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国际战略的演变及启示

西安邮电学院　袁武振　高喜平

所谓国际战略，是指一国对较长一个时期整个国际格局、本国国际地位、国家利益和目标，以及相应的外交、军事、经济、文化政策等方面总的认识和谋划。国际战略的制定，受制于该国的性质和一定时期的国内形势，同时也必须适应当时的国际形势和世界格局的发展趋势。

自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改革开放方针以来的30年里，中国在始终不渝地执行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的基础上，根据国际形势的变化，对国际战略也进行了适时的调整。这个调整大致以十年为一个周期，从20世纪80年代“不结盟”的独立自主战略，到90年代“全方位”的睦邻友好战略，再到21世纪初期“和谐世界”的和平发展战略。伴随着这些国际战略思想的演变，中国的外交政策更加积极务实，国际形象得到极大的改善和提高，从而为国内经济发展争取到了有利的国际环境，也标志着中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更加成熟。

一、20世纪80年代：“不结盟”的独立自主战略

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根据70年代末80年代初国际形势的重大变化，在对毛泽东国际战略思想继承和发展的基础上，对中国外交政策进行了一系列重大调整。这些调整，无一不是建立在国际战略重要转型的基础之上。概括而言，这一时期国际战略的转型主要表现在如下六个方面。

第一，指导思想的转型。即从毛泽东以新中国的军事安全、民族独立和自力更生为核心因素，转到邓小平以经济建设、人民富强和开放参与为主题观念。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根据邓小平的新判断，党在总结历史经验与教训的基础上，制定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不仅是对毛泽东国际战略思想的重大发展和突破，而且也实现了党在分析国际形势和时代主题指导思想的一次大飞跃。

第二，对时代主题认识的转型。即从毛泽东以“战争与革命”为时代主题，发展到邓小平“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1983年3月，邓小平在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明确指出：“大战打不起来，不要怕，不存在什么冒险的问题。以前总是担心打仗，每年总要说一次。现在看，担心得过分了。我看至少十年打不起来。”^[1]1984年10月，邓小平进一步指出：“国际上有两大问题非常突出，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南北问题。还有其他许多问题，但都不像这两个问题关系全局，带有全球性、战略性的意义。”^[2]

第三，国际关系价值取向的转型。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前的对外交往中，以意识形态、阶级分野为主要的价值取向。改革开放后则逐步超越了社会制度、意识形态的差异，确立了集中体现国家政治、经济、安全利益的以国家利益为主的价值取向。1986年6月，邓小平说：“我们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不参加任何集团。同谁都来往，同谁都交朋友，谁搞霸权主义我们就反对谁，谁侵略别人我们就反对谁。”^[3]邓小平多次强调“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从容地发展关系”，“不搞意识形态的争论”。^[4]

第四，对国际格局认识的转型。新中国成立后把国际战略力量划分成两大阵营，即帝国主义反民主阵营和社会主义民主阵营。不论其后外交政策如何发生变化，但其主要的思考背景都是世界两极格局这一认识基础。到20世纪80年代，中国对国际战略力量的划分有了新的认识。邓小平说：“中国的对外政策是独立自主的，是真正的不结盟。中国不打美国牌，也不打苏联牌，中国也不允许别人打中国牌。”^[5]这是一个重大转变。

第五，国际事务介入态度的转型。十一届三中全会前，中国对国际整体秩序采取诸如反帝、反修、反对一切反动派这样一种全面否定的批判态度。而改革开放后，中国承认各国政府是本国整体利益的综合代表者，而不管其国内的阶级斗争和社会矛盾如何。1984年邓小平在会见缅甸总统吴山友时指出：“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最好的方式。其他方式，如‘大家庭’方式，‘集团政治’方式，‘势力范围’方式，都会带来矛盾，激化国际局势。总结国际关系的实践，最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就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6]

第六，国际斗争方式的转型。即从原来试图组织国际统一战线转向不当头、不结盟的独立自主和平外交。邓小平指出：“头头可不能当，头头一当就坏了。搞霸权主义的名誉很坏，当第三世界的头头名誉也不好。这不是客气话，这是一种真实的政治考虑。”^[7]“但是我们千万不要当头，这是一个根本国策。这个头我们当不起，自己力量也不够。当了绝无好处，许多主动都失掉了。中国永远站在第三世界一边，中国永远不称霸，中国也永远不当头。”^[8]不称霸、不当头、不谋求势力范围、不搞集团政治，既有利于自己集中精力搞好国内建设，又可以在国际事务中保持很大的独立性、主动性和灵活性。

20世纪80年代中国坚持奉行“不结盟”的独立自主战略，在国际上获得了最大的战略主动权，摆脱了过去那种联合一方去反对另一方的被动局面，使得中国可以作为一支和平的力量，同世界其他国家一道，为消除新的世界大战的危险发挥自己应有的作用，从而有助于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对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顺利进行也创造了一个十分有利的国际环境。“不结盟”的独立自主战略的确立，既是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根据新时期国内任务的需要和国际形势的新发展而对中国国际战略进行调整的结果，也是中国国际战略日益成熟的标志。

二、20世纪90年代：“全方位”的睦邻友好战略

20世纪90年代，随着中国日益深刻地参与到国际事务中，以及冷战结束、国际格局发生巨变和全球化趋势的迅速发展，中国的国际战略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复杂局面。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针对国际形势的变化，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继承和发展了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始终把国家的主权和安全放在第一位，主张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世界各国发展友好合作关系，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按照冷静观察、沉着应对的方针和相互尊重、求同存异的精神处理国际事务。在这一思想指导下，中国尊重世界多样性，促进国际关系民主化，努力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和良好的周边环境，形成了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的“全方位”的睦邻友好战略。

第一，积极奉行和平外交政策与睦邻政策。这一时期，中国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大力发展和改善同周边国家的睦邻关系，努力扩大同周边各国的友好合作。对所有周边国家，不论大小，不分贫富、强弱都一视同仁，平等相待。对于同中国还存在某种分歧的国家，坚持互相尊重、求同存异的原则，积极开展友好接触和来往，增进了解，加强信任，逐步寻求解决分歧，共同促进友好关系，努力创造条件，消除障碍，逐步实现关系正常化。在处理同周边国家的关系中，严格遵循不干涉内政的原则，尊重各国的主权和独立，尊重各国的民族感情，尊重各国人民根据自己的国情选择自己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决不做有损于别国主权和独立的事情。正如江泽民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所阐述的：“要坚持睦邻友好。这是我国的一贯主张，决不会改变。对我国同邻国之间存在的争议问题，应该着眼于维护和平与稳定的大局，通过友好协商和谈判解决。一时解决不了的，可以暂时搁置，求同存异。”^[9]

第二，在整个国际社会主张实行和平政策，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这种国际新秩序是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的，符合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反映了和平与发展的时代潮流。我国认为“国与国之间应通过协商和平解决彼此的纠纷和争端，不应诉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不能以任何借口干涉他国内政，更不能恃强凌弱，侵略、欺负和颠覆别的国家。”^[10]我国还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继续改善和发展同发达国家的关系，认为“国与国之间应超越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异，相互尊重，友好相处。要寻求共同利益的汇合点，扩大互利合作，共同对付人类生存和发展所面临的挑战。对彼此之间的分歧，要坚持对话，不搞对抗，从双方长远利益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大局出发，妥善加以解决，反对动辄进行制裁或以制裁相威胁。”^[11]

第三，我国军事、经济和意识形态等方面的认识和谋划，也是这一时期推行“全方位”的睦邻友好国际战略的有机组成部分。在军事方面，贯彻积极防御的军事战略方针，加强质量建设，走有中国特色的精兵之路；适应世界军事领域的深刻变化，加强教育训练，提高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的防卫作战能力。在20世纪80年代裁减军队员额100万的基础上，江泽民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宣布，我国将在今后三年内再裁减军队员额50万。在经济方面，进一步努力提高对外开放水平。面对经济、科技全球化趋势，我国以更加积极的姿态走向世界，完善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发展开放型经济，增强国际竞争力，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和国民素质提高；积极参与区域经济合作和全球多边贸易体系，更好地利用国内国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在意识形态方面，坚持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认为“国与国之间应超越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异，相互尊重，友好相处”^[12]。

20世纪90年代，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始终不渝地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不仅经受住了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的巨大冲击，顶住并粉碎了西方施加的压力和经济制裁，而且因势利导地开创了大好的外交新局面。中国和主要大国之间的关系得到改善并有了较大的发展，与周边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关系不断巩固和发展，而且多边外交成果喜人。由于采取了积极务实的外交政策，又建立起一个全方位、多层次的外交构架，中国在较短时间里就扭转了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不利局面。

三、21世纪初期：“和谐世界”的和平发展战略

21世纪初期，国际战略格局变化为“一超多强，多边共生”。经济全球化和国际政治民主化成为时代潮流，和平的力量超过战争的力量，世界各国均致力于国内经济发展、科技进步，合作多于对抗，机遇大于挑战，可以说是国家发展的一段绝佳时期。另一方面，世界仍然很不安宁，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依然存在，局部冲突和热点问题此起彼伏，全球经济失衡加剧，南北差距拉大，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世界和平与发展面临诸多难题和挑战。这一时期，中国根据变化的国际国内环境，为国际战略的制定引进了一些新元素。

第一，树立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新安全观，建立公平、有效的集体安全机制。新安全观强调结束冷战思维，以合作的方式谋求共同利益和解决冲突。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提出要“树立互信、互利、平等和协作的新安全观，通过对话和合作解决争端，而不应诉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13]，主张以平等合作而不是武力对抗的方式解决问题，从而阐明了中国国际战略中的一个重要的新元素。在此之前，中国的对外战略所选择的是结盟、非正式结盟、不结盟、对抗、和平共处、统一战线等不同的模式和途径。新安全观所提出的“合作安全”模式，与“和平共处”相比，不但在观念上有更明确的阐述，而且往往有制度化的形式；与结盟相比，它不针对某个具体敌人，也没有严格的盟约限制。在“合作安全”的模式中，参与方可以有多种合作方式，可以是政府间的双边、多边合作，也可以是民间的合作。

第二，以平等开放的精神，维护文明的多样性，协力构建各种文明兼容并蓄的和谐世界。党的十六大报告“主张维护世界多样性，提倡国际关系民主化和发展模式多样化”，认为“世界上的各种文明、不同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应彼此尊重，在竞争比较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14]2005年9月15日，胡锦涛在联合国成立60周年首脑会议的讲话中，明确提出“坚持包容精神，共建和谐世界”。和谐世界强调国与国的和平、人与人的和睦以及人与自然的和谐，强调合作共赢，充分展示了中国人民维护和平、共同发展的决心和信念。推动建设和谐世界，就是各国政治上应相互尊重，共同协商；经济上应相互促进，共同发展；文化上应相互借鉴，共同繁荣；安全上应相互信任，共同维护。建设和谐世界的核心是和谐共处。和谐共处相对于和平共处，不仅要求维护和平而且要促进和睦、合作和共同繁荣。

第三，高举和平、发展、合作的旗帜，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道路。面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取得的令世人瞩目的经济成就，西方一些国家出于冷战思维大肆渲染“中国威胁论”，想方设法遏止中国发展，严重恶化了中国的发展环境。结合这些新情况，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适时提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和共同繁荣的和平发展战略，“中国将坚定不移地高举和平、发展、合作的旗帜，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道路，坚定不移地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世界各国发展友好合作关系。”^[15]强调中国的发展不会妨碍任何人，也不会威胁任何人，只会有利于世界的和平稳定、共同繁荣。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胡锦涛进一步明确指出：“中国将始终不渝地走和平发展道路”。“和平发展”有助于打消外界的误解和疑虑，“始终不渝”彰显着中国执行这一战略的立场和决心。

中国外交在这些国际战略新元素指导下，更加成熟、务实。无论是在双边，还是多边舞台，无论是扩大合作，还是解决冲突，都充分体现了中国负责任的大国形象，为中国抓住宝贵的战略机遇期，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了良好的环境保证。目前，我国已与世界各国广泛建立、发展了“伙伴关系”。各种伙伴关系的建立正是党中央和平发展战略在外交领域的具体应用，它有利于使中国避免自我孤立或公开树敌，有利于拓展中国在外交上开展活动的空间，有利于维护中国的国家安全以及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同时，以和平发展战略为主导的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周边外交方针也为中国建立和维持一个良好而稳定的周边环境。可以说，和平发展战略是党中央以高度的政治智慧，科学地判断国际形势，从中国和世界的实际出发，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所作出的战略抉择。

四、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国际战略的现实启示(www.daowen.com)

改革开放以来的30年里，党中央根据国际国内形势的风云变幻，制定出既体现时代主题又顾及中国和世界政治状况的国际战略，为中国经济建设和国家发展争取到了宝贵的时间，使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大大提高。中国国际战略逐步走上了一个“正常大国”的轨道，一个合作、负责任的中国形象已经为国际社会所公认。在当今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认真总结这30年来中国国际战略的经验，对于新时期中国国际战略的制定不无启示和借鉴。

第一，以世界眼光判断国际形势是正确制定国际战略的前提。世界眼光是一种大局意识和战略意识，对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来说，就是用马克思主义的宽广眼界观察世界，科学把握时代特征，及时了解和把握国际形势的变化，认识和掌握世界政治经济的发展趋势，在世界风云变幻中审时度势，及时调整自己的国际战略和工作思路。面对当今深刻变化的国际形势，我们要抓住和用好战略机遇期，做好改革发展稳定的各项工作，不断把我国的现代化建设推向前进，就必须科学判断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正确应对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以及科技进步的发展趋势，妥善处理影响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各种复杂问题和不确定因素。这是我们在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的征程上将长期面对的重大课题，也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的必然要求。各级领导干部应坚持以宽广的眼界观察世界，善于进行战略思维，正确把握时代发展的趋势，努力从国际国内形势的相互联系中把握发展方向，从国际国内条件的相互转化中用好发展机遇，从国际国内资源的优势互补中创造发展条件，从国际国内因素的综合作用中掌握发展全局，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和更高层次上参与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和竞争，优化资源配置，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

第二，处理国际关系必须坚持独立自主，以维护国家和民族利益为最高准则。国家利益包括国家安全利益、国家政治利益、国家经济利益及国际社会中平等权益等等，是国家对外政策的基本动因，也是国家对外行为的出发点和归宿。邓小平在处理国际事务中鲜明地提出：“中国的事情要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要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来办。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16]“国家的主权、国家的安全要始终放在第一位”。^[17]1989年10月，中美关系正处于极其严峻的时刻，邓小平与来访的美国前总统尼克松谈话时明确指出：“考虑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主要应该从国家自身的战略利益出发。着眼于自身长远的战略利益，同时也尊重对方的利益”，“我们都是以自己的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来谈问题和处理问题的”。^[18]我们应该认识到，国际关系归根到底是围绕国家主权运转的利益关系。中国必须把握自身的战略利益，不受西方国家的干扰，坚持独立自主。国家不分大小强弱都应当相互尊重、平等相待，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异不应当成为发展国际关系的障碍，更不能以某种意识形态为借口去干涉别国的内政，损害别国的主权。国家间的利益是相互的、对等的，应当把维护本国利益同尊重对方利益结合起来。在处理国际关系时，要透过纷纭复杂的表象看清国际关系的本质。尽量发展合作，避免进行对抗。

第三，坚强的国内实力是实施国际战略的后盾。国际战略和国内战略密不可分，二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一般来讲，国际战略是由国内战略决定的，后者是前者的基础、出发点和归宿。国际战略可以说是国内战略的继续，它服务于国内战略，二者不能背离，国际战略必须符合由国内社会经济制度、政治经济形势和任务所规定的国家利益目标。另一方面，二者又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处理得当则相互促进，正确的国际战略能够促进国内战略的顺利实现；处理不当则相互掣肘，错误的国际战略会延误、阻碍国内战略的实现。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一再证明：弱国无外交。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绝不可能有真正独立而又有影响力的外交政策和行动，弱国必然受制于强国，“强权即公理”，这是帝国主义所奉行的实力政策的真实写照。做好国内工作是实施国际战略的基础，没有坚强的国内实力作保障国际战略也就无法实现。在当今新的形势下，我们只有搞好经济建设，增强综合国力，我国在国际上主持公道、伸张正义的腰杆子就能更硬一些，国际地位、国际影响力也将进一步提高。正如邓小平所说：“一切决定于我们自己的事情干得好不好。我们在国际事务中起的作用的大小，要看我们自己经济建设成就的大小。如果我们国家发展了，更加兴旺发达了，我们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就会更大。”^[19]

【注释】

[1]《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5页。

[2]《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96、162、353、57页。

[3]《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96、162、353、57页。

[4]《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96、162、353、57页。

[5]《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96、162、353、57页。

[6]《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53、57页。

[7]《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16页。

[8]《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53、57页。

[9]江泽民：《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载于《人民日报》1997年9月22日第一版。

[10]江泽民：《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载于《人民日报》1997年9月22日第一版。

[11]江泽民：《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载于《人民日报》1997年9月22日第一版。

[12]江泽民《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载于《人民日报》1997年9月22日第一版。

[13]江泽民：《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载于《人民日报》2002年11月18日第一版。

[14]江泽民：《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载于《人民日报》2002年11月18日第一版。

[15]胡锦涛：《在联合国成立60周年首脑会议上的讲话》，载于《人民日报》2005年9月16日第一版。

[16]《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页。

[17]《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页。

[18]《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页。

[19]《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40页。