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与中华民族精神的时代建构

陕西师范大学　许　宁

中华民族是勤劳勇敢、爱好和平的伟大民族，她屡遭踬踣而自强不息，饱经患难而一往无前，保存了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中唯一延续下来的文化体系和思想传统，形成了富于东方色彩和中国气派的民族精神，成为我们古老民族精神家园的稳固基础。中华民族精神是中华民族在长期共同生活和社会实践中形成的文化结晶，是对中华民族的生命存在及其尊严、价值、意义的全面理解和深刻诠释，体现了对民族价值理想和终极关怀的执著追求。这既是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来薪火相传、奋发图强的根本精神支柱，也是在新的战略机遇期继往开来、改革创新的强大精神动力。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一直视民族精神为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撑，而且将是否具有高昂的民族精神作为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国力水平的重要尺度之一，从而对中华民族精神的自觉认识也达到了新的历史高度。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改革开放是党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带领人民进行的新的伟大革命，目的就是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现代化，让中国人民富裕起来，振兴伟大的中华民族。”这就精辟阐述了改革开放的目的，深入揭示了改革开放在中华民族精神的发展进程中的重大意义。民族精神具有独特的民族性和鲜明的时代性，当代中国社会的发展实践赋予中华民族精神以新的时代内涵。

一、改革创新是中华民族永葆青春的精神传统

中华民族是一个重视变革、强调日新的民族，这是她之所以延续至今、永葆青春的精神动力。就宇宙法则而言，《周易》肯定变革日新既是天道的规律，又是人类社会的规律，成为宇宙万物共同遵循的普遍性原理和法则。《周易》专设《革卦》探讨变革的问题，指出变革对于天地和人类的发展具有重大的影响，所谓“天地革而四时成”，“革之时大矣哉”，^[1]，并进而提出“与时偕行”^[2]的观点。

就历史规律而言，中华民族极为重视社会历史规律的认识，尤其是从王朝更迭、治乱兴亡中探索政治的根本。《礼记·大学》记载，商汤的《盘铭》说：“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指的是要天天除旧更新，不间断地更新又更新，其中蕴含着日益创新、不断变革、与时俱进的理念。《诗经·大雅·文王》也主张：“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因此，汤武革命往往成为儒家政治思想的中心议题之一。儒家认为合乎道义的行为应当是“顺乎天而应乎人”的，而汤武革命在价值上是合理的，是必然的，也即革命的一方是符合道义的，而被革命的一方则是与道义相违背的。由此儒家肯定了汤放桀、武王伐纣的合法性。

就制度创设而言，传统文化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就是典章制度，陈寅恪认为：“中国家族伦理之道德制度，发达最早。周公之典章制度实中国上古文明之精华。”^[3]儒家以因革损益的态度对待古代的礼乐文明和典章制度，孔子指出：“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4]这就从制度创设的层面同样明确了制度变革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就社会实践而言，封建社会的历代统治者为了稳定统治秩序、缓和阶级矛盾，也采取过若干改制、更法措施，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取得了一些具体成效，但在顽固守旧势力的干预下往往又陷入失败。例如，王莽改制、王安石变法、张居正改革以及百日维新运动莫不如此。

所以，从商汤革命的历史事功到因革损益的制度创设，从大化日新的宇宙法则到更法维新的社会实践，都表明了中华民族敢于突破、不断开拓的巨大勇气和豪迈精神。而改革开放的伟大进程则是中华民族最新一次的自我更新、自我改造的社会运动，其社会变革之深入，涉及层面之广泛，动员人数之众多，历史影响之深远，实施效果之卓著，都是前所未有的。

改革开放迎来了30周年，中国社会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邓小平将改革称之为“第二次革命”，这意味着不仅社会体制、物质生活领域的深刻变化，而且在精神世界和社会心理领域也日益发生着重大的调整和转换。改革首先是思想的解放和观念的创新，这就意味着总是伴随着争论而一路前行的。众所周知，正是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理论大讨论、思想大解放中，突破了“两个凡是”的桎梏，十一届三中全会奏响了改革开放的号角；同样也正是在“市场经济到底是姓社还是姓资”的争论中，党的十四大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宏图。在新时期现代化事业发展到新的阶段，同样需要进一步解放思想，突破原有观念的束缚，以改革创新精神应对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新挑战、新机遇。

可以看出，中华民族的现代化事业不是因袭故国的秩序，并非照搬别国的模式，而是当代中国人以自己的聪明才智、血泪汗水硬生生地从本没有路的地方走出来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路径选择。而这样的选择是与中华民族自古以来的变革日新的精神传统一脉相承的，甚至可以说，改革创新精神是民族精神的时代投射。

二、和谐开放是中华民族融合发展的核心理念

中华民族同样也是重视和谐、爱好和平的民族。所谓“和”，是与“同”相对而言的，强调系统内各要素的相互促进、相互融合以及不同系统之间的均衡。所以，一个和谐的系统必然是一个开放的系统，一个和谐的社会必然是一个开放的社会。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中国传统文化的“贵和”理念代表了一种和谐价值观和开放价值观，代表了中华人文传统的基本文化精神和热爱和平的中华民族精神。

传统文化向来主张“以和为贵”，即以和谐为最高价值，儒释道三家皆有推崇和谐的理念阐释和命题表达。《论语·学而》指出：“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在治国处事、礼仪制度等方面，要求以和为价值标准。老子称：“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5]肯定道之所以能产生万物，是因为道蕴涵着阴阳两个相反方面，宇宙万物亦都包含着阴阳正负两个方面，阴阳的互相摇荡、互相作用，而形成和，因此和是宇宙万物的本质以及天地万物生存的基础。佛教也认为万物是由因缘和合而生的，因而对表征和谐统一的圆融精神倍加推崇。如天台宗“三谛圆融”、华严宗的“六相圆融”、《大乘起信论》的“一心二门”等皆是也。在此意义上，霍韬晦认为中国佛教的发展路径乃是一条圆融之路，具体展布为：“三论宗是言教运用上的圆融，天台宗是存有上的圆融，华严宗是现象上的圆融，至于禅宗，则预取了前三者的教相，而化为行履上的表现。所以，禅宗不是‘说’圆融，而是‘行’圆融；不是‘教上’的圆融，而是‘教外’的圆融。”^[6]《中庸》更进一步从本体论的高度进行了总结：“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进一步明确了“和”是宇宙万物产生、发展、运行的本质规律和最高准则，任何事物一旦背离“和”，就会丧失存在和发展的可能。宇宙中千差万别的事物是按照“和”的法则，相克相生，相济相成，各在其位，各得其所，参赞化育，实现和谐共处的。“贵和”理念渗透、表现于传统社会的诸方面，例如“政通人和”讲的是政治治理的和谐，“家和万事兴”讲的是家庭关系的和谐，“和而不同”讲的是为人处世的和谐，“协和万邦”讲的是国家之间关系的和谐，“和气生财”讲的是经济商贸关系的和谐，等等。

中华民族具有高度发达的思想文化传统，对异域民族的文化抱持兼容开放文化心态，而非一味的守旧排外。费孝通先生通过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历史考察，精辟指出：“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的对抗中出现的，但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则是几千年的历史过程所形成的。”^[7]从中华民族的形成史来看，上古各部落在不同地域环境中逐渐形成了诸多族群，通过劳动和战争等使族群发生分化、组合，不仅是华夏族，还包括汉族以及中华民族，都是民族融合的产物。民族融合既带来了种族的大融合，也伴随着文化的大融合。所谓中华民族的图腾“龙”，就是文化大融合的独特表征。汉、唐千余年，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基本形成。魏晋时期是民族大融合的重要阶段，少数民族政权采取了“汉化”的开放政策，大大加深了文化融合的进程。从辽、西夏、金开始，到元朝，少数民族则完全融入中华民族大家庭之中，成为中华民族的重要组成部分。少数民族在北方广大地区建立了区域性政权，尤其是元、清两代，蒙古族和满族相继建立了全国性大一统政权，基本奠立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格局。中华民族的凝聚力进一步增强，少数民族的向心力更加自觉，文化认同感更加强烈。在中华民族内部，既确立了汉族的主体地位，同时也确立了少数民族与汉族一体的、平等的关系。全国性少数民族的大一统政权的建立不仅没有使中国文化传统发生断裂，反而构成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构成中华民族精神形成和发展过程中走向丰富和深化的重要环节。

在对外交往中，佛教东传和玄奘西游成为中印文化交流的典范，著名的丝绸之路也成为中欧文明的桥梁和纽带，日本遣唐使和鉴真东渡扶桑则见证了中日文化的频繁交往，郑和七下西洋更代表了中华民族协和万邦、通济五洲的开放气度和恢弘胸襟。闭关锁国、盲目排外只是历史长河的一瞬间。中华民族的发展史是各民族人民友好相处、共同生活、彼此促进的历史，是对内政通人和、对外协和万邦的历史，事实证明了中华民族是栖息在中华大地上休戚与共、水乳交融的命运共同体。

三、改革开放精神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时代建构

伟大的时代需要伟大的民族精神。抗战期间冯友兰把民族精神称为“国风”，指出中华民族依靠这种民族精神，成为世界上最博大的民族，而“在眼前这个不平等战争中，我们还靠这种国风支持下去。我们可以说，在过去我们在这种国风里生存，在将来我们还要在这种国风里得救。”^[8]任何一种民族精神既是历史的也是时代的。因此，这意味着民族精神既是一个民族的生活实践、存在方式、价值理念和精神气质的反映，又体现了鲜明的时代特征，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的。

首先，改革开放精神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时代传承。(www.daowen.com)

中华民族在历史上有过若干阶段的“盛世”，而改革开放可以说是“于斯为盛”，中国社会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盛世。改革开放以来所推动的生产力之迅猛发展，所产生的生产关系之剧烈变革，所引发的对当代中国人精神生活之震撼冲击，超过了以往任何一个历史时代。

伟大的事业需要伟大的民族精神。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图的顺利实现，有赖于与此相适应的民族精神作支撑。所以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需要大力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中华民族精神是中华民族优良传统和集体智慧的结晶，是海内外华夏儿女、炎黄子孙的精神纽带和文化情结。因此，要弘扬中华民族精神，就必须要传承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高度重视中华民族的先辈们给我们留下的宝贵思想遗产，实现其现代转化，服务于当代社会。中国人民正在进行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是培育民族精神的沃土。民族精神是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强大精神动力，而生动活泼、热火朝天的实践活动又为民族精神的丰富发展提供了取之不尽的源泉，不断赋予民族精神新的时代特点，使中华民族精神成为凝聚民族力量、开创和谐幸福生活的精神力量，而改革开放精神就是传承优秀民族传统并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当代实践中不断发展的思想成果。

其次，改革开放精神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时代建构。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长期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在开创历史伟业的同时也在不断地丰富着中华民族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涌现了大批可歌可泣的代表了民族脊梁的英雄人物，展现了当代中国人的精神风貌和思想状态。

改革开放以来，中华民族精神日益成为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大精神支柱，积淀为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基本要素，凝练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主要内容。改革开放的30年，既是社会生产力极大发展的30年，也是中国人民意气风发、战天斗地、焕发出强烈民族精神的30年。例如，在抵御百年不遇的特大洪水等自然灾害面前体现英勇无畏、敢于胜利的抗洪精神，面对非典型肺炎等重大疾疫而表现出的镇定果敢、从容有力的抗击非典精神等，尤其是最近的在汶川大地震后全国军民所昭显的万众一心、众志成城、不畏艰险、百折不挠、以人为本、尊重科学的伟大抗震救灾精神，可以说都是伟大的中华民族精神的具体而生动的体现。改革开放的目的就是为了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改革开放进程中所形成的时代精神业已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使我们伟大的民族精神得到了进一步的丰富和升华。

再次，改革开放精神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时代形态。

当今时代的发展趋势深化了中华民族精神的培育，丰富了中华民族精神的内容，并不断地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新时期以来，国内外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新特点。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在曲折中发展，科技进步日新月异，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文化呈现多元化态势。这些新情况、新特点要求我们必须不断地丰富和拓展民族精神，包括培育和弘扬开拓创新精神、改革开放精神、自由平等精神、竞争精神、兼容精神、科学理性精神、民主精神、法治精神等。时代精神是一个民族在其特定的社会生产和生活实践中生成的体现民族精神面貌的深层内核。改革开放是当代中国人的社会实践，改革开放精神当然也体现了当代中国人的精神实质，体现了当下中华民族精神的本真形态。

经济全球化时代，思想文化呈现多元交织、相互激荡的状况，我们必须把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作为文化建设极为重要的任务，作为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对于我们坚持文化的民族性、独立性、自主性从而使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对于我国核心价值观的形成和维持，对于我国的精神状态和凝聚力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当前我们要培育的就是这种反映时代要求、富有时代气息的新的民族精神。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和中华民族精神深深地交融在一起，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强大的智力支持和思想保障，成为当代中国人共同奋斗的精神力量，激励全国人民把智慧和力量凝聚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光辉事业上来。

【注释】

[1]《革卦·彖传》。

[2]《乾卦·文言》。

[3]吴宓：《吴宓日记》，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02页。

[4]《论语·为政》。

[5]《老子》第四十二章。

[6]霍韬晦：《现代佛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91页。

[7]费孝通等：《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页。

[8]冯友兰：《新事论》，《三松堂全集》第4卷，河南人民出版社第32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