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商洛市委党史研究室
商洛是革命老区,商洛人民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最终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新中国建立后,商洛人民在党的领导下,战天斗地,艰苦创业,生存环境不断改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商洛人民在历届党委、政府领导班子的带领下,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全面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党的建设,全市基础条件、城乡面貌和人民生活水平都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呈现出政治、社会安定,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良好局面。
一、商洛改革开放30年的历史进程
回顾商洛改革开放30年的历史进程,大体可分为起步、逐步推进、不断完善、全面深化四个阶段。
(一)起步阶段(1978—1984)。这一阶段主要是改革不适应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管理体制,重点是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拨乱反正的基础上,作出了从1979年起,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1979年2月6日,中共商洛地委即召开了有277人参加的地区直属单位负责干部会议,传达贯彻全会精神,研究制定全区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主要措施。会议在总结报告中强调要“坚决地完整地贯彻执行‘农林牧副渔同时并举’和‘以粮为纲,全面发展,因地制宜,适当集中’的方针”,并明确指出,“允许和鼓励社员搞正当的家庭副业;活跃农村集市贸易,产销见面;实行奖励政策,用经济的办法管理经济”。1979年4月,中央工作会议提出用三年(1979—1981)时间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后,地委在《关于三年调整期间发展农业生产若干问题的决定》中提出了“大力发展以林牧为主的多种经营,力争实现粮食自给有余,尽早地把我区建设成为林牧产品基地,努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经济建设方针。又明确指出,从1979年至1981年的具体方针是“以林牧业为主,粮食自给有余,在多种经营上多作贡献”。在体制方面,“继续稳定的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全区1980年要有60%至70%的生产队推行生产责任制”。商洛农村改革在管理体制上迈出了可喜的一步。
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体的商洛农村改革,大体经历了三个历史阶段。1980年秋即中央(80)75号文件下发前为第一个历史阶段,核心是联产到组,形式主要是建立生产作业组:一是“三包一奖”分组作业,统一核算,超减产按比例奖赔。二是“大包干”。1980年底全区已有67.9%的生产队实行了生产责任制。联产到组责任制,与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相比,组员有了产量观念,比较关心本组利益,但只是把“大锅饭”变成了“中锅饭”,没有彻底克服平均主义。于是,第二个历史阶段即1980年到1982年底以责任到户、家庭经营为主,统分结合的双层承包经营责任制应运而生。到1982年底,全区已建立各种生产责任制的生产队已达17551个,占全区总数的99.9%。其中以土地为主要内容包干到户的队达16656个,占全区生产队数的94.8%。包干到户为主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成为商洛农业生产责任制的主要形式。这种责任制解决了分配中的平均主义和生产中“大呼隆”、瞎指挥的问题,使集体经济优越性和个人的积极性都得到充分发挥,促进了生产的发展。从1983年初到1984年底,为商洛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建立的第三个历史阶段,其重点是完善各业承包责任制,延长土地承包期,提出耕地承包期15年不变的政策。这使农民吃了“定心丸”,极大地调动了农民向土地投入的积极性,有力地促进了全区农村经济的发展。
几乎与建立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同时,改革管理体制实行政社分设工作,也提到了议事日程。1979年地委提出了“拟定恢复乡党委、乡政府,分别管理党务和政务工作”的意见。1983年3月中旬,地区开始在洛南进行政社分设、建乡和供销社体制改革的试点,主要内容是改革公社体制,实行党、政、企分设;解体公社体制,建立乡政府;大队改为行政村,建立村民委员会;生产队改为村民小组。到1984年底全区实行政社分设、建立乡政府工作全部结束。至此,改革不适应农村经济发展的旧的管理体制的工作基本告一段落。以上这些一系列的改革举措,解决了分配中的平均主义和生产中的“大呼隆”、瞎指挥等问题,大大解放了农村生产力,极大调动了农民向土地投入的积极性,有力地促进了农村经济发展,1984年底全市工农业总产值达到67613.2万元,其中农业总产值占67.1%,工农业总产值比1978年增长了89.6%。
(二)逐步推进阶段(1985—1990)。这一阶段,在商洛,改革的中心任务是调整优化产业结构。因为,以农为主的经济结构,只能解决全区人民吃粮的问题,不能解决花钱的问题、致富的问题。1985年秋,地委、行署提出全区农村工作:一是要全面深入地开展农村第二步改革,有计划有步骤地调整优化农村产业结构;二是坚持农业战略方向转移,发展商品畜牧业;三是重视智力开发,加强科技服务;四是继续完善联产承包责任制,进一步发展合作经济组织。在以后的几年里,地委、行署都把调整农业生产布局、优化农村产业结构、促进商品经济的全面发展作为各级党委、政府农村工作的重点,并相继制定下发了一系列文件。到1990年底,第一、二、三产业结构比由1978年的64.3∶17.3∶18.4调整为45.5∶22.9∶31.6。农业生产在质量不断提高的情况下,比重下降,第三产业快速发展,第二产业基本稳定。通过对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与优化,使全区多种经营和二、三产业的发展开始得到全面启动,商洛丰富的人力资源和自然资源开始得到开发利用,全区经济突破了单一“粮食型”、“农业型”的产业结构,基本呈现出农林牧副渔、工商建运服多产业、多部门综合经营、全面发展的新格局。
(三)不断完善阶段(1991—2001)。在改革开放不断深化的情况下,商洛经济建设方针的提出和制定也经历了一个不断认识、不断完善和不断深化的演变过程。1979年至1984年商洛经济建设方针具体是“以林牧为主,粮食自给有余,在多种经营上多作贡献”。这一方针表明了以粮食生产为主的商洛经济在改革开放中开始转轨定向,林牧、多种经营已经提到了应有的位置。随着我区改革全面深化,经济全面发展的需要,1984年7月地委、行署及时提出了商洛经济由以“林牧为主”转向综合经营,逐步过渡为以农村工业、多种经营为两翼的“鸟型结构”模式。农村工业带着历史的必然,摆上了各级党政机关和领导的案头。一时间,商洛的乡镇企业如雨后春笋,破土而出,茁壮成长。到1990年全区乡镇企业已发展到48503个,总产值达5.34亿元,占该年度农村社会总产值的35%。商洛经济特别是农村经济大踏步前进。(www.daowen.com)
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不断完善巩固、党政企分设职责明确、产业结构不断调整、改革不断深化、开放逐步扩大的情况下,地委、行署坚持“发展才是硬道理”,以改革促发展,全神贯注抓经济,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方案和优惠政策。1991年初制定出了“依山致富,兴林抓牧,治坡造田,开矿办厂”的经济建设方针。1994年又增加了“强化‘两通’(交通和流通)”的内容,确立了矿、畜、果、菌、林、药、桑等七个战略重点,并配套制定出了一系列相关规划和政策规定,使全区经济发展的思路更明晰,重点更突出。这些措施的实施,使全区的改革开放进一步深化,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干部群众脱贫致富的强烈愿望和创业精神。全区经济总量增加,发展速度加快,效益提高,人民群众生活状况不断得到改善。2001年底,全区生产总值达到62.58亿元,比1990年增长3.42倍。
(四)撤地设市后全面深化阶段(2002—2007)。2002年商洛撤地设市后,市委、市政府结合市情,紧紧抓住西部大开发和陕西支持陕南突破发展的良好机遇,积极实施“三带一兴两促进”的发展思路,并经过逐步完善,形成了“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把加快发展作为富民强市的第一要务,紧紧围绕突破发展和构建和谐两大主题,坚持生态立市、产业兴市、工业强市,实施开放、城镇、项目、科技四大带动,大力发展现代中药、绿色食品、生态旅游、矿产建材和劳务输出五大产业,优化经济结构,转变发展方式,不断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的经济社会发展总体思路。注重培育优势财源项目、壮大县域经济,先后制定出台了《关于进一步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实施意见》、《关于进一步加快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实施意见》、《关于加快发展县域经济的实施意见》、《关于加强重大项目建设的决定》等重要文件。通过不断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全市经济社会呈现出又好又快发展的良好势头,2006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首次超过100亿元,2007年全市财政收入突破10亿元大关,提前三年实现了“十一五”目标。
二、商洛改革开放30年的基本经验
(一)坚持以解放思想、更新观念为前提,有力地推进了商洛的改革开放与经济建设。思想解放的程度决定着改革开放的程度和经济发展的速度。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犹如春天的暖风吹遍了祖国大地,商洛山在这股春风中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序幕。计划经济逐步转向商品经济,工作重点由以阶级斗争为纲逐步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后,商洛农业生产由以粮为纲转移到决不放松粮食生产、大力发展多种经营和乡镇企业上来,改革的重点由农村转移到城市,由农业转移到工交建运商饮服务企业,一个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的改革开放新格局逐步形成;党的十五大之后,商洛农村工作坚持以扶贫攻坚总揽全局,大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进一步转为大力开展山地农业综合开发和小流域综合治理,进一步坚持巩固稳定完善各业承包制。城市经济以贯彻省委、省政府两个《决定》为重点,大力推进各项综合配套改革措施,不断加大国有企业改革工作力度,进一步加快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步伐。伴随着每一次的思想解放活动,都为商洛的经济发展带来了一次新的机遇,都收到了实实在在的显著成效,广大干部群众的山地封闭保守落后陈旧的思想观念和计划经济意识逐步被市场商品意识、发展机遇意识、改革开放意识、竞争发展意识、科学发展意识、和谐社会意识所取代。但从整个经济社会发展的情况来看,我们思想解放的程度还远远不够。与发达地区相比,商洛的经济、社会发展速度慢质量低,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思想观念还比较落后。今年市委在全市突破发展的关键时期,提出开展解放思想大讨论,这是非常及时和必要的,对全市的发展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通过解放思想大学习大讨论,必将进一步促进全市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新突破。
(二)坚持从商洛区情实际出发,不断理顺经济发展思路。商洛“八山一水一分田”的区情特征决定了商洛经济发展的方向。因此,历届商洛党政领导班子都坚持了“依山致富”的山区建设方针,重点在八分山上做文章,并在实践中不断充实、完善商洛山区的经济发展思路。在《商洛经济发展九五规划和2010年奋斗目标》中,又作出了“土里刨食,土里刨金”、“对内强化基础,对外扩大开放”、“盘活存量,增加总量”等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决策。实践证明这些都是符合商洛实际的正确抉择,应当坚持不懈地加以贯彻落实,并应进一步坚持市委、市政府提出的“生态立市、产业兴市、工业强市三大战略,实施项目、城镇、开放、科技四大带动,大力发展现代中药、绿色食品、生态旅游、矿产建材、劳务输出五大产业”的发展思路,优化经济结构,转变发展方式,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切实加强节能减排和生态环境保护,更加重视改善民生和促进社会和谐,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三)坚持以扶贫攻坚总揽工作全局,着力解决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1978年底全区贫困人口170万人,占农村人口的88.08%,脱贫致富的任务十分艰巨。据此,商洛党政领导班子坚持以扶贫攻坚为中心,着眼于发展整个农村经济,着眼于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着眼于把农村经济发展逐步纳入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轨道的工作思路,采取各种切实有效措施,不断加快脱贫致富步伐。经过30年不懈努力,温饱问题得到基本解决,正在向全面小康迈进。如今的商洛,社会保障体系不断健全和完善,城乡基本养老、医疗、失业保险和社会救助、最低生活保障的覆盖面不断扩大。农村义务教育“两免一补”、农村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和新农村合作医疗等惠民政策得到落实。农村“三通”、便民桥、安全饮水工程建设和经济适用住房建设、廉租房建设等一批惠民工程扎实实施,城镇居民生活环境不断美化优化。“平安商洛”、“和谐商洛”创建活动扎实推进,社会大局稳定和谐。
(四)坚持以财源建设为重点,不断加快企业改革发展步伐。从商洛的经济发展现状看,之所以财源少,经济总量小,其中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工商企业规模小、机制不活、发展缓慢、效益低下等原因所致。为此,商洛历届党政领导班子,始终坚持以提高效益为目标,搞活机制为核心,不断深化企业改革,扩大对外开放,强化企业管理,向改革开放要效益,向规模经营要实力,坚定不移地走改革开放式、质量效益型的经济发展路子。特别是2007年以来,市委、市政府坚持以项目建设为抓手,规划项目、争取项目的力度不断加大,一大批新兴项目的开工建设和投产营运,使商洛昔日没有大项目支撑的局面逐步转变,综合实力有了明显提高。
(五)不断调整优化经济结构,着力培育经济增长点。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产业结构也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一、二、三产业占生产总值的比重,由1978年的64.3∶17.4∶18.3,调整为2007年的25.1∶36.5∶38.4,可以看出第一产业比重明显下降,二、三产业比重显著提高。全市工业化、城市化整体进程加快。矿产建材、现代中药、绿色食品三大支柱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进一步提高。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迅速,农业、工业、第三产业内部结构不断改善,经济运行质量不断提高。
(六)在改革开放中不断加强党建工作、精神文明建设和社会各项事业建设。为了给改革开放提供坚强的组织保障和智力支持,我们把党建工作、精神文明建设和社会事业发展与改革开放工作有机结合起来,相互配套,相互促进,相得益彰,共同发展。如党建工作紧扣扶贫攻坚和改革开放进行,先后开展了整党、社教、整组、“三带一创”(带领群众发展商品经济,带领群众扶贫帮困,带领群众建设精神文明,创建奔小康先进党组织)、先进性教育、商山深处党旗红等活动,“三带一创”活动和商山深处党旗红的经验与做法得到中、省领导的充分肯定并加以推广。这些活动都为加快商洛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建设发挥了强有力的保障和推动作用。实践证明,党只有带领广大人民群众不断坚持改革开放,并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不断加强自身建设,才能永葆先进性,才能把改革开放、民族振兴的伟业不断推向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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