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人民军队建设史上的地位

解放军西安政治学院　杨忠虎　白　涛

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党的历史上一次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以这次全会为起点开辟的，伟大的改革开放，是从这次全会拉开序幕的。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大业中，它是崭新的一页。30年过去了，三中全会的历史作用和意义越来越清晰透彻。从意识形态领域、经济建设领域和政治建设领域，全方位地推动着国家发生巨变。人民军队建设的历史始终同党的历史，同国家的命运息息相关，也始终服从、服务于国家建设和发展的大局，十一届三中全会不仅是党和国家发展进程中的里程碑，也是人民军队建设历史的重要界标、转折和创新的开始。

一、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人民军队建设的转折点

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从“两个凡是”向实事求是的转变、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转变、从封闭和墨守成规向改革开放的转变。这是我们党和国家在经历了一段曲折之后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选择。一个国家的军队建设不是独立于社会之外的，它的创新发展，必然以前者的创新发展为前提。十一届三中全会给我军建设带来了历史性的转折。

首先，拨乱反正，清除“左”的思想流毒，实现军队建设由“乱”到“治”的转变。“文化大革命”时期乃至1960年军委扩大会议后，片面夸大人的主观意志的作用，大搞“精神万能”把军队建设引入了“左”的轨道；在“文革”中，林彪、江青提出“在军队内部，也有一小撮反党、反社会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黑线代表人物”，在军队内部刮起的“文革”风暴，搞乱了部队的正常秩序；“突出政治”和“个人崇拜”思潮泛滥，搞乱了部队的思想建设；军队介入“文化大革命”，使我军在长期革命实践中建立培养起来的良好的军政、军民关系受到了较为严重的伤害，派性侵蚀了部队的肌体，影响和损害了军队内部团结一致的优良传统，大批“三支两军”人员长期脱离部队，严重影响了部队军事训练，削弱了我军的战斗力。

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军队各级党委紧密联系部队的实际，批判“四人帮”反军乱军的罪行，普遍进行了“十个应该不应该”的专题教育和批判。在应该不应该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应该不应该坚持无产阶级党性、反对资产阶级派性，应该不应该继承和发扬我军的优良传统，应该不应该整顿军队，应该不应该遵守革命纪律和规章制度，应该不应该严格训练、严格要求等军队建设的一系列根本问题上拨乱反正，正本清源。1978年全军政治工作会议，通过的《中央军委关于加强军队政治工作的决议》，就党委集体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恢复政治机关的职能、作用和威信，贯彻执行毛泽东的干部路线和政策，发挥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加强青年工作，搞好连队经常的政治教育，做好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等22个问题，分别作出了具体规定和要求，明确了新时期政治工作的地位、作用及工作方向和任务，恢复和发扬我军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1980年4月，为了进一步贯彻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全军召开政治工作会议，着重讨论加强军队党的建设，要求全军党组织充分发挥党委的核心领导作用、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把现代化革命军队建设搞上去。此后，中央军委发出《关于全军整党工作部署的通知》，通过整党，进一步统一了军队建设的指导思想，整顿了作风，加强了纪律，纯洁了组织，清理了在“文革”期间造反起家、帮派思想严重和搞打砸抢的“三种人”，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使枪杆子牢牢掌握在忠于马克思主义者手里。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拨乱反正的基础上，军队党的建设实现了由“乱”到“治”的转变，走向正规。

其次，适应国家工作中心转移的需要，实现军队建设战略方针由临战状态到和平时期建设的转变。军事需求很大程度上来源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要求，而社会发展尤其是经济发展本身，又为军事领域的变革创造丰富的资源条件，提供经验启示。这两个领域虽然社会分工不同，但其运行结构与本质属性，却有着极大的相关性。美国未来学家托夫勒说：人类组织战争的方式，反映了人类创造财富的方式。反过来也一样，人类创造财富的方式，决定了人类组织战争的方式。党和国家工作重点的转移，反映到军事领域，就是迫切要求有一条与之相适应的军事路线，使之能够和国家的整个政治形势相适应，能够和国家的政治思想路线相符合。这就是要正确处理国防与经济建设的关系，使军队建设服从和服务于国家经济建设的大局，把军队建设建立在国家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同国家建设协调起来；要正确处理军队与国防的应急性建设同长远性、根本性建设的关系，坚持军队和国防建设走以现代化为中心的发展道路，不断提高军队监督的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水平。

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党和国家工作重点的转移的决策，也对军队和国防建设提出了许多新的要求，军队建设面临许多新的考验。所谓“考验”，实际上就是选择，军队发展在实践中面临的重大选择。军队建设既面临着方向、规模、形式的选择，又存在着战略思维方式的转变问题。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对时代主题有一个科学的把握，对战争的可能性作出科学的判断。经过长期观察和冷静分析国际形势的变化，在20世纪80年代前后，我们党提出了“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的科学论断，对战争与和平问题作出新的战略判断。随着维护和平力量的不断增长，世界战争是可以避免的，我们可以争取到一个较长时期的和平环境，这一对时代发展作出的新判断，使得我军的建设要跟随时代主题的发展而变化。即从准备“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临战状态，真正转移到和平时期的建设轨道上来。这是军队建设战略指导思想的重大转折。这一重大转变开启了新时期国防和军队建设的新的航向，国防和军队建设由此步入服务党的中心工作、适应国家经济建设的大局、与国家同步发展的良性轨道。

二、十一届三中全会是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形成的关节点

正确的军事思想是一支军队长盛不衰的根基，人民军队建设必须用科学的理论做指导。长期“左”的错误和“文革”十年动乱，使毛泽东军事思想受到严重损害。因此，恢复毛泽东军事思想，在新的形势下以新的理论形态发展毛泽东军事思想，是时代赋予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的历史责任。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在这种历史背景下运用而生，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则是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形成的关节点。

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毛泽东军事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如同其他军事理论一样，伴随着我国国防和军队建设的不断发展，经历了一个逐步形成，不断发展完善的过程。早在1975年1月，邓小平第一次复出，担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部长之后，针对林彪、“四人帮”对军队的破坏，高举“军队要整顿”的旗帜，恢复了毛泽东的建军传统，提出了一系列重要思想，如抓编制，抓装备，抓战略；克服软、懒、散，建立“敢”字当头的领导班子；调整干部队伍和领导干部交流；军队要克服派性、增强党性、加强纪律性；要把教育训练提高到战略高度；等等。然而这些思想因邓小平再一次被“打到”而中断。1977年邓小平第二次复出，在致力于党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的拨乱反正的同时，努力在军事领域消除林彪、“四人帮”的影响，克服军队当时严重存在的“肿、散、骄、奢、惰”等问题，恢复我军优良传统。提出要把军队办成一个大学校，重申把教育训练提高到战略地位，提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等重要原则。总之，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邓小平通过恢复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坚持毛泽东思想是一个科学的理论体系，奠定了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的理论基础，这是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的初始阶段。

十一届三中全会是邓小平新时期军事理论形成的契机。十一届三中全会营造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政治环境和理论环境，为新时期邓小平军事思想的形成提供了土壤和养分，尤其是真理标准的讨论，更是为军队建设指导思想的转变提出的新的任务和要求，唯此，才有了军队建设转型的理论与实践。

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指导思想是邓小平新时期军事理论形成的基础。什么是毛泽东思想、怎样完整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等一系列重大问题的讨论和正确结论的得出，推进了党的指导思想和各条战线的拨乱反正，推进了全面改革和对外开放，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和观念更新，使我们更加坚信：解放思想是党的思想路线的本质要求，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大法宝，只有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勇于变革、勇于创新，永不僵化、永不停滞，社会主义才能永葆生机和活力。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正是在这一思想的基础上形成并发展起来，同社会主义改革和建设同步发展的。

邓小平新时期军事理论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的理论体系中的重要部分。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是社会主义建设思想体系的一个方面，它的指导思想和具体内容都是围绕我国经济政治建设，为经济政治建设服务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统帅，根据世界格局的巨大变化和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特点，以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有关建立和发展无产阶级军队的方针和加强社会主义国家国防建设的思想为指导，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在开辟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进程中，就军队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大政方针进行了总体设计，相继发表了《精简军队，提高战斗力》、《建设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在军委座谈会上的讲话》、《和平和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主题》、《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国必须在世界高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等一系列重要讲话，对军队建设作出了许多重要指示，提出了不少新的思想和观点，主持军委制定了许多重大决策。例如，国防和军队建设适应党和国家工作重点的转移，在指导思想上实行战略性转变；国防和军队建设要服从整个国家建设大局；军队要担当起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的历史责任；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的精兵之路；国防和军队建设是全党和全国人民的事业等。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以质量建军与发展国防为主体内容的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理论。

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是对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并富有鲜明的时代精神。毛泽东军事思想是在战争与革命为主题的时代，在中国这样一个东方大国进行革命战争和人们军队建设的基本规律的理论反映。而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则是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军队和国防建设基本规律的理论表现。最重要的是，邓小平坚持运用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基于新时期特点，得出了新的科学结论。

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理论是新的历史条件下军队建设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和理论概括。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具有鲜明的时代性、深刻的实践性和科学的指导性，为我们提供了正确认识和解决新时期军队建设和军事斗争问题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是我军建设沿着正确的方向不断发展，夺取新的更大胜利的根本保证。改革开放以来，在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理论的指导下，我军的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不断迈出新的步伐，取得新的成就。军队始终保持自己的性质和优良传统，军政素质和现代作战能力明显提高，出色完成各项任务，经受住了各种困难和风险的考验，在维护祖国统一、安全和稳定，支援国家经济建设和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方面，作出了积极贡献，赢得了党、国家和人民的极大信赖和拥护。邓小平军事思想是思想解放和改革开放实践探索的结晶，它不是禁锢思想的终点，而是指导我军走向新的征程的旗帜和路标。

三、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人民军队建设全面创新发展的历史起点

“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一个政党永葆生机的源泉。”^[1]创新既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和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必然要求，又是党引导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首要前提和根本保证。十一届三中全会打破了长期以来的思想禁锢，开创了新时期中国共产党理论和实践创新的先河，也成为人民军队建设全面创新发展的历史起点。(www.daowen.com)

第一，创新了人民军队建设的目标体系。

人民军队建设的总目标是涉及军队的发展方向的重大问题，牵引整个军队建设。长期以来，受“突出政治”的“左”的思想影响，军队建设只强调革命化，偏离了军队的基本职能。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多次军事会议上，邓小平同志就提出“提高我军战斗力的问题”，强调“国防现代化”问题。^[2]在拨乱反正的基础上，经过一段时间思考实践，他明确概括了我军建设的总目标：“必须把我军建设成为一支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3]革命化就是要求军队坚持党的绝对领导，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坚持老红军的优良传统，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针和政策，始终不渝地保持人民军队的革命性质；现代化就是要求军队适应未来战争的需要，全面提高官兵素质，逐步改进武器装备，正确解决整个部队的科学编程问题，不断提高军队建设的科学技术含量，提高现代条件下的总体作战能力和水平；正规化就是要求军队坚持依法治军、从严治军的根本方针，建立健全规章，提高科学管理水平，用条令条例规范部队建设的方方面面，推动部队建设逐步走上制度化、法制化的发展道路。在“三化”的有机整体中，革命化是根本，是现代化、正规化的灵魂；现代化是中心，是我军建设向高级阶段发展的必由之路，是革命化、正规化的基础；正规化是保证，是现代化建设的必要条件，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三个方面互相联系、互相促进，构成了新时期我军建设的目标体系。

为了实现这一总目标，还确定了军队建设总的原则，这就是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军队始终是党领导的，党要管军队。军队要听党的话，任何时候都不能打自己的旗帜，不能搞小圈子。要坚持党领导军队的各项制度，尤其是通过中央委员会来实现党的绝对领导，更要加以坚持。坚持这些制度，要讲政治纪律。个人必须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要大力加强军队各级党组织的建设，提高党的战斗力；军队要永远成为党的基本路线的忠实执行者和坚定捍卫者；要维护党中央的领导权威。这一原则是根据马克思主义国家、政党、阶级和军队相互关系的学说，指明了我军阶级属性、国家属性、人民属性的一致性，有力地反击了军队“非党化”、“非政治化”、“军队国家化”等奇谈怪论。

第二，创新了人民军队的发展道路。

把军队的发展道路置于国家发展的大局思考，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基本思路。国家经济的发展是国防建设的基础，直接制约和影响国防建设的发展。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反复强调军队现代化只有建立在国家整个工业以及农业发展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军队建设要服从于经济建设，把军队建设和发展建立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指明了在经济不发达的中国加强国防经济建设的根本途径，但这一思想在实践中没有得到很好贯彻。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通过对世界形势和国际战略格局的正确判断，提出“国防建设服从服务于国家经济建设大局”的科学论断，反复强调国防建设没有一定经济基础不行，军队装备真正现代化，只有国民经济有了比较好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在现代条件下，没有什么东西比国防建设和现代化战争更依赖于经济的发展。军队要考虑国家经济条件的承受能力，以国家利益为重，服从国家经济建设大局，要在这个前提下，尽力而为，量力而行。为此，提出军队要注重质量建设，走有中国特色的精兵之路。

走中国特色的精兵之路要义在于：一是国家集中精力搞经济建设，军队要紧密配合，在大局下行动。军队要一心一意地服从国家建设这个大局，要保证经济建设优先发展，因为国家经济发展是军队和国防现代化的基础。因此，军队要尽可能发掘潜力，贡献力量，积极支援和参加国家建设。二是军事机构不能超过军事经济可能承受的能力。“军队人员过多，妨碍武器装备的现代化。减少军队人员，把省下来的钱用于更新装备，这是我们的和平时期的方针，“兵贵精不贵多”，因此，军队要消肿，要精兵简政，压缩军队规模，解决机构重叠、人浮于事以及由此带来的指挥不灵、工作效率低、官僚主义等问题。三是军队装备的现代化，也是个涉及大局的问题，“四个现代化，其中就有一个国防现代化。”^[4]因此，国家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又必须给予国防建设以必要的经费保证，为国防建设提供更为雄厚的物质技术基础，决不能把国防建设放在可有可无的位置上，必须在国民经济不断发展的基础上，合理确定国防投入比例，相应改善武器装备，加速国防现代化。国防经济建设要从我国国情出发，充分挖掘现有经济技术的潜力，在国家经济条件不能满足国防建设需要的情况下，必须创造条件有所作为，把着眼点放在挖掘现有国防经济技术的潜力上。钱就这么多，怎么花是个学问。要好好研究，精打细算，方针要对头，办法要对头，弄得好一些，就可以在现有国力下加速改进武器装备。四是改革检验军队建设的成败的关键就是战斗力问题，提高战斗力是走有中国特色精兵之路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军队战斗力的生成与发展，是谋划军队建设全局和未来的一个重大问题。正确处理数量与质量的关系。核心是质量，而要提高质量，就要坚持“高效”原则，要提高工作效率和指挥水平，提高协同作战能力、快速反应能力、电子对抗能力、野战生存能力和综合保障能力。

第三，创新了和平时期军队建设的模式。

军队战斗力。邓小平多次强调坚持教育训练的战略地位，要作为一个制度问题加以解决。这一思想的提出，不仅再一次强调军事训练的战略地位，而且抓住了军队工作的主要矛盾，理顺了和平时期军队建设各项工作的关系，摆正了军事训练的中心地位，切实符合我军的客观实际。军队战斗力的提高，在战争年代是血与火的锤炼中实现的。而在和平时期军队的战斗力通过什么方式实现呢？这涉及和平时期军队建设的模式问题。邓小平说：“现在不打仗，你根据什么来考验干部，用什么来提高干部，提高军队的素质，提高军队的战斗力？还不是要从教育训练着手？”^[5]他多次强调坚持教育训练的战略地位，要作为一个制度问题加以解决。这一思想的提出，抓住了军队工作的主要矛盾，理顺了和平时期军队建设各项工作的关系，摆正了军事训练的中心地位，切实符合我军的客观实际。坚持把军事训练提高到战略地位，不是权宜之计，而是和平时期军队建设的一个重要指导方针。

和平时期军队的教育训练，一是要依靠“四位一体”的军事实践活动，即军队教育训练的基本内容应包括军事训练、政治教育、科学文化教育和民用技术教育。部队本身要提倡苦学苦练。部队要能打仗，靠提高政治觉悟，靠勤学苦练，从战士到干部都要苦练，从勤学苦练中学本领。要根据现代战争的需要，学习现代化战争知识。要通过学习、拉练、演习，增长各级干部的指挥能力和管理能力，提高战士的军事素质。军队的好传统、好作风，也要从苦练中恢复和培养起来。同时，作为新时代军人还应当努力学习必要的各种知识。二是通过办学校来解决干部教育训练问题。因此，要把院校训练作为整个教育训练的重要环节摆到战略地位上来。办好学校，首要的是选好办校的干部和教师。这些干部比部队现职干部还要重要，要选最优秀的。其次是搞好教材。教材要统一，教材的内容要使学员知己知彼，要重视体现中国自己的战争经验，要有现代战争的知识，等等。再就是要选好学员，各级军官都必须经过军官学校的培训，军队每个阶段的晋升必须经过学校学习，这应当成为一种制度。三是军事训练必须着眼未来战争发展，深入改革创新。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上开始兴起一场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新技术革命，给军事训练带来巨大冲击，中央军委敏锐地发现了军事训练领域必须进行改革的客观需要，把迎接这一挑战作为新时期军事训练改革必须解决的历史性课题。提出改革训练方法，不能总是停留在练射击、刺杀、投弹的水平上，加强诸军兵种的合成训练，解决诸军兵种联合作战的协同和指挥问题。邓小平同志还再三强调，要重视高新技术应用于军事领域所带来的军事变革及其在战略指导上的意义。这些思想对于今天推动新军事变革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导价值。

第四，创新了军队政治工作的观念。

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我军政治工作遭受林彪、“四人帮”的严重干扰和破坏，同时，由于环境、条件和对象的变化，军队政治工作也面临新的形势。在沧海桑田式的巨大变化面前，军队政治工作领域中的一些观念已经落后，若不及时进行观念更新，就可能成为与时代不合拍的、脱离实际的、僵化的教条。军队政治工作改革必然要求我们重新审视长期形成的传统观念，使我们的思想从那些实践证明为不合乎我军实际和军队政治工作发展客观规律的条条框框中解放出来。早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邓小平就大声疾呼：“打破精神枷锁，使我们的思想来个大解放。”使我们的思想和实际相符合，使主观和客观相符合，就是实事求是。^[6]本着这一精神，我军政治工作围绕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的主题，打破精神枷锁，开动脑筋的思想，清除“左”的影响，推动军队政治工作的观念更新。十一届三中全会军队政治工作的观念更新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一是要破除“左”的观念，树立军队政治工作必须适应改革开放形势发展的观念。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和改革开放新形势，正确认识其影响和要求。二是要破除僵化、保守的观念，树立军队政治工作改革创新、适应新形势的观念。确立起改革创新、适应世界新军事革命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观念，从实际出发，对我军的优良传统既要继承又要创新，对已有的经验要进行“扬弃”，主动学习和借鉴地方和外军的有益做法。三是破除军队政治工作中随意化的观念，树立军队政治工作法治化的观念。克服军队政治工作中的人治、专制等倾向，树立法治化的观念，明确依法治军、依法从事政治工作是必然的趋势，加快了军队政治工作领域的立法工作，加强了法制教育，依法领导和从事政治工作。军队政治工作在改革中不断加强，使我军在形势大转折的历史关头，在国家的建设和改革事业的关键时期，经受住了各种考验，服从大局，坚决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成为党和人民信赖的坚强柱石。

【注释】

[1]《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64页。

[2]《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19页。

[3]《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95页。

[4]《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59页。

[5]《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19页。

[6]《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1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