安事变发生后，毛泽东曾经说过：“西安事变把我们从牢狱之灾中解救了出来。”⁽¹⁾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也把西安事变作为我们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四个扭转危机的关键时刻之一。当时我们怎么也搞不明白：为什么国民党爱国将领张学良、杨虎城将军发动的西安事变，会成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扭转危机的关键时刻？随着前苏联相关档案的解密和张学良口述历史的公布，谜底正逐步揭开——西安事变原来是中共特别党员对中共的特别贡献！本文想就这个问题做些研究和探讨，以求教于专家与同行。

一、前苏联相关档案解密——曝出张学良入党之谜

“在书刊中最早言及张学良加入中共问题的，是苏联1980年出版的俄文第3版《中苏关系》　一书，在批评中共之时，首次披露了这个问题”⁽²⁾。1986年，中共《党史通讯》（总537期）译载了其中关键性的话。1988年，《中共党史研究》第2期全文发表了1936年8月15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致中共中央书记处电》，其中关键性的那段话是：“我们特别强调，建立抗日民主统一战线的正确方针要求大力加强党和红军。因此，使我们感到特别不安的，是你们关于一切愿意入党的人，不论其社会出身如何，均可接受入党和党不怕某些野心家钻进党内的决定，以及你们甚至打算接受张学良入党的通知。”⁽³⁾

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的这份电报，实际上是对中共中央书记处电报的一个回复。1936年7月2日，当时在中共中央“负总责”的张闻天以“洛甫”之名致电共产国际，报告张学良提出入党的经过和打算接受张学良入党的意见。电报说：“自中共中央到达陕北之后，已成功地与张学良建立了统战关系。……对于国际援助问题，张学良十分重视。他几年前去欧洲时，就想到苏联去，因苏联拒绝他到莫斯科，他于是怀疑苏联仍记旧恨（指张学良于1929年为收回我国东北铁路主权而不惜与苏联兵戈相见的“中东路事件”——笔者注），并无帮助他的意思。经过我们多方解释，特别是经过会谈以及在军事行动和经济互助等方面对他表示了我们的诚意，他转而十分信赖苏联，多方设法帮助我们打通国际联络。他自6月下旬从南京回来后，即要求加派领导人才去为其策划，并要求加入我们的党，我们拟派叶剑英、朱理治去，并将来拟许其入党，因为这是有益无损的。”⁽⁴⁾

这两份电报曝出的张学良入党之谜，立即引起了史学界的高度关注和学术争鸣。肯定者有之，否定者亦有之，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有位在海内外颇有影响的历史学者认为，“共产国际8月15日的政治指示电已经明确否定了中共中央关于希望吸收张学良入党的提议”⁽⁵⁾，因此，“无论如何都得不出张学良已经被发展入党的结论”⁽⁶⁾。笔者认为，这其实是他忽视了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及其他一切与此相关的一系列证据链的结果。

如果我们将这两份电报前后仔细对照起来看，就不难发现以下三点：一是中共中央已经对接受张学良入党问题表明了态度，作出了决定，认为“这是有益无损的”；二是中共中央只是将这个决定对共产国际进行了“通知”，而不是向共产国际进行“示请”；三是共产国际只是对中共接受张学良入党问题感到特别“不安”，而不是明确表示“不准”。我们从中怎么也看不出共产国际指示电“已经明确否定了中共中央关于希望吸收张学良入党的提议”。

大家都知道，从1935年1月遵义会议以后，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已经是一个成熟的党，不再像幼年的党那样对共产国际指示唯唯诺诺、唯命是从，也不再像幼年的党那样看莫斯科脸色行事、唯莫斯科马首是瞻，而是开始独立自主地处理自己党内的各种问题。

正如这位学者自己所言：“对张学良和东北军，毛泽东显然并不在意共产国际关于必须保持阶级警惕性告诫，仍旧给予他们高度重视和信任。”⁽⁷⁾

种种迹象表明，张闻天在向共产国际发出这份电报的时候，中共中央已经用“先斩后奏”的办法接受了张学良入党——最确凿的证据是张学良本人于1936年7月3日写给周恩来的亲笔信函，这是目前我们所能见到的张学良写给中共领袖的唯一的亲笔函。信的原文如下：“恩来同志：弟此间必须准备整理，须六个月功夫。如时机迫切，那就例外了。贵我两方，屡生误会，必须互谅互让而调整之。外间情况等等，嘱刘同志（即刘鼎——引者注）面达。特此敬祝努力并乞代问候诸同志为盼弟张学良启尔后用李毅”⁽⁸⁾在这封信中，张学良一连用了三个“同志”：“恩来同志”、“刘同志”、“诸同志”，从这里我们不难看出，其内心深处抑制不住的政治新生、政治新婚的喜悦溢于言表、跃然纸上！

也许有人会说，这封信只能表明张学良要求入党心切，“剃头挑子一头热”，因而自作多情地称中共诸君为“同志”。笔者认为，这种说法是不能成立的。事实上，中共要人在给张的回信中同样亲热地称张学良为“同志”。1936年8月9日，中共领袖张闻天、周恩来、博古、毛泽东联名给张学良写了一封长信，信中谈了17个问题，信的开头便是“李宜同志”（李毅、李宜是张学良与中共中央联络时所用的化名），信的末尾还说“八个月来的政治关系，证明了你我之间的完全一致。兄所采取的各种步骤与提出的意见，我们都是基本上同意的”⁽⁹⁾。

双方亲密无间地彼此互以“同志”相称，这是两个互为佐证的证据链。它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张学良不仅已被中共接受入党，而且正和中共处在非常热络的政治新婚的蜜月期。

与此相关的证据还有一个。那就是后来被中共追认为革命烈士的张学良部东北军第六十七军原军长王以哲，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被叶剑英证实是周恩来秘密发展的中共特别党员。“就目前所见当时往来密电，自1936年10月8日开始，王以哲才与中共诸位领袖互称‘同志’”⁽¹⁰⁾。而且直到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发生时，王以哲仍然在电报中与中共领袖互称“同志”——“毛、周、彭同志：蒋先生已扣留西安，蒋鼎文、朱绍良等十余高级将领均扣留，全国抗日民族解放大有机会搏斗。弟王以哲”⁽¹¹⁾。

可见，以“同志”相称，确实就是当时已被中共接受入党的一种标志，而不是像有的学者所说的——“以‘同志’相称，即使在当时也并非就是共产党人之间的一种专称，它充其量只能表明双方之间进一步的信任”⁽¹²⁾。

由此可以推断，1936年7月2日，张闻天就接受张学良入党问题在向共产国际执委会报告“拟”许其入党时，实际上“已”许其入党。正如有的学者所言“因为张的身份太过特殊”，而且与苏联有过“过节”，因而“为稳妥起见”，中共中央不得不向共产国际“通知”一声。反正，怎么样“通知”这是我的事，怎么样“表态”那是你的事。不过，为了在面子上表示对共产国际的客气和尊重，“才对共产国际把话说得比较委婉”⁽¹³⁾——将“已”许其入党说成“拟”许其入党。

有的学者抓住张闻天电报中的“拟”字不放，其实说白了——这个“拟”字不过是给共产国际一个面子而已！还有的学者纠缠在“将来”两个字上做文章，其实更简单，就是中文“拟许其入党”的俄语将来时而已。如果什么时候能够发现张闻天用中文拍发的电报原文，相信一切都会真相大白，根本用不着我们在这里打口水仗。

退一步说，即使共产国际来电明确表示“不准”接受张学良入党，中共中央也未必“不肯”接受张学良入党——因为以中共当时的处境，张学良能够提出入党要求，既是中共统战工作的重要成果，也是中共求之不得的重大事情！再说得难听点儿——张学良似乎就是那个能把中共从“牢狱之灾”中解救出来的一根救命稻草！

二、权威当事人多方证实——张学良的确是中共党员

“关于张学良是中共党员的最权威说法来自阎明复”⁽¹⁴⁾。阎明复曾经担任中共中央统战部长，其父阎宝航系张学良将军东北军旧部。

阎明复2003年曾经在《百年潮》杂志发表《忆宋叔》（宋叔即曾在张学良身边工作过的中共秘密党员宋黎，2002年11月22日逝世）的文章，文中说：“我记得，（20世纪80年代初——笔者注）在宋叔离开北京回东北的时候，他特地邀我去，对我说，关于张学良将军是不是中共党员的问题，一直为我们所关心。当时我们党的主要领导人中，知道这件事的，如毛泽东、周恩来、李克农都已去世，尚健在的只有叶剑英同志（叶帅于1986年10月22日逝世——笔者注）。宋叔接着说，我最近专门写信给叶帅，请他接见我。我最近见到了叶帅，提出这个问题，叶帅给予了肯定的答复。我把叶帅和我谈话的内容都记录下来了，记录装进一个信封，放在保险箱里，等我死了以后再拿出来给中央。我问他，为什么现在不报告中央？他说，现在张汉公还健在，我们一定要千方百计保护他，他是中共党员的事绝对不能传出去。”⁽¹⁵⁾

这个回忆清楚地表明，叶剑英是阎明复通过宋黎间接听到的第一个能够“肯定”张学良是中共党员的人。叶剑英当年曾经担任党的东北军工作委员会的副书记（书记是周恩来），主要负责对东北军的统战工作。他对宋黎亲自登门向其询问张学良是不是中共党员的事“给予了肯定的答复”，应该说叶剑英的这个证明确实是比较权威的。

据阎明复回忆，2001年10月28日，阎奉命赴美参加张学良将军的葬礼后回到北京。第二天上午，便去看望了同样年事已高的张学良旧部、全国政协原副主席吕正操。在谈到张学良与国共两党的关系时，阎对吕说，对于我们中共来讲，张学良是我们的亲密朋友，被我们誉为“千古功臣”，但从党的政策角度来看，他只是我们的“统战对象”。吕正操没有直接回答阎的话，但是他说了一句：“张汉公是共产党员。”⁽¹⁶⁾可以说，吕正操是阎明复直接听到的在张学良逝世后第一个说出张学良是中共党员的人。

吕正操与张学良都是辽宁海城人，既有同乡之情，又有师生之谊。吕曾被张亲自推荐入东北讲武堂学习，毕业后即任张的副官、秘书。吕正操1937年5月加入中共，抗战爆发后，受党指示挺进敌后，创建人民自卫军，后改编为八路军第三纵队，为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争取中华民族独立解放立下了赫赫战功。新中国成立后，曾任铁道部部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

1991年3月，张学良获得自由后离台赴美。同年5月，吕正操带着全国政协主席邓颖超的亲笔信函和“中枢诸公”的盛情美意赶赴美国为张学良将军祝寿，并先后三次与张会晤。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第三次会面的地点，吕正操提出，邀请张学良到中华人民共和国驻美利坚合众国大使馆做客，张学良二话没说，欣然前往。稍有政治常识的人都知道，大使馆是国家的象征。张学良敢于公开到共产党驻美大使馆做客，表明他是以实际行动清清楚楚地公开了自己与共产党的关系，也是以特殊方式确确实实地回了一趟自己的共产党“老家”。

另据曾经担任吕正操秘书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张友坤证实：“吕正操将军多次对我说过，周恩来生前不止一次告诉他，张学良是中共党员。”⁽¹⁷⁾周恩来可以说是能够证明张学良是中共党员的最关键的权威当事人——因为张学良入党，说到底是周恩来介绍的。以周恩来的智慧和张学良的处境，周恩来生前既不能公开说出张学良是中共党员的秘密，又不能将这个秘密带去见马克思，唯一的办法就是只能悄悄地告诉与张学良关系比较亲近的人——他选择了吕正操—所以，吕正操成了张学良逝世后第一个说出张学良是中共党员这一秘密的人！

三、张学良“口述历史”惊爆——“我就是共产党！”

当然，别人能不能证明张学良为中共党员是一回事，而张学良肯不肯承认自己是中共党员又是另外一回事。当张学良还在台湾遭到蒋氏父子的幽禁时，身在大陆的中共要人谁也不会说出张学良是中共党员的秘密，同样，身在孤岛的张学良更加不肯吐露自己曾经加入过中共的隐情，一切需要等待时机成熟。

机会终于来了。1991年3月，张学良在被囚54年后终于获得自由离开台湾，赴美探亲取得绿卡，并选择在气候宜人的夏威夷定居。

1992年，张学良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张之丙女士的请求，同意与她合作“口述历史”。张之丙女士是哥大一位潜心研究中国现代历史的女教授，她为能够得到一些外界难以得到的内幕，情愿付出超出常人百倍的努力与艰辛。为了能够同张学良接触，她邀请张学良女友贝夫人在张面前为她作了充分的介绍，并请贝夫人作为唯一的陪同，说动张学良去哥伦比亚大学与学生座谈，然后才有了张学良接受张女士请求，把许多长期不想说、不愿说、不能说、不肯说的话，在“口述历史”中尽量毫无保留地统统说出来，为后人留下一部独具权威的珍贵史料。

张学良在同张之丙女士有了几次接触后，觉得彼此比较投缘，于是敞开心扉，情不自禁地说出了长期埋在心底的话：“我跟共产党有来往，早就有来往，政府是一点儿不知道。一点儿不知道，那就是他们做的特务工作！”

“换句话说，我是同情共产党，我认为共产党对中国有益处，而且认为共产党是爱国的。”

“我同情他们，不但同情他们，我拥护他们，这是我真正的内心。”

张学良唯恐别人还不明白他这些话的意思，又说：“我是同情共产党，假如我自己，我就是共产党。”

他还特别强调：“一般人都不知道我的心思，我简单地说，我就是共产党！”⁽¹⁸⁾

一生光明磊落的张学良将军，在摆脱了蒋氏父子对他半个多世纪的幽禁后，利用“口述历史”的机会，终于堂堂正正地向世人宣布：“我就是共产党！”

难怪台湾媒体“中广新闻”报道说，不但“吕正操证实张学良的确是中共党员”，而且“叶剑英也说张学良是共产党”，“实际上，张学良生前也说过他自己是共产党”⁽¹⁹⁾。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张学良自己曝出的“我就是共产党”这个惊天秘密丝毫不亚于在西安事变和张学良研究领域爆炸了一颗原子弹。他至少让那些至今仍然否认张学良是中共党员的人惊得目瞪口呆、哑口无言！

当然，有些聪明的学者在否认张学良是中共党员的同时，也为自己预留了一条后路，说：“即使中共中央具体实施了吸收张学良入党的行动，张学良也得知了这一决定，它也不能改变张学良与中共关系的实质。即张学良至多不过是一个所谓的‘特殊党员’，而非一般意义的共产党员。”⁽²⁰⁾说张学良并“非一般意义的共产党员”，算是说对了。但是，若要说张学良是“特殊党员”，则说错了。一则因为“特殊党员”的说法或多或少带有明显的贬义，二则因为中共也决不允许任何“特殊党员”的存在。准确地说，张学良应该是一名特别党员而不是一个“特殊党员”！

四、张学良应该是中共高层秘密发展的特别党员

关于中共特别党员的提法，根据目前我们所能掌握的资料，最早见之于1936年8月9日张闻天《给刘少奇同志的信》。

当时在中共中央“负总责”的张闻天，在《给刘少奇同志的信》中说：“把公开活动的人都吸收到党内来做秘密工作的办法，应彻底纠正。这些公开的领袖，我们当然应吸收入党，但这些党员不应参加小组等党的组织生活，不应受秘密党的‘严格训练’，只要我们指定某一同志把党的方针同他们谈清楚就够了。……他们应该是秘密党员，是‘特别党员’（在军队方面更应如此）……凡愿意入党的白军官长应成为特别党员，以利于他们的活动，使他们能够埋藏在内部。他们的活动方式应适合于他们自己所处的环境。”⁽²¹⁾

何谓“特别党员”？张闻天1938年10月15日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的报告中说得更加清楚明白：“凡党员处于特别地位，而不过一般党的组织生活者，谓之特别党员。”⁽²²⁾

这也就是说特别党员是指那些处于特别地位、具有特别身份、担负特别任务而受到特别管理的党员。特别党员的入党介绍人往往是由党的高级领导人担任，通常需要由党中央特别批准，对“特别党员”的管理也特别严格。

当时中央组织部曾经规定：“一切有上层地位的党员，应该由适当的高级党委直接管理。”一不编入支部，“不应参加小组等党的组织生活”、“不应受秘密党的‘严格训练’”；二是由高级别负责同志“与之个别联系”。之所以这样做，完全是为了特别党员的特别身份之保密需要——不仅对党外保密，而且对党内同样需要保密。因此，对于特别党员，即使在党内也只有中共高层很少几个人知道。比如，1929年周恩来秘密发展曾经拥护袁世凯复辟帝制的“筹安会”会长杨度入党、1942年毛泽东亲自介绍国民党三十八军军长赵寿山入党就是鲜为人知的例证。不用说，张学良的入党更是如此。

笔者认为，张学良应该是中共高层秘密发展的特别党员——接受入党的确切时间当是1936年7月1日。因为“张学良要求入党的最初文献，见之于刘鼎6月30日给中共中央的电报。……即是‘日要求入我党耳，求专人训练’一句。这里的‘日’就是张学良这时在与中共中央通电时的代号。这句话的意思应该是很明白的，那就是说：张学良主动提出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并要求派专人加以训练。”⁽²³⁾而“落款时间注明为7月2日的中共中央给共产国际的电报……明确认为可以允许张学良入党”⁽²⁴⁾。这其中的间隔只有一天。看来就在这间隔中的7月1日，中共中央讨论和决定了接受张学良入党的事，并将这个决定于当天用电报立即通知了张学良。因为“就当时中共与张学良的关系和当时的情势看，根本不答复或者完全拒绝张学良入党，那几乎都是绝对不可能的”⁽²⁵⁾。而且就在这同一天，毛泽东在给彭德怀的电报中或明或暗地讲了这个问题：“至于上层及在东北军中建立党的基础，此间正在加力，并且大有希望。”⁽²⁶⁾毛泽东电报中的“上层”当指张学良无疑。

可以断定，中共高层秘密发展张学良为特别党员的入党介绍人就是周恩来。其理由如次：一是周恩来与张学良1936年4月9日延安会谈时有过面对面的接触，知道张学良确有联共抗日的决心。且对中共政治主张“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他完全同意⁽²⁷⁾。可以说，周恩来是第一个“把党的方针”向张学良“谈清楚”的人；二是毛泽东和彭德怀1936年4月14日曾经联名致电周恩来：“张（学良）、杨（虎城）两部关系由你统一接洽并指导之……我们一般不与发生关系。”⁽²⁸⁾这里，毛泽东十分清楚地明确与张、杨两部的接洽指导关系由周恩来负责。因此，中共高层秘密发展张学良为特别党员的入党介绍人就只能是周恩来；三是从张学良1936年7月3日写给周恩来的信中我们可以获知，周恩来是被张学良第一个称为“同志”的人；四是叶剑英生前证实，张学良部东北军第六十七军原军长王以哲1936年10月被发展为中共特别党员，其入党介绍人就是周恩来；五是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发生后，张学良“彷徨束手，问策无人”，第一个想到的就是“立即电请周恩来到西安，共商决策”。可以说，周恩来是张学良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主推手、主帮手和主心骨。正如张学良在《西安事变回忆录》中所言：“周至此时，俨为西安之谋主矣。”⁽²⁹⁾六是张学良曾经不止一次说过，他“一生最佩服的人就是周恩来”⁽³⁰⁾。“周恩来先生，我非常佩服。”⁽³¹⁾“中国的现代政治人物，我最佩服的是周恩来，我最佩服他。”⁽³²⁾周恩来确实可以称得上是张学良的“铁血知己”。铁血者，政治之谓也⁽³³⁾。

否认中共已经接受张学良入党的学者认为，“吸收张学良入党问题属高度机密，断难通过电报转达，非有专人前往西安向张学良传达中共中央的正式决定并履行适当的形式不可”。因此，说“张6月30日提出要求加入共产党，7月3日就获知中共中央决定，然后即对中共领导人改称‘同志’，在时间上也说不通”⁽³⁴⁾。其实这里所谓“断难通过电报转达”、“非有专人前往”、“并履行适当的形式不可”等，只不过是这位学者人为设置的几道障碍而已。

“吸收张学良入党问题属高度机密”不错，但并非所有属高度机密的东西就一概“断难通过电报转达”——因为中共中央当时身处交通闭塞的陕北，电报毕竟是跟外界联络最为方便、快捷和安全的通讯方式。况且，当时中共中央与张学良之间联络的代号是不断变换的：从1936年2月17日起，张学良使用的代号是“A111”；从4月11日起，张的代号改变为“A777”；从6月12日起，张的代号又换成了“日”；从7月3日起，张学良在给周恩来的信中自己提出“尔后用‘李毅’”；从8月9日起，中共中央在给张学良的信中又称其为“李宜”⁽³⁵⁾。其间，1936年4月27日，中共常驻东北军代表刘鼎在给李克农和周恩来的密信中，张的代号又变成了“老头子”，并且说“他一日千里地进步着”⁽³⁶⁾。

另外，据香港凤凰卫视中文台2009年11月22日报道，由周恩来亲自编写的密码——“豪密”（因为周恩来曾经又叫“伍豪”）——“从上世纪30年代一直用到解放，国民党都没有破解”。可见，如果因害怕泄密而“断难通过电报转达”，那不过是杞人忧天！

而所谓“非有专人前往”、“并履行适当的形式不可”云云，更是没有必要！因为当时中央已经确定刘鼎作为中共常驻东北军的代表就在张学良身边，根本用不着另外再派“专人前往”！至于“履行适当的形式”，那也根本用不着！因为张闻天在《给刘少奇同志的信》中已经说得明明白白：“凡愿意入党的白军官长应成为特别党员，以利于他们的活动，使他们能够埋藏在内部。他们的活动方式应适合于他们自己所处的环境。”更何况，张学良这位被中共发展为特别党员的“白军官长”——是“能够埋藏在内部”的、蒋介石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全国陆海空军副司令！

因此，要说“千古功臣”张学良是中共历史上最大的“潜伏者”，我觉得一点儿也不为过。

五、杨虎城可算是错过组织发展机会的特别党员

说到“千古功臣”张学良的入党问题，就不能不说到西安事变的另一主角“千古功臣”杨虎城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可以说，杨虎城与中国共产党的合作，不但比张学良更早，而且关系更密切。

早在第一次国共合作前的1923年春，杨虎城就开始与共产党人有了接触，而且较早地接受了共产党人的政治主张。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在孙中山的主持下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杨虎城更是公开吸收共产党人到他的部队。他模仿孙中山举办黄埔军校的办法，在耀县开办三民军官学校，特聘共产党人魏野畴担任政治部主任，吕佑乾、刘含初任教官。他还让共产党员张汉民先后出任他的卫队营营长、警卫团团长、警三旅旅长等重要军职。1925年冬，中共西安特别支部派党员赵葆华、宋树藩到杨部宣传处工作，杨任命赵为组织科长，宋为宣传科长。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叛变革命后，杨虎城在其上司多次下令要他“清党”反共的情况下，顶住压力，旗帜鲜明地表明态度，不但决不“清党”，而且扩大了与共产党的合作。他通过魏野畴将投靠蒋介石的国民党第47军高桂滋部被“清”出的共产党员，统统吸收到自己的部队里来。他还接受魏野畴的建议，将部队开往敌人兵力比较空虚的豫皖边区发展。这个时期，中共河南省委派遣南汉宸率领一批共产党员来到杨部参加工作，南汉宸被杨委任为军事政治干部学校校长。中共陕西省委亦派干部来到皖北。1927年底，中共皖北特委在杨部成立，南汉宸为书记，魏野畴为组织委员，蒋听松为宣传委员。此时杨部中共党员已发展到200余人。

1928年1月，经中共皖北特委批准，杨虎城与中共党员谢葆真结为夫妇，朋友们都来祝贺。喜宴上，有人问：“杨将军为什么看上小谢？”杨回答说：“我知道她思想进步，为了革命我需要她。结了婚，她可直接帮助我。”⁽³⁷⁾

在魏野畴、南汉宸等人的热情帮助下，杨虎城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有了很大提高。因此，在当时革命处于暂时低潮的情况下，杨虎城不仅坚持与共产党人密切合作，而且向中共皖北特委提出了“要求加入共产党”的申请。魏野畴表示愿做杨的入党介绍人，并写信给上海的中共中央说：“杨虎城是一位革命将军，他有坚强的革命决心，表示愿与我党合作到底。”⁽³⁸⁾南汉宸也向中共河南省委称杨“非常同情我党，并要求加入我党，要求我们多派人到他的部队去，无论政治工作人员和军事人员，都欢迎”⁽³⁹⁾，请求上级研究批准杨的入党问题。“但当时由于‘左’倾路线领导，没有同意杨的申请”⁽⁴⁰⁾。

尽管第一次入党申请遭到了中共河南省委的拒绝，但是杨虎城并没有放弃争取入党的努力。1928年5月，杨虎城偕夫人谢葆真赴日本考察。他通过陕西籍留日学生中的共产党员江隆基、章严、郗石生等人，秘密地又一次向中共东京支部提出了入党申请。中共东京支部非常重视，认真研究了杨虎城的具体情况及其真诚态度，随即向上海的中共中央报告请示。同年10月9日，中共中央向东京党组织发出指示信，表示同意成立中共东京市委，并通知：“杨虎臣（城）中央已允其加入，交由你们执行加入手续。加入手续如下：须三个同志的介绍，候补期为半年。”⁽⁴¹⁾指示信要求东京市委要与杨虎城谈一次话，提出希望和要求。这封指示信清楚地表明：杨虎城的第二次入党申请终于得到了中共中央的批准！

谁知道，阴差阳错，历史在这里跟杨虎城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由于受到日本当局的政治迫害，中共东京党组织的几位负责人自同年夏天起已陆续回国，中共中央指示信无法送达收信人，因此，不仅中共东京市委未能成立，而且杨虎城的入党问题也没能解决。加之杨虎城已经离开东京回到国内，根本不知道中共中央已经批准他入党的事，自然也就没有履行入党手续。就这样，杨虎城机缘不巧地与党组织擦肩而过，失去了一次入党的极好机会，不能不说是一种历史的遗憾！

尽管杨虎城一生没有能够加入中共党组织，但是，他爱国爱民坚持民主追求进步的思想一直没有改变；为坚持国家独立民族解放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一直没有改变；与中国共产党真诚合作的态度一直没有改变。难怪杨虎城部队被称为“共产党的干部仓库”⁽⁴²⁾！正因为如此，毛泽东盛赞杨虎城部“是我们党统一战线工作的模范”⁽⁴³⁾。毛泽东还在读《唐书·徐有功传》的天头批注中，将杨虎城与古代爱国名将岳飞、文天祥以及中共革命烈士瞿秋白、方志敏相提并论，给予了“以身殉志，不亦伟乎”⁽⁴⁴⁾的高度评价。

笔者以为，杨虎城可以算得上一个不是党员的“党员”——一个错过了组织发展机会的特别党员！(www.daowen.com)

六、西安事变是中共特别党员对中共的特别贡献

若要真正理解西安事变是中共特别党员对中共的特别贡献，还得要从毛泽东为什么说“西安事变把我们从牢狱之灾中解救了出来”说起。

众所周知，从1927年大革命失败到1937年全国抗战爆发，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十年，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最为艰苦卓绝的十年！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四个扭转危机的关键时刻，就有三个发生在这一时期——这就是“八七会议”、“遵义会议”和“西安事变”（只有“延安整风”发生在抗日战争时期）。可见这个十年对中共来说，确实是危机四伏、灾难重重的十年！

1927年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公开向共产党人举起屠刀，宝山路上血流成河。接着，汪精卫在武汉发动“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疯狂叫嚣“宁可错杀千人，不可使一人漏网”。从1927年4月到1928年6月，被杀害的党员、群众多达30万人，共产党员从6万人一下子锐减到只剩下1万人。

就在大革命失败的紧急关头，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了八七会议，确定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给革命处于低潮的共产党人指明了出路。正如毛泽东所说：“革命失败，得了惨痛的教训，于是有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进入了创造红军的新时期。这个时期是我们党彻底地认识军队的重要性的极端紧要的时期。”⁽⁴⁵⁾共产党人从失败和挫折中，找到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道路，从而成功地实现了从北伐战争的失败到土地革命的兴起这一伟大历史性转变。到1930年，全国红军发展到大约10万人，农村革命根据地发展到大小15块。

然而，好景不长。党内连续发生的三次“左”倾，给中国革命造成了巨大危害。特别是王明“左”倾直接导致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使中国革命几乎陷入绝境。1934年10月，红军不得不离开苦心经营起来的革命根据地，被迫转移进行艰难的长征。在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错误指挥下，红军连续冲破敌人四道封锁线以后，由出发时的8万多人，打得只剩下3万多人。就在红军面临全军覆没危险的紧急关头，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在党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在极端危急的情况下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挽救了中国革命，成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遵义会议后，毛泽东指挥中央红军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抢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终于冲破层层封锁杀出重重包围，于1935年6月在四川懋功地区和红四方面军实现两军会师。没想到，这时党内又发生了张国焘反对中央北上抗日正确方针、坚持南下另立中央自封主席的右倾分裂主义。为了保存革命的有生力量，防止红军的内部火拼，毛泽东不得不单独率领北上抗日陕甘支队先行北上到达陕北。

我们之所以说遵义会议以后，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已经是一个成熟的政党，因为从这里就可以得到明确的验证。在当时那种党内矛盾、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人紧紧抓住民族矛盾这个主要矛盾，于1935年12月在陕北瓦窑堡召开了扩大的政治局会议，确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从而打开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又一次实现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到抗日战争的兴起这一历史性伟大转变——而扭转这一危机的关键的转折点就是西安事变。

关于西安事变与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关系，就连台湾中国国民党西安事变研究学者亦认为“追索西安事变发生的因缘，首应论析中共统战政策的来源与目的，以及在中共统战运用下，张、杨在事变前与中共之间的秘密关系”⁽⁴⁶⁾。

1935年10月，毛泽东率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张学良奉蒋介石之命统领20多万“剿共”大军尾随而来。当时的敌我兵力对比，即使红军以一当十，也实在难逃灭顶之灾！毛泽东深知：要解除眼前东北军对红军的威胁，除了给予来犯者军事上的重创以外，还必须对张学良努力做政治上的争取工作。于是有了1936年初李克农与张学良的三次洛川会谈；有了1936年4月9日周恩来与张学良的延安会谈；有了张学良“一日千里地进步着”，不仅接受了中共“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政治主张，而且于1936年6月提出了加入中共的要求；有了1936年7月张学良被秘密接受为中共特别党员的这段鲜为人知的历史；有了1936年10月在张学良暗中帮助下红军三大主力的胜利会师；有了1936年12月12日中共特别党员对中共特别贡献的西安事变；有了十年内战之后的第二次国共合作；有了全国统一的全民族的全面抗战；有了……

著名史学家、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唐德刚曾经指出：“如果没有西安事变，没有全国的大统一，没有惨烈的武装抗战，党国则人事全非。一个独裁专制的领袖和一个忍辱含羞的政党，在中国历史舞台上究以何种面目出现，我们写历史的人，就很难妄测了。”⁽⁴⁷⁾

同样，如果没有西安事变，没有西安事变把中共从“牢狱之灾”中解救出来，结果将会怎样？那我们写历史的人，也是很难妄测的事情。但是，历史就是历史，历史没有如果，历史不以任何政党、任何个人的意志为转移，历史虽然曲折，却是按照自己的逻辑向前发展。

作者单位：中共江苏省如皋市委党校

【注释】

(1)杨奎松：《西安事变新探——张学良与中共关系之谜》，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454页。

(2)毕万闻：《张学良是否加入了中共仍然是个谜》，参见《西安事变实证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68页。

(3)《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致中共中央书记处电》，1936年8月15日。载《中共党史研究》1988年第2期，第86页。

(4)洛甫：《致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电》，1936年7月2日。参见张友坤、钱进、李学群编著：《张学良年谱》（修订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709页。

(5)杨奎松：《西安事变新探——张学良与中共关系之谜》，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4页。

(6)参见《近代史研究》1995年第4期，第93—94页。

(7)杨奎松：《西安事变新探——张学良与中共关系之谜》，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94页。

(8)洛甫：《致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电》，1936年7月2日。参见张友坤、钱进、李学群编著：《张学良年谱》（修订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709页。

(9)杨奎松：《西安事变新探——张学良与中共关系之谜》，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66页。

(10)毕万闻：《张学良是否加入了中共仍然是个谜》，参见《西安事变实证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83页。

(11)王以哲：《为西安事变致毛、周、彭电》，1936年12月12日。参见张友坤、钱进、李学群编著：《张学良年谱》（修订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798页。

(12)杨奎松：《西安事变新探——张学良与中共关系之谜》，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4—5页。

(13)杨奎松：《西安事变新探——张学良与中共关系之谜》，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5页。

(14)杨奎松：《西安事变新探——张学良与中共关系之谜》，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页。

(15)阎明复：《忆宋叔》，载《百年潮》2003年。

(16)阎明复：《张学良将军中共党员身份考》，载《炎黄春秋》2005年第9期。

(17)张友坤；《张学良是中共党员》，载2004年1月8日《中国社科院网站》。

(18)张学良：《杂忆随感漫录》（张学良自传体遗著，张之宇校注），台北出版。参见张友坤：《张学良是中共党员》，载2004年1月8日《中国社科院网站》。

(19)参见2009年6月11日《环球时报》。

(20)杨奎松：《西安事变新探——张学良与中共关系之谜》，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6页。

(21)张闻天：《给刘少奇同志的信》，1936年8月9日，载《张闻天文集》第2卷，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年版，第129—131页。

(22)张闻天：《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党的组织问题》，1938年10月15日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的报告。

(23)杨奎松：《西安事变新探——张学良与中共关系之谜》，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21页。

(24)杨奎松：《西安事变新探——张学良与中共关系之谜》，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22页。

(25)毕万闻：《张学良是否加入了中共仍然是个谜》，参见《西安事变实证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80页。

(26)毛泽东：《致彭德怀电》，1936年7月1日。参见中共中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556页。

(27)周恩来：《关于与张学良商谈情况致张闻天、毛泽东、彭德怀电》，1936年4月10日。参见张友坤、钱进、李学群编著：《学良年谱》（修订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672页。

(28)毛泽东、彭德怀：《致周恩来电》，参见张友坤、钱进、李学群编著：《张学良年谱》（修订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677页。

(29)张学良：《西安事变回忆录》，参见《张学良文集》，新华出版社1992年版，第1202页。

(30)参见1997年2月14日《中国改革报》之《张学良将军近况》一文。

(31)参见毕万闻：《张学良文集》，新华出版社1992年版，第1188页。

(32)唐德刚、王书君：《口述实录——张学良世纪传奇》，山东友谊出版社2002年版，第608页。

(33)蒋文祥：《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张学良与周恩来关系探幽》，参见《西安事变与张学良研究》，香港银河出版社2004年版，第194页。

(34)杨奎松：《西安事变新探——张学良与中共关系之谜》，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5页。

(35)杨奎松：《西安事变新探——张学良与中共关系之谜》，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456页（张学良与中共领导人约定的通电通信代号表）。

(36)毕万闻：《张学良是否加入了中共仍然是个谜》，参见《西安事变实证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57页。

(37)李炳武、雷云峰：《爱国名将杨虎城》，三秦出版社1996年版，第113页。

(38)李炳武、雷云峰：《爱国名将杨虎城》，三秦出版社1996年版，第114页。

(39)李炳武、雷云峰：《爱国名将杨虎城》，三秦出版社1996年版，第114页。

(40)刘贯一：《我到皖北工作并参加阜阳暴动的回忆》，参见吴长翼：《千古功臣杨虎城》，中国文史出版社1993年版，第94页。

(41)李炳武、雷云峰：《爱国名将杨虎城》，三秦出版社1996年版，第120页。

(42)吴长翼：《千古功臣杨虎城》，中国文史出版社1993年版，第108页。

(43)李炳武、雷云峰：《爱国名将杨虎城》，三秦出版社1996年版，第323页。

(44)毛泽东读《唐书·徐有功传》的批注手迹，全文是：“岳飞、文天祥、曾静、戴名世、瞿秋白、方志敏、邓演达、杨虎城、闻一多诸辈，以身殉志，不亦伟乎！”参见吴长翼：《千古功臣杨虎城》，中国文史出版社1993年版，第1页。

(45)毛泽东：《战争和战略问题》，参见《毛泽东选集》（合订本）1964年版，第512—513页。

(46)李云汉：《西安事变始末之研究》，台湾近代中国出版社1982年版，第2页。

(47)唐德刚：《论三位一体的张学良将军》，参见傅虹霖：《张学良的政治生涯》序，辽宁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