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整体性研究

陕西师范大学　任晓伟

党的十七大在理论上的一个重大贡献就是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崭新概念，并把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统合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之中。这样，党的十七大客观上就提出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进行整体性研究的理论任务。在整体性的视野下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对于深化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有着非同寻常的重要意义。

一、加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整体性研究是当代中国发展的客观要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整体性研究是指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以及这一实践在不同发展阶段的具体理论形态在宏观上的总体认识和系统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一种实践形态，贯穿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整个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作为一种观念形态，则统领着当代中国共产党的整个理论事业，也就是说，整体性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同发展阶段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内在属性。加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整体性研究是当代中国发展的客观要求。

第一，这是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整合研究的要求。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呈现出阶段性与整体性的有机统一。一方面，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都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进程中不同阶段的具体历史条件的理论反映和对在这一具体历史条件下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另一方面，这些理论成果又一脉相承地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进程，形成了对中国这样一个落后的东方国家在建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后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这一根本问题的持续性理论回答，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链条的有机环节。加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整体性研究，既能更加深入地从整体宏观的视角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具体理论成果，同时又能科学整合对这些理论成果的研究，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研究在整体性的视角下提升到新的层次和水平。

第二，这是当前阶段中国改革和发展实践的要求。当前阶段中国的改革和发展处于中国改革史甚至是整个社会主义改革史上最为复杂的世界环境和国内发展环境之中。一方面，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中国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融入当代世界发展的同时，世界范围内的非社会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文化、改革方案、发展主张对当前中国改革和发展的影响也越来越大。另一方面，改革在推动国内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和人们思想观念不断解放的同时，一些错误的思想观念也在不断地影响着人们对改革的认识。走回头路的“左”的主张、新自由主义化的右的主张以及民主社会主义的主张对当前阶段的改革和发展具有不容忽视的消极影响，很容易使人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识模糊化。因此，加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整体性研究，从根本上搞清楚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内在关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民主社会主义以及其他非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思想主张之间的本质区别，更加自觉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由之路，具有重要的理论和政治意义。

第三，这是推动党的理论事业进一步发展的要求。党的理论事业在根本上就是把马克思主义不断中国化。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每一个重大理论成果都分别从不同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彼此联系但又相对独立的理论命题出发，不断拓深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党的十七大把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放置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框架来认识，但并没有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具体理论内涵及其理论体系的内容进行专门性的论述，这就为理论研究提供了充分的政治空间。加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整体性研究，在整体性的视角下总结和提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经验和基本规律，能够为在不断变化的时代和历史条件下党的理论事业的进一步发展提供重要的推动。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整体性内涵

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真正的理论在世界上只有一种，就是从客观实际抽出来又在客观实际中得到了证明的理论，没有任何别的东西可以称得起我们所讲的理论。”^[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正是这样一种理论，它是从中国改革和发展的实践中抽出来并且在中国改革和发展的实践中已经得到证明和将不断得到证明的科学理论。从理论的内涵上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整体性内涵并不是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各自具体理论内容的简单相加或累积，而是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通过总结中国改革和发展的实践经验所形成的一门关于在中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后如何不断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完整理论学说，是在不断发展的时代中展现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学”。要在整体性的研究视野下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这一内涵，必须要明确以下几个基本问题：

第一，理论主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创建和推进主体是中国共产党，而不是其他政党、流派或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学者个体。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政治地位决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科学性和实践性的高度统一。

第二，理论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为世界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提供了“决不同任何迷信、任何反动势力、任何为资产阶级压迫所作的辩护相妥协的完整世界观”^[2]，中国共产党把这一完整的世界观概括为一条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的认识时代和中国发展的思想路线。同时，马克思主义在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中所阐述的关于未来新社会的科学原理为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的历史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提供了最基本的理论依据。

第三，理论内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关于在中国建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后如何巩固和不断发展社会主义的完整理论学说。“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作为一种观念化的理论形态是对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在改革开放中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物质实践的逻辑反映，“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在中国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4]

第四，理论地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既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同时也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即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框架下通过把中国自身的存在环境、实践经验意识化、理论化来发展马克思主义，由此形成的一门体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学”。“社会主义如果要在中国的环境中具有合理性，就必须带有中国的特色，并符合中国社会的需要；但这种社会主义如果一如既往地属于社会主义，就不能只是在中国、还必须在历史上占有一席之地。”^[5]作为一门“社会主义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世界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在理论的内涵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邓小平理论这两个概念既有联系又有不同。党的十五大创建了邓小平理论这一科学概念来替代在此之前沿用并在党的十四大上被确立为指导思想的邓小平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邓小平理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占有无可辩驳的重要历史地位，正是通过这一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从不自觉转向了自觉，中国共产党人开始以充分的历史和理论自觉确立起了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历史必然性的信念。因此，人们在很长时间里把邓小平理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直接等同起来。“邓小平理论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同义语，但不能倒过来说，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外延，比邓小平理论要广阔得多，邓小平以后的理论仍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6]任何一种真理性认识反映认识对象的深度和广度总是有限的，不可能穷尽认识对象的全部。从对中国社会主义一系列基本问题不系统，甚至是错误的认识到比较系统、正确的认识，再到更加系统的真理性认识是一个不断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从相对真理到绝对真理的统一的认识发展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在邓小平理论的基础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在认识上不断深化的理论过程。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整体性内容的立体式建构

在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研究中，一个基本的问题就是“如何深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主要内容和逻辑结构的研究”^[7]。目前我国理论界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内容的构建主要有两种思路，一种是占主导性的思路，主要是从思想路线、社会主义本质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社会主义改革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论、党的建设等方面，或者从思想路线、发展阶段、发展道路、发展战略、根本任务、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建设等方面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进行拉通式的理论建构；另一种思路是为了突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层次性，主张从主题和主线、理论基础和哲学基础、核心内容和核心思想、围绕主题和主线的一系列崭新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理论等方面来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两种思路的区别在于第二种思路对第一种思路进行了“同类合并”，它们的基点都在于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内容的平面式理解。在整体性的研究视野下，可以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内容进行立体式的建构，即必须要抓住并不断深化对一些基础理论问题的认识才能体现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整体性。

第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历史基础。“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8]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深深地扎根于它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历史环境之中。具体地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历史基础涉及的是近代以来中国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的地位、中国社会的发展条件及其与经典马克思主义形成时欧洲社会历史条件的差异、中国独特的历史演进路径和近代社会形态等一系列中国历史发展中的重要问题，这些问题集中起来回答中国为什么要走社会主义道路，并且只能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而不能走任何其他道路。

第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核心命题。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命题之间是否存在共性，即必须要共同面对的基本问题。在这个问题上，邓小平的一个论点非常重要：“马克思主义必须是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必须是切合中国实际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9]近代以来直到当前阶段，中国最大的“实际”就是社会生产力的落后及其对广大人民群众全面发展的束缚。作为高度实践化的理论形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根本上要解决一个社会生产力的问题，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国家的富强最终要体现在人民群众物质生活不断改善、精神生活不断文明、政治权利不断提高和整个社会不断和谐上。在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核心命题，在整体就是“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如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的问题。这一问题涵盖了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体理论成果的核心命题，是对其进行整合性研究的理论基础。(www.daowen.com)

第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发展形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可以划分为“前史”和“正史”两个阶段。毛泽东思想虽然没有包括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之内，但它却解决了中国这样一个落后的东方大国如何革命、革命后如何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历史课题，并客观上不自觉地开始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艰辛探索，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创建的“前史”。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正史”发展的三个阶段。邓小平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第一个具有确定形式的理论形态，它围绕着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一问题第一次以充分的理论自觉解决了中国必须要走一条不同于苏联模式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形成和发展史上的经典形态；“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深化发展形态，它紧紧“围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主题”，“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创造性地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10]，表明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自觉性和实践主动性上达到了新的高度；科学发展观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最新发展形态，它第一次从发展观的高度总结了中国发展的经验教训并围绕什么是发展、为什么发展和如何发展这一命题构建起了完整系统的马克思主义发展学说。

第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十七大作出了明确的阐述：“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立足基本国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11]这个表述包含四个层面的含义，一是在政治层面上，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和党的领导，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二是在经济层面上，坚持市场取向的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发展社会生产力；三是在社会层面上，把提高效率和促进社会公平结合起来，推动和谐社会的建设；四是在社会形态的层面上，推动形成一个以人的全面发展为价值本位的经济繁荣、政治民主、文化发达与社会和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整体上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仅是一种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态和社会主义制度形态，也不仅是中国近代以来形成的一种特定发展模式，同时也是对中国社会发展状态的一种目标设定。

第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演进的基本规律。规律是对事物在最抽象层次上的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形成的一种有着自身内在历史和思想逻辑的新型社会主义形态，它不同于经典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的设想，不同于以苏联模式为代表的传统社会主义发展模式，也不同于当代世界上存在的其他社会主义发展模式。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历史演进的过程中，其内在的支点在于科学社会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结合，即科学社会主义作为无产阶级意识形态产生的思想规定性与近代以来中国的特定历史环境产生的物质规定性之间的一种历史平衡。只有从共产党执政的规律、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等多个角度深入挖掘和诠释立足于这一历史平衡所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演进发展的内在规律，才能在规律的高度上把握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实践。

第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根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但只有马克思主义还远远无法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一近代以来中国最先进的具有高度整合性的文化形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不仅展现出了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而且展现出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吸取和包容世界先进文化以及承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事业的文化能力。马克思主义、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和世界先进文化的融合构建起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根基。

第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当代世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内在于而不是外在于当代世界的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时代发展之间的关系、中国共产党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以及对世界范围内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关系的重新认识、全球化时代的世界社会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民主社会主义的本质区别这些问题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整体性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体现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全球意识”。

与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内容的平面式建构相比，上述问题更加鲜明地展现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内容的立体式特点，把长远的历史延伸性、宽广的理论涵盖性和鲜明的体系开放性有机结合在一起，从而能够更加显现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内容上的整体性。

【注释】

[1]《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17页。

[2]《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09页。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2页。

[4]习近平：《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几点学习体会和认识》，载于《求是》2008年第7期。

[5]阿里夫·德里达：《后社会主义——反思〈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年版，第28页。

[6]沈宝祥：《略谈〈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主题》，载于《学习时报》2007年10月19日。

[7]习近平：《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几点学习体会和认识》，载于《求是》2008年第7期。

[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3页。

[9]《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3页。

[10]《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361页。

[11]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