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品评人物的标准与特点

郭俊胜　胡玉海

张学良自1937年被囚禁，直至1990年才恢复自由。张学良在被囚禁的半个世纪中，政治上没有行动的自由，言论上没有说话的自由。恢复自由后，他便开口说话，品评历史人物功业，点拨历史事件真相。如何评价历史人物，如何评价历史事件，这既是由他的历史观决定的，同时也反映了他的历史观。张学良作为世纪老人，他既是20世纪的见证人，也是20世纪历史的创造者。所以，他对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评论，不仅为我们披露了许多不为人知的内情，而且通过其与众不同的独到见解，也让我们从中看到了张学良的历史观。

一、注重实际，用事实来说话

我们在读张学良的口述历史中，发现张学良在评论历史人物时，没有太多的理论观点，他更多的是用事实讲话。他肯定或否定的标准是事实，同时无论是肯定还是否定，都是用事实来说理。在张学良看来，一个军人的标准是能打仗，不怕死；一个军官的标准，是能指挥军队打胜仗。用他的这个标准衡量，吴佩孚就不是个好军人。在口述历史中，张学良多次提到，他不佩服吴佩孚，因吴不是一个好军人。事实根据是，当第一次直奉战争中奉系战败北撤时，吴没能乘胜追击。张学良说“奉军打败回退，那时候，他要是追击过来，自山海关追击过来，要是用全力追击，可以把东北给解决了，因为东北的力量已经打败了，就剩我的梯队了”。因为吴没能乘奉军的败势追击，张学良的梯队在山海关进行阻击。“把直军挡住了，那么就谈和了，不打了，我就在这点上，我看不起吴佩孚。假使吴佩孚他用力量往东北打，可以把东北事情给解决了”⁽¹⁾。张学良作为与吴对阵的奉系将领，对吴没能乘胜追击奉军本应该感到庆幸，而张学良却从一个高级将领应具备的战略战术思想的角度，来批评吴佩孚失去了彻底战胜奉系的机会。

张学良说吴佩孚不是个好军人，还表现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说吴佩孚犯了用兵的大忌，即在战争中采用逐次增加的战法。“我们军人作战，最怕犯的错误是逐次增加。怎么讲逐次增加呢？就是使用军队，拿上一点，打败了，又拿上一点，又打败了，这叫逐次增加。他犯了这个错误，所以叫我们打败了”。用战场上的事实来评价吴佩孚，说明吴不是一个好军人。

张学良用这样的标准来评论历史人物，不仅体现在政敌身上，也用于自己的朋友和亲人身上。在民国政要中财政部长宋子文是他要好的朋友，用他的话说，两人无话不说。但他却始终认为，宋做财政部长是不合格的。“我们是好朋友，他也相当能干，但他不是干这玩意的。他不是因理财理得好，因他有人缘儿。宋子文是洋派的，中国字认识不多，他批公事是用英文批……他在财政上并不成功。是大失败”。财政管得不好，这样评价宋子文的是不多的。

张学良对他父亲张作霖的评价，不因关系特殊，父子情深，就背离事实的依据。在口述历史中，张学良谈他父亲张作霖的内容是最多的。无论是肯定或是批评，也都同样以事实为依据。张作霖不顾奉天内部王永江等人的反对，不断向关内用兵，遭到当时国内舆论的批评，说张作霖有野心。张作霖对此也曾多次进行辩白，而张学良在口述历史中，却明确批评张作霖有野心。

他说，当时的情形下，“我父亲也有他的野心了，我父亲自己想当大元帅，我认为我父亲不应做这个事情，何必要统治全国呢？不到时候啊，统御人的事情，不是我要干就能干的事情。那时候我父亲和东北军的名望不是那么好，你应该慢慢地提高你的名望。首先要付出牺牲的代价，你没有代价，你是做不好的。其实你的力量达不到，你只不过有个虚名而已。那个大元帅只是个名义，可虚名之下，是有很多危险的。”张学良也进一步指出，“这都是杨宇霆他们鼓动出来的，他跟我讲过，这老头子非要搞一下子，要让他高高地摔上一下，他就老实了”。

通过张学良对此事的评论，让我们对这段历史以及当时舆论的批评，都有了更为深刻的理解。张学良反对其父张作霖当大元帅，是因为他看到，仅有武力的征服是不够的，要有声望，要有群众基础。如果没有这些条件，大元帅只是虚名而已，不仅做不稳，而且还会带来危险。后来的历史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

张学良用事实说话来评论历史人物，反映在对所有人物的评价上。如他不评论斯大林是怎样一个人，只说他杀了好多人。他说他佩服林肯，是因林肯说过一句名言：“你可以暂时蒙骗所有的人，也可以永久地蒙骗一部分人，但是，你不能永久地蒙骗所有的人。”张学良不对林肯作全面评论，只是因为他说了这句名言，所以非常推崇他。

张学良用事实说话，对历史人物有褒有贬。褒之当褒，贬之当贬，就事论事，不一概肯定，更不全盘否定，体现了张学良的一贯行为作风和实事求是的思想品格。

二、强调做人，不以成败论英雄

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历来有成败论人和不以成败论人两种观点。所谓成败论人，是以成功或失败作为评论人物的标准。胜者王侯败者贼，就是成败论的典型结论。不以成败论英雄，是不以事业的成功或失败来判断是不是英雄。张学良则认为，“做事情不可能没有失败，不足以成败论英雄，自己问心无愧就行。主要是看他做人是怎样，比如楚霸王也是失败了，但他还是楚霸王。韩信也失败了，他还是韩信”。客观科学地为英雄定义，成功者当然是英雄，失败者不一定不是英雄，关键正如张学良所说，“看他做人是怎样”。

是不是英雄，既要有客观存在的依据，更要有人们的普遍认同。如岳飞、文天祥、袁崇焕、邓世昌都不是最后的成功者，但是他们是我们心中的英雄。而历史上有诸多成功者，或称王称霸，或一统天下，成就千秋伟业，但他们却没在人们心目中留下英雄的名声。

张学良在口述历史中，对人物的评价以做人为基本准则。无论是评论他的长官，还是他的同事或部下，都强调做人。张学良认为蒋介石做人就很小气，没有度量。台湾《合报》刊登的刘继明谈话中讲述了两个小故事，一个是蒋介石查看餐桌上吃剩下鸡骨头内鸡头的数量，以验证厨房是否贪污；一个是每天数他们客厅里水果盘里的苹果少了几个。台湾著名学者李敖评论说：“这两个小故事，都可以看到蒋介石性格中小气的一面、察察为明的一面。领袖人物不能大而化之，却以苛细防备属下，其终不能成大器也，明矣！”⁽²⁾

蒋介石生活中的小气，也必然反映到政治上。蒋介石在政治上多疑，用而不信，好使手段等，这些都是令其部下感到烦恼和郁闷的。张学良认为：“从中国历史上看，皇帝、首领，大多数是北方人，宰相是南方人，南方人比较窄小，这是地域的关系。蒋先生这个人就是比较窄小，你看他用人，他自己的亲戚和他自己有关系的人就特别好，跟别人不平等待遇。”张学良还以切身体会批评蒋介石，说蒋做事情“好耍种小玩意儿，没有诚心诚意”。

从一般规律看，气量小的人，既不能容事，更不能容人。而凡有才华有能力的人，都有主见和个人的思想。这种人不善于巴结上峰的，也不会吹捧，也不愿随声附和。因此，这种人也不会被气量小的上峰所重用。张学良借用王新衡的话说，“蒋先生这个人他不使用人才，他使用奴才”。所以，他在大陆的失败是必然的。

张学良在评价历史人物时，特别强调时代感。他用现代的眼光来看待宋儒理学，宋儒理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曾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张学良说在当时，“有些的地方可以说运用他的思想”。可是换了时代，“宋儒的思想一点用都没有”。因为，它只“是一种政治的学说，不是整个的社会学说。儒家思想，只能说是一种做官的思想。它虽然深入民心，但没讲到治民怎么发达，农业要怎么发达”。“蒋先生他完全是宋儒的那种思想，是很深入的”。他做事情受这种思想支配，“唯我独尊，而且也不考察外头的事情。所以，我认为他一定失败，这样做法哪有不失败的”。

英雄是激励他个人奋斗，并体现一种积极向上的人生价值；英雄不一定是最后的成功者，但他一定是让人们永远不能忘记的人。在张学良看来，在战争中牺牲的战士、军官，不是最后的成功者，但他们都是优秀的人才，是真正的英雄。张学良说，“在战争中，我心中难过的是，我明明知道，派他去是送死的。但也一定要选一个好的去”。因为只有派优秀的人上去，“才能挡得住”敌人的进攻。张学良说，在战争中牺牲了好多优秀人才，我身边有一个少校参谋，他两个哥哥都在战争中牺牲了，我为了不让他再牺牲，就不让他带兵，但他仍坚持要上前线去，结果到了前线就牺牲了。这些优秀人才的牺牲，让张学良感到非常痛心。所以他“恨透了内战，要停止内战”。

英雄必然是杰出的人物，而杰出人物不一定是英雄，英雄人物必须反映他所在的时代精神，是时代的先锋。同时，英雄又区分为时代英雄和永远的英雄两种，要成为永远的英雄，还要经过时间的考验。在张学良看来，汪精卫就是没有经得起时间考验的英雄。“我年轻时候最佩服汪精卫呀！他是年轻的革命家，还有李烈钧、胡汉民这些个人”。张学良年轻时佩服汪精卫，认为他是英雄有两个原因，一是汪谋炸清摄政王载沣一事，二是认为汪精卫口才一流⁽³⁾。同时他也认为汪精卫是个失败者。他说，“汪精卫这个人后来失败了，我认为汪精卫这个人晚节不全”。在反对中国封建主义的斗争中，汪精卫是个英雄，在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中，汪却成了投敌叛国者。所以张学良认为，汪精卫没有经得起时间的考验，晚节不保。最后让人们记住的不是他谋炸清朝摄政王的英雄形象，而是投敌卖国的可耻行为。

在张学良看来，无论是英雄人物，还是一般人，都应把做人放在第一位。他认为做人要本着良心，不要总为自己着想，要问心无愧。做事情要“上不愧于天，下不愧于人”。

三、对不同人物，要用不同的标准

张学良在口述历史中，所涉及的人物多达成百上千，其中包括周恩来、蒋介石、张作霖这样重量级人物，也有他的同僚、部下，还有普通百姓和士兵。他在谈论不同人物时，采用不同的标准进行评价分析。

张学良在点评历史人物中，说得最多的是他父亲张作霖，而张作霖是近代历史上争议最大的人物之一。争议的核心问题是对日关系，有的说他是抵抗日本侵略的英雄，有的则说他是勾结日本发展自己势力的封建军阀。对这样严肃的政治问题，张学良没有回避。他说，“东北那个时候，我可以说，我父亲也是经营很苦心呢！在这日本势力侵略之下，自己还要站立起来。日本反对我父亲反对我，反对的主要原因，主要是我们要建设东北。因为我们建设东北，就等于是把日本的力量给推出去了”。这一段评述既符合张作霖作为东北封疆大吏的身份，也反映了历史的真实面貌。

当谈到张作霖被日本炸死一事时，张学良说，“我判断，后来也闻到，日本那些少壮派的人，感觉我父亲不听话，不给他们做傀儡”。“他们想我父亲不在了，我还好控制些。我跟日本人说，你日本是糊涂啊，你把我弄成这样了，我还能跟你合作？”判断日本炸死张作霖的原因是“不给他们做傀儡”。这一句只有7个字，但却非常精确地揭示了张作霖与日本的关系，恰如其分地给张作霖与日本关系做了定位。(www.daowen.com)

张学良的评述与台湾梁敬镦先生的分析非常吻合。梁说，“张对日本即亲仇之不一，日本对张，亦怨悦交并……大抵张作霖对于日本，虽甚富友谊，然日本欲其出卖国家，若日韩合并论中，宋秉峻、李容九之所为者⁽⁴⁾，则非张作霖所能忍受。作霖之贤在此，日本满蒙分离运动之失败亦在此”⁽⁵⁾。这段评论与张学良所说“不给他们做傀儡”是一致的。

面对这样具有争议的人物，又与自己是父子的关系，张学良作出的评价是客观的。张学良在口述历史中，对所有人物，都采用这种客观的标准。人物的层级不同，其评价体系也不同。如对外交官与军官的不同，对领袖人物与士兵的不同。

张学良与顾维钧是非常要好的朋友，当谈到顾维钧外交工作时，张学良只说，“我想顾维钧的东西在历史上一定有价值，因为他参加过很要紧的几件大事”。顾于1924年5月曾代表中国政府与苏联签订《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九一八事变后，以中国代表身份参加了国际联盟李顿调查团。1932年起先后任驻法、英、美大使和驻国际联盟代表等职。1945年，参加《联合国宪章》起草工作并代表中国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其后任国民党政府驻联合国代表。1956—1967年，历任海牙国际法庭法官、国际法院副院长。顾维钧的这些经历，就是张学良所说“他参加过很要紧的几件大事”，所以，他认为顾维钧的东西很有价值。

张学良与郭松龄是莫逆之交，是张在讲武堂时最崇拜的教官。张学良分析郭松龄举旗反奉起因时，认为是他父亲没有采用他和郭的建议，没能及时处置李景林抢占地盘的罪责所促成。而对郭本人只说他逼我差点跳海自杀，却没有任何指责，也没有抱怨。而对郭在战败后逃跑，却大加批评。“他有点懦弱了，是相当懦弱。这让我看不起他了。他不应该逃走，要是我呀，不逃走”。张学良认为郭应该自个儿自杀；或是等着被抓接受审判。“他这样子，很不男子汉”。张学良是用军人面对失败、面对死亡的态度来要求和评价郭松龄的。

张学良在口述历史中，谈到“佩服”这两个字，只用在几个人的身上。一个是他父亲，让他非常佩服；一个是说他非常佩服林肯关于“欺骗”的那段话；一个是说他非常佩服周恩来；一个是佩服毛泽东是个天生的领导人。他佩服共产党，佩服毛泽东和周恩来的主要理由，是说他们能从大处着眼，从全国的角度看问题，从全国抗战的大局来思考和处理问题。

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过程中，周恩来明确表示，“我们为了抗日非拥护他（指蒋介石）不行。他既然不剿共，我们联合抗日，那还非拥护他不行”。所以张学良说，“共产党这些地方我佩服，他们是为了大局呀”。“在政治上共产党人看得远，看得大，看得明白。这是他们厉害的地方，所以我对共产党很佩服”。

张学良对政党和领袖人物，是从大局观的标准和角度来分析的，而对一般人物却不能用大局观的标准去衡量。如对他带领下的士兵，不能用抽象的爱国来要求他们，但要对他们有感情，和他们要同甘共苦，要想着他们，他们才能听你的命令。

四、兼具雄才大略者，才能得天下

张学良在口述历史中说，我这一生中有两个长官，一个是我父亲，一个是蒋先生。张学良这一生除接受这两位长官的领导外，没有受过其他人的领导。这有一种好处，他可对这两位长官进行比较。他说，“我批评他们两个。我父亲这个人啊，有雄才无大略；蒋先生有大略没有雄才”。在张学良看来，这两位长官都不兼具雄才、大略两个方面。

张学良认为他父亲具备雄才，主要表现在他的统治能力上。他说：“我父亲这个人哪，我很佩服他，他有统治人的这个能力。这是天生来的，那些人可以说都是草莽英雄啊，但都服从他，那不容易啊。”在奉系集团内主要领导层，张作霖年龄最小，资历也浅。但他在拉起队伍后，却始终稳坐一把手的位置。而且所有人对他不存二心，忠心耿耿。在近代中国那种动荡不安的社会里，能做到这一点，必须要具备一些超常的能力。我们从张学良的口述历史中看到两点。

一是张作霖的“武功”超人，即他的马上功夫和打枪都是一流的。张学良说：“我父亲给我表演啊，他可以把椅子挂在枪头上，就这么端着不动，稳啊。他表演给那帮兵看，用铜或铁的牌子，离有100米那么远，你打上了，就当地响一下。他就拿起那装好的枪，他不瞄准哪，拿起一个，的一下；拿起一个，的一下。他们真是靠着这个活着。”二是他非常敏感，悟性好。张学良说，我父亲“虽然读书读的很少，但是他这个人非常机警，做什么事情都非常的敏感，看什么事情也十分敏感。他没有什么科学知识，但他对外交啊，科学啊都很敏感，他虽然不懂，但他能看出来了。比如说，奉天发展航空，这都是很新的东西，对此他很敏感。虽然是我去执行，但是，是他要这么做的。所以一般的人都说我聪明，我说我没我父亲聪明”。

张学良说，“我父亲这个人有雄才，无大略”。对此，张学良讲了一件事的两个方面。在奉系发展的高峰时，首先是李景林自己到河北占了河北的地盘，后来又任命杨宇霆为江苏省主席，姜登选为安徽主席，张宗昌为山东省主席等。“这样子大家就都有地盘。郭松龄当然也希望有地盘”。但张作霖不同意给张学良和郭松龄地盘。另一方面，当李景林自行占领河北省地盘时，张学良等人主张处置李景林，张作霖也没采纳。最后导致了郭松龄举旗反奉事件的发生。张学良是用这样一个例子，来说明他父亲“无大略，即他不计划”。

与张作霖相反，蒋介石是有大略而无雄才。关于蒋的大略是什么，张学良只谈了一点，即共产党想夺取政权这一点，蒋先生是估计对了。而对蒋介石没有雄才则谈的较多。首先他认为，“蒋先生这种人，搞买办政治，买办政治就是投机取巧”。其次是说蒋做人做事，没有诚意。张学良说：“他是利用人的。后来慢慢地我也看明白了。那些杂牌军队，大家也都看明白了。”中国有句话“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雠”，张学良认为蒋的这些做法，短时间可以，长时间谁都不会服从。“所以说蒋氏衰微了”。再次是对人缺乏包容性。“蒋先生这个人不但不大度包容，反过来，他是很窄小的一个人”。最后，张学良认为蒋爱用小人。“蒋先生这个人他不使用人才，他使用奴才”。“所以蒋先生手底下谁是人才？没有人才”。蒋曾对张学良说“你不认识共产党，我认识得最清楚”。结果，他还是被共产党打败了。张学良认为，蒋介石和国民党被毛泽东和共产党打败，主要在于政治，而蒋介石搞买办政治，投机取巧，最后失败是必然的。

张学良用雄才和大略来评论张作霖和蒋介石，说两人都不兼具雄才、大略。与之相比较，张学良对毛泽东的评价则没有用雄才大略来评论，只说“毛泽东这人，有他的能力，有领导权哪，这个人很厉害”。当访者提出不同看法时，张学良坚持说：“我不这么想，共产党的成功，毛泽东的作用很大。”我没和毛泽东这个人接触过，但“我的判断，他是天生能领导人”，“那弯弓射大雕，很有气势，他能创造一番事业，我们佩服得很”。张学良还进一步举例说，“我曾跟我的部下说，咱们都是带兵的，万里长征我们问问自己，我们是做不到”。“我说了，要我来领导，会领没了，他不跟你走，他跑了。他却能这么样统御，他具有这个力量”。

张学良的雄才大略论，与三国时期的著名学者刘邵在《人物志》中论英雄的意涵相似。刘认为“聪明秀出谓之英，胆力过人谓之雄”。“一人之身兼有英雄，乃能役英雄，故成大业也”。张学良认为毛泽东是天生的领导人，他有能力，有气势，他创造一番事业，我们佩服得很。张学良对毛泽东没有用“英”和“雄”来评论，只说他是“天生的领导人”，故毛泽东成大业也。

张学良特殊的人生经历，真诚直爽的性格特征，敢说敢为的行事作风，使他的人物评论，没有纯政治家的那种圆滑，更没有研究者的咬文嚼字。让人们听到和看到的，都是他发自内心的一种看法。

作者单位：张氏帅府博物馆

辽宁大学历史学院

【注释】

(1)文中所引用未注明出处的张学良原话，均根据张学良口述历史录音整理而成。

(2)李敖：《蒋介石研究》第3集，华文出版社1988年版，第302—304页。

(3)唐德刚：《张学良口述历史》，中国档案出版社2007年版，第93页。

(4)宋秉峻、李容九均为朝鲜李朝末年的民族叛徒。1884年甲申政变后，宋东渡日本。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后，宋随日军返回朝鲜。在日军指使下，宋与李容九组织一进会，充当内奸。宋屡次向伊藤博文上书，并专程去日本，要求日韩合并。李容九则以一进会会长名义发表声明，要求日韩合并。1910年8月，日本强迫朝鲜签订《韩日合并条约》，朝鲜沦为日本殖民地。

(5)台湾《传记文学》，第31卷，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