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农村对外贸易的发展看改革开放30年来的农村变化

西北大学　陈　珂

农业兴，农村稳，农民福，则天下安，这是为我国几千年历史所证明的规律。早在秦汉时就有人提出了“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的道理。改革开放后，邓小平也指出：“中国社会能不能安定，中国经济能不能发展，首先要看农村能不能发展，农民生活是不是好起来。”因此，农村问题、农业问题、农民问题，既是我国改革开放的起点，也始终是我国改革开放的重点。我国30年改革开放历史轨迹，就是从中国实际出发，首先解决“三农”问题，进而在城市及各个行业推进的。农村对外贸易发展作为农村经济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在推动农村经济发展，带动农业结构调整，增加农民收入和提高农业科技教育水平等多方面都起着重要的作用，因而通过对农村30年来对外贸易发展的研究，管中窥豹，可见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农村巨变之一斑。

一、改革开放30年农村对外贸易的发展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农村对外贸易的发展步伐基本上是与中国农村经济改革的步伐相一致的。随着农村改革方向的转变而转变，随着农村改革速度的快慢而急缓。大体而言，可以分为以下四个阶段：

从1978年到1991年，是农村改革开放的组织和准备阶段，也是农村对外贸易的积累和启动阶段。在此之前，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虽然也有一些地方的外贸单位，通过人民公社体制在农村建立农副产品生产基地，低价向农民征购农产品，然后出口，外贸所得利润则上缴国家完成部门下达的外贸任务。但这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国际自由贸易，而是按照自力更生、自给自足的经济战略来进行出口创汇，以弥补国内生产不足。农民从中得不到多少利益，因而这种计划外贸不仅规模较小，也引不起农民真正的兴趣。

直到1978年，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全面进行，这种有贸易却无利益的农村外贸局面才得到了根本的改变。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的“全党同志目前必须集中主要精力把农业尽快搞上去”的战略决策和1982年起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极大地解放了农村生产力，为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1985年的农产品流通体制改革，更是取消了长达30多年的农产品统购统派制度，使农民对土地经营的自主权和对农产品上市的自主权合二为一，真正成为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打碎了农村对外贸易的发展的最后一副枷锁。以1986年《关于一九八六年农村工作的参考部署》的中央一号文件的公布为标志，我国农村正式走上了发展商品经济，发展对外贸易的道路。

随着农村经济制度改革的顺利施行，中国农村对外贸易迅速迸发出了巨大的活力，虽然在这一阶段农村的对外贸易还有一定计划经济的痕迹，农产品的出口数额主要由政府来统一规定，受国际价格的影响较小，而且出口的农产品主要是粮食作物和附加值偏低的农业初级产品，更符合我国国情，适应国际市场竞争的经济作物和高附加值农产品较少。但从1980年到1990年的十年中，我国农产品出口总价值还是从43.7亿美元迅速攀升到了99.2亿美元^[1]，增加了一倍有余。农村对外贸易的美好前景，开始初露端倪。

从1992年到2000年，是农村经济全面向市场化探索的一个时期，也是农村对外贸易大发展的一个时期。以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以及同年党的十四大召开为标志，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被明确提出。1993年7月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更是从法律角度上赋予了农业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基础地位。随着农业地位的上升，作为占外贸出口比重15.98％的农产品^[2]对外贸易也越来越感到了国家关注的目光。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被列入宪法和农村耕地承包期再延长30年的政策使受益的广大农民得到了极大的鼓舞，开始慢慢学习以市场经济的眼光重新去审视农村对外贸易的发展。在政府的大力引导推动下，农业经济内部的作物结构开始了迅速的调整，全国粮食播种面积从1984年的16.9326亿亩减少到了1997年的15.8355亿亩，而经济作物的播种面积则随之大幅增加。同时农林牧副渔在农业总产值中的构成比例也发生了重大变化，由1978年的农业一统天下逐渐演变成为各产业的均衡发展。在不影响基本粮食供给的基础上，农民开始顺应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更多地去追求农产品的附加值。随着农业结构的转变，在对外贸易中更加具有比较优势或优势资源禀赋^[3]，能在贸易中获得更大利润的劳动密集型农产品和部分土地密集型产品开始取代传统的初级农产品占据了农村对外出口贸易的主要地位。而进口贸易也开始把注意力集中在我国缺少优势禀赋的产品上去。在此期间，虽然农产品出口占外贸出口总额的份额一直在下降，但其所创造的外汇在创汇总额中的份额却在不断上升^[4]。农村的对外贸易，开始走出了计划经济时期数量为主的歧路，走上了以市场为主导，以质量取胜的新的道路。

从2001年到2008年，中国经济大发展的时期，也是农村对外贸易向更大更深发展的时期。

随着2001年我国成功加入WTO，农村对外贸易的发展无疑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在面临挑战的同时，也给了我们从没有过的充分利用国外资源和市场来发展自身的机会。这一时期党的十六大所提出的对农村“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和十七大所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设想，则为这一时期农村对外贸易的发展鼓足了力量，指明了方向。

随着政策指引和农民自身市场经济意识的提高，这一阶段农村对外经济的发展与以前相比，明显呈现出多元化与科技化并重的倾向：在产品领域，保持原有的具有比较优势的农产品出口稳步上升的基础上，随着我国整体科技水平的上升和政府关于要发展现代农业、科技农业的指示，深加工农业、特色农业和高科技农业开始在对外贸易中崭露头角；出口经营主体领域，在原有的国有企业和乡镇企业之间，外资企业出口农产品的比例开始逐渐上升，为农村对外贸易发展提供了一种新的选择；在投资领域，也出现了农村直接利用外国资本或新型技术投资本地，以提高农产品国际竞争力的新型方式。

从计划向市场化的转变，使农村对外贸易的发展走上了快车道，而向多元化与科技化的转变，则使对外贸易发展经历了一个井喷时期，仅2002年，农产品出口总额即比2001年增长了12.6％，2003年，农产品出口总额又同比增长了17.4％。在改革开放的大旗下，农村对外贸易这一新兴产业正在和古老的中国一起，焕发着无限的活力。

二、改革开放30年农村对外贸易发展对农村经济的宏观影响

农村对外贸易的发展作为农村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有力地促进了我国农业综合生产力的提高，为我国农村经济的持续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为我国农村的面貌在30年中焕然一新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具体而言，主要有四方面：

第一，推动了农村经济运行全面向市场化、国际化的新道路转变。在对外贸易的带动下，农民不再只是过去传统意义上处于被动地位的生产者，而是逐渐变成了主动的市场参与者，开始全方位地介入农产品的市场化运作。由农民自发办起的适用于农产品贸易的流通组织遍地开花，如雨后春笋般迅速成长，逐渐形成了一套包括生产、收购、加工、运输在内的完整的贸易链条。截至2006年，我国出口金额在1000万美元以上的农产品出口龙头企业出口的农产品金额已经占据了全部农产品出口总额的46％。在国际贸易中，我国农村企业也由原先被互通有无的消极观念主导的国际市场的被动接受者转变成为积极的国际市场竞争者。仅2006年，就先后有十余个省市的农产品出口企业人员经商务部组织出国培训，考察了包括美、欧、日、韩等16国的市场基本信息情况，并迅速根据所掌握的市场情况对自身的贸易政策作出了调整。30年的对外贸易发展，推动了农村按市场配置资源，出国门参与竞争，充分利用国内和国际两个市场，依靠两种资源来发展自身的新经济理念的形成。

第二，促使支撑农业生产能力的基础发生根本性转变。过去传统意义上支撑农业生产的基础主要是一些自然意义上的生产资料，如畜力、自然肥和经验式的耕种方式和方法。在改革开放前半封闭式的农村中，这种情况维持了相当长的时间。改革开放后，随着农村自主对外贸易的发展，中国农村、中国农民和国外先进农业技术、农业理念之间，开始不可避免地产生越来越频繁的接触、碰撞、交流和学习，农村支撑农业生产能力的基础随之开始发生悄然的改变，现代工业生产的农用生产资料和生产技术开始取代传统的自然生产资料。这种改变带来了农产品在国际竞争中地位的显著上升，中国的高附加值农产品开始在世界市场上占据一席之地。2006年，中国浓缩苹果汁出口量占到了世界出口市场份额的45％。高附加值农产品的大量出口，大大增加了农产品对外出口的利润。而对外贸易利润的显著增加，又反过来刺激了农民更加积极地推广现代农业科技，使得科技强农、科技富农的观点越来越深入人心。仅仅用了不到30年时间，科技支撑农业生产的基础地位已经变得不可动摇。

第三，拉动农业经济内部产业结构发生重大转变。改革开放以来农业生产力的不断提高，传统的自然农业向现代化农业的不断过渡，为农业产业结构的变化打下了基础。农业科技进步所带来的越来越高的生产效率，使得农民用更少的劳动力投入、更少的土地就可以收获更多的粮食，从而解放了大量的土地和农业一线劳动力，农村对外贸易的蓬勃发展则为这些劳动力和土地的利用提供了市场导向和充足的资金支持。这些土地和劳动力被迅速用于经济作物和高附加值农产品的生产、加工、运输之中，实现了以市场为导向农业资源的优化配置。在1978到2002年的24年中，农业(种植业)占农业总产值比重下降了25.48个百分点，林业上升了0.33％，牧业上升幅度最大，达15.88％，渔业上升9.27％。在种植业内部，粮食作物种植面积从1978年的75.78％下降到了2002年的67.18％，蔬菜则从1.22％上升到了11.22％。农业经济内部结构的变化直接引导着农村对外贸易结构也开始向着有利于发挥我国资源禀赋优势的方向在发展，从1985年到2002年，我国以美元计价的肉食、蔬菜、水产品出口分别增加了4.55、11.40和10.58倍。^[5]而进口的则主要是我国缺乏比较优势的小麦、大麦、大豆等。巨大的贸易顺差使我国从对外贸易中获得了越来越多的好处。(www.daowen.com)

第四，为农村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发生了根本性转变作出重要贡献。改革开放之前，农村一直处于财政净流入的状态，自身资金不仅不能满足基本生产生活需要，还要从城市吸纳一部分资金来维持农村经济的运行。而在改革开放的这19年中，这一局面得到了根本的改善，1997年，农村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份额甚至达到了52.76％，超过了城市5.52个百分点，其中对外贸易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此后虽然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2003年“非典”，以及加入WTO后的政策壁垒使农村经济受到了一定的影响，但蓬勃的对外贸易仍然支撑着农村经济继续向前发展。在2006年，农村对中国经济增长贡献份额为42.2％，依然牢牢占据着中国经济的半壁江山。

三、改革开放30年农村对外贸易发展对农村经济的微观影响

30年来农村对外贸易的发展不仅仅只在宏观方面对农村经济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微观方面，农村的对外贸易也在不知不觉中改变着普通的农民的生活，使得农民的生活与农村宏观经济一起，不断地经历着喜悦。具体而言，微观方面的影响有以下几点：

第一，拓宽了农民的就业门路。研究表明，每增加1万美元的农产品出口，能够直接或间接地创造19.88个就业机会，蔬菜等产品出口甚至可以带来超过30人的就业机会。^[6]这就使广大农民有了摆脱了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传统生活，而在农产品出口的产业链条上找到自己新的位置的机会。1978年直接处于农村一线生产的劳动力占农村劳动力总量的92.88％。而2006年时这项数据已经降至57.3％。^[7]与之相对应的，农村非农就业的比例达到了42.7％，在2006年农村贡献的国民经济产值中，有87.9％是由农村二、三产业贡献的。农民就业门路的拓宽在调节了农村三大产业之间平衡的同时，也为农民收入的增加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第二，增加了农民收入。农村改革开放归根结底，还是为了让农民生活富裕。而对外贸易所带来的最直接的好处无疑就是极大地增加了农民的收入。1978年全国农民年均收入不过74.67元，而2002年仅农产品出口就使农民人均收入增加了12.13美元，折合人民币超过了100元。仅农产品出口一项，农民所获得的收益便超过了改革开放前一年的总收入。如果要计算对外贸易的产业链所带来的其他收入，这个差距还会更大。而在2002年，农民农产品出口收入只占农民人均纯收入的4.3％。2006年，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了3587元，是1978年的48倍，按照2008年的形势预测，农民人均纯收入肯定将突破4000元。数据的背后，则是农民生活水平的跳跃式提高。

第三，促进了农村科技教育发展，提高了农民素质。农村对外贸易不断向前发展，尤其是2001年中国加入WTO的大背景，使得如何适应不断变化的国际市场，如何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保持自己产品的竞争力，如何合理地运用国际贸易规则来为自身服务，不仅是政府关心的话题，而且逐渐变成了与农民自身利益切身相关的问题。这无疑促进了农民对于自身文化水平和子女受教育程度的关注，对外贸易发展所积累的资金又无疑为这种关注提供了资金动力。至2005年，全国小学学龄儿童净入学率已经达到了99.1％，小学毕业生升学率达到了98.4％^[8]，农村人民基本脱盲。农民素质的不断提高，反过来又促进了农业科技进步的步伐，越来越多的农民开始拥有使用现代化农业工具的技能，农业电力化、机械化、水利化的程度越来越高。农业发展开始走向了现代化、集约化的康庄大道。

农村对外自主贸易从无到有的发展，可以说是我国30年来改革开放步伐的一个缩影，随着改革开放的一步步深化而发展，随着改革开放的一步步发展而强大。如果说中国农村经济30年来翻天覆地的变化是改革开放政策所结的硕果的话，那么农村对外贸易的发展就是这硕果上一块甘甜的果肉。透过这一块果肉的成长，可以让我们窥探出整个果实成长的全过程，通过这一块果肉的鲜美，也可以让我们想象出整个果实的香醇。

目前，我国已经成为世界上农产品出口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在基本满足国内市场的前提下，目前农产品出口市场份额已经占到了世界农产品出口份额的3.4％，成为居欧盟、美国、加拿大、巴西之后的世界第五大农产品出口国(集团)。越来越多的农业生产经营者步入国际大市场，客观上改变了农业产业结构，增加了农业科技含量，增加了农民收入，促进了农民的文化教育水平，为我国“生产发展，生活富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打下了坚实的的物质和思想基础。虽然目前农村对外贸易上还存在着金融和信贷对农产品出口支持不足、出口企业管理基础比较薄弱、主动性开拓和发展海外市场能力仍显不足等问题，但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大背景支撑下，农业对外贸易总体上持续稳定增长的大态势已是不可动摇的。

【注释】

[1]程国强：《着力提高出口竞争力——中国农产品出口结构变化与政策建议》，载于《国际贸易》2004年第二期。

[2]程国强：《着力提高出口竞争力——中国农产品出口结构变化与政策建议》，载于《国际贸易》2004年第二期。

[3]本文采用李嘉图的比较优势学说，即认为各国(地区)之间劳动生产率或生产成本之间的相对差异是比较优势的基础；本文采用H—O的要素禀赋学说，即认为各国(地区)之间的要素禀赋差异会带来相对比较优势。

[4]程国强：《着力提高出口竞争力——中国农产品出口结构变化与政策建议》，载于《国际贸易》2004年第二期。

[5]张晓山、宋洪远、李惠安：《调整结构·创新体制·发展现代农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83页。

[6]程国强：《着力提高出口竞争力——中国农产品出口结构变化与政策建议》，载于《国际贸易》2004年第二期。

[7]《2006—2007中国农业经济绿皮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3页。

[8]《2006—2007中国农业经济绿皮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24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